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贵族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全景画

《源氏物语》以四个天皇（桐壶、朱雀、冷泉、今上）为时代背景，前后写了七十多年的史事。《红楼梦》以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执政时期为背景，前后写了一百多年的事迹。规模庞大、气势宏伟。两位作家都竭力地要反映当时时代和他们所熟悉的贵族上流社会的生活。尽管紫式部在书中一再表白：“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作者乃一女流，不宜高谈国事。”曹雪芹也表白说：“此书不敢干涉朝廷。”“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然而，他们的作品都如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的面貌。不但描写了，而且成为反映贵族社会生活的全景画。

《源氏物语》和《红楼梦》都是以爱情为经、社会为纬的作品。《源氏物语》通过爱情描写了源氏家族荣华、失意、隆盛、式微的历史，《红楼梦》通过爱情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败史。从而揭发了贵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罪恶及黑暗，客观上体现了贵族社会、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趋势。无论是珠光宝气的贾府或豪华显贵的源氏，都是当时赫赫扬扬的大贵族；而且他们都是皇亲国戚（源氏和贾政都是国丈），蒙受皇室恩泽，处在所谓“昌明隆盛”的时代，他们以皇室为靠山，凭借着庄园经济，从全国各地搜刮来民脂民膏，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源氏物语》的时代是土地兼并非常严重的时期。作品中源氏一族，实际上是当时大贵族藤原氏的写照。藤原几代都当过皇帝的摄政（日本称“摄关政治”）。他们靠皇帝赏赐和各地领主献地，建立了庞大的庄园经济体系。据估计，当时藤原直接管辖的人民就占全国四分之一。因此，当时中小贵族都发出“天下土地都归一家”的感叹。藤原道长晚年写有 133

《望月》和歌一首，表现了他那志得意满的高傲情绪：“望月无亏圆满月，将天直作自家天。”

同样地，《红楼梦》时代，在我国也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据《大清会典》记载，乾隆 18 年（1753），仅皇帝直接和间接掌握的土地，就有四十三万顷之多，大贵族不仅可以从皇帝那里得到赐田，而且可以通过各种非法手段霸占别人田地。据《东华录》载，康熙年间，尚书徐乾学在无锡一处有田一万顷，《庸庵笔记》载，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珅有田产七千余顷。因此，贾府、源府的豪奢生活正是建立在这种土地兼并和靠剥削的庄园经济的基础之上。《源氏物语》通过对流放到须磨的源氏写道：“听说因为长期下雨而垮了好几处墙，就派人到京都的家臣那里去，要他到附近各国的庄园去催收需用的东西。”至于《红楼梦》中，对农民的剥削，我们只要看第五十三回中乌进孝那张缴租清单就够了。在歉收的年景下，仅仅一处田庄上交的钱粮就有二千五百两银子，还有几大车的猪羊鸡鸭鱼虾。可是贾珍还不满足，向庄头乌进孝大发脾气。正是靠盘剥农民，供养了贾府四百余口的生活，支

撑着封建贵族为维持日常体面和排场的庞大开销。

无论是贾府或源府，人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过着舒适的日子。几百个男女仆人每天所忙碌的也是为了使主子更加称心满意地生活，使他们吃得好住得好。贾府办一桌酒要用几十两银子，做一碗菜用几十只鸡。为了贾妃的省亲，专门修筑大观园占地三里半，堂皇的殿阁，清幽的馆榭，应有尽有。光用帘子就有九百挂。《源氏物语》中，源氏为众多妻妾，兴建六条院住宅，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事。园内建筑和陈设因妻妾不同爱好而异，并按一年四季景致排列。如紫姬居住的院落是一幅春景：后山造得很高，池塘筑得很美，窗前种的是五叶松、红梅、樱花、紫藤、棠棣等春花，布置奇巧，赏心悦目。花里散居处种的都是绿树浓荫的夏木，树木都很高大，有如森林。四周围着水晶花篱垣，有如山乡。秋好皇后院落，栽种着许多红叶树，有清泉、流水、瀑布，构成一幅秋野景象。明石姬居处种着苦竹和茂盛的苍松，适宜于观赏雪景。秋尽冬来，篱菊傲霜，颜色清雅，柞林红艳，灿如云霞。大观园中各庭院的布置，也按十二金钗不同的个性和爱好而各具特色。如林黛玉住在“竿竿青欲滴，个个绿生凉”的潇湘馆中；薛宝钗住在“蘅芜满静苑，萝薛助芬芳”的蘅芜院里；李纨则住在“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的稻香村。还有史湘云住进梨香院，迎春居住紫菱洲，探春住秋爽斋，惜春住藕香榭，都各有一番景致。

《源氏物语》中，冷泉帝行幸六条院，其豪华无异于贾妃归宁。紫式部在书中写道：“前皇与今上一同行幸，乃世间罕有的盛举。此消息惊动全国臣民。主人源氏竭力准备迎驾，其排场之豪华令人目眩。”过惯宫廷豪奢生活的贾妃，见了大观园“帐舞蟠龙，帘飞绣凤，金银焕彩，珠宝生辉”的景象，也禁不住赞叹道：“太奢华过费了！”

贵族们有成百家奴供他们差遣使唤。连洗脸穿衣的小事都有专人负责。夕雾大臣的六女公子嫁给匄皇子，光侍候她的青年侍女就有三十人，女童六人。贾府里主仆比例是一比十。他们的富贵荣华的生活，浸透着下层人民的血和泪。

好色，是贵族们追求享乐的另一方面。从而反映了他们精神上的堕落和生活上的腐化。用焦大的话来说，贾府是“除了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 “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世袭一等将军的贾赦“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是色中厉鬼；贾珍奸淫自己的媳妇，逼得秦可卿投缳自尽；贾琏、贾蓉成日在外鬼混，连道貌岸然的贾政，也养着几房姨太太。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的公子哥儿，自小就养成了偷香窃玉、玩弄女性的恶癖。

《源氏物语》在这方面写得更加淋漓尽致。首先，作家揭发从天皇起就养成了好色颓风。在第七帖中，作家写道：“皇上虽然春秋已高，在女人面上却并不疏懒。宫女之中，采女和女藏人，只要是姿色美好而聪明伶俐的，都蒙皇上另眼看待。因此当时宫中美女甚多。”冷泉帝四十四岁时，还娶了一位十八九岁的妃子。宫廷中一个年近花甲的宫女，还同时和两个贵公子私通。日本贵胄接受了中国士大夫的“三妻四妾有之”的影响。朱雀帝就公开说：“至于姬妾众多，其实无关紧要。因为或善或恶，皆由本人心意造成。” 这样，他们为自己的腐化生活，找到了一个堂皇的借口。同时，他们把偷鸡摸狗的生活不当作一回事。右大臣就公开说：“寻花问柳是男子常有之事。” 同样地，《红楼梦》中，当凤姐向贾母控告丈夫贾琏和鲍二家的“奸情”时，

一本正经的老太太却笑道：“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源氏物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颓风已经发展到无亲疏差别的乱伦的地步。源氏私通母妃藤壶女御，他和妻舅头中将，一同在外眠花宿柳，并以互相打趣为乐，事后又互相立誓保密。头中将的儿子柏木偷了源氏的妻子三宫。源氏的儿子夕雾则打柏木妻子落叶公主的主意。匄皇子几度偷朋友薰君的情侣。他们互相进行奸骗，轮番作恶，不以为耻，反引为风流韵事，以致搞得社会乌烟瘴气。这种所谓“花柳繁华之地”、“诗礼簪缨之族”，竟演着一幕幕淫乱的丑剧。

为了获得更大的享受和更高的地位，贵族们争权于朝，争利于市。在《源氏物语》中，描写了朝廷有两股政治势力：一派代表皇室势力，以左大臣及其女婿源氏为首。左大臣是天皇宠信的人，他的妻子是天皇的同胞妹妹，源氏又是天皇的亲生子，高贵无比。另一派代表外戚势力，以右大臣及其女儿弘徽殿女御为首。右大臣是皇太子的外祖父，他担心天皇将改立他所溺爱的源氏为太子。于是弘徽殿女御逼死了更衣，并促使老弱无能的桐壶天皇把源氏降为臣籍。桐壶帝去世后，右大臣外孙朱雀帝继位，弘徽殿女御当了太后，右大臣一派独揽朝纲，为了打击源氏和左大臣一派势力，他们借口源氏曾和朱雀帝的尚侍胧月夜私通，逼他谪居须磨，并迫使左大臣自动上书解职。朱雀帝病重退位后，源氏私生子冷泉帝上台。源氏一派东山再起，退位多年的左大臣重登政治舞台，左大臣子侄也个个封官进爵。从而揭发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的黑幕。

同样地，在贾府里也围绕着家政大权，充满着明争暗斗。从表面来看，贾政是一家之主，但实际权力却落在王夫人手里，真正管事的王凤姐是她的侄女。她专横独断、飞扬拔扈，“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排挤其他族系势力。为此，贾赦妻子邢夫人，经常窥伺王夫人的“弊政”，找岔子给她难堪。贾政的侍妾赵姨娘也在暗中使用种种手段，陷害王凤姐和贾宝玉。主子们这种权力斗争，还直接影响到管家和奴才们，他们依仗各自主子的势力，树党营私。

在尔虞我诈的权势斗争中，男女婚姻也成为一种斗争的手段。朱雀天皇在退位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把 14 岁的三公主，嫁给得势的源氏为妻。在这之前，左大臣为加强自己的势力，也把女儿葵姬许配给了源氏。后来源氏把六条妃子的女儿斋宫引荐给冷泉帝为后，排挤了可能当皇后的左大臣的孙女，从而引起左大臣家与源氏家的摩擦。为此，源氏的内兄采取报复措施，迟迟不肯将女儿云居雁许配给源氏的儿子夕雾。源氏晚年为维护自己至尊的地位，又把女儿许配给皇太子今上，并让她当上了皇后。此外，地方贵族和官员，为了求得富贵，也往往把自己女儿作为政治交易的工具。如明石道人极力怂恿和逼迫自己女儿嫁给源氏，常陆介则把女儿嫁给了京官左近少将。在《红楼梦》中，作家通过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婚姻关系，同样说明了权势地位之争。并通过紫鹃的口说出，要是娘家没钱没势，那怕是“天仙”，也“只是凭人去欺侮”。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①两位作家以他们的生花妙笔，客观地反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 74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了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家，在描写贵族上流社会时，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以“升降盛衰、俱所亲历”的历史见证人的眼光，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贵族社会和封建家庭中种种罪恶和黑暗面，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贵族上流社会内部和外部的生活，表现了宫廷贵族和封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和习尚，从而使作品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历史价值。但他们对贵族社会揭发的深度和广度是有差别的。

《红楼梦》更加清楚地揭示了贵族家族没落、崩溃的必然趋势。《源氏物语》描写的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封建家族，对享乐荣华加以浓妆艳抹。这样决定了前者比后者有更多的攻讦和批评。特别是在描写阶级压迫方面，《红楼梦》很好地揭示了贾府在“功名奕世，富贵传统”的膏梁锦绣的生活外表下，浸透着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血泪。在这充满“诗书翰墨之香”的贾府里，埋藏着最丑恶、最肮脏的事物。他们仗势欺人、勾结官府、包揽词讼、草菅人命，残酷地对农民实行统治和搜刮。在这封建家族里，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酝酿着一场大的危机。《源氏物语》后半部虽然格调有所变化，忧伤情绪代替了乐观的调子，故事发生的主要地点也由繁华的京都移到了荒凉的宇治山庄，但对贵族阶级赞赏的调子没有变。作品中处处流露皇族比臣下高贵，宫廷贵族比地方官高贵，地方官吏又比平民高贵的思想。出身寒微的人只是哀叹自己难以攀龙附凤。这种阶级偏见，促使《源氏物语》只能描写贵族内部的倾轧，而不能表现阶级压迫的事实，甚至回避了这方面的对立。

二、纨袴子弟的烦恼和命运

《源氏物语》中的源氏和《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都是作家着笔最多，倾注了感情，精细镂刻的中心人物。这两个人物有许多相似之处。

首先，他们都是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娇养在膏梁锦绣丛中的贵公子。过着“饿了吃，困了睡”的“富贵闲人”的生活，根本体会不了“贫穷难耐五更寒”的日子。论出身、地位、教养，他们都高人一等。而且他们容颜漂亮。源氏生得俊俏无比，“光华照人”，所以又叫光君；宝玉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他们从小聪明颖悟，善诗能文，远非一般酒囊饭袋的公子哥儿可比。源氏还精通诸艺，歌声悠扬，犹如佛国之妙音，舞姿优美，举世无双。这都说明了作家竭力把作品中的主角塑造得姣好些，为他们在生活中充满粉腻脂浓、花娇月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其次，他们都具有“富贵不知乐业”的浪子特点。这两位公子哥儿，虽然生长在朱门绣户，但却感到精神上的压抑。源氏原是个好端端的王子，却被降为臣下。娶了个妻子葵姬，又是他不乐意的，不能给他精神上慰藉。因此，当他十七岁时，由于情场失意，他便感到“人世之痛苦”，产生了“不想再活下去了！”的思想。贾宝玉则抱怨自己不该生长在“侯门公府之家”，以致把自己变成了“泥猪癞狗”，他一半生活在父亲的暴力管辖之下，一半又生活在祖母和别人的“溺爱”和“尊宠”之下，感到没有一点自由，“天天围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于是他们都力图在压抑中寻找一条出路。源氏主张“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大和智慧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贾宝玉不喜欢儒学，便整日价“杂学旁搜”，甚至跑到中国古典哲学中去探求人生的“解悟”。而且，他们也都玩过一些“参禅悟道”的把戏，但都毫无结果。于是在贵族环境的熏染下，他们便把精力转移到“内帏厮混”和外遇上。

第三，他们都不热衷于仕途经济，对黑暗的封建社会感到失望、愤懑。源氏被流放到须磨时，他原先的怨望情绪，变成对社会愤怒的指责。他说： “在这无法无天的世间，可能遭受更大的祸殃呢。”他把自己比作被放逐的屈原，并在一棵松树上，题下了这样的诗句：“屈原名字留千古，逐客去向叹渺茫。”尽管他这种抱怨带有个人性质，但谪居须磨，却使他更进一步认识了社会人生。因此，当他从谪居地被召回后，他仍然认为“世风日下”，已经难以挽回了。他对内大臣说：“不过在这恶浊可叹的末世，要等待能够彻底洗清的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何事，在这末世总是越来越坏，越差越远。”他官至大政大臣，兼摄政之职，但他认为：“此乃繁重之职，我实不能胜任。”便把摄政职务让给早已告退，已经六十三岁的左大臣。他并没有成为先王所希望的那样做个“济世治国”的能臣。作家也一再强调源氏“无心仕途”。

至于贾宝玉则更加蔑视封建社会的功名利禄。他把那些热衷于“功名仕进”的人，痛骂为“禄蠢”、“国贼”。在日常社交活动中“懒与士大夫诸男人接谈”，他愿意结交一些下层人物，与秦钟、蒋玉函、柳湘莲往来，却不愿意去会见贾雨村之流的官场人物。一提到“科举”、“立身扬名”，他便愤愤然。这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将要崩溃时，其内部也在分化，会出现一些“不肖子孙”。正如鲁迅说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同样地，源氏也具有这一特点。这正是他们与那些“安享荣华”的贵胄子弟不同的地方。

第四，没有男尊女卑，却有怜花惜玉的思想。源氏与贾宝玉对女性有许多相同的观点。源氏认为“世间女子个个可爱”，并认为女子生性柔弱，而自己也是“生性柔弱，没有决断，所以喜欢柔弱的人”。贾宝玉也认为“我见了女儿便清爽”，“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他还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他们这种观点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意识：在男权社会里，女子普遍遭到压迫与歧视，他们这种对女子的赞美和温柔爱怜的思想，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道德的一种反抗。在他们的心目中，女子与热衷于追求功名利禄的男子比起来，显得更加纯洁与单纯。用贾宝玉的话来说：“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因此，他们在女子身上去寻求思想和精神的寄托，并由此对女子不幸的遭遇和命运深表同情。

但他们在贵族意识的影响下，也存在着对女子用情不专、朝秦暮楚的毛病。源氏不用说了，宝玉开始时何尝不是如此，他与袭人云雨偷试及撵茜雪，都体现了纨袴子弟的轻薄。后来又徘徊于黛玉与宝钗之间。一方面，他向黛玉起誓，他不贪图什么“金”或“玉”的；另方面，他看到了宝钗的“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后来，他了解到黛玉在思想上也是他的知暖识热者，才对她的爱情变得坚定起来，源氏也是到后来，爱情才逐渐趋向紫姬的专宠。

然而，源氏和宝玉还是有区别的。宝玉在婚姻爱情上更带有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他的行为对于没有择爱自由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一种大胆的挑战。而源氏则陷入好色和淫乱的地步。虽然他对藤壶的私情，在当时也可作为践踏封建伦常来理解；但他和诸多女子来往中，均包含着一个“色”字，甚至他还赞美世俗的观念，认为“洞房花烛虽然好，不及私通趣味浓”。为了博得一个女子的信任，他会滔滔不绝地讲出一大堆情话、谎话，甚至用眼泪和发

誓去诱惑对方，或者使用野蛮的强迫手段，如把猝不及防的空蝉、胧月夜抱进自己的卧室。他还私自把夕颜藏匿起来，供自己玩乐。

但在源氏身上也存在堂吉诃德式的复杂的矛盾，体现了浮薄的纨袴子弟与民主意识的冲突：一方面，他经常责备自己的放荡行为，担心自己的好色行为流传开来，而博得轻佻浮薄之名，受到世人讥评；另方面，他又不加收敛，越是难得到的女子，他越发要得到她。当空蝉指责他说：“我是有夫之妇，身份已定”，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年幼无知，不懂得什么叫做身份。”一方面，他后悔和许多女子“发生了不应该的恋爱”，认为其中“至死不能谅解而抱恨长终”的就有二人：藤壶女御和六条妃子，同时，他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发妻葵姬，对不起紫姬，冷落了她们，甚至欺骗了她们；另一方面，他正像他儿子夕雾说的，他只是“道心坚强”，到身逢其境时，不免要产生邪念了。一方面，他主张对女子要注重人品，认为：“风月之事，情感之发，亦须对方人品可敬可爱，方有意趣。即使逢场作戏，倘对方略有轻薄之态，也就失却牵惹心目的价值了。”另一方面，他又饥不择食，对年近花甲的老宫女发生私情，以致被头中将当场捉获，扯掉了一只袖子。同样地，他对末摘花和轩端荻也先发生关系后，才看清楚她们的容颜。一方面，他有情有义，凡是与他有过关系的女子，他都妥善地给予安置，并非像一般轻薄子弟那样推卸责任，甩开不管。他营造二条院和六条院，目的就是要给他的妻妾、情妇提供好的住宿条件；当夕颜死后，还把她的女儿玉鬘从乡下接来抚养，同时，他对家世零落的末摘花的馈赠也格外丰厚。另一方面，他又离不开对女性的玩弄，弃旧贪新，他甚至还打过玉鬘和秋好皇后的主意，写诗奚落末摘花，尤其是她那红鼻子，经常成为他取笑的对象。

比起源氏来，宝玉更尊重女性的人格和意志。同时，中国封建礼教毕竟比日本更为森严，因此，宝玉也不可能像源氏那样成为狂蜂浪蝶式的人物。如果说，源氏是“荒淫”的，而贾宝玉则是“意淫”的。何谓“意淫”？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解释道，这是“天分中生成的一段痴情”，和那“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的滥淫根本不同。贾宝玉尽管是个“混世魔王”，但也处处表现出“非礼勿动”的思想。

第五，看破红尘与出家。源氏和宝玉经历了一番坎坷的人生历程之后，都变得消沉和失望起来，最后走着同一道路——遁入空门。形成他们出家思想的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他们对富贵功名原本不热心，加上人世崎岖，对未来失却了信心。所以源氏对秋好皇后说：“观此人世无常之相，不由人意气沮丧，难于安心。于是遁世出家之志，日渐坚强起来。”同样地，宝玉也有荣枯无常，“飞鸟各投林”的思想。虽然最后他中了乡魁，但他不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归宿，而是认识到“世上的情缘，都是些魔障”，于是他“改悟前情”，选择了脱离污浊尘世的道路。

（二）情侣早丧，这对他们打击很大。源氏自紫姬去世后，精神变得一蹶不振，他又一次感到“世间一切都可厌”，就是他早年贪恋的女色，也感到像朝露一样消散得影迹全无。同样地，宝玉自志趣相投的林黛玉去世后，连个说知心话儿的人也没有了，他变得疯疯癫癫。由此而产生了孤独、悲凉之感，再加上他们平时所接受的佛教思想的影响，从而使他们产生了弃家出走的念头。

紫式部和曹雪芹把自己的主人公刻画得如此相似，决不是一种巧合，而

是基于他们对现实人生的观察，有着相同体验的结果。他们的功绩便在于在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中，在温柔富贵之乡里，选取了异乎寻常的典型。说明了主人公和繁华世家不能分割的一面，又表现了他们独立自主的一面，把他们思想面貌、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又互相纠葛和冲突。但我们应当指出，两位作家对各自主人公的态度有所不同。紫式部对源氏赞美多于贬斥，尤其对青年时期的源氏极尽美化之能事，对其放荡好色行为，也缺乏谴责。曹雪芹对贾宝玉可谓褒贬参半。一方面他同情自己的主人公，大胆书写他的许多“乖谬”思想，“胡闹”的行为；另方面，又说他“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尚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以致最后让他怀抱“无材补天”、“枉入红尘”的遗恨。作家生活在封建时代里，受到历史、思想及阶级的种种局限，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主人公塑造成斗士的形象。但他们却以自己的主人公来说明一个没落的阶级，体现了处在萌芽时期还十分脆弱的民主意识，也就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