第十一章 萨克逊和萨利安德意志（919—1125 年）

在封建德意志，经济向上发展很自然地成了一条曲线，其中每一段大约相当于三个皇朝中一朝的统治时期。萨克逊时期（919—1024 年）几乎是完全属于农业和土地经济时期。关于德意志在萨克逊时期的繁荣状态，是有许多具体证据的。其中之一是人口的增加；人口在第十世纪增加得慢，而到了十一世纪就增加得快了。另一个是河道交通的重要地位，特别是莱茵河上的交通。沿着这条河流，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有一长列古代主教区城市，排成了梯形，象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它的主教埃肯巴德在 965 年制定了一项著名的法律，里面管理贸易的条文占着一大部分）、瓦牧、斯拜尔、马因斯、科伦（著名而又富饶的城市）和乌得勒支。就经济重要性论，堪与这些主教区城市相比拟的，是王室领的城市，象科不林士、波恩、安特那赫、威斯巴登。西方沿摩塞耳河，东方沿涅克河和美因河的其他贸易从特累甫、法兰克福和符次堡也流入莱茵河流域。重要的贸易品是忽布花、亚尔萨斯的木器、法里斯兰的法里西安布疋；后一种生意，如此重要，以致在美因斯有一条街叫做法里西安人街。科伦是以铁的贸易中心出名的，铁块是从瑟林吉亚矿山里运下来的。

在讲到德意志萨克逊时期的一般经济社会历吏之前，我们应当来谈一谈捕鸟者亨利为萨克逊本土所做的事情。因为萨克逊是法兰克人的最后征服地，所以，它在德意志王国内是最新的又是建立最晚的公爵领。从萨克逊人放弃崇拜叨尔神和倭丁神①而皈依基督教到这个时候，刚刚是一百年。法兰克政府原来是严峻残酷的，然而没有能铲除古代萨克逊人的风俗、制度和传统， 也没有使封建制度在萨克逊土壤上根深蒂固。当那由土地而产生的农奴制在教会的大庄园上或最高级贵族的大庄园上流行的时候，法兰克或半法兰克血统的贵族的地位在萨克逊，和以前一样还是一个社会等级，并不包含也不具有世袭领占有权的意义。很多萨克逊贵族耕种着自己的田亩而生活，象朴素的乡绅那样——萨克逊人认为：在虔诚者路易时代，瓦拉的做法是可嘉的—

—他们受到那些不及他们富裕的邻人的尊重和景仰，可是并不被他们害怕。萨克逊族的基本群众，是自由人，以自耕农或者租户的身分耕种田地；

他们对天气所感的兴趣比战争要多。除了爱尔福特以外，很少有市镇。直到查理曼时代为止，历史上没有明白提到过萨克逊的什么市镇，虽然有理由可以设想，象巴度威克和麦则堡，甚至帕得鲍恩，是可以算作城市的。甚至主教区和寺院的所在地，也只不过是过度发展的村庄。汉堡、巴度威克、马德堡、哈勒、爱尔福特原是对付汶德人的防御地点。自由农民象以前他们的祖先那样，住在沿河的或广阔平原上的散漫而空旷的村庄里。他们是农业人口， 他们最引为骄傲的出产是马匹，而萨克逊即由此而出名。查理曼为了防患于未然，曾破坏几个古代萨克逊炮垒，象霍亨士堡、斯塔特堡、伊勒斯堡（威突金的最后一个要塞）那样，而这些建筑物除了遗迹以外，已没有别的东西留下了。

896 年时，马扎儿人，即古代匈奴人与后来阿佛尔人的近族，已在台斯河两岸定居下来，他们遍布在多瑙河三角地带的大平原上。此后五十年时期，

① 地图：锡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62—63 页。

① 叨尔神（Ther）即雷神，倭丁神（Woden）即斯堪的那维亚的主神，星期四（Thursday ）从前者得名，星期三（Wednesday）从后者得名。——译者

他们对东德意志和北意大利所进行的掠夺，都是恐怖行为。他们侵入这些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完全象北欧人在前一世纪侵入法国所曾发生的影响一样， 就是，引起城堡的建造和市镇加筑墙垣的活动。900 年时，巴伐利亚的恩斯堡，是用旧罗马的卡斯特拉·巴太瓦（巴苏）城垣的石头建造起来的。在德意志喀罗林朝的最后几年时期中，马扎儿人的掠夺是限于南德意志地区，他们横行于南德的因尼河和莱茵河之间，而多瑙河盆地成为他们侵入的一个天然通路。于是德意志采用了建造堡垒方法来保卫自己。原来当这侵犯开始的时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区的古代罗马城市的城垣早已颓废，所有寺院的各种房屋，都是散乱无章地集合着，国王和贵族的领地都是空旷的田地，而各村庄也都是可以随意出入的田舍。

在又突然又普遍的灾难里，累根斯堡、奥格斯堡、喀姆布莱和麦次赶快修葺了罗马旧城垣，成了第一批避难所。由于这些措施，以及由于重复抢劫使德意志旧省内所可获得的赃物数量越来越少，马扎儿人逐渐把他们掠夺的矛头从莱茵河和多瑙河区转向萨克逊了。可自由进出的村庄、无城垣保卫的主教区市镇和寺院以及萨克逊人原有的一切堡垒已经毁坏，使萨克逊受到马扎儿人的可怕进攻。而且，萨克逊人象原始日耳曼人那样，还是用密集队伍徒步作战的，而这些入寇者则是乘马作战的。萨克逊人尽管是勇敢的，但对这样的一种敌人却没有战胜的可能。

亨利一世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并迅速地采取了行动。这与高卢在查理·马德尔时代当萨拉森人侵入时，或第九世纪在秃头查理时代当北欧人蹂躏法国时，所遇到的问题一样。但是，其结果是不相同的。在法国，王室已衰弱不堪，它不得不让私人倡议去建造堡垒，而这批建造堡垒的人不久就脱离了王室权力的控制。德意志的情形则相反，亨利一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王。虽然他统治的方法，象封建时代里的一般方法那样，在形式上是很封建的，但他的封建政府却是有力的。亨利一世曾批准并监督建造这种堡垒。为了这项目的，他以纳贡九年的代价来获取马扎儿人的和平对待，而在这期间，他在瑟林吉亚和萨克逊建造了那些著名堡垒来保卫扎勒河和维拉河之间的一条防线，由于这一行动，他享有了盛名。

这些德意志的堡垒不是象法国的城堡那样的。它们不是建造在贵族私人土地上的孤单城堡。它们基本上不是属于一个家族的炮垒，象在法国的那样， 而是旨在保护全社会的炮垒。这是在不同的名词里反映出来的。在法国，我们所看到的名词，是“城堡”（castel- lum）和“炮垒”（castrum），很少看到“市镇”（oppidum）这一名词。但是，在德意志，所用的名词是“市镇”（urbs）、“城市”（civitas）和“市府”（municipium）。这样设防的社会单位，是王室领地，往往是一所寺院或主教所在地，而它已成为它周围人口的中心。由于这类社会性职能，德意志的这些堡垒既不同于法国的城堡，也不同于边境上所建造的防舍。它们不象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它们既不是城堡，也不是防舍，而是有城垣的社会。因此，魁德林堡、孟勒本、赫斯斐尔德、科维各寺院，曾经设防，而主教区城市：麦则堡、民登、哈伯斯塔特、凡尔登、不来梅、帕得鲍恩、喜尔得珊、瑙谟堡、马德堡、瓦牧、科伦、喀姆布莱、利格，在萨克逊时代，都曾以城垣围绕起来。有的主教区城，象诺德豪森、波厄尔德、杜德尔斯特德、格洛那，都是在公爵领上筑造了城垣的地点。这些城垣不是象所设想的那样，用石头来造成的。在第十世纪，中世纪的德意志切石和石工技术，还很落后，不能建造石头的建筑物。连教堂

也是用木料建造的。所谓城垣就是木栅，由竖立于地面上的树干来造成的， 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在各个角上还有木头塔楼。有时，木栅是双重的，在外圈之内，还有一所更大的塔楼或卫城。

每九个自由人中，必须有一个人担任军役一个年头，他是驻在堡垒戍兵的一分子。人民大众，和旧时一样，依然住在空旷的乡间，可是为了更加安全起见，每一地区出产品的三分之一是贮藏在堡内的；在堡内，也举行一切会议、大会和宴会。亨利一世，即使没有建立“市镇”，但由于在这些被保护的地方集中贸易和进行社会活动，有力地帮助了它们后来的发展。因为这类地点自然地成为大家愿意居住或住在它们附近的地方，从而在早期发展了商业的重要性。结果，过了不久，在有城垣环绕的窄狭土地范围之内，人口就很稠密了，所以我们看到有过多的人口移住在靠近城垣的郊区。迈仙和麦则堡成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在鄂图一世时代已有一个郊区。可是在第一位萨克逊国王的两代之前，汉堡已有郊区人口，而麦则堡，从它另一个名字阿尔腾堡（Altenburg 意即“老城”）来判断，在亨利一世时代，一定也是一个老城，而在它的旁边，发展了一个新城。

在亨利一世、鄂图一世和亨利二世时代，象一阵骤雨般地赐与市场①，通行税和造币各种权利，证明了萨克逊时代的商业和贸易的发展。连在赫洛茨威撒②的一首诗里，我们也看到关于一个乡村市集的叙述。亨利二世（1002

—1024 年）似乎曾赐给寺院以市场权利，作为他把它们的土地没入国库的补偿。还有六个主教获得了在下列主教区内建立市场的权利：萨克逊的不来梅、奥斯那布律克、哈伯斯塔特；法兰哥尼亚的符次堡、瓦牧、斯拜尔。穿越森林和山岭的大路把那些有利于贸易的地点连接起来。这项贸易辏集于作为城市特征的市场上。很多市镇每年有一次市集，并有规模较小而次数多的市集来出售生活上的日常必需品。在每周或每天的市场上，肉类和谷物的买卖占重要部分。那些规模较大的每年一次的市场是经营工业出品的。单帮小贩则在乡村里走来走去做生意。在大城市里，那些经商为生的犹太人，拥有货栈和仓库。在萨克逊时代，整个德意志的地方贸易是活跃的，可是在古老的西部比在新的东部，它的意义要大得多。

关于范围较大的贸易的明显特征，在于贸易由职业商人来经营。尽管有各种社会根源，它的基础无疑是犹太人。到处都需要并欢迎这些商人设立居留地。他们的最好保护人是国王。家庭所需的主要商品是：谷物、牲口、食盐、葡萄酒、鱼类、布疋、马鞍、武器、羊皮、鞋子、干酪、黄铜、蜡、烹饪用具和面包。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是：乌尔穆、累根斯堡、多瑙河畔的巴苏、马因斯和莱茵河畔的科伦、不来梅、巴度威克、马德堡、麦则堡以及萨克逊的哈勒·科伦，即德意志的大海港，早在十一世纪已有六百个商人。马因斯， 即“王室的黄金泉源”①有一个大市场，在那里欧洲各国的产品进行交换。甚至在第一次十字军以前，可以说，有些地方的商业生活已胜过农业生活。

莱茵河上征集通行税，是中世纪的一种措施，而在罗马行政上是没有先例的。罗马人之所以征集赋税是纯粹为了财政目的，而不是为了经济目的。他们没有征收过河道通行税，而莱茵河是一条自由河道。但是，这一切情况

① 在中世纪，拉丁文“mercatue”起初指“市场权利”而后来指市场地点，但很少指抽象的商业。

② 赫洛茨威撒（Hroswitha，约 932—1002 年）是一个修女、诗人。——译者

① “ aureum regni caput” 。

已一去不复返了。从第八世纪起，通行一项课税原则，即通行税是为了经济的理由而征收的，目的在于改进和维护航运。发给市场执照和控制商业的权利，原是属于帝国的一种特权。萨克逊皇帝依据这项“关税通则”，设立了莱茵河沿岸的通行税站。这些收税处一般位于河流上难以通过的地方，在那里船舶必须徐行或停驶。象其他的职位一样，收税的职务也是作为采邑恩赐的。通行税一般是以实物缴付的；就是，以船货的几分之几来缴付的。最普通的征费是一斐特②葡萄酒，因为葡萄酒是货运中的最普通的东西。在萨克逊和萨利安时期，这种税收是有利于莱茵河商业的，因为那些进款是用在维持莱茵河的航运；但在亨利四世以年幼而未执政的长久时期中，这些通行税站有很多被主教们及其他领主占夺，而它们的收入遂被归入私囊了。后来，亨利四世追还这些税站，他一方面获得了莱茵城市的爱戴，而另一方面引起了莱茵主教（特别是科伦·安诺）及住在莱茵河两岸的封建贵族的愤恨。

德意志的对外贸易，是集中在边境城市：对匈牙利、波希米亚和波兰的贸易，集中在累根斯堡；对波罗的海区的贸易，集中在哈勒和马德堡；对北欧国家和英国的贸易集中在汉堡和不来梅。在邻近国家内，象在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商人是德意志人。在南德意志，多瑙河是商业上的自然动脉， 而这里奥格斯堡和累根斯堡最出名。我们可以证明累根斯堡贸易是从罗马时代继续下来的。那里的商人殖民地似乎从来没有消灭过，而在第十世纪，这殖民地变为强有力了，那是因为德意志国家的双重领土扩展：向多瑙河（特别是在 955 年打败马扎儿人以后）以及向意大利扩展。在第十世纪我们看到， 它已被称为“商人城市”了。954 年在巴伐利亚公爵反叛的时候，鄂图一世曾使用这些商人的河上木船来进行运输。在 1000 年时马扎儿人皈依基督教以后，君士坦丁堡和德意志间的贸易，在数量上大大增加。累根斯堡，由于它的幸运地位，曾成为中欧和拜占廷之间的一个分配站，并从这早期贸易，获得了它早期的繁荣地位和财富基础。在十一世纪末期，萨尔斯堡大主教爱柏哈特，论及累根斯堡时说，它是德意志城市中最富庶的一个城市，而历史家君士坦士·伯诺尔德夸大其词地说，1094 年时在十二周内那里有九千人染疫而死。奥格斯堡早在第六世纪，已筑起了城垣，而城垣建造者的行会正是最早的手艺人行会。在第九世纪瓦牧也有一个行会。

关于十和十一世纪德意志的工业，我们所可说的，比关于商业要少，倒不是因为工业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在创造性和广泛性方面差一些。工业几乎全部限于一种基本上是农业人口所从事的手工职业。妇女们从事纺织、缝纫，即在王室家庭内亦然。在世俗的和教会的庄园上，存在着各色各样的手艺工人。有铁匠、车轮匠、马鞍匠、鞋匠、肥皂工、啤酒工、葡萄酒工、编结网及其他工具者、锯木者、木匠、盾牌制造者、硝皮匠、刻木匠、刀剑匠、漂布者、箍桶匠，等等。在每个庄园的贮藏室里，可以看到床架、床垫、羽毛被褥、罩单、棉衣、坐垫、青铜、铅、铁和木制容器，键、锅钩、铇、钻、斧、刮刀、手斧及其他家庭制造的工具。在教会的大庄园上，或在大领主的有些大庄园上，设立了“工场”，由职工来制造东西，这些职工与其说是农奴，不如说是手艺奴役。这些制品的剩余部分，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例如，我们知道，关于主教君士坦士·革布哈的下列一件事：有一天（993 年） 他召集他的仆人，选择其中最好者，指派他们分别充当厨司和烘面包者、店

② 斐特（fuder）为量器名。——译者

员和漂布者、靴匠和园丁、车轮匠以及各种行业的技师。所有的盐场原来都属于国王，而现在他还保留着其中的大部分。著名的盐场，是位于哈勒、萨尔斯堡、赖肯哈尔、伦涅堡、图耳、弗尔达和哥尔兹的。玻璃广泛地使用在教会建筑方面。

在工业部门中，需要象工厂那样管理的，是磨坊、啤酒酿造厂、葡萄酒厂和盐场。在那里，工人是依附者。管理人有较多的田地来维持他们的生活； 工人有分块的土地和茅舍。这些土地的产权逐渐由原来所有者移转到管理人或依附工人。工业工人在他们工作的时候，给予原料和一定数量的食品和饮料。在剩余的时间内，他们依靠他们的田地（工业田地）来维持他们的家庭； 这些田地比一般份地（田地）要小。

然而，三种工人是有高级技术的，当然也是自由手艺者。他们是矿工、金属匠和刻石匠。班堡和喜尔得珊的罗马式大礼拜堂以及十一世纪早期城垣，是他俩手艺的例证。喜尔得珊大礼拜堂的精致的青铜门最明显地表明了从技巧手艺过渡到萨克逊时代所完成的真正艺术的过程；这大礼拜堂是为主教伯华德（死于 995 年）而建造的。它的设计模型者，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意志人；但是它所用的金属是在德意志开采并冶炼出来的。造屋匠的艺术以及有关宗教建筑的装璜艺术在十和十一世纪中使人惊异地发展起来。论及伯华德时，有人写道：“以又精致又漂亮的图案，装饰着墙头以及天花板。”

①在这方面，班堡的亨利二世的大礼拜堂是一个历史性的纪念物。从记载的事

实，我们可窥见那时曾闪现出一种近代式的微光，就是，建造这大厦的工人们曾“要求”较高的工资；那再一次表明了这种工人一定曾是自由人。

在整个这几百年的时期内，一个经济上突出而意义又日益增长的影响， 是意大利的商业和货币对德意志的重要性。阿尔卑斯山路，以前主要是为军事和朝圣而用，但从 962 年德意志和意大利联合组成日耳曼民族罗马帝国② 以后，这些山路获得了商业上的重要性，那和伦巴城市的兴起是有关系的。意大利是德意志黄金供应的一个来源。越来越多的与东方的贸易，使黄金源源不绝地向阿尔卑斯山外流出。意大利的一位编年史家索拉克特·本尼狄克论及日耳曼人时，伤感地说，“萨克逊人把他们在意大利所可找到的一切黄金白银囊括而去了。”由于阿尔卑斯山路——大圣伯尔纳德和小圣伯尔纳德、斯普吕根、塞普替默、勃伦纳各山路——落入德意志的控制，它在欧洲享有一种商业上和财政上的无限利益；而这一切山路是条条通伦巴平原的。

中世纪德意志有四条和东方连接的路线：（1）经由威尼斯及其他意大利城市，（2）通过君士坦丁堡，（3）通过俄罗斯，或经由“发兰琴路”或经由累根斯堡到基辅，（4）经过穆罕默德教西班牙。这一切路线都给德意志提供了东方的消费品。在第九世纪晚期，圣加尔寺院的修道僧叙述说，查理曼朝廷上的贵族习惯于在巴费亚从威尼斯商人购买价值昂贵的利凡得布疋。他也许把他那个时代的风尚，套到查理曼时代了。908 年时，主教奥格斯堡·阿达尔柏曾赠给圣加尔寺院修道僧们以价值昂贵的太尔紫色长袍。鄂图一世曾派遣一个德意志富商，叫做琉特法力德者，往君士坦丁堡去，而在 973 年有一个拜占延使节来到魁德林堡。科维寺院的一本市场帐簿提供了一张应用的香料表册，这帐簿也许是从十世纪开始的。里面的数字，可使我们了解中世

① “ exquisita ac lucida pictura tam parietes quam laquearia exorna －bat”。

② 腓特烈一世加上了“神圣”这一称号。

纪时代对香料需要的情况。帐册中列出：蜡六百磅；胡椒和小茴香籽各一百二十磅；生姜七十磅；肉桂十五磅；丁香、姜根、大黄、香油膏、霍香、香树脂、乳香、没药和百里香各二磅。伊克哈德四世（死于 1060 年？）写道， 圣加尔寺院曾在君士坦司采购过香料。

数量和种类日益增加的东方货物以及大量黄金源源流过了阿尔卑斯山路。阿尔卑斯山区的寺院和主教区，是这项贸易的特殊受益者和管理者。它们征收通行税，维持沿路的“站”，供给运输工具并保护道路和桥梁，尽管关于它们的勒索和疏忽方面，还有很多怨言。胖子查理给圣加尔寺院以位于马格其奥湖畔的盛产葡萄和橄榄地区内的马西诺礼拜堂。赖赫瑙寺院，除了它在科摩区所有的地产外，在朱理尔—塞普替默路上有伦茨以及在卢克马尼埃路上还有塔明斯和特林斯。狄逊提斯寺院在马格其奥湖区也有土地。这些土地的赠与可追溯到丕平时代，虽然在十二世纪之前，记载是缺少的。普非斐斯寺院在契维那附近有土地，并且早在 998 年时，据说“在靠近塞普替米山脚①处便已有哥登第宗教圣所”。鄂图一世赐给圣加尔寺院以君士坦司湖畔罗尔瑟赫的市场权利。现有一张约 960 年时亚俄斯塔的税率表。

但是，德意志也从新开放的下多瑙河路线，获得了商业利益。这路线几百年来由于“蛮族”即哥特人、匈奴人、阿佛尔人、保加尔人、马扎儿人的连续侵犯，而曾被闭塞。在 1000 年，匈牙利国王史梯芬正式皈依了拉丁基督

教，于是在 500 年时期中多瑙河路线第一次开放，并直通巴尔干半岛。几乎立刻有大批商人和朝圣者开始涌到这一条到君士坦丁堡和“圣地”的最近路线上。“贝占”，就是拜占廷的金币，偶然曾由史家和诗人提及，现在，有的已从埋藏的地窖里被发掘出来了。

但不是所有的希腊和东方货币都是经由多瑙河而来的。因为如上文所说，“发兰琴”贸易路，也使德意志通过波罗的海和东方取得联系。有一个穆罕默德教旅行家塔屠塞在 973 年到达德意志，在马因斯看到出售的丝绸、香料及其他的东方货物以及看到从撒马尔罕来的若干货币时，感到惊奇。波兰的美士谷曾送给鄂图三世来自基辅市场的一头骆驼。

德意志-西班牙的贸易大部是奴隶贸易。我们已说过，远在第九世纪，在德意志和穆罕默德教西班牙之间，已存在着一种奴隶贸易，而凡尔登曾是犹太奴隶贩子的基地。温德族奴隶是这项贸易中的最重要的货品，但也有其他的东西，象非洲的象牙、羽毛漂亮的鸟类、豹皮和狮皮、活泼的猴子。从西班牙来的路线，是渡海到罗尼河口，从那里再向北行。鄂图一世一心要终止穆罕默德教海盗船对意大利海岸的掠夺；为此，他派遣了洛林区哥尔兹寺院的住持约翰出使于哥尔多华。我们不知道这项出使的效果如何。但是，在 1000年之前，奴隶贸易已趋萎缩，也许因为萨拉森人被逐出于布罗温斯，而犹太商人曾与他们狼狈为奸。在萨克逊时代，德意志对外贸易的另一扩充，是从科伦渡北海到英国的贸易。这些商人是经营德意志的铁和铜以及东方商品。英王厄特尔勒德（978—1016 年）曾给予他们在伦敦经营商业的特殊权利。就金属——白银、铜、铁——和食盐而言，中世纪德意志是欧洲的最惠

国。当地中海区居民必须辛苦地在海岸上用蒸发方法在盐盆里来制造食盐时，当其他北欧的国家被迫从南欧输入食盐时，德意志有很多天然盐井。萨

① “ ecclesiam sancti Gaudentii ad pedem Septimimontis” 。

尔斯堡①这一名称，说明了这一事实。德文“哈尔”（“hall” ）这一缀音， 作为字头或字尾时，是用以指示当地盐场的一个地方名称，例子有：哈勒、哈尔斯大德、赖肯哈尔。洛林产铁和盐；瑟林吉亚产铁、银、铜和铅；上斯瓦比亚的诺立坎产铁；萨尔斯堡产铜和盐。在十世纪之前，士的里亚、提罗尔和萨尔斯堡的矿产已经开采。但是在十二世纪后期之前，正当波希米亚的矿产，尤其是厄尔士山脉的矿产，开始开发的时候，哈茨山脉是欧洲金属蕴藏最富的地方。不可能确定在罗马和德意志的开矿事业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现有的关于墨洛温和喀罗林两朝的资料，实在太少了，我们不能依据它们来作出什么论断。

关于中世纪矿业的历史，实际上可以说是从开发哈茨山脉的矿产开始的。因为约在 960 年，当哥斯拉尔附近的兰米尔斯柏山大银矿被发现的时候， 开矿事业里发生了一种类似革命的事情。德意志就因此一跃而居西方国家的前列，此外，它已享有由于铜、铁、铅的出产所获得的经济优势。在十世纪后半期，货币使用的显著增加已可看得出来，而这些货币除了上述的矿产以外，很少有别的来源。对于这些贵金属的生产，还须加上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贡赋；因为这些贡赋象易北河斯拉夫人所纳的那样，是以金属而不是以货物来缴纳的。

可是，必须记住：尽管有商业和工业，封建德意志，象当时的全欧洲那样，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种田、种葡萄园、种花园、种果园，是通常的职业。中世纪日耳曼人爱好果园、葡萄园和花园。诗人瓦拉弗里特·斯特累波所列举的赖赫瑙寺院园圃内的蔬菜和花卉种类，几乎和《庄园诏令》①所列举的相同。种田主要是按三田制进行的，但这项更好的、更多产的办法，还没有完全代替那种旧的耕种和休耕交替的两田制。历史家的证明（他们常常仔细地叙述气候条件，象严寒的冬季、干旱的夏季、潮湿的春季）、寺院庄园纪录簿的资料、萨克逊时代的刑法，这一切都表明了这一事实：萨克逊德意志按它的经济活动说，最大部分是属于农业经济的。甚至累根斯堡，虽然它的位置适宜于商业并有罗马的商业传统，但在鄂图一世时代，它之所以重要还大部在于它是周围地区的牲口市场。

到那个时候，莱茵区的葡萄园开始起重要作用。过去，摩塞耳流域比它重要得很多。在第六世纪威南塔斯·福图内塔斯曾以荒野的莱茵土地和耕种较多的摩塞耳土地相对照，后者是盛产甜葡萄的。在这个时期，只有安得那赫在莱茵河沿岸有重要的葡萄园；在那里葡萄种植是从第九世纪开始的。

摩塞耳沿岸的葡萄种植业，是从古代传下来的；而莱茵河沿岸的葡萄种植业，是在中世纪时代传入的。摩塞耳河由于它的许多弯曲、它的向阳斜坡、它的肥沃土壤等这些良好的自然条件，使之成为德意志葡萄的最早起源地。从德里佛斯到科不林士一带，葡萄园很多。德里佛斯的大主教，在麦提奥兰纳斯山上，有一个著名的葡萄园。奇怪的是今天著名的盛产葡萄的地方，在第九世纪还是未开垦的地方。霍克海默、策尔廷安和约罕涅斯柏安这些地方， 那时连名字也还不知道。当时所选择的地点，是天然的斜坡。今天的大葡萄园，种植在峻峭的泥土岩的台地上，而在早期那里太不易攀登或太不方便。这些土地，直到十一世纪，随着萨利安时代人口的增加，才被占据，而直到

① 萨尔斯堡（Salzsburg）是从“salt”（盐）这一字得来的。——译者

① 指查理曼的《庄园诏令》。——译者

十四世纪，才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十一和十二世纪，人们不得不去开垦泥土岩地；很可能，他们偶然发现而不是预先见到这些土地对葡萄种植的特别适宜性。从十一世纪起，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这些土地作为种植葡萄之用；那逐渐转变到了更合乎科学的“山岩地耕种方法”（Terrassenbau）。耕种得最精细的地区，是在阿尔河流域，那里的河流起于爱斐尔山，下流五十五哩后在辛西格地方注入莱茵河。在莱茵河畔，最早的葡萄园通常是在旧罗马城堡的地墓上或在城市的周围，甚至在城内。迟到十二世纪，在马因斯的城垣之内还有葡萄园和耕地。

由于自然地势的关系，业主的葡萄园土地不是单一的打成一片的广阔地带，而是许多零块的土地；如果要把它们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象管理庄园制度下的普通农场那样，那是有困难的。而且，修剪葡萄藤工作在农作中几乎是一种精细的技能。这种工作者可以说是劳工中的贵族。因此，出现了下列情况：在摩塞耳河和莱茵河的产葡萄地区，农奴制不象在德意志的别的地方那么流行，而园地是由付租的而非由不自由的租户耕种的。葡萄园有时出租给一个种葡萄人的集团，有时出租给一个人，园内产品按一定比例给于地主作为地租；但是经常订明这项数额不是勒索而是地租。

然而，在莱茵河和多瑙河盆地之外，当时的经济状况较为落后。必须记住：这两地区获得了罗马文明的益处；在那里，罗马的精神和物质的传统都还没有完全消灭。但是，在美因河上游的符次堡附近，在弗尔达河流域（那里有弗尔达和赫斯斐尔德的邦尼非斯教派寺院），在多瑙河最高点上的诺高区，在那布河流域，在黑森和瑟林吉亚，还可看到新开的土地和农业情况。弗尔达和赫斯斐尔德寺院是从事于牧畜业的修道僧会社。美因河上游的渡口的名称，“牲口津”（Ochsenfurt）和“猪津”（Schweinfurt）就表明了： 那里的养牲口和养猪事业是一项重要活动。在瑟林吉亚森林里，农夫饲养几千头猪，它们吃山毛榉等果实。在这里，兴起了一个新的边境市镇，即瑙谟堡，在那里温德人同日耳曼小贩交换货物，那是查理曼所建造的一连串边境防御站的一个新环节。

鄂图时代的立法，大多是要防止有关土地的罪行，象盗窃牲口和侵占罪那样；由此可见，德意志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商业大部限于两大河流及其支流的范围。工业几乎是完全不自由的，由庄园上和寺院里手艺人来从事的。在德意志的西部和南部，象造币厂和铸币权的赠与所表明的那样，一定有货币经济通行着，而在那些较落后的地区，一定仍常常使用实物支付和物物交换的办法。

萨克逊德意志有这么广大的森林，看来，圈围和私人占有它们是不可能的。在夏秋两季，牛羊和猪群差不多随便在那里奔走，牛羊群象鹿一般地吃着树枝，而猪群吃着散落在地面上的山毛榉实、橡实或槲实。森林也供应了穷人们鲜肉（因为牲口太贵，非在必要情况下不宰杀），它的湖沼供给他们鱼类。木柴和木材在森林里垂手可得。可是，虽然森林的确是带来好处的， 但它仍经常被看作是一种讨厌的东西。它藏匿着豺狼，它占据了原可用于耕种的土地面积，它切断了村落和村落间的联系；在森林里要指出一条羊肠小道，已有困难，更谈不上康庄大道了。因此，到处的森林都被视若仇敌，被无情地削平了。在 1147 年，当康拉德三世批准赠给路恩林根寺院森林地带的时候，他另给一块广大无边的王室森林地作为赠品并附着指令说：“这一寺院的僧侣们，应借助于他们的农奴拔除它（森林），砍倒它，使它的土地可

以耕种，并把移民引到那里去，直到它完全被砍掉，连根拔出为止。”在德意志，森林的迅速伐除，是一个可悲而突出的事件。在十一世纪，圣特罗杜寺院曾有十三处 森林；而在十二世纪中，一处也没有了。即使在还留有森林的地方，象在公地上那样，它也终于被大贵族圈围起来；在那里他们确定了他们的领主狩猎权利，出售木材和租出牧场的权利。

在莱茵河和摩塞耳河领土范围以外，大部德意志是一片很广的森林和宽阔的沼泽地，人口稀少而又很分散。在三百年的期间，勤劳的农民一代又一代地斩伐着森休，弄干涸洼地，直到十三世纪萨克逊和中多瑙河地区克服了荒野状态为止。即在那时，还留存着大森林地带，其中“黑森林”和奥登森林只是萎缩了的残余而已。我们需要以相当的理想力来想象封建时代后期德意志自然外貌的大概轮廓。麋鹿、野猪、熊常常来到茂密的山毛榉、橡树林里；有多至包括着三百只强壮的狼的狼群，在一个隆冬时期，象在 845—846 年的冬季那样，使村落陷入了恐怖。与森林相提并论的，还有捕鱼业。有趣的是在莱茵河和摩塞耳河上，存在着人为的养鱼业，它是导源于罗马人时代的。为了养鱼的目的，池塘、河流和湖沼到处被使用着，而有时还特别建造了池塘。捕鱼所用的工具有：网、圆篓和鱼梁。

总而言之，关于德意志在萨克逊时代物资繁荣状态的历史例证，是广泛的，也是一致的。在诺曼诸王使英国安定之前好久，在法国的卡佩朝王政开始摆脱混乱局面之前好久，德意志萨克逊诸王不仅在中欧已建立有秩序的政府，而且也已把坚强而又有力的手伸到北意和中意方面，使那个富饶而多战争的地方初次尝到真正和平和繁荣的味道。而那是意大利从东哥特王国在第六世纪灭亡之后从未享受过的。德意志不需要教会以“上帝和平”①的形式来行使警察权的干涉。因为德意志的王室能使法律和秩序通行无阻。德意志僧侣们游历法国时，看到那里的强盗男爵和无政府状态，感到惊异；而这种混乱局面构成了沿洛林的法德边境上纠纷的一个永存的根源。在一百二十年的时期——从 955 年打败马扎儿人到 1075 年“授爵权战争”爆发为止——德意志外无敌人的侵犯，内有封建时代后期无与伦比的和平和繁荣的状态。在萨利安时代（1024—1125 年），我们看到关于德意志继续繁荣的两个肯定的例证：人口的显著增加以及市民生活初次活跃的表现。当然，绝对的统计数字， 连想都不要想，可是近代学者已作出相对的估计。在喀罗林时代，象摩塞耳河流域那样特别良好的地区，似乎已有稠密的人口。在第九世纪，据估计， 德意志人口是在二百五十和三百万之间。在萨克逊统治时期，人口一定曾增加到三百万甚至三百五十万。在萨利安统治的世纪中，尽管有着从 1075 到

1093 年间所进行的长期内战，人口却继续大大地增加着，可能在十二世纪的开始已增加到五百万。在萨克逊朝国王登极的时候（919 年），可以称为城市（这是在自由城市之前）的地方不超过三十处。二百年以后（1125 年）， 有一百五十个城市，有的是自由的或部分自由的。其他有关人口增加的例证是：居民继续移入新地方去①；乡村教长职位，跟着人口从乡间流入城市的趋势而衰落下去；而城市本身也扩大郊区和组织新教士区来适应伸展着的城市

① “上帝和平”另称“上帝休战”是在 1027 年由教会所制定的；规定从星期三晚到星期一晨以及在若干宗教节日，军队间及个人间不得有敌对行为。——译者

① 茨威发尔登（Zwifalten）的编年史说及居民称牧场为“Alb”，意即山侧或山坡上 的高地牧场。在南德意志，直到今天，还可听到“往高地牧场去”（aufdieAlbgehen）这一句话。

面积的需要。这些新城市中，很多是在王室土地上兴建起来的，因为这些土地往往在有利于商业的地点上，象法兰克福、亚琛，哥尔马耳、哥斯拉尔那样，而且，在那里国王的保护比别处要坚强。其他的新城市是在主教所在地， 居民或者通过缓慢的解放过程获得了市民自由权，或者由于反叛而取得了它们。例子有：马因斯、科伦、瓦牧、斯特拉斯堡和马德堡。

德意志和意大利间的越来越亲密的商业关系和作为贸易地点的市镇日益增长的重要地位以及市民阶级的兴起，无疑是在萨利安时代德意志历史上最重要的经济、社会事实。莱茵城市当然站在领导地位。就先进城市地位说， 科伦由于它接近法兰德斯，胜过马因斯，它的财富在那个时期，一定是巨大的。我们确知：它在 1074 年有六百个商人。它的力量已够强大，在五十年时

期中两次反叛了大主教，一次在 1074 年，另一次在 1125 年。在两世纪中它两次被迫扩大它的边界，并入了新的外围村庄并建造了新城垣。马因斯位于美因河和莱茵河在法兰哥尼亚中央的汇合处，在繁荣方面，稍微相形见绌。科不林士的 1104 年的通行税表，是按照商人所来的城市排列着的，列举了君士坦士、巴塞尔和苏黎支。而在五年后的税率上又包括了遥远的罗马城在内， 并为罗马人制定了一 种特别税率。亚琛和喀姆布莱发展得很快。不来梅在贤明大主教阿达尔柏统治下，成为整个北欧的大商埠，在那里德意志、俄罗斯、丹麦、冰岛、英国和法兰德斯各地商人进行着货物的交换。巴登的弗赖堡，是 1118 年时由扎林根族建立起来的，成为“黑森林”的商业中心，也是巴塞尔和符茨堡之间的、哥尔马耳、斯特拉斯堡、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间的分界点。哥斯拉尔的发展是惊人的。它的靠近哈茨山矿场的位置再加上它优良的地势，把它提高到这么重要的程度，亨利四世如果不曾有 1075 年的萨克逊大叛乱和授爵权战争的爆发，也许将永久定都在那里。就东西和南北的交通来说，哥斯拉尔的地位确是幸运的。通过它的有那条旧喀罗林朝公路，这条路从利普河口的杜易斯堡起，过帕得鲍恩，渡威塞尔河，再过哈伯司达而抵马德堡，而它的支线延入勃兰登堡。无论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容易和这条大路相连接的有：多特蒙德、威尔、索斯特、德的摩尔、喜尔得珊、民登、布伦斯威克、魁德林堡。其次，哥斯拉尔是纵贯中德意志大路上的一个分界点， 这条路从奥格斯堡起向北经过纽伦堡、班堡、爱尔福特、哥斯拉尔、布伦斯威克、伦涅堡、巴杜威克而达汉堡或不来梅。在多瑙河流域，累根斯堡，就重要地位说，赶过了奥格斯堡。那里有一个伦巴侨居商人的殖民地，在 1038

年初次见于文献里；多瑙味特出现于 1030 年。而最重要的，是在王室领地上

的纽伦堡，于 1050 年时提升到一个城市的地位，虽然它在 1163 年前，还没

有领得特许状；它发展得这么有力量，在 1105 和 1127 年，它能够抵抗霍亨斯陶芬族的两次围攻。它的贸易，胜过了班堡的贸易。

保护商人和奖励贸易，成了萨利安诸王，尤其是亨利四世的主要目的。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公安条例》（“landfrieden”）及 1093 年的《巴伐利亚和约》保证给商人们特殊保护。授爵权战争和萨克逊叛乱（1075—1093 年）几乎使国家破产，但在和平恢复之后，繁荣景象接踵而来了。亨利四世传记的作者，告诉我们说，“现在，船夫在河流上可安然无恙地划过那些强盗贵族的城堡，而他们以前原是靠掠夺财物而自肥的；公路上不复充斥着劫人的匪帮；森林不复成为盗匪出没之所；公路开放给商人旅客，使他们安全地来往；于是以劫掠为业的匪徒也陷入潦倒贫困状态，象他们曾这么长久地使别人遭受的那样。农民、手艺人和商人都歌颂国王，而他们从他的德政，

获得了这种宝贵的安全；因为现在，土地的耕耘者、勤劳的手艺人、节约的市民，有些把握可以想望将来享受他们从劳动所得的成果了。”乌拉赫·伊克哈德在 1104 年写道：“到处安宁。和平和繁荣同时存在。①”亨利四世确应获得市民所给予他的军事支持。一本编年史里说，“他的军队的最大部分是从商人方面来的。”②在亨利四世和格列高里七世冲突的时期中，德意志市民和手工业者阶层有着左右局势的力量，他们成了特殊宣传的对象，无论在教皇党人或帝国党人方面。贸易利益影响了主教们在这冲突中究竟站在哪一方面的决定。巴塞尔主教的情况，正是这样的。当我们看到：哈森堡·柏嘉特主教在 1080 年占有了布绰根的时候，试一翻地图，就可知道，他因此获得了对两条山路——哈汶斯坦因山路及由亚尔入奥尔腾的山路——的控制权； 那使他可抵达那给巴塞尔城和阿尔卑斯山区间交通路线的瑞士大道。主教为争取普非斐斯寺院，曾进行长期的斗争；当我们想到这一寺院给主教利用塞普替默山路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一斗争遂具有一个完全新的意义了。主教还从国王取得了柔拉山路，作为对塞普替默山路的支撑点。这一切表明了：他的一切努力都朝向使他的商业赚钱的目标。这些赠与的重要性告诉了我们， 主教在拥护帝国政策方面所获得的代价。由于想要获得阿尔卑斯山路的控制权（对他商业的成功，多么必要），柏嘉特遂成了皇帝亨利四世的一个最忠心的支持者。正是由于他的经商精神，再一次他参与废黜格列高里的阴谋， 他同那些被选把命令送往伦巴各主教那里的人们站在一起，他也不得不伴随亨利四世往卡诺沙去，并反对皇帝的竞争者。所以，皇帝给主教的赠与，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越大，主教对帝国的政策也越多显出它的商业性质，就是说，这政策构成了他的商业计划链条中的一个环节①。低级阶层、在领主的封建压力下激愤的小贵族、市民、甚至农民（萨克逊以外的，萨克逊的情况完全特殊）②，对亨利四世的忠心是个显著的事实，那指明了在十一世纪，德国的社会机构和经济状况已有深刻的改变。理财的能力是萨利安王族的一种特长。它的创始人康拉德二世，在这方面，是卓越无比的。康拉德的孙子亨利四世在这方面表现了真正的天才。关于这项才干，再也不能比他在管理王室

① “ Undique terra satis quievit ，pace simul et fertilitate” 。

② “Maxima pars ejus exercitus ex mercatoribus erat” 。

① 基林：《巴塞尔城的贸易和工业》（1886 年）。

② 萨克逊人反对亨利四世的根源，在于萨克逊人反对德意志其他部分的封建制度推行到萨克逊。因为在萨克逊，封建制度尚属很初步的性质。在那里，差不多没有什么“军人等级”，“帝国官员”也是很少的。宗主和附庸的关系在萨克逊，不象在巴伐利亚或斯瓦比亚那样正式，而劳役也不那么繁重。虽有许多贵族， 但也有大量自由农民。而且，在这些贵族中，大土地所有者人数也不多。他们有少数附庸和比较少的庄园。他们的显贵身分，是一个社会地位，而非政治的优越地位。萨克逊贵族与其说是一个大男爵,不如说是一个富裕业主，他使用租户的劳动力来耕种他祖传的田亩。他的生活是简陋的，而他的活动是属于乡村性的。他以他的阶级而骄傲，但并不穿贵族服装。蕯克逊贵族憎恶享利四世，因他要采行新式的封建法律和封建制度，如像领主和附庸间关系的硬性规定，相续税──继承采邑的遗产税──新的司法程序、新的赋税种类以及国王对森林禁令的扩充。他们是刚直的保守着，而农民和他们也有同感。他们以最粗暴的蕯克逊法律自豪，憎恨那要产除古老的血统复仇制的努力，反对“上帝和平”；他们拘泥于法律属人主义的旧法观念以及他们的旧风俗，恪守蕯克逊社会的等级差别,可是同时在阶级内部有民主；他们嫌恶任何种类的外人

──斯瓦比亚人、巴伐利亚人、佛莱铭人等等──而且，他们仇恨享利四世的“帝国官员”，因为这些官员既是出身微贱，又是外地人。自由农民的愤恨，主要是由于享利四世的圈园大荒地所引起的。

土地方面表现得更好了。他培养出一群有训练的官员，那“帝国官员”来管理它们，规定须有详细收入帐册，企图用货币经济来替代实物支付的老方法， 改革税制，改进荒地，恢复——或者用法律术语，“追还”——大量国库财产，这些财产在他未成年时期被贪得无厌的主教和贵族们非法地夺去了。但是，他追求效能的欲望，不止于此。巨大森林和广阔荒野是王室土地，然而， 在此之前，王室从来没有利用过。亨利四世企图把这些土地并入国库，开发它们的资源，他圈围它们，停止在那里滥伐树木和烧炭的行为，禁止没有执照而在那里渔猎，并且以出租磨坊基地等等，来使它们成为政府收入的一种来源。这些措施所引起的反对是很激烈的，因为这行动违反了一切传统。过去几百年中，森林曾是穷人的住所。可是，自由农民阶层，从这些新办法所遭受的损害不象封建主和僧侣——主教少些——所遭受的那么多，因为后者曾侵占公家土地。所以，从这些“特殊利益”阶层所发出的抗议，比从民间来的抗议多得多。亨利四世的政策包含着某种近代性的气息。他的政策至少有些象罗斯福的政策，后者曾努力停止矿业和石油公司和经营畜牧场主开发爵，不如说是一个富裕业主，他使用租户的劳动力来耕种他祖传的田亩。他的生活是简陋的，而他的活动是属于乡村性的。他以他的阶级而骄傲，但并不穿贵族服装。萨克逊贵族憎恶亨利四世，因他要采行新式的封建法律和封建制度，如象领主和附庸间关系的硬性规定，相缙税——继承采邑的遗产税

——新的司法程序、新的赋税种类以及国王对森林禁令的扩充。他们是刚直的保守者，而农民和他们也有同感。他们以最粗暴的萨克逊法律自豪，憎恨那要铲除古老的血统复仇制的努力，反对“上帝和平”；他们拘泥于法律属人主义的旧法观念以及他们的旧风俗，恪守萨克逊社会的等级差别，可是同时在阶级内部有民主；他们嫌恶任何种类的外人——斯瓦比亚人、巴伐利亚人、佛莱铭人等等——而且，他们仇恨亨利四世的“帝国官员”，因为这些官员既是出身微贱，又是外地人。自由农民的愤恨，主要是由于亨利四世的圈围大荒地所引起的。美国西部的政府土地的行动。我们现代的“男爵”是商业和工业巨头；在封建德意志，他们是贵族、主教和住持，也是大土地业主，有扩充他们地产的野心。“我们知道贵族的怨言和萨克逊农民的怨言以及萨克逊种族要求独立的果断精神，是纠缠在一起的。”

正是属于这一富裕的、有势力的而又贪婪的阶级的人们，趁着亨利四世幼年未执政的长久时期，使自己发了财；而格列高里在他和亨利四世的冲突里，千方百计地想取得他们的支持。教皇有些惶恐地看到：国王受到市民和平民的爱戴，同时大住持和大贵族憎恨他的又廉洁又有效能的整个行政纲领。他成功地遏阻了王室官吏的勒索行为，他曾使他的公爵、伯爵、军事长官（边境上的守备军官和知事）以及贪得无厌的辩护士或宗教基金的保管人对他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改革了司法，改组了赋税制度以及限制或取缔了几种最恶劣的封建惯例。这一切改革、追还、强制赔偿制，激起了犯罪者的狂怒，而教皇正是向这一个有势力而又有野心的阶层呼吁求助。

地理上的地方性和由授爵权战争所产生出来的社会分裂与矛盾，在德意志造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并深刻地改变了它的民族精神和它的物质条件。所有日耳曼生活中的要素，象在一间沸腾的实验室里那样，在斗争的火焰中都已融解，并按新的比例化合而成了一个新的混合物。政府更动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不习惯的社会和经济情况出现了。从物质方面看，德意志几乎已陷入破产状态。全国已被各党派扫得空无所有。王室庄园、教会和贵族

的土地、农民的田庄都再三被蹂躏。盗贼横行。早在 1078 年，萨克逊与其说

象一块人住的地方，倒不如说象一片荒野为妥。主教班堡·鲁伯特在 1093

和 1095 年之间说过，在萨克逊有大片土地寂无人烟。敌对双方及一切派系都以占夺王室土地、教会土地、贵族土地，并把它们分赠出去来收买自己手下的人。地方情感和集团利益的魔掌紧握着国家的命脉。城堡开始在一切山头上竖立起来。瓦特堡在 1080 年初次被提及。波克海姆的城堡在 1105 年出现。十二世纪的一个作家说道，城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象在十一世纪的教会那样。在这些堡垒中很多是强盗窠。

的确，萨利安王朝从这反对教廷和惩罚反叛封建贵族的斗争里，赢得了胜利，并使德意志又一次恢复了和平秩序。但是，在十二世纪中期，霍亨斯陶芬起来统治的德意志，是一个变了样的德意志。十一世纪，正是萨克逊德意志从畜牧业和物物交换制过渡到一个更加安定的农业制度和一个觉醒起来的贸易的时期。教皇和皇帝间的战争，给了萨克逊这么严重的打击；它开荒的质朴状态与单纯的社会结构都已改变了。萨克逊按照法兰哥尼亚、斯瓦比亚和巴伐利亚的式样，变为封建化了。结果是：有刻苦耐劳精神的人们向东“流散”到新地方去，让那些替代了萨克逊自由农的教会和贵族的大庄园由佛莱铭和荷兰殖民来更细密地从事耕种。这批殖民在“低地国”的硬土地上原本习惯于深耕的。他们是由狮子亨利和霍耳斯敦·阿多夫移往萨克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