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要了解穆罕默德教的兴起和传布，必须知道一些阿拉伯半岛上自然地理。因为历史上也许再也没有象阿拉伯族那样的一个种族，这样明显地是一个环境的产物，而有着由周围自然条件形成起来的种族特征。

阿拉伯位于亚洲大陆的西南角的一个半岛。但它是有着大陆大小的半岛。从形状看来，阿拉伯是一个巨大的四边形，其中没有两条平行着的边线的。沿红海岸约长一千五百哩，沿阿拉伯海岸 约长一千二百哩，沿波斯湾岸约长九百哩，从巴士拉横过半岛顶端到苏伊士约长九百哩。从红海顶端到墨士卡特的长对角线，约有一千八百哩。从表面的面积或平方哩的数目看来， 阿拉伯半岛大约占着美国的 1/3 大小或比俄国以西的全部欧洲还大。

从地理和经济来说，阿拉伯真正是一个孤岛，是和其余的世界由海岸或甚至更多隔离性的沙漠阻碍分隔开来的。在海岸，山脉逶迤；和叙利亚隔着移动的而又荒凉的沙漠地带，有一片广阔的荒野牧地向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延伸着。内部有更多的绵亘着的牧地，只在春雨之际，能生长东西；大山脉间有细长深谷；很少永远常青的绿洲盆地。也门除了交通不便以外，则显然不同，它位于半岛的极南端，是一个古代文化和富饶的地区，也是河流众多、谷物丰收，具有城市和生活安定的地区。②

关于南部阿拉伯半岛（也门）过去的繁荣景象，现在还有不少的证明。所有的古典作家，如希罗多德、普林尼和斯特累波，以萨巴或谢巴这名字， 常常把它说成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它依靠着大规模的水力系统，用笨厚的石墙来限制国内的水流。它有一个水库周围达十八哩，深达一百二十呎。在这条件优越的领土上，人口很稠密，有成百成千的城市和村庄；他们使农业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巨商派遣他们的商船队远达中国，还派遣他们的商队往来于叙利亚和非洲沙漠。他们为自己采购东西，也受别人委托做买卖。他们的货栈堆满那些来自各地方的物品——银器、铜块、锡、铁、铅、蜂蜜、蜡、丝、象牙、乌木、珊瑚、玛瑙、麝猫香、麝香、没药①、樟脑及其他香料。也门盛产谷物，它的产量可供三十年之用。棉树、甘蔗和椰子树，枝叶茂密地生长着。麦加的香油、阿拉伯树胶、荆毬花树②浓汁以及出名的乳香是它的重要出口品；也有食盐、黄金和珍珠出口。在一个包括几百年而情况不详的时期谢巴继续处于繁荣状态中。在此之后它转向衰落，而它的全部居民遂向外迁徙了。过去的天堂转为一片渺无人烟的荒野。至于它衰落的开始时期和原因，则湮没无闻。

那些住在半岛内地而后来征服过世界的粗野部族的情况，则迥然不同了。他们真的做一天吃一天，而食粮是他们的永远存在的问题。他们主要依靠着他们在家内饲养的骆驼乳以及他们从沙漠绿洲和沙漠边缘所得的枣椰来维持生存。沿海地区固然可贮藏麦子或稻子。以防无收入的季节或旱灾，但是骆驼乳是不能贮藏起来的。它每天依靠着青草的供给，所以内地部族继续在移动，由于生活所迫逐水草而居，没有一定的住所。

由于内地阿拉伯人的艰苦的经济生活，他们种族血统的自豪心更加强

① 地图：锡倍德：《历史地图册》，第 53 页。

② 《民族》杂志，1917 年 11 月 8 日，第 505 页。

① 热带所产的树脂，一般是琥珀色，气香而味苦。——译者

② 大多产于热带，树叶作羽毛状。——译者

了，而这自豪心原是反映在阿拉伯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民族性质方面的。绿洲的棕树以及他们畜群所产的乳和肉，是阿拉伯人生存资料的唯一来源。阿拉伯半岛，如果没有棕树的话，决不能维持任何数量的人口的。

为了经济目的而组成部族组织⋯⋯这种目的在于保卫他们产枣椰的绿洲以及他们牧地上的家畜，也是为了袭取他们邻人所有的同样东西⋯⋯人口的人数太多，不可能由贫瘠的土地来维持⋯⋯在不可计数的世纪中，那丧失了绿洲的部族可能在生活上遭受这样的困难，以致征服别的国家对它们来说已成为一件必要的事情。

沙漠是具有为人力所不能改变的性质的。甚至在顺利的年头，那日益增加着的人口也常常尽力之所能来利用绿洲的地面以及它周围的草原，而在不顺利的年头，居民则将被迫去侵掠邻近的部族或侵掠沿海的村落。如果遇到一个绵长的旱灾时期，则整个部族会被饥饿所迫而迁移他去了。

在阿拉伯人自己中间：

尽管他们承认（甚至在穆罕默德时期之前已经承认），按语言的统一， 按生活和文学的类型，他们都是属于阿拉伯族，但他们分裂为个别的而且常常敌对的部族，住在地理上由山岭或移动的沙土间隔的地区。这样，他们过着和他们牛羊群相同生活，跟着他们部族界限以内的牧场而移动，或者草率地耕种着各人所可得到的小块土地。他们的历史是一个掠夺牲口因而常常发生流血斗争的历史，也是各种部族势力甚至霸权的消长、漫无止境的强凌弱的冲突的历史。但是在这历史的背后，一切都在培养着阿拉伯人的民族自觉心；而这自觉心是由一种奇异的、具体的可是主观的力量（它是至少在一个时期曾升为世界上伟大力量之一）所激发出来的，而且正在等待时机，来投掷一块新酵母于世界各民族之间①。

这样看来，地势曾把它的烙印盖在阿拉伯人的性质之上。由于情势所迫， 他变成了不安定、浮动、漂泊和好战。也由于情势所迫，他实行杀婴和进行战争。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吃饭的人太多，而妇女不是好战士。在穆罕默德之前好久，阿拉伯部族已逐渐渗入边境上的绿野。早在公元 200 年时，阿

拉伯人已开始窜入罗马帝国的远东各省内。在 420 年时，萨拉森骑兵曾出现于埃及的军团中，而“狄奥多西法典”（439 年）中曾提及他们是驻在东方军事采邑内的边防队伍。在这里，这种部队在查士丁尼时代还是存在的（《法典》，第 11 卷，第 59 页）。所有近时作家都同意，在穆罕默德出现之前， 曾有着一个严重的旱灾时期；各部族都处在极端骚扰的状态之中，它们特别容易接受任何一个新的领导，只要它替他们指出一条生路，逃脱那沙漠中的苦恼生活。

不管我们是否接受那“悸动性变动”的理论，但在穆罕默德出现之前已有大旱灾却是事实。瑟拉拉特部族的残余现在住于红海东北的大沙漠中，既很穷苦又很衰弱；不言而喻，过去他们在一个时期曾是一个又大又强的部族。在穆罕默德时期以前，那里发生了大旱灾，在七年时期中没曾下过雨。因此， 食粮和饮水奇缺，几乎整个部落终于不得不迁移他去。他们经过埃及，向西移动而定居于突尼斯。这次迁移和穆罕默德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它发生在那新教出现之前，但却可证明那罕见的旱灾情势已这样严重，以致发生大批迁移和不安状态。第七世纪中的连绵的干旱证明了象帕尔迈拉一类的城市的

① 《民族》杂志，1917 年 11 月 8 日，第 505 页。

甚至沙漠整个边地的完全破产。于是，阿拉伯人开始了从没有过的迁移运动。不仅瑟拉拉特一个部族，而且很多部族开始感觉到贫困的压迫。他们的骆驼死于口渴，他们的羊群找不到牧场，于是空前规模的掠夺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了。

必须注意，麦加城，即先知的诞生地，不仅是一个宗教的中心，而且是一个贸易和商业的巨大中心；那诞生于贸易环境里的新教，一定是会强烈地沾染着商业的色彩的。麦加城同叙利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印度，有着商业联系，尤其重要的，它是叙利亚和也门间一条大商队路上的中间站，而这一条商路是东方和西方间国际贸易所经过的孔道。在穆罕默德出现前好久， 麦加居民唯一的糊口方法是经营商业。该城位于汉志的晒成焦土的地区，在那里，海岸一带多疫疠而平原含盐质。它是长不满二哩、阔只有九百呎的一条狭窄地带，几乎是完全依靠贸易来维待的。商队的延迟到达就意味着城中居民的饥荒。由二千头骆驼组成的商队时常在街头上可以看到。每头骆驼平均载运着四百磅重量的丝绸、香料、象牙、金属和香粉。在异教优势的末日， 据说每年经过那里出口的东西，合一千五百万美元，其中半数是利润。每年大商队出发到叙利亚去，满载商品而归，麦加人把这些商品按高度利润售给附近的贝督英人。阿拉伯人被迫使用商队来经营商业，因为他们容易碰到强盗的拦劫、容易陷入苦难饥饿的境地。所以，在阿拉伯人中好客是个自然美德。古兰经明白规定了招待旅途中的商人，作为信徒的一项义务；它还宣称在沙漠中建立并维持水井和蓄水池以及维持休息所或商队宿舍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多年以来，麦加城又是阿拉伯人的宗教中心。一个旅行者，不管从什么地方来的，在卡巴庙里无数的神象中总可找出一个神象来献给他的礼品的。麦加城是朝圣者的集合所，也是商品的交换所，而且那些朝圣商人在庙宇内作为祭品而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也是一个很不小的财源。

伊斯兰教从它的开始时起就和工商业有着联系的。古兰经规定了鼓励并保护工商业作为所有信徒的义务。先知所出生的部族，是麦加城的统治者， 也是神庙的保护人；差不多西阿拉伯半岛的全部商业都是由这部族垄断着的。所以，先知当然也不会不认识到那一项职业的重要性；它是他部族人的文明和财富的来源。穆罕默德巧妙地调和了阿拉伯民族的两种倾向。对那些沙漠中的部族，他提供了进行战争和获得战利品的机会；而对那些沿海市镇中的部族，他提供了经营工商业的机会。阿拉伯人对外征服也是为着商业而进行的。商队杂在他们军队中，毫无阻碍地来来往往；兵士尽力保护商人和他的商品，因为兵士诚心地相信，做这种工作就是履行一种象粉碎不信神者一样神圣性的义务。

不管伊斯兰教可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宗教也可以，就阿拉伯和世界的关系上说，它却意味着阿拉伯人各部族从相互间的掠夺转到对外地进行大掠夺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不复有什么阿拉伯人部族，而只有阿拉伯人，即穆斯林人，非穆斯林人的对立；阿拉伯内部不复有很多血族的斗争，而只有一个对整个外界的血族斗争。在穆罕默德出现前和出现时，阿拉伯内部曾出现过一个经济和种族的危机也是相当明显的。阿拉伯人至少在百年的时期中处于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外来的影响曾起着作用；内心的力量曾放出花朵；人口增加起来，正在冲破着各种阻碍。谁也不能正确地说，其中每个因素究有多少相对的价值；但可说，一切因素都是在起着作用。而且，在它们的影响之

下，阿拉伯人有一时期曾是一个民族，不仅是在观念上而且在实践上的①。下面的说法并非夸大其词：伊斯兰教所提出物质呼吁，就它的广泛的扩

张来说，是和它所灌注的宗教观念起着同样的效用的。它对战斗者约许战利品，对死亡者约许物质的天堂。对沙漠中的野蛮部族来说，抢劫从远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种光荣的职业。所以我们不应指责他们热烈地皈依那种宗教； 这宗教对他们约许了丰富的战利品，并使他们以他们那些只有可怜的生存资料的荒芜、不毛、炎热的沙漠区，来换取波斯、叙利亚和埃及的富饶繁茂的原野。

内哈汪德的战役（641 年）决定了西部亚洲的命运。波斯归入了穆斯林统治之下。沿波斯边境上的阿拉美易卡农夫曾欢迎阿拉伯人作为救星。阿拉伯人在一个长久的时期中，已从沙漠地区辗转到边境上的绿野里，而且其中很多人已变为基督教化。但是，他们也蒙受着苛重负担和压迫的痛苦。当阿拉伯人推进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时，有成千累万的本地的阿拉伯基督徒名副其实的前来会合，来帮助他们对波斯的富庶城市进行抢劫。特息丰开放了它的城门，神话式的战利品落入了他们手里。不久，他们占领了整个伊拉克。

最恳切地欢迎穆斯林教义者是：城市的下层居民、手工业阶层和手艺人； 按祆教教义，他们的职业已使他们变为不纯洁者⋯⋯这样，从法律的目光看来，他们已是被遗弃者⋯⋯因而热切地皈依了一种使他们在一个宗教团体中同时享有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宗教①。

跟着，阿拉伯人征服了叙利亚。阿拉伯人同叙利亚一向是有着很密切的贸易联系的；叙利亚在阿拉伯征服世界的事业中是首先被蹂躏的国家。当时， 它是世界上一个最富的国家；在那里，几乎无须耕耘就可产生麦子、棉花、大麦、稻子、桑树、橄榄、枸橼和桔子。黎巴嫩山顶上复盖着最好的森林—

—橡树、条悬木、大枫树。它是一个景色奇异的国家；依据一个阿拉伯诗人的话，那里每一座山在它的顶上都带着冬天景色，在它的肩膀上带着春天景色，在它心胸里，带着秋天景色，而在它的山脚下则带着使人酣睡的夏天景色了。如上文所说，在第七世纪前好久，贪婪和饥饿，已驱使阿拉伯部族离开沙漠而进入了东方和西方的边境，对波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弱到怎样程度，他们已很熟悉。他们既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以停止侵掠为条件，向拜占廷政府要求并获得了经常的补助费。对波斯战争也给东罗马皇帝带来了庞大的债务；因而他被迫把财政的螺旋钉扭紧到极度。小亚细亚的居民负担着重税，又由于宗教斗争而苦不堪言。在基督教和异教人民中间，已为一个新教义和政府的变更铺平道路。所以当皇帝希拉克略以虚伪的节约为借口，来撤销帝国边境上异教贝督英部族的补助费时，不仅它们同新兴的穆罕默德政权缔结同盟并开始以侵掠来弥补自己的损失，而且甚至很多犹太人、被压迫的基督徒、附庸民族以及奴隶都转到新信仰方面去了。犹太人大开城门，而被压迫派别的首领们以财帛和武器来助战了。

看来令人惊异的是穆斯林很容易地占领了安提阿、阿勒波和大马士革， 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很多其他城市。其中一个原因是，叙利亚的居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希腊化，但还没曾充分地希腊化以致同化于拜占廷的制

① 《民族》杂志，1917 年 11 月 8 日，第 505 页。

① 亚诺尔德：《伊斯兰教的传教》。

度。阿拉伯人和西亚其他閃族间果然有着宗教上的分歧，可是正教的拜占廷人和“异端”的省民间的分歧更甚于此。而且在西亚方面，那些人数众多的犹太人永远不会遗忘罗马曾使他们在过去时代蒙受着这样多的苦难；现在同一的罗马，或者象他们所称的“以东”，在拜占廷的外衣下还在以基督教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迫害。对他们来说，那些信仰一神的阿拉伯人在血统方面比起那些“企图以三位一体来劝说世界的坏以东人”当然还接近些。

穆罕默德教徒在征服叙利亚以后即进行征服埃及。波斯人的征服埃及虽为期甚短（616—626 年），但已揭露拜占廷政府在那里的无力和脆弱情况， 而这项经验对阿拉伯人来说是不会忘了的。从远古以来，在埃及和阿拉伯之间已存在着商业关系。穆罕默德也许亲自到过埃及。当然，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因为在古兰经里他说道：“阿拉伯和埃及之间从没有过仇隙。这两个国家是姊妹国。”“阿姆尔·伊宾·厄尔·阿斯”即征服埃及者，过去原是一个在埃及经商的商人，对埃及的地理和居民已经熟悉。而且，象上文说过，在埃及边境上已有相当多的阿拉伯殖民地。616 年时，在侵入埃及的波斯军队中还有着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人的骑兵，对这批人那些早已定居在埃及的阿拉伯人一定曾予以积极的同情。还须记牢，埃及的本地人为了异端曾受到迫害，而在财政上还被拜占廷政府穷凶极恶地剥削着。因此，象在叙利亚一样，他们对阿拉伯人的征服不是漠不关心，便是积极赞助。对他们来说， 改变主人可能会好些，决不会更坏的。最后那丰富的战利品也引诱着阿拉伯人的侵入。埃及甚至比叙利亚出产更多的牛乳和蜂蜜，出产更多的麦子。这种谷物已成为麦加城内很需要并大量需要的东西，因为穆罕默德已把到麦加朝圣的义务加在一切信徒身上。因为埃及在几百年中曾是罗马的、后来君士坦丁堡的仓库，所以现在它成为麦加和麦地那的仓库了。经济的自利心、实际的政治和宗教的热忱，在穆罕默德教征服尼罗河流域时是互相结合起来的。那位可畏的埃及征服者曾向奥玛哈里发报告说：“埃及是一头产乳的骆驼，一棵绿叶的枣树，一粒白珍珠，一块黄水晶，一方绿宝石，一幅彩色的绣品。”

尽管这些征服是巨大而迅速的，但穆罕默德教的扩展和推进的力量远没有因此而耗尽。伊斯兰教新月旗，象大镰刀割草般地向西穿过里比亚、息里内易卡、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显然，在整个第八和第九世纪中，阿拉伯半岛上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它所能够维持的数量。半岛上那自然的高度生育率，又以伊斯兰教早期军事成功所获得的财富和幸福而提高起来。但是，因为这些天外飞来的幸运不能显然提高它的内部生产，所以剩余的强壮人口，在两世纪中无间断地从边疆上向外流出，大部分向埃及方面去（因为抵抗力最少），直至下尼罗河的狭长流城里充满着那些不法之徒为止⋯⋯那不安定的群众，部分由于埃及统治者的勇气和手腕，部分由于他们自己要获得比起枯竭的尼罗河区域能提供更丰富掠夺物的地方，乃立即再向西推进，并以遥远的开温作为目的地。的确，先前有很多阿拉伯人已立脚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他们看到那里的社会制度和风俗和他们自己的很相近，曾定居下来，并且部分地柏柏尔人化了①。

穆罕默德教征服地中海的长距离海岸比征服波斯、叙利亚和埃及所费的

① 《英国历史评论》，第 14 卷，第 783 页。

时间长得多。其延迟的原因，部分是在新征服地上必须组织伊斯兰教的政府， 部分是需要时间来发展用以进攻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教海权，因为阿拉伯人是不习惯于海面生活的。他们在 648 年占领了塞浦路斯，在 653 年占领了

罗得岛；在 654—673 年间，多次进攻了君士坦丁堡；在 667 年对它进行了第

一次大围攻；在 672—673 年再度对它举行了围困。其次，虽然非洲各省内本地居民，无论基督徒或异教的摩尔人、努米底亚人和柏柏尔人，都痛恨拜占廷政府，但有城垣的城市，特别是迦太基城，以及错综地布置着的炮台、卫城和军用路网使征服的进展推迟了。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对围攻战术和袭击设防城市还没曾熟练。的确，塞普顿城曾维持到 709 年为止。

伊斯兰教徒原是具有沙漠居民天性的，尽管在他们不习惯的海面上已表现出他们的威权，但对海洋还是不信任的，所以他们决定以开温（建立于 670 年）作为非洲各省的首都；开温位于广阔而肥沃的平原上，从那里，阿拉伯政府的权力遍及非洲海岸和沙漠地区。当地居民虽属于不同种族，但由于类似的生活方式有很多共同之点；他们遂欣然接受了伊斯兰教。开温的位置， 在突尼斯南一百二十哩，距加柏斯湾三十至四十哩；在埃及以西，北非洲再也没有象它那样重要的其他地方了。由于这沙漠中的地位（虽然不是没有饮水的），它当然可完整地保存着它阿拉伯人的性质，而沿海各城市以有罗马和拜占廷居民以及历史上的联系，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的黎波里、突尼斯、波那和修达各城因此成为同地中海对岸的比萨、热那亚、阿马斐等等进行贸易的沿海城镇。不久，这些新征服者也冒险出海，而大海遂变为他们进一步征服的通路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各地都不能幸免他们的侵掠。他们对各岛屿进行侵犯，西西里遂被他们占领。他们原是海盗，可是不久也认识到经商的好处。意大利各港口不顾教会的禁令，开始和异教徒建立了通商关系。我们将叙述在十字军以前中世纪商人怎样同萨拉森人做交易而常出现于他们的港口。

罗马人从来没曾能够粉碎柏柏尔和摩尔氏族，它们住在近代摩洛哥的难于跋涉的山地中。这些由本地首长统治着的氏族中，有五百十六个名字流传下来。这些山中居民虽然强悍，可是对伊斯兰教的武力降服了。

698 年时，大马士革的奥米耶朝哈里发曾派出那个可畏的穆萨，不久他的声名遂震动了世界。一个又一个部族很快地屈服于他的武力之下。他在山岭中对柏柏尔的战役真是以人作野兽来打猎的。但是，在被征服以后，柏柏尔人成为所有臣服于伊斯兰教部族中的最狂热、最好战的部族。正是柏柏尔人在柏柏尔酋长统率之下，真正地实现了穆罕默德教征服西班牙的计划。酋长塔里夫·伊宾·马力克·阿布左拉是于 711 年 4 月在西班牙海岸那和他的名字永远分不开的地点——塔里法登陆的。

政治腐败、经济压迫、社会不满以及对犹太人的蛮横迫害——这一切如上文所提过，在基督教西班牙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使西班牙民众象叙利亚和埃及的民众一样，把穆罕默德教看作救星了。另一方面，无限的战利品的前景对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也是一种引诱力。在西班牙有很多古城、富裕的教会、古老寺院，在那里几百年来积聚了财富。此外，它的平原满布着牲畜， 它的矿产富饶得难于置信；安达卢西亚是个风景优美、土质肥沃的园地。

穆萨在热勒斯·得·拉·弗龙德拉的胜利（711 年 7 月）后，曾正式向哈里发报告关于征服的历史，指出他所得的掠夺品达到了怎样庞大的数量。他曾俘获成千成万的俘虏。穆萨写道：“我的营帐象在最后审判日各族人的

大集合。”在开温市场上一个壮健的男人，只值几盎司胡椒。有挑选出来的基督教美女三万人被送到亚历山大城、安提阿和大马士革的奴隶市场上去。教会几百年来所积聚的财富都被占夺。犹太人从他们的压迫者的灾难中，特别获得了丰收；他们利用着兵士的无知，以微不足道的款子购进了祭坛上的神器、装饰宫廷美女的珠宝以及一切富丽昂贵的奢侈品。后来，犹太人在欧洲政治上和财政上所获得的优势，就是从萨拉森征服西班牙开始的，因为它使他们获得了莫大财富。萨拉森人越过比利牛斯山对法兰克高卢的侵袭，由于 732 年时查理马德尔对他们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侵袭对法兰克地区没有什么持久的影响。结果也没有造成穆罕默德教的征服；的确，他们在埃波罗河外的出征，只不过是掠夺的侵袭而已。这一点可以下列有趣味的事实来证明， 这些侵犯者是一贯地攻击寺院的，因为他们象诺曼人在下一世纪所发觉的那样，很快发现寺院是大量金银器皿和珠宝等财物的贮藏库，也是藏着钱币和贵金属的地窖①。在 750 年巴格达城建造的时候，穆罕默德教已控制着阿拉伯半岛、旧波斯帝国以及除小亚细亚各省以外所有原属拜占廷的亚非两洲的领土。它拥有着非常富饶的地区，全世界贸易的中心，并统治着千千万万最勤劳的农民、精巧的手艺者和狡猾的商人。它是所知道的陆上海上最古老商路的主人翁。可是，在日益推广领土圈时，伊斯兰教的扩展力量还没有被它的第一批庞大征服而耗尽；它的光芒放射到那些从来没曾落入罗马或拜占廷统治范围的土地上。自从亚历山大帝时期以来，西亚从没看到过象伊斯兰教所进行的那样一种变革。穆罕默德教依循那条从叙利亚越波斯而达中国的横跨大陆的大商路，仿效那批景教徒的榜样（他们被逐出于叙利亚，后避难于亚洲中心并在那里建立了基督教-东方文明）而达到并渡过了阿姆河，即亚历山大帝的“极东”。

可怪的是，阿拉伯人在商业上所具有的大胆和敏感性以及他们的传教热忱，在早期没曾引导他们沿非洲东岸来伸展他们的势力。这项扩展没曾大规模地发动起来，直到十三世纪为止，虽然据传说，在“徒志”节①（622 年） 后不久，有一批阿拉伯移民队曾渡过巴布·厄尔·曼得海峡，深入阿比西尼亚，并逐步伸展它的势力远达奈格耳河。然而，这项传说很少根据，所以历史家们不予信任，而把穆罕默德教的深入西苏丹归因于埃及和努比亚的影响，并且认为这事件是在后来出现的。

现在，我们要讨论关于穆罕默德教国家的内部经济、殖民形式、对被征服人民的待遇、行政组织，特别是它的财政措施。那认为阿拉伯人是无情的剥削者和暴虐的税吏这种广泛传布的观念是错误的；这是基督教欧洲对穆罕默德教仇恨心理的遗产，而这仇恨形成于十字军时期，更通过奥托曼土耳其人而流传下来的。

我们必须从原始阿拉伯人讲起。他们尽管有些恶习，可是具有几种高贵而严肃的美德。其中最突出的是：

他们的伟大荣誉观念，在战争里或在家内，在对被征服者的宽大，在对

① 法兰克人在都尔胜利以后，奥斯特拉西亚军队曾把大量战利品分配给自己，但是很多落到寺院里。下文曾提及一大批纯粹阿拉伯黄金的寺院宝物；见《论味达斯特团体的报告》，第 4 章

（SermodeRelatCorpVedastC4）。载《德意志古文献》，文艺编，第 15 卷，第 402 页，第 40—41 行。

① “徒志”节（Hegira）另译“黑蚩拉”是穆罕默德从麦加出奔麦地那的日子（622 年 9 月 15 日），这一年是伊斯兰教纪元的开始。——译者

陌生旅客的保护，在对妇女的尊重或在对部族和邻人的忠诚都有表现，连在可怕的血缘报复方面也表现出忠心⋯⋯对一个阿拉伯人来说如果拒绝给陌生人保护，那是对全部族的一个无穷尽的耻辱，可是这种情况会不会出现，是很可怀疑的⋯⋯黑夜一到，阿拉伯酋长的蓬帐近旁就点起了灯火，来招引那些徘徊在沙漠中的旅客到那里获得阿拉伯人的款待和保护⋯⋯另一种荣誉表现，是在恪守所作的诺言。一个有荣誉心的人决不自食其言的；当阿拉伯人由于和希腊人及波斯人接触变为道德堕落的时候，他们才采用了宣誓的形式。在这崇高的荣誉观念的基础上，穆罕默德建立了一个新的阿拉伯社会； 他是一个伟大宗教家，也是一个伟大社会改革家。古兰经，象《旧约全书》在古代希伯来人中间一佯，是一本宗教书，也是一本法律书。因为在每一塞姆族中，政府已是一种神权政府。这是塞姆族的创举。穆罕默德关于家庭、婚姻、父母和子女间的权利义务、禁止杀婴、照顾孤儿、老人、穷人、病人、精神病者、奴隶以及关于财产的领有和遗产的种种立法，同“狄奥多西法典” 及“查士丁尼法律汇编”的基督教和罗马立法对比之下，在理智、公平和仁厚方面，当然是没有什么逊色的。一切穆罕默德教徒在法律前的平等地位， 穆罕默德教社会里没有对抗的阶级差别，没有什么教士的等级——因为在伊斯兰教里每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的教士——穆罕默德教社会还摆脱了象拜占廷帝国内的主教和住持那样的有野心而贪婪的教士阶层所发生的弊病，——这一切品质使早期穆罕默德教盖上了一个新的和兴奋的活力的烙印。

穆罕默德教徒在战争中固然凶狠，但却是仁慈的胜利者。他们对被征服人民所提出的著名口号是“古兰经、贡赋或宝剑”，使波斯人、叙利亚人、埃及人、犹太人（作为“被保护”的民族）得自由保留着他们自己的宗教、自己的风俗、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在缴付人头税的条件下， 可获得政府保护的保证。人头税是在对一切穆罕默德教属民所征正规赋税以外的一种附加税。它是对不信伊斯兰教的成年男人所课的税。富人每年应缴四十第伦（第伦“dirhem”如果不管汇兑价值的波动或近代购买力的差别如何，按重量计约值二十分美元），中等阶层的人每年应缴二十第伦，穷人每年应缴十第伦。但是，妇女和未成年者、真正衰老者、真正贫穷者是可免缴的。由于征服的结果，穆罕默德教继承了那灭亡了的波斯的领土以及“基督教国”的亚非各省领土。它从这些领土上获得了丰富资源以及它们控制红海、波斯湾和横贯亚洲商路的地位；可是除此之外，它从隶属民族波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的稠密的人口中，还获得了甚至更大的资源；因为这些民族从远古以来就以经商本领和机械技巧而出名的。伊斯兰教采用了一项贤明的政策，即承认这些非穆罕默德教属民是“盟约的人民”，准许他们保留他们自己的宗教、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社会制度；这样一来，那些原来也许会倔强的属民变为安静而勤劳的公民了。阿拉伯权力之所以能均衡地发展起来，是可归结到这一政策的。应该指出，甚至当伊斯兰教本身的宗派主义使巴格达哈里发朝的政治统一破裂的时候，它的文化统一，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还是保持着的。

那些曾呻吟于拜占廷帝国所实施的宗教迫害和财政压迫之下的千千万万人民，利用了这个新的宗教形式和社会自由，这是不足为奇的。另一方面， 伊斯兰教也得到好处。因为阿拉伯人需要农民阶层的心甘情愿的劳动，基督教手艺者的精巧技术以及亚历山大、安提阿、大马士革、阿勒波各大城市中商人阶层的商业进取心。

为了免付人头税，为了取得资格在军队中任职（文官职位是公开地对非穆罕默德教徒开放的），很多人转信伊斯兰教了。基督教徒对穆斯林在人口比重上的优势也慢慢地下降了，而且越来越有利于穆罕默德教，因为穆罕默德教人口的增加率在速度上远过于本地的基督教人口。这是由于穆罕默德教实行多妻制度的缘故。原在穆罕默德时代以前，在阿拉伯半岛的贫瘠土地上， 人口一向是对生存的一种压力，而饥荒是一个经常状态；所以曾用杀婴方法来消除那人口过多的景象。可是，跟着那已知世界上的最富饶土地落在他们手里以后，杀婴已不再需要了。而且，如果阿拉伯人曾看到，象他们一定曾会看到的那样，那在他们的人数和稠密的基督教人口之间所存在的大不相称情况，那么他们自卫的本能就要使他们赞成多妻制了。史籍里指出，穆罕默德教人口是在稳定地增加着；而这一增加不可能完全以那些脱离基督教的皈依者的增加来说明的。在上层分子中，通常是有着很大的家庭的。富人们以希腊人的、科普特人的和波斯人的奴隶姑娘，作为小老婆。阿尔·摩吉拉·伊布·秀巴有四个妻子和七十六个小老婆，据说有三百个子女。到 832 年时， 埃及穆斯林对基督徒在人数上的优势已确立起来，因为那时阿拉伯人开始定居于村落和乡村里，不象以前那样只住在大城市里了。

阿拉伯征服者一步一步地并经过相当时期后，同皈依信仰的穆斯林人混杂起来，而那些被容忍的“被保护者”成为另外一个非穆斯林人的阶层。当时有着各种原因使对贵族血统不如以前重视——其中对私生子的一般容忍也不是一个最小的原因——不久，这些原因把新皈依者的地位几乎提高到和原皈依者相等，而“被保护者”也逐渐获得了属于真正阿拉伯人的大部分权利。

现在我们来讲穆罕默德教国家的课税制度。如果可把一个大国的财政状况作为它的繁荣或贫困的尺度和证据来看，那末，埃及、非洲、叙利亚的居民生活在新月旗帜下比起在过去拜占廷统治下要快乐些。古文献证明，课税的标准是公平的，是依照纳税人的能力和状况而分出等级的。姑且不谈如上文所说的由非穆斯林人所缴付的人头税，我们只就财政问题可以看到，国家的主要收入（除了很重要的战利品收入以外）是“则卡”（Zekah），就是规定的赈款税；这是向极穷者以外一切穆斯林人所课的捐税，有一定的比例， 约占他们的骆驼、羊、金钱、土地上产物等等的 2.5％；这笔进款用以发给军队的饷银、支付那些办理征税官员的俸金以及救济穷人。最奇突的行政上的特点是，按照规定的比例把每年国库的盈余分配给忠诚者。奥玛尔曾命令就穆斯林的总人口作出详细调查，把因出生或死亡所造成的每一增减随时正确地登记出来。国库盈余的分配是从先知的家属开始的。先知的爱妻阿适每年领取一万二千法郎；他的其他寡妇领取一万法郎；那些曾参加过柏德勒战役的“助手”和“流寓者”各领取五千法郎；哈里发领取同样的数目。分配数目依次递减到每年三百法郎，那是给也门的某些平常人的。那些在穆罕默德出奔后离开麦加到麦地那的妇女们每年各得领六千法郎。那些在怀抱中的孩子们各得一百法郎；跟着他们的年龄可加到二百或二百以上的法郎；弃儿同样是由国家的公费来抚养的。这种财政制度对伊斯兰教帝国的统一和权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可想而知了。

这中央集权制，是由驿站制度补充的，驿站网遍布全国，使各地都和巴格达相联系着。在帝国一切最重要城市和首都之间都有驿使路线，中间还有换马站。有一时期，这些驿站的数字在全帝国范围内达到了一千左右。当时， 传递邮件的速度是真可令人惊奇的，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个驿使在三天之内走

了七百五十哩。鸽子传信的方法也曾使用。政府划出一部分公款建造道路和修理大公路。政府赞助——差不多替代了——私人热忱来挖井、建造旅馆、设置里程碑以标志路程的距离。哈伦·阿尔·拉希德的爱妻祖巴伊达曾建造从麦加到麦地那的巴尔-沙基路，即东方大道，并沿着巴格达到麦加的整个路线开掘水井，建立旅舍。她为麦加城建造了十哩长的引水管。在这些建筑方面，她总共用去了两百万金币的巨款。

关于政体，阿拉伯人采用了拜占廷的行政制度。甚至希腊语在以后百年多的时期中仍然是埃及的官方语，直至阿拉伯人口和皈依者人数的增加使阿拉伯语成为大多数居民的自然语言。近三十年来，在埃及出土的大量的“草纸”——官方报告、土地登录簿、租税卷册、丈量簿——对这问题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这些文件指出阿拉伯的征服埃及大部分是和平地进行着的；课税是公平而又轻微的；行政舞弊是严密防止的；生命、宗教和财产都是受到保护的。埃及有一个特设的灌溉行政部，每年并委派稽查水闸堤坝的专员。地方水闸由地方村庄来管理和维持。吉本说：“曾拨出三分之一的贡赋作为常年修建水闸运河之用的。”蓝-蒲尔说，“阿姆尔曾用灌溉方法来发展土地上的生产，并实施那从远古传下来的劳役制度。在冬夏两季，保持着十二万劳动者在工作，来修建堤岸和运河。”偶然，象在 615 年时，尼罗河由于丝毫未发生泛滥，而产生了一向与此俱来的可怕后果。

亚历山大城固然还是一个富庶的城市，但它不复是一个埃及的首都了。阿拉伯人太害怕拜占廷舰队的攻击而失掉它，也许有着太多的沙漠地区，以致不愿以海口作为他们政府的所在地。阿姆尔曾确定以弗斯塔特为新首都， 位于图拉真所建造的古代罗马炮台的附近。弗斯塔特继续是埃及的首都直到969 年开罗建立起来时为止。

英国的朝圣者阿基尔夫约在 670 年时曾游历亚历山大城，说它是全世界贸易的中心，有“无数的人”到那里来购买东西；在法提马朝时代，亚历山大城曾被算作一个很繁荣的城市。就制造业来说，它们几乎完全是拜占廷统治下工业的延续。织布业也许由于西欧和哈里发的共同需要（为了哈里发曾织造许多华丽的织品）曾有改进，而且在数量方面也大有增加。亚历山大城、廷尼斯和开罗都是又大又兴旺又富饶的城市。1047 年时，波斯旅行家那塞里

-库斯兰曾访问廷尼斯，看到它的繁荣景象，大吃一惊。他说及那里的“一万爿店铺和五万个男居民”。在岛上的港口内有一千只船停泊着，而该岛并不生产什么东面，完全依靠着贸易来获得一切供应品的。尼罗河的涨潮冲去了那环绕着的咸水流，并以淡水灌满了地下“水池和水库，够维持一年时期”。当时，科普特人所穿的好看的花布比以前要昂贯。在苏丹的织布机上所织造的布正只是供他自用的；一条头巾可值四万地那；但是这些织品是永远不拿到市场上出售的。除了这些王室专用的织品以外，织造一种叫做光滑缎

（bûkalimûn）的绸缎，即光彩夺目的短缎，它织得这样精细，据说在白天每一小时内它会改变它的颜色的。廷尼斯的钢刀业的出品和它的织机上的出品几乎是齐名的。

孜孜不倦的阿姆尔曾想用经济和商业的带子把埃及和阿拉伯联系起来。他的第一项努力是开掘在红海顶端从尼罗河到克列斯马的古代运河，约有九十哩长；跟着，埃及的麦子可从尼罗河启运无须换船而直达阿拉伯海岸。阿姆尔还曾计划用一条运河来切断苏伊士地峡；但奥玛尔禁止了这项计划，因为他害怕这条运河将会使拜占廷人进入红海来截断朝圣路程并干涉商业。不

久，克列斯马运河开始淤塞了；约在 761 年时，它实际上已被破坏，为的是要迫使反叛的麦地那因断粮屈服。然而，这一条运河曾是从红海到地中海商品运输的经常道路。

可是，很多红海贸易是通过红海西岸的贝伦湼斯港的，从那里，用大篷车载运货物越过沙漠而达上尼罗河，再把货物装在木筏上，顺流而下。这条经过沙漠的路程约需三十天时间。另一条，是横过苏伊士地峡而达到珀琉细安（法拉米西）的通路，在此之前，珀琉细安早已是有些历史重要性和富饶的港口。这条路程可缩短陆运时间约四至五天，而且，如果上红海的港口曾有所改进，它的用处还会大些。

在努比亚战争之后签订了一项条约，依据这条约，努比亚每年应进贡三百六十个奴隶给驻在埃尔-喀斯的埃及官吏；埃尔-喀斯距阿斯旺五哩，是埃及边境上的市镇；另以四十个奴隶来交换小麦、大麦、扁豆和马匹。条约和奴隶贡赋继续有效达六百多年之久。意大利和埃及之间的交通似乎从来没有完全断绝过，甚至在阿拉伯的优势时期也是如此。722 年时，威力巴德曾看到一只从埃及来的船停泊在那不勒斯港口内；在第九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织品确曾通过威尼斯人的活动运到意大利来，虽然其中很多是经北非洲来到阿马斐的。827 或 828 年时，威尼斯人曾出现于亚历山大城，他们并携回了圣马克的圣物，“他似乎已成为他们的守护神，因为他是基督教埃及的保护者， 也是他们在到这个最早的远方市场去的又长又危险航程上的捍卫者”。

在查理曼时代哈伦·阿尔·拉希德曾派遣大使往法兰克皇帝那里去；大使所经过的旅程是先沿着北非海岸西行，然后渡海而到达意大利。当时，作为礼物赠给查理曼的一只象是由陆路牵到的黎波里，再从那里装船渡海而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港。即在那时，基督徒和穆罕默德教徒在对方的国家里显然都是可享有相互的安全保障的，也许商人们曾利用了这项机会。我们果然找不到条约来证明阿拉伯和基督教国家之间在早期已有着商业的关系，但我们不能援引这一事实作为那早在 800 年时没有商业关系存在一说的辩解。象玛斯·拉特立指出的，在一个很长时期中，很可能所有的协定都是口头的， 而商人们做他们的生意是没有什么正式协定的。直到进行规模相当大而需要保护的贸易时，才会意识到条约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