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人口的增长，是没有妄逞臆说的余地的。但是稍微超过中年岁数的人，总能记得在知识分子当中曾经把人口究竟是否增长看作是一个大有讨论余地的问题的那个年代。从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版发行到第五版问世的仅仅十九年之间（1798—1817），靠了人口调查的方法， 已经终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口不仅仅在增长，而且增长得非常迅速。迟至 1780—1790 年那十年，对于人口真正有无增长所表示的大胆怀疑，固然是不合理的，但在当时还不能证明是荒谬的。① 而且，应该补充一句，在拿破仑战争以前，人口的增长却也并不很快。相信人口增长，在过去是颇需一些信心的。大约 1750 年，戴维德·休姆曾经被迫以他的全部学识和稳健的怀疑论来支持这样一个论点：“若说世界人口在古代比在现代还多，似乎是举不出任何正当理由的，”②从一个更伟大时代相沿而来的人口减退的传说是这样的牢不可破。在他那个时代，人人都希望看到人口增长，可是肯定人口是在增长的却寥寥无几。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调查进行之后（1811

—1821 年），尽管有像当时那样的战祸、那样空前迅速的社会变革、那样罕见的连年歉收和那样失策的赈济办法偕以俱来，生命的洪流却已经使“人口过多”一词家喻户晓了。不列颠的人口已经从 1751 年休姆执笔时的大概七

百二十五万和 1781 年的可能九百二十五万，增加到 1801 年的一千零九十四万三千，1811 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万七千，和 1821 年的一千四百三十九万二千的估计数字。1831 年的调查数字将是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九千。①至于爱尔兰，人口调查已经在 1812 年初次奉准举办。当时有资格的统计家纷纷讨

论爱尔兰现存人口是否有四百万或四百五十万之数。②当 1821 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终于揭晓为六百八十万零三千时，他们无知的程度可以概见：1831 年的人口调查则又多出将近一百万人。

同普遍所持的意见相反，使马尔萨斯及其同代人对人口过多的原因和救治办法大发议论的这个生命的洪流，与其说是由于种种伟大发明和按食口多

① 主张人口减退说的蒲赖斯的《应得的报酬》（Price’s“ ReversionaryPay-ments” ），第四版于 1783 年间问世。《联合王国当前人口的不稳定性》（“TheUncer-taintyofthePresentPopulationoftheKingdom”）（1781 年版）的无名氏著者，在赅述了蒲赖斯、艾登、韦尔斯和豪利特的争论之后，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作定论。参阅冈纳：《十八世纪中英国的人口》（Gonner，“ThePopulationofEngland in theEigh-teenthCentury”）， 载《统计学报》（“Stat. Journal”），第 76 卷，第 261 页（1913 年）。

② 《古代国家人口稠密论》（OfthePopulousnessof AncientNations”）（1752 年版）《论文集》（“Essays”）

（1779 年版），第 1 卷，第 436 页。

① 关于十八世纪的数字，参阅冈纳，前引书；早期的人口调查数字自然是受到详细批判的。

② 科胡恩：《英帝国财富力量及资源论》（Colquhoun，“A TreatiseontheWealth， PowerandResourcesoftheBritishEmpire”）（1815 年第 2 版），第 10 页，指 1811 年而言。

寡而增减家庭收入的斯宾安兰政策开始实施以来漫无节制的生育所致，远不如说是由于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生命的保全所造成。③在反对济贫法运动时， 马尔萨斯痛心疾首地谈到“由补助金赡养的〔英格兰〕人口。”④历来响应他这种痛心疾首的呼吁的许许多多人，至少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当时并没有补助金办法的苏格兰方面的非常近似的增长率，以及根本没有济贫法的爱尔兰方面的甚至更大的增长率。有人认为棉纺织工业，因其对女工和童工的需求，是选举改革法以前四、五十年间城市“人口大量激增的主要原因。”① 但是，不列颠棉纺织厂的人口，甚至在 1830 年，也不过是大约总人口的八

十分之一。②据 1841 年人口调查员的记载，“在想必拥有大量青年人口的大制造厂所在地兰开郡，年龄十五至二十岁的人口⋯⋯简直和杭廷顿不相上下。”③

若说工业革命，连同偕以俱来的农业和运输方面的变革，已经使迅速增加的英格兰人口有了不须靠茅棚马铃薯的生活水平就能以维持生活的可能性，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事情发生的先后不应有所曲解。在 1740 年以后，在发明还没有造成真正工业革命的那个享受日益提高、医学日益昌明的时代中，也就是截至 1790 年初次把蒸汽应用到棉纺织方面的那个时代中， 死亡率首先有了下降。在这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毛出生率——即每千人的出生数，不是相当稳定，就是，像某些统计学家所要论证的那样，稍有提高。至于说无论在 1790 年以前或以后“出生数到处都有飞速的增长，”云云，④如以“出生数”作出生率解的话，那是没有统计根据的一种说法；如果意思是说成年人越多儿童就越多，无疑那是完全正确的。

在 1790 年以后，死亡率继续不断地迅速下降，一直到 1811—1820 年为止。虽然证据证明，此后十年间稍有上升，但始终没有再接近于十八世纪中叶的水平。果真在这个时代，也就是在斯宾安兰时代，出生率多少有点上升的话，像不注意数量的历史家所常常设想的那样，那么“人口的排山倒海而来”就的确会是在所不免了。生命的保全已经变得那样有效，以致事实上并非没有类似的人口排山倒海而来的现象；虽然从证据看来，在 1811—1830

年之间毛出生率不但没有从 1791—1810 年所达到的水平上升，反而略有下

③ 参阅本书第 162 页及以下。

④ 《人口论》（“Essayon…Population.”）（1826 年版），第 2 卷，第 109 页。

① 哈蒙德夫妇：《城镇工人，1760—1832 年》（Hammond，J.L.and B.，“The TownLabourer，1760—1832”）

（1917 年版），第 15 页；没有利用任何统计上的证据。

② 总人口，1831 年，一千六百五十三万九千：棉纺厂人口，1831 年大约不超过二十万。参阅本书第 103

页。

③ 1843 年，第 22 卷，第 18 页。

④ 韦伯夫妇：《英国地方政府》（1922 年版），第 4 卷，第 405 页。

降。①天花的克服、通过沟渠疏浚而对疟疾的釜底抽薪，成为一种乡土病的坏血症的根除，使婴儿和产妇的死亡趋于减少的产科术的改良，以及医院、药房和医科学校的普遍设立，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生命的保全。在十八世纪中，绅士们已经变得清洁了——在十七世纪时，国王们会不沐浴，正如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或那瓦的亨利王，自己都承认会“闻上去有狐臭的。”② 现在廉价的布衬衫和清洁的习惯已经慢慢由上而下普及于整个社会，结果是有益健康 的。伦敦的污水池会像蜂窠一样多，城市里的墓地鳞次栉比；但是生为一个伦敦人比生为一个巴黎人还要好些，生为一个 1820 年的伦敦人

比生为一个 1760 年的伦敦人也要好些，生为一个普通的英国人比一个普通的法国公民，或者一个二十年代时几乎完全农村型的普鲁士的公民更要好得多，如果生活的好坏可以用一个公算标准来衡量的话。③

对于上述一切，马尔萨斯牧师想来会这样答复：“纵使人口不是因补助金而增加起来的，医学和慈善事业既已使积极的抑制失去效用，那么预防的抑制也就更加必要了。任凭出生率下降得再迅速些：但我很怕未必如此。”在爱尔兰方面，积极的抑制似乎也一时失去了力量。关于十八世纪和十

九世纪初期的爱尔兰重要统计数字，现已湮没不存，所以谈到爱尔兰的一切，只能是揣测之词。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设想，在 1800 年以前，医学知识的昌明或清洁卫生的改善曾经为爱尔兰保全了多少生命；虽然在都柏林方面曾经有过一些成就。在 1750 和 1812 年之间人口的增长无疑是迅速的， 虽则无法准确计算，但成为这种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的，看上去并不是常常举出的任何想入非非的特殊原因——诸如，就目前所知的而论，爱尔兰人的早婚和漫无节制的生育——而是灾荒的间歇。1727 年的灾荒是可怕的，而1739—1741 年的死亡年则尤为可怕：此后虽有周期性的歉收和地方性的灾

荒，“但是历经这一世纪的其余各年却没有发生过接近于 1741 年的那种灾

荒。”①1817 和 1822 年的灾荒也不能同 1739—1741 年或 1846—1847 年的那

几次相提并论。虽然在 1822 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和饥饿虚弱症，②爱

① 十八世纪的一切重要统计在计算上都有一定的错误。这里采用的是布朗利博士的数字，见《公共卫生》

（“PublicHealth”），1916 年 6—7 号。另参阅格里菲思：《马尔萨斯时代的人口问题》（Griffith， G.T.“ PopulationproblemsoftheAgeofMalthus”）（1926 年版）和布埃尔：《工业革命初期的卫生、财富和人口》（Buer，MC.，“Health，Wealth and Population in the Early Years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1926 年版）。

② 并非所有十八世纪的国王都沐浴：腓特烈大帝就不。

① 欧勃莱恩：《十八世纪爱尔兰经济史》（O’Brien ，G.，“TheEconomic His-toryofIre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15 年版），第 105 页。但 1800—1801 年是一个大荒年。参阅吉尔：《爱尔兰麻纺织工业的

兴起》（1925 年版），第 341 页，以及所引证的出处。格里菲思，前引书，第 3 章，并没有讨论到灾荒的间断。

② 洛克-兰普森：《十九世纪爱尔兰国的研究》（Locker-Lampson，G.，“A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te of Ireland

尔兰的人口在 1821 和 1831 年之间却增加了将近一百万——如果早期的人口调查数字是可靠的话。若说伦敦贫民窟中毫无把握的救济金和兰开郡棉纺织厂中的最后就业同这一百万爱尔兰的出生有过多大关系，那是难以设想的。他们就是这样诞生下来了；而且如果全都留在爱尔兰的话，就有活不下去的危险。①

所以，二十年代的爱尔兰人是抱着比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更加明确的久居不去的存心而移往英格兰的贫民窟和工厂的。不列颠城镇中的小爱尔兰殖民区由来已久，圣季尔斯区的那一处可以远溯到十七世纪初叶。伦敦爱尔兰人的数目和社会重要性在整个十八世纪中一直是与日俱增。“爱尔兰人大有助于把首都填满，”一位人口学家在 1757 年这样写道。②这些殖民区的人口来源似乎主要是为首都区建筑业以及干草和小麦收割作季节性工作渡海而来的工人——至少从十八世纪初叶以来就是如此。③在 1800 年以前泥水匠、脚夫、挑煤夫、轿夫这类的人往往是爱尔兰人。在那个时候，“低级”农业工人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在哈尔弗德郡的很多地区以及其它各地，”贝尔在 1804 年写道，④“曾经有，并且现在仍有一种承包人或低级经纪人，专以替农场主介绍爱尔兰工人为业。他们总是⋯⋯以无可再低的价钱雇来可怜的工人，而把这个价钱和农场主付给他们工人的工资之间的差额收进自己的荷包。”从 1828 年的一个国会委员会所提出的证据中可以看出，同农场主的讲价原是由一个帮伙的工头进行的，成功的工头往往久而久之就变成为职业经纪人或帮头。①来自显然爱尔兰人很多的哈尔弗德郡——因为那里靠近作为集散中心的伦敦——的一位证人在 1826 年说：甚至当他们为干草和小麦的收割来得还嫌太早，而“有大约一个星期或十天的工夫要几乎挨着饿在乡间”闲荡的时候，他们也不但是最有用，而且是“最值得效法的。”②在哈尔弗德郡的外面，正如不难料到的那样，很多人被雇佣在米多塞克斯的大干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7 年版），第 182 页。

① 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Carr-Saunders,A. M.,“ Thepopulationpro- blem” ）（1922 年版），第 308 页， 把全部人口的增长说成是“不过技术提高的反应。”这固然要看“反应”一词究作何解释而定，但是我却看不出如何能用这个公式来概括爱尔兰，除非意思是说，英格兰方面的技术如果不曾提高，爱尔兰人早就会在爱尔兰饥饿而死了。

② 布林顿的话，转引自欧勃莱恩，前引书，第 111 页。关于十八世纪时伦敦爱尔兰人的一般叙述，参阅第

113 页及以下。

③ 欧勃莱恩，前引书，第 98 页。

④ 转引自欧勃莱恩书，第 98 页。

① 《爱尔兰和苏格兰游民法审查委员会》（“SelectCommitteeontheLawsrelatingtoIrishandScotishVagrants”）

（1828 年，第 4 卷，第 201 号），第 9 页。

② 《移民审查委员会》（“S.C.onEmmigration”），（1826—1827 年，第 5 卷），询问案第 1200 号。

草坪上，伦敦的牛栏和马厩就是靠那里来供应的。③在艾塞克斯，据稍晚一点的报告说，他们构成为农业劳动力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当时（1833 年时） 据说兰开郡田间的爱尔兰人“并不很多，”利物浦既是主要进口港，这种情况初看起来不免令人诧异，但是鉴于兰开郡田庄都平均规模较小以及在收割时期有临时工或纺工的充分劳动力的供应，这也就不难予以解释了。④在南部，有些爱尔兰人远至苏塞克斯郡，那里，正如一位证人在 1826 年时所说， “在收割时期我们有一次不妨说是野蛮人的大入寇⋯⋯但并非单单是爱尔兰人。”⑤爱尔兰人的流动距伦敦愈远则愈稀疏，但流动的幅度却很广。在北部，他们在 1831 年就已经迈进到林肯郡；但是“本地工人成大批地聚集起来把他赶走。”⑥在苏格兰，真正农业工人在二十年代时往往不跨过西南各郡：“他们一般都逗留在威格顿和埃尔郡。”①到 1833 年，据说作为临时农业工人的爱尔兰人已经“几乎把高原人驱逐出这个低地市场；”②所谓低地市场无疑是包括东部低地在内的；但是单单一位证人对于这样辽阔的一个地区所作的陈述，自是无法深究其详的。

这些临时性移民很容易地从农业本身转移到其它非技术性的乡村工作上去。他们在南苏格兰圈围旷地和疏浚沼泽的工作上是至可宝贵的。“他们几乎专门被雇来挖沟、开渠和搬运石块”；在这类工作上他们已渐渐把苏格兰人排挤掉，据麦卡洛克在 1824 年这样说。他又补充道，大抵说来他们的态度都很好。③在英格兰本土各郡，他们扩大了正在马卡丹和特耳福德指挥下顺着各主要公路铺修路面以至修筑路基的那支劳动大军。④

只要爱尔兰人还逗留在乡村区域，他们在不列颠长期落户的机会就不大。每个教区的贫民监理员都往往感到本区的人口太多，必然要把他们递送出境的，尤其是因为真正找工作的人同惯常的无业游民和乞丐搅混在一起而更不得不然。真正找工作的人都有农民所特具的那种自尊心，正如熟知他们的人所证实的那样，把拿着济贫法通行证旅行当作一种耻辱，尽管那意味着乘车旅行；所以他们都是毅然决然地从康瑙特步行至海，再从利物浦步行到伦敦的。⑤游民和乞丐是已经疲于奔命的英国济贫法当局的一个额外的、最令人头痛的负担，而不能不把他们节节往原籍递送。“若只把他们送到往爱

③ 《游民审查委员会》（“S.C.on Vagrants”）（1821 年，第 4 卷），第 94 页。

④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 年，第 5 卷），询问案第 1566 号（艾塞克斯），询问案第 3713 号（兰开郡）。

⑤ 《移民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1176 号。

⑥ 《济贫法报告》（“PoorLawReport”），1834 年（1834 年，第 29 卷，附录甲，第 2 编，第 140 页）。

① 《移民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2200 号。

② 《农业审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2674 号。

③ 《爱尔兰骚乱审查委员会》（“S.C.onDisturbancesinIreland”）（1825 年第 8 卷），第 824 页。

④ 《工人工资审查委员会》，1824 年，（第 6 卷，第 401 号），第 14 页。

⑤ 《爱尔兰和苏格兰游民审查委员会》，1828 年，第 9 页：爱尔兰官员斯特里克兰的作证。

尔兰去的海路，那他们早会又回来了，”一位来自海口城镇的坎伯兰济贫法官员这样抱怨说。① 内地官员把各该郡的爱尔兰人都驱逐到各该郡的边境上，有时还派一个常设“游民遣送员”承办这项工作。各郡之间因为要处理那样多并非在自己境内“产生的”游民而发生争议。在 1823—1827 年四年之间，兰开郡递送了二万多爱尔兰人和一千六百多苏格兰人还乡，而自行负担其海上费用。②

这种递送爱尔兰游民和贫民的办法是费用浩繁的，而且，就伦敦和其它爱尔兰人最集中的城镇实施的情况来说，也的确毫无成效。在 1828 年，一

个游民从伦敦到利物浦单单路费一项，就需要 4 镑 11 先令 3 便士。一张驿

车的厢座票是 4 镑 4 先令整。③米多塞克斯的游民遣送员在 1821 年曾经承认说，他们往往是“高兴乘车走多远就走多远，不愿意再往前走的时候就回转来。”④无怪在 1818 年为处理乞丐和游民而成立的伦敦乞丐救济协会在 1826

—1827 年曾经有过八千多个爱尔兰申请者了。⑤这些人完全是一贫如洗和多少带点职业性的乞丐。渐渐在城市中定居下来的那些虽无技术但是勤苦耐劳的爱尔兰人，数目却大得多。砌砖匠的短工或长工是他们上选的职业。听说他们还可以汇钱回家去缴纳康瑙特的小块马铃薯田的地租。⑥ 圣吉尔斯和白礼拜堂是他们上选的教区。⑦在生活艰难的时候，这些半落户的爱尔兰人， 虽然严格地说并没有享受济贫法帮助的资格，可是正如 1821 年所报告的情形，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在那里居住了二、三十年之久，所以也往往从伦敦当局得到临时性的救济。①在 1810 和 1830 年之间，他们由于差不多同样的情形而变成为爱丁堡人口中的一个永久因素，因为大城市总是吸引爱尔兰移民的——首先是都柏林，继而伦敦，现在则是爱丁堡了。在 1810 年左右， “所有脚夫、挑夫这类低贱工作都是由高原人做的；从那时起，”一位爱丁堡的证人在 1831 年说，“爱尔兰人已浙渐多起来，到现在，在韦斯特波特、

草市、考盖特和附近各地，这些工作已完全由他们担任了。”②在 1826 年，

① 《游民审查委员会》，1821 年，第 57 页：得自马利波特的作证。

② 《1828 年的审查委员会》（“S.C.of1828”），第 4 页。这类递送是以 1819 年条例为依据的（乔治三世， 第 59 年，第 12 章）：在这以前，爱尔兰人除非犯“游民行为”罪，是不递送出境的。

③ 同上书，第 4 页。

④ 《1821 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25 页。

⑤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三次报告，附录》，第 590 页。

⑥ 《1828 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7 页及以下：追述过去二十年情况的作证。

⑦ 《1821 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22 页。

① 《1821 年的审查委员会》，第 59 页。到 1819 年，他们已经能不冒被递送回本教区的危险而提出申请了。参阅乔治，前引书，第 125 页。

② 《守安息日审查委员会》（“S.C.on the Observance of the Sabbath”），1831 年（第 7 卷，第 253 页）， 询问案第 4143 号。

“清道夫、路灯夫等这类的人差不多全都是爱尔兰人。”③在二十五年之后， 为了把襁褓中的路易·史蒂文森逗乐，“带着灯笼和梯子”“沿街一盏盏地挂起来，”“并向他点头致晚安”的那个路灯夫利瑞，未必不是某一位奥利里的后代。④

但是吸引并且保留下大部分爱尔兰人的，却是劳动力既缺乏而淘汰不良分子的组织又复力量薄弱的那个往来方便的不列颠西部新兴工业区；虽则他们不但跨越这带地方而迈进到伦敦和爱丁堡，抑且迈进到敦提和阿伯丁了。

⑤一路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布里斯托尔那个古老的到埠港保留下来一

些。很多人受雇于南威尔士蒸蒸日上的铁工厂。① 在兰开郡，虽在田间看不到多少，但在所有大城镇和某些小城镇中却为数很多。②流入利物浦地区的人数颇为可观，而且有增无已，尤其是自 1824 年在爱尔兰和默尔西河之间建立了定期轮船交通以后。③早几年，人们虽然向来认为曼彻斯特半数以上的贫民是爱尔兰人，④可是当利物浦的一位博爱主义的证人——那位也曾经为了改善他本城中的这同一些爱尔兰人的社会条件而不辞劳瘁的反奴隶制人士——声称没有爱尔兰人“他们就发展不了”棉布业的时候，恐怕整个兰开郡商业界都是具有同感的。⑤他们正帮同把这个行业中一切部门——纺纱、手织机织布和一般劳动——的人手配备齐全。兰开郡当时的爱尔兰人人数已无确实证据可查；但是到了 1825 年一定早就以万计了，而且是有增无

已。到 1834—1835 年，据估计已将近十五万；曼彻斯特的人口料想有五分之一是爱尔兰人。⑥

至于差不多是南兰开郡工商业情况的翻版的格拉斯哥，则证据比较确凿。为早期人口调查搜集资料的苏格兰官员，对于特别有兴味的问题有附加注解的习惯，这些注解幸而经总办事处的职员转录了下来。先后在 1821 和

1831 年承办人口调查的那位家具制造工、统计家、地方历史家兼法学博士的

③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询问案第 254 号。

④ 〔利瑞，据《苏格兰人杂志》（“Scotsman”）上的一位观察家指出，是一个纯粹苏格兰人的姓名。〕

⑤ 《手织机织工请愿书审查委员会》（“S.C.on HandloomWeavers’Peti-tions” ），1834 年（第 10 卷），询问案第 3111、6042 号。

① 《农业审查委员会》，1833 年，询问案第 180 号。

②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S.C.onEmigration，SecondRe-port”），询问案第 2270 号（曼彻斯特的教督）。

③ 《爱尔兰骚乱审查委员会》，1825 年，第 691 页：詹姆斯·克罗珀的作证。

④ 《上院济贫法审查委员会》，1817 年，（1818 年，第 5 卷），第 154 页。

⑤ 詹姆斯·克罗珀的作证，前引书。

⑥ 《济贫法调查委员第一次年度报告书》（“FirstAnn.ReportofthePoorLawCommissioners”），附录11，1835 年（第 35 卷，第 295 页）。这个曼彻斯特的估计数字见惠勒：《曼彻斯特的政治、社会和商业史》（Wheeler， J.，“Manchester，itsPol-itical，SocialandCommercialHistory”）（1836 年版），第 340 页。

詹姆斯·克利兰德在前一个年份调查了那里的大约二万五千名爱尔兰人，在后一个年份中调查了二十万有奇的总人口中三万五千五百五十四名爱尔兰人。①若说邻近工业区也不下此数，该不见得是不合理的；虽则苏格兰西部各城镇对于这些客家人向不欢迎。“由于某种道德压力，”某种未予具体说明的压力，在 1827 年有一千五百一十七名爱尔兰人从培斯利用船运送出境。这项确凿数字的证人相信“格拉斯哥也有过同样的举动，而且规模还要更大些。”②在旧苏格兰教区济贫制度之下，这是合法的，是纵然有时非常野蛮但非常必要的递解政策的一部分。当 1825 年麦卡洛克那位经济学家在一个国会委员会中谈到过去十年或十五年爱尔兰移民如何使工资、而最糟的是使生活水平不断下降，以致造成无限损害时，他毫无疑问是对的，虽则未免听来刺耳。“我就不知道苏格兰西部曾遭过任何这样严重的祸害。”③

爱尔兰人比高原人能过更苦的生活，或许既能生活过得更苦而又能工作做得更多，正如这两个种族在爱丁堡“低级职业”纪录中所证明的那样。但是由于高原同爱尔兰一样，所拥有的人口不独在当前条件下的确过多，而且在任何条件下都未免过多，④所以自 1845 年以来高原人一直源源不断地流往低地。他们同爱尔兰人分担了田间的季节性工作。他们以临时工的身份涌进了格拉斯哥疫疠流行的穷街陋巷，他们因为脱离那种“污浊的，非人的和简单的”艰苦原始生活（虽则有种种传奇式的美谈）不过刚刚几代之久，也帮同压低了西南新兴工业区的生活水平。高原和低地仍然没有水乳交融，1814 年一位南苏格兰人还会以那个字眼所往往含有的轻蔑意味写过因佛内斯和阿盖耳的“土著。”①生高原人很少渗入英格兰，虽然在 1823 年和 1827 年之间从兰开郡由海路“递送”还乡的一千六百多名爱尔兰游民当中，无疑会有一些。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南来的苏格兰人一般是有知识的工匠、有经验的农场主、园艺家或地产经理人，以及寻找店址和财富的肩挑负贩， 正如一个物色更好营业所的英格兰的定居小店主、商人的学徒、或已有基础

① 《1831 年的人口调查》（1833 年，第 37 卷，第 1000 页及以下）。关于克利兰德，参阅《英国人名词典》

（“D.N.B.”）。

②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询问案第 1813—1814 号。

③ 《爱尔兰骚乱审查委员会》，第 823 页。在 1842 年，苏格兰西部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最低级的苏格兰人比爱尔兰人还不如。格拉斯哥的考恩博士向济贫法调查委员会报告说，“看上去爱尔兰人所表现的

比同阶层的苏格兰人的那种污浊可惨和嗜酒成癖的情况要好得多。”埃德温·查德韦克的《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Edwin Chadwick’s “ Report on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Population” ），第 132 页。

④ 斯凯的人口，1772 年，一万三千；1831 年，二万二千七百九十六；1845 年，二

① 辛克莱爵士：《苏格兰农业状况总报告书》，第 1 卷，第 181 页：这两郡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出租给包佃人的，他们一般只耕种三十——五十英亩，而把其余的田地分租给土著。

的工匠一样。一位所作推测一定很有分量的人在 1833 年大胆推测说，“在苏格兰培养出来的全部工匠有一半”都迁往英格兰、欧洲大陆或美洲。② 在不止一个英格兰的郡里，有国内代代不乏其人的格兰特和马科累伊。罗伯特·欧文的第一位师父、斯坦福德的布商詹姆斯·麦古福格是以两个先令和一只篮子万九千五三百；1911 年，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九。麦克劳德：《十八世 纪 的 西 部 高 原 》 （ Mac － leod ， R.C. ， “ The WesternHighlaedsinthe18thCentury”）截《史学评论》，第 19 卷，第 31 页。赫布里底群岛的人口，1750 年，四万九千四百八十五；1808—1809 年， 九万一千零四十九。《史学评论》，第 17 卷，第 85 页。在苏格兰开始谋生的。①约翰·格拉德斯通原在他父亲的苏格兰店里作店僮，直到他发现“他在这里无施展余地，”才在 1780 年左右前往利物浦。②在曼彻斯特最早的三家真正大棉纺厂当中，一家属于麦康纳尔·肯尼迪公司，一家属于乔治·亚当默莱公司③ 。但这些人却是另一种移民，同那些下等人和高原人，同那些使马尔萨斯和麦卡洛克对于他们的来临忧心忡忡的来自一个比较原始文化的移民是迥然不同的。

对于从爱尔兰和高原往不列颠王国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起平衡作用的，是从那些地方往美洲和南半球新殖民地的日见增多的移民。作为人口过多补救之策的往海外移民，在二十年代已渐风靡。在 1825 年，熟练工匠移往海外的限制已经扫除，虽然没有任何人对于过多的技术有任何怨言。对于海外移民，照调查人的说法，“这个比较还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所作的第一次国会调查④是在 1826—1827 年进行的。自 1829 至 1833 年从联合王国

向海外移民的潮流势颇汹涌。但是即使包括 1829—1830 年的高额数字在内，

从滑铁卢之役那一年起到 1830 年止每年的平均外流也不过大约二万五千

人；⑤并且我们从无意中得知，在 1822—1823 年去北美的大约三万六千名移

② 《制造业、商业和航运业状况审查委员会》（“S.C.ontheStateofManuf- actures，Commerce，and. Shipping”）， 1833 年（第 6 卷），询问案 5330 号。亨利·侯兹沃思是熟悉拉纳克和兰开郡两郡情况的。[关于整个问题， 参阅雷德福德：《英国的劳工迁徙，1800—1850 年》（Redford，A.，“Labour Migration in England ， 1800—1850”）（1926 年版）。]

① 波德摩：《罗伯特·欧文传》（Podmore，F.，“RobertOwen”），第 1 卷，第 16 页，以及本书第 281—282

页。

② 摩莱：《格拉德斯通传》（Morley，“Gladstone”），第 1 卷，第 9 页。

③ 这是 1815—1816 年间两家最大的。《制造业 童工 报告书》（“Re- porton…Children…inManufactures”），1816 年，第 374 页。

④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一次报告书》（“S.C.onEmigration， FirstReport”），第 4 页。

⑤ 《1825—1832 年联合王国往海外的移民》（“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Kingdom，1825—32”），（1833

年，第 26 卷，第 279 页）。约翰逊：《联合王国往北美的移民》（Johnson，

民之中，有将近二万一千名是爱尔兰人；在 1829—1830 年的七万七千名之中，有三万四千名是爱尔兰人，七千五百名是苏格兰人。①后者之中究竟有多少是过剩的高原小佃农，又有多少是低地的小农场主和工匠，却无案可稽。②高原人一定不在少数，因为在加拿大就已经有很多，并且因为田庄的逐一清理和安排已经进行了相当时期，所以西部高原和赫布里底群岛的人口外流一直继续不断。因此，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低地苏格兰人的外移，未显得就能为新来的爱尔兰人和少数高原人腾出足够的所谓回旋余地。纵令作到了这一点，那也毫无补于爱尔兰人在他们人数众多的地方对于工资和生活水平所发生的影响。

当代人士对于整个情况作何感想，在 1826—1827 年的移民调查档案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进行这项调查的审查委员会对于爱尔兰和高原人口过剩的作证以及爱尔兰人的流入英格兰，比之对一般不列颠臣民的移往海外要更加关心，而且也理应如此。他们在报告中③坚持认为没有一项不考虑到爱尔兰的政策或缓和剂是有丝毫裨益的。他们证实了自封的爱尔兰永久移民的“无限增加，”并且他们还邀请了马尔萨斯对英格兰生活水平所受到的威胁出席作证。他们查报了英格兰十个或十一个郡农村人口过多的事例。例如， 曾经被在作证中的一段得自肯特郡林区的陈述说，“几乎在每一个教区中，” 工人都超过了农业需要的要求，所以，一旦能把他们迁移出去一些，庐舍立刻就会被拆掉；得自梅德斯通市海德康教区的一段陈述说，该教区既发现在总共一千一百九十人中有五百五十人请领救济金，就组织了大批工人移往加拿大；组织移民的同样事例也得自其它各教区，虽然规模较小。关于苏格兰， 委员会报告说：在西北高原和群岛以外，没有一般的人口过多现象。来自那些地区的一位证人曾经告诉他们说，他如何设法把人“拉”到农村中去；另一个证人又告诉他们说，目前内地小佃农是如何稀少——“他们已经差不多都跑到海滨去了，”在那里以捕鱼和打捞海草为生；第三位证人则告诉他们说，科耳岛的麦克林如何把鲁姆岛上的居民全部移往克普—布雷顿岛。① 苏格兰其它各地所需要的，据委员会认为，是一项改良的济贫法和户籍制度，

S.C.“ EmigrationfromtheUnitedKingdomtoNorthAmerica” ）（1913 年），第 344 页。波特尔：《国家的进步》， 第 5 章。所有这些数字都不无疑问。

① 《移民审查委员会，第二次报告书》，询问案第 389 号和波特尔，前引书，第 129 页。

② 小佃农的确很多。当人口不再“因干戈、天花或其它毁灭性疾病 而减少”时，高原往外地移民就成为必要的了。《高原学会会报》（“Transac.oftheHighlandSociety”），1807 年，见亚当：《1783—1803 年高原向外移民的原因》（Adam，M.L.，-“ TheCausesoftheHighlandEmigration” ），《史学评论》，第 17 卷， 第 89 页。

③ 载《第三次报告书》（“TheThirdReport”）（1827 年 6 月），第 1—38 页。

① 《作证》，询问案第 628 号（坎贝尔议员），询问案第 706 号（休·英内斯爵士），询问案第 2907 号及以下（亚历山大·亨特尔关于鲁姆的情形）。

另外，如果还有可能的话，扭转爱尔兰人的流动方向。

对于曾经作为一须要特殊处理的问题而压在他们肩上、但始终与爱尔兰人有关的那个手织机织工过多的问题，他们是抱着应有的同情心加以处理的，据指出，在格拉斯哥及其附近可以找到的四万爱尔兰人，大多数是织工。关于爱尔兰，他们解释说如何“所有的聪明地主，现在都在致力于增加田庄的面积，”② 正如，利麦里克的教督向他清楚说明的那样；如何被夺佃的分佃农“耐心地忍受了一个季度的苦难之后而前往别的地区⋯⋯他们在那里不会找不到朋友跟他们一道⋯⋯在夜里回来报仇雪恨”；如何爱尔兰地主现在几乎一致反对分佃制，结果是田产的清理不断地进行，而泥炭地上的茅棚则纷纷出现；但又如何，正如亨利·帕纳耳爵士曾经向他们指出的那样，③ 因为爱尔兰大部分土地上的租佃权都还一时不会满期，因为在贫瘠的土地上小田庄事实上最为划算，并且因为不得不考虑到保有租赁权的佃户的反抗以及“他们所握有的威慑地主的手段”——习常的注意事项！——所以田产的清理非慢慢进行不可。

他们首先叙明了所有这些情形以及更多类似的情形，并且提出了这样一项建议，认为如果国家要组织移民和为这个目的而筹备资金，俾使在拟行殖民的各地粮食先人口而至（这是“任何国家从未适当奉行的一种制度”）， 就应该让那些从持有地上被逐出或无异被逐出的爱尔兰人对于这项资金、粮食和殖民地的土地享有优先权利，然后签注了一项有关殖民问题的总结以作为国家的制度，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显然不抱乐观，认为很难指望生殖和夺佃会减缓到足以使这种国家制度有实施可能的程度。那里始终没有采取过任何制度。移民充实殖民地的工作仍然是靠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企业心以一定的代价去继续进行。爱尔兰人的生殖并没有减缓，夺佃的情形反而变本加厉， 虽则那是一个次要的原因。既然在爱尔兰没有建筑任何水闸来防范水灾，而英格兰和苏格兰乡间，除在进行大建筑工程的时候，又已经不缺乏它们所需要的一切劳动力，那么寻求永久移民区的爱尔兰人就越来越多地进入城镇了。

住在人口稠密的乡下的人仍然是典型英国人。1831 年的人口调查揭示出有九十六万一千个家庭，也就是不列颠所有家庭的 28％是从事于农业的。如果再加上城镇外面的那些捕鱼和海滨的家庭、乡间道路和运河上的工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任何文明条件下对最纯粹的农业生活都不可少的农村手工业者和商人——诸如铁匠、木匠、制车匠、修鞋匠、泥水匠、磨粉匠和乡村小店主等——连同许许多多乡镇上的人口，那么，无疑的，不列颠家庭的大约50％是生活在可以适当地划入农村型条件之下的。例如，乡村修鞋匠至少有

② 询问案第 1440 号及以下（利麦里克的教督）。

③ 帕纳耳的作证是询问案第 4335 号及以下。

五万人，二十岁以上的乡村铁匠至少有二万五千人。①像贝德弗德郡那样的一个纯粹农村型的郡，② 以它的九万五千名居民，竟维持了五百多个成年泥水匠和六百三十六个大多数即上面所说的修鞋匠的“制鞋匠或补鞋匠。”

从现代英国情况下城市和乡村区域的正式区别中，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地区的经济生活的任何一种都还归纳不出十分肯定的结论。一个矿坑或棉纺织厂很可能是一个农村地区。何况，这种区别是直到 1851 年才开始采用的， 而且当时采用的也只有英国一国。但是在迅速都市化的二十多年之后，在1851 年农村地区仍占有英国人口将近 50％的这个事实是有利于这样一种看

法的：即在 1831 年至少一个同等的百分比很可能在经济上是农村型的。1831 年的城镇统计指明了同一个趋向。③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 25％以及苏格兰人口的 23％都居住在二万居民以上的城镇中。如果把较小的乡镇也归为农村类型的话，另外 25％以上的人口绝不会是居住在可以适当地称作城镇的地方的。④

那么，具有代表性的英国人还并不是一个城镇人，虽则他不久就会成为有代表性的。①而且具有代表性的城镇人既不是一个束缚在新工业制度的铁轮上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大规模商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无疑城镇人往往是和那些一直进行着变革、并且变得越来越所谓资本主义化的工业有关的；但是一般说来，这种变革 是既不很快，也不是最近发生的。先来谈一谈伦敦的情形和伦敦工业的性质。在 1831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将近 11％的人口以及所有居民二万以上的城镇中五分之二的城镇人是伦敦人；并且，正如 1831 年的人口调查员所指出，“按照制造业这个名词的专门用法来说，除丝绸之外⋯⋯没有一种重要制造业是可以归之于米多塞克斯的。”②这时丝绸工人， 正如过去的情形一样，都是像他们先辈一样地为大大小小的雇主做工的手织

① 根据《1831 年的职业调查》（1883 年，第 27 卷，第 1044 页及以下）计算出来的，并为城镇从宽作了保留。

② 在贝德弗德、卢敦和累顿·巴泽德那三个城市之间计有居民一万四千人。

③ 参阅维贝尔：《十九世纪中城市的发达》（Weber，A. F，“TheGrowthofCitiesintheNineteenth Century”）

（哥伦比亚丛书，1899 年版），第 47、58 页。

④ 非对每一个人口稠密地区有完善的知识不能作准确的计算。人口调查中所用的“城镇”或“市”这个名词是不足以据为指南的，也不能把人口稠密的教区看作是“城镇。”拥有居民九千三百五十二人的康格耳顿似乎是一个小教堂辖区（chapelry）；剑桥郡的苏安姆和惠特西那两个纯乡村教区各有居民三千人以上； 而富威市却只有一千七百六十七人。

① 就城镇和乡村的平衡来说，1831 年的英国和 1911 年法国的情形不相上下，在法国有 55.9％的人口划为农村型的，一个“农村型的”郡就是拥有毗邻而居的——“ag-glomeré e”（聚落而居的）——人口不到二千人的一个郡。

② 第 26 卷，第 382 页。

机织工。自然伦敦也有一些商号是制造或使用新机器的。博耳顿和瓦特的第一批蒸汽机之一已经归由一家伦敦酿酒厂使用，③《泰晤士报》已经在 1814 年开始利用蒸汽印刷。1831 年伦敦有二十三个人自称为煤气装配匠，有二百六十人自称为水车匠；无疑这些数字是不完全的。但无论如何，这类人绝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姑再引证 1831 年人口调查员对这种情况所作的非常公正的评价如下：

每一种行业的很少几个最优秀的工人都是为了首都的消费和庞大商业所需要的一切商品进行装配、安装和加工而被雇佣于伦敦的⋯⋯但是把这样雇佣的工人分门别类地列在⋯⋯为数达四百多种不同的行业和手工业项下〔比之一并列在制造业项下〕要适当得多。

直到这时，伦敦还是小企业的园地。在 1921 年，伦敦各类商号的半数

以上所雇工人都不到二十人；①1898 年，在列入工厂类，即使用动力的八千五百个企业中，工人平均数只不过是四十二人。②为了统计的目的，1831 年利用动力的企业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任何种类的大企业都寥寥无几。最大的企业是几家酿酒厂。伦敦的“十一个大酿酒商”是一个公认的集团——但是也还有七十三个小酿酒商。③ 据八十多年前《伦敦行名录》（“ London Trades-man”） （1747 年版）作者坎贝尔的估计——或不妨说揣测——除开银行之外，开办酿酒厂比作任何生意所需要的资本更多。到 1777 年，根据约翰逊博士的说法，斯拉尔已经“距离十万桶的那个伟大年份为期不远了，”而且惠特布莱德至少是走在他的前面的。四年之后，斯拉尔的行号以十三万五千镑盘出。到了 1814 年，盘进那个行号的巴克利·佩金斯公司已可年产葡萄酒二十六万二千桶，其它五个行号也在十万桶以上。④职工统计已无法获得。但是根据 1825 年的一项估计，在从属性的箍桶业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雇主会雇佣六、七十人。⑤但是这类的估计很容易以一个并非普通规模的行号举出来作为代表性的行号；所以把平均数字大大放低一些可能是明智的。另一种既包括一些大企业，但也包括一些小企业在内的工业是造

③ 准确地说，是第 5 部蒸汽机。劳尔德：《资本和蒸汽动力》（Lord，J.，“Capit-al andSteamPower”）（1923

年版），第 152 页。

① 鲍莱：《小行号的残余》（Bowley，A.L.，“The SurvivalofSmall Firms”），载《经济杂志》，1921 年 5

月号。

② 《工厂总视察年度报告书》（“Ann. ReportoftheChiefInspectorofFactories”）（1901 年），第 2 编，第 59

页。

③ 《啤酒价格审查委员会》（“S.C.onPriceofBeer”），1818 年（第 3 卷，第 295 号），第 4 页和《酿酒业

报告书》（“BrewingReturns”），1830 年（第 22 卷，第 167 页）。

④ 巴纳德：《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著名酿酒厂》（Barnard， A.，“The NotedBre-weriesofGreatBritainandIreland”）

（1889 年版），第 13 页。

⑤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S.C. onCombinationLaws”），1825 年（第 4 卷，第 565 号），第 32 页。

船业。罗伯特·坎贝尔认为，从事于造船业并不比从事于马车制造业或“典当业”需要更多的资本。自从他那个时代以来，造船业还没有经过革命。在1825 年，临河的最大造船厂，威格腊姆·格林厂“在开⋯⋯满工的时候，” 雇佣四百——五百名造船匠和一百——二百名其他工人。与此同时，居于领导地位的、或至少当代最著名的伦敦造船商杨格——曾经出席过一整系列的国会审查委员会——报告说，他有将近二百名工人在举行罢工，仍然上工的不过“三十人左右。”这些都是造船匠。另两个第一流的公司说，就它们的正规工人而论，一家有造船匠一百四十人，另一家有一百五十人。①如果这些工业领袖雇佣这样少的工人，那么若说船舶、舢板、驳船制造商，拆船商， 修理商，桅帆制造商和全行业的其它较小成员（其中没有一个使用动力）的员工平均数都比较更少，该是万无一失的。若发现它远不足二十人之数，也不会令人诧异。在选举改革法案的那一年，不列颠共建造船舶七百零八艘。其中三百八十九艘载重不到一百吨，只有四十艘在三百吨以上。②普通造船厂是无须具备相当规模的。

甚至在 1831 年正式称为制造业的那种分散劳动的伦敦工业也不是组织成为大单位的。③1818 年，在织工家里为斯比脱菲尔兹十五个丝绸制造商每人进行操作的手织机平均数是五十八台。这十五个丝绸制造商都是大雇主。五年之后，据报告说，已有很多“雇用十台、二十台、三十台以至四十台织机”的制造商，甚至有少数的从业织工并没有雇主而是向仓库业者买进蚕丝，出售织成品的。这时典型的伦敦技术工人既不是酿酒厂的佣工，也不是造船匠或织绸工，而是建筑业的成员；或鞋匠、裁缝、家具制造工、印刷工、钟表匠、玉器匠、面包匠——姑就 1831 年时各拥有成年匠工二千五百名的主要行业来说；或属于首都其它约四百种职业之一的匠人。他照例是为一个某类小店主或零售商而劳动的，但偶尔也在一个真正大作坊里做工。①他往往是为几个雇主做工的，正如接定货的裁缝现在的情形一样。在整个伦敦工商业中工资劳动者对独立劳动者的比率，绝不会是 1776 年亚当·斯密对“整个欧洲”所揣测的那个比率。把所有小店主、小商和负贩，直接为消费者做工的高级工匠，本人即手艺人而带有一两个学徒的店主、铁匠、锡匠、锁匠、屠夫、面包匠和烛台匠一并计算在内，也会远不到十比一之数。在 1851 年， 不辞填写一份人口调查事项之劳的八万七千二百七十个英格兰和威尔士雇主，平均各雇佣八又三分之一人，②而迟至 1896 年在法国进行的一次“工业

① 《结社法审查委员会》，1825 年（第 4 卷，第 565 号），第 197、220、243、245 页。

② 《航运报告》（“Shipbuilding return”），1833 年，第 33 卷，第 501 页。

③ 克拉潘：《斯比脱菲尔兹法令》，载《经济季刊》，第 26 卷，第 459 页（1916 年）和所列的参考书。

① 伦敦少数最大的裁缝雇有几十个人在作坊做工：相信斯托兹商号在三十年代时雇有二百二百五十人。托马斯·布朗罗述于《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书》，1842 年，第 98 页。

② 《1851 年的人口调查，人口表》（“Census of 1851，Population Tables”）（1854 年），第 1 卷，第 78

企业”（这个名词是按照最广泛意义使用的）普查，表明全国五十七万五千个企业中每一个企业的工人平均数只不过五点五人。③这项法国数字虽然把差不多独立进行劳动的大量乡村工匠包括在内，但是却也把里尔、勒克勒性、阿佛和现代巴黎一并包括在内。1831 年的伦敦则既没有上千人的企业把平均数扯高，也没有太多的工匠作坊把平均数压低。

这种小规模的、没有经过革命的工业制度在伦敦以外各地广为仿行：首先是在各重要海港——诸如赫尔、布里斯托尔、纽卡斯耳、利物浦、普利茅斯、朴次茅斯、作为海口的格拉斯哥、阿伯丁和敦提。据人口调查中的记载， “利物浦有三百四十个[成年人]从事于一个港埠中常见的各式各样制造业。”这个数字一定是不完全的，而没有把造船匠包括在内，但是默尔西河沿岸的平均经营规模绝不比莱姆浩司和伦敦浦的更大。赫尔的相应数字（无疑也是不完全的）是一百，并附有备注注明：“也制造蒸汽的锅炉⋯⋯但规模很小。”第二组城镇则包括很多全国性和地方性的都会在内——诸如爱丁堡，其工业据确实报告是既多而又小的；约克，其唯一不同于零售商和手工业者的成年“制造业者”就是二百个织麻工和十八个制刷工；以及大多数郡城。第三：所有肯定的制造业城镇都有长长一串规模小而又没有经过革命的工业。第四：许多重要制造业者本身也还是刚刚接触到动力和工厂制度的。兹姑举四个事例：在 1830 年从前，除棉纺织业外，任何纺织工业都还没有受到动力织机的影响；① 古老的、高度组织起来的手工梳毛工业同样没有被触及；黑乡和设菲尔德的大多数铁器和刀具工业亦复如此；制革工业“简直没有任何部门”是使用机器的。②在 1833 年，职工五人以下的企业在铸铜业中差不多是标准企业，三十年之后，在伍耳佛汉普顿、沃尔索耳和威林哈尔的制镇业中，工人对雇主的比例也只不过是十一比一。③

无论在伦敦或其它任何地方，一切工业类别中或许最重要的建筑工业， 都还没有经过革命——只不过是一种缓慢的发展而已。铁，即铸铁，无疑已开始供作新建筑之用；甚至用来代替“最古老教堂中既占地位而又有碍视线的粗笨难看的柱材”；① 但是建筑业的技术并未因而受到多大影响，在组织

页。雇佣的人数是七十二万七千四百六十八；但是这个数字包括工业区在内。参阅本书第 552 页。

③ 克拉潘：《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第 258 页。[法国全国的数字在 1851 年是二点四人。塞伊：《在君主政体纳税义务下的法国经济生活》（Sée ，H.，“La vie éconbe La France Sous.La monarchie Censitaire” ）

（1917 年版），第 87 页。]

① “是否会有一天发现把它（动力织机）广泛地用于毛织维或丝织维是切合实用的。”《制造业者就业审查委员会》（“S.C.onManufactuters’Employment” ），1830 年（第 10 卷，第 221 号），第 3 页和本书第 190 页。

② 本书第 220、403 页，及《皮革税申请书审查委员会》（“S.C.on the Petitionsrelating to the duties on Leather”）

（1813 年，第 4 卷）。伯蒙德塞染工布里文的作证。

① 拉德纳：《袖珍百科全书》（Lardner D.，“Cabinet Cyclopoedia”），”金属制造业”（1831 年版），第

方面则更加没有。建筑业已经给全国的成年男子构成了农业以外的不独最重要、而且最大的一种行业。其中有一些大企业，但大多数是小企业。②技术工人都是以自己的行业为荣并且知名邻里的工匠：所以在 1831 年的人口调查中，建筑工人的调查数字大概是相当准确的。除去制砖匠和锯木匠不计， 包括砌砖匠、石匠、木匠、泥水匠、瓦匠、油漆匠、铅匠、和玻璃装配匠一并在内，不列颠的总数是年满二十岁以上的男子二十万零三千人。③此外还必须加上为数不少于成年人四分之一的充作工匠学徒或徒弟的青年和儿童，以及大批砖瓦匠的搬运夫之类的人，这类人当中很多是爱尔兰移民—— 无论如何在伦敦是这样的。包括所有成年男子和男童在内，不难揣测，当在三十五万至四十万之间。

在英格兰，唯一在规模上可以同建筑工业相提并论的行业，就是人人都在谈说而国会正为它的彰明昭著的弊端进行立法的那个庞大的新兴工业—

—织布业。三四十年之后，不列颠的织布厂计有男、女和儿童二十一万至二十三万人，手织机至少二十万台，可及以下。《伯明翰和米德兰的铁器区》

（“Birmingham and the MidlandHardwareDistrict”）（1866 年），第 89 页。能二十五万台，大约每台有织工一人。①但是在 1833—1834 年，在这个大约有四十五万织布工人的庞大队伍中，大约大多数是妇女和少女。②这个行业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致仅仅三年的工夫都是关系非浅的。在 1830 年， 动力织机的估计数只不过是五万五千到六万台，③ 而三年之后却是十万台了。如果 1833—1834 年的正确就业数字是四十五万的话，那么 1831 年的正确数字可能是三十七万五千到四十万。但是由于组织上的不同，如果织布业雇佣更多人手的话，建筑业一定包括更多的当家人在内。

再来谈一谈还没有接触到机器的衣着业的情形。把小店主和手艺人一并计算在内，不列颠共有成年男鞋靴匠和修理匠十三万三千人，成年男裁缝七万四千人。（至于为挣面包而操作的女缝纫工的数目有多少，却没有人作过估计。）假定裁缝和鞋匠是按人口的适当比例分布的话，那么大约有六万三千五百名裁缝和十一万四千名鞋匠是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不妨拿这些行业同煤矿业作一比较。在 1830 年前后，就所得而知的来说——数字是很不令人满意的——诺森伯兰和达拉姆两地产煤约占英格兰和威尔士所产的四分

1 卷，第 67 页。

② 本书第 210 页及以下。

③ 引自职业一览表，1833 年，第 37 卷，第 1044 页及以下。

① 贝恩斯：《棉纺织业史》（Baines，E.，“HistoryoftheCottonManufac－ture”）（1835 年版），第 394、383 页。工厂人口是从首席视察报告书计算而来的。

② 在这项数字还没有因手织机织工而弄得太错综复杂的时候，1851 年的人口调查中半数以上是妇女和女童，一般说来，每一个手织机织户有一个女性织工，即妻子或女儿。

③ 《制造业者就业审查委员会》，1830 年，第 3 页。

之一。④据一位可靠的证人估计，在 1829 年，在这两郡煤坑坑上和坑下操作的男子和儿童共有二十万零九百五十四人。⑤两年之后，伦敦一地的成年男裁缝和鞋匠的数目就是三万一千零五十一人。无可怀疑，在选举改革法时代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即使不把裁缝业的学徒计算在内，裁缝就比煤矿工人多，而鞋匠更多。在这两种行业都有一些颇具规模的企业；但是在这种行业的任何一种之中，甚至于稍稍大一点的企业都不是具有代表性的。①

最后不妨注意一下这样一种很少变革的职业、职业类别或行业，而关于这种行业，当代人既没有作过任何调查，也没有听取过任何作证，在我们所由汲取大部分正确知识的国会文件中甚至都没有偶然提到过，而它的历史也从没有人着手编写过。关于这类职业，只有人口调查中的干巴巴的数字，至于其余，则必须到狄更斯的地下楼梯间和吉士家为苏曾·妮波儿、古斯塔和为仆人们预备的更加破烂的阁楼和亭子间去进行调查了。关于很多工人阶级的工资或伙食的情形都存有大量记载，而独于六十七万零四百九十一名家务女工却在当代公共文献中只字不见——她们或许比织布业中的所有成年男女和男女童加在一起的数目还要多 50％以上。在 1820—1830 年这十年间的典型城镇工人，绝不是在蒸汽弥漫中借助于新近设计的机器来为自己创业的雇主进行那种会使他们祖辈为之张口结舌的工作的工人。这一点是无须用更多数字来加以说明的。这种工人通常也不是附着于大企业的。数字已经为了对比起见而分别予以列举。十年复十年，随着这个世纪的演进，更多的人进入了使用动力、新机器、和较大企业的领域。在什么阶段上可以把典型工人描绘成是从事于那种会使他们祖辈为之张口结舌的工作的，这还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这里不妨先提一笔的是，这个阶段还要在这一世纪很后很后的时期方能见到。

④ 加洛韦：《煤矿史》（Galloway，R.L.，“Annals of Coalmining”），第 1 集（1898 年），第 462 页。

⑤ 詹姆斯·布德尔在《上院煤业调查委员会》（“Lords’Comm. on Coal Tra-de” ）（1829 年）中的作证（1830 年，第 8 卷，第 405 号），第 54 页。

① 本节第 216、23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