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再版序

我现在把第一版和第二版序中的几段摘录放进此次修正版的序中，在执笔的这个时刻（适值 1939 年圣巴多罗买节），并鉴于自己的年龄，这一版可能是最后一版了。凡私人致谢之词一概从略，而只把方法的说明和一些可能有永恒兴趣的讨论保留下来。

（第一版序）英国近百年来的经济进化既是那样为世所习知，而现在又以这样相当大的一部历史书分卷出版，怕就不能不有所解释了。第一，以现所选择的这个规模予以讨论，还从来不曾有过。

第二，凡世所习知的故事反而容易成为稗官野史的渊薮。直到最近，史学家对于人口大量迅速增长这件十九世纪突出大事的记述几乎还尽是稗官野史之谈；就是现在也往往如此。统计学家向来是了解近乎真实的情况的；而史学家则往往一仍世所习知的文学传统的故辙。再者，历来有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传说，据说直到起草人民宪章和举办大博览会这段期间的某一个时日为止，工人阶级的一切一切都每况愈下。自 1820—1821 年的物价下跌之后，一般工资的购买力，自然不是每人工资的购买力，比之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前夕肯定有所增加，这一事实和很少提及这一点的那种传说，是很难调和的，而统计学家在工资和物价方面的工作却为社会史学家置若罔闻。许多社会经济史同本书正文所载的那些见诸最近对一批有低降之说的行业进行调查的数字、以及附录所载的一些改正数字和未予备载的有关数字之所以南辕而北辙，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

第三，要把这段历史写得比过去更加数量化一些，是完完全全可能的。在种种资料之中，尤其在蓝皮书中，有各种各类的正确材料散见于各处，不但有关于工资和物价方面的材料，而且有关于企业、农场、蒸汽和社会群体方面的材料。人口调查一次比一次有所改进，一次比一次更能说明问题了：作为本卷截止期的 1851 年的那次人口调查，更且能给过去以有力的说明。

1838 年统计学会的学报问世。前此两三年，视察员已开始计算工厂的数目，济贫法调查委员也开始编制他们可悲的表册。然而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备的统计时代。五十年前，矿业统计数字尚付缺如。甚至对外贸易统计这个历史最悠久的统计之一，也是非常残缺不全的，至于出生、死亡和结婚的登记制度，则在统计学报刊行的同一年方始举办。大致不差的估计数，也只好勉强使用了，甚至不得不带几分揣测；纵非轮廓分明，但至少有了提出一个轮廓的尝试，总比大小不知的模糊一团要略强一二。

数字是至可宝贵的；但统计学家的世界并不是史学家的世界。一般史学家的世界也不是专题作家的世界。为使一般化统计报告的不切实际和对特别重要的行业或专题的论著（而几乎近代英国经济史的最优秀作品都是出之以专论的形式）所起的过分影响得到一个平衡，多多引证一些散见于全国各地

和整个经济范畴的个别事实似乎是明智的。读者从一个行业浏览到一个行业，从一郡读到一郡——为供这种浏览之用，《维多利亚地方志》是极有价值的——可能稍感厌烦；但除此而外，我却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能把国民经济生活的千差万别表现出来了。“我们并不是棉纺工。”这一地区的农场主、工资劳动者、运河股息和习艺所也很少是和其它任何一区十足相似的。只要史学家得暇一读苏格兰法，且不谈各郡的执行情况，恐怕英格兰济贫法运行的概括结论，早就有所修正了。圈地和贫困是有关联的，正如向来所探讨的那样，但是在 1834 年以前最贫穷化的郡，却是新近圈地数量最少的一郡—

—苏塞克斯郡。在科布登的纲领里，因为全岛一半是耕地，一半是草场，所以分成为一半是对谷物法感兴趣的，一半是不感兴趣的，这种分法也许稍嫌过火；但所依据的原则却是健全的。

这本书的范围，顾名思义，是以英国为限。我力图给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应有的重视，但并未试求对爱尔兰加以论列，只不过顺便提及而已。鉴于近来的大事，这种写法在政治方面倒也不无理由。至于经济方面，则联合王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超越地理条件的单位：爱尔兰始终有它自成一局的经济海岸线和水平。叙事开始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逐渐消失之际，对 1820—1830 年的英国经济现状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且略溯既往（第一编）。然后一直叙述下去，就所谈问题的情况而分别叙至 1846 和 1851 年之间为止（第二编）。

（第二版序）在哈蒙德先生对第一版的一篇⋯⋯评论中，他指出我没有提及畋猎法和贫民的其它一些负担。我同意这一点：不过经济史学家是一个专家，而没有一个专家能道出全部真相。但是我承认，即使是一个经济专家，也很可以提一下畋猎法。在 1930 年 1 月号《经济史评论》所载的一篇更加侃侃而谈的评论中，哈蒙德先生谈到我的统计数字，似乎意在言外，说我给这段时期形成了一个“愉快的印象”，虽然我不确知是否有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本书的序中把“直到起草人民宪章和举办大博览会这段期间的某一时日为止，工人阶级的一切一切都是每况愈下”的这种看法说成是稗官野史之谈，但我并不是说一切一切都越来越好转了。而我只不过是说，在我看，近来史学家未免太常常着重于恶化的情况，而忽略了好转的方面。对于这种看法，我仍坚持己见。哈蒙德先生对于我的农业工资统计数字——或毋宁说鲍莱教授的数字——提出了一个有力的指责。为了图解起见，我采用了所得而知的各郡平均数的一个平均数，而这个数字忽略了各郡工资劳动者的相对人口。据哈蒙德先生计算，有 60％的劳动人口是在工资低于这样得出的平均数的各郡的。但是任何一个平均数总有被平均的数字的 50％左右是在这条线以下，所以对问题的两种不同看法之间的差异还并不很大。而且我在本书第 171 页中已经十分清楚地叙明了没有达到这个平均数的各重要州郡及其所以然的原因。

哈蒙德先生对于这些概括结论所依据的某些当代工资数字表示应有的

怀疑。但是他却引证了恩内尔勋爵的几段文字，认为比我的工资曲线更能说明问题，据说农业工资“在和平以后，一年比一年降低”——显然是说直至1834 年为止（“1834 年的济贫法是开始恢复的标志，”《英国农业》，第

407 页）。这是一条用文字画出的曲线，如果照字面解释的话，这是一条不

正确的曲线。虽然在 1815 和 1822 年前后之间有还严重的降低，正如我在第

166—168 页所谈的那样，但是若说从 1815 到 1834 年工资“一年比一年”降低，却没有任何统计上的证据。哈蒙德先生甚至连恩内尔勋爵的曲线的近似正确部分都予承认，总也应该承认 1823—1824 年的工资数字了，可是在我用这些数字时，哈蒙德先生却又多少有点不满。但是他既然结束他对这些和其他一些数字的评论说，“让我们这样理解这个问题吧，仅就统计数字所能衡量的物质方面的改善而言，确是有改善的，”随后便转而去谈更高的问题，既然如此，那也就无须斤斤于算术之争了。他认为物质福利的统计数字不能衡量人民的幸福，我深深同意这种看法。因此我在第 153 页写道：“某些〔农

业〕工人家庭在 1795 和 1825 年间所遭受的困难、不公平和不应有的屈辱⋯⋯ 却是不容以任何差堪慰借的统计数字加以掩饰的。”但是我迄今仍认为史学家过分集中注意于这些和其它一些历史风貌的阴影，而忽略了一缕缕的阳光。很容易不知不觉就这样作了。三十年前我阅读阿瑟·杨格的《法国游记》，曾一一加以标识，并且从所标识的段落中颇获教益。五年前我又通篇阅读了一遍，发现凡杨格谈到法国人贫困之苦的地方，都加了标识。而许多提及快乐繁荣之处，却没有标识出。同情不幸，正是仁者之心。深盼不要把试图将其它的东西也恰如其分地记载下来，就认作是一个垂暮老者因统计数字而把心肠变硬。

在此次修正版中，我还是保存了为纪念最初教授我经济学和经济史的两位先生而作的献辞。其他或惠予批评，或不吝指教，曾给我以帮助的，谨于此前途茫茫之际，敬致谢忱。

克拉潘1939 年 8 月 28 日于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