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东罗马帝国（395—802 年） 查士丁尼（527—565 年）

在上面一章里，我们叙述并分析了古代文明的衰落。在西欧方面，罗马国家的文明遗迹虽然在它崩溃以后还得留存下来，而且在和教会的及日耳曼人的制度相混合下，形成了新社会、新文明、新政治集团，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看，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然而，在东方，罗马帝国经过整个中世纪时期，继续存在着，按传统和政治制度，它是罗马的，但按语言和文化则是希腊-东方的或希腊化的。皇帝的正式称号，用“Romaikos”②一字来表明这一双重性。大批日耳曼侵犯者曾经过它的各省领土内，但没曾定居在那里。东欧和西亚方面，没曾感受到那个长期的晦暗状态，即象西欧所知道的那个大倒退的状态。我们在东罗马或拜占廷帝国历史上所看到的历史继续性，是一个最动人的伟大历史事实。不是说，它的历史经过几世纪的悠长时期继续停留在不动的或静止的地位上。拜占廷帝国在几百年时期中，无论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是有着深刻变化的。但是，问题是政府和文明能胜利地控制着所有的反对势力和革命，而无间断地“延续着”。拜占廷帝国对外来势力的抵抗力或同化力以及它复原的力量是很大的。拜占廷是罗马帝国在东地中海的一个延续。在这几世纪中，君士坦丁堡还是卓越的首都、国际的枢纽、东西交易的自然中心。尽管有战争和外敌的侵犯，它的商业关系未曾中断过。由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转运的利凡得产品，甚至在最混乱时期，仍然能达到西欧的市场上。哲学理论、艺术、文学和法律也跟着商人的足迹而来。由此可见，商业是旧世界和新世界间 的、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间的纽带， 也是那些流传下来的文明思想的转运工具。

但是在这项活动里，对欧洲来说有威胁，也有利益。因为当欧洲文明陷于“大移动”剧痛里的时候，古代东方文明以及那差不多早已被亚历山大帝的征服所抹去了的古代文明的记忆在世界上重新抬起头来，开始摆脱“希腊化”的桎梏。萨萨尼王朝统治下的波斯人、叙利亚人和埃及的科普特人复活了他们对民族传统的回忆；东方象在亚历山大帝以前一样，又成为一个反对西方思想的文明舞台。第五和第六世纪的叙利亚人是欧洲商业上的霸主，他们在意大利、高卢和非洲的各大城市里所建立的殖民地，成为他们的特殊观念日益向外扩展而且侵入西方的中心。在这时期，服装、风俗、信仰、艺术纪念品、故事，即人类活动的各种形式，都盖上了东方的印章。到第六世纪， 东欧洲已屈从于来自东方的逐步侵犯，而它的后果是深刻的。在东方服装的采用方面，在东方风俗的渗入方面，在以法律推行东方社会制度方面，在消除那些不曾顺利地生根于埃及和叙利亚的罗马-拜占廷制度方面，东方国家宣布了它们恪遵不变的东方。在一千年时期中，君土坦丁堡是反对这项从东方兴起来的潮浪的屏障。

现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到，拜占廷帝国对西方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 从查士丁尼时代到十字军东征时止，关于一个司法行政的伟大制度，关于希腊文学，关于商业、工业和艺术，在君士坦丁堡遗风犹存。尤其是巴尔干山之南和维斯杜拉河之东的文明乃是君士坦丁堡的产儿。我们开始在摆脱着西

① 地图：锡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52 页。

② 这个字意即罗马皇帝，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合成的。——译者

方资料，即图利的西方商人、有成见的西方教士、嫉视拜占廷文化的西方学者他们的著作上的偏见。东罗马的历史有它的雄强时代（即第八、九、十世纪及十一世纪的一部分）以及它的繁荣和力量，我们应以正确的眼光去看它。

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为什么作为拜占廷文化中心的君士坦丁堡， 当所有的其余世界受着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或阿拉伯人的蹂躏和侵扰的时候，还能保存文明并发展这样丰富的遗产？主要是因为它的沿海地位。君士坦丁堡靠着海生存，靠着海维持，最后也因为海而复亡。它的地位对于进攻退守两方面都是理想的。只要它的水师封锁了博斯普鲁斯和赫勒斯滂海峡后，它的三方面就成为不可迫近的地方，于是它可从容为那保护西北方的长城布防了。海面曾使君士坦丁堡成为牢不可破。而在进攻方面，海面给它向任何方面攻击的机会，向北也好，向东或向西也好。

但是我们应注意的，主要还不是海面对一个被围的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而是君士坦丁堡的沿海地位对贸易上的影响。我们所以谈及别的方面， 只是因为在下面的讨论中，不要把这个城市的巨大工商业即它的财富所在， 看成它的力量的唯一源泉。的确，除了我们必须予以相当重视的一个有利的攻守地位以外，还有其他因素，那就是在危急时期有出任艰巨的有才干的人以及皇帝在宗教制度中所占优越地位的重要性。象这个城市的军事地位一样，这些因素是重要的。

那长城背后的权力，就是使帝国军队如此强大的权力、给这城市以军饷和给以世界地位的权力，是从帝国的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和工业的力量得来的。自从君士坦丁堡成为当时的最有力量的和最辉煌的朝廷所在地后（这朝廷由于采取了东方的奢侈风尚，愈加辉煌），东方的商品和宝物集聚在它的城垣之内。从来不曾有过一个首都比君士坦丁堡占着更便利的地位，而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商业城市。君士坦丁堡不仅是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岛屿的市场；而且利凡得是它的属地；叙利亚和埃及缴纳贡赋；它的商业利益远布到中国和印度。那条在亚伯拉罕时代已有几百年之久的大商路是从亚洲而来越过波斯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原是以腓尼基人的太尔港为它的西方终点，而现在它是以君士坦丁堡为终点了。那位于三大陆的十字路口的、红海商路顶端的亚历山大地也把奥马兹和印度的财富倒入了它的腰包里。东罗马帝国各城市人烟稠密。君士坦丁堡至少有五十万居民，甚至号称百万。它的收入预算证明它有数量庞大的黄金。有人曾估计，帝国政府的收入在它的极盛时期，达到了现代法国货币三亿法郎，等于六千万美元。

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政府和一个社会组织得那么稳固或那么精密。“地方城市的进取心和主动性由于中央政府的全能性质而消沉下去；而且那中央集权化的教会制度引到同一的结果。各方面都向君士坦丁堡求得指示和保护。” 社会组织被看作一个庞大的行政机构，里面每一个人有他的作用，即使不是同样重要的，也是同样必要的。各个公民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所提议的。国家对个人实行控制，指定他应站的地位，并尽力保持他站在这个地位。个人人格是不加考虑的；臣民只是在政府庞大机器里的一个齿轮罢了。个人由于必要和责任，甚至也由于宗教，不得不服从国家的管理。帝国的立法，从戴克里先到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立法，都引到这同一的结果：把所有的社会活动集中于政府手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建立了各种机构，目的一旦实现后，则以不可更动的组织来保持这种情势。

这种制度是起源于政府的财政需要，在这一方面拜占廷帝国的国家社会

主义是不同于今天的那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后一种国家在它的活动里被看成是一个施惠的和开明的行政者。帝国为了获得必需资源来满足国库日益增加着的需要，为了祛除那由自由竞争所产生的生产和分配上的波动方程式，为了便利政府的行政工作，把一个大民族所有的各种社会和经济活动都缜密地管理起来。不幸，象柏立所说的那样，“在古代社会的历史上任何方面，就现有的纪录来说，再也没有象它们的工业、它们的商业和它们的经济使我们那么样地如坠五里雾中。”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宫廷阴谋写了这样多， 而关于它的文化和经济却写了这样少，这正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第五世纪，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是一个剧烈的过渡时期，可是在西方， 正当天平的一端向下倾斜的时候，在东方，天平的一端在一度急降以后，旋即上升了。

在狄奥多西大帝死后（395 年），帝国即告分裂，此后七十五年间，对东方各省说来是一个衰弱、腐败和悲惨的时期。它们曾遭受西哥特人、匈奴人和东哥特人的蹂躏；其原因主要是政府的无能，政府的腐败，对处理日耳曼移民政府未能守信，它那使乡村人口减少、使经济破产的经济政策以及它那依靠以蛮族制蛮族的办法。虚弱和腐败是第五世纪大部分时期的特色。当时，政府不能挡住蛮族侵入的洪流，因而出现了象芬雷所描绘的那幅惨象。多瑙河南岸的农业和人口几乎都被消灭。色雷斯和马其顿人烟稀少到这样地步，以致那里开始不用本地古代语言。一般人已很贫困，因而商业萧条，甚至以前希腊富商的生活标准也相应降低了。在若干省内，上层阶级已被肃清， 因为在丧失奴隶和农奴后，他们就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或者他们成为纯粹务农者。由于普通的贫困状态，城市也衰败不堪。象公路和桥梁一类的国家财产，都是任其腐烂下去而已。

这些灾难固然很大，但在东方不象在西方那样地普遍流行着，从这里可看到东方帝国所以能有较大持久性的一个理由。特别是这些灾难的影响，不曾达到这样有力的地步，致使中等阶级破产，并使大的阶级形成起来。在第五世纪中，西方各省的工商业果然已陷于破产，但地中海贸易还在希腊人手里，而从这项工商业以及从色雷斯矿业所集聚起来的财富，使皇帝常常能够贿赂蛮族，以求免除部分的侵犯。其次，在东方没有象在西方那样存在着有势力的异教贵族来破坏政府。“在希腊人社会组织中，民间党派曾和基督教联盟，给社会灌注了那种挽救东方帝国的力量。”还有一个事实，也是有助于这项挽救工作的，就是在狄奥多西二世死后（450 年）出现了两个主张改良的皇帝：一个是利奥一世（457—461 年），他放弃了接受蛮族人参加军队的政策，并开始从帝国内招募刻苦耐劳的本地人当兵。另一个是阿那斯塔细亚（491—518 年），他为了他的缓和的宗教政策，曾被宗教作家所歪曲；但是就他财政管理的成绩来说，他是值得表扬的。他曾撤销那对工业有破坏作用的金银税，减轻什一税，并修改由市民团体负责收税的麻烦制度①。“在他的领土以内凡是遭受过敌人侵犯的城市，他常准予免除七年的全部税款。” 他曾拒绝“波斯王中之王”库波德的讹诈，库波德向他要求补偿那为反对“白匈奴人”保卫高加索山路而蒙受的损失；他声称，这项债务应由两个文明帝国共同负担，继即发生战争，他虽然没曾赢得光荣，但至少也没曾带来耻辱。

① 从市民团体（curiae）负责征收城市税制（Thecurialsystem）改变为由总督委派的税吏（vindices）收税制。

——译者

凡是要懂得历史和地理的人，必须注意这些山路，因为它们是属于历史上最著名的要冲一类。一条是达里厄尔山路或伊伯里安大门，通过高加索；另一条是德尔朋山路，位于高加索大山脉的东端，在山与海之间的狭路。在前一条路上，今天还可看到一个很古老堡垒的遗迹，据传说这些堡垒是由大流士和亚历山大帝所建造起来的。阿那斯塔细亚的伟大建设工程，是那从玛摩拉海到黑海五十多哩长的“长城”，这个城垣注定要在拜占廷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的。

当第五世纪过渡性时期的危险过了以后，帝国在查士丁尼（527—565 年）的长期统治下，重新获得了坚固立脚点。我们很可以把查士丁尼看作罗马帝国的重建者；他对内曾规定帝国结构的性质，对外曾树立帝国边境政策的路线；他曾赋予帝国以形式和精神，而帝国曾继续保持着这种形式和精神， 直到它在千年以后灭亡为止。

查士丁尼的政策是一个复兴帝国的伟大计划，对外方面，它在西方采取了征服和扩展的策略，在东方采取了防守疆界的策略；对内方面，它采取了行政改革的措施以及对帝国各种资源采取行政奖励的措施。关于西方，我们已在叙述汪达尔、西哥特、特别是东哥特各王国的后期历史里讲过。本章里我们将专讲东方了。

东罗马帝国是一个海洋性兼大陆性的国家。它包括有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亚洲的小亚细亚、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非洲的埃及和利比亚。它是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海上交通加上古代罗马公路系统而成一整体。在这一切地区之内，帝国的政策是中央集权化政策，那就是要巩固它的行政制度，压制东方人民中民族的或宗教的地方分裂主义，并以铁圈般的堡垒环绕边境，来防御欧洲的保加尔人①和斯拉夫人，亚洲的波斯人。帝国的身躯和头部躺在欧洲，而它的四肢则伸展到小亚细亚和埃及。

埃及站在世界商业的十字路口。它位于红海的顶端、东方和西方接触点上。它正是各大陆的大门，也是东方和西方的水陆交通线的最密切连接的地点。境内有一条大河和规模宏大的港口，有平坦的原野和沙漠中的绿洲，足以招引游客商人来到那里。太尔的威廉论及中世纪埃及的时候曾说过，它是“两个世界的市场。”

到中世纪时期的开端，埃及已经受过五百年以上的罗马帝国统治。在那里最重要的城市和港口是亚历山大地。在这时期中，埃及被波斯人征服（616 年），不久被罗马人重新占领（626 年），最后被阿拉伯人长久占领着（642 年）。阿拉伯人初以佛斯塔特为政治首都，而后来他们迁都于开罗。关于这些政治上的变革到时候再加论述。

从农业观点来看，埃及的地形有两个特征——那从尼罗河下游延伸到尼罗河上游的长约千哩的狭长条肥沃流域以及河口广大的三角洲冲积地。事实上，三角洲地带在早期曾向东西两方沿海伸展，虽然向西伸展还远得多。在整个中世纪里，从亚历山大城到施勒尼的整个地带是水利良好、土质肥沃、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地方。

这个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出产谷物，特别是在尼罗河流域。园圃蔬菜和园圃水果产量充足，所以园圃也列入拜占廷的和后来阿拉伯的地税项目之内。上埃及的绿洲生产一些靛青，但它的价值不大。香膏树也许是从阿拉伯半岛

① 即保加利亚人。——译者

输入的，在中世纪后期出产于下埃及的希力奥波力附近。尼罗河两岸及三角洲盛产着纸草芦苇，而从它制造出来的纸张长久提供了埃及出口品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在中世纪的后期，三角洲上种植甘蔗，用以制糖，特别是在罗塞达和达米伊塔。糖是用牛拖的磨子来磨压甘蔗汁经过煎煮而制成的。埃及糖坚硬而透明，以整块或碎粉的形式出售。在整个中世纪，麻布也是埃及的一项重要制品和出口物，但是关于亚麻的种植，我们所知的不多。牧畜是埃及农业经济中的一个古老部门。马匹出产于利比亚。息里内易卡是以它的优良马种和专家骑师出名的。在寺院农场上可看到骆驼群和猪群；无疑地这是埃及农业的一项特征。

米伦在论述埃及在帝国统治的时期所发生的情况时采取了悲观的看法。他说，根据稀少的记载可看出定额地租似乎增加得很多，而比例地租则依然不动，甚至下降着。他从阅读所得的“一些不很详尽的资料”作出了“关于埃及在罗马人统治的最后一世纪的一般情况的判断”；他所得的印象是一个“绝望的贫困”的印象。现有很多事实足资证明寺院团和教会是当时大地产所有者。帝国赋税的负担越来越重地压在埃及身上。查士丁尼进行征服意大利和非洲的时候，曾千方百计地用各种赋税的形式来吸取埃及的富源。虽然农业劳动者和租种农民一定受过苦，但埃及仍然是出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

埃及的出产富饶，使它对君士坦丁堡每年能输出二十六万夸脱①谷物。 610 年时，当弗卡斯听到了埃及反叛的时候，他就捕拿停泊在港内的亚历山大城运粮船的大船队。亚历山大城曾运送大量麦子到阿拉伯半岛，“未曾影响它每年运送到君士坦丁堡的数量。”615 年，由于尼罗河未泛滥而出现的严重情况（向来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埃及全境发生了毁灭性的饥荒。教会的两只船从西西里装运粮食到亚历山大城进行救济。在同一年，我们也看到记载说，“亚历山大城的主教约翰在波斯人侵犯之后，为了重建耶路撒冷的教会曾捐献一千头骡子、一千袋谷物、一千条咸鱼、一千瓶酒、一千磅铁和一千个工人。”据说，他也曾派人护送去“大量黄金、谷物、衣服等等”。亚历山大城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曾是埃及的京都。就文化和工业来

说，世界上所出产的最好东西都辐辏于此。贸易象流水般地通过这个欣欣向荣的大城市。游历家曾把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亚历山大城称做“忙城”。那里，没有一个人闲着无事的。那里制造玻璃和纸，织造精致的麻布。这最后一项职业遍布埃及全境，除了农业以外，再也没其他职业象那样普通的；但前两项职业大多限于亚历山大城内。其他职业也差不多，在各城市村庄里流行着那作为罗马世界特征的行会制度。其中列出的有铜匠、烘面包工、啤酒商、油商各行会。作为帕诺波立斯的寺院所存在的工业而被提及的，除了直接有关农业的以外，有金匠、烘面包、木工、浆洗布匹、编篮、硝皮、制鞋和裁缝各种行业。在阿拉伯征服时期中所经营的工业中，有陶瓷制造、金饰制造、金属上涂彩色和象牙雕刻各行业。在奥科伦喀斯存在的行会中，有养蜂者行会；而在同一市镇里，我们看到了一份关于售蛋章程，由此可见饲养家禽技术在古代埃及还是重要的。

在整个中世纪，埃及的麻布织造业占着一个重要地位，而在那个时期，麻布始终还是地中海世界所爱好的东西。三角洲市镇的织工，甚至上尼罗河

① 一夸脱，（quarter），在美国等于二十五磅，在英国等于二十八磅。——译者

村落的织工，是以制造纺织品出名的；不仅麻布，而且丝绸以及金线绣品都闻名于西方和东方。有些市镇，由于制造为特殊场合穿用的稀有而又昂贵的服装而获得盛名。行会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使经验的交换和新式样的迅速传布成为可能了。

另一值得提出来谈一谈的埃及地方工业是造船业。亚历山大港和克列斯马都是坚固的海军港。亚历山大港是拜占廷舰队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它的一个主要船坞。看来不是不可能的，阿拉伯人的征服“和下一事实的认识相联系：只在拥有一个舰队条件下才能长久保持新获得的领土，例如叙利亚沿海市镇”。阿拉伯人曾继续使用埃及作为一个海军基地。

捕鱼是个相当大的埃及地方工业，而咸鱼是一种出口品。亚历山大运河的出海海道是“经常开放着的，不仅对那些从大海来的商船，而且对天天带着船货到市场来的渔船”。据说，波斯人曾乔装着码头工人乘着渔船而潜入亚历山大城的。

无论如何，埃及决不可称为一个矿业国家，可是它也出产了几种至少值得指出的矿物。那画家和硝皮匠所常用的明矾，出产于上埃及和努比亚，而亚历山大城成为它的巨大集中港口。天然碱或硝石十分重要，因而曾有一块地方以它命名。上埃及有绿宝石矿，从古代起那里开发出绿宝石和绿柱玉， 直到 1359 年时才被最后开尽。在埃及还可找到红宝石，但在品质方面它们次于从锡兰运来的货色。

在一切工业和技术方面，本地科普特人即古代埃及人的后裔似乎曾是那维持着埃及标准的阶层。做这工作的是他们，组织行会的也是他们。拜占廷人似乎一向曾占有着一个侨寓的、做官的上层地位，横加在埃及社会之上。他们大部分在阿拉伯征服的时候就往他处去了。波斯人未曾长久居住在埃及，因而他们所发生的影响只是临时性的。

亚历山大城想必是一个很大而又很繁华的城市。它的美丽街道、它的灯光、它的公共大厦、豪华浴场以及很多其他景色，使到来的阿拉伯人不禁眉飞色舞，称羡不止。在三角洲上，还有其他几个城市，虽不太闻名，但却有很大重要性。达米伊塔和罗塞达位于尼罗河的不同出口处，是两个热闹的、兴旺的城市。有一个最著名的制造业市镇，就是那位于满刹拉特湖中一个岛上的廷尼斯；它庄第六世纪变为一片大洼地，当时海水突破堤岸，淹没了三角洲上一个美丽的、最肥沃的部分，把许多小村落、大量农场、园圃和果园的土地完全毁了。廷尼斯到中世纪后期还是以纺织业出名，就它织品的精致来说，只有达米伊塔和沙塔的出品堪与伦比；而在十一世纪还以制造刀业驰名。沿尼罗河上行的路线上有塞易斯、希力奥波力和底比斯，它们对商业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性。珀琉细安（科普特称之为珀勒摩）位于东面的苏伊士的狭长地峡上，是从东方进入埃及的锁钥。它距海约一哩半，近尼罗河的珀琉细安港湾，并有一个海港。阿斯旺、阿敦里斯、贝伦湼斯、阿达布及其他地方都位于辽远的南方，是上尼罗河和红海沿岸穿越沙漠的各商路的必经之地。

从上文所说的看来，埃及商业显然有着两种类型——起迄点都在埃及境内的商业和以埃及作为媒介或通路的商业。埃及的大宗自然贸易是谷物贸易，它是一种国内贸易，供应三角洲上大城市的粮食；也是一种国外贸易， 运输贡物给罗马、君士坦丁堡及其他城市，并通过贸易商行供应许多地中海沿岸港口的粮食。亚历山大城和拜占廷帝国内其他城市一样，由于发放公粮

的弊病而蒙受痛苦；当查士丁尼时代的亚历山大城总督霍比斯特斯为了增加帝国的贡赋停止发粮的时候，它已达到每年二百万嘝的数量。进口货中除了木柴、铁及其他低级金属和琥珀以外，只有很少是从西方来的。亚历山大城及其他城市的特点在于它们的贸易大多是出口贸易。在进口贸易方面，埃及人对通过他们境内的许多东方物品征收了通行税。从古代起，生丝就是从东方输入以供廷尼斯、达米伊塔及其他市镇的织工所用的原料。

查士丁尼为了使亚历山大城对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不受街上每次民众暴动中暴民的劫掠和破坏的危险，曾以坚固的墙壁为亚历山大城腓利码头附近的谷仓设防。而且，因为船只常常停留在达达尼尔海口一个月等待顺风， 他在那里曾建造仓库，以便需要船只另运谷物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船只就可立刻卸货回到埃及去。

埃及的教会早已获得大量土地赠与，而在这个时候差不多把眼前任何别的东西都紧抓在手里。

教会有着自己的商船队。据说，其中有一只船载运着二万嘝的谷物，途遇暴风，离开航路，远漂至不列颠，那里正在发生着严重饥荒。这只船载锡而返，后来，它的船长在彭坦波里斯售出了锡。另有一次，我们听到由三只船组成的船队，每只船载运着一万嘝谷物，在亚得里亚海中它们遭到飓风，丧失了全部船货。它们都是属于教会的，除了谷物以外，还载运着白银、细薄纱及其他贵重物品。教会曾参加那项亚历山大城和君士坦丁堡间的大量谷物贸易也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由查士丁尼缜密地改组了的贸易①。埃及

成为东方贸易通路的重要性，与其说是开始于罗马时代，不如说是开始于查士丁尼时代以及在科斯洛厄兹统治下的新波斯帝国崛起的时代。到了第六世纪，地中海沿岸居民对远东奢侈品所形成的嗜好远甚于罗马时代所流行的风尚。波斯所垂涎的正是这项庞大而又繁盛商业的控制权；而波斯处在这样支配的地位，不管那项商业是经过亚洲陆路而来的，或经过波斯湾和红海水路而来的。拜占廷和波斯间的长期争执基本上是贸易战争，其中丝绸贸易是它们争夺的主要对象。有一个波斯故事中说，第一只蚕蛾是从约伯的疔疮里出现的。

但确然无疑，丝织工业是起源于中国的，也许在公元前 1000 年以前已在那里进行着。最古的中国史籍说，丝织甚至在那时已是一种古旧技术。这工业差不多带着一种神圣工业的性质。几百年中，它局限于华北各省，并为了朝廷的利益而被垄断着；凡是图谋泄露生丝制造的秘密或输出蚕子的行为都为政府所严禁。只有制成品容许越过边境。中国人运丝绸到土耳其斯坦和印度的市场；从那里它沿着早在公元前 150 年前已熟悉的商路即“丝路”②到达地中海。亚理士多德是希腊作家中第一个提及蚕蛾的人。从亚历山大帝时代起，东方商人把丝织品输入了欧洲。但是，在古代世界里它一向是珍贵的商品。当凯撒穿着丝服出现于戏院里的时候，他被认为是显示了闻所未闻的豪华；在提庇留时代以前，贵妇是不穿丝绸的。早期帝国也曾禁止过男人穿着丝绸服装。甚至在第三世纪，丝绸的价格按分量是等于黄金的。在运输丝绸

① 蒲脱勒：《罗马统治下的埃及》，第 49—50 页。

② “‘ 丝地’（Land of The Seres）是西方人指称中国的一个最早的名称。‘Ssu’读作‘Sz ’是中国的名称，而蒙古人把丝称作‘Ser’，显然后一名称跟着这产品而进入了希腊和罗马”。——苏特喜尔：《中国和西方》， 第 8 页。

方面，中国商队从来没曾越过土耳其斯坦的西方边境，虽然有些中国人的帆船曾行驶到锡兰以西。从中国商人所达到的地点，各种商人继续着丝绸的运输工作。但是，不管丝绸从陆路或水路运来的，波斯人总是首先获得它；他们疑忌地防范，使丝绸不致经过别人的手而只经过他们的手转运到东罗马帝国去。在陆地上以及在海面上，波斯人是东方贸易的主人翁。边疆上的有些城市曾被特别指定为两国间的丝绸贸易站，而且两国税局就设在那里，来征收它们所课的关税。那些开始于第五世纪而后由查士丁尼重行制定的严刑峻法，以罚款和没收财产的方法惩办任何诈欺或走私行为。这些城市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克斯、美索不达米亚罗马边境上的尼士比以及亚美尼亚的阿塔克萨塔。这样一来，波斯人得维持陆上丝绸贸易的完全垄断。他们在海上的地位几乎是同样坚强的。他们的舰队巡逻着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他们是印度的贴近邻人，和印度王公维持着友好关系。有大批波斯商人在印度和锡兰经商。在那里，他们享有免税权以及很多特权，并建立了范围大、势力强的居留地。所以在查士丁尼时代，君士坦丁堡几乎是完全依靠着波斯来获得那已成为它所必需的丝绸供应。按照罗马经济的突出垄断性和集权化组织， 在一个商业团体监督之下，一切进口丝绸都被收购。在这种丝中，有的已经是制成品，很多还是在原料的状态，用以供给太尔和贝鲁特的帝国制造工场。在这些城市里，也有一种经营重织和搀用中国丝绸的大规模贸易。

当 528 年波斯战争切断了横过大陆的丝绸贸易的时候，查士丁尼曾企图同阿比西尼亚国王阿克苏谟（530—531 年）缔结同盟，来发展那红海和印度间的商路。但是，希腊和阿比西尼亚商人发现：波斯人在锡兰市场上由于享有特权，势力已这样牢固，以致他们的地位已成为不可进攻了。而且，波斯舰队的巡逻阻挠着他们在阿拉伯海上航行的船舶。532 年的和约，使情势回复到旧有的基础之上。540 年时，第二次波斯战争爆发了。东方商路的切断， 又一次使工业陷入严重困难状态里。帝国政府曾用规定丝的最高关税率方法来解决这困难，这项努力获得了应有的效果。私人制造者因无力支付那购买生丝所必须的价格，乃按法定价格出售。这法律是针对他们而实施的，而管理政府工厂的拉基塞斯伯爵却可以不予理睬。太尔和贝鲁特两城的繁荣景象消逝了；它们的织丝工人不是饿死便是逃到波斯帝国去，帮助敌人经营丝业。丝价飞涨到这样的程度，一磅紫色丝的售价在四千美元以上。在走投无路的状态下，皇帝查士丁尼在 533 年同意赠给波斯人一万一千磅黄金，名义上作为波斯人保护高加索山路来防止“白匈奴”侵犯所付的酬劳——那是以前阿那斯塔细亚所拒绝支付的——但是，实际上作为恢复丝绸贸易对波斯人所付的代价。此后边境上的商站又重新开放了。

但是和查士丁尼一样，波斯科斯洛厄兹大帝怀抱着帝国主义的和征服的野心；540 年在哥特战争中，波斯人曾蹂躏叙利亚、占领安提阿、渡过上幼发拉底河，而进迫亚美尼亚，也就是进入小亚细亚的大门。542 年时，贝利撒留从意大利被召回来，收复了失地，于是和约再度签订。然而，波斯人不遵守所规定的税率，尺量征课丝绸贸易所可负担的税款，甚至还超过这个范围。君士坦丁堡遭到了尖锐的危机。私人工场关门，而政府工场是在亏本经营着。

在这个关头，中亚细亚的事变部分地拯救了查士丁尼。关于从中国到波斯的丝绸运输方面，索格狄亚那的商人原是最重要的中间商。但是在第六世纪，一个广大而疆域不明的突厥帝国开始在中亚细亚形成起来，并扩展它的

势力于索格狄亚那。波斯因为害怕那和索格狄亚那的通商关系会被卷入和突厥人的战争，所以停止了这项贸易，宁愿经由海路从锡兰和印度方面，来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丝绸。结果是查士丁尼以前和阿比西尼亚人所没能办到的事情——绕过那波斯人所控制的东方商路——现在他和索格狄亚那商人可以办到了。于是，第一世纪中罗马和帕提亚［安息］的历史重演了。那条古代商路，即从巴克特里亚下行阿姆河到达咸海，从那里绕过下里海越里海地峡到达黑海这条商路，重新开放。另有一条商路，也是上行阿拉克赛河，越亚美尼亚到达特勒比遵德，即希腊人所称的特拉比左斯（Trapezos，所以这样称呼它，因为这个城的脚下的岩层，形状奇突），这是“属于魔城一类的城， 位于拉戚斯坦锯齿状山脊和突出的峭角之间，在这峭角顶上据传说有‘万人’ 札营过”。在查士丁尼的最后一年（565 年），波斯人的控制就这样地遭受了侧面的攻击。从这个时候起直到阿拉伯人在西亚崛起时止，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上时常可看到索格狄亚那商人和突厥商人。

我们可以用最后一件事来结束关于丝绸贸易的故事。552 年时，欧洲侥幸找到了一种方法，至少可以部分地摆脱对中国丝绸的依赖性，也同样地摆脱了波斯的残暴行为。因为在那一年，有两个曾在东亚住过的景教僧侣，把蚕蛾子放在竹杖内偷运到欧洲来了。又经过多年的辛勤工作，希腊的丝业建立起来了；在希腊，桑树似乎长得很盛；但是西方丝业的开端，却在于这一事件。到了十字军东征时期，丝绸制造业已遍传于希腊、南部意大利和里维耶拉意大利①以及西西里了。

现在，我们必须转到讨论东罗马帝国的内部情况：它的工业、查士丁尼的行政政策和征税制。在第六世纪的开端，东罗马帝国的工业机构包括着在政府管理下的一大批排他性的贸易的和工业的团体。这些团体起初为了它们成员的经济利益而自愿结合起来，后来发展成为国家的工具，按照它的利益， 来管理工商业了；转变的过程，历时在百年以上才告完成。早在第四世纪初期，国家已使一个团体中的成员资格成为世袭的和强制性的。拜占廷帝国的经济组织，是一个最高度社会主义的组织；但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组织，因为它的管理方法是受统治者的和他政府的利益所支配，而基本上不是受社会的利益所支配的。工业是一项属于国家范围内的事务。

除了团体成员在私人地位上须付的赋税以及他们工业上附带的捐税以外，有些团体还须履行若干种有关政府职能的义务。那些大的即“批发”的团体，应监视某些税款的征集，监督巨大公共工程的建造以及从埃及运输食粮的供应。这些负担，叫故“非常公役”。那些小的团体负担着“微贱公役”： 包括缴付地方捐税、看守桥梁、公路等等。若干种需要技巧或技术经验的职业，如染师、制车匠、珠宝匠等等，享有着免除“公役”的权利。但是，他们的团体也是受政府管制的。最后，可举出一个团体组织的极端例子，甚至在公路上和桥梁上工作的奴隶们也是属于奴隶“公会”的。

除了管理工商业团体的事务以外，政府还直接经营着若干种事业。其中最著名的是捕骨螺或螺壳业、军械局以及国家织造工场。几乎所有的重要工业品都是从这国家工场（扩展到帝国的各港口）里制造出来的。

第五和第六世纪东罗马帝国内的主要工业是制造丝织品、有光泽的陶器、用于镶嵌细工的彩色石和十字架。最后一种是一项主要工业，所用的材

① 里维耶拉意大利（RivieraItaly），指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风景区。——译者

料是黄金、白银、宝石、褐炭和象牙。刻花是这工业的附带部门。叙利亚是以它的彩色玻璃、精制织物和锈品出名的。

帝国政府所经营的规模较大的专利事业是：矿场、采石场、盐井、造币厂以及制造武器、军事配备和兵士服装的各工厂。有一时期，政府曾企图垄断丝织品的制造，但是由于不能满足政府的需要，私人工厂重新准予设立。政府的补助和垄断性的控制，在一个时期内有着鼓励工业的效果；突厥大使曾参观查士丁尼国家工场，曾对机轴上的产品表示惊异。但是，查士丁尼的垄断政策也有着危险的效果，即迫使他的数以千计的最好丝织工人往他的商业敌人即波斯人那里去了。在他的沿海通行税站上和边境城市里，他设置了那些叫做“商务专员”的官吏，他们的责任就是在私商有机会收购之前，以低价来收购全部丝绸。他也曾制定严格的度量衡制、沿海港口章程，并曾建立一种港口征税制度；这种税率后由他的后继者规定为 10％。奈斯波拉斯对那些住在赫勒斯滂海峡彼岸的商人所购的家庭奴隶，每人征收两个诺密斯麦塔①的附加税。采石场原来是依照契约出包于私人的，但是，由于条件的过分苛刻，承包人变为无利可图；因此，它们后来由政府收回经营。所有的其他工业都是私营的，但也受着国家的严格管理。国家对每一种工业都加以课税， 而且硬要一切职业，除学术性的职业以外，负担公役或个人劳务。政府的工业管理，因为各种职业都已组成为行会而变为容易办理了。

至于农业，它是按照由罗马帝国传下来的大农场制度组织起来的。农奴制广泛流行着，而农奴的状况是苦不堪言的。除了在山区以外，实际上再也没有自由农，只有属于租户阶层的农民；他们的状况也不见得稍优于农奴的状况。在边境省区内，还有成千累万的隶农即边境农民，论身分和状况他们接近农奴，但他们负担的捐税较轻。

埃及仍然构成帝国的大谷仓，每年供给君士坦丁堡食粮五百五十万摩底

①。这项供应当然是由政府缜密管理着的。大量食粮的供应还来自附近的色雷

斯、小亚细亚和黑海地区。主要食粮是小麦、咸肉、鱼类、干酪、火腿、酒和蔬菜。大贵族地主阶层（“有势力”的人）继续着罗马的特权传统；他们不顾法律的规定，靠着牺牲无保障的小土地所有者和穷苦农民来扩大自己的地产。“地主不住领地制度”发生了各种弊端，一任土地上的劳工常常遭受管事或管家的虐待。这些“有势力”的人拥有武装的仆从，他们又富又强暴， 在他们的地方上也是政府的大患；当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联合起来的时候， 他们就可发动一次革命。那些构成国家收入基础的赋税是土地税、“金银税”

（这是加在商品上的苛税，曾由阿那斯塔细亚取消，而后由查士丁尼恢复的）、人头税、房屋税、商业团体税、海关和港口税以及市场捐。除此以外， 政府还征取旧罗马的“义务服役”以及那用以供应首都粮食并配备与维持军队的各种捐税。这些税款的征收，大多出自富裕市民阶层和大商业团体的。但是，因为这个阶层越来越穷，他们的责任也就成为空谈。收入最丰富的税是土地税，但是由于大土地业主的势力，土地税的负担大多落在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了。戴克里先所采用的财政制度，已把那寺院土地上的农奴制扩展成为农村经济和农村社会的一个基本制度。两百年以后阿那斯塔细亚以强制那些住在一块土地上满三十年的自由农永远不得离开他们土地的命令，创造了

① 诺密斯麦塔（nomismata）是拜占廷帝国的一种货币名称。——译者

① 见第 2 页译注③。

一个新的农奴阶级。拜占廷立法的目的，经常是要保证固定状态以不变为度。就这一场合来说，法律的目的是要防止弃田数目的增加。查士丁尼对农村财产无情地课以残酷的土地税，叫做“联保地税”（epibole），依此规定，附近业主当附近土地被它的所有者遗弃的时候，或所有者无力付税的时候，应负付税的责任。在疫疠流行的时候，当城市中的几条街的房屋和乡村中很多的田庄变为无租户或无主人的时候，这种征税方法造成了混乱局面。从理论上说，这项附近业主连带负责制应对富人和穷人同样地实施的。但是实际上， 富人能够拖延缴纳，甚至逃避这项法律的实施，因为他们往往是宫廷或政府的官吏，无论如何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朝廷的势力。这样，这项义务就沉重地压在小土地所有者身上了，而政府对于他们的不满，原是没有什么害怕的。

真正的问题是，从道德方面和技术方面来说，拜占廷的整个财政制度是不对的。正象柏立说过：

对近代学者来说，必要记牢两个事实：它们在熟悉近代国家土地问题的人们所不可想象的一种形式下，有力地影响着那项发展⋯⋯这立法是完全以财政的考虑为基础的；而法律的直接目的，是要尽量减少国家方面的麻烦， 来充实国库：使国库充实而不使帝国富裕的浅见政策；罗马法上很不完备的信贷制度，即那阻碍了投资而使土地成为几乎唯一投机对象的制度，在土地问题上，如上文所说，在一种特殊方式下⋯⋯起着反作用①⋯⋯

没有疑问，查士丁尼时代的赋税是很重的。他使国家财力枯竭的长期战争，他国内的庞大建设，他朝廷上的豪华风尚，消耗了千千万万的进款。而且赋税的负担由于强征勒索以及由于上上下下几乎每个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而加重起来。查士丁尼不是一个守财奴；他的贪婪是为了铺张浪费的。因此， 在敛钱方面他是很少选择手段的。他的官吏搜刮愈多，他的进款也会愈多； 而且他还要留些不义之财在他们的腰包里。所以，我们可看到：卡帕多细亚·约翰或彼得·巴塞姆斯在主持一个庞大的蛮横赋税制度的时候，曾用酷刑敲诈勒索，迫付税款，同时他们卖官鬻爵，做小麦投机勾当，甚至克扣军饷，以求获得更大的收入。在各省内，我们也看到：约翰·兹波斯在亚美尼亚曾实施商业垄断，他以低价购进一切商品，而后以高价强制居民买回它们。那绰号叫做“厚颚畜生”的约翰，曾使费拉得尔菲亚地方人财两空。这些例子并不是个别的。在新征服各省内，民众都是在赋税负担和压迫之下呻吟着。无疑的，在查士丁尼的政府中也有良好忠实的人。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获得金钱。查士丁尼的破坏性的帝国内政政策使外族易于侵入，远远地抵消了他为抵抗他们所作军事努力的效果。阿那斯塔细亚的统治时期曾是一个帝国内部的复兴时期。他曾取消对工业有破坏作用的赋税即“金银税”，并取消“市民团体征收城市税制度”。但查士丁尼竟使新的征税制度比起旧制度来成为还要巨大的勒索工具。为着首都和军队而征收的粮食税比以前多了十倍。那人为的货物缺少和高物价是由商业上的苛捐杂税所造成的，而垄断制度的建立又使工业破产。政府已成为一个极端专制的和中央集权化的政府了。在查士丁尼统治的初期，市政机构还是有力量的。希腊城市在公共建设和学校方面还有地方自豪心理。但是他后来破坏了所有的这种地方自治权， 剥夺了自由城市的收入和自由权，还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那占重要地位的希

① 柏立版，吉本，第 5 卷，第 533 页。

腊族的民族精神，因此，他把帝国的一个屏障撤除了。 “很难说，究竟是统治阶级间对一切经济和道德法则的藐视，还是中下

层阶级的无可救药的愚昧无知状态，构成拜占廷帝国使人更可痛心的景象。” 我们看到，帝国政府滥征各种赋税和关税，征取粮食来维持军队和首都，并强制运输它们，以及发给专利执照（甚至面包）；到处是横征暴敛景象。听任士兵领不到饷银而变为毫无纪律，村庄变为人去楼空，而田野不毛；边境炮垒无人防守，蛮族因而侵袭帝国。于是，帝国就不得不用巨金来收买他们

（以及波斯人）。地震曾使几个整个城市必须重新建造，包括安提阿在内。542 年的疫疠又使帝国陷于瘫痪。558 年时疫疠又出现了。当时，查士丁尼不用削减朝廷的奢侈费用，而用削减军事抚血金和谷物补助费来节约经费。最后他还采用了货币贬值的办法。在他统治的末期，国内混乱、哗变、焚掠事件，层出不穷。帝国已陷于垂危状态了。

查士丁尼时代所建造的大厦（其中圣索非亚大教堂迄今还是令人惊叹的纪念品）、石子路、港口工程、灯塔、息德那斯河两岸防止塔苏斯水灾的堤坝、达达尼尔海峡和亚历山大港口的设防仓库和小麦栈房、为着招待到耶路撒冷去的过路香客而设的半旅馆半医院性质的“公家接待所”，这一切建设， 就事情的本身论，尽管是善良的，但曾消耗巨额金钱和千百万人的强制劳动， 所以，就建造它们所付的代价来说，则是得不偿失的。象法王路易十四那样， 查士丁尼曾消耗精力于“好大喜功”的欲念，并为了追求“光荣”，他牺牲了不可计算的鲜血和资财。有一个拜占廷的大学者认为：“他统治的主要缺点，在于财政管理上的腐败。”

由于查士丁尼的不健康的财政政策和他的浪费行为，帝国从来没能够产生充分财源以满足他的欲壑。如果没曾有巴尔干半岛山中的丰富银矿只及亚美尼亚的金矿，他的政府也许已经垮台，象西班牙政府在十七世纪当秘鲁和波多西矿业开始失败的时候所遭的命运那样。

在 565 年查士丁尼逝世后，帝国面临着一个持续多年的危机。566 年时查士丁尼二世的一项诏令宣称：“朕见国库空虚，军队如此混乱，以致国家处在蛮族的不断侵犯和侮辱的危险中。”然而，他由于沉迷于帝国主义的观念，对帝国的惨淡景象视而不见；及至破产和垂危状态迫近的时候，则以神位了之。“分离的要素开始以全副力量起着作用；矫揉造作的制度已在垮台； 现在帝国开始迅速而又明显地变质了。”在一般分崩离析的状态下，“不公平状态在首都和在各省内到处存在：富人为他们的财产而惶恐，穷人为他们的生命而担心；普通长官都是无知或贪污的；偶然的纠正办法，看来都是蛮横而凶暴的，民众的不平之鸣不复能以一个立法家和一个征服者的动听名义平息下去了。”

正在这危急时期，由于受到亚洲突厥部落的压力，也许还由于受到巴尔干半岛上肥沃土地的引诱，斯拉夫人进入帝国来找殖民地，象过去日耳曼人由于同样的形势所迫而进入帝国那样。

第四和第五世纪的蛮族侵入曾破坏黑海北岸希腊殖民地，但到了第六世纪，那早期游牧部族的地位已由斯拉夫族，即维尼德人、斯克拉维尼斯人和安特人所接替了。他们的原住地似乎曾是喀尔巴阡山和波罗的海之间的地区，但是他们逐渐散布于俄罗斯平原，最后南下尤克辛海和希腊殖民地相接触，因而和君士坦丁堡相接触；而君士坦丁堡的文明对俄罗斯曾在各方面发生过有力的影响。

关于斯拉夫族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定居于多瑙河南岸，这一问题还没有定论。斯洛文人的确在阿提拉时代之前，可能早在 300 年已开始渗入到那里。他们一定曾参加过第三世纪的边境扰乱，而且由加理略所安插在米西亚和色雷斯居住的卡皮人，可能就是斯拉夫人。现有明确的资料可证明：斯拉夫人在第四世纪中是以隶农的地位居住于半岛上的；在第五和第六世纪中有些罗马军官是斯拉夫人。在哥特人移入意大利之后，东方各省荒地上有斯拉夫隶农居住着。从这些事实我们发现一个和日耳曼人渗入西方帝国完全相类的事件。所有进入巴尔干半岛上的少数日耳曼部落，都已转移到西方去。斯拉夫人定居下来。因此，西欧洲成为日耳曼化，而东欧洲成为斯拉夫化了。 562 年时，阿佛尔人对罗马领土举行他们的第一次侵袭。斯拉夫人尽管

好战，而却是寻求住所者，可是阿佛尔人，象他们的近族匈奴人一样是单纯的掠夺者。不久，斯拉夫人和阿佛尔人的侵袭变为越来越多，越来越狠；所以奥曼写道：在 570 和 600 年之间不是“夸大其词地说⋯⋯老的人口几乎消灭殆尽了”（在巴尔干山之北），而在马其顿和色雷斯则大大地削减了。这样，拉丁语的省民几乎全被消灭，除了住在达尔马提亚群岛和山岭要塞中的， 从那里他们后来出现为瓦雷契亚人。577 年时，至少有十万斯拉夫人曾涌进色雷斯和伊梨里根省内，从那一时期起斯拉夫人可以认为是在巴尔干半岛的人口中的一个重要成分了。

皇帝摩里士（582—602 年）曾拚命地抵抗那联合的敌人。他曾保住多瑙河畔的堡垒，但是在堡垒后面，只是“疏散地住着斯拉夫人的一片荒野而已”。罗马居民向北移住，没曾达到巴尔干山之外。然而，通商大路还是保卫着的。到了摩里士的统治末期，斯拉夫人已经定居在整个马其顿和帖撒罗尼迦的周围。至于他们在这样早的时期是否已到达希腊，这一问题还是有争论的。柏立说现有一些资料可证明他们是到达的。

在这混乱局面里，皇帝摩里士是一个悲惨的而又是一个英勇的人物。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将领，战略论的作者，又聪明又有效能的行政长官。因为认识到丝业对拜占廷的重要性和突厥人支持的不稳固性，他努力和波斯取得妥协，因而给科斯洛厄兹二世援助，来干涉巴勒姆的叛乱。

但正是由于这位皇帝的聪明，就有了敌人。摩里士知道斯拉夫人和阿佛尔人的侵入威胁着帝国本身的完整，所以曾限制拉温那总督军队的饷银，因而触怒了伟人格列高里；对后者来说，阿佛尔人和斯拉夫人的侵入巴尔干半岛，在和伦巴人侵入意大利相比之下，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此外，摩里士也曾遭受希腊教会的强烈反对，因为他禁止了寺院接受新的成员，而加入寺院原已成为一个逃避军役的好方法。这种逃避行动已成为一项公开的弊端。在每一次发出召集新兵命令的时候，大批“逃避者”就涌到教会里，要求接受寺院生活，往往出资来购买这项特权。的确，那些不顾廉耻的住持们竟做着这样性质的好生意。摩里士在财政上和军事上的百般苛求，在国家危急的时期原是必要而又有理由的，可是，这种措施使他失掉民心，终于使他被篡位者弗卡斯（602—610 年）所推翻；后者的统治是集放纵、残暴和奢侈之大成。当非洲总督之子希拉克略把这僭主最后推翻的时候——因为在君士坦丁堡没有一个人曾敢反对这僭主——他把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尽沉入赫勒斯滂海峡，留下了一个空虚的国库和一条血路。

希拉克略的统治（610—641 年）标志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化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前进步骤。在他登极的时候，如上文所说，斯洛文人已定居在卡尼鄂

拉，并在伊梨里根、色雷斯、马其顿、米西亚，可能也在希腊，有着很多居留地。正在那个时候，他采取一个对半岛前途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步骤了。希拉克略曾号召塞尔维人和克罗特人从喀尔巴阡山区移到达尔马提亚和伊梨里根来。他们被给予的土地，也许就是由旧有的罗马人和希腊居民所曾经放弃的土地，不过柏立认为正是在这时期，本地居民逃往达尔马提亚海岸去建立了新的市镇（拉古萨、加他罗、斯帕拉托等等）。

这些新部族，在德拉夫撒夫区的斯洛文人和半岛上别地区的斯洛文人之间，插入了一把楔子。克罗特人散布在下斑诺尼亚、伊梨里根，并向东达到德里纳河岸；换句话说，散布在克罗地亚以及在部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塞尔维人占据了这三个地区的其余部分，就是“老塞尔维亚”

（即诺威巴萨州）、北部马其顿以及在亚得里亚海沿岸，那曾包括门的内哥罗在内的一个地区。这些人便是所谓“沿海塞尔维人”。

这些新斯拉夫集团只是松懈地从属拜占廷帝国而已，它们从开始时起， 就在自己政府之下保持着大量的地方独立性。所有的斯拉夫侵入者，在他们的进入时期是在低文明的阶段，但是他们有着不可磨灭的爱好独立和憎恨权力的情绪，因而他们没有国王，但却有部落酋长，叫做“统领”（zupans）。在危险的时期，各统领在会议上推选一个“大统领”——那是国王的萌芽。斯拉夫人组成为公社，有着公有财产。公社首长是从主要家族中选出来的； 他们形成了一个贵族阶层。斯拉夫人是从事农业的部族，变成为“固着于土地，那倒不是由于农奴制，而是由于种田者和业主间的情感上的联系”。

另一个闯入巴尔干区的外族是保加利亚人，他们在 678 年胜利地建立了保加利亚王国。保加尔人［保加利亚人］是属乌格罗-宾尼克族。他们是从伏尔加河和顿河沿岸“老保加利亚”来的。到今天在喀山附近我们还可看到保加利亚人古都的遗址，即巨大而不成形的泥邱；这些泥邱现在是比任何俄罗斯公侯国还古老的王国的唯一纪念物；王国兴盛于第六和第七世纪，还在保加利亚部族侵入多瑙河流域使拜占廷皇帝寝馈不安之前的时候①。

在希拉克略统治时期，保加利亚人叛离了阿佛尔人，把阿佛尔人从他们在老达谢所占的地区逐出；而后渡过多瑙河，征服了米西亚的“斯拉夫七部落”，并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君士坦丁四世同他们签订条约，把多瑙河和巴尔干山之间的领土让给他们，并为了保全色雷斯向他们纳贡。在那里，微贱的斯拉夫人被降到一种类似农奴的地位，而斯拉夫贵族得准予参加政府。这两个民族立即开始了血统的混杂，结果成为文化史上一个奇特的事实。那突厥系的保加尔人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在不满两百年时期，已完全斯拉夫化了， 所以在今天保加利亚人，实际上（除了名义上和血统上稍微混杂以外）象任何其他巴尔干民族一样，就可认为是斯拉夫人。至于保加尔人的语言，一点儿遗迹也没留传下来。这一事实可说明斯拉夫种族具有那令人惊异的同化力。

然而，保加尔人比起斯拉夫人拥有一种优越性。他们有着一种从一个中央集权政府所得来的力量。他们的汗是一个绝对的专制国王，而以严格的东方仪式和人民隔离着的；他又是一支训练精良的军队主帅。这可说明他们为什么建立了一个强盛的王国并拥有伟大威力。直到中世纪后期，在纯粹斯拉夫人的国家中，再也没有一个国家在疆土大小和力量方面堪与伦比的。

① 布赖斯：前引书。

关于各部族移入巴尔干半岛的过程，还有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希腊的斯拉夫殖民地化问题。关于这项侵入和占领的范围，在历史家中曾有过讨论。有的人主张，在摩利亚和中部希腊的希腊人曾完全被根除，而近代的希腊人只是拜占廷化的斯拉夫人。这一理论是根据第九世纪君士坦丁合法继承人的说法的：希腊全国已变成斯拉夫人的和蛮族的世界了。芬雷说过，在希拉克略时代，斯拉夫人曾深入伯罗奔尼撒，不久遂占领它的大部地区，但那些设防的市镇还是留在希腊人手里。柏立认为到第七世纪中期，希腊的乡村部分已经斯拉夫人化了，而各市镇依然是完全希腊化的。他还以为斯拉夫和希腊人一定曾经混合过，因为我们没有听说过什么冲突。在第八世纪，一个出生于希腊的斯拉夫人曾担任君士坦丁堡的教长。

现在，我们讲到了第八世纪的开端时期，正是巴尔干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不仅从帝国的观点来观察，它是标志着拜占廷帝国异于罗马帝国的开始时期，而且从巴尔干地区部族移动的观点——本节讨论的特殊观点——来考虑，它也是标志着蛮族侵入和移入巴尔干区的终止时期。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帝国在四个世纪被蛮族侵犯之后，在欧洲方面的状况。它的实权，北以巴尔干山为限，西以斯特鲁马河为限，而帝国在希腊的势力是很不稳固的。名义上它在欧洲的统治权还伸展到旧有的疆界，除了保加利亚王国以外；但是实际上，它在马其顿、伊梨里根、达尔马提亚和希腊的斯拉夫附庸国都是独立的。尽管希拉克略有很大才干，但他的统治时期却看到了这些领土的丧失。吉本说过，在希拉克略以后，“罗马的名称已缩减到君士坦丁堡孤零零的城郊了。”甚至在第六世纪，拉丁的知识也越来越少了。400 年时，约有 1/4 的省民说着拉丁语；620 年时，不到 1/10 了。柏立说，到第八世纪的开始，“罗马法，象拉丁语一样，在帝国内不复有人懂得了，帝国正在变为完全希腊化，当时它已经失掉叙利亚、非洲以及希马斯半岛①上的北方各省”。

利奥三世所颁布的希腊文“法典”，使我们能够估价所发生过的一些经济变革。隶农制已不可复见了。再也没有人被束缚于土地；但他们不是自由租户，便是属于有着公有土地的自由公社的居民。农奴制已经消逝，因为它是和斯拉夫人的风俗不相容的，也因为老的隶农阶层已被扫除。斯拉夫人不象日耳曼人那样，没有什么符合于农奴制的东西，因而原在这里易于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度没有能建成。

第二个重要转变是关于力量的比重，保加利亚王国扩展到一个可畏的程度，对斯拉夫人如此，对希腊人亦然。这一民族的人口至多不会超过三万至五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孩子在内。正是由于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他们才能统治着他们的斯拉夫邻人的，而从人种来说，他们自己是在被斯拉夫人吸收着。因为他们提供了政治统一的原则，所以“保加尔人的移入保证了半岛上斯拉夫人的优势”。在整个第八世纪中，皇帝和保加利亚人进行战争， 因而在第九世纪初期以前保加利亚人不能推进到巴尔干山以南。

保加利亚跟着它的基督教化，有了巨大的进步。它的商业发展了。它成为亚洲的很多产物和君士坦丁堡的制成品转运到日耳曼和北欧去的一个媒介。早在 716 年时，它和帝国已签订一项条约，规定保加利亚边境上所征关税的数额，这项条约在后来每一次战争结束时都曾予以续订。802 年时，由

① 就是巴尔干半岛。——译者

于破坏这项条约的规定，帝国和保加利亚立刻发生了战争，而这一战争是在帝国对保加利亚所进行的战争中损害最大的一次。

其时，当帝国丧失巴尔干半岛上全部腹地和希腊的大量领土于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的时候，它在亚洲和埃及所丧失的领土同样巨大，而且有更多令人惊异的景象。608 年时，波斯人征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蹂躏了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和加拉太。619 年时埃及陷落于波斯人手里。查士丁尼的并由他后继者奉行的严格正宗信仰，使帝国内各种基督教派都曾蒙受迫害； 因而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对波斯人的进展，遂以纵容或至少漠不关心的态度来报复。为了理解这种基督徒同非基督徒敌人的合作必须注意，象上文所述的， 这些东方民族已以敌对拜占廷统治的新的民族精神而骚动起来；拜占廷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是一个外人的压迫，在经济上是一个外人的剥削。他们自己的基督教特殊形式，原是表述他们民族独立愿望的工具。帝国统一和正宗信仰是携手并进的。分裂主义和民族主义也和异端教派合在一起的。“芝诺所颁布的策略性的‘统一诏令’①为东方的统一铺平了道路；而查士丁尼的政策妨碍了和解，产生了分裂；那使波斯人以及后来萨拉森人的侵入变为轻而易举了。”

奇怪的是，君士坦丁堡居然还有力量度过这些重重的难关。拯救它的活力一定是从它的商船队得来的。城市的制造业还是继续着。它同西欧洲还有着稳步增长的商业关系。埃及西部是在很繁荣的状态中，里比亚出产大量麦、稻和枣椰。希腊人因为他们独霸海上，能控制对地中海（或尤克辛海）任何部分的联络线，在那里可能有着贸易，或可能获得必要的供应品。因此，大海和船舶挽救了这个伟大城市。610 年时，推翻弗卡斯的力量，来自帝国中唯一的未曾呻吟于虐政和外患下的部分。商人阶层对希拉克略的出征可能是负着大部分责任的。后来，正是由于控制海上，他对波斯的出征成为可能。

希拉克略在击退帝国敌人和克复叙利亚和埃及方面，是获得成功的，但以鲜血和金钱以及领土的破坏付出了无量的代价。他之所以能够出征波斯， 大多是因为教会给予了一笔借款，当时，教会已认识到这项危险，因而曾提供金银器皿和宝物给皇帝。还采用了节约办法，例如取消谷物补助金。于是在紧张局面过去后，帝国安定下来，筋疲力竭，徐图恢复元气。一到有能力的时候，希拉克略要把教会的债款归还。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曾征收极其繁重的赋税。当时，各省已经遭难，而国库空无所有。希拉克略愚不可及地曾对叙利亚和埃及的一性论教会征取贡赋，为的要归偿希腊教会给他垫付的款项。同时他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进行了迫害，因为他们被控告是波斯人的秘密同盟——也许是真的。

希拉克略不曾亲见那在阿拉伯半岛上空形成的穆罕默德教侵入的战云。那些还很少知道阿拉伯人名字的、也不害怕它们的各部族，不到五十年就匍伏在“信徒统帅”之前的尘埃中了。

波斯据它的内部情况而言，不见得比拜占廷好些。波斯国王从来没有力量能够消灭那里有势力的帕提亚封建贵族；政府是残暴的，它的征税和查士丁尼的征税一样地苛重，一样地恶劣；祆教僧侣靠着特权的保护，横行不法地对待着那住在庙宇地产上的不自由阶级；对于经常发生的地方居民的反

① 芝诺是东罗马皇帝（474—491 年），曾颁布“统一诏令”（Henotikon），以期终止宗教上一性论的争执。

——译者

叛，以极度残暴的手段，以古代亚述人全部驱逐被征服者出境的方法来惩罚。象在下一章内所看到的那样，穆罕默德教对埃及、叙利亚和波斯的征服，是一件又快又容易的事情。

在第七世纪的末期，拜占廷帝国的情况已频于无政府状态了。从 694 到

716 年的二十二年之间，皇帝更换了六次。萨拉森人在亚洲已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亚美尼亚、乔治亚和卡帕多细亚；在非洲，已征服埃及、里比亚、的黎波里以及迦太基总督区；在巴尔干半岛上，一个强大的保加利亚王国已建立于色雷斯和米西亚两个旧省中；斯洛文人、塞尔维人及其他斯洛文部族已满布于半岛上的西部，从瓦尔达耳河和摩拉瓦河直到亚得里亚海岸；希腊的希腊化文化已逐渐被消灭，或者被外来的斯拉夫人同化了。帝国的真正极力已局限于君士坦丁堡，在它背后的亚得里雅那堡平原，萨罗尼加一类的港口以及小亚细亚、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在这最后两个地方内，从巴尔干和伯罗奔尼撒来的成千成万的难民以及从叙利亚、埃及、的黎波里和迦太基来的成千成万的其他难民找到了庇护所。在这些土地上，从希腊和东方来的移民变为这样地稠密，以致本地的文化和制度也改变了。

其次，象在百年前一样，海权是使拜占廷帝国免于灭亡的起死回生的因素。海权保存了那政治统一所遗留下来的东西，它保持了商业上的活动。可是，如果 717 年的革命不曾带来一个能阻止无政府状态的皇帝，帝国也许要早好多年慢慢地死去了。这位皇帝就是利奥，俗称伊索立安（717—741 年）。他是一个主张改革的最伟大统治者和行政天才，是一个拜占廷帝国或任何别的帝国可引以自豪的人物。

实际上利奥是一个康玛其尼的叙利亚人，不是伊索立亚的本地人。他系出帝国“边防区”内一个耐劳的山区部族；这些边境省区几百年来原是帝国边境上对波斯的防御屏障。好久以前，最贤明的皇帝早已看到这些勇敢而自由的部族的价值，按照一种封建保有权，曾把他们分驻于沿东疆的世袭的、不可分割的、免税的军事采邑上。在东方，那最后熄灭的异教是在小亚细亚的山岭地区内，在那里，由于以弗所的约翰即“异教徒中的使徒”的传教活动，异教在查士丁尼时代终于被铲除了；约翰还在那里建立了九十九所教会和十二所寺院。利奥是一个名将，也是一个政治家。在他的统治的第一年， 他就击退了穆罕默德教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三次大围攻，而他的改组海军还遏阻了在未来百年中穆罕默德教的海权成长，这样一来，帝国的统治和帝国的商业得以保持不堕。作为一个有力的立法家来看，利奥仅次于查士丁尼本人，而在公平和聪明方面则远胜于他。

利奥三世，在把混乱了一代的帝国复兴起来的时候，认为须有立法来适应当时变更了的情况。帝国各省内的外国人居留地——斯拉夫人的和玛戴特人的——产生了一个土地问题，对这一问题他用他的“土地法典”来处理。斯拉夫人的和萨拉森的海盗行为的增长，使海上贸易需有更大的安全保障， 对这方面他用“航行法典”来处理⋯⋯对一般生活上的关系，他也用完全新的方式来制订法律①。

我们可依下列各项来讨论这位大改革家的工作：

（1）“法典”②，即民法和刑法的改革，反映出新颖而深刻的社会思想。

① 柏立版本，吉本，第 5 卷，第 525 页。

② “法典”（Ecloga）是利奥三世所公布的法典，也称“伊索立安法”（IsaurianLaws）。——译者

（2）土地改革和土地问题。（3）商业改革——“罗得岛航海法典”。（4） 教会改革特别是寺院改革③。

“法典”是在 740 年时颁布的，“可以称做一本基督教法律书。它是以应用基督教的原则来改变帝国法律体系的一项认真的企图。”罗马法由于它的刚性和无伸缩性，由于它的异教传统，已变为过时了，已不复适应于改变了的社会状况和帝国内新人民的需要了。所以，利奥三世企图以更动那些管理私产、结婚和离婚、监护人制、未成年人的权利、遗产等等的法律条文， 来消除旧法律规定和新情况之间的矛盾。一般讲来，这些法律条文是宽大而又合乎人情的，举一例说，在婚姻关系上，承认夫妇共有财产权。

至于刑法上所作的改变，同样是不平凡的，可是恐有许多不安之处。毁损身体第一次采用作为刑罚的一种方式，这办法在罗马法里是没有的。这种刑罚可能是受着巴尔干部族的著名残酷行为的影响的。另一方面，“法典” 取消了那按照等级和财产的差别而量刑的恶习，从而对社会上一切阶级的人，就实行同罪同罚的原则了。

关于土地问题和农民阶级的状况，如果利奥三世的立法曾变为持久的话，那末后来拜占廷帝国的历史，将要另编一章了。

斯拉夫人的侵入、财政的压迫以及有时把大批省民从一个人口众多地区强制移到一个荒僻地区的办法，这一切曾使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很多农奴已经逃亡，躲在侵入的斯拉夫人中间。所以，土地法的修改曾是必要的。但是，利奥三世，由于那种如此突出表现在他全部立法上的激烈主义， 已认为那完全取消农奴制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农业法”中表明以租种农民来代替农奴；租种农民缴付什一税，或按合伙制来耕种，即土地所有者供给土地和役畜而租户则供给劳动力的办法。当然，这些改革在世俗的和宗教的大地主之间，曾引起很多的叫嚣。富裕的业主和富裕的主教和住持曾站在同一立场，反对这些改革。这反动势力，在第九世纪后半期当巴锡尔一世（867

—886 年）的立法恢复旧制度的时候，遂取得胜利了。

拜占廷的商业，尽管数额大、种类多，但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由于不良的信贷制度以及由于禁止希腊商人在帝国外部贸易的浅见政策而受了损害； 这政策使所有和西欧的商业经营都落到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的手里了。除了这些不利因素以外，还有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中海盗猖獗状况以及地中海中穆罕默德教海盗船的威胁。这些危险曾引导商人和船舶所有者来组织股份集团，他们共同分取了利润，也共同分担了损失。意大利商人正是从拜占廷方面获得了那种组织股份公司的商业办法。

我们容易看出利奥三世许多关于土地的立法对教会土地上所产生的影响。教士阶层，特别是那些富得多的僧侣们，猛烈攻击皇帝关于改善农奴制的措施。他们的政策原是对他们土地上的农夫实行残酷剥削的。这项憎恨情绪由于重新实施旧的人头税以及关于需要出生登记的法律而加剧起来；这项登记是为征收人头税当然所需的条件。教会曾庄严地声明说，这出生登记的立法，是世俗权力对家庭团结关系的侵犯行为；家庭是一个神授的社会制度， 而教会便是它的主要保护人。他们还曾说，利奥的征收人头税是仿效着穆罕默德教徒的。僧侣最后一项不平的原因，是关于实施那阻止利用寺院保护逃

③ 为了阐明其中很多困难而错综的问题，我将擅自使用引语，大多引自柏立教授版本的吉本所附的精辟注释。

避军役的摩里士的法律。

寺院有力的宗教和财政影响，再加上它们所享有的豁免权和特权，使它们成为对政府的一种威胁。僧侣可经常依靠着下层群众的狂热支持；大城市中的穷人，由于被现象所蒙蔽，认为僧侣是群众的朋友，因为寺院是以粮食和衣服的补助形式来分发救济费给这批穷人的。他们竟忘了下列事实：僧侣对寺院土地上的农奴劳动进行了又大又残酷的剥削；僧侣所享有的免税权增加了别种课税；僧侣所夸示的施舍，从他们的庞大财富看来，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利奥三世认识到这种不公平和危险状态。但是，他所进行的寺院改革， 也只是暂时性的，直到东罗马帝国历史的结束时为止，这种寺院舞弊和腐败的祸害继续存在着。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能够实现过有效改革的。

看来倒是有趣味的，在利奥三世的有些立法里，可以看出那类似公债的东西。

一个小有资本的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购买一种“终生年金券”，另外再加一种官衔。当然是虚名的官衔，甚至高级官衔①也拿出来出售，而虚名高位者有权领取一种年金，叫做“俸禄”，那给他所付款的 10％。还有很多帝国朝廷中有薪给的小官位可以公然购买，而购买者可把它们转售出去，或传给 他们的后嗣。这些投资可产生约占投资额 2.5％②的好处。在几百年以后， 西欧政府才从拜占廷获得了暗示，采用出售官职状作为政府债券的办法；而英国的“整理公债”，③今天还是在出售着。

利奥三世对旧赋税制度的改革是和他别的改革同样地彻底的。恶劣的“城市团体负责征税制”予以撤消，征税事宜改为由中央政府直接担任。正是由于他的课税制度的公平合理，赋税的负担变为可以负担的了。跟着他的统治和他的改革，拜占廷帝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生命阶段。“无政府状态”过去了。政府已有充分力量来渡过各种难关。在 749 年的大疫疠里，死了百万以上的人口。这些缺口是以迁徒省区城市中和爱琴海岛屿上的居民来填补的。人烟稀少的村落，重新住满了人。虽然被污辱为“破坏圣象者”——“破坏者”

——但利奥三世却是一个历史上最有能力的和最勇敢的统治者，具有拿破仑的智慧和效能的统治者。

但是，他的改革中没有一件是持久的。传统，首先是教士和大地主贵族的既得势力，是太强大了。恶劣的“联保地税”从来没曾取消过。下文我们将回到这一问题，会看到它怎样影响了十字军 东征前的拜占廷帝国。

利奥三世于 741 年逝世。在此以后，“破坏圣象争论”还是在变幻无常

的状态下继续着，直到 842 年由于情势所迫，不得不放弃这项政策时为止。毫无疑问，一大部分主教、军队的将领和上层阶级是赞成那运动里体现出来的宗教和民政方面的改革的。但是，僧侣和民众都是拚命地反对；前者，是由于自己的利益，而后者，由于愚昧无知的原因。民众反对情绪在拜占廷帝国的欧洲各省内比在小亚细亚各省内还激烈。这一差别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保加利亚人侵犯巴尔干半岛比起穆罕默德教徒进攻小亚细亚较多效果。可是，那些主张破坏圣象的诸皇帝所作的努力，不是完全徒劳无功的。

① 这里指 Prospathar 官衔。按拜占廷官衔共分十八级，本官衔是第八级。——译者

② 柏立版本，吉本，第 5 卷，第 534 页。

③ 英国整理公债（Consols）于 1751 年整理而成，年息为 3％ 。——译者

他们所作的民政改革，不是完全由反对派取消了的。僧侣所得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胜利。要是不然的话，那接下去的时期不会有那政治、军事、文学和艺术复兴的特征；而马其顿时期（867—1057 年）之所以出名，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