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人启迪的文化内涵

大运河是普天下开凿最早，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

它是古代我国人民创造的伟大水利工程，是我国历史上南粮北运、水利灌溉的黄金水道，是军资调配、商旅往来的经济命脉，是沟通南北、东西文化交融的桥梁，是集中展现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的古代文化长廊。

大运河承载着上千年的沧桑风雨，见证了沿河两岸城市的发展与变迁，积淀了内容丰富和底蕴深厚的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纽带。

大运河文化遗产内涵宏富，概括起来主要包括：

运河河道以及运河上的船闸、桥梁、堤坝等基础设施；运河沿岸地下遗存的古遗址、古墓葬和历代沉船等；沿岸的衙署、钞关、官仓、会馆和商铺等相关设施；依托运河发展起来的城镇乡村，以及古街、古寺、古塔、古窑、古驿馆等众多历史人文景观；与运河有关联的各种文化遗产。

那么，大运河的这些文化遗产，到底有哪些主要的文化内涵呢？

一是城镇的文化内涵。

运河的文明史与运河的城镇发展史关系密切。因为运河跨越时空数千年，联系着我国的南北方广阔地域，使运河沿线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结构、生产关系、人们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无不打上深深的“运河”烙印，这是运河文明的再现与物化。

山东省济宁的发展与运河休戚相关。元代会通河打通以后，使济宁“南通江淮，北达京畿”，迅速发展成为一座经济繁荣的贸易中心。明清时期，济宁为京杭运河上7个对外商埠之一。

江苏省徐州在历史上素有“五省通衢”之称，从汉代开始就是江淮地区漕粮西运的枢纽。京杭运河建成以后，徐州就成为我国南粮北运与客商往来必经之路。

位于苏北骆马湖之滨的窖湾古镇，是借助京杭运河发展起来的一个典范。在窖湾古镇上，仍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鳞次栉比的富商宅院和当年商帮气势恢弘的会馆建筑。

淮安被称为“运河之都”，它的命运随着大运河的兴衰而变化。公元前486年，古邗沟联通江淮以后，淮安就成为“南船北马”的转运码头。在邗沟入淮的末口迅速兴起了一个北辰镇。

隋唐北宋时期，淮安成为我国南北航运的枢纽和运河沿线一座名城，白居易在诗文中称淮安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明清时期，“天下财富，半出江南”。朝廷对江南的需求越来越多，为了维护漕运安全，明清两代都把漕运与河道总督府设在淮安，此时的淮安扼漕运、盐运、河工、榷关、邮驿之机杼。

大量的货物、商旅人员源源不断涌进淮安。当时的淮安市井繁华、物资丰富，各色人等汇聚，进入到历史上最为鼎盛时期，成为运河线上与扬州、苏州、杭州齐名的“四大都市”之一。

在历史上扬州的空前繁荣与富足，主要原因还是它的航运枢纽地位，漕运、盐运的咽喉地位所致。从东汉广陵太守陈登对古邗沟进行疏通改线后，运河的通航能力大为增强，使扬州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荣时代。

从此，扬州的日趋繁荣，唐宋时期，扬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二个繁荣时代。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运输能力的提高，使扬州进入了最为鼎盛的时期。根据有关资料，1772年，清朝朝廷中央户部仅存银7800余万两，而扬州盐商手中的商业资本几乎与之相等。

至清代末年，漕粮改为海运，运河交通迅速衰落，至光绪时期后期，漕运停止，沿运河发展而繁华起来的许多城市有所凋敝。

二是运河的漕运文化内涵。

漕运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运河是活着的文化遗产，漕运文化是运河文化的内涵之一。

漕运兴于秦而亡于清。漕运对我国历代政权的存在和延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发展漕运历来被为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

宋代人承认，漕运为“立国之本”，明代学者将运河与漕运喻之为人之咽喉，清代思想家康有为说：“古代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

京城是封建王朝的国都，这里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如何保证京城皇宗和显贵，以及社会上不同人们的生活需求供应，是国家的一件大事。

唐代初期，每年漕运粮食只有20万石左右，至天宝时期，每年漕运增至400万石。安史之乱以后，因地方割据势力劫取漕粮，岁运漕粮不过40万石，能进陕渭粮仓的十三四万石。

唐德宗建中年间，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攻陷汴州，使唐朝朝廷失去了汴渠漕运的控制权，因物资供应不上，使得京城陷入绝境，唐帝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789年，有一次长安城发生粮荒时，恰好江淮的镇海军节度使韩晃把3000石米运到关中，皇帝大喜，对太子说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生矣！”

这个典型事例，生动地说明了漕运与国家命运的密切关系。

至宋朝，对漕运非常重视，宋太祖曾对向他献宝的大臣说过：“朕有三件宝带与此不同……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

明清两代除了重视京杭大运河的整治和运河航运工程建设外，也非常重视漕运的管理工作。

明代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为了保证把漕粮如数运达北京，明朝朝廷设置了专门的军管和政府管两套班子，制定了许多漕运管理制度和保障措施。

漕运总兵和总督一职的官员级别一般是正二品或三品，朝廷还派5名户部主持官充任监总官，往返巡查，以监督兑运。地方衙门还设置趱运官和押运官，负责漕粮进京准时到达。

为了及时处理漕运途中出现的刑事案件，明朝朝廷又设置了巡漕御史，理刑主事等官职。在基层漕官中还设置卫守备，统管本卫各帮人船。卫守备之下有千总，千总之下设把总和外委等下级军官，协助千总管理本帮漕务。

漕运沿途还有各种役夫，分为闸夫、溜夫，即挽船、坝夫，即挽船过坝、浅夫，即护堤、泉夫、湖夫、塘夫，即供水、捞沙夫、挑港夫等，从北京通州至江苏瓜州的京杭运河，共设各种役夫47004人。

清代京杭运河管理机构及漕务管理办法沿袭明制。漕运总督官衔为二品，参将为正三品，均属于位高权重的大吏。

各代封建王朝，在繁盛时期，一靠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二靠庞大的漕运管理组织，把全国各地的粮食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维护着封建王朝的繁华局面。

当王朝统治者出现腐败无能，地方出现割据，诸侯各霸一方的时候，国家的漕运也就难以维持了。

三是运河的水利文化内涵。

作为古代人工运河的大运河，充分利用了自然水域发展航运。在开挖运河之前，先根据地形来设计运河线路，巧妙地把天然的大小河道湖泊洼地串联起来。

这样，不仅节省工程量，同时使运河水源也有了保证。邗沟、鸿沟、通济渠、京杭运河等人工运河都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

运河水源系统多元化，也是它的水文化内涵之一。邗沟的水源来自于长江和淮河。鸿沟的水源来源，除了黄河与淮河外，黄淮之间的许多湖泊和支流河道，都是鸿沟的水源。

淮河流域段的京杭运河水源更为复杂，山东省济宁境内因地势高运河水靠闸控制，所以称“闸漕”，水源除引汶、泗两条河水外，还有145个山泉供水。

苏鲁两省边境段运河称“河漕”。因运河是借黄河行运的。苏北南段运河称“湖漕”，因为该段运河靠湖泊供水。

运河水利工程技术先进，主要项目包括河道、闸坝、护岸与供水等项工程。在秦汉时期，是用斗门来调解水位。

至唐代，除了斗门还在使用外，在运河上出现了堰、埭建筑物。唐代后期，斗门又逐步向简单船闸演变。

至宋代，再用水力、人力或畜力拖船过堰的办法，已不能适应宋代航运事业发展的需要，于是，劳动人民就在运河上创建了复闸和澳闸。

复闸即船闸，创建于984年，这座船闸，史称“西河闸”。宋代人用船闸代替堰、埭，这不能不说是运河工程技术史上的一大创举。

澳闸就是在船闸旁开辟一个蓄水池，将船闸过船时流出的水或雨水，储入水澳，当运河供水不足时，再将水澳里的水提供给船闸使用。澳闸解决了船闸水源不足的问题，也是运河工程技术的完善与进步。

元明清三代对京杭运河的开凿与整治工程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有，科学家郭守敬，名臣宋礼、潘季驯、靳辅等人，以及汶上县老人白英。

尤其是明代永乐年间，工部尚书宋礼，采用白英的建议，引汶泗水济运，创建南旺运河水南北分流枢纽工程，解决了南旺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受到后人的称颂。

创建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使明清两代会通河保持勃勃生机，它是我国运河天人合一治水模式的一个典型示范，客观上符合水资源循环利用规律。

苏北黄淮运交汇的清口河道曲折成“之”字形运河，是明清两代人民精心治理演变，逐步创造而成的一项伟大的航运科技成就。

江南漕船北上要翻过黄河进入中运河，必须通过清口盘山公路式的“之”字形运河，行程10千米，平均需要三四天时间，逆行需要人拉纤，走得很慢，下行如同坐滑梯，异常惊险。

在古代，我国人民巧妙地运用各种挡水的闸坝工程调控，创造出“之”字形河道，延长行程来减缓河水流速，保障航行安全，这是我国航运史上又一大创举。

四是运河的文学艺术内涵。

人工运河是历代文人雅士展现其才华的平台，他们为运河而歌，也与运河荣辱与共。

山东济宁的人物之盛甲于齐鲁，名人巨卿和文人墨客侨寓特别多，春秋时孔子弟子及其后裔在此安家，唐朝诗人贺知章在任城做过官。

济宁太白楼是唐代诗人李白常去饮酒赋诗，会朋别友之地，他的许多名篇，如《行路难》和《将进酒》等作品都是在此创作的。

李白在济宁居住时间较长，留下许多传奇故事。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

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徐州创作的《长相思》里的诗句。

唐代另一位大诗人韩愈不仅在徐州做过官，他的母亲李氏也是徐州人，他与徐州有着不解之缘。

北宋诗人苏轼任徐州知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带领军民抗御黄河洪水，奋战70多天，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徐州城，因此受到宋神宗皇帝褒奖。

苏轼在徐州任职两年，除政绩卓著外，还创作了170多首诗与大量的散文。

在徐州生活、工作或旅行的作家、诗人有很多，如我国古代山水诗人谢灵运、唐代“诗仙”李白、晚唐时期诗人李商隐、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南宋时期民族英雄文天祥、元代诗人萨都剌、明代治水名臣潘季驯等，都为徐州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和散文作品。

运河文化是淮安地区历史文化的主流。从文化品种来看，除诗、文、赋、八股等传统作品外，小说和戏曲创作成就更具显著。

在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有3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与淮安有密切关系。

《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在元末明初居住在江苏省淮安，他根据宋江等梁山好汉占领淮安时留下的传说故事和淮安画家龚开创作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等素材，妙手编著了一部有极高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古典名著，开创了我国白话小说的先河。

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长期居于淮安，他除了协助老师著书外，自己还创作一部流传千古的名著《三国演义》。

吴承恩出生在淮安一个商人家庭，是土生土长的一个淮安人。他从小聪明，爱听神奇故事，爱读稗官野史，博览群书，这为他创作神话小说打了基础。

成年后，吴承恩在科举和仕途奔波中屡遭失败后，于1570年回到家乡淮安。他闭门读书，广泛收集资料，利用晚年时光创作了一部家喻户晓的神话小说名著《西游记》。

扬州是与运河同龄的一座历史古城。运河经济的繁荣，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汉代开始就有许多史学家和诗人，如辞赋家枚乘、邹阳，建安七子陈琳，南北朝杰出诗人鲍照等，都曾用诗赋文学作品介绍了扬州的繁荣。

唐宋时期，扬州成为南北运河的枢纽，促进了扬州经济进入第二个繁荣时代。这时，各路文人骚客汇聚扬州，写出大量反映扬州繁荣的文史作品。

如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

扬州富庶甲天下。

张祜诗写道：

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有神仙。

徐凝的诗写道：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明月在扬州。

唐代扬州文化，如日中天，十分辉煌。史学家李廷光撰写了《唐代扬州史考》，其中就介绍了10多位扬州籍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

在李廷光的另一部《唐代诗人与扬州》一书中，列出了骆宾王、王昌龄、李白、孟浩然、刘禹锡、白居易、张祜、李商隐、杜牧、皮日休等57位诗人，在扬州的活动及其歌咏扬州的诗篇。

两宋时期，扬州仍然是文学家歌咏之地。如王禹偁的《海仙花诗》，以及晏殊《浣溪沙》中的名句：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诗人欧阳修、梅晓臣、秦观等也多次来扬州度游。大诗人苏轼还任过扬州知府。

元明清三代，扬州也是文学家神往的地方。如元代诗人萨都剌，数度扬州，留下许多名篇。明代史学家、散文家张岱，他的《扬州清明》和《二十四桥风月》等作品，都成为反映扬州社会风情的一面镜子。

清代文化的繁荣与盐商对文化的贡献有关，如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孔尚任参加淮扬治水过程中收集了许多与《桃花扇》创作有关资料。

18世纪声誉画坛的“扬州八怪”之一汪士慎等人都得到过盐商的资助。另外，清代扬州曲艺艺术也极发达，评话、弹词和戏剧等百花齐放，争奇斗妍。

京杭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

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护好京杭大运河，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旁注]

衙署　我国古代官吏办理公务的处所。《周礼》称“官府”，汉代称“官寺”，唐代以后称“衙署”、“公署”、“衙门”。衙署是一个城镇中的主要建筑，大多有规划地集中布置，采用庭院式布局，建筑规模视其等第而定。

官仓　唐代由国家支配的仓廪系统的统称。唐代仓廪系统共包括6种仓，为正仓、转运仓、太仓、军仓、常平仓何义仓。所谓天下仓，主要是指天下正仓，它是常年直接受纳正租的官仓。

会馆　是明清时期都市中由同乡或同业组成的封建性团体。始设于明代前期，最早的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嘉靖、万历时期趋于兴盛，清代中期最多。明清时期大量工商业会馆的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的自身的利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我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而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

太守　原为战国时代郡守的尊称。西汉景帝时，郡守改称为“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历代沿置不改。南北朝时期，新增州渐多。郡之辖境缩小，郡守权为州刺史所夺，州郡区别不大，至隋代初期遂存州废郡，以州刺史代郡守之任。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明清时期则专称“知府”。

户部　我国古代官署名，为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六部之一，长官为户部尚书，也称“地官”、“大司徒”、“计相”和“大司农”等。户部尚书掌管全国土地、赋税、户籍、军需、俸禄、粮饷、财政收支的大臣，明代为正二品，清代为从一品。

节度使　官名。唐代初期沿北周及隋代旧制，重要地区置总管统兵，改称“都督”。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受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

太子　封建时代君主的儿子中被预定继承君位的人。周代时天子及诸侯之嫡长子，或称“太子”、“世子”。汉代天子号皇帝，故其嫡子称“皇太子”。金元时期，皇帝之庶子也称“太子”，明代以后皇帝之嫡子称“皇太子”，亲王之嫡子称“世子”。太子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本人，并且拥有自己的类似于朝廷的东宫。

宋太祖（927年～976年），即赵匡胤，大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弘殷次子。在位16年。在位期间，加强中央集权，提倡文人政治，开创了我国的文治盛世，是一位英明仁慈的皇帝，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杰出人物。

总兵　官名。明代初期，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有总兵和副总兵，无定员。总兵官本为差遣的名称，无品级，遇有战事，总兵佩将印出战，事毕缴还，后渐成常驻武官。

参将　明代镇守边区的统兵官，无定员，位次于总兵、副总兵，分守各路。明清时期漕运官设置参将，协同督催粮运。清代河道官的江南河标、河营都设置参将，掌管调遣河工、守汛防险等事务。清代京师巡捕五营，各设参将防守巡逻。

长江　古代文献中，“江”特指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流经三级阶梯，自西向东注入东海。长江支流众多。全长6397千米，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宋礼　明朝著名水利官员，侍奉过明代4个皇帝。河南永宁人。洪武年间，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左迁户部主事。永乐时，担任工部尚书、太子太保。

贺知章（659年～744年），号四明狂客，唐越州永兴人，贺知章诗文以绝句见长，除祭神乐章、应制诗外，其写景、抒怀之作风格独特，清新潇洒，著名的《咏柳》和《回乡偶书》两首脍炙人口，千古传诵。

李白（701年～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浪漫主义诗人，剑南道绵州昌隆县人，被后人誉为“诗仙”。存世诗文千余篇，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等诗篇，有《李太白集》传世。

知州　古代官名。宋代以朝臣充任各州长官，称“权知某军州事”，简称知州。“权知”意为暂时主管，“军”指该地厢军，“州”指民政。明清时期以知州为正式官名，为各州行政长官，直隶州知州地位与知府平行，散州知州地位相当于知县。

八股　也称“时文”、“制艺”、“制义”、“四书文”，是我国明清两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

龚开（1222年～1304年），南宋末期诗人、画家。因家近黾山，又号龟城叟，人称“髯龚”、“老髯”等。景定年间，曾在两淮制置司李庭芝幕府任职，南宋灭亡后隐居不仕，精于经术，善书工画，尤擅长人物、山水画，著有《龟城叟》辑本。

辞赋　古代一种文体，起源于战国时代。汉代人集屈原等所作的赋称为《楚辞》，后人泛称赋体文学为《辞赋》。辞赋家，即“中华辞赋家”的简称，具体指创造辞赋体式文学，取得一定思维成果的人。

司马光（1019年～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司马池之子。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浣溪沙　唐代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分平仄两体，字数以42字居多，还有44字和46字两种。最早采用此调的是唐代人韩偓，通常以其词为正体，另有4种变体。全词分两片，上片3句全用韵，下片末两句用韵。此调音节明快，为婉约、豪放两派词人所常用。

盐商　清带初期盐法沿袭明代体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

弹词　是清代民间很流行的兼有说唱的曲艺形式。弹词主要流行于南方，用琵琶和三弦伴奏。在说唱艺术方面，唐代有变文，宋代有陶真，元明时期有词话，弹词便是从这一系列中脱化而成。而且弹词大约到了清代乾隆中期以后，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地域文化的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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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杭大运河两岸，还孕育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一天，一婢女正在水闸的石级间洗衫，突然有一条大鲤鱼跃到岸上，正好落在婢女的洗衣盘中，她又惊又喜，忙用衣服盖住跳到盘中的鲤鱼，急急返到厨房将鱼放进水缸。

原来，在人工运河建成后，维立在这里放养了一批鱼苗，并经常在晚香亭观鱼戏水，以此来消除自己妻子过世的惆怅。当婢女告诉他鲤鱼跳上岸一事后，他二话没说便亲自将鱼放回运河中去。

当晚，维立做了一个梦，他梦见那条鲤鱼慢慢地游到他的身边，变成一位美丽的少女，朝他嫣然一笑。数年后，他邂逅了一位叫谭玉英的姑娘，相貌极似梦中的那个美丽少女，于是娶了她为第二个妻子。谭玉英长得如花似玉，被称为“潭边美人”，婚后夫妻无比恩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