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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罗马帝国内的日耳曼王国
西哥特的西班牙、汪达尔的非洲、东哥特和伦巴的意大利、教廷的 罗马和拜占廷的意大利①
关于那些建立于罗马帝国内的大部分日耳曼王国的内部经济和社会的历史，我们只需简略地谈一谈。因为除了法兰克王国和不列颠的盎格鲁-萨克逊联合王国以外，所有的蛮族王国的寿命都是没有延续到第八世纪以后的。
第一个日耳曼王国，是西哥特王国，那是建立在阿奎丹高卢和西班牙领土上的。王国的高卢部分，由于法兰克人的扩展，在 507 年被消灭。而它的
西班牙王国在 711 年穆罕默德征服半岛——半岛的大部——之前倾复了。如果土鲁斯而不是托利多②还是王国的首都，而南高卢继续是王国的领土，那末，西哥特人的命运也许就不同了。因为那里“存在着阿奎丹的吸引力，富饶、土质肥沃和优秀的罗马文化传统。”因为西哥特新政府的开支比罗马旧政府的开支要少，赋税的负担也比过去罗马时代的负担要轻，所以没有疑问， 这政府的改组是人民所乐于接受的。
但是，西哥特人由于人数太少，不能有效地保持西班牙的辽阔地面。他们遭受着加里西亚和北琉息退尼亚（葡萄芽）的苏维汇人的敌对以及比里牛斯山脉里顽强的巴斯克人的侵袭。可是，这些祸害还不如他们政府的无能来得严重。社会的、宗教的分裂从没被克服过。甚至他们已变为天主教徒之后， “古法”（“Antiqua”）依然是哥特人的法典，同时那仿效狄奥多西法典的“阿拉列简明法”（Breviarium Alarici）是罗马人的法律。而且，从一开始起，哥特贵族对国王就是一个威胁，而对下层群众是一个阻碍。贵族占有范围极大的土地。他们的平均财富，估计在十五万和二十五万美元之间。另一方面，大省区俾替卡是由西班牙-罗马贵族控制着的，他们从玛约里安以来，就领有这个省，国王无力使他们屈服。
大地主由他的忠心的卫队环绕着，实际上，能够长期不理睬国王的命令， 直到偶然国内发生革命时，他自己归依了失败的一方为止；其时，他看到为了胜利者的党徒的利益，自己被剥夺了土地，他和他的子女被降到被人轻视的“贱民”阶层⋯⋯这些时代是不安靖的。国王远在别处，而大地主近在咫尺，实际上，在他广大的、往往非法占取的领地之内，已俨若国王了⋯⋯经过若干代之后，那些毫无疑问在西哥特新社会制度内一定曾存在过的小土地所有者⋯⋯已不复见了，而且在这国家的后期发展里，实际上我们看到只有两个阶级存在着——那些和王室多少密切联系着的大贵族⋯⋯和他们的依附者，即乡下人、小人或贱人；后者虽在理论上若干方面异于不自由人，但实际上却已陷入和奴隶不相上下的地位了①。
在西哥特西班牙，象旧罗马帝国一样，重税的压力和司法的腐败迫使日耳曼小土地所有者降到经济上依附和社会上卑微的地位；这批小土地所有者，本来在哥特人中存在着，象在其他日耳曼人中一样。隶农和奴隶在西班牙所处的境遇比在任何其他日耳曼人建立的王国内所处的，也许更坏些。在城市里，也没有力量与这种压迫状态相抗衡。因为系出罗马的城市居民，人
① 地图：锡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50，52 页。
② 土鲁斯在南高卢，托利多在西班牙。——译者
① 《英国历史评论》，第 2 卷，第 221 页。
数上虽超过哥特人三倍，但都是胆小如鼠而且也已贫困了。
西班牙在西哥特人时期，尽管有国内的丰富自然资源，但却不是一个很繁荣的国家。他们的文化是一种半野蛮人的文化，他们在农业方面，似乎是特别落后。他们的情况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把国家的富源顺利地开发出来了。
哥特人的工业是承袭并墨守着罗马文明传入西班牙的工艺技术的。其中主要的是：开矿、金属器制造、羊毛纺织和制革。但是，在开矿方面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然而，现有证据可以说明，西哥特人有着贵金属、宝石和华丽服装的各种财富；就是说，王室和统治家族领有这些东西。那些叙述穆罕默德教征服的阿拉伯作家，盛称征服者所获得的丰富战利品，特别是从那些西哥特国王住过的城市，例如托利多、哥尔多华、塞维尔和美黎达各城获得的。这些战利品中，包括有无数的绣着金丝花纹的华丽外袍、精制的金链子以及长串的珍珠、红宝石和翡翠。据说，在托利多，阿拉伯人曾找到一百七十顶纯金王冠，镶着珍珠、红宝石及其他各种宝石；一千把国王所使用的宝剑；若干只放满着珍珠、红宝石及其他宝石的小箱子以及大批笨重的金银制成的花瓶。在托利多，两个阿拉伯人曾发现一块华丽毯子，交织着金线条纹，装饰着纯金细链。象这类的财宝足以证明，在西哥特的西班牙，有着物质的财富，至少属于半野蛮性类型的财富。但是，那并没有表现出人民的一般繁荣景象， 也没有提出关于工业或农业活动的什么证据。
在西哥特的法律里，有关商业方面的很少，而有关社会阶级的很多，几乎构成了一部单行法典；这一事实足以表明王国内的主要经济活动以及主要社会阶级，即大土地所有者。也可以看出，它和南高卢、汪达尔的非洲、特别是和东哥特的意大利各港口进行着若干数量的海外贸易。“简明法”中说及“海外商人”和“商人”，关于后一个名词，我们不能断定，它是指坐商， 还是仅仅指贩卖商人而言。但在拜占廷帝国征服地中海沿岸并在八十多年时期中控制它的时期里，这项海上贸易近乎被破坏而被缩小为只是沿海的贸易。因为皇帝查士丁尼在征服汪达尔的非洲之后，曾把他的矛头转向
西班牙。他的军队果然从未能深入它的难于进攻的内地，但帝国舰队曾占领喀他基那、玛拉加、塔拉科那、加的斯、巴斯塔尼亚、塞维尔和阿塞杜那各城市，并在 544 到 629 年保住了它们。当时，哥尔多华，即拜占廷帝国总督府的所在地，象我们即将在下文所看到的那样，已成为哥特亡命之徒和不满意分子进行阴谋的基地。
塞维尔的以锡多对哥特西班牙的歌颂，已由事实证朋为谎言。 他赞扬“西班牙的富饶和繁荣”，说它是在印度和赫斯拍立第①之间的最美丽的国家，“是宇宙的珍珠和饰品；”这些自豪语是最无聊又是最似是而非的谄谀。“商业、工业和艺术从没有过真正的兴盛。”狄奥多理哥特人，曾以年幼国君的摄政地位，从哥特的意大利统治哥特的西班牙达十五年之久。当他讽刺地说：“坏罗马人模仿着哥特人而坏哥特人模仿着罗马人”一句话的时候， 他总结了西哥特西班牙的祸根所在了。
上述的恶劣情况，当国王由于害怕闹事的地主贵族而投入僧侣的怀抱的时候，变为更糟糕了。因为西班牙僧侣的顽固性，在西欧天主教世界的僧侣
① 按希腊神话，赫斯拍立第（Hesperides）是极西方之金苹果花园。——译者
无出其右。这样，西哥特西班牙遂成为历史上最受僧侣束缚的国家。
随着僧侣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出现了很多严峻的法令。非天主教徒连一个人也不准住在西班牙。犹太人特别蒙受着无情的迫害，而他们是国内唯一的冒险商人阶层。托利多的第九次宗教会议（655 年）禁止犹太人举行他们自己的宗教节日庆祝，并强制他们参加基督徒的节日庆祝；第十二次会议（681 年）重申这些禁令；第十六次会议（693 年）禁止犹太人集合在港口城市的码头上，即在“商人云集的地点”上，第十七次会议（694 年）竟把每一个犹太人降为奴隶，或者属于僧侣，或者属于国库。
犹太人在他们走投无路的状态下，勾结了海峡对岸非洲的穆罕默德教化的柏柏尔人，在那里犹太人是享有伊斯兰教的保护的。697 年当阿拉伯伟大首领穆萨来到柏柏尔人中间之后，他就把基督教西班牙毁灭了。
没有疑问，萨拉森人的迅速成功至少一部分可归因于他们和犹太人的秘密谅解。在西班牙哥特领主脚下的基地，已被挖松，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可能都可找到一帮犹太人叛徒⋯⋯在穷人中，特别是在奴隶和农奴中，也在犹太人中，［对阿拉伯的征服——译者加］ 很少有抱怨的理由，因为他们的命运已显然有所改善。至于大批贵族和主教，他们象风扫落叶般地被赶到雷翁地区和阿斯都里亚山脉中去，而且被禁在那里了①。
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住了三百年之久，可是他们差不多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在西班牙语言里，很少可找到哥特词汇；而 581 年利奥维吉德为反抗巴斯克人所建筑的堡垒维多利亚，是他们所建造的唯一的城市。
汪达尔人不象哥特人那样，虽然他们中有些战士曾在罗马军团中服务， 但从没在多大的程度上服从过罗马的纪律。而且，在 406 年，他们进入高卢的时候，他们也不象好多日耳曼人一样，是辅助的部队，而就是侵犯者。在那个时候，意大利正在遭受着阿拉列的威胁，因而皇帝霍挪留不得不从不列颠撤回全部军团，还从高卢撤回大部军团。因此汪达尔人得在七年中横行高卢各省；那时，高卢是罗马帝国中的最美好的、最繁荣的地区。从《圣巴特里克传》里我们得以略知汪达尔人在那里所造成的破坏景象，因为巴特里克， 当他从爱尔兰逃出的时候，可能曾在波尔多登陆，然后他上行格罗纳河而抵达布罗温斯。413 年时，西哥特人来到高卢，把汪达尔人逐出，429 年时，他们又被西哥特人从西班牙驱逐，乃渡海峡而至
非洲。
应该知道当时的罗马非洲省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对汪达尔人的来临以及汪达尔人在那里所建王国的性质，是有着很大影响的。迦太基非洲，在 146 年罗马征服之前几百年中，本属于腓尼基人或布尼克人，因为它是太尔城的一块殖民地。但是，尽管罗马统治了这国家几乎有六百年之久，曾建造城市， 修筑道路，并令人惊异地发展了非洲各省的物质文化，可是罗马从没曾把那古老的血统或它的民风一笔勾销。本地语言，直到最后还是布尼克语，而在乡村区域它竟是唯一的语言。而且，腓尼基异教的习惯，甚至把儿童献祭摩洛克神①的恶习，还是偷偷摸摸地保持下去。在那里拉丁文化和罗马行政只是虚有其表罢了。罗马非洲省对罗马的关系，正象不列颠印度对英国一样。所以，了解这在拉丁和东方种族与文化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矛盾，便是了解 429
① 《英国历史评论》，第 2 卷，第 221 页。
① 摩洛克（Moloch）——闪族神，崇拜者以人身作为祭品，尤其是以初生的婴孩。——译者
年汪达尔人从西班牙渡海过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件之第一把钥匙。
第二把钥匙，是了解那罗马在非洲所发展起来的土地占有制的庞大程度。关于农奴制和奴隶制的负担，在非洲是严重的；又因为这批不自由者大多是本地人，所以，尖锐的种族、宗教、经济和社会的矛盾，表现在反对罗马的统治。
当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并宣布“政教联合”的时候，事情益发严重起来了。因为那时正宗教会和政府对异教的战争正在推进着。在非洲，异教的抵抗是很顽强的，还由于农民对教会的痛恨而获得了增援。农民之所以痛恨教会，是因为教会由于皇帝从国库领里滥给土地赠与也变成为大地主了。所以，当多那特异端派发展的时候，它曾获得大批信徒，同时，由反叛的农民和奴隶所举行的社会和土地革命在非洲就应运而生了；这革命基本上是由经济压迫和社会不满所推动，而又由宗教情绪的刺激所引起的。游僧（我们可叫他们“夜骑士”）的武装队伍出没乡间，烧毁田庄，杀死业主阶极和天主教教士。因为这些大地产各有自己的教会、自己的教士，而罗马业主为了和国教教会有着极密切联系，曾强迫他们的佃人皈依正宗教会。
那被世俗的和教会的地主勒索得发疯的又被国税迫得破产的农民，那被剥夺了田宅的小土地所有者，那找不到职业的自由手艺人，这一切下层而失业的分子，把他们的信心寄托在多那特教派所提倡的社会革命方面。这一运动，开始是一个宗教分裂运动，而后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叛乱，而且越来越落入愚昧无知的农民群众控制之下。象在历史上很多别的时代一样，社会骚动和宗教热情的这一结合，反映在建立各种极端激烈的团体方面，而这些团体是从一般群众里形成的。这个革命曾以有力的速度蔓延开来。逃亡的奴隶、无力还债的债务人、破产的小业主以及游荡无事的人们都归向革命。非洲各省听任遭劫。大地主恐惧万分；如果他们离开他们的庄园，他们就会碰到那些麕集路上的凶狠奴隶或农奴的队伍拦路打劫。放债阶层已无办法来收他们所放的债款；对征收人员，武装的暴徒帮会是以杀死来相威胁的。其中有些帮会有他们的首领，他们自称为“圣人队长“！
当努米底亚的首领吉尔多，一个罗马化的非洲伯爵，企图利用叛乱来摆脱罗马统治的时候，情势达到高峰了。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他趁着宗教分裂和社会革命的机会，占夺富人的庄园，并从各省骚动的而又强暴的暴徒中， 找到了支持。最后，局势混乱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以致多那特教和异教中的稳健派开始倾向正宗教会，作为恢复社会秩序的唯一的方法，虽然多那特教派，作为一个党派来看，还是支持着吉尔多，以期使非洲摆脱那罗马统治的压迫。
在 391 年吉尔多阻止了运粮船驶出的时候，帝国政府曾极度震惊。在以后的六年时期中，由于这项粮食供应的遭受阻挠，罗马城里的人真是做一天吃一天地生活着。政府被弄得走投无路。阿拉列正在威胁意大利，莱茵边疆正处在万分危急中。罗马大将斯底利哥又不能从海外召回。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料，希望来自吉尔多的弟兄玛塞兹尔方面；他曾遭受吉尔多的虐待而愿意为罗马效劳。结果，罗马以曾在日耳曼战争中作战过的精兵七万人的军队给他指挥。于是，吉尔多完全崩溃了。那失败的首领曾企图逃到君士坦丁堡去，但遇到逆风，不得前行，最后自杀，使不落入他的弟兄手里。他那巨大的庄园被没收而归入国库，规模极大，以致要另立专局来管理它们。
于是，帝国和天主教的严刑峻法接踵而来。多那特教派的教会被捣毁，
他们的财产被取去，他们的买卖和遗传财产之权也被剥夺。地主们对他们庄园上的农奴和奴隶创立了恐怖统治。老的恶习也恢复起来。本地的布尼克人和努米底亚居民忧郁痛苦。最后，倒不是一个怨恨的罗马指挥官的阴谋，而是这些不满意分子的首领同西班牙汪达尔人的秘密谈判，加速了罗马非洲统治权的崩溃。429 年时，汪达尔人以反叛的民众的同盟地位，渡过了海峡。在以后十年中，那整个非洲国家遭受了蹂躏，而迦太基城在 439 年终于陷落。
十年战事，使非洲人口大为减少，使无限广阔地带变为一片荒凉。但是最残暴的事情，不是由汪达尔人所干，而是由狂怒而发疯的本地农民和粗暴的努米底亚人所干的，他们焚毁了他们主人的村庄和别墅。吉本“未曾轻信， 这是汪达尔人的通常行为：即在他们所要定居的地方他们把橄榄树及其他果树都连根拔去”。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所有关于汪达尔征服的记载，都是从失败者方面得来的，而“汪达尔主义”这个词在法国革命以前还未曾制造出来， 作为破坏性的形容词。当时，高级天主教僧侣全被放逐，但对于属于罗马出身的或属于正教信仰的下层阶级，“大部分人民群众，耕种广大皇室领地的被践踏的奴隶，在沙漠边缘仅求糊口的饥饿隶农，甚至在吉坡和迦太基城的商人和手艺者，那有政治手腕的给塞立克对他们不曾企图使用迫害方法，来强制他们全部改信阿利阿教”。
关于汪达尔人的土地处理的性质，我们在上文已经讲过。这办法和在罗马帝国内各处日耳曼人所采用的办法，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就那些构成汪达尔王国社会的社会成分看来，它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了。在意大利、在高卢、在西班牙所建立的日耳曼王国内，人口的大部是属于一个消极的而又驯良的拉丁血统或拉丁化起源的血统。而在非洲，下层民众，主要是那些混合着努米底亚人和摩尔人血统和精神的布尼克人。而且，他们曾协助过汪达尔人的征服；也没有象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那样，有着宗教上的分歧，而使他们和汪达尔人疏远。因此这两个种族的混合跟着就开始，并迅速完成。结果，汪达尔人的日耳曼性质就很快失掉。所以，关于腐蚀了汪达尔人活力的原因，与其说是那炎热的气候及使人消磨精力的奢靡风气的影响，倒不如说是这种血统的混合，就是，他们和那远异于而又远低于欧洲日耳曼王国的农民血统的种族的混合。汪达尔人口的品质，由于和一个劣等的，而不是和一个平等的或优等的血统相杂交而降低了；他们变成为一种品质较低的而不是一种较高的杂种，象西班牙血统在热带的南美和印第安人与黑人相混合那样。汪达尔人在和本地人口比较之下，经常是少数人口——所有移居在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都是这样的——按比例看，他们也许还少于其他迁徙的日耳曼部族。他们甚至还比西班牙哥特人更少使用自己的语言，竟至没有一个他们的汪达尔文字留传下来。
关于汪达尔非洲的商业，我们所知道的又少又肤浅。普洛科匹阿说过， 迦太基在汪达尔人统治下，和过去一样地是一个繁荣城市，这一说法，未可信以为真。可是，也有证据可说明那里过去的商业，虽在程度上不及以前， 却曾恢复起来。迦太基和罗马食粮贸易的中断，使非洲失掉一个市场，而使罗马经常陷入半饥饿的状态。值得注意的，在 456 年时，列塞默对汪达尔舰队作战获胜，使罗马的麦价跌落。当贝利撒留出征汪达尔人的时候，他从那些和迦太基贸易的西西里商人方面曾探听一些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
因为汪达尔土地上的出产并无改变，又因为汪达尔人曾变为爱好罗马的生活方式，似乎有理由可设想：汪达尔非洲的大宗贸易一定是和在罗马占领
时期不相上下的。我们还从普林尼知道，非洲的主要产品是羊毛、杉木、酸枣木、云石、宝石、一种类似肥皂的泥土、象牙、兽皮、黑人奴隶及马戏场用的野兽。关于最后一项，狄奥多理哥特人是完全依靠非洲来获得的。汪达尔的最基本的工业似乎是制造刀剑。关于日耳曼人占领非洲的一个有趣味结果是北日耳曼贸易远及南方，因为琥珀、头发和鹿角雕刻品，可在非洲和西班牙出售。
然而，汪达尔人主要是海盗。一种最稀奇的事情是，这原住内地的日耳曼部族，这样迅速地习惯于海上生活，他们利用了阿特拉斯山所产的木材以及罗马人的造船坞，而变为海盗，变为对西西里和其他岛屿以及对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沿海进行掠夺的恐怖的对象。455 年时，汪达尔的劫掠罗马城， 不象 410 年时哥特人劫掠罗马城那样，乃是一件放恣而预谋的掠夺行动。他们的舰队甚至向东驶入爱琴海，蹂躏希腊各岛屿。这些对商业上的掠夺行为， 成为查士丁尼在 533 年出征汪达尔王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令人有轻松之感的，是从汪达尔人的肮脏历史转到最高贵的日耳曼族—
—东哥特人的历史，转到日耳曼征服中的最高贵的人物——意大利狄奥多理大帝（489—526 年）的历史。
在第五世纪中，意大利的衰败，又普通又迅速，特别是在它的后半期； 在 476 年时，凯撒世系在西欧归于结束。玛约里安（489—526 年），唯一的值得怀念的皇帝所颁布的改革法，指出了那社会经济病根，它正在破坏整个西方帝国，也许首先是意大利。当时，人口数量曾这样地迅速下降，以致尽管有教会的禁欲主义，法律却禁止未满四十岁的妇女们带者面纱，命令一切寡妇在五年内必须再醮，违者的一半财产将没入国库。生活费用曾这样地高涨，以致有些家庭强迫子弟们加入僧侣等级。税吏的贪婪曾变成这样地厉害， 以致为了保护纳税人免受行政官吏的勒索，曾设立保卫官署。城市居民逃入乡村，以求避免这些经济压迫。货币贬值而又混乱。然而，这些改革都是具文，从下一事实，可以想见。根据这些改革减轻了最难堪的财政负担为理由， 竟把税率提高起来了！关于一切公德心的堕落，有一个最奇特的事例，可资证明，即用法律来保护公共建筑物，以防捣毁。在意大利各城市内，首先是在罗马城内，充满着古老的宏伟建筑物、浴场、公所、皇宫；它们那时久已荒废而不复使用，所以石匠和造屋匠或任何需要云石的人，从这些建筑物采取石头，好象它们是天然的采石场那样。僧侣是在干着这种勾当中的最可恶的罪人，他们曾拆毁庙宇宫殿，来建造教堂。甚至云石雕象也被化作石灰。这种“汪达尔主义”在国内表现的形式继续了千年之久。“古代罗马的毁灭”， 是由罗马人自己造成的。
其时，意大利变成了那些来自多瑙河区的日耳曼军事冒险家的掠夺物， 他们不是殖民者，也不是侵犯者，而是真正的佣兵队长，他们的兵士争先恐后地夺取恩赐地，一般说，就是为剥夺财主或者国库的借口。结果，在全意大利，地主开始在他们的乡村住所设防，建造堡垒以求自卫，那是中世纪城堡的先驱。恩诺狄阿斯留传下来一篇关于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时全国惨象的记载。他说，满地荆棘，田野已大部变为荒芜了。
可是，跟着狄奥多理（489—526 年）统率东哥特人到达意大利的时候， 它的一个新的好日子破晓了。狄奥多理名义上是以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的总督地位来统治意大利，但实际上他是一个独立的日耳曼国王。他意图尽其力之所能，象罗马统治者一样来统治；所以，东哥特王国，在一切日耳曼人所建
立的王国中是罗马化最强烈的。不象在高卢和西班牙那样，罗马地主阶级似乎未曾被剥夺他们任何部分的土地。
如果那没收 1/3 的土地的办法行使于意大利，那末，那里的地主阶级会遭到劫难了，可是所有的证据都指出，哥特的征服是异乎寻常地和缓的。因为有着广阔的荒芜地带，哥特人的居住区可能不是从剥夺土地所有者方面得来的。当然，在某种情况之下，一定会有强暴的剥夺行为的。例如狄奥达特的行为，他是一个哥特贵族，在多斯加纳曾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公国。但是， 贵族阶级没有遭受着普遍占夺土地的损害。贵族保存着他们广大无边的领地，即他们的巨大财富。哥特人曾以分取土地上的产物为满足。因此，罗马业主得以仍然保有土地，这一事实在将来是很重要的。甚至那些在私人手中的国库领地，也未曾加以骚扰。关于这些事情，卡息奥多拉①的证明是有力的。
对本地罗马贵族的安抚，是狄奥多理的政策的一部分。的确，他对这一阶级的态度是太宽大了；他们滥用了所获得的特权，竟至率领他们的武装农奴和奴隶的队伍，互相战斗，互相越界来抢夺土地，最后他们还和查士丁尼携手，而毁灭了这个王国。为了取得大业主的支持，狄奥多理对待下层阶级比旧罗马政府还严厉。他曾禁止自由人、奴隶以及隶农控告他们的主人；这项法律把农业人口中的大量群众完全委诸业主的司法管辖了。
意大利所遭受的一个最大的祸害，是由人口缩减所引起的粗劳动力的缺乏。狄奥多理首先所注意的事件之一，便是要补救这一缺点。在他和鄂多瓦战争的时期中，勃艮第人曾侵入北意大利，掳走了几千人，作为奴隶。狄奥多理曾派遣巴费亚主教圣埃匹非尼阿，到阿尔卑斯山外，要求收回这批人。当时勃艮第人部分为了恐惧，部分为了取得赎金，乃放回了他们；于是，那荒废土地上才重新有人居住。
对于罗马留下来的财政制度，哥特政府未曾作出什么新的修改。罗马度量衡制和罗马驿站制继续下去。各种旧直接税甚至那在东罗马已由阿那斯塔细亚取消的“金银税”也保留着。至于间接税，它们在工商业的发展和中等阶级的形成受着奴隶制阻碍的社会里，原是无足重轻的。狄奥多理曾降低了进口税，以期发展一个哥特的商船队，但是，对进口税的征收成为麻烦的根源。当时，最失民心的赋税是对各种买卖征值百抽四的交易税，由买卖双方各付一半，这项税收曾由瓦伦丁尼安三世和狄奥多西二世所建立而变成了经常化。当然，买方是实际付税者。为了部分补贴，哥特国库对有些供应粮食和某种工业出品给大城市和宫廷的商人，赐以特权，这特权取了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名称，即垄断权（monopoli-um）。在意大利，哥特的赋税不如过去罗马赋税那样的苛重。政府的开支更是少得多；教会和公共教育机关都没有领到什么定额补助费；军费的开支在和平时期原是很少的，而和平时期继续了四十年之久。官吏俸给看来是远低于罗马官僚制政府的官俸；而且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行政费内开支的。
上文已讲过，在帝国后期，意大利农业情况是多么凄惨。对于这种情况， 狄奥多理不曾采取什么积极挽救办法，因为他不能改变那大地产占有制和奴隶劳动的普遍状态。然而，农业也曾经复兴过，因为所建立的政府已消灭那长久性的叛乱和盗风了。在四十年的和平时期，意大利的人口是在增加着。
① 卡息奥多拉（468—568 年）是狄奥多理的秘书和大臣，著有《哥特史》（“DeRebus Getisis”）。——译者
同时代的目击者，甚至那些不会被人疑心对异端政府有所偏袒的天主教徒， 也承认恢复繁荣。我们可看几件重要的事实。有两个私人地位的公民，斯皮斯和杜密提阿斯（他们的名字听起来象罗马人），曾建议用自己的经费来抽干斯波勒陀附近的大沼泽地，条件是国家将把这干涸的土地的产权，给予他们。这一事件指出了，大部分荒地可能在哥特的统治时期已被占取。另有一个公民伊西厄斯，曾进行抽干逢丁大沼地，而对于这一计划，过去帝国政府是从不能够完成的。
然而，在有些年内，意大利的谷物收获是不够的。如果说意大利曾输出麦子，这只是对西哥特或西班牙而言，而且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之下。一般地说，麦子还需要不断地输入；国王的命令不仅禁止谷物的出口，而且还禁止谷物从一省到另一省的转运。如果说生活费用尽管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是在降低着，真正贫苦的人还是须依靠公共救济而过活；而且粮食管理局在罗马城和拉温那所处的重要地位，还是象在过去时代一样。除了军队谷仓以外， 还有很多其他谷仓；常常在饥饿时期，将军总督规定出粮食的最高价格；而地主们被迫接受这最高价格，不得拒绝出售。一个同时代人说过，在哥特统治时期，食品的价格减低了 1/3。当时，谷物交易是一种用执照来管制的专利贸易。
在狄奥多理统治时期，单从农业方面来说，意大利曾得益不浅，可是资本的缺乏还是一项阻力。当时有着两种耕种方式，即由奴隶耕种和由佃人耕种。但是，在好政府之下，土壤的肥沃性部分地抵消了那方法上的缺点。谷物、葡萄酒和油脂是那里的主要产品。牛羊、马匹和猪在南方诸省，出产很多；维罗那的葡萄酒是名贵的；布拉替安出产优等干酪。那些茂密地生长在山区的栗子树供给一种重要的食品。渔业欣欣向荣。波河上的渔夫组成为许多团体，而政府从这里获得海员的供应。亚平宁山上的森林虽大部被伐除， 但意大利并不缺少象松柏一类的木材供应。开采金矿业在布拉替安进行着， 开采铁矿业在达尔马提亚进行着，但是，意大利还有相当数量的金属从西班牙输入，因为在这方面，意大利不是自给自足的。
至于工业组织没有改变。富人们在自己家内有着作坊和手工艺人。有些旧罗马行会，包括自由人或穷苦自由人在内，继续存在，但是这些组织遭受严峻管理制度的压迫，象狄奥多西法典上规定的那样。儿子必须继续他父亲的职业，行会的成员除了娶同行手艺人的女儿外，依法不得娶其他女人，这些规则都足以使工业结构成为一种等级制度了。
关于工业方面的唯一例外是制陶业。对这项工业狄奥多理似乎曾给予特别保护，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给三个元老恩宠；这些元老使用了他们的奴隶、自由人和穷苦自由人来经营这项事业。国王为保护制陶业所颁布的命令，是属于这类性质的唯一命令，从而它有着双重的意义，因为它也暴露了罗马元老在实业界里的活动。
在东哥特意大利市集中，最重要的是在琉卡尼亚的科索立那镇附近的圣息普立安的市集；在那里南部各省人民常来交换谷物、牲口、衣服及其他商品。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奴隶市场。在狄奥多理死后（526 年），卡息奥多拉抱不平地谈及某些“暴徒”的暴行；这批暴徒曾抢劫那些在圣息普立安节日集会的商人所携带的东西。因为圣徒的节日，是一个教会里的圣日，也是一个市场上的假日。
当时，意大利的经济只是比较繁荣，因为哥特政府对现行制度未曾进行
改变。“专利”制度还是有效。工业管制条款还是繁杂的。征税制还是和内地商品的自由交换相抵触。狄奥多理，象罗马皇帝一样，建造引水管和浴场， 在城市公共建设和道路建筑方面花了大笔款项；他还维持公共游戏场，虽然他曾企图取缔这些剧烈表演中的不合乎人道的行动。度量衡和货币制没有变动。帝国驿站制还在继续。狄奥多理的政府不象西哥特政府那样，对犹太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东哥特人的首都，设在拉温那，因为罗马已迅速地变成为教皇城。这个“哥特和拜占廷时代的庞培”①是一个旧威尼斯，虽然早在第六世纪，那填满礁湖的工程已使那些原为罗马船只往来行驶的地方有开辟果园和花园的可能
②。
如果东哥特人能安然继续统治意大利的话，他们可能在式微的罗马帝国之内，造成一种最合乎人道的、高度发展的罗马-日耳曼文明。可是，它遭到了一个有力的阻碍：哥特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可能还不到 1/10，而大部居民都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他们以沉郁的仇恨心理，对待阿利阿教哥特人的统治，把它看作异端的统治。天主教僧侣和罗马贵族又把这种仇恨情绪孜孜不倦地培养出来。特别是罗马贵族，他们住在由几千个农奴和奴隶佃人所围绕的设防庄园里，象封建主一样，力图建立地方政权，因而对政府所加的政治束缚，深为愤慨。
最后，正是在狄奥多理逝世的那一年（526 年），当他的女儿担任摄政和他的孙子担任名义上统治者（一个微妙的政治局势）的时候，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君士坦丁堡登极；他决心消灭西欧的日耳曼各王国，来恢复旧罗马帝国过去所拥有的广大地区，再使地中海成为一个罗马的内湖。533 年对汪达尔人的征服及 544 年对西哥特西班牙沿海岸的占领，都是属于这宏大计划的。
但是，在这个计划中，东罗马皇帝所付代价最高而所遭困难最多的部分是意大利的恢复。因为东哥特人不是象汪达尔人那样的一个堕落种族，他们的政府也不是象西哥特人政府那样一个软弱而又腐败的政府。帝国政府为恢复意大利的统治权，进行了十七年的长期战争（535—552 年），而且只在差不多把全部哥特族歼灭之后才能完成。战争是在 535 年从占领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开始的，次年，意大利南部各省遭受了蹂躏。当贝利撒留的胜利消息遍传各地的时候，意大利居民自发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从喀拉布里亚到多斯加纳大地主，即使只用镰刀和铁耙，都把他们的佃农武装起来。在许多城市里，狂怒的民众屠杀了哥特的驻防军。
我们无须详细地追叙这长期而又残酷的战争，但其中有些事件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些年代里罗马城曾遭受四次围困，经此大破坏后，它的面貌已不复是一个古代式的，而是一个中世纪式的罗马城；它所经历的转变竟至这样的深刻程度。在 536 年贝利撒留一举占领了罗马城；哥特人围困了它一年（537
—538 年），未得逞；后在 546 年罗马城被哥特人占领，但不久被贝利撒留
夺回并加强防御；在 549 年，它第三次被哥特人进攻而陷落；最后在 552 年， 贝利撒留的后继人那锡士，为了帝国的军威，收复了罗马城。
① 庞培（Pompeii）——意大利的坎佩尼亚南部的沿海古城，于公元 79 年维苏威（Visuvius）火山爆发时被灰石所埋灭。——译者
② 指新威尼斯。——译者
从这些事件里，可以看到几种重要而突出的事实。在第一次围攻里，查士丁尼对非洲的征服显然有其便利之处，因为从迦太基到奥斯替亚的运粮船可以粮秣供应罗马城。可是，那粮秣的供应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在城内凡是不用于战争的牲口和马匹，都被杀了。可是，这又引起了一个严重问题。原来，罗马人用麦子磨粉，是利用马或牛来带动磨石的。但是，在特拉斯特维尔，还有几所水力磨坊位于查尼邱兰的山坡上，面对着现在叫做彭特·西斯陀桥，在那里利用着图拉真所建的高引水道所泻下的瀑布。可是，哥特人已把引水道割断，因而这些磨坊也停工了。在这危急状况下，贝利撒留曾把两只驳船并排停泊在台伯河急流中，而后以磨轮悬挂在两船的中间来磨碎麦子。这种异想天开的方法，没有失传。从那时起直到最近时期，台伯河上的水面磨坊已成为罗马城的寻常现象。
在第二次围攻里，哥特人截断了奥斯替亚港因而阻止那来自非洲的小麦供应。贝利撒留也不怕什么，把所有的非战斗员的居民都赶到城外去，并强制在这些空地上播种谷物。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过去罗马城内稠密的人口现在一定已经大大地缩减，而且另从别的资料方面我们知道，在第三世纪建造的两座奥理略城垣之间的地面上已是人烟稀少。当时， 麦价猛涨到荒年时期的麦价水平，几乎达到了一先令一磅的麦阶，居民曾挨饿节食，来养活士兵；“战时面包”即用麸皮和切细的草根或青草制成的面包是家常便饭。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那些随军卖食品的以及军官们正好投机讹诈，发了横财。
饥荒情况果然跟着战争的结束而消逝。但是，罗马城在很重要的一方面已由于这些围攻而改观了。原来在几百年中，政府大厦、凯撒宫殿以及同样豪华的罗马贵族住宅是建造在山丘之上的。卡匹托莱丘顶上，屹立着卫城、元老院大厦以及神庙；帕拉泰因丘顶上，高耸着巍峨的皇宫，其中突出的是塞普替密斯·塞弗拉斯的堂皇的纪念碑；阿文丁丘顶上点缀着八十座私人宫殿。由于那些引水管的破坏，这批贵族阶级的分子被迫抛弃了他们的宅邸， 到城市的平坦地方找寻住所；在那里，贫苦阶层住在台伯河的两岸，以浅井或河水作为他们饮水的来源。因此，那些被废弃的宫殿经过若干年后，墙坍壁倒，变成为猫头鹰、蝙蝠和毒蛇的栖息所了。最后，它们失掉它们的一切原来面貌，倾倒而成为大堆泥土；而中世纪居民遂在那里放牧牛羊了。巨大浴场也已破毁。所以，罗马不仅迁移了它的政府地址和它的社会重心，而且它的习惯也改变了。
现在，罗马中心是在哈德良和圣彼得陵墓周围的地方。哈德良陵墓在罗马被围攻的时期中，已改成为卫城，在那里它的原有性质和外貌的各种痕迹几乎完全抹去了。在连续几次的围攻里，哈德良的巨型云石象，安敦尼朝诸皇的坟墓，彩色的云石地板、梯阶、壁板、光滑的云石表门，一切东西除了大厦的坚硬砖石心子以外，都已被拆毁而破坏不堪了。当帝国守卫军用尽了军火的时候，他们“就使用那些装饰大厦的很多雕象，作为投弹，并把这些雕象向哥特人投掷。打碎了的艺术品，神象及皇帝和英雄的雕象，象落冰雹那样，纷纷大块地落下。那些正在进攻的哥特人受到了神象身体的压力而倒毙；这些神象也许曾一度装饰过雅典的神庙，象坡力克利塔或普拉克息特利①
① 两人都是古代希腊的大雕刻家。——译者
的作品那样”。那著名的云石福恩神象②及哈德良象的巨型头曾在十七世纪被发现，它们都已经破坏，并已长久埋藏在城堡周围的濠沟里。但是，那首先如此破坏古代艺术精华的耻辱，倒是不应加在罗马人和哥特人身上的。因为塔西佗说过，维斯帕西安的一个弟兄，在那分裂罗马的内战时期，曾在卡匹托莱丘顶上以云石象筑成障碍物进行防卫。
“哈德良石堤”象圣安极乐堡垒（伟人格列高里时代这样称呼的）一样， 在千年以上的时期中，曾成为罗马城的堡垒，的确，在名义上至今还是一个堡垒。与古代式罗马城如此转变为中世纪式罗马城的同一时期，它也差不多摆脱了异教传统的最后痕迹。虽然教皇住在拉特蓝宫里，但大部分居民住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周围；那是新罗马城的宗教和社会的中心。很早已有香客来到这里，而且在这里已有旅馆和商店；在台伯河彼岸的特拉斯特维尔，住着工人群众，即手艺者和匠人。在圣彼得敦堂荫影下和在圣迈克尔即基督教战神象的铜翼下，罗马民众后来居住了好几百年。
但是，另有一个后果，它也是从割断引水管产生而深深地影响着罗马城的生活的。我们还可看到这些破裂了的引水管拱门的遗迹，它们象史前的恐龙一样，还傲然横跨于坎帕纳地力①。由于这些引水管的破裂，洪水曾泛滥于坎帕纳，使罗马城周围几哩的广阔区域成为沼地；从这里蒸发出的带着传染性的水气，在几百年中曾是“罗马疟疾”的根源。普林尼在公元前第一世纪里，曾以坎帕纳的麦田而骄傲。但到了第六世纪，它们已成为疟疾来源的沼地了。
由此可见，为了这一切原因并在这样的情况下，古代式罗马城消逝而中世纪式的罗马城就出现了。
现在，我们可简略地谈一谈哥特战争的结局。拉温那在 540 年被占领。故事遍及了半岛全境。到处发生着疫疠、饥馑和荒凉状态。一年复一年，很少田地有人播种，野生谷物茁长而没有人去收获。城市居民饿毙于街道上， 乡民逃往山区和森林中去。豺狼激增，它们找到了这样多的尸首来大嚼，以致它们在许多地方变成为一种恐怖。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行为。当战争停止的时候，意大利一半已是坟墓了。东哥特意大利，对当时来说已具有价值， 而对将来而言可望有利于文明的发展；所以，它毁灭的历史，是人类史上的最悲惨的一章。
人类的毁灭，由于疫疠的猖獗而增加起来；这疫疠似乎就是几年之前曾使地中海沿岸国家变为如此荒凉的黑死病。一本历史书上说：“畜群独自留在牧场上而没有牧人来照管。你可看到不久之前人烟稠密的农庄或设防地区，现已完全沉寂了：听不到田野中的人声，也听不到牧人的哨声。冬季已至，而庄稼没有人去割，葡萄园内藤叶已落，葡萄已熟烂得光油油而无人去采。没有过路人的足迹。人类的住宅已成为野兽的栖息之所。”
有很多哥特族人曾逃住阿尔卑斯山外阿勒曼尼部落中去。据一个近代史家说，“由于他们的被逐，文明倒退了一千五百年。”然而，不是所有的哥特人或者被逐出，或者被歼灭的。尽管有着长期的残酷战争和大规模的掠夺行动，在下一世纪里，我们还可看到为数不少的哥特人在帝国政府里和教皇
② 福恩（Faun）是意大利牧野神之一，具有人类的面容而有尖锐的耳朵，细小的角，有时并有山羊的尾或半羊半人的形状。——译者
① 指坎帕纳·第·罗马（Campagna di Roma）——罗马周围的起伏平原。——译者
政府里担任着行政职位，他们还是以显著人物或要人著称；这一事实表明了， 有些哥特贵族在他们的国家复亡和他们的种族毁灭之后，想必是留存下来的。
查士丁尼的狂妄战争，使他贪得无厌地搜刮金钱，在这残破的意大利领土上设立了总督，驻在拉温那，通过总督，他建立了拜占廷经济压迫的精密机构。亚历山大“剪刀”，即皇帝的臭名昭著的征税官，在任内大发其财。按法律，他应得所征税款的 1/12，所以，对于他所能课征的范围，除了民众的负担能力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限制了。甚至军队的饷银，他也要窃取，对于破坏纪律的事件，他也要勒索苛重罚款。“一切意大利人，凡和哥特国王有过金钱交易者，或者在他们手下做过一官半职的，都必须交出一切所收款项的详细帐目，即使这些款项是在四十年之前，即在狄奥多理统治的早期， 由他们经手的。”
查士丁尼死于 565 年。他不及亲见他的工作遭到部分的破坏，为了这工作他曾消耗无可估量的鲜血和财物，并曾把沉重的负担横加在意大利的身上。568 年，伦巴人即“大移动”中的最后一支日耳曼族，进入了意大利。整个意大利，由于哥特人的长期战争，已变成这样地广人稀，以致伦巴人差不多进入了一片无人之境。北部的大多数城市已经破坏；米兰城不止一次地被蹂躏。虽然米兰后曾恢复起来，但那锡士①没有来得及完成了他的城市建造计划。
只有巴费亚城抵抗过。伦巴人迅速地蹂躏了整个波河流域包括威尼斯和利古里亚在内。当我们讨论伦巴人的野蛮性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听不到残暴的事实。也许很少有人能够进行抵抗。“实际上，除了佩鲁查的一个例外以外，帝国所保留下来的地点，不是在海滨的象热那亚和安科纳那样， 便是由水流环绕着的象孟都亚那样，便是有航路可直达的，象格里摩拿和皮阿森扎。伦巴人对航海术一窍不通，所以留在内地；希腊公侯，即东罗马皇帝的代理人，统治着沿海口岸：拉温那、安科纳、那不勒斯、阿马斐、索伦多、基泰和大兰多。”伦巴人所曾占有的唯一港口，是比萨，但那也是好久以后的事。
下面是一个有趣味而又重要的历史事实。意大利沿海地区缺少着农业富源，伦巴人已占领波河流域的肥沃腹地，威尼斯占有着海滨的位置，而且是东方贸易的自然通路；这一切因素迫使威尼斯比以前更加努力，来发展它的海上贸易。现在热那亚也出现了，它是一个无城垣的小渔村，从罗马时代以来久被遗忘，可是注定要变成为威尼斯的最凶猛的贸易竞争者。威尼斯在 603 年时虽然失掉巴士亚和孟都亚，归于伦巴人；但它的海岛地位使它免去骚扰， 而它的人口由于来自大陆上的难民而增加起来，这批难民逃避伦巴人，和早期居民逃避匈奴人一样。在中部意大利，罗马城是难民的庇护所。坎佩尼亚的居民逃往逢廷沼地去；琉卡尼亚和布拉替安的居民逃往西西里去。主教们放弃了他们的主教座，僧侣们放弃了他们的寺院，城市空虚，田野荒芜。在北部意大利有不少于十五所主教区，在好几年内没有首长。
然而，我们不应夸大本地居民放弃波河平原的事实。可能有大举驱逐地主的行动，可是在几年以前已有各种势力，起着促使他们人数缩减或退出的作用。
① 那锡士（473—573 年），在 554 年被东罗马政府任为意大利总督，在 567 年被免职。——译者
中等阶层的贫困化，阿拉列、阿提拉、盖塞立克、鄂多瓦和他的赫留来族，狄奥多理和他的东哥特人的先后侵入（尤其是那标志着东哥特战争后期的血腥报复），往君士垣丁堡的迁徙，所有高贵出身和有教育的人涌往官厅所在地（不管在拉温那或在君士坦丁堡）以求一官半职的趋势，有些人被教会吸引去，有些人被修道院吸引去⋯⋯这一切原因，毫无疑问，产生了意大利乡村贵族可怖缩减的情况，甚至在伦巴人到来加速这过程之前就是如此①。
在意大利被奴役农民中，一定有很大部分顽强地依恋着乡土的。我们看到下一事实可资证明：罗马的土地丈量制（百亩单位）曾遗留下来，的确， 在伦巴第这制度从没被废除过。而且，意大利的地方名称，几乎全部都是罗马的，而不是日耳曼人的，这表明了伦巴人人数稀少的情况和当地居民依恋乡土的性质。此外，伦巴语言或艺术对当地的影响，确是微乎其微，那也说明了这同一的事实。从本质上看，意大利的语言和艺术的发展，还是严格地循着罗马路线的。
从征服的性质上及从社会成分的程度上看来，伦巴人的居住区是不同于罗马帝国内别处的日耳曼人居住区的；所以它深刻地影响了北意大利的历史，并在和法兰克高卢、东哥特意大利或西哥特西班牙比较之下，也不同方式地影响了北意大利的历史。伦巴人是以征服者地位而来，不象别的日耳曼族以帝国政府的辅助者而来的。他们统治着那怀有敌意的本地居民，还受到教皇和拜占廷帝国总督的威胁，他们在人数上这样稀少，永远不能遍布整个半岛。因此，伦巴人使他们的日耳曼制度的外壳（如果可以这样说）强化起来，来防卫自己。再也没有一个日耳曼族，象伦巴人这样顽固地保持着日耳曼人的本来面目，或这样长久地保留下去。但是，伦巴人的野蛮性，与其说是讨厌的，不如说是古怪的。
我们已提过，那些在别处分割罗马人土地给自己人的日耳曼人，叫做客人，这土地叫做“份地”（sors），而这所有权叫做“客敬”，（hospitalitas）。但是，伦巴人似乎不是把土地本身取走，而是取去土地上产物的 1/3（是否为净的或总的产物，不得而知），似乎让罗马业主享有完全占领权，即使说不是所有权。但是，这业主阶级的地位那时是怎样呢？这种缴纳实物的形式， 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呢？最早的伦巴法律，即《洛塔列（636—652 之年）法典》差不多是在征服一百年后出现的，不曾反映出原始解决办法条件， 而第一个伦巴历史家还是生存在征服两百年之后的人；而且他的记载这样地模糊而混乱，以致难于理解。如果说大业主阶级被降到隶农或农奴的地位—
—伦巴属民中的“长老阶层”（aldii）可能是这样的——那末，不自由阶级一定会比他处或比以前被贬到更低的地位了。有些历史家虽然否认罗马业主被这样地降低身分，但是，大多想要给予不利的解释。然而，也有人主张说， 这种严峻的政策只在征服的早期曾施行过，后来是把部分土地还给罗马业主的，或者把征收 1/3 的地租改变为征收 1/3 的土地的；另有人主张说，当伦巴人习惯于他的新的生活方式之后，他遂完全剥夺了旧地主的土地，从而消灭了他们产权的最后痕迹，因此长老阶层被降到和农奴一样卑微的地位了。无论如何，伦巴人的征服对罗马居民所加的负担，确比他处日耳曼人的征服要苛重得多。如果说有什么高等罗马人阶层遗留下来，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丝毫不知道关于城市中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状况。但是，有趣味的，
① 霍治金：《意大利及其侵犯者》，第 6 卷，第 589 页。
后来发现了显然属于伦巴族的一个人数很多的中等阶级；这件事在西哥特西班牙最为少见，而在法兰克高卢也是不显著的。的确，城市和城市生活的重要性，在伦巴第比在欧洲任何别的地方表现得早一些。
《洛塔列法典》是一种草率粗陋的法典，很少反映出罗马法的影响。当然，它是用拉丁文写的；语法很不通顺，但是其中包含有一种粗鲁的正义观念，足证伦巴人是一个专横部族。法典中所列各种罪行是一个粗野甚至强暴的农业社会的证明，而这精神和制度正是属于日耳曼族的。
在百年以后，卢易特普兰（712—744 年）即最伟大的伦巴国王，颁布了一个新法典。试把这两种新旧法典作一比较，倒可以发人深思。现在，我们可看到关于产权、契约、典当等等的很多条文，也可看到文化提高了的各种象征。现在，有着旧罗马居民，而且，和在其他日耳曼王国内一样，有两种法律同时通行着：一种是为日耳曼人的，另一种是为罗马人的。当时，奴隶和农奴所处的境遇是平安的。然而，动产的价值和土地价格相对比，还非常高；这表明伦巴人在第八世纪还没达到那稳定社会所具有的安居状态。我们有极其有趣的资料，证明城市中存在着一种从事工业的阶层和小手艺职工， 尤其是科摩城一个石匠师公会（Magistri Comacini），他们的建筑技术后来创造了伦巴-罗马式建筑；当时，法兰西和德意志都需要这批人来担任建筑师和石匠。还可找到资料，证明波河上及其支流上的商业接触和造船业。伦巴货币是以拉温那的拜占廷币制为本位的；第七世纪中的金银比价似乎是十八比一。715 年时，威尼斯和卢易特普兰曾谈判一种通商条约，规定威尼斯得转运利凡得商品上溯亚达河及的斯诺河，经意大利湖，越阿尔卑斯山路而达德意志和法兰克高卢。
可是，从整个来说，伦巴人在这个时候对贸易观念很少发展，那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一观念，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局势不利于这一方面。当时，他们的王国被虎视耽耽的敌人包围着：拉温那总督、教皇、阿佛尔人以及阿尔卑斯山外的法兰克国王。商人可能是间谍。这闭关的和排外的政策，反映在拉特契斯（744—749 年）和爱斯图尔夫（749—756 年）所颁布的法律里。前者曾禁止任何伦巴人不得国王的准许即前往罗马城、拉温那、斯波勒陀、贝尼温陀、法兰克区、巴伐利亚、阿勒曼尼、希腊或阿佛尔区，违者将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后者曾建立一种通行证制度，禁止和罗马人的一切贸易。如果有任何伦巴人做了这种生意，他将丧失他的财产，须把他
的头发剃成“罗马人的式样”，并须游街示众，受人嘲笑。伦巴人“在头脑中还存在着他们祖先的非常鲁钝的野蛮性。他们还不象三百年以前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那样愿意和他们的拉丁邻人并居杂处”。
在罗马-东哥特意大利的废墟上，查士丁尼曾建立拜占廷帝国省行政制度，象他在汪达尔非洲所建立的那样。它是一种带着强烈的军事倾向的文官政府。这一点，以及它的财政机构都是这制度最显著的属性。但是，在第七世纪中也曾作过努力防止象亚历山大“剪刀”一流恶徒所干过的征税舞弊情事。城市和乡村大地主贵族有向君士坦丁堡请愿之权，以求昭雪。起初，各省省长不是由上级指派，而是由地方绅士选举出来的，但是，这种宽大措施， 在流行的军事情况的压力下垮台了。货币是稳定的，度量衡是被管理的，但十分奇怪，这些度量衡的标准，由教皇保管；这是如下文所述的许多证据中的一个证据，可说明教皇世俗权的徐徐成长。但是，省长和总督同样利用职权，竭力搜刮，他们在任期内，积聚尽量大的财产。
指出拜占廷的统治和希腊文明，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比起北部和中部， 强烈得多，这是重要的。北方的焦点是在拉温那。希腊-东方的影响仅微乎其微地渗入中部意大利，这地区顽固地保持着意大利和罗马的特性。然而，在南方，象那不勒斯、撒列诺、巴利、大兰多、布林的西各城都被盖上了拜占廷文化和制度的烙印——西西里也是这样——即后来在那里建立的萨拉森和诺曼人的统治也没曾把它们完全抹去。在这三个区域以外，另有威尼斯城， 它在政治上是自由的，而在商业上是自有其一套政策的。
显然，拜占廷政府的目的，在于尽可能使意大利完全希腊化。当时，各省的省长是希腊人，僧侣大部分是希腊人；那里有几十所希腊修道寺院；甚至有几个教皇也是希腊人或希腊－叙利亚人。东罗马皇帝由于他们追求希腊化的热情，竟指望教皇座本身迁移到拉温那去。他们曾清楚地认识到，教廷是罗马文明的枢纽。这一梦想，在西欧拉丁文化衰败情况下，似乎不是完全不可实现的。
当拜占廷帝国的财政主要由于埃及和叙利亚被穆罕默德教徒所占取而越发窘迫的时候，它在剩余领土上所实施的财政政策也越多掠夺性了。皇帝昆斯坦斯（663—668 年）由贪婪的行为，使自己变成臭名昭著。在所有的东方皇帝中，独有他一人把大部时间消磨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意图或借口使用西西里作为反对那时正在蹂躏非洲北岸的萨拉森人作战的基地。他曾一度克复过迦太基。“西西里、撒地尼亚、喀拉布里亚以及非洲省的农民，长久记着昆斯坦斯的收税吏的压迫手段。他们的勒索竟至这样强横程度，以致为了满足他们的要求，丈夫被迫出售为奴隶而离弃其妻儿，儿女被迫出售为奴隶而离弃其父母。”没有疑问，这些蛮横行为使已陷于绝望的西西里居民宁可欢迎萨拉森人的征服，以求改变主人；他们认为，这总可好些，决不会更坏。甚至罗马城也不能幸免于搜刮。从第五世纪以来，没有一个皇帝曾住过“永不灭之城”里。帕拉泰因虽在徐徐衰败的过程里，但至少一部分还可住人。但是，罗马城已处在一片凄凉景象之中。昆斯坦斯在他停留罗马的十二天中， 从潘提昂①屋顶上拆卸了镀铜瓦片，如果他有胆量的话，可能将同样地拆卸了圣彼得大教堂的瓦片。事实上他曾把许多教堂内祭坛上的花瓶和珠宝连同积存的各省税款，一起运到西西里去。
昆斯坦斯的可憎的掠夺行为是由南意大利和西西里这样富饶的情况所激起的。因为事实指出，在那里的港口上商业和贸易是活跃的。当时，穆罕默德教的海权还未曾兴起。第六和第七世纪所发的执照，揭露出相当繁多的职业类别：染师、缝工、制蜡工、毛皮商、丝商以及普通商人。我们在拉温那、俄特兰陀和那不勒斯还可看到旧罗马行会制度或同业公会的遗迹。在各城市里都可遇到“叙利亚人”（其中必须包括亚美尼亚人和东方的犹太人在内）。在拉温那和罗马城有一个叙利亚人的正式“居住区”。萨拉森对叙利亚的征服无疑地可说明为什么意大利有大量的叙利亚人。这批人是经营丝绸、香料等有侈品的商业巨子，也是银钱兑换商。在这项贸易里，他们所碰到的唯一竞争者是威尼斯人，因为到第七世纪，威尼斯也已着手对埃及的贸易。
更奇怪的是我们看到色雷斯人的殖民地，他们被保加利亚人逐出，而由帝国政府移殖于帕诺马斯和那不勒斯的周围的；另有一个保加利亚人的殖民地，他们随后被阿佛尔人逼迫，而由贝尼温陀公爵引入他的公爵领内原已荒
① 就是罗马城的万神庙。—译者。
芜的空地上居住的。在百余年以后，有一个伦巴历史家写道：“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住在这些土地上；他们虽然讲拉丁语，［意大利语，当然，还没曾形成起来。］但本国语言也未放弃使用。”
从意大利-拜占廷社会的横断面可以发现三个阶层：在底层，是奴隶和农奴的混合人口，包括乡村里的雇农和城市里的工人与小手艺者在内，其中很少人是自由的；其次，是小土地所有者和低级官吏；最后，是大官员和大土地所有者。尽管帝国政府有严密的机构，但帝国对大部居民的统治，却是半封建式的。自由的所有权还是存在的，但有着消灭的趋势。僧侣和大土地所有者已变成封建领主，他们的“地产”虽常常是分散的，但加在一起，它们的面积却是很大的。奴隶制在和缓着，而农奴制在增长着。这类强大的贵族， 稳步地力争摆脱政府的全部控制；各种行政上的舞弊又使“庇护”制度得以扩展和传布；而在封建制成长过程里，这制度本是一个最有力的因素。小自由农为了获得保护，自动地让出他们的自由权利。有些人，因为贵族垂涎他们的土地，被压制到农奴地位。另有许多软弱而又无办法的人们，力求托庇于教会的护翼之下。可是，由于教会的严峻的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农民宁愿请求世俗地主的保护，而不愿请求教会地主的保护。伟人格列高里埋怨地说，教会农奴逃亡到世俗土地上去以求保护了。
现在，由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进一步来谈在中世纪意大利第三个重要国家的历史，也是一个历史上的特殊国家，“彼得的世袭领”，即教会国家的历史。在上文里，我们曾讲过在西欧各地教会怎样变成为一个大土地所有者和一个世俗权力。这个具有封建性质的过程，对世俗人说来，不是一件新奇的事，而对僧侣说来，这却是具有革命性质的转变，因为他们的管辖权范围原本是在精神方面的。每个主教，每个住持，都变成为地主，而教廷变成为最大的领主了。我们可相当正确地追寻教皇的世袭领和世俗权的成长过程；这过程历时好几百年，从君士坦丁时代起，当时帝国政府和私人开始以大批土地和金钱赠给教廷，直到在伟人教皇格列高里一世（590—604 年）时代，教廷的封建管辖权已通行于意大利、西西里、撒地尼亚和科西嘉的辽阔地面上为止。按一个世俗统治者的地位论，在意大利或在任何别的地方，没有一个教会是可与教廷相比的。过去，帝国的意大利领土曾巩固罗马皇帝的权力，同样，现在教皇所领有的广大土地足以把教皇提升到国君的地位和权力。《伟人格列高里传》的第五十三章内列举了二十三个教皇世袭领，须知其中有很多“世袭领”包括属于教皇的很多省分或城市的大部面积。曾有人计算过，如果把在格列高里第一时代罗马城和它周围的隶属于教皇的地产合并成为一块接连土地，它会包含有四十平方哩的面积。
但除此之外，教皇在萨卑那姆、在匹栖那谟、在坎佩尼亚、在拉温那周围、在波河流域、在喀拉布里亚、伊梨利根、西西里、在科西嘉，甚至在阿尔卑斯山外的阿勒拉特，都领有土地，它们的总面积估计达一千八百平方哩， 它们所出产的收入，按现代货币计算，约合一百五十万美元以上。虽然教皇在理论上，根据查士丁尼的论旨，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比起别的主教所大无几， 但是实际上他已站在大部意大利，尤其是中部诸省的事实统治者的地位上了。他的领地是广大的，他的教会是富裕的，而他又是圣彼得的继承人。在罗马城内，他是行政长官，也是教长。他指挥警察，管理市场，铸造货币， 维持民事和刑事法庭，修建城垣和引水管，补助学校和医院，统率民军，以及被攻击时捍卫城市。“那由教皇因领有广大土地而行使的权力，在帝国权
力的衰弱时期，已差不多近于一个主权者的权力了。”
这些广大地产是作为庄园来领有的，在那里有几千几万人居住并劳动着。在这些地产中最富饶的，是西西里的麦田；它们过去曾属于帝国国库的。单单这些麦田，按照当时的十八比一的金银比价，估计曾出产合八万美元以上的收入。伦巴人的侵入在好多年内使教廷丧失了所有的北意大利的世袭领
——科替安阿尔卑斯山区，在那泥、奥赛摩、安科纳、乌马那和威拉·马格那——直到卢易特普兰收复了这些失地为止。但是，作为对这些失地的部分补偿，君士坦丁五世曾赐给教皇撒加利一世诺耳马和宁发尔的两块富饶的领地，这两块地在六百年以后，估价值五百万美元。
所有关于这些地产的行政管理，是依靠一个有权力的官僚机构，并完全按照过去罗马皇帝管理庄园的办法进行的。中世纪统计文献，遗留下来的在数目上原是不多的。但是，幸而我们获得了格列高里一世时代关于管理教皇领的丰富资料；就是，格列高里的《通讯集》以及罗马城居民的户籍簿一册。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管理方法的主要轮廓。土地分成小块给农民，收取现款租或实物租。劳役未曾起着这样重要的作用，象我们后来当庄园制已成为一种流行的、高度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时候所可看到的那样；但是很显然，授田取租虽是主要形式，但种田须负担劳役的制度也已广泛流行。每个庄园交给一个管家来管理，管家须向教皇提交详细报告；因为财产的处理权是属于教皇的。格列高里一世是一个信仰坚定而又有慈悲心的人，也是一个富有办事才干的人。他是兼有宗教精神和实践常识的一个杰出人才。他使用大部教会的资源作为维持费和慈善费，但是他精明地以余款购进更多的土地。他注意市场情况，出售木材给无森林的埃及，麦子给君士坦丁堡，撒地尼亚生铁给东罗马皇帝制造武器，出售橄榄和橄榄油于任何可能出售的地方。下引摘要，取自他给西西里的副管事兼教廷代表彼得的信里，是不言而喻的：
必须用心阅读在你往西西里去的时候我给你的训令⋯⋯我们已查明，属于教会的农夫对于麦价非常抱怨，因为要他们缴纳的数目，在丰收时期，没有保持在适当比例。我们的意思是，在一切时期，丰收也好，歉收也好，比例的尺度应依照市价。由于船难而损失的谷物，必须责成全部赔偿，但是， 有一条件，即关于装运谷物在你方面并无疏忽之处。
这里所说的，是指从西西里运到罗马城的麦子。麦子是在所有人自负危险责任的条件下装运的，但是，教皇供给那些属于教会的船舶作为运输工具。如有损失情事，有责任的一方须负责赔偿。
我们也已知道；在有些教会的庄园里，有一种极不公平的勒索行为，即农务管理人要求从七十升中抽取三升半［田庄管家就是这样向农民敲诈的］ 。这是可耻的，必须制止。
凡是年老不孕的母牛，或看来已很不中用的公牛，应即出售，这样至少还可从它们身上捞得一些利益。致于牝马群，养着很无好处，我愿把它们全部分散，为繁殖的目的，只保留年轻的四百头；这四百头应分发给我们田庄的管家，给每个人若干头，要使他们能在未来年代里从中获得一些利润给我们。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为难的：花费了六十苏里德给牧人而从畜群方面连六十便士也收不回来⋯⋯⋯
⋯⋯应同我们整个领地内的牧人协商出一种办法，使他们能种地赚钱。所有属于教会的农具，不论在叙拉古或在帕诺马斯，必须在它们因年久而锈
成废铁以前售出⋯⋯应温和谨慎地对待农夫⋯⋯应把你所征集的全部缴款带来，连同你的全部帐册⋯⋯前次你送给我一头可怜的小马和五头良好的驴子。小马我不能骑，它是这样的一只可怜的动物；那些驴子虽然不差，我也不能骑⋯⋯应从其他谷物生产者或出售者，收集价达五十金镑的本年收获的谷物，并把谷物储存在西西里各地，不使它发生霉腐；我们将于二月中派遣尽量多的船只往那里，来装运这些谷物到我们这边⋯⋯这里食粮已经这样地缺少，以致将有饥荒景象；除非苍天保佑，能把西西里的粮食收集运来。
从上面所引的话可以看出，公元 600 年时，意大利和全部西欧相同，差不多整个地陷于自然经济的状态里，在这状态里，农产品和原料是主要的， 几乎是唯一的商品。所有的工业也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简单工业，例如纺织、制革、制造木器、打铁、制草鞋、染色、制肥皂、烘面包等等。这些职业还保存着它们古代罗马的行会形式，但是农奴制和奴隶制的稳步扩展，促使这类组织迅速地分化。我们偶然可看到镶木细工、制玻璃工一类的高级技术工人；当然，他们都是由教会雇佣着的。
由于罗马、拉温那和君士坦丁堡间，叙利亚和亚历山大城间的接触，我们看到某种程度上的高级商业。在罗马城和拉温那有希腊商人和叙利亚商人居留地；他们主要是经营丝绸、香料、乳香以及教会所需的东方名贵商品。丝业工人是意大利实业界中的天之骄子，并自高自大地以特殊称呼（oloseri capratae）作为炫耀。为了进行国际贸易，在拉温那和罗马城，还有着银钱兑换商人。
伟人格列高里，就他的才干、纪律性和坚韧而论，是一个真正的罗马人。当他赎回那些在伦巴战争里被掳的俘虏的时候，他也曾提倡那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农奴制；对于奴隶制，他没曾作出什么改善的举动。教皇公库的勒索， 比起世俗领地上的勒索还苛重。教皇够聪明地曾看出他的征税权的强制性， 并灵活地利用这项权力。举一个例说，他曾发出命令说：“因为在教会的庄园里住着很多犹太人，我愿望：如果其中有人愿成为基督徒，他们的一些缴款可以还给他们，使别人受到这种利益的刺激，也产生同样的意愿。”其次， 在第六世纪，在乡村低级农民中还存在着旧时异教习惯的很多残余。格列高里就使用了他的地主的权力加以取缔，象下文所指出的那样：
告卡格利亚里主教：由于你的疏忽，容许了那些属于你教会的农夫到今天还保留着异教信仰⋯⋯如果我在撒地尼亚岛上能找出属于无论什么主教的一个异教农夫，我将以这件事严厉责罚那个主教；但是，如果有这样顽固不化的农夫，竟拒绝皈依主宰上帝，他必须负担着这样苛重的税款，用重税的处罚迫他赶快走上正路。
教皇的大量进款，在使用方面和在征集方面，是同样地灵活的。教廷须供养僧侣，维持教会，照顾穷人，救济病人、医院、学校、孤儿院，不仅在罗马城内的而且多少在意大利各省的。但是，因为教皇也是世俗统治者，他还须维持罗马城及其附近的民事和军事政府。格列高里一世曾企图恢复有些破碎了的引水管，抽干一部分教廷沼地，并移民到荒地（agri deserti）去， 象在他以前罗马皇帝所做的那样。由于继承了与过去皇帝差不多相同权力和地位，教廷必须负担过去帝国政府在罗马城所负的一切责任。其中也许最麻烦而又最困难的负担是粮食救济，即按照习惯以麦子、橄榄、有时还以酒肉， 赐给罗马无产者。在罗马城居民中这类懒惰、腐败的渣滓，是由帝国罗马传给教廷罗马的一项遗产，也是一项最大的经济负担；这个最麻烦的社会问题，
在好几百年中教廷政府必须处理。为了维持这批流民的生活，教廷耗费了它的财富，教皇变成心神不安，并且必须把原可用在其他有益事业方面的经费消耗在这方面。教会的救济事业是不健康的，它的钱款是浪费了的，象在帝国时期罗马城，为了无产者发给面包和演马戏那样。那在格列高里一世死后不久所流传的一件故事，指出了教廷的财政已陷入恶魔圈子内。据说，格列高里的继承人萨卑尼那斯停止了他的前任所做的浪费的救济工作；理由是， 麦仓已有近于空虚的危险，而罗马城的忠实的民众已遭受着饥荒的威胁；但是，这“伟大主教”的幽灵曾在萨卑尼那斯梦中四次出现，警告他所采用的政策。不管怎样，罗马城后来不久的确就遭受了一个严重的饥荒。
教廷的庞大收入，对伦巴人在意大利扩展统治来说，是一个巨大障碍。因为如果说东罗马帝国政府以军队供给拉温那总督，那末这些驻兵的饷银大多是由教廷公库支付的。其次，当主张宗教改革的热忱乃至皇帝利奥·爱索立安的粗暴促成了著名的“圣象破坏的争论”（公元 725 年）从而产生了帝国政府和教廷冲突的时候，教廷的敢于抵抗，教皇的巨额进款当然是有影响的。教廷的这项抵抗政策，是由复杂的动机所引起的，即宗教的、政治的、经济的动机。但是，无可置疑，意大利的政治解放，至少罗马城和中部意大利的解放，以及为教皇建立一个独立的世俗权，都是属于这一计划之内的。在教皇和皇帝的冲突中，政治和经济的利益是和正宗信仰的热忱混在一起的。论性质这争执是一个分裂叛变运动，也是要从东方帝国的控制下解放意大利——或意大利半岛上尽量多的地方——的革命运动；它是一个拉丁文化和希腊文化间的冲突，在同样程度上，也是一个矛盾的宗教见解上的争执。利奥三世的“异端”是教皇反叛拜占廷的一个借口，也是一个原因。一句话说，“圣象破坏争执”是两个敌对文化间的冲突，即“文化斗争。”我们可从下一事实，知道这项争执是具有基本的政治经济的性质：教廷意大利点起“圣象破坏”的叛乱的导火线，是帝国政府在意大利各省和西西里征收人头税这一事件。在此以前，世俗的和教会的土地，都曾按习惯缴付地税，当然， 不是没有怨言的。但是“户口调查”是一种新型的税，即人头税。
没有疑问，那主张改革的皇帝，当他制定征收人头税及其附带的必要条件即户口调查或出生登记的时候，曾意图把一个亏空很大的预算平衡起来； 这项努力是聪明的。户口调查，在巴尔干各省和在亚洲原已不受欢迎，而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则更激起了双重的反抗；一方面它是一种新的不公平负担， 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被群众所认为由一个异端统治者所加的征课。所以，抗拒这项税收的激 烈程度，就是当时人心的背离的标志。有人曾把利奥三世的命令，比诺埃及国王的杀婴命令，另有人曾把这人头税说成是穆罕默德教对非穆罕默德教臣民所征人头税的模拟品。招致真正怨恨的还在于超年度征税这一事实，就是说，皇帝为了弥补他的收入的不足，曾企图预征下一年度的税款，这样一来，就要在一年之内征集两次税款。教皇对帝国的这一行动提出抗议，认为非法，并鼓动意大利各省起来反叛帝国的政权。
单就意大利和西西里来说，利奥三世对收集税款的关心，甚于对实行他所提倡的那些不受欢迎的教义和宗教仪式。他很懂得，圣象破坏主义本身在意大利不能达到什么有利的目的。但正是由一个异端统治者来创立一种失民心的课税，这一事实使天主教派在他们反抗中占得优越地位。教皇根据所提的所谓异端为理由，对皇帝进行战斗；但他的真正动机，是拒绝付税，以及使意大利半岛上尽量多的地方，尤其是中部拉丁各省，脱离帝国的统治。
由于拜占廷驻兵的软弱无能，这种抵抗是相当成功的。教皇军队是一批杂牌部队，包括作乱的地主，有罗马人，也有哥特人、伦巴人；他们率领着武装随从，又以来自各城市的乌合民兵及动乱时代常有的流氓地痞，作为补充。“希腊人”和“罗马人”即“意大利人”的队伍，在城市和乡村里互相战斗；胜者抢劫财物，以求自肥；败者抱头鼠窜，冀免死亡。这批首领们除了自己招致的危险以外，在很多人的心头里，还时常恐怕被虐待以至于绝望的农夫会举兵反抗，为他们所受的冤曲而报复；当时，还谈不上要实现他们的权利，因为封建制度和农奴制都尚没有发展到可制定“权利”的地步。732 年时，由于奉派讨伐意大利叛乱的皇家舰队遇难，利奥三世的计划已部分挫折了。皇帝因为不能占夺在教皇控制下的中意各省，乃把西西里、喀拉布里亚、亚浦利亚、基泰、那不勒斯各教皇领没收归入国库，并使这些地区内的主教区脱离罗马的管辖权。皇帝甚至企图切断南意和中意各省之间的贸易关系。一句话，他把南意的希腊即希腊化的各省与中意的纯拉丁各省隔离，并使它们屈服于君士坦丁堡的压迫之下。教廷虽然失掉西西里的丰富麦田、喀拉布里亚的产木区和矿场、那不勒斯和基泰的橄榄林和葡萄园，可是它在威望和精神力量方面已无限地增长了。因为那对东罗马帝国和对希腊文化的令人烦恼的屈从已被消除。教廷现在已站在披着宗教外衣的一个纯粹罗马的和一个全然拉丁的组织的地位，而崛起于中部意大利了。教皇已成为享有世俗权的国君，他的权力仅次于伦巴国王的权力。在下文里，我们将看到：这日子已不在远，那时伦巴人在意大利的统治，由于法兰克干涉而趋消失；教皇的世俗权因获得那消灭了的总督区的领土而增加起来，并从事实上的权力转变到合法的权力，一个复兴的西罗马帝国在 800 年时，通过法兰克王和教皇的合作而建立起来了，在帝国内，查理曼是皇帝，而教皇是最高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