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寺院制度的兴起和传布

寺院制度的出现，是约在教会成立后两百年的时期。但是，寺院制度的根源在历史上可追寻到基督教纪元前很久。它的基本教规——禁欲主义和孤寂形式——可在以前的许多宗教里找出。在基督教前五百年时在印度创立的佛教，有着成千累万的和尚以及数以百计的喇嘛庙；在古代埃及有着信奉安蒙①的尼姑，在孟斐斯虔诚崇拜塞拉皮斯②，她们的信条在罗马帝国时期曾传布到希腊和意大利，虽然还找不出埃及境外的塞累匹斯教派隐居所的遗迹； 在古代犹太人中，德拉倍太教派是禁欲主义者。虽然还没有发现资料，可说明佛教和基督教间的实际接触，我们知道，在第二世纪佛教向西传入帕提亚， 可能也传入亚美尼亚。使徒时期的基督教灌输无我、禁欲和自苦精神。独身主义和童贞洁操曾由阿利振和息普立安③两人热心提倡过。

所以，当东方宗教在罗马帝国内继续伸展势力的时候，基督教是不可避免地要感受这些接触的影响的。起初，寺院主义的理想和教规是和基督徒格格不入的。特图良约在公元 200 年时著文抗议说，基督徒不是“摈弃世俗生活的婆罗门、赤脚仙④、森林隐士”，那表明在教会内寺院主义的趋势已经普遍存在了。在尼斯会议前好久，基督教禁欲主义者的团体在埃及已开始兴起。据传说，“高僧”圣安多尼于 251 年曾带领若干受狄西阿迫害的难民，逃往沙漠中去。索左门写道，在第四世纪，已有一本管理这些团体的规程书。无可置疑，基督教寺院制度是采自东方的异教信仰的。例如，“柱顶圣徒”① 与圣西缅·斯替来特斯之流，都是仿效那些在希拉波立②庙中类似苦行僧的。

可是，教会的内在原因和条件所发生的影响，也许比起外在的暗示和接触还发生效力。寺院主义是以它的出世观念、它的忘我精神、它的严肃性来抗议那教会中已腐败透顶的世俗性、财富和虚浮性的。“隐士是对宗教社会的一个活生生的批判。”在西欧第一个著名的异端，是西班牙的普立息力安， 他属于这一类型的一个清教徒。而且，那在后期罗马帝国的紧张而虚伪的文明，造成了一种对新观感或新事物的渴望心理；而寺院制度就满足了那种厌倦情绪，这种情绪正是萦绕着许多人的心头的。另有些人，对社会已觉得烦闷，对政治已觉得失望，对道德已觉得悲观；对他们来说，退隐到沙漠中去是“一个绝望的出路”。教会在这热情浪潮里，看到了一个新手段使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生活理想化。现在，殉道是不再可能了；那种火烧般的炽热情绪， 固然曾在过去受苦的风潮时期激起早期信徒赴汤蹈火的决心，而现在却已逐渐冷淡了。

寺院制度起源于埃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埃及位于地中海角落，这一地位使它成为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接触地点。埃及的气候和地形又是最适合于

① 安蒙（Ammon）——古代埃及的主神。——译者

② 塞拉皮斯（Serapis）——古代埃及神。——译者

③ 阿利振（185—254 年）是早期教会中很有学问和创见的人；息普立安（200—258 年）也是教会的神父之一，于 258 年殉道。——译者

④ 相传亚历山大帝在印度遇见一个哲学派的信徒，他们裸体或半裸体游行，不肉食，专事冥想，他们被称为“赤脚仙”。——译者

① 指栖身於柱顶上的苦行修道僧。——译者

② 在小亚细亚古代大弗里家的一个城市。——译者

寺院主义的生活的。在尼罗河流域，有着不很高的山岭，那里的无数自然洞穴，足供原始禁欲者以居住所。那干燥的气候和隐士自己的孤寂生活，使他不需要很多衣服，而且他所需的微少生活资料，即枣子和黍稷，也是容易获得的。第一批象圣安东尼①（约 251—356 年）和底比斯·保罗（约 262—340 年）那样的修道僧，当采取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不曾注意到别人也会去做这同样的事情的。但是，象这批人活得神圣和死得神圣的情况，那驱使成千累万人到沙漠去的宗教迫害，再加上疯狂的热情，这一切使这运动大大地扩展，以致有人估计到第五世纪末期，埃及的隐士和修道僧，在数目上已几乎等于城市的人口了。

这批狂热者有时过着过度的自苦生活：他们由于把感觉和肉欲错乱地混为一谈，生活于污秽不洁的环境里，居住于蚤虱毒蛇和昆虫之间，长夜不睡直至精神错乱为止，吃那令人作呕的食品，使自己半饿着，练习如癫如狂的柔软操，象西缅·斯提里特斯所做的那样；这种状态已类似忧郁病甚至癫狂症了。从这些情况里，无可避免的会有一种组织形成起来，因而那沙漠中的隐士逐步成为修道院的修道僧。许多修道院是设立在旧庙宇或堡垒内的。图拉真在巴比伦（在后来的开罗附近）所建造的炮台，曾被派作这项用场的。差不多每一个沙漠中的绿洲都被占据着。在这些地方建造了防御工程，以防止盗贼的侵袭；而在第六世纪，帝国政府曾利用它们来保卫边境，例如，赛那山上半宗教、半军事的著名寺院，曾扼守那里的通路，以拦阻那来自北阿拉伯半岛的侵犯。

在瓦伦斯统治时期（364—378 年），寺院已正式备案，并获得了领有财产之权。这些寺院以庞大社会集团的地位，又以领受大量基金的法团地位， 曾作出一种社会和经济的改革；按当时的情况论，这改革是具有革命性的。在埃及这一运动达到了极端，但是，在东方的无论什么地方，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希腊、以及在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上的岛屿上，凡是寺院制度所传布到的地方，都有着同样的效果。在 337 年君士坦丁去世的时候，

罗马帝国内有十五所寺院。在 527 年当查士丁尼登极的时候，有九十所寺院。到了第八世纪，各地村落变为人烟稀少，田野变为杂草丛生，荆棘满地，其原因是当时有许许多多的人已离乡背井出家为僧去了。

巴锡尔高僧（329—379 年），一个有品格而能干的希腊人，曾在黑海附近的本都城，建造一所寺院。《巴锡尔规程》又规定了寺院范围内外的生活细节；这规程后来曾以宗教会议和皇帝的许多决定，予以补充，并由查士丁尼把它们汇集编为帝国寺院的法规。“巴锡尔规程”遂成为东方修道僧团体的组织法了。

在埃及，有全城是完全由僧侣居住着的，象今天我们在西藏所看到的那样。海洛尼马斯在《天堂篇》里，曾描写奥科伦喀斯克城的情况，他说：

［它］ 这样地布满着修道弟兄们的住所，以致那里的城垣几乎被冲破了；弟兄们竟这样多。而且，在城垣以外还有环绕着城垣的寺院，它们的数目竟多到这样地步，使人会想起它们形成了另一个城市，城里的圣殿和那里的庙宇，以及它们周围的墙垣和空地，充满着僧侣们。那也会令人想起，僧侣在人数上不致比城里的普通居民少得太多，因为他们的人数是这样多，甚

① 寺院制度的创始人，251 年生于上埃及，隐居沙漠中修道，死于 356 年。按年代，和上文所引传说中的“高僧”圣安东尼似乎不是同一个人。——译者

至连城门口的房屋也被他们住满了，有些僧侣还住在城门旁的堡垒内。据说， 住在城内的僧侣人数，达到五千人，而住在城垣周围的僧侣，也有五千人。那里主教曾声称；他有一万僧侣和两万童贞姑娘受他的管辖。

根据帕雷狄阿斯的记载，在提贝易德的塔贝那附近，约住着七千个修道弟兄们，而在可尊敬的帕科密阿斯①住过的各寺院里，还住着一万三千个弟兄们；此外，还有其他寺院，其中每所寺院约有三百、二百或一百个僧侣住在一起；他们都是用双手来劳动并依靠劳动而生活的⋯⋯在他们的服务周内， 每天，有些僧侣起来后即去做他们的工作；有些人去做烹饪，另有些人去安排食桌，把面包、干酪、醋瓶和饮水瓶放到桌上。有些人，每周只吃一次。其中每个人是按照那给他的字条的指示去做工作的。有些人在“天堂”［果园］ 里工作，有些人在花园里工作，有些人在铁铺里工作，有些人在面包房里工作，有些人在木匠间里工作，有些人在漂布场里工作，有些人把枝叶编成篮子和席子；有人是在编网，有人是在做草鞋，另有人是在抄写。这一切人，在做他们的工作的时候，都是依次背诵着赞美诗和圣经的。

帕雷狄阿斯遗留下来一篇文字，约写于 390 年，叙述尼特里亚山上的大寺院，在那里，除了几百个“世俗弟兄”，以外，还住着五千个僧侣。这寺院在埃及领有几千亩冲积地的肥土。它出产大量谷物、橄榄、枣子、牲畜、羊、骆驼、马、驴。从那里所得的一部分是用于维持埃及的教会，以及维持避难所、医院、学院等等。但是，它的大量剩余品，则是在亚历山大城市场上出售的，由于它的生产成本低和数量大，并在那里和大地主和小农进行激烈竞争。大地主还能苟延残喘，而小农却慢慢地破产了。

这些新状况产生了新的弊病。财富开始象潮水般地涌入教会基金内，同时由此带来了各种腐蚀的影响，在第四世纪它们竟达到了破坏教会的神圣的地步。从宗教方面看，僧侣们是激烈的狂热者，从经济方面看，他们已成为贪得无厌者。在第五世纪早期，亚历山大城曾被僧侣和游民群洗劫，这一事件对亚历山大城的贸易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那寺院数目激增的趋势，加上了僧侣们的有些奢侈浪费作风，到第五世纪中期已成为政府惴惴不安的一个重大根源。人们纷纷进入寺院，以求规避纳税，以求逃脱军役，或者要找寻一个安逸的生活方法，依靠虔诚而又慷慨的基督徒的赠与而生活着。他们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藏匿在那里。逃亡奴隶、逃走农夫，有时也有犯人逃到那里找到庇护所。有野心的和轻薄的修道僧，杂处在忠实的修道僧之间。僧侣的个人安贫乐道的宣誓不曾防止由僧侣团体来获得共同财产，因而奢侈风气和下贱行为潜入寺院之内了。那依照寺院“规程”的生活，已成为办不到的事情。451 年在加尔西顿宗教会议上，教会和帝国政府曾共同努力纠正这些混乱状态，因而决定各寺院的基金须经主教的批准；各寺院须有适当的补助金，使它不致依赖捐款来维持；各种规程须严格实行；以及三年时期的修行学习——而这些规定，都曾被住持视若具文。寺院制度无可避免会扩展到西欧的。第四世纪中，基督徒已采用古代异

教徒到圣地进香的习惯。“圣地”和埃及，先后就成为基督徒进香的地点， 而这些朝圣者乃带回了寺院制度的理想和习惯。寺院制度向西方扩展和两个重要人物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圣杰罗姆和卡息亚那斯。圣杰罗姆在他的晚年时期，曾在伯利恒为自己建造了一所隐居所，并曾以他的著作来促进寺院制

① 埃及人，在公元 340 年在尼罗河的一个岛上建立了第一所寺院。——译者

度的传布。他是一个严肃的清教徒，是第一批起来反对教会的世俗性和财富者之一。卡息亚那斯在马赛附近的南高卢曾建立两所寺院，从那里运动遍传于高卢全境并进入了西班牙。在第五世纪早期，那些在里维耶拉岸外的岛屿， 尤其是雷朗岛，已由修道僧们移殖。不久，多斯加纳海群岛上，也群集着修道僧们。米兰·圣安布洛兹虽然从来不是一个修道僧，而他却以颂扬静寂生活的幸福，来大力地提倡这一新运动。393 年，有一个名叫詹姆士的，“来自东方波斯的内地”——请注意东方的影响——在坎佩尼亚曾建立一所离世绝俗的退隐所。在同一年，诺拉的保林，一个富裕的罗马业主，曾出售他的财产“逃避烦扰的世俗生活，来消磨他的晚年岁月”。另有一个东方隐士， 退隐在奥汾湼的山区里。当时，都尔周围的下罗亚尔河区域已成为西欧的提贝易德①，因为那里有着大批修道僧的住所，他们在石灰岩上为自己所挖掘的洞穴，象在泥岸上的燕子窝那么稠密。都尔的圣马丁（316—396 年）这个名字和这僧侣殖民地是永远相联系着的。圣马丁寺院的修道僧们曾力图训练居民从事农业，并分发种子给他们。

在圣奥古斯丁时代，遁世者或隐士的生活在非洲省出现了，在那里僧侣人数增加得这样快，以致奥古斯丁（由于他的拉丁秉性，他厌恶这种无秩序状况）随即着手管理这项运动。在汪达尔人来到的时候（429 年），那里存在着很多寺院，常常位于大业主住所的附近。在那十年战争的时期，这些寺院都成为避难所，因为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汪达尔人虽属阿利阿教派，但却是尊重这些会社而不曾加以扰害的。他们之所以有这种容忍态度，是因为各地的僧侣会社，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好，都不是教士的团体，而是那些决心过寺院生活和宗教生活的俗人的团体。只要他们脱离世俗而对政治不进行干涉，他们在各阿利阿教王国是相安无事的。在教士生活和修道生活之间的这一区别是很重要的，应该记在心头，因为这区别一般人还不了解。

但是，西方寺院制度虽然是从东方输入西方的，但在内容和实践方面， 根本上却不同于东方的寺院制度。东方专心于怪诞奇特的苦修形式，而西方则是重实际的。东方僧侣过着一种孤寂的生活，致力于无效果的冥想或致力于无目的的闲荡；他们中间除了一些有志于研究学问而抄写手稿的人以外， 都依靠着虔诚而不适当的捐款来维持生活。相反的，拉丁西方的僧侣们在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方面，是诚恳、清醒、活泼、勤苦，并依靠自己工作而生活的。西方人受不了象圣西缅·斯替来特斯或隐士那样的“柱顶圣徒”的行为： 他们自愿流放于沼泽地上，让昆虫刺伤，训练他们的肉体受苦，他们或者在荆棘中祷告几天，或者弯腰曲背，继续留在痛苦的位置上，或者大家一起在麻袋里坐几天；也受不了象圣安东尼的行为：他的皮肤“黑到象埃塞俄比亚人一样”积堆着皮垢，并以“蝎子和野兽作为他唯一的伴侣”。

从西方和拉丁寺院制度的健全状态和效能来说，我们看出罗马精神和希腊-东方精神之间的基本差别。前者是重视条理和实践的，而后者是倾向于淡而无味的神学论辩、不容忍的态度、无聊的白天梦想，以及夸大和过度行为的。但是，寺院制度在西方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严重的危险：东方影响可能占得上风。西方寺院制度依靠下列两个伟人而摆脱了这个危险：卡息奥多拉和纽西亚的圣本尼狄克。526 年时，当狄奥多理大帝逝世的时候，他的一个著名大臣，也是一个富裕地主即卡息奥多拉，退隐到在喀拉布里亚的斯

① 提贝易德，在埃及底比斯周围的地方，为古代寺院制度的发源地。——译者

基拉西地方他的庄园去，把他的庄园房屋改成为一所寺院，并集合了几个虔诚信徒，他们在那里的花园里，读书和研究，并间以温和而有益健康的运动。为了管理这个小团体，卡息奥多拉曾起草一种简明规程，这规程和以前其他类似团体，不管在东方或西方所制定的规则是有所不同的，特别在要求劳动方面。

另有一个比起卡息奥多拉年轻，而对拉丁寺院制度起着更大影响的同时代人，就是安布立亚城的纽西亚的圣本尼狄克。据传说，他的生存时期是约从 480 到 543 年，但是可靠的说法，只是他生存在第五世纪后期和第六世纪早期的意大利而已。在他的传记中，我们难于区别出什么是故事，什么是历史。在那俯瞰坎佩尼亚风景秀丽的平原的突出的高地上建立的蒙特·卡栖诺寺院（520 年？）是开始西方寺院制度第一次有组织运动的标志。蒙特·卡栖诺寺院曾成为意大利、高卢、日耳曼、英国和西班牙的几百所寺院的母院， 所有这些寺院都是受《本尼狄克规程》管理的。依据那传留下来的版本，这项规程是一个法典。但是，从批判的理性来说，我们有理由可相信：这原始的规程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它通过实际经验获得了补充和发展；其中基本要素包括有：巴锡尔规程”，“卡息亚那斯的制度”，“阿尔兹的凯撒规程” 以及爱尔兰的伟大圣徙圣科兰班的规定。凡是属于寺院的职员，都是由住持来指派的。在有些盛产葡萄的寺院里，那看守酒窖的位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按理论，住持个人只可支配着他所属寺院收入的 1/3，应把剩余的进款， 作为维持修道弟兄们的生活、发给服务工资、修建房屋、救济穷人等经费。但是，事实上住持只是对着自己的良心负责罢了。

起初，本尼狄克制度是慢慢地成长起来的。约在 544 年时，本尼狄克的第一批信徒之一，格列高里·摩勒斯在罗亚尔河畔圣马尔地方，建造了一所寺院。跟着伟人格列高里的接任教皇位（590—604 年），情势乃迅速改变了。本尼狄克制度任意大利发展得最快。到了第七世纪中期，本尼狄克规程已通行于高卢。788 年时，查理曼在法兰克帝国内各寺院强制施行这项规程。至于它传入英国的日期，我们不能确定，虽然据传说这和圣奥古斯丁在 596 年到英国去传教事件是有关联的。在西班才，直到第十世纪才被采纳。

毫无疑问，格列高里一世的伟大人格对本尼狄克寺院制度的传布是起着很大作用的。但是，我们也须注意其他因素，特别是经济和社会性质的因素。在意大利，这运动正是在查士丁尼对哥特人进行可怕战争的同一时期。在法兰克高卢，它也是在第七世纪可怕的内战进行的同一时期。这些战争的破坏性影响：几千几万的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人，穷困、饥饿、疾病、不安全； 这一切立刻产生了一个迫切的社会经济需要，各种救济办法也是由此而来的。对难民和夯人，寺院遂成为救济所、寄宿所了。

本尼狄克制度因切合于时代的需要所以应运而生，当时其他寺院因不能办到这一点而失败了。那理由很明显。本尼狄克制度不象东方和希腊僧侣所做的那样，也不象若干西方僧侣集团似乎要做的那样，要依靠信徒的捐赠来过着懒惰的生活。从一开始，它就强调懒惰是罪恶之母，并坚持劳动的责任和自食其力的尊严性。规程中包括着下列一段：

懒惰是灵魂的大敌。所以，僧侣应经常做事，或者做手工劳动或阅读圣经。这些工作时间按照季节排列如下，从耶稣复活节到 10 月 1 日，僧侣应从第一小时起，去做工作，劳动到第四小时为止，从第四小时到第六小时的时间应用于读经⋯⋯［第九小时以后］ 僧侣应再工作，劳动到黄昏为止。但是，

如果由于地方的情况或寺院的需要——这些事情会在收获时期发生——要做较长时间的工作，他们不应认为受到不良待遇。因为真正僧侣，应以他们的手的劳动来生活，象使徒和神圣教父所做的那样。

然而，应该仔细察看，不象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圣本尼狄克规程没有命令、也没有强制手工劳动，但只推荐它而已。象十二世纪的评注家第次·鲁拍特所指出的那样：“劳动是容许的，或者是作为可以耐心考虑的意见提出的。”在同一世纪里，可尊敬的彼得，即克里尼的伟大住持，曾嘲笑僧侣需要用他们的手来做工这一观念，他说要僧侣做手工劳动是“不合适而又不切实际的办法”。

中世纪寺院制度为了规避安贫乐道的誓约，把庞大财产归于集体所有。不管从道德方面对这种办法给予怎样的批判，无可置疑，中世纪欧洲由于大寺院田庄的管理适当而获得了莫大的物质进步。农业是和早期日耳曼人的无定居的习惯相抵触的，而且日耳曼人的耕种方法，在和寺院田庄的精细经营制度比较之下，是粗鲁简陋的。甚至贵族的大世袭领，也没有管理得那么好。有些中世纪寺院原有着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雷狄阿斯等所著的农业书； 后来，寺院也编写了自己的农业指导和农业方法一类的书籍。大贵族地主也注意那些可使他们的土地开垦得更好的办法。最后，在十三世纪，当有力稳定的政府对西欧的封建混乱状况占得上风的时候，田庄管理手册以及根据这些手册所写的农业论文，开始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流行了。有一个近代作家告诉我们说：

每一所本尼狄克寺院，基本上便是一个模范田庄；它保存了罗马田庄的外表，并依照习惯的方法进行农作。关于谷物和畜种的改良，我们不可能区别什么是由僧侣们所作的，什么是由罗马人输入高卢和不列颠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教会殖民地在原来耕种方法有被全部遗忘的危险的地方，把它保存下来了。

我们知道，寺院制度曾把关于农业、牧畜、种果等等的罗马科学方法通过中世纪保留下来（对于这些方法日耳曼人原不熟悉，后来他们也是从教会学来的），但是，除此之外，寺院当扩展它们的土地的时候，还抽干了沼地， 清除了森林，并且开垦了中世纪欧洲的大块荒地。英国格拉斯吞柏立寺院的基地，原是一片茫无边际的沼泽地，经过好几百年它变为岛上一个最富饶的农业区。东方诸州的“分兰区”①原来全部都是沼泽地。当伊里大礼拜堂创立的时候，教会房屋是建造在宽广几哩的沼泽中的唯一的高地上的；因为那里盛产鳗鱼（eel），所以该地就叫做伊里（Ely）。今天这块地已是青枝绿叶的田野了。可是，在一本古旧的《伊里志》中有一首短诗，指出在“诺曼人征服”之前，著名国王卡纽特是乘船到过伊里的：

“伊里僧侣快乐地唱着歌， 卡纽特王荡浆前进。

‘朋友们，划船向岸靠近，听听我们僧侣的歌声’”。

在开垦荒地方面，寺院制度在中世纪比起任何别的力量有着更大的影响。僧侣们由于自动找寻离世绝俗的生活，乃深入森林的深处；而这些森林地逐渐被清除而变成为可耕种的田野。他们又因力求山区间交通迅速，在鞍形峰巅上通过隘口建造道路；他们还抽干沼地，建筑堤岸。一句话来说，寺

① 分兰区（FenlandCountry），意即沼泽地区。——译者

院制度基本的经济职能，在于农业和简单工业以及在于殖民。在十二和十三世纪中，息斯脱西安敦派② 的历史也是这样的。下面是给一个诺曼住待的通告：“你正在建造房屋的那个地点，是不适合僧侣们居住的，因为那里既缺少饮水，而森林又远在他处。这两个要素是为一个寺院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

寺院中每天的日程如下：在参加早晨祈祷仪式后，僧侣们集合在牧师会所。住持给第一个人分配当天他应做劳动的数量和种类。其次，举行几次简短的祷告，祈求他们工作上的赐福。于是弟兄们拿了工具，两人一排地前进， 不声不响地走到田地去做所分配的工作。从耶稣复活节到 10 月初，他们从早晨六时起这样地做工作，有时做到十时；有时做到中午，工作时间的长短是取决于季节的。圣本尼狄克不能容忍东方寺院制度所实行的各种过度行为和狂热的严肃方式，他是一个头脑明晰的罗马人，不赞成这种事情的。伙食虽然简单但是丰厚。吃肉是有限制的，当然在一个地中海区国家里肉类不是很缺乏的。对于鱼类、葡萄酒或奶油没有限制。僧侣每天吃两顿饭，每顿他可有八盎司面包、一品脱葡萄酒、两盆蔬菜加上水果。僧侣的衣服用羊毛制成， 来适应季节。当然，当寺院制度传布到北欧国家的时候，有些食品的更动成为必要了。最显著的是，在有些气候上不可能生产葡萄的国家里，遂以啤酒来代替葡萄酒作为饮料。

象古代耕种方法由僧侣保存下来的那样，古代文明的各种工业也是由他们的作坊保存下来的；他们所保存的，在程度上比起世俗贵族庄园所保存的还大。僧侣在制造啤酒方面，虽不能说是有所发明，但至少可说是有所改进的。制造响铃是寺院的一种特殊工业；其起源可追溯到凯尔特人。制造铅管是寺院的另一种几乎专有的工业。埃塞尔乌德曾构造一根放水铅管，把它埋在僧侣宿舍的地下。寺院也是最早使用泥灰石作为肥料的。

在墨洛温时代，教会和寺院土地上也许很少出产酿酒的葡萄。那继续不断的战争使葡萄园受到了破坏。而且葡萄酒的贸易，象 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样， 随处会碰到阻碍的。在“罗马和平”不复有效之后，大贵族在他们的土地上开始征收私人性质的过路税并从事勒索，这种情况在法兰克帝国的早期继续存在着。他们在港口、渡头、桥梁——随便什么可能的地点——勒逼商人缴付捐税，使贸易受到摧残。但是，教会和寺院早已开始获得了免税特权；这使它们在葡萄酒贸易方面取得巨大的便利，象它们在葡萄酒酿造方面所已享有的那样。大部分葡萄酒一般是在出产它的庄园里消费了的，可是，有些最好的葡萄酒（而最好的葡萄酒一向是从自寺院里来的）是在别处出售或甚至运到外国去的。波尔多、南特、卢昂、布伦周围的各寺院和西班牙、爱尔兰和法里西亚进行着葡萄酒的贸易；在这全部时期里，英国人只知有法国的葡萄酒。葡萄酒在圣得尼斯市集上售给从全国各地来的商人，甚至从不列颠和法里西亚来的外国人。但是，那些长途跋涉、经营最名贵商品的商人，都是从教会和寺院里来的。在僧侣中间，禁欲主义甚至节约原则跟着财富和奢侈风气日益增长而已垮台；他们有着一种特殊商人，即“教会商人”，来替他们处理产品，来作为他们的商业代理人。其中有人为了这项贸易曾远到拜占廷和东方去；当时，在欧洲水陆沿线的内部贸易方面，特别是在葡萄酒贸易方面，这种商人是占着重要地位的。现在我们有一项资料，可证明在墨洛温

② 1098 年法国僧人罗柏特（Robert）在息斯脱西安创立的教派。——译者

时代曾有大量勃艮第葡萄酒是由属于吉美厄治、圣汪列尔和非坎普三所寺院的“商人”装运，沿塞纳河下行，经过卢昂出海的。

然而，本尼狄克制度不是没曾经过竞争而取得胜利的。在公元 600 到 800 年的两世纪中，爱尔兰寺院制度就是它的劲敌，而这一运动是有很大意义和很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在下面谈一谈。就爱尔兰的影响说，它的性质是奇异的，甚至可以说是独特的；其原因大多是由于这民族的纯粹凯尔特作风。在所有的西欧国家和民族中，只有爱尔兰从来不曾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虽然罗马人从阿格利柯拉在维斯帕西安时代周航不列颠群岛以后，已经知道爱尔兰。结果，爱尔兰人发展了一种脱离外来影响的文明和文化。古代凯尔特部落曾达到它的高度发展。每一部落各有着在它的酋长统治下的自己的领土；部落就是它的政治和社会集团。在乌尔斯特的，有奥顿湼尔、奥尼尔、奥杜格尔多斯、奥汉隆斯各部落；在康诺得的有奥哈拉斯、奥克里斯和奥康诺各部落；在林斯德的有奥法勒尔和奥托尔斯两部落；在闵斯德的有奥德威尔斯、奥康尼尔各部落。这些领土原来都是小“王国”而后来变成为州县了。在这些地区，部落与部落曾进行着战争来夺取控制权；它们也曾组成部落联盟，来夺取对其他部落领土的控制权。全爱尔兰“国王”大体上是一个傀儡； 而他拉是一个想象上的、感情上的首都，不是一个政治上的首都。早期爱尔兰有着一部精密法典，即著名的“布里昂法典”。当时，社会差别已很显著。私人财产主要在于牲口。土地是属于部落的共有财产，或者属于部落的一族的财产。农业未曾达到高度的发展，因为这地区是满布着森林和沼地的；但是关于工业技术，象编篮、制革、制造金属器，特别是制造金饰品这一类， 爱尔兰人表现了一个高度发展的水平。古代爱尔兰人的歌谣、故事和诗有着高度想象力，充满着神话和幻想，注定要对中世纪文学发生一种深刻影响的。

“布里昂”是执行法律的法官的名称。诗人的地位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常常附着于酋长的宫廷，他又是一个哲学家、编年史家和修词学家。事实上，诗人就是布里昂。诗人或布里昂是执行法律的。部落的世系、部族的历史、君王的大财产和浪漫史，都写成诗歌来背诵的。准备做一个诗人，是一个长期而又艰苦的教育，并且需要一个专门化的教育。事实上，对一个儿童来说，获得所谓“文学的修养”意味着对他是很有好处的，是将来发达的机会。

尽管古代爱尔兰和大陆或罗马帝国在政治上从没有过联系，但是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它和它们在商业上联系的痕迹是可以找得出来的。在第四和第五世纪，罗马商人似乎从高卢曾直接航行到爱尔兰岛以及爱尔兰海面上的不列颠各港口。圣巴特里克曾乘那装运猎犬、陶器、貂皮、提篮开到波尔多去的一只船，从爱尔兰的俘囚里逃出。这项商业关系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还是存在着，而且，在蛮族王国时期，确曾更加活跃起来。在公元 600 年前时， 圣科兰班也曾乘过一只上面所述类似的船渡过海峡到达布勒塔尼；当他被逐出法兰克王国而送至南特的时候，他在那里曾看到一只装着爱尔兰商品的船。圣菲力柏特是第七世纪的人，他在罗亚尔河口讷穆提尔岛上曾建造一所寺院；他的传记中有一段文字，描述一只爱尔兰船，“满载各色各样的商品” 怎样驶入了港口。

但是，还有一件比起这大陆和爱尔兰间的商业关系更重要的事情，即是基督教的传入爱尔兰；这为爱尔兰的寺院移民和向国外传教铺平了道路。现已确切证明，基督教在第四世纪从不列颠传入了爱尔兰。有一个罗马传说告

诉我们，在国王里坎尔时代（429—458 年？），教皇闻悉有基督徒在爱尔兰， 乃派遣了帕雷狄阿斯到那里去（431 年）。圣杰罗姆在高卢曾遇到过爱尔兰基督徒。图尔的第一位主教可能是出身于爱尔兰的。但是，帕雷狄阿斯的使命似乎是没有成功的，也许因为他不懂得爱尔兰语。爱尔兰的真正基督教化， 是从圣巴特里克开始的。他出生于不列颠西南部的一个罗马化的不列颠族。他被爱尔兰海盗所捕获，在爱尔兰过了六年的俘囚生活（约 405—411 年），

后来逃到高卢，在雷朗和奥舍耳读书，而在 432 年时回到爱尔兰去。爱尔兰社会的部族性质立刻把它的烙印盖在爱尔兰寺院制度上。在一所寺院之内所有的同伴，往往都是血缘的亲族，外族人是不得参加的。正是这种部族性质可说明怎样并为什么在爱尔兰人中，寺院组织比起主教组织要强得多。整个部族都住在寺院里，这些寺院看来就是市镇。

关于爱尔兰在第六及以后的几世纪中所出名的学术，不能归功于圣巴特里克的。他缺少教育，他的拉丁文又是粗浅。在他的《忏悔录》里，他告诉我们，他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几百年以前，有一个抄写员，即从《亚尔马志》中抄写他的《忏悔录》的人曾说过，他以前所抄写的部分，是从“圣徒” 亲笔手稿中抄下的，但他觉得手稿很难读，因为它又古旧又写得不好。如果这是确实的话，那末圣巴特里克看来不会把佛吉尔和西塞罗的学问传入爱尔兰的。任何伴随巴特里克的高卢人或不列颠人，会把古典学术带入爱尔兰也是不可能的。可是在第六世纪末期，乌尔斯特的班哥和亚尔马以及南爱尔兰的林斯马尔，都是爱尔兰的最著名又最兴盛的寺院。那里的学术标准比起在伟人格列高里时代的罗马城内的标准，或比起高卢的学院里的标准要高得多。这种学术是从第四世纪的学术无间断地发展而得来的。它怎样会传入爱尔兰以及是谁把它传入的，已是历史是的一个谜。但是我们几乎可以断言， 我们完全不能设想古代爱尔兰的古典学术是由高卢的、或不列颠的传教士带来或提倡的。问题的解决关键，似乎是约在公元 400 年时，也许由于 406 年汪达尔人大举入侵高卢的结果，有些高卢学者曾出亡到爱尔兰去。高卢的文法学家佛吉力阿·马洛曾有若干著作流传下来；他似乎曾是土鲁斯学院中的一个属于异端派的修词学教师；他对爱尔兰的早期古典学术确是有影响的； 可能他一度曾是逃亡到那里的一个难民。他生存在汪达尔人入侵和西哥特人征服南高卢的时代。

学术就是这样地传入爱尔兰的——通过文人而不是通过传教士的。圣巴特里克在他的《忏悔录》里曾说过，这些高卢文法学家，是“从高卢来的， 他们是属于异端派的修词学教师，由于学术高超，自命不凡，以轻蔑嘲笑的态度对待着”不学无术的圣徒。这些高卢人一定多半是住在南爱尔兰和东爱尔兰的；换句话说，是住在闵斯德和林斯德的；这两省由于它们面临大陆和不列颠的地位，毫无疑问，经常是爱尔兰的文明中心。这些难民正是来自一个罗马化的凯尔特国家；也正是到了一个纯粹的凯尔特国家。但是除了学者以外，似乎还有别种人从高卢逃亡到爱尔兰的。因为不久我们就可看到在爱尔兰酋长的支付俸给单上有着高卢促兵。那带入了爱尔兰的新学术是属于最好的学术传统。正在大陆上古典学术开始消逝的时候，它被移植到爱尔兰去。在第六世纪末和第七世纪初，当爱尔兰僧侣传教士开始涌入法兰克高卢和日耳曼的时候，僧侣的愚昧无知和教育的退化情况使他们感到惊讶。《科兰班传记》中说，“在那个时候，由于主教的疏忽，国家里几乎不复有基督教的信仰了。”

都尔的格列高里所描绘的墨洛温朝僧侣的情景，是令人痛心的。有两个主教戴着军帽，穿着甲胄，进行过战争，而在和平时期他们则是不折不扣的强盗。有一次宗教会议曾罢免他们，但是，他们“表演悔过的滑稽剧后”重新复位。法兰克僧侣恬不知耻地干着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勾当。他们利用“救济灵魂”这句话来勒索金钱或骗取土地赠与。因为河水不会上涨到比它的源流还高的水平，所以我们不能期待法兰克的人民大众会升到高出于僧侣的或甚至等于僧侣的水平。法兰克人是披着一袭基督教薄薄的外衣的异教徒。当特德柏特为反对哥特人和拜占廷人而侵入意大利的时候，他的士兵曾以妇孺的身体投入波河作为人体祭品，向倭丁神①献媚。关于传教工作，墨洛温朝敦会从没做过什么。在些耳德河彼岸，在下谬司河流域，在国王有些庄宅外不多几哩的地区，异教还占着最高地位。

爱尔兰人的冲动的本性，加上根深蒂固的宗教热情，以及那使爱尔兰人足迹遍世界的爱好漂泊和冒险精神；这一切都使爱尔兰人象潮涌般地进入了苏格兰、英格兰和高卢。《圣加尔奇迹录》中正确地说，游历是符合爱尔兰人的本性的。有一个法兰克史家告诉我们说，从他的柳条编成的小袋，可在远处认得出爱尔兰人来；因为法兰克人所带的服装，是放在皮袋内的。

但是，爱尔兰人之所以向外迁徙，一部分是因为有着经济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爱尔兰人向来是一个繁殖力强的民族，我们有理由可认为，人口的压力连同与此俱来的饥饿灾难，也是一个因素。爱尔兰农业的落后状态以及它的广大森林区和沼地，使这情况更严重起来。圣科兰班传记的作者描述了在圣科兰班儿童时期爱尔兰的和平状态。可是，我们不得不认为，他是为了圣徒的目的，加以理想化了。到第八世纪，爱尔兰确然是在部族对部族的连绵战争状态中，各部族力求剥夺对方的领土，或者如果办不到这点，至少要赶走对方的牲口。爱尔兰基督教似乎不曾遏阻这种好战的倾向；相反的，爱尔兰僧侣们也参加了他们部族的军事出征，甚至寺院和寺院也曾打起仗来。试看下面一段记载：

公元 768 年，克朗马克诺厄寺院团和杜罗寺院团在阿卡莫因地方进行了战斗，在那里顿尼尔的儿子德尔莫德·达夫以及杜罗寺院团的二百人同被杀死。麦卡德的儿子布勒塞尔和克朗马克诺厄的寺院团赢得了胜利。另有一段记载，在 816 年时，科伦西尔的“寺院团”曾被打败，后来他们到他拉，“咒骂国王”。爱尔兰军队对别的王国内别的部族的寺院和僧侣们无情地进行洗劫和屠杀。克朗马克诺厄、基尔得尔、克洛那德和阿尔马各寺院都曾遭受过爱尔兰基督教部族军队的抢劫，在那里僧侣和他们的部族弟兄们并肩作战。在第九世纪，闵斯德国君斐林，虽然是一个住持，也曾洗劫乌尔斯特的寺院， 并杀死了它们的僧侣和教士们。

爱尔兰的僧侣，象东方的僧侣而不象西方的本尼狄克派那样，是倾向极端严格和严肃性的。爱尔兰寺院生活的特点，是对灵魂救济的热烈追求和内省方法，因而它成为传布苦修和忏悔思想的主要力量。特别是他们的悔罪苦修制度，这制度通过英国教会传入欧洲大陆，它和古代天主教会的制度大不相同，并对中世纪教会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于爱尔兰忏悔制度的形式也是这样的。格列高里一世完全不曾注意到凯尔特型的悔罪苦修的锻炼。无须用言语来指出那对中世纪早期那样的一个贪婪强暴的社会所发生的节制影响；

① 星期三（Wednesday），即是从倭丁神（Woden）命名的。——译者

因为这制度一定会发生了这样的影响的。教会对社会性的和刑事性的犯罪所征收的罚款和所加的处罚，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不仅对蛮族法典给予了补充；而且它们常常在压制和惩办犯罪方面有着更大效力。

爱尔兰圣徒的《传记》，特别是圣科兰巴、圣科兰班和圣加尔的传记， 是属于我们所可获得的最生动而最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其中第一人是改变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的信仰的人，其他两人是在大陆上的传教士。圣科兰班的“规程”是从爱尔兰早期的僧侣制度流传下来的唯一的爱尔兰寺院规则；它虽然不是在爱尔兰编写的，但无疑地是反映爱尔兰寺院传统和习惯的。在第七世纪早期，爱尔兰寺院制度和本尼狄克寺院制度以竞争者的地位，在法兰克王国内相逢了。这个或那个寺院制度不久替代了或吸收了圣马丁的古老高卢寺院制度。但是，须经过两百年时期之后，本尼狄克派才能替代或吸收爱尔兰的寺院。在这一时期中，爱尔兰僧侣在佛日山脉、在瑞士、在南日耳曼以及在北日耳曼建造了寺院。阿尔卑斯山上的大山峰由于它们的荒野和隔绝人世的地位，特别吸引了他们。如果说正是爱尔兰寺院首先把基督教和文明带入了瑞士，那倒不是夸大其词的。

《科兰班传记》差不多可说明爱尔兰寺院在大陆上扩展时期的每种特点和状况，为了这个原因，这里引述几段摘要。从下面一句话，可看出爱尔兰僧侣的热爱漂泊，其中也夹着传教热忱。“他住在寺院好多年以后，向往到外地去，来服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命令：‘走出你的国门，离开你的亲属， 离开你父亲的家，往我将给你指出的一块地方去’⋯⋯因此，集合了一群弟兄们以后，⋯⋯他们乘船渡海，到布勒塔尼海岸去。”在法兰克王国，科兰班曾受到王后布纶喜德斯的欢迎。“在那个时候，有着一片广大荒野，叫做佛卡塞［佛日］其中有一座久已废圮了的城堡，叫做安那格拉特［安尼格勒] ，”在那里就建造了 一所寺院。这里是孤寂荒野，岩石重叠，在它的周围森林中狼熊时常出没着。这城堡原是一座罗马的炮垒，在第四世纪建造， 堵塞佛日山脉的山路，以防阿勒曼尼人的侵犯的，当时他们已渡过。上莱茵河而蹂躏着亚尔萨斯。这地区的地主贵族，态度和蔼，给这小小居留地以粮食和种子，直至那里能生长谷物为止。

由于僧侣人数的增加，科兰班去找寻另一地点，而在卢索维姆他找到了一块地方。“这里有着大批石象竖立在森林中，它们在古时是受到可怖的仪式崇拜的。”但是，这地址不是一所古老的异教庙宇的地址，象传记作者所设想的那样。不是这样，那里在古时有一所罗马浴场，而这些“石象”不过是那些一度曾装饰过浴场的破碎了的雕象。跟着罗马文明的衰微，这地方已变成废墟。卢赛威尔①的起源就是这样。但是，这地区不久变为人口稠密了 ， 因为有大批移民流入，他们清除森林，开垦荒地并建立村落。他第三次去找寻一块新的孤寂的地点，而在上摩塞耳河流域的丰坦那（丰坦）找到了，在那里有泉水涌出。在那里砍伐树木，开垦土地，播种谷物。弟兄们中有四个名字是列出的，很有趣味。三个是爱尔兰人，一个是苏格兰人。但是这地区的地主的名字是瓦尔德伦，这名字表明了他是属阿勒曼尼族的日耳曼人。有人告诉我们说，僧侣们在手工劳动的时候，是戴着手套的。“这些手套，高卢人叫做‘Wanti’，”这是近代法文手套“gant”这一个字的来源；他们制造了啤酒，“啤酒是从蒸煮小麦或大麦所滴下来的汁液来制成的，除了爱尔

① 法国上梭恩州的一个市镇。——译者

兰人以外，所有的北欧部族都喜欢啤酒甚于其他饮料。”僧侣们也建立果园和葡萄园，还制造鞋子和鞍具。

在关于科兰班的小松鼠一段记载里，可看出爱尔兰人那种在他们周围豢养小野兽的嗜好。爱尔兰寺院照例饲养着小鹿、土拨鼠和大鸦（他们偷东西的伎俩是很有趣的）以及小熊。圣加尔有一只小熊，它习惯于搬运他的木柴， 并从他的手里吃东西。在一首日耳曼人中最古的诗即《熊的生活歌》

（Ruodlieb）中，说及有会舞蹈的熊。这首诗虽是用拉丁文写的，但正确地反映出日耳曼人的风俗和习惯。瑞士人喜欢小熊的风气以及伯尔尼地方的著名熊井，无疑地是受到阿尔卑斯山区爱尔兰僧侣的影响而产生的。

最后，对寺院制度，我们将作怎样评价呢？这制度曾被热烈地拥护，也同样被猛烈地谴责，但是从几百年的长时期看来，寺院制度应予拥护呢？还是应得谴责呢？象一切人类制度一样，它决不是十全十美的，而且常常是腐化的；既不是不可批评，也不是可以不屑一顾。无可怀疑，它尽管不符合我们的时代精神——虽然寺院制度在基督教世界里还有其地位——却是中世纪精神和状况的一个自然表现。如果只靠着容忍，或滥用权力或欺诈，它不会延续了这样久长的。它一定能够适应时代的若干方面需要的，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它不会只是通过单纯的惯性或者纯粹消极力量的影响，而能够持续下去的。从近代标准来判断，寺院制度的根源是自私自利的，因为僧侣的主要目的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用隔离世俗的方法来使自己的灵魂不受污染， 用禁欲的方法来使自己的灵魂洗去渣滓。可是，寺院还发给救济品，给饥饿者以食物，给无衣者以衣服，给孤独者以安慰，给孤儿寡妇以保护，给旅舍和学校以维持费。是否可认为这一切事情都看作“功德”去做，要使施舍者可在天堂获得光荣呢？还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着纯粹的慈善心、真正的人道主义呢？

不管寺院制度的基本动机怎样，很少人会否认僧侣在“黑暗时代”对社会的服务是具有重大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