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商业组织

亚当·斯密曾经写道，①“有些政治家对小店主和小本经营者所抱着的偏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无论对他们抽税或限制他们的数目都毫无必要，因为他们绝不会增加到损害公众的程度，虽则他们未始不会相互损害。”诚然， 他们在十八世纪时的非常迅速的增加，已经使斯密所确信的那个解决办法究竟是对还是错，成为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海外贸易商的增加是没有任何人加以非难的。所有人都会不同意《伦敦行名录》著者坎贝尔的那种看法，认为“其它的艺术、手艺和秘诀都是相互依存，而绝不能为王国增加分文财富”；但是几乎无人会不赞同他那篇商人论的可歌唱的结语——商人“从天南地北获取他的正当所得。⋯⋯使穷人得到工作，使制造业欣欣向荣。驱逐了贫穷，增加了公共信用。”②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非难毋宁是针对成大批的中间商和零售商而发的，他们是为了利用，在某些场合下也可能是为了剥削，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帝国的京城的那个社会的需求而涌现出来的，那个帝国的巨大京城只是靠了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累赘的供应机构才保持住活力，它的那些早已专业化和地方化、但大部分掌握在小生产者手里的工业—

—由于缺乏迅捷的交通和迅速的消息——只是靠了由很多个人环节构成的贸易连锁才联结起来的。羊毛批发商，贸易商，“经纪人”和“掮客”；牧畜者，牛羊贩和牲畜经纪人，肉市售货员，屠户和肉庄；从农民当中进货的干酪代理商，和以零售或售货给真正零售商为业的城镇干酪贩——这样的一览表只不过是十八世纪中叶少数重要行业中的一些例证而已。①

在 1750 和 1825 年之间，由于交通的改良和制造公司规模的扩大，淘汰一些这类个人环节已经有了可能；但是同经办粮食和燃料的那些行业相比， 制造业方面抓住的机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正是在这一方面企业有了成熟的发展。马修·博耳顿可以完全凭靠从自行操业的工匠师傅那里收购铁器的地方代理商以及伦敦铁商和经办国外推销的贸易商来进行分配了。在 1770 年以前他曾经同韦季伍德讨论过大陆广告术，并且“提出过后来由韦季伍德先生全部付诸实行的那种办法，也就是如何散发印有各种货样并附有价格表和详细规格的广告单的办法。”②这样大陆买主就可以直接写信给艾特劳里亚厂或索和厂，或仿效它们营业方法的其它行业的其它大行号了。战争虽长期地妨碍了“印有各种货样的广告单”在大陆上的散发，以致在 1815 年以后不得不重起炉灶，可是这种比较直接的方法却在英国国内贸易上留下了痕

① 《国富论》，第 1 卷，第 341 页。

② 第 284 页。

① 参阅韦斯特菲尔德：《英国商业界的中间人》（Westerfield，R. B.，“Middle-men in EnglishBusiness”〕

（载《康涅狄格学院学报》[“ ConnecticutAcademy”] ，1915 年），散见各页。

② 麦特雅德：《韦季伍德传》（1865 年版），第 2 卷，第 76 页。

迹。到了 1825 年，前一世纪最具有特征性的人物，负贩商人（packman merchant），即曼彻斯特人（Manchester Man），已几近绝迹。过去的习惯是由这类人在制造业区域买进普遍需要的廉价纺织品、刀具和其它货物， 用他们的马队或骡队“从一个城镇运到另一个城镇；然后在一个客栈里把他们的货物卖给当地的小店主的。”③

在 1823 年，格斯特就注意到这种曼彻斯特人的绝迹。④货样售货，他这样写道，

现在不但在这种[斜纹布]营业而且在其它每一种营业上都渐渐普通了；现在不妨说英国国内批发贸易全部都是由外埠推销员进行的——他们带同货样和样本，遍历国内每一个城镇、乡村和聚落⋯⋯在经常四处旅行，并且成为我们旅店的主要靠山的那许许多多人当中，他们要占一半以上，我们旅店的清爽舒适是欧洲驰名的。

在格斯特所最熟悉的纺织业中，这些对零售商进行货样售货的行商，往往不是像曼彻斯特人那样的货主；而是座落在制造业区域或伦敦的行号的代理人。但是在生产规模较小的行业中，店主也会亲自跑外，只是不携带现货而已。在 1825 年一位伯明翰的作家谈到了“国内商人、即所谓代理商

（factors）带同样品或样本旅行各地的那种如今很普遍的习惯。”这样， 买主——在这个场合下是伯明翰区以外的一个铁商或其他小店主——就不再非“求助于个体制造商”不可了。①这类跑四方的代理商会带同他的样本上门的。

一种比较低级的行商过去曾经做过大量的生意，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和英格兰北部，这种小贩并不光顾小店主——小店过去是不普遍的——而直接去找消费者，像彼得·贝尔那个“多妻的陶器贩”的做法那样，②他

曾经听到过大西洋的拍岸惊涛

在遥远的康沃耳岩石嶙峋的海岸怒号， 也登临过多佛尔的难行蜀道

⋯⋯⋯⋯⋯⋯⋯⋯⋯⋯⋯⋯

他曾经在高耸入云的切维厄特山上， 倦卧在他的毛驴的身旁；⋯⋯

③ 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313 页：引证是援自十七世纪后期。

④ 格斯特：《棉纺织业简史》（1823 年版），第 11 页。

① 《伯明翰写真》（“ThePictureofBirmingham”），1825 年版，第 17 页；另参阅本书第 225 页。

② 沃兹华斯关于“陶器贩”的注释写道：“在北部方言中，对于瓦器贩是这样称呼的。”彼得·贝尔这首诗写于 1800 年以前。

北部这种最常见的小贩并不是贩卖锅盏而是贩卖布匹的。他通称为“苏格兰人”，他的业务不出“高耸入云的切维厄特山”和生长黄色樱草的河边。在十九世纪时，甚至这种“苏格兰人”也不再是货主而渐渐变成为代理人了。

①“我想总有一半居民的衣着是从跑四方的苏格兰人那里买来的，”据来自

早已成为一个大制造业城镇的斯托克波特的一位证人在 1833 年这样说。②“有些住户会同三、五个这类的人有交往。”仅就这一点而论，这段记述未始不适用于像詹姆斯·麦古福格这一类人的，麦古福格以一个提篮子的独立小贩开始谋生，先弄到了一个包袱，继而弄到了一匹马，然后一匹马和一辆车， 直到 1770 年左右“斯坦福德附近的贵族、大户人家和农场主”都要求他“在那里开设一个店面，出售他在跑四方时就已驰名的供妇女穿着的上等精美衣物了。”③无疑，在二十年代时仍然有麦古福格这类独立的跑四方的商人。但供给斯托克波特以衣着的人却大部分是挣工资的推销员了。“我知道曼彻斯特有一家这类的行号，”这位作证人继续说，“雇佣了五个推销员。”它被说成是当时曼彻斯特这一级的二十多家大行号之一，而它却显然并不很大；可见一些更小行号的店主多半仍是自己跑外的。

外埠推销员这种强有力的批发商和继负贩商人而起的地方商店，已经差不多把集市上除牲畜贸易、粮食贸易和娱乐业以外的一切中间层贸易都扼杀了；虽则他们并没有减少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那条链锁上环节——抑且适得其反。在一百年前，当狄福撰写他的那篇司徒桥记的时候——司徒桥是最后一个大集市——他已经注意到了比“真正运到集市上进行现货交易的货物更加多的”“那种由来自伦敦和英格兰各地的批发商”所进行的“庞大贸易”，“这些批发商完全是在日记簿上进行交易，并和商贩（Chap-man）碰头⋯⋯承接订单。”①四十年之后，一家伦敦商号仍然会声明它愿意在大蒜街它的货摊上出售“各色物美价廉的名贵花绸素缎”，②在八十年代，亨利·冈宁和其它大学生也还常常光顾莱姆浩司的格林先生和他漂亮女儿“吉金小姐”的那个按伦敦最低价格出售腌菜和杂食的大货摊。③但是到那时，变化已经很深了。在 1773 年，玛丽·斯诺那个玻璃器商贩，已登出广告，声明她打算“照斯特比契集市上的同样条件常年在红牛河对面自己的店里售

① 关于小店主、小贩和 1789 年“布立治诺斯跑四方的苏格兰人社团”，参阅丹尼尔斯：《早期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第 65 页。

②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0，582 号。

③ 罗伯特·欧文：《自传》（“Autobiography”）（1857 年版）：麦古福格是欧文的第一位师傅。

① 比较大的商贩同曼彻斯特人是很难区别的；比较小的则不过是负贩而已。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315

页。狄福：《游记》（1724 年版），第 1 卷，第 124 页。

② 《剑桥纪事报》（“CambridgeChronicle”），1765 年 9 月 17 日。

③ 冈宁：《回忆录》（Gunning，H.，“Reminiscences”）（1854 年版），第 1 卷，第 170 页：冈宁是在 1788

年获得学位的。

货。”④小店主“不打算赶集市”的通告越来越多。他们像 1790 年托马斯·戴尔斯一样，或许已经“从城镇上”“带了大批杂货，决定按照比集市更加低的价格在希耳市场的那个大商店里出售⋯⋯。”⑤ 外地的商贩仍然赶集，但是数目越来越少。他们中间也有些人不愿再去了。在 1800 年，“来自约克的呢绒制造商，”斯密父子行对公众过去的照顾表示谢忱，并声明今后不再赶集；而准备在白蒂·克里的莱斯脱旅店出售他们的上等和中等货、砑密的厚呢和开司米呢（Kerseymeres）。①

此后，在集市通告上食品的气味就越来越浓了。在 1820 年，不但对于科登安人，而且对于柴郡人和格拉斯特人，司徒桥仍然是一个大干酪市场。马匹是自由买进卖出的，但——至少在 1820 年——“良种”已经很少。蛇麻草——在狄福的那个时代和以后很久都是一种大宗贸易——业已供应无多，销路也很有限。或许正因为贸易的一般清淡，据记载连小偷的赃物“都数量不大了。”②到了 1828 年，在十八世纪贸易上的另一种大宗物品“羊毛方面”，“几乎一笔生意都没有成交。”③司徒桥集市虽喧阗依旧，却已经在它的嬾嬾溪水旁边沉沉欲睡了。

全国各地，衣着材料的分配正按照此后整个一世纪都没有什么改变的那种方式很快地确定了下来，而以伦敦和一些大城镇为最快。在选举改革法时，托马斯·詹姆斯是齐普塞德的一个麻布批发商、绸商兼呢绒商④。他是属于这样一个类别，直接从工厂进货，但是多半也从制造业区域中的小国内贸易商那里进货，而只要有很小的制造商残存，这种小国内贸易商就是不可少的。⑤他说英格兰差不多每一个城镇、苏格兰很多城镇和爱尔兰某些城镇中的商店都是由他供应货源。他解释说，有少数几个很大的零售商是一部分直接从工厂进货，一部分从像他自己那类人手里进货的。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这两方面的信用期限都已经缩短。他向以六至十二个月的信用进货。现在则最多是三、四个月，而以月底付现为原则。他的一些零售商主顾也都是在同样短的期限内作支付了。他们现在付款比较快，因而存货也比过去照例的要少些。这种说法差不多可以同样地得自于一家二十世纪的城市批发行。在分配的最后阶段上，杂货“市场”和百货商店在伦敦和其它少数大城

镇才刚刚出现。在伦敦，“少数大商店”（在另一个地方说是“八个或十个”）

④ 《剑桥纪事报》，1773 年 9 月 25 日。

⑤ 同上报，1790 年 10 月 2 日。

① 《剑桥纪事报》，1800 年 9 月 19 日。

② 《剑桥纪事报和杭廷顿郡日报》（“Cambs.chron.and HuntingdonshireGazette”），1820 年 9 月 29 日。

③ 《贝里和瑙威治邮报》（“Bury andNorwichPost”），1828 年 9 月 29 日。

④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349 号及以下。

⑤ 在所有呢绒贸易比较老的记载中都有关于他们的描述，并且直到 1820—1830 年以后很久他们还保持着这个地位。

“已经发展起来，凡是小店主出售的货物，在那里可以一趟就买全；而且现在到这些大商店去是非常时髦的。”①格拉斯哥颇以有坎度立格街的坎贝尔大零售商店而自豪。“有六十个人招待顾客。”“各种纺织品”一应俱全。“买六便士花边或一便士线的顾客和购买大批货物的顾客是受同样招待的。”伦敦的摩里逊公司、利夫父子·柯尔公司以及温·艾利斯公司虽“每年赚钱更多，但是服务顾客之多，在英王领域内却没有一家商店能和格拉斯哥的坎贝尔媲美的。”②

专业或普通商店到处都取代着负贩、集市上的跑四方商人和在家里缝制衣服的古老习惯，以至最小的乡镇和一些村庄都莫不如此。甚至在 1800 年以前，英格兰南部工人和米德兰工人的“大部分衣着”就是“从最近城镇上的小店主那里”购买了。③这一部分已日见增加。在串特河以北，“苏格兰人”以布店作为码头，云集的外埠推销员则帮助最小村庄上的普通商店与时并进。在斯托克波特，地方商店甚至已开始同来自曼彻斯特的新式苏格兰人展开廉价竞销。④城镇商店正用玻璃窗橱和金箔装璜店面。在希鲁兹伯里之类的风气未开的地方，在二十年代初期还可以看见这样一种商店，“把货物陈列在窗洞或装有百叶窗的窗子里，夜间再把窗关紧”；①但是由于 1825 年左右的那一番活动、投机和“进步，”这一切就往往为一些更适合于伦敦店面大街上的事物所代替了——那些伦敦店面大街“被式样最优美的煤气灯照耀得真像是一条条的天街魔路。凡所读到⋯⋯关于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法罕和撒马尔罕的那种规模和财富，在这里都看到了具体的实现。亚洲式的富丽堂皇同希腊式的淳朴格调以及哥特式的丰富多彩和柔媚的凤韵，在这里融汇为一。”“这里”就是摄政王街或乔治四世晚年的海滨，正如在虽则多愁善感但不失为纯真的梅丁格看来的那样。②公路和运河上迅捷的运输工具

——十英里一小时的四轮马车、行商的双轮单马车和皮克福德公司的飞船—

—使这些商店不难同伦敦的批发商或米德兰和北部工业区的制造商和国内贸易商保持经常接触。

国产食品贸易——至少各种主要食品的二十分之十九是国产的——比之衣服材料的贸易，变化要少些，虽然交通的迅捷也已经有了影响。但是新的速率并没有改变、更加没有简化现有的商业结构：而这种商业结构的范围照例是日益扩张的。在很多城镇里，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露天货摊上和市场妇女货篷下进行的直接交易，一直没有什么变化。梅丁格对于从四乡运到

①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527、529 号。

② 1831 年的人口调查，“格拉斯哥”项下有关苏格兰人的引人注意的注脚之一。

③ 艾登，前引书，第 157 页。

④ 《制造业审查委员会》，同上书，第 221 页。

① “直到 1823 年”：麦特雅德：《韦季伍德传》，第 1 卷，第 206 页注。

② 梅丁格：《不列颠和爱尔兰旅行记》，第 1 卷，第 14 页。

瑙威治那个五光十色的老市场上“惊人之多的各种食品、菜蔬、牛油、水果和牲畜，”羡慕不置。③ 新兴的工业城镇往往缺乏古老城填的那种世代相沿的市场设备；但是直到晚近，营业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曼彻斯特和伯明翰向来是在大街、小巷、教堂的庭院和屠宰场上举行它们的市集。伯明翰最近已经把领主府邸的庭院辟为市场；但是在 1825 年，仍然“缺乏供作进行交易之用的”“一个廊庑、大厅、或其它有遮蔽的地方。”①一年以前，在曼彻斯特，警察局长曾经在伦敦道上为屠宰商和蔬菜商——而不是为肉类和蔬菜

——开辟了一个带屋顶的市场。跟着先后在 1827 和 1828 年有了布朗街的另一个“漂亮的带屋顶的市场”和一个鱼市场。但是仍有很多街道市场，以及“数目确实惊人的从四乡⋯⋯载运农产品而来的车辆。”②正是那个敢作敢为、未经改革的利物浦公司在 1822 年开办那个“比巴黎的市场还大得多、也堂皇得多的”③市场大厦——长一千一百英尺、宽二百英尺，装有熟铁柱、四个分别设置的抽水机和煤气灯——时，这种市场大厦方蔚然成风。

从新兴的曼彻斯特肉类蔬菜市场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商贩正如何渐渐插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就肉类来说，商贩总是到处都需要的，但是蔬菜则不然。）那条中间商的链锁正朝着伦敦那样的长短去伸展。④在伦敦， 那条链锁——如考虑到在没有迅捷运输工具的条件下供应民食的困难情形，共效力实属惊人——仍然照着那种可悲的老路子发挥其作用。这里也有“建筑利物浦那样的大市场大厦的风声”；⑤但只是风声而已。“在星期一那一天，伦敦城几乎被牲畜拥塞得水泄不通，”① 牲畜是赶往斯密菲尔德牲畜市——那个既不相宜、又最不卫生、而且充满了对牲畜的咒骂和虐待的牲畜市的。比林斯盖特也是“既逼窄而又龌龊。”② 这就是英王乔治四世通过中间商取得他的牛肉，也是克里维先生取得他的鲜鱼的地方。

在伦敦和一些比较大的城镇中，甚至那些维持直接的、或近于直接的贸易为时最久的食品贸易，也渐渐需要更多的中间商了。鲜奶品贸易过去一向

③ 同上书，第 204 页。

① 《伯明翰写真》（1825 年版）。

② 惠勒：《曼彻斯特的政治、社会和商业史》（1836 年版），第 347 页。

③ 梅丁格，前引书，第 1 卷，第 321 页。关于贵族阶级管辖下的裁判所对曼彻斯特市场的控制，参阅韦伯

夫妇：《地方政府》，第 2 卷，第 108 页。在第 4 卷（“法定机关”，1922 年版）中，警察、改良等局局

长在市政史上的重要性完全表露无遗。关于利物浦自治市，参阅第 3 卷，第 414—424 页。

④ 本书第 279 页

⑤ 梅丁格，前引节，第 1 卷，第 67 页。

① 《斯密菲尔德牲畜市场和首都屠宰业审查委员会》（“S.C.on SmithfieldMarket and the Slaughtering of Cattle intheMetropolis”），1828 年（第 8 卷，第 1 编），第 4 页。

② 梅丁格，同上书，他是但能不说英国的坏话就绝不会说的。

是严格地方化的，简直没有中间商插足的余地。③ 现在小汽船按期把爱尔兰的鲜奶油运到利物浦，把西部的鲜奶油运到伦敦。结果加强了奶油批发商的地位，并且使他成为从牛奶场到消费者这条链锁上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他靠了经营远自诺森伯兰和卡马森各地运入伦敦的大量咸奶油，已经在十八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奠定了他的地位。在 1730 年，单单一位叫作亚伯拉罕·达

金的批发商，据说一年就做了七万五千箱咸奶油的生意。

运输的加速已开始影响到了甚至伦敦的牛奶供应，而且如出一辙。直到十九世纪，伦敦的牛奶一直是取之于一个有限狭窄的地区的。首都牧场主可能自行派售，或更常常买给自己有“分送牛奶路线”的小派售人——这种人在高尚住宅区雇佣一些穿老印花布的漂亮牛奶女郎，在其余地方则雇佣一些奴隶式的教区学徒。④ 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精密组织或任何大规模经营的迹象。①十八世纪末有了新的发展——资本主义牛奶场在伦敦郊区成立了。在1825—1830 年，这类牛奶场之中“最杰出的”就是伊斯令顿的那两个牛奶场和艾治瓦尔路上的首都牛奶场。伊斯令顿的那两个牛奶场之一，罗兹牛奶场这时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它平均有四百多头乳牛：牛从不放开，主要以啤酒厂的酿制剩余物为饲料：空气非常流通。伊斯令顿的累科克牛奶场则更大，原来由这位牛奶大王罗兹创办的首都牛奶场在牛棚里养有三百二十头乳牛：但是这两处的通风条件都不佳。“自 1822 至 1829 年涌现出很多其它的牛奶场⋯⋯但都像那些年份中的其它投机事业一样，不过昙花一现而已。” 幸存的牛奶场都握有供应机关牛奶的大合同，并且还担任对牛奶商那个重要性显然与日俱增的阶层的批发工作。②在这期间，分送牛奶的区域正随着首都道路的改良而扩大。乳牛仍旧是牵到郊区住宅的门前，挨户挤奶，以作为纯度的保证；“正像瑞士一样，”③ 天天进行着分配工作的还是那些吆喊着“下面牛奶！”并提着两个奶桶的挤奶女郎。但是在她的背后却有更多的组织工作；“⋯⋯距离伦敦五至二十英里远近的乡间牛奶场”“早已”在 1831 年以前就用“飞驰的弹簧车”把装在密封器里的牛奶送上城了——无疑是送给商贩的。铁路对所有这一切将造成何等的变化，正是劳登在叙述这段经过时所作出的评论。④

资本主义化的牛奶业在王国的另一端格拉斯哥也可以看到。“1810 年，

③ 维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204 页。

④ 乔治：《十八世纪的伦敦生活》，第 90、232 页。卖牛奶并不是坎贝尔所承认的一种“行业”。

① 供应牛奶、乳酒冻和“农村风味”的“圣乔治亚农场的乳制品专家拉克塔利亚”营业的可能很不错的。乔治，前引书，第 349 页，所引证的 1773 年的广告。

② 劳登：《农业百科全书》（1831 年版），第 1028—1029 页。累科克不仅仅是一个牛奶承办商。他在去斯密菲尔德牲畜场的路上有一个能容纳一千五百头牛的“建筑物供养牛之用。”《斯密菲尔德牲畜市场审查委员会》，1828 年，第 234 页。

③ 梅丁格，前引书，第 1 卷，第 67 页。

惠特森台的哈利先生是该城第一个注意到组织大规模牛奶场的。”那时，事实上在晚得多的时候，“农场主很少”把鲜奶运到格拉斯哥，虽则经常装运桶装的牛奶。大部分鲜奶却取给于城镇中养在牛棚里的乳牛。在 1816 年这种乳牛共有五百八十六头。“哈利牛奶场”那个令人赞叹的、最卫生的机构养有一百九十五头，其余则是六十四个“饲牛人”所经营的。①十年之后， 拥有二百头牛和一个联合浴牛设备的哈利牛奶场还继续营业；因为哈利一直是同以城市卫生和个人所得为职志，而无所偏倚的。②

伦敦马铃薯贸易的发展曾经为中间商活动范围的扩大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随着十八世纪时马铃薯的通用，伦敦为供应市场而种植菜蔬水果的园圃区都种植了马铃薯。到 1760 年左右，原来局限于米多塞克斯和萨里的马铃薯区，现在已多扩展到了艾塞克斯。

马铃薯现在是普莱斯托的荣誉， 整个市场的供应都取给于那里。

到了 1796 年，在巴京、伊尔福德、雷顿、万斯特德、西哈姆和东哈姆， 马铃薯的种植计有一千六百多英亩。③但是到那时，马铃薯已作为一种庄稼运进来了，并且往伦敦的长距离输入也已经开始。托马斯·斯通在 1794 年就注意到艾克斯霍姆岛上的小土地持有者把马铃薯送到远至伦敦的这件事。④三十五年之后，这种早期杂粮的种植在康沃耳刚刚开始，并且已经在修道院花园①上市了。②同时，由于汽船在太晤士河、福思河和特河之间新近的通航，福尔法尔和法夫郡的农场主已经能以靠了在田间为伦敦市场生产马铃薯而在萧条时期稍获安心。③为了这些从远地运来的大批寄售货，修道院花园的批发商自非有一个大规模组织不可了。

自从在十八世纪初期盛极一时的货样售货办法使各式各样的中间商为伦敦市场进行大规模购买趋于方便以来，最大宗的国内食品贸易——即粮食贸易——并没有简化了多少。④简化工作因重量和度量的骇人听闻的复杂情

① 克利兰德，《格拉斯哥年鉴》（1816 年版），第 1 卷，第 370—372 页。

② 梅丁格，前引书，第 2 卷，第 95 页。

③ 《维多利亚地方志，艾塞克斯志》，第 2 卷，第 474—477 页。

④ 《林肯郡农业概况》，第 30 页。斯雷特博士似乎隐谓艾克斯霍姆岛上的马铃薯种植在 1850 年以后方始趋于重要（《英国农民和公用地的圈围》[“ TheEnglishPea-santry andtheEnclosureofcommonFields”] ，1907 年， 第 57 页）；但斯通却不是含糊其词的。

① 伦敦布的一个广场，现在是伦敦菜蔬水果花草市场。——译者

② 劳登，前引书，第 849 页。

③ 本书第 178 页。

④ 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145 页。

形而受到阻碍。粮食的买卖，纽卡斯耳是按二或六蒲式耳的波尔（boll）， 卡来尔是接三蒲式耳的袋，诺福克是按四蒲式耳的库姆（coomb），伦敦是按八蒲式耳的夸脱，哈尔弗德是按五蒲式耳的罗德（load），西莱定是接三蒲式耳的罗德，福内斯是按四又二分之一蒲式耳的罗德。在沼泽区的主要市场之一，杭廷顿郡的圣艾夫斯，小麦的买卖是按五蒲式耳的罗德，燕麦是按十又二分之一夸脱的拉斯特（last），大麦则按八蒲式耳的夸脱。在把按蒲式耳计的容量换算成重量时，也并不稍划一些。就同类的谷物来说，希罗普按七十五磅换算，约克郡按六十磅，兰开郡按七十磅，伯明翰按六十二磅， 伍耳佛汉普顿按七十二磅；在斯塔福德郡，重量“几乎是因地而异，某些市场上竟然用两、三种不同的重量。”在商人同商人交易时，可以用事先规定按每蒲式耳若干磅的蒲式耳计算来解决困难，这是 1834 年谷物买卖审查委员会建议普遍采用的一种办法；但是在农场主和商人之间，这种商业的合理办法始终没有得到承认。①大约商人是利于这种不合理的办法的。

尽管货样售货已经有了发展，凭眼力售货并没有绝迹。农场主看他所住地方，或所经营粮食的不同而分别售货给“代理商、商人、船老板、磨坊主、面粉商、或制麦芽商”等不同的对象；②但是这些名目虽异，行业却未必都像过去那样全然不同。在 1800 年，农场主仍然在马可巷凭他们口袋里带来

的货样进行售货；③但是到了 1830 年，这种办法已渐趋绝迹。作为农场主售货对象的，可能都是本人不能掌握卡来尔袋和斯塔福德郡蒲式耳这类地方知识的一些大企业家、商人或者磨坊主的代理人。但是伦敦附近各郡的一些大农场主却能以同另一种形式的代理商、即替他们在马可巷发售货物的代理商相交往。谷物代理商约瑟夫·斯徒纳德曾经向 1800 年的下院委员会解释说， 他以发售东安格利亚的粮食为主，并且大部分是“生产者托售的”：他每发售一夸脱就取得一笔佣金。④很多住在肯特沿海附近的农场主的地位同东安格利亚的这些生产者的地位相似：他们每两星期一次由肯特的船老板负责把他们的粮食送往伦敦，这些船老板都兼充谷物交易所的代理人，并代为发售粮食而抽取佣金。⑤在 1800 和 1830 年之间，由于时势的推移——交通的改进和大农场主人数的稍有增加——能以这样同伦敦直接进行贸易的谷物生产者的人数或许已有增加。但是平均的农场主是直接卖给代理商、船老板、当地商人、或当地磨坊主的。①

① 参阅委员会报告书（1834 年，第 7 卷）和作证，散见各页。引证录自询问案第 7 号。

② 《谷物买卖审查委员会》（“S.C. ontheSaleofCorn”），1834 年，第 13 页。

③ 《谷物贸易报告书》（“Reports ontheCornTrade”），1801 年，附录。在《未列入会讯中的委员会报告书》（“Reports fromComm.…notinsertedinthe Jour-nals”），第 9 卷，第 156 页。

④ 同上书，第 147 页及以下。

⑤ 《未列入会讯中的委员会报告书》，第 151 页和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154 页。

① 根据国会议员查理·沙维尔的说法，在 1800 年所有肯特、艾塞克斯和萨福克以外的农场主都是直接发售

如果科贝特可以凭信的话，地方商人多半是教友派教徒。

绝大部分工作是教友派教徒进行的。他们之于土地上的产品，正如犹太人之于金银⋯⋯。人们会想到，他们的宗教是以驱逐出会来禁止他们从事劳动的。所有其他各教派都有一部分人从事劳动⋯⋯但这却是一个只有买者和卖者的教派。

乡镇上的许许多多商人和银行家的家谱至少可以证明这段一针见血的

概括性泛论中的第一句话是不错的。看起来这类家族不是排除大商家的代理商，就是自己担任他们的代理商：在英国仍然输出粮食而由他们代出口行经营其事的那个时期曾经是收购代理商的极盛时期，正如 1800 年的作证所证明的那样。小麦，据解释说，是大部分发售给磨坊主的，但是“在出口时”

——自从 1792 年以来就不曾有过这样的时候——却由“船舶代理商”经办。

③战后，船舶代理商已经无所事事，而磨坊主——已经是强有力的人物达很

多世代之久④——左右了全局。在 1830 年他们直接从农场主手里办来大部分

的英格兰小麦，⑤并且往往兼磨坊主、谷物商和面粉商的职能于一身。在 1800年的作证中可以看出，磨坊主早已雇用代理人在远处替他们进行购买了，正如小麦出口商在他们以前所行的办法那样，并且通过销售代理商而在伦敦谷物交易所发售粮食。在磨粉以前经过各式各样中间人之手的小麦，为数相当可观；但是在 1830 年，这种“中间人之间的流传”在比较原始的爱尔兰市场上却更为常见。①1824 年英爱汽船交通的兴办曾经给爱尔兰磨粉业一个“巨大的”刺激：爱尔兰小麦虽质量仍差，但自和平以后已大有改进，而且沿途受海水侵害的风险既已减少很多，以面粉的形式运送过海也就不是不相宜了。②

磨坊主已经担任了批发“面粉商”的职能但迄还没有把面粉商毁灭掉。一百年前，这种形式的小本经营者买进小麦，磨成面粉，然后把面粉发售给开设店面的面粉商——尤其是在伦敦。但是甚至在狄福时代，磨坊主就插足于这一种贸易了，而出售上等面粉给消费者的面包匠则插足于另一种贸易。

③“经营面粉贸易”的证人在 1800 年出面作证，④并且在那一年的委员会中

的，《谷物贸易报告书》，1801 年，第 146 页。

② 《农村走马记》，第 1 卷，第 209 页。

③ 《报告书》，第 146 页。关于进口货和出口货，参阅包括 1697—1814 年这段时期在内的可贵的 1830 年

报告书（第 22 卷，第 5 编）。关于十八世纪的大出口商，参阅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166 页。

④ 关于视为十七世纪的一种弊害的磨坊主商人，参阅同上书，第 168 页。

⑤ 贸易部谷物司的威廉·雅各布在《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 年，询问案第 8 号中的作证。

① 雅各布的作证，《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 年，询问案第 8 号。

② 利物浦商人约瑟夫·桑达斯的作证，《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 年，询问案第 4101、4132 号。

③ 狄福，转录自韦斯特菲尔德，前引书，第 171 页。

④ 即威廉·腊斯廷，《1801 年的报告书》，第 153 页。

解释说，伦敦的谷物代理人一般是以“代理商和面粉商”起家的。三十年代初期的下院委员会还能以把面粉商说成是农场主的经常购买者之一；但是作为一种个别的职业来说，这一行显然已经大大地没落了。

大麦贸易方面的制麦芽人和小麦贸易中的磨坊主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几乎到处都有麦芽行，正如到处都有磨坊一样，并且这种贸易照例是不需要任何中间人的，虽则大麦像其它粮食一样，有时也是经过若干转手的。一、两世纪以来，伦敦附近从没有制造过任何数量的麦芽，① 而在这个期间伦敦啤酒酿制厂的需求已经增长到了荒谬的程度；所以伦敦大部分麦芽所由来的太晤士河流域及其支流一带的大规模经营，大有发展余地。其它大城镇的啤酒酿制中心，即如瑙威治，也起了同样的影响作用。在酒店啤酒酿制和家庭啤酒酿制占优势的地区中，②麦芽制造一定是以比较小的规模经营的。至于家庭麦芽制造这种原始风俗究竟残存了多少，现已无案可稽。

据 1800 年委员会报告说，农场主把燕麦和豆类卖给“所谓经纪人和商人”；把“蚕豆”卖给船舶代理商运往西印度殖民地——奴隶经济部分；而把豌豆卖给当时的一个很大的消费者海军的代理商，和“专以剥豌豆为业并以剥好的豌豆卖给粮商供一般消费之用的那些人。”③除去对殖民地和海军方面的需求必须加以修正外，这种说法在二十五年之后还是可以适用的。（燕麦和豆类的）经纪人是否和 1800 年所查报的另一个人数虽少但最为重要的伦敦经纪人集团曾经是同一些人，现已不能肯定——或许不是。所谈的这个集团是纯粹的市场商人，即所有十九世纪物产交易所的经纪人的祖先。他们似乎曾从事于一切粮食的投机——虽则在小麦方面比在其它各种粮食方面少一些，因为有那样多的小麦都不经过马可巷——但却是在相当大的法律困难之下进行的。

在谷物交易所里有“大约二十个”这类的经纪人，而“在市场上进行一定程度的买空卖空的可能有四十人。”④他们赊买进来再转手卖出，并且， 正如他们的批评者所指称，“乘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市场上的瞬息变化而从中取利。”市场开市既没有确定的时间，据说他们是“先于正当买主而”进场的。几年以前，他们常常进行购买而并不提货，这是十八世纪法律上的一种非法行为，但“由于金控诉拉斯皮案这次最近的审判，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比较谨慎了。”他们还不完全是一个独树一帜的集团，他们的经营也不是规模很大的：有一位证人认为没有一个人以买空卖空为他们的主要业务——但这个证人是交易所过去的成员，看上去他的作证已多少有点过时。①只有他

① 坎贝尔：《伦敦行名录》，第 268 页：“比照消费来说，在伦敦制造的麦芽很少。”

② 本书第 220—221 页。

③ 《谷物贸易报告书》，第 146 页。

④ 同上书，第 154 页，并散见各页。

① 这个人是查理·沙维尔。

一个人为“买空卖空”进行过辩护，他认为买空卖空在货物丰富的时候稳定了价格，这种看法并不错：他也认为在缺货的时候是危险的。此后二十五年中的发展情形如何没有确切的纪录，但是在这期间，商业演变和伦敦城舆论的整个倾向是有利于这一类人的活动的。

全国最重要的分配组织之一，伦敦和太晤士河流域的巨大煤炭贸易，已为成文法和古老的习惯限制到了僵化的程度。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简化的机会。在 1688 和 1800 年之间，涉及这种贸易的国会条例有七十几项之多。在

1800 年的调查之后，一部备极周详的煤炭贸易法已经载在迄仍有效的 1807

年条例（乔治三世，第 47 年，第二届，第 68 章）中。它是以旧有的太恩河

—维尔河—太晤士河沿岸贸易的习惯为依据的。在 1800 年，主张通过“内地”煤的竞争来限制这种贸易上可能发生的种种弊端的议论，业已甚嚣尘上。但是一无结果。每于海运煤价格极高的时候，就有小量煤炭由运河输入， 但是只要价格稍稍下降，就足以使它停运。“派丁顿煤”，照它当时的名称

——也就是取道大联络线运河和摄政王运河而输入的米德兰煤——在 1826

年共计一千四百八十四吨。①在 1828 年有来自北部的“商战贸易”（fighting trade）时，它降到了五百四十七吨。当时伦敦煤炭贸易的总额约为一年二百万吨。②在 1826 年以前伦敦向所未闻的提兹煤，方始渐渐成为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来自飞茨”——即福思河上的飞茨——的煤炭也已经在那里出现；但是这两种煤炭既都是海运煤，自当一应遵照伦敦浦煤炭贸易有关旧章办理。

纽卡斯耳煤一度是照例由用自备驳煤船装运煤炭的“煤业经纪人”

（fitter）从煤炭所有主手里全部包购的，这类煤炭所有主可能不是矿主兼开采人，像伦敦德里勋爵那样，就是缴纳矿税的租地人——并且常常是这类租地人组成的一个非正式的公司。煤业经纪人是一种代理商，他把煤运给船舶所有主而从中抽取一笔佣金：他并不自订价格，价格通常是由在联产联销的煤炭所有主控制的。③根据安娜女王的一项条例（安娜女王，第 9 年，第

28 章），煤业经纪人还必须把他运货给船舶所有主的证明书送交伦敦市长所属的煤业机关。但是后来，向煤码头上的运煤船直接装煤，从而在煤炭所有主和船舶所有主之间进行的直接交易日益增加——这是贸易方面一个旧中间商阶层在一定程度上被逐渐淘汰的少数关键之一。船舶所有主是货主而不是代理人，只要产销定额办法运行无阻，煤炭所有主就绝不会插足他的业务

① 这是在 1824 年罗宾逊取消内地煤炭税以后。参阅斯马特：《经济年鉴》（“E- conomicAnnals”），第 2

卷，第 196 页。数字见 1830 年的《煤炭贸易报告书》（“Reporton theCoalTrade”），第 67 页：该报告书

和 1800 年的《报告书》（载于《未刊入会讯中的委员会报告书》，第 10 卷，第 538 号）是以下各段的根据。

② 关于伦敦的贸易数字，参阅《国家的进步》，第 581 页。

③ 本书第 258 页。

或分润他的贸易利润；但是在商战贸易的年月，即如在 1828 年，煤炭所有主未始不会自雇船只——以期在运费方面比他的同行占些便宜——而自行在伦敦发售。

在伦敦，通常的买主是大煤商，他照例是同代表船舶所有主的代理商接头，并论船地或按一船的几分之几进货。根据“所谓积习”，他付二十卡尔庄（chaldron）① 的货价而实得二十一卡尔庄的煤炭。但是非在缜密的监督下不得卸货。煤炭须缴纳各种税捐。煤业经纪人，或在没有经纪人场合下的煤炭所有主，须证明在装船以前已缴清纽卡斯耳“出矿税”（spoutage）和一种叫作“里奇蒙先令”（Richmond shilling）的太恩河特捐——查理二世用以赏赐一位皇族而于 1799 年经国家从里奇蒙公爵手中赎回的一种旧捐税。除去代理商手续费、印花税和保险费等等之外，在太晤士河方面还有市捐、市场捐和苛重的英王捐。所以卸货是加以监督的，货载由法定的“水上督察”（Water-meters）凭经纪人的证明书加以查验。水上督察共十五人， 由伦敦城推荐，所属助理员计一百五十八人。卸货工作是由另一个有法定工资集团，即“煤炭督卸员”（coalwhippers）进行。因为 1807 年所规定的这项工资超过类似工作的一般工资率，所以雇佣工人的督卸员，串通酒店主，硬性规定最低限度的酒类消费，不论他们的工人是否饮酒，一律每日照收烧酒和啤酒费二先令。

差不多所有装运煤炭的驳船照例都是属于商人的。这类船只不受任何规定的限制，但是只有驳船夫公会的会员才能驾驶。煤炭运到商人的码头之后，就处于法定“陆上督察”监视之下了，陆上督察把货载过秤，眼同将煤炭装入三蒲式耳的袋中，煤炭是只能按这样的袋装交货的。自始至终计量都是按容积的，因为碎煤比整煤占地位，所以把煤敲碎是对每个人都有利的。陆上督察或许是一切官僚阶级中最无用的一种。他们甚至连名义上的保护都不给那些无力成袋购买煤炭的贫民。在伦敦市肯特郡属的一些地方和摄政王运河的很多码头上，由于法律上的一个偶然事故而没有设置这种陆上督察， 人们深加赞许。①

保有码头的大商人照例是发售给“第二流商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叫作“驳商”（accounters），即自有驳船，可以派船直接从伦敦浦的煤船上取煤，并进行上游贸易的一些人。当时还有所谓“煤炭掮客”（brass plate coal merchants），“主要都是⋯⋯商人的职员、绅士的佣仆和其他商贩。” 伦敦家庭燃料的六分之五大概是由这些人经营的。第三类是从码头所有人手里买进煤炭，再分成小袋贩卖给贫民的。大消费者，诸如“临河的制造商”， 和少数最大的公私机构，都会直接从商人手里购买；但这种直接贸易在整个

① 卡尔庄是煤的量名，通常为三十二——三十六蒲式耳。——译者

① [在 1831 年，这部法典大部分已经废止，但关于煤炭督卸员的法律一直残存到 1856 年。乔治：《伦敦运煤夫》（George，M. D.，“The London Coal-Heavers”），《经济季刊》（经济史），1927 年。]

贸易中显然只占一小部分。然而它却正随着煤气公司的发展而发展，煤气公司的需求对于伦敦煤炭贸易的逐渐转变以及煤炭所有主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商的被淘汰，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于伦敦以外的煤炭贸易没有作过全面的调查。但是靠了有关伦敦的报告书和 1831 年绘制的那幅地图②，它的情况是不难想像的。在煤田附近中间商自然很少，在煤田当地可能完全被屏除。就太晤士河流域来说，上游大概是由驳商供应的，并且远至温索尔和里丁之间的“煤炭掮客”式的商人也都是由他们供应。里丁这时有来自萨默塞特的海运煤，牛津则有来自沃里克和累斯特的运河运煤。整个南海岸一带都会是集散港的商人，在普利茅斯以东以经营东北海岸的煤炭为主，以西则以经营威尔士煤炭为主。沿东海岸各港的船舶所有主久已就和太恩—太晤士河运煤业务有利害关系。例如雅茅斯人在狄福时代就在这项贸易中占一很大份额。① 当地的煤栈也是由他们供应的。在二十年代时，煤炭是伊普斯威奇、雅茅斯和林恩的主要进口货——姑从东海岸的大批城市之中仅举极少几个例子来说。②在每一场合之下，要把货载运进内地，就非换船不可，而换船又往往会有所有权的变更偕以俱来， 这是推想可知的。一只二十八吨的驳船可以不利用水闸就从雅茅斯驶至瑙威治，而一只同样大小的船从林恩到剑桥也只通过三个水闸。在最终的内地集散港，可能即北安普敦或剑桥，会有兼营煤炭、木材和粮食的“第二流商人”

——以至第三流或第四流的商人。很多这类的人已经成为银行家了，既成为银行家，就会把一些商品贸易渐次让给次一流的人。教友派会友在他们中间固不足奇，非国教徒一般也是司空见惯的。

单单沿岸煤炭贸易的散仓货就为量至巨：连对外贸易都为之减色。运往爱尔兰的煤为运往一切外国和殖民地口岸的煤两倍以上，到 1830 年，太晤

士河所汲取的煤几达整个爱尔兰的三倍之多。③到 1825 年为止，煤炭出口从没有达到二十八万吨。1830 年方始迅速上涨，出口已超过四十万吨。无论英国或世界各国都没有足够的吨位载运很多远程的散仓货。对外贸易还没有完全丧失它的原始特色——贵重物品的交换。在 1825—1830 年之间，从事对外贸易的各国船只进入英国港口的总吨位平均为二百七十五万吨。在这期间，太晤士河靠短程煤船取得它每年二百万吨的煤炭。

在英国经常进口货中有一项而且仅有的一项真正散仓贸易——即木材贸易。几世纪以来，供海军用的大圆材，连同产自热带的染料木和稀有木材， 都非进口不可；但只是到了十八世纪，由于英国林木的竭耗和房屋的需求， 首先伦敦、继而全国各地方始绝对仰给于海外供应。它们自然一向是取给于

② 下面所附的煤田图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① 狄福：《游记》，第 1 卷，第 193 页。

② 参阅例如梅丁格，前引书，第 1 卷，第 200、205、213 页中的引证。

③ 数字见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279、581 页。

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十八世纪中叶坎贝尔的伦敦木材商一向“由挪威方面供给松木原材和板材；由瑞典方面供给橡木和槲木；也由英格兰各郡供给一些；并由牙买加方面供给桃花心木；西班牙方面供给胡桃木。”① 在这个世纪之末，在 1788 和 1802 年之间，英国从北欧进口约二十万罗德的枞木。②当时来自美洲殖民地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虽则这项贸易曾以奖励金或优惠税扶植了九十年之久。但是当 1809—1810 年拿破仑的大陆制度推行

到北欧的时候，木材荒的恐惧转变了贸易的趋向。欧洲木材的关税从 1793

年的六先令八便士—罗德提高到 1819 年的六十五先令一罗德，殖民地的木材则不是准许免税进口就是抽收很轻微的关税。③

欧洲运费从二十七先令四便士到五十四先令八便士的猛涨，发生于 1811

年对拿破仑战事方殷之际。结果是，虽直到 1809—1810 年英国所用的木料

主要还是来自波罗的海各国，但是在 1821 年波罗的海的木材却只用于“比较重要的建筑物”了。

在那一年关税有了一番修改——殖民地木材加征一罗德十先令，外国货的税率减到五十五先令——这些税率几乎二十年没有变更。据当时的计算， 除扣运费的平均差价外，这项税率还给加拿大木材保留了一罗德三十先令非常优厚的优惠待遇。①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美洲享有大松木的天然垄断权，并且在自由采伐的枞树巨大木榦和最低廉木材的供应方面享有天然的便宜，所以它们的贸易毫无危险可言。这种说法经证明是正确的，但这种优惠待遇也经证明在大多数季节中是优厚的。1821 年，殖民地散仓进口货约为外国的三倍左右；据所可利用的数字表明，殖民地进口贸易的有利地位得到了充分的维护。②总进口，以当时的标准衡量，的确已经变得很大。在 1831 年，“八平方英寸以上的”木材共输入五十六万四千罗德。就这类木材而论， 五十立方尺的罗德可换算为一吨。圆材、松木板、窄板、桶板、宽板等等都不是按重量或立方容积进口的。这些木材会把吨数提高到六十万至七十万之间。十三年之后，在第一次对进口的木材试作详尽估计时，数字是一百三十一万八千罗德——大约一百二十五万吨——其中殖民地的木材占九十二万二千罗德。在二十年代时从海外驶入英格兰和爱尔兰各港的总吨位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或许有三分之一的吨位，装运木材，木材是大多数第二流口岸的主要贸易品目。木材船是如此之多，以致对建立了这项殖民地贸易的那个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议论说，英国无异是以奖励金来维持英属美洲的一些内

① 《伦敦行名录》，第 167 页。

② 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375 页。

③ 《对外贸易第一次报告书》，1821 年（第 6 卷），第 3—11 页，并散见各页。斯马特（《经济年鉴》， 第 2 卷），第 2 章。屠克：《价格史》（Tooke，T.，“History of Prices”），第 2 卷，第 417 页。

① 《1821 年报告书》，第 9 页。

② 波特尔，前引书，第 579 页：误印作 1831 年。

多属于劣等的“多余船舶。”③任何旧船都可以装运这种不会沉的货物：商船联合会的丙等三级船会“载同浸在水里的湿透了的松木”渡海而来。

由于谷物的性质和谷物法的一再修正，谷物进口贸易是不规则的、断续的，虽则有时数量很大。因为谷物总可以存栈供作再出口，所以总归有一些贸易，但数量往往很小——例如 1823 年共约一万三千吨。①商人抱着经常紧张的焦虑心情注视但泽价格，即当时的标准价格同英国正式规定的价格间的关系。在形势看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保税仓库装满，希望终于能找到一条流入国内市场的出路。但是从 1820 到 1825 年，丰收和旧谷物法一直使真

正的进口贸易微不足道。在 1821 年，为供国内消费而进口的小麦只不过两

夸脱——除开自爱尔兰进口的不计——在 1822 年甚至连那一点进口都没有

了。直到 1825 年，供消费用的外国小麦的进口一直是微乎其微的，虽然在

1824 年有大约十五万吨粮食和各类面粉到达英国口岸。1825 年，匮乏的恐惧导致法律在这方面的放宽——根据枢密院令和国会特别条例而准予存栈谷物放行。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的谷物法继 1828 年税率递减表条例（乔

治四世，第 9 年，第 60 章）而来。一连串的歉收和荒年随着政策上的这些

变更接踵而至。结果，外国小麦和面粉的进口在 1825—1828 年平均约为十

三万吨一年，在 1829—1831 年则将近四十万吨。在一年之中为国内消费而

进口的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额，是 1827 年的大约七百万吨，这是因异常

庞大的燕麦进口致使数字膨胀的一年。但是，从 1832 年起直到 1837 年，这

种应变贸易渐次消失。就 1833—1836 年这四年而论，小麦的进口很少，而

各种粮食的和面粉的总平均进口量都约为 1827 年那个最高峰年份的十分之一。③

矿石和金属所占的进口吨位很少。由于本国工业最近的发展，所用的外国铁比过去很多年都更加少了。供设菲尔德铁业用的瑞典条铁是至关重要的；①但是一吨泡钢可以制造很多的剪和锉刀。在十八世纪之初，铁的年进口量约为四十万吨。这可以同 1820 年的一万一千吨、1823 年的一万吨、1825 年的一万五千吨和 1828 年的一万四千吨作一比较。诚然，军火的需求已经停止，但是对刀具的新需求或许超过了已经消失的对刀剑的需求。在二、三十年前一般还用进口铁的很多用途上，现在英国铁却足可济用了。“那种铁是供作制钢还是供作一切用途之用呢？”约瑟夫·休姆在 1840 年提及十八

③ 《1821 年报告书》，第 6 页。

① 数字见屠克，前引书，第 3 卷，第 293 页。

② 1827 年坎宁的存栈谷物条例（乔治四世，第 7 和第 8 年，第 57 章）是在一个更远大的计划失败之后提

出的。在 1825 年，赫斯基森准许加拿大谷物按五先令进口。参阅斯马特：《经济年鉴》，第 2 卷，第 274、

422 页；屠克，前引书，第 2 卷，第 134 页。

③ 屠克，前引书，第 3 卷，第 239 页。

① 本书第 196 页。

世纪后期的这种进口货时向约翰·格斯特勋爵这样问道。“它是供作一切用途之用的，”这位专家回答说。②“我们本国铁的使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一切进口铁，”一位工程师在 1824 年这样对国会委员会说。③1800 年左右，本国铁对进口铁的比率是四比一，或更少一些：在 1828 年则是五十比一；在那一年英国原铁的出口——主要是熟条铁而不是铸铁——是六万五千吨，而进口是一万四千吨。④

铜矿石多是沿岸装运的，但已开始进口——来自南美洲，这是 1824—

1825 年那里所进行的无数次冒险开采的结果。⑤以斯温西为首的熔炼中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得文、康沃耳、安格尔西岛上产量日益萎缩的巴里斯矿和莫纳矿、以及马恩岛。据说，在三十年代初期，斯温西的大哈福德铜厂雇用了一百五十只沿岸商船来供应它们的矿石。①自 1815—1825 年，英国每年输出的自然铜比它用于国内的要多得多；并且此后很多年出口超过国内消费的情形还是很常见的。在 1832 年，英国生铜和铜片的出口约为八千吨，用外国矿石在英国熔炼成的铜是七百吨；但后一个数字在三十年代增长得很快。② 锡的情况和铜大同小异。不列颠群岛仍然是欧洲的锡岛，虽则在两个世纪以前暹罗锡已开始西运，并且马来群岛上的巴加和勿里洞的大矿藏业已开采达一世纪之久。③但康沃耳的工业在英王乔治四世治下的生气勃勃是空前所未有的。在这一世纪之初，英国的平均年产量是二千五百吨略强，1817 年已达到四千一百吨，1827 年达五千五百吨，1821—1830 年这十年的平均数是四千四百吨。④ 这种锡的将近半数是输出的，虽则几百吨东印度锡留供特殊用

② 格斯特在《1840 年进口税审查委员会》（“Comm.on ImportDutiesofl840”）中的作证，询问案第 30 号及以下。

③ 亚历山大·加洛韦：《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22 页。

④ 数字见波特尔，前引书，第 248、575 页。

⑤ 参阅《自然铜进出口报告书》（“Return onCopperImportedandExport-ed”），1833 年，第 33 卷，第 229 页。在 1832 年，铜的进口刚刚超过 100 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供作重新制造的旧铜），铜矿石的进口为三千五百吨。一半以上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其余则差不多全部来自墨西哥、古巴和秘鲁：这都是新兴的贸易。汉密尔顿在《英国黄铜和自然铜工业》，第 210 页中说，在 1797 年以前一直有“比较大量的生铜和矿

石”进口；但是 1790—1797 年这八年的平均数却不到八百五十吨，而且爱尔兰的矿石一并包括在内，同上书，附录 9。

① 拉德纳：《袖珍百科全书》，“金属制造业”（1834 年版），第 3 卷，第 149 页。关于十八世纪的情况， 参阅《1799 年铜矿和自然铜报告书》（“1799Report onCopperMines andtheCopperTrade”）和艾伦文，载

《经济季刊》，1923 年 3 月号。

② 《1833 年报告书》，另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578 页。

③ 刘易斯：《锡矿区》，第 54 页注。

④ 同上书，第 258 页。

途之用。并且锡的转口贸易也已经在伦敦出现。⑤ 铅是英国的出口货，自从罗马人在曼迪普斯初次铸造坯铅以来，就一直如此。在有摩勒纳山新兴或恢复起来的西班牙工业竞争以前，这种出口就已经多少趋于衰落了：从 1821

年的二万吨降到了 1831 年的八千——九千吨。西班牙铅输入英国的还很少

——在 1832 年纪录有案的只不过五百五十四吨——但是在其它市场上已同英国铅展开了竞争。①

所以只要有普通金属或“半贵重”金属的散仓贸易存在，铅就不失为一种出口散仓贸易；但是只要有一个很小的商船队就可以装运而有余了。

一种新的可以称之为“半贵重”商品的进口散仓贸易——二十年代的海关职员不按吨或罗德而按磅计的那些物品之一——是为了在建设过程中供应兰开郡的铁纺车之用的。四十年前，英国所需用的全部棉花——大约一年八千吨——还用不了多少船舶，但是到了 1800—1801 年，却非有二万五千

吨的位置不可；战后两倍于是；自 1825—1830 年以来则平均在十万吨以上。

②直到 1794 年为止，来自地中海沿岸东部各国、西印度群岛和圭亚那的棉花， 一度供应了差不多所有的需求，但是随着美洲奴隶种植和机器除籽的棉花的出口登上了新世纪的舞台而退入幕后。但直到战后，美洲还没有能真正支配英国的市场。在 1816 和 1820 年之间，除乔治亚和卡罗利纳扼杀着的西印度

贸易的残余之外，还有来自苏拉特、孟加拉和巴西的大量进口。在 1822 年， 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法国技术顾问驱使埃及农民种植的埃及棉花初次上市，在 1825 年——但也只有在那一年——埃及输出了大量的棉花。可是到

1826—1830 年，美洲的支配地位已经奠定；联合王国消费的全部棉花的四分之三都是由美国供应了。③

直到十八世纪末叶工厂制度勃兴时为止，主要来自波罗的海方面的生亚麻和苧麻的进口，已经比棉花所占的仓位更加大了。①彼得堡的价格是伦敦市上这两种商品的标准牌价。苧麻贸易——为了种种明显的理由——在战争期间曾盛极一时。在和平以后的十年中，进口已经奠定在一年二万五千—— 三万吨的正常水平，而且没有多大起伏。多少年来不列颠群岛所生产的苧麻都不很多，所以消费方面的变动可以相当正确地从进口方面反映出来。亚麻的进口——不仅以来自俄国的为限——在 1820 年以后增长得很快，在这个场合下增长是有双重原因的：一则是麻织品因使用机器而增加，一则是英国原料生产的萎缩。在 1825 年那个景气的年份中，进口几达五万三千吨，虽

⑤ 拉德纳，前引书，第 3 卷，第 21 页。转口贸易在三十年代增长得很快。在 1839 年真正的进口是九百吨， 复出口一千一百吨。《1840 年进口税调查委员会》，第 262 页。

① 拉德纳，前引书，第 3 卷，第 58 页。在 1832 年，出口再度上升到近一万四千吨。《报告和文件》，1833

年，第 33 卷，第 441 页。

② 数字见屠克，前引书，第 2 卷，第 391 页及以下。另参阅查普曼：《兰开郡棉纺织工业》，第 143 页。

① 屠克，前引书，第 2 卷，第 391 页。

则在 1833 年以前再没有过这样高的数字，但是其间只有两次跌落到四万五千吨以下。

在羊毛贸易方面从没有接近过这样的数字；因为联合王国在任何显著程度上仰赖于海外供应来源都还是晚近的事。在十八世纪时，政府本着旧有的既定政策，对于制止英国过剩羊毛的出口走私，比之防止或鼓励羊毛的进口更为关心。政策一直没有能见很大的功效，②并且，在 1825 年，出口禁令一

旦取消，正常的出口贸易立刻发展起来，或公开出来了，在 1827 年据报告约有一百二十五吨英国羊毛装运出国。③英格兰西部的制造商在十八世纪时所需要的主要是来自西班牙的比较小量的上等羊毛——在兰开郡完全不用①

——向来是免税进口的。到 1789 年，这项进口已经增长到一千吨以上，在

1800 年则已将近四千吨。②半岛战争期间③的政治情况加强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的贸易联系，而且西班牙羊毛的质量也颇能保持原有标准；所以直到 1812 年，很少是来自其它来源的。但是当 1814 年—1815 年欧洲开放时，英国商人和制造商才刚刚发现西里西亚和萨克森这时所产上等羊毛的优点，那里新近输入的螺角羊“是像你在英格兰饲养一匹跑马场的马一样地饲养起来的。”④这时对外国羊毛都开征关税了，有几年（1820—1825 年）竟达每磅六便士之高；但上等羊毛是很贵重的，在 1824 年在这种重税之下还输入了一万吨之数——其中三分之二是德国毛。翌年关税降低到了每磅一便士，进口几乎增加了一倍；但 1825 年是不正常的，在此后四年之中各种羊毛的平

均进口又回落到近于 1924 年的水平。

在 1828 年为上院羊毛委员会准备的各项报告书之中，有一项报告书列举了自 180O 年以来从各国进口的数量。在 1806 年项下，出现“新荷兰”二百四十五磅这样一项记载。在 1814 年“新荷兰”项下列为十吨以上；在 1826

年将近五百吨，但 1827 年却不到二百五十吨。这是坎登的约翰·麦克阿瑟经营的结果，麦克阿瑟是过去派往警卫杰克逊港俘虏营的新南威尔士军团中的一名大尉。这位乐观的证人认为澳洲的前景是如此之好，可望在十五⋯⋯

② 参阅《1786 年绵羊和羊毛走私报告书》（“The 1786ReportonSheepandwool Smuggling”）。《未刊入会讯中的委员会报告书》，第 11 卷，第 302 页（英国羊毛在阿腊斯、埃耳伯夫、卢维叶、亚眠等地自由使用）， 关于早期的情况，参阅利普森：《英国羊毛和毛丝工业史》（Lipson，E.，“History oftheEnglishWoollenandWors-ted Industries”）（1921 年版），第 88—91 页。

③ 上院的《英国羊毛贸易报告书》（“ReportonBritishWoolTrade”），1828 年，第 350 页。出口一旦弛禁， 往海峡群岛的出口立刻减少了。同上。

① 本杰明·戈特在上院委员会这样说，第 285 页。

② 上院《报告书》（第 330 页）中的数字同屠克，前引书，第 2 卷，第 391 页中所举的数字不甚符合。

③ 1808—1814 年，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西班牙半岛上的一次最重要的战役。——译者

④ 商人亨利·休斯，见《1828 年报告书》，第 40 页。

或二十年之内英国就不必再仰给于西班牙或德国的[上等]羊毛了。”⑤利兹的大制造商本杰明·戈特不认为澳洲的产量能“敌得过萨克森，”因为它们不过是“一桶水中的一滴”而已。①但是正如小约翰·麦克阿瑟在 1825 年 7 月的家信中所说，“约克郡尽管总是说这种羊毛不好，但一直还是在买进”；

②因此，戈特的话大概并不完全是由衷之言。需要最上等羊毛的那些约克郡

人无须他求的日子已屈指可计了。③

如果一种商品的经济重要性可以用将价值化成为容积的方法来计算的话——这是下文还要谈到的一种计算方式——那么在乔治四世朝代中最重要的进口货载就是食糖货载了。食糖货载很久以来就一直是被政治家这样看待的，④并且维护这种货载的那个“西印度利益集团”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种政治势力。“奇怪的是，幼者怀之老者安之的一种制造业竟那样屡屡招致灾难。”⑤在认清了这个维护“利益集团”的规模和财富时，也许就不那么奇怪了。⑥在 1821—1830 年间，食糖的正常进口是一年二十二万吨。这个数额逐年的变动比较小，虽则总趋势是上升的。未课税的价值因季节和质量的不同而自罕有的一吨十一镑的最低额至罕有的一吨五十八镑的最高额各不等。普通质量（“东印度，褐色，保税”）的标准价格约为二十镑。① 并非所有二十二万吨都是在英国消费或加工的。转口业务是食糖贸易中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它在战争期间已经大为发展，并且政治家们极想用一套有效的保税仓库制度把它保留下来。在这一方面他们是相当成功的。在二十二万吨的进口之中，正常的复出口额为四万吨。爱尔兰人口虽多但在余额中所汲取的尚不足七分之一，所以英国在二十年代初期的消费当在十五万至十六万吨之间，也就是每人每年不太少于二十磅；尽管税课把最便宜的食糖零售价格保持在六至九便士一磅，而消费量尚且如此可观。②

咖啡和茶在商业、财政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要差得多。咖啡的毛进口额

⑤ 同上书，第 48 页（休斯）。

① 商人亨利·休斯，见《1828 年报告书》，第 287 页。

② 昂斯娄：《坎登的麦克阿瑟家的一些早期记录》（Onslow，S.M.，“SomeEar-ly Records oftheMacarthursofCamden”）（1914 年版），第 416 页。麦克阿瑟在 1805 年迁居坎登。

③ 在 1830 年，有西班牙羊毛七百三十吨、德意志羊毛一万一千吨和澳洲羊毛八百八十吨进口。国内剪绒不详：或许是六万吨。二十年之后，澳州进口的是一万七千吨，德意志四千吨。参阅贝恩斯：《约克郡的今昔》）（1858 年），第 2 卷，第 639 页。

④ 关于政治家和食糖的故事，参阅比尔：《旧殖民地制度》（Beer，G.L.，“TheOld Colonial System”）和桑巴特：《奢侈和资本主义》（Sombart，“Luxus undKapi-talismus”）。

⑤ 狄斯累利：《乔治·本廷克勋爵传》（Disraeli，“LordGeorgeBentinck”）（1906 年版），第 209 页。

⑥ 彭森：《西印度利益集团》（Penson，“The WestIndiaInterest”），载《经济史评论》，1921 年 7 月号。

① 屠克，前引书，第 2 卷，第 391、412—414 页。

② 《进口税审查委员会》，1840 年，询问案第 200、154 号，另波特尔，前引书。第 541 页。

自一年一万七千至二万三千吨各不等，但其中大部分是复出口的——有些年份远在半数以上。这种集中于伦敦的转口业务有助于英国的贸易平衡，并且哺育了“这个人烟稠密的都会”，但别无很大的重要性。比业务本身更重要的是 1821 和 1831 年之间发生的衰落现象，结果是 1825 年西印度咖啡的关税从一先令减至六便士一磅。当时，只有享受优惠待遇的主要来自牙买加的西印度咖啡投入消费；事实上也没有足够的需求按这个价格全部买进。余额，连同其它各种咖啡——也就是，为西印度利益计而征收那样重的关税以致无人问津的那些咖啡——一并出口。显然使国内平均消费增加一倍以上的关税改革——是和绅士咖啡店相对待的平民咖啡店的初期——渐渐把西印度咖啡全部投入了消费。但甚至那时（在 1831 年时），整个英国的需求仍然不到一万吨，也就是全部人口每人每年一又四分之一磅强。英国工人是没有咖啡嗜好的；虽则秣市歇腊德街上的潘飞托里斯咖啡馆早已是“上自最体面人物、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莫不光顾的地方。”①

工资劳动者也不能成为一个茶客，尽管社会调查家三十多年来一直描写他如何喜爱这种“中国毒品”②。茶仍然牢牢地握在东印度公司手里。每一磅茶都是通过公司的伦敦仓库的。这种垄断权事实上把价格抬高到了怎样的程度，又把消费限制到了怎样的程度，诚无法断言。价格的确很高，消费也的确很小——不列颠和爱尔兰（在 1831 年）仅一万三千吨略强。在不列颠

每人的消费可能低至一又四分之一磅，但绝不会高于一磅半很多。在 1821

—1831 年这十年间，一切未课税的茶平均价格是二先令七便士。最便宜的茶无疑是在 2 先令以下的。如果是这样，茶叶所缴纳的从价税应是 96％；设非如此，当为 100％。连同各式各样的中间利润，茶的零售价格不会低到一磅五先令：平均零售价格一定在六先令以上。③一个一妻三子的工人，在城镇里每星期挣十八至十六先令的工资，在乡间每星期挣十二至九先令的工资， 那么按六先令一磅的价格，每星期又能购买多少“有毒的”茶呢？他全家在国民消费中的准确份额应不到二两，约值八便士。乡下人也负担不起的。如果他能负担的话，那就绝不会对这五口之家有多大的妨害。

烟草，像茶和咖啡一样，是无论进口或消费都向为骇人的战时和战后征课所限制的商品之一。英格兰的消费起伏于五千至七千吨之间。在美洲殖民地丧失之后，没有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为勉可负担的征课而斗争了，而且烟草又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奢侈品。如果数字可以信赖的话，在 1811 和 1821 年之

间不列颠的消费已经多少有了降低，而爱尔兰则跌落甚惨。到 1831 年，英

格兰的消费刚刚相当于 1811 年的水平。爱尔兰的消费约为 1811 年消费的三

① 《进口税审查委员会》，1840 年，询问案第 201 号。他的作证和其它咖啡馆店主的作证在社会史上占了珍奇的一页。关于商业方面，参阅波特尔的作证和他的《国家的进步》，第 372、549 页。

② 艾登语，本书第 158 页。

③ 波特尔，前引书，第 552 页。《联合王国海关税则》（1879 年的第 8706 章），第 204 页。

分之二。在这两者之中任何一个场合下，每人消费都远不如过去之大。这是无足惊异的。在 1811 年，英国关税是每磅二先令二便士强。自 1820 至 1826 年是四先令；1826 年，三先令；1827 至 1831 年，二先令九便士。当时保税的弗吉尼亚烟草的价格很少超过八便士一磅，有时低至二便士半以至于二便士。①

葡萄酒是一种既已停滞而又比较不重要的贸易，虽则葡萄酒的进口对于船舶所有主是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统计家认为在联合王国中每人消费不会超过前一世纪消费的四分之一很多。无论如何，从现有的数字中可以看出， 1801 年的进口比 1821 年或 1831 年的进口都大一些，绝对地大一些，而并非仅仅就每人消费量说大一些。②降低的情形，在愈益沉沦于贫困和烧酒之中的爱尔兰最为显著，但在英格兰也是不难看出的。葡萄酒久已不复是人民的饮料，葡萄酒消费的曲线除纪录富人餐桌上的嗜好变迁之外，殆已无关宏旨。在 1821—1831 年，联合王国每年节省了六百万加仑的各种葡萄酒，或者，不妨说，六十艘四百吨船的整船货载。

虽然葡萄酒的进口比较少，烧酒的进口却为量至巨。在 1831 年，从西印度群岛运入联合王国的甜酒比运自一切产地的葡萄酒还要多——七百八十万加仑对七百万加仑。（大部分都没有留供消费，因为甜酒的复出口数量很大。）这是有案可查的甜酒：此外还有无估计数字的走私甜酒。但是关于未始不可称之为官方走私的法国白兰地酒却有一个估计数字。在1827 至1831 年这五年间平均为一年六十万加仑。那几年法国海关所登记的对英出口的平均数为二百二十万加仑，而英国海关所登记的来自法国的平均数为一百六十万加仑。据英国贸易委员会说，“法国政府对这类事的作法在道德上是很有问题的，在走私方面给了法国人不少帮助”；①但是若说全部或差不多全部走私白兰地都在装运以前申报过法国海关，那也是不能设想的。每年真正走私的可能在一百万加仑以上。

由于粮食的暴涨暴跌和有效的走私办法，以致难以准确地说正常进口究竟是多少；但木材、粮食和面粉、糖、棉、亚麻、苧麻、咖啡、葡萄酒、茶、铁、羊毛和烟草——如按仓位分等，则应照上述顺序将烧酒列在大约亚麻和苧麻之间——肯定是 1825—1830 年的主要进口货。按仓位计它们约占全部进口贸易的四分之三，按价值计或许一样。其余品目，包括逃漏关税或逃税未遂的一切货轻而价昂的物品在内，则各有不同。在生丝和各种丝制品之中，丝制品或许是最重要的。在 1824 年罗宾逊减低生丝关税之后，没有任

① 波特尔，前引书，第 566 页。《联合王国海关税则》，第 197 页。屠克，前引书，第 2 卷，第 418 页。莱夫：《1600 年以来烟草的消费》（“The Consumption of Tobaccosince 1600”），载《经济季刊》（经济史），1926 年 1 月号。

② 数字见波特尔，前引书，第 560 页。《联合王国海关税则》，第 150—151 页。

① 波特尔在 1840 年委员会的作证，询问案第 187 号，和他所著《国家的进步》，第 560、803 页。

何证据证明有过很多的走私，所以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非常贵重的“生丝、屑丝和拈丝”这项二十年代后期的正常数字，多半是正确的；但是法国丝织品走私的习惯，像法国花边、白兰地酒和手套的走私一样，是那样普通、容易、而又组织严密，以致同一年以合理关税代替禁令的措施也没有能使法国丝绸全部报关检验。在这方面法国报表又复帮助了编制走私统计的学者。在法国作为对英出口而登记的丝绸，半数以上都没有作为法国进口丝绸而见诸英国报表中。①

甚至把走私的和完税的丝绸一并包括在内，在进口货中外国制造品也不过占一很小部分。有相当数量的镜子和杂色玻璃从德国和法国通关进口：这些东西因太容易破碎是无法走私的。各色呢绒通关和走私进口的都有一些， 法国丝织装饰品常常和丝绸一起走私。再加上一些多半是走私进口的手套， 连同来自里窝那的草帽辫和来自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麻布，就构成了通常进口制造品的全部品名单；虽则不时还有小量供时髦人使用的精致商品进口。大部分的杂项进口货是食品和原料——诸如松节油、油脂和种子、红腊栗油和硫黄、橘、米和香料、染料木、蓝靛和皮革。②

不列颠是差不多完全以它的制造业产品和“殖民地货”的复出口支付进口货的。日益增长但数量还不多的煤炭、相当数量的锡、铜和铅、少量的羊毛、几千吨块铁和几百吨未制钢、少量石板以及采自圣奥斯特耳沼泽地的几船陶土，构成了出口原料的一张差不多包括无遗的品名单。在 1827 年，再

度在 1830 年，这些原料，连同与“制成品和已有很多劳动加入价值之中的货物”相对待的一切“仅仅施加了很少劳动的货物”——其中最重要的是条铁——只不过在公布的英国出口货总值中占 17％至 18％。③1827 年的总出口计值三千七百万镑，1830 年计值三千八百万镑。棉制品的价值在前一数字中刚刚超过半数（一千九百三十万镑）而在后一数字中刚刚不到半数（一千七百五十万镑）——英国对外贸易对这种伟大的新兴工业的依存已经到了如此不平常的程度。在这两个场合下，数字之中不但包括棉布，而且包括棉纱和棉线；这种半制成品的出口，虽然还不很大，却日有增加；因为大陆各国—

—首先法国，继而俄国，继而普鲁士——都在抵制制成品的进口。

五十年前就已经是这个国家的大宗出口货的毛织品，已瞠乎其后了；虽则海关当局仍然以他们对棉货迄未具有的那种详细分目的传统癖好一一加以列举——如呢绒若干匹，起毛上衣呢若干，开司米呢、粗呢、制服呢、法兰绒等各若干匹或码。在二十年代后期，毛织品每年平均出口约值整五百万镑。当时还没有可观数量的毛纱或毛丝纱的出口。在另一方面，利兹和其它各地的新兴纺织厂的麻纱方始以海关可以计算的数量行销国外。第一笔纪录

① 《1840 年报告书》，询问案第 188 号和波特尔：《国家的进步》，第 560、803 页。

② 根据《1840 年报告书》，询问案第 9 号，第 208 页中追述的事实和数字。

③ 《1840 年报告书》，第 206 页：波特尔提交委员会的备忘录。

有案的对法国出口是 1829 年的五十五磅。①到了 1836 年，已是值二十七万

七千镑的四百万磅了。但是直到 1830 年，在每年的价值自二百万至二百五十万镑的麻货出口总额之中，纱并不占任何重要比重。在这个总额之中，约有四分之一是爱尔兰的出品，虽则在爱尔兰贸易保持单独纪录的最后几年中

——这项纪录一直保持至 1833 年为止——爱尔兰的比重已经下降。②

在 1830 年价值三千八百三十万镑的英国出口中，棉、毛、麻、丝制造品共约二千六百五十万镑。如果将出口的原料和“仅仅施加了很少劳动的货物”的价值（六百九十万镑）从总额中一并扣除，那么所剩下的纺织品以外的一切制成品的数字比较来说也就微不足道了。铁器和刀具在下余的品名表上以一千四百万镑居第一位；黄铜和自然铜制造品以八十六万七千镑居第二。在这个项目以下，统计表上就没有一项有二十五万镑之数了，而且耐人寻味的也只有一项而已——即“机器和纱厂设备”。在这个项目下公布的 1830 年的价值是二十万零八千镑。但是没有人相信。准许任何种类贵重机器的出口还都不过是近几年的事，而且在这项贸易上仍然有法律和行政的种种限制。但在当时，正如一位工程师对 1824 年委员会所说的那样，以谎报进行逃避是很容易的，因为没有一个海关职员能认证一部有系统地拆卸了的机器。另一位工程师谈到海关人员不胜感激地说，“他们只有在没有办法闭眼的时候，才把眼睛睁开。”①

1830 年价值三千八百二十万镑的出口是这样分配的。②美国这个最大的单个顾客吸取了价值六百一十万镑的货物，其中多数是棉货。普鲁士、德意志各邦、荷兰和比利时共吸取六百七十万镑；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巴尔干沿岸七百二十万镑；俄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一百七十万镑。整个亚洲满足于四百一十万镑；整个非洲七十四万四千镑，澳洲三十万镑。英属北美殖民地一百九十万镑，但是英属西印度群岛二百八十万镑，南美连同墨西哥五百二十万镑。单单毛里求斯一岛占十六万一千镑，他国所属西印度群岛在九十万镑以上。所剩少数余额则是运往马恩岛和海峡群岛的。不出所料，这项分析反映出原棉产国、食糖产国、得天独厚的木料产国、以及凭靠在伦敦市场上进行借贷而获得购买力的南美各国的购买力所占的优势。斯堪的那维亚和俄国之所以成为那样可怜的顾客，并不是“自然的”；而是英国国会有意使然。应该注意的是，亚洲吸取了一部分现金银作为对它出口的支付，正如它自从吸取罗马帝国富藏以来的情形那样；但贵金属却没有包括在这些数字之中。

① 《1840 年报告书》，第 186 页。

② 波特尔，前引书，第 225 页。在 1820—1823 年间平均每年出口（以百万码计）为——英格兰，三十一点

四；爱尔兰，十五点一。在 1830—1833 年为——英格兰四十八点七；爱尔兰，十一点九。

① 《工匠和机器审查委员会》，第 9、20 页：引证系录自亚历山大·加洛韦的作证。

② 《进口税审查委员会》，第 206 页：1827 年的分配差不多和 1830 年的完全不同。

除开一项重要的和一项不重要的例外不论，所有英国贸易都掌握在私人商号手中。那项重要的例外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贸易，但这时东印度公司贸易和东印度贸易是截然两事；那项比较不重要的贸易则是哈得孙海湾公司的贸易。根据准将东印度特许状再一次——但如事实所证明，即最后一次——展期二十年的 1813 年条例（乔治三世，第 53 年，第 155 章），私人贸易已经得到了广阔的活动余地。二十年代时的这个制度的那种毫无意义的错综复杂情形，正有助于说明它何以在 1833 年告一结束。①它们也有力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家所不断斩伐的那种盘根错节的古老贸易章程。情形有如下述，正像科贝特原本会说的那样。② 私人贸易商得以合法船只——即按照航海法规定，有四分之三水手是英国人的英国建造的船只——装运依法得出口的货物前往“东印度的”任何口岸，并将该口岸依法得进口的任何产品装运回国。所谓“东印度”口岸就是好望角以东，麦哲伦海峡以西的一切口岸。但是如果这个贸易商要侵入“公司的特殊范围”，也就是位于印度河口和马六甲海峡之间的整个海岸，他就必须请购公司的许可证。如果这艘船是开往孟买、马德拉斯、加尔各答或威尔士太子岛③的，他有权取得这项许可证。如往其它各口，则董事得拒绝发证，但是准向印度事务部申请。在所谓“部辖范围” 内，即一般包括锡兰、爪哇和马来群岛的那个区域内，印度事务部是发证机关：它常常发证，而并不收费。在“特许状范围”——即自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以内，1813 年条例规定以三百五十吨以上的船只为限。小船，曾据公司辩称，易于走私，而大船则比较会维护英国的声誉。但是根据乔治三世， 第 59 年，第 122 章的规定，小船得驶往新南威尔士。直到 1821 年，“英王陛下的臣民⋯⋯在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范围内（除⋯⋯中国外）的一切口岸以及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属于一切⋯⋯与英王陛下维持友好关系的国家的⋯⋯口岸之间进行贸易，”方始合法①（根据乔治四世，第 1 和第 2 年，

第 65 章）。

除中国外的这项但书触及了二十年代贸易问题的根本。自 1814 年以来， 对印度的一般贸易虽已发展成熟，但是东印度公司的印度贸易却已衰落。② 所以它更加牢牢地抓住它的中国贸易垄断权这唯一原封未动的垄断权和东印度公司股息的这个主要来源。甚至所谓中国垄断权原封未动也只是对英国船舶所有主而并不是对英国而言的。根据一种很奇特的破格办法，美国船依照条约得在英国口岸装货前往广州。广州的公司船货管理员③曾经在 1820 年

① 本书第 597 页及以下。

② 根据《对外贸易第三次报告书》，1821 年（第 6 卷）。

③ 即马来海岸外的槟榔屿。

① 正如 1821 年《对外贸易第二次报告书》中的建议。

② 《第三次报告书》，第 3 页和本书第 597 页。

③ 我国旧档称之为公班衙大班。——译者

报称，有三、四千匹英国大呢已经由悬挂美国旗的船只从英国直接运到；有些英国货甚至经由俄国和恰克图从陆路运入中国。1821 年的对外贸易委员会未能下太大的决心来攻击这种破格办法——虽则也讨论了对私人企业开放广州贸易但仍保留公司茶叶垄断权的可能性——一种尴尬的办法。但委员会最后的结论是，不能不把整个中国贸易的垄断权保留到 1813 年特许状期满时为止。它是财产权，国家保证的财产权，不可稍有触犯。这项理由是无懈可击的；所以茶叶昂贵如故，供应中国市场的大呢和毛哗叽，要么由公司装运，要么作为它的船长和船员的“特权贸易”的一部分，要么由美国船装运， 要么就完全不运。“关于哈得孙海湾的领土，”贸易部统计家波特尔在四十年代写道，“所了解的情况是如此之少，以致它的面积究有多大都举不出数字⋯⋯。它的唯一用途就是作为哈得孙海湾公司的猎场，靠它来供应世界市场名贵的皮毛。”①他认为，要对它作一番叙述，是足够一位地理学家去作的，但却不是他这样一位研究政治经济关系方面“国家的进步”的学者分内之事。二十年前，类似的人则更加漠不关心。诚然，在那个时候，公司正靠它的皮毛而大获其利。它的二十万镑资本的市场价值已远在四十万镑以上；

②但是无论皮毛的进口或者为交换皮毛的贸易品的出口，都不是联合王国海

外商业的一个真正重要部分；根据英王查理二世的赐予而握有垄断权的那二十万镑股份的所有人，对于“绵亘于北纬四十九度[在伍兹湖以西，加拿大领地和美国之间的现行边界]和七十度之间，并自拉布拉多的查理斯角⋯⋯ 直到落基山和麦肯齐河口，”③这片广袤而又陌生的地带的未来，也是模糊不清的。

其它少数古老的贸易公司有的还勉强维持，有的则已于最近放弃了那块有名无实的招牌。后来通称为汉堡公司的那个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自从1806 年马歇尔·摩尔铁尔没收它在格罗宁根斯特拉斯的商号和在汉堡的所有英国商货以来，一直没有恢复旧观。①所有公司之中最早的莫斯科威公司或俄国公司在将近六十年之后，仍然主张有对贸易征税的一定权力：一个长老会的商人也还坚持它有权决定以其所得价款在莫斯科建立一英国国教机关。②英国大宗物产商人，在羊毛出口的业务经过一又四分之三世纪的不合

① 波特尔，前引书，第 797 页。

② 英格利希：《股份公司的全貌》（English，H.，“A CompleteViewof…JointStock Companies”）（1827

年），第 41 页。

③ 波特尔，前引书，第 797 页。

① 它在汉堡稍稍享有 imperium in imperio（帝国内之帝国）的地位，这种地位经过长期交涉之后，在 1833 年方始放弃。希寄格拉斯：《商人冒险家公司和汉堡英国教区》（Hitzigrath，“Die Kompanie der Merchants Adventurers und die engl-ischen Kirchengemeinde in Hamburg”）（1904 年版），和巴什：《汉堡史》（Baasch， “Geschichte Hamburgs”，1814—1918）（1924 年版），第 25 页。

② 参阅《关于俄国公司所征捐税及公司收支详情通讯汇编》（“Correspondence-respecting dues levied by the

法而又再度成为合法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再对于他们的这项主要的古老业务发生兴趣了；但他们似乎仍然坐享其成。③直到 1807 年，南海公司在名义上仍享有它的绝对贸易权，当时还对于从所谓“南海公司范围”输入的某些货物抽收一种捐税；以便筹措一笔保证金来赔偿股东所受的这种莫须有的损失。④在 1821 年，东方公司，即土耳其商人（Turkey Merchants）已经放弃了他们的特许状，“作为对于英国因以著名的那种商业上的扩张和自由精神的一个贡献”；在此后数年中，国家便开始接管商人为监督贸易而维持的诸如驻士麦拿领事馆之类的那些机构，连同它的领事、副领事、“注销员”、领馆牧师、外科医生、翻译员、学员和卫士。⑤但是这些公司都不过是徒具虚名而已，事实上只有早期的莫斯科威公司以及南海公司曾经以公司的资格进行过贸易，或者打算进行贸易。余者则只不过规定它们成员的私人贸易和维护它们的垄断权以防外界人士或违禁营业者的侵犯而已。二十年代的英国商业界对于这些公司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尽过丝毫力量。

一种微妙的、尝试性的和易滋流弊的信用机构已经——毫无计划地—— 建立了起来，并且正逐年加以改正——除自利心那种看不见的力量外，不受任何监督——以促进私人行号的海外贸易。凡是市场掌握在资金充足的强大公司手里的地方，贸易“资金周转”问题就简单；但只有中国市场和北纬四十度以外的美洲市场是这样的市场。有些市场在金融方面有充分配备。美洲和欧洲大陆各有自己的银行、银号和金融行号、并有几乎完全从商品贸易走上票据贸易的商人和经纪人、以及专为英国行号设立的证券交易所和往来号；虽则 1789—1815 年的大改革已经把这类微妙机构中的某一些损害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它或许不再有效，或可能不那样有效，正如奥格斯堡的富格斯时代曾经有过的情形的那样。① 但是在英国进行贸易的市场上有很多根本就没有任何银行制度，而且在某些市场上甚至连英国商人或制造家可以接触的正规进口商都没有。②资金的周转须英国商人和他们赖以济缓急的那些人自行设法。在出口商之中——尤其是在 1816 和 1825 年的商业危机以后—

—旧的“冒险”制度已经多少放弃了，所谓冒险制度，即出口商把货物无条件地买去，装上自置或雇用的船只，而自行担负推销货物的全部风险。商人

Russia Company，with particulars relating tothe Company’s Income and Expenditure” ）（1864 年）。档案，第

58 集，第 56 卷，第 3 号。

③ 例如在南安普敦就有一些“本国大宗物产”的遗迹。格罗斯：《行会商人》（Gr-oss，C.，“The Gild Merchant”），第 1 卷，第 145 页及以下。

④ 《政治经济学辞典》，“南海公司”条。

⑤ 坦珀利博士曾以若干件有关这类移交的珍贵往来函件见示，并蒙惠允加以引证。

① 关于十六世纪的货币市场和贸易周转金的供应，参阅威尔逊：《高利贷论》（Wilson’s“ Discourse on Usury”），托尼序。

② 参阅拉潘特在 1833 年商业和工业委员会的作证，询问案第 2148 号及以下。

也可能不是无条件地买进，而对于亟想找市场的制造商所委托给他或他的海外代理人寄售的货物，支付一定百分比的垫款，以减少自己的风险。据说在1830 年左右这种制度在格拉斯哥和对印度各地区的棉货贸易方面已经变得特别风行，并且已经给比较小的制造商以具有危险性的诱惑。①这却不是曼彻斯特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所有制造商之中最雄厚和最著名的几家—— 博耳顿·瓦特公司、戴尔·欧文公司、韦季伍德公司、或戈特公司——已经更前进了一步而自行担负推销的风险，其所以比较有恃无恐，无疑是因为这类行号，特别是经营新兴纺织品贸易的行号，往往是经商出身的。戴尔在投资于纺纱工厂以前是一个商人，戈特亦复如此，他和另一些像他一样的人被约克郡的“纯粹”制造商斥为危险的骑墙派，脚踩两只船的人，一句话，“商人制造家。”

但是，就整个英国贸易以及在大多数工业中仍系小规模经营的那种平均制造商而言，若说对生产货物预付垫款是正常的制度，并不为过当。在 1823 年就可以是这样说，②而且这种办法并没有很快地消灭。在贸易不振的时候， 它变得尤其重要。③小制造商——以铁器行为例——只要能进行生产并能从替他销货的地方代理商那里取得了一定百分比的垫款，就继续进行生产。除地方代理商外，还可能有一个伦敦代理商为那个地方代理商做同样的工作， 而那个伦敦代理商又仰赖于把货物运往国外发售的一个资力雄厚的商家给以财政支援。整个这一系列经手人都要等待最终的销售来调整按百分比的垫款和议定价格之间的差额。比较大的、资力雄厚的制造商宁愿承做订货，企业单位愈大，承做的订货也愈多。在 1835 年，安德鲁·尤尔甚至于这样写道：“过去总有大量制造品，留在手头待销；今则不然；制造商承接订货； 而且订货似乎完全把他们的手占住了。”①但尤尔是仅就大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就纺织厂来说的；而在他最后一语中的“似乎”一词表明他甚至于仅就这一方面来说也并无太大把握。然而，无疑，他所指出的那个方向乃是大势所趋，1824—1825 年的超资本贸易已经使得稍有眼光并能以在订货少的时候经得起减产或停产的制造商成为惊弓之鸟，而作防患未然之计了。

① 《手织机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1834 年，询问案第 100 号。

② 见《代理人和代理商法审查委员会报告书》（“S.C.on the Law of Agentsand Factors”），1823 年（第 4 卷，第 265 号）。这项报告书导致了 1824 年条例（乔治四世，第 4 年，第 18 章），该条例准受托人比照垫款数额享有对货物的留置权，而这项权利是他们过去在法律上所没有得到的。委员会之所以这样作是起因于法庭上久已予以忽视而最近又复实施的一项旧法律规走，依据该项规定，凡代理商越出货主授权的范围，即须自行负责，而且如有越权行为，则凡与该代理商交往的善意第三者的权利，也同受影响。这种及于第三者的效力据说是以未提出任何正式报告的 1742 年派特逊控诉塔什那桩神秘案件为依据的。为说明何以这项旧规定“与目前营业不相适应，”委员会对营业方法作了一番详尽的叙述。

③ 《1823 年报告书》，第 12—13 页。

① 《制造业哲学》，第 430 页。

对货物预付垫款在出口贸易方面尽管是那样重要，却从来不是它的根本重要方面。而最需要资金周转的，却是从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英国的地方装运粮食和原料。

“我国商业的绝大部分，”1823 年委员会报告说，②“在一定期间⋯⋯ 以及在很多场合下是靠预付垫款的帮助的，首先是外国运商或受托人付给外国货主[指农场主或种植园主而言]的垫款，继而是受托人[在英国的]付给委托人的垫款⋯⋯然后是某资本家对于待善价而沽的代理商[即并非合法货主的英国受托人]的垫款。”

这种制度在转口贸易方面尤其风行。“世界各地的商人和种植园主”把他们的咖啡、蔗糖和谷物寄售于伦敦，“并立即照预期的价值开给[票据]。”

③很多这样寄售的产品在英国是销不掉的——诸如关税太高以致同牙买加的

寄售货绝对无法竞争的古巴糖或巴西咖啡，或由于价格关系而不能进入英国市场的存栈寄售的谷物。受托人的职责就是要随机应变，来无论在英国市场或其它市场上适当地处理寄售货物。这样寄售于伦敦的一批批谷物，在一旦谷物法许可时，或者像 1825—1826 年的情形那样，在法律许可之前，政府决定先以枢密院令予以放宽时，立即构成为一项可取给的经常储备。①

寄售货物销售的极其缓慢，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伦敦受托人——产品经纪人或商人——提供的信用之长，尤其是东印度贸易的特色。受托人“常常保持货物达数月以至数年之久，”然后才最后售出。②“我们的大多数印度商家都是很殷实的”，对于寄售货物随便预付垫款，虽则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货主是谁”，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可能并非最终所有主的委托人打交道的。风险相当大，而很多以殷实著名但管理不善的商家因滥付订金而使风险倍增。他们对于已经生产的商品、行将生产的商品、以至可指望生产商品的食糖和蓝靛地产都预付垫款。重大的流弊在二十年代是看不出的，但是当 1847 年的危险把很多重要的东印度行号拖垮时，那些表明制度中固有危险的陈年积弊就一总暴露出来了。

“在毛里求斯贸易和其它那一类贸易中，”一位证人解释说，“经纪人向来习惯于⋯⋯不但在货物运到以后凭货物预付垫款，这是完全合法的，以及凭提货单预付垫款，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的[一种正常办法，照二十年代的说法]，而且，除此之外，他们还做过完全不合法的事；他们在装船以前，且有时在制造以前就对产品预付垫款。”⋯⋯“我曾经在加尔各答买进汇票⋯⋯汇票的价款则带往毛里求斯去帮助食糖的种植；把汇票带至英国，其中约有一半是拒绝支付的；因为在装运食糖前来时，并未保留作支付

② 《报告书》，第 7 页。

③ 同上书，第 11 页。

① 本书第 302 页。

② 《报告书》，第 15 页。

这些汇票之用，而早已抵押出去⋯⋯用以支付它在装运以前、实则差不多在制炼以前先已担负的债务”。局面非常尴尬。①

这种对来自无法控制的来源的货物预付垫款制度的风险，在二十年代时是人所共知的，这一点从 1823 年的调查人员对东、西印度贸易之间所作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后一项贸易中风险比较少，他们这样指出，因为多数种植园是抵押给英国商人的。在伦敦、布里斯托尔或利物浦，对于他们的情况多少总知道些，并且预付垫款的受托人能以确知他所交接的究竟是合法货主，即能以抵押货物“来支付先已负担的债务”的那个人，还是从法律观点上看只不过是和他自己一样一个“代理人或代理商”那种委托人。但是，调查人员补充说，很多咖啡和其它产品是照例来自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这两个地方的未抵押过的地产上的，凭这种地产而预付的垫款也是照例或多或少地带点盲目性。

所冒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开放不久的国家新近进行的贸易在所难免的风险。这种风险以西印度群岛为最少，因为贸易是旧有的，贸易条件比较稳定，对于“各关系方面的情况”也比较容易了解。在西班牙贸易垄断权新近才随着缔造新共和国的革命而消逝的南美各地，则风险最大。作为独立商人的贸易的东印度贸易，也比较年轻，并且也还没有完全开放：新贸易部门还在成长中。在每一种贸易上——无论进口或出口——对寄售货物预付垫款的制度，在以合理的谨慎态度管理之下所带来的风险，终归比试销制度的风险要少些。当然，这两种制度是相辅而行的。往往同一个人既是商人又是代理商或代理人。①有些货物他直接了当地买进、进口、并且一直保留到能以卖出时为止；对于另一些委托他出售的货物，他在售出以前就签出了高达可能市价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承兑票据作为预付垫款。转过来，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用他自己的货物或委托他出售的货物为担保，从银行家和其他资本家那里取得垫款。

这种对寄售货物预付垫款的办法并不仅以热带和亚热带贸易为限，虽则在这两种贸易上是最最重要的，如果贸易还要继续进行的话。例如，意大利蚕丝就是由伦敦经纪人代委托人出售的。英国的蚕丝贩卖商和制造商可以得到那样长期的信用——总是有顺着供应连锁一手转一手的长期信贷，如果最后消费者是一个时髦人物的话——致使售货人往往有六个月或十二个月得不到现款。在这期间，他已经凭意大利委托人所开的票据而先已作了记帐预付，而委托人自己也曾经对本人很可能就是内地蚕农的最终所有主预付了垫款。②西班牙和德国羊毛以及美洲棉花的情形亦复如此，虽则不至于耽搁到

① 伊凡斯：《1847—1848 年的商业危机》（Evans，D.M.，“The CommercialCrisis of 1847—1848”），第81 页，引用了国会对危机的调查。

① 《报告书》，第 4 页。

② 同上书，第 6 页。

这样荒谬的程度，而且最终所有主多半是殷实的人——萨克森或西里西亚的绅士和卡罗利纳的种植园主。③棉花进口商——这种业务现集中于利物浦—

—几乎总是兼商人职能和美洲运商的代理商职能于一身的。在进口商的背后有经纪人，也就是——自从大约战争结束时起——曾经替利物浦内地大纺织公司代购所用大部分棉花的那一类人。到 1815 年为止一直发挥着重要职能的曼彻斯特棉布商和他在其它制造业城市中的同行，正逐渐被淘汰。如眼光远大，他们自己就变成为经纪人。缔和时，这类人在曼彻斯特还有一百多个， 只是铁路给了他们一个一蹶不振的打击；但是从 1815 到 1830 年，他们就已经一步步地削弱了。供求的知识渐渐集中于德林克华特·拉思博恩和霍耳茨在十八世纪创立的那个经纪人阶层，财势也随以俱归。有些经纪人买进；有些卖出；有些既买又卖。进口商在进行售货时照例从他们那里得到垫款，虽则和蚕丝贸易的支付期限或旧曼彻斯特棉货商贩的支付期限比较起来，利物浦的期限是很短的。他们是十天的信用和三个月的期票。兰开郡使商业机器加快起来了。①

委托售货和受托人预付垫款办法无论在对国外或国内的谷物、种籽、干酪和粮食贸易方面，都很通行，而以在英爱贸易方面尤为突出，尤为重要。

②据说这种办法对于经济困难的爱尔兰生产者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这话诚然

不错。在这方面的信用通常期限也不像在某些贸易上那样长；但是委托人既是那样亟需现款，以致受托人——主要是伦敦谷物产品经纪人——在他们自己能以售出货物收进现款以前须经常进行垫付。他们正像食糖和咖啡经纪人那些同行一样，履行着资本家的那种负有风险的正当职能。

这类的公司乃是委托售货和预付垫款制度以其善意为依存的那个最终资本家集团的主要成员，也就是 1823 年的调查人员称之为“银行家、谷物代理商和经纪人”所组成的那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惯于给商人以垫款”的正是他们。③ 因为资助谷物进口的周转具有突出的全国重要性，所以不妨以谷物代理商为例。他们的同行，即“以他们大抵所经营的货物而著名的”那些产品经纪人和票据经纪人，在他们——就坎贝尔的材料而言——仍不过是名符其实的经纪人的坎贝尔时代，就是一个重要人物和庞大信用集团了。“他们的业务是为商人进行交易；趸买货物；和收取汇票，为此他〔？他们〕从中抽取一笔称作佣金的酬报。”①在 1830 年这种纯粹的佣金仍广泛通行，但

③ 同上书，第 7 页。

① 《报告书》，第 14—15 页。埃利森：《棉花贸易》（Ellis，“The Cotton Trade”），第 165 页及以下。丹尼尔斯：《一个曼彻斯特棉纺公司的早期记录》（Daniels，G.W.，“Early Records of a Manchester Cotton Spinning Firm”），《经济季刊》，1915 年 6 月号，第 179—180 页。

② 《报告书》，第 12 页。

③ 同上书，第 10 页。

① 《伦敦行名录》（1747—1757 年），第 296 页。

是在这期间——在委托售货制度的大力帮助下——从经纪人当中已经涌现出很多实力最雄厚的英国商业公司，也就是与其说靠佣金为生，毋宁说靠自己所积累的财富和个人信誉的正当运用为生的真正资本家。一个成功的票据经纪人也差不多同样地不再仅仅为商人于必要时设法获致汇票了；他靠了自己的资本，已渐渐成为具有十九世纪中叶票据经纪人基本条件的人物——即广泛经营国内外票据而自负盈亏的票据商。在 1820—1823 年，伦敦最大的“票据经纪人和货币代理人”理查逊·欧威兰公司的托马斯·理查逊“每年约有二千万的”营业额，“有时还不止此数”。② 除经纪人外，还有真正的商人，这些商人在业务发达之后，就越来越不“从事于冒险”，转而利用他们对人和市场的知识来资助别人的冒险事业了。③

正如国内贸易方面的银行家可能仍然是商人，同样对外贸易方面的经纪人、商人和银行家也不完全是各不相同的类型。产品经纪人在独立进行冒险事业时，往往从事于商业活动，在给顾客以信用贷款时，则从事于银行活动。从票据经纪人一跃而成为欧威兰·葛尼公司的那位理查逊·欧威兰公司的合伙人塞缪尔·葛尼，在 1833 年的一个国会委员会中自称为“票据经纪人兼银行家”：① 公众则称他为“银行家之银行家”。一个资本家产品经纪人， 如果所经营的产品刚巧是国内外都有出产的，自不会把自己的营业或信贷仅局限于无论国内或国外贸易一方面，正如一个票据经纪人在票据已经是国内贸易上的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时，不会自行局限于仅仅国外贸易方面的票据一样。交通的迟缓给予伦敦和僻远各郡之间的产品贸易以类似对外贸易的性质。巨额的爱尔兰产品贸易基本上是对外性质的，因为它是在经济类型大相悬殊、地理环境各异的地方之间进行的，而且这两个地方直到 1825 年还能以对这两地之间的往来贸易抽收关税。一个纯粹的银行家，纵使定居在一个有对外贸易关系的城市里，也并不仅限于给某一类商人以垫款。②但是已经有一小批行号渐渐以某一种资助对外贸易的特殊方法为专业了。它们把自己的名字借给进口商使用，并承兑凭海外寄售货物所开立的汇票，从而使汇票在市场上容易出售得多，更由于它们对各有关方面的了解，而给予整个贸易过程以便利和保障。1833 年，这个阶层的一个代表人物曾和葛尼一同作证。

③提默锡·威金——这就是他的倔强的名字——过去曾经是曼彻斯特的进口

商。问以目前职业时，他说他是一个对外银行家。问以工作时，他说是“承兑开往国外的票据”和“接受开自世界各地的汇票”。这是一个有了充分发

② 《报告书》，第 79 页；它们大部分是以货物为担保的产品经纪人的汇票。[金：《伦敦贴现市场史》（King，

W.T.C.“ History of the London Discount Market”）（1936 年版），第 25—26 页。]

③ 自十六世纪以来，英格兰就一直有这一类人。托尼：前引书，第 66 页。

① 《商业和工业审查委员会》（“S.C.on Commerce and Industry”）。

② 关于一般银行业，参阅本书第 7 章。

③ 《商业和工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930 号及以下。

展和专业化的承兑行号，也就是很多年后华尔特·白哲特称之为伦巴街组成分子之一的商人银行家。威金是一个并非不愿描述他的工作的生手。从事于这种工作的肯定还有一些资格更老、实力更雄厚、而且更加守口如瓶的行号。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