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的傲骨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华之时，冼星海回到了祖国，他表示：“我有我的人格、良心，不是用钱能买的。我的音乐要献给祖国、献给劳动的人民大众，为挽救民族的危亡服务。”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

冼星海归国后，曾经应邀到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担任音乐指挥。在那个时代，工部局交响乐团是外国人出资办的，其中从事音乐的人也都是外国人， 冼星海去工作，已经属于破例了。

一次，冼星海指挥乐团的人演奏贝多芬的《第八交响乐》，冼星海对演奏不十分满意，于是停下指挥棒说：“先生们，你们的演奏过于华丽和轻松了。为了表现贝多芬，我认为宁可粗犷些、坦真些，以体现出快板乐章的浪漫精神。”说完之后，乐队中似乎没有什么反应。半晌，首席小提琴手说： “我们从来都是这样演奏的。”毫无疑义，乐手是应当服从指挥的音乐处理的，除非找到真凭实据的谬误之处，这位乐手的回答显然是在有意顶撞冼星海。但冼星海却耐着性子说：“我觉得，一个指挥对整个演出负有责任，这点你们是应该了解的。”这位乐手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气势汹汹地说：“我们了解，一个不曾产生过一部交响乐的国家，能够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交响乐指挥。”

冼星海极其严肃而沉痛地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棒，毅然地说：“我和我的国家都不能容忍这种卑劣的侮辱，再见吧！先生们！”说完，他推开上来劝解的乐队负责人，大踏步地离开了工部局交响乐团。

冼星海能够忍受个人的屈辱，但他不能忍受对祖国、对民族的诬蔑，这就是一个音乐家的傲气，是他高尚品质的体现。

当然，这些人的话也激起了他要写交响乐的强烈愿望，在他的有生之年， 他终于写成了《民族解放战争交响乐》，《阿曼盖尔达》和《中国狂想曲》等等，可惜因为环境和他身体的原因，没有来得及整理和最后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