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使用毒气屠杀中国军民

使用化学毒气屠杀生命之行为，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唾弃和禁止。但是日本法西斯不仅多次大规模明目张胆地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毒杀中国官兵，而且对和平居民也施放毒气，造成无辜百姓中毒身亡。在长达 15 年的侵华战争

期间，日军使用毒气至少在 2000 次以上，施毒地点波及 18 个省、区，造成

8 万余中国军民的伤亡。其中仅从 1937 年至 1944 年，日本侵略军使用毒气

次数高达 1312 次，伤亡达 36968 人，其中 2086 人死去，占中毒者的 5.64％。这还只限于国民党军队和其统治区的统计。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中毒死亡人数，及日军在敌后战场、清乡、“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时，施放毒气的次数及死亡人数未计算在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总共约生产了 7400 吨化学武器，700 万发毒气弹，这些毒气弹绝大部分用于中国战场。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重视研究和生产毒气弹，更重视培训使用毒气的军事人员，尤其在裕仁天皇的叔祖闲院宫载仁亲王任陆军参谋总长期间，更加重视发展化学武器和培训懂毒气的军事人员。1933 年 8 月在千叶县津田町建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专门负责教育和培训使用化学毒气弹的军官和军士。这所学校先后培训了 1 万余人，后来都成为发展毒气战的骨干，把他们派到侵华战场最前线的部队里，传授和普及化学战知识，并带头在实战中使用毒气弹。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到了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编的教材——《七·七事变时期化学战例证集》这一重要史料。《例证集》收集了 1938 年 7 月至

1942 年 11 月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 77 次之多的 56 种化学毒气战战例，逐例介绍了作战意图、“一般情况”、“战斗经过概要”及“教训”， 并对 7 种战斗类型：1.阵地进攻战；2.遭遇战；3.夜间进攻战；4.防卫战； 5.追击战和撤退战；6.对特殊地区的战斗；7.对游击队的战斗等使用毒气的典型事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便指导“瓦斯用法”、“红筒的快速敏捷之具体运用”、“适应军队现状”，为日军实战服务。该《例证集》搜集的战例，其目的是作为培训使用毒气弹军事干部的教材，现在却成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武器的罪恶记录。

1938 年 5 月中旬，我军乘日军将驻扎在山西第一军的几个师团抽调南下，参加徐州战役，驻晋南曲沃的日军兵力空虚之机，向驻扎在曲沃一带的日军发起猛烈攻击，切断同浦线，使日军后勤供应断绝，驻扎在曲沃的 20 师团陷于弹尽粮绝的境地。这时日军第一军调派兵力，解救被困日军。在解围战中，日军使用了大量毒气。准备了 18000 个中型红筒，使用了 7000 个， 结果毒气完全遮盖了我方阵地，日军乘机突围出去。

日军攻陷南京后，1938 年 6 月准备进攻武汉，分江南岸和江北岸两面向武汉出击。日军第 2 军第 10 师团在长江以北连续攻占六安、固始， 9 月 17

日攻打光州城，在进攻中，日军发射中型红筒 835 个，小发烟筒 116 个，然

后随烟雾和毒气从该城东门攻入城内，用刺刀砍杀中毒军民 200 余人。日军

第 6 师从汉口北的载家山一带进攻汉口，因南京政府在载家山建筑坚固防

线，并有 1000 米宽的黄土湖防守阵地，日军于 10 月 25 日，用迫击炮发射了

红弹 80 发，压住火力后才冲破中国军队的军事防线，打开了攻克武汉的北大门。

此外，日军第 6 师团沿长江北岸西进，在攻打田家镇时，遇我守军坚强抵抗。田家镇是武汉锁钥之地，也是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失与守关系到武汉的安危存亡。在日军久攻不下的情况下，第 2 军司令官东尔稔

和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茨下令使用毒气，1933 年 8 月 23 日，开始发射毒气弹，我方守军一无防毒面具，二无毒气战作战知识的经验，当毒气袭来，我军官兵纷纷中毒。这一天国民党中央社于南昌发出一则电讯说：“日寇使用毒气！我两营官兵，除营长（李戈）因事前负伤扶出火线，排长及一中士中毒较轻外，余在原地作战，均壮烈牺牲，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武汉失守后，南昌就成为日军军事攻击的重要目标。1939 年 1 月冈村宁茨制定了攻占南昌的作战计划，3 月冈村宁茨指挥日军第 6、第 101 和第 106

师团（师）等三个师团向南昌发起进攻。第 101 师团和第 106 师团在武汉会

战中被我方打击，损失巨大，士气不振。因此冈村宁茨集结重炮 3 个连队

（团）、独立野战炮 1 个大队（营），攻城重炮 1 个大队，加上 2 个师团的山炮，展开“七·七”事变以来最大的一次炮战，借以鼓舞这两个师团的士气。3 月 20 日，日军 200 余门大炮齐放，以强大火力摧毁修水南岸的中国军

队阵地，日军三个师团从左右两侧渡修水，这时主军第 106 师团发出红筒 1

万个，红弹 2000 发，右军第 101 师团发射中型红筒 5000 个，红弹 1000 发，

以压住正面 12 公里、纵深 2 公里的我方阵地，强行渡过修水。我守军上至师团长，下至士兵纷纷中毒，被迫后撤，日军乘机逼近南昌，4 月初攻克南昌。

1941 年 9 月，驻扎在武汉地区的日军第 11 军集中兵力要攻打长沙。为

牵制日军南下，国民党政府命第 6 战区司令官陈诚，立即攻克宜昌。对驻守

在宜昌日军第 13 师团发动猛烈进攻，日军完全被包围，处于全军覆灭境地，

日军的师团长要烧掉军旗，准备自杀。这时该师团山炮第 19 联队（团）作困

兽犹斗，发射毒气弹，从 10 月 7 日至 11 日 5 天中，发射黄弹 1000 发，红弹

1500 发，中国军队大多中毒，蒋介石下令撤出宜昌城外。这次化学毒气战， 日军使用的是芥子气和氰化气体，还使用了路易氏毒气。

侵华日军不仅在正面战场上施放毒气，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同样施放毒气，进行化学毒气战。1939 年 1 月，贺龙同志指挥的 120 师奉党中央的命令，从晋西北挺进冀中抗日，执行巩固和扩大冀中根据地的任务。120 师抵达后，该师 716 团在齐会村与驻扎河间的日军第 27 师吉田大

队展开了一次激战。 4 月 23 日，上午 9 时，日军包围该团第 3 营的驻地齐

会村，在炮火的配合下日军发动了进攻，我军战士连续打退敌人的 3 次进攻， 日军见强攻不下，便施放毒气弹，一团团白色烟雾在头上散开，战士们用水浸湿毛巾，捂住口鼻继续战斗。在 1、2 营的配合下，歼灭日军 700 余人。在这次战斗中，日军向 120 师师部所在的大朱村也发射了毒气弹，正在该村村

沿指挥战斗的贺龙师长和司令部的 20 余人中毒。

1942 年 5 月 27 日，日军对冀中定县北疃村地道中施放毒气，毒杀民众

800 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

1943 年 11 月 9 日，日军在山东根据地的井陉县考窝村一带扫荡时，将

100 余名躲在山洞内的人民群众，全部毒死在洞内。

像这样的例子在日军侵华期间举不胜举，侵略者在对根据地进行大扫

荡，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配以毒气屠杀根据地军民不计其数，死伤数万人。

解放后，中国人民在东北 16 个县市，30 多处发现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毒气武器，总计有 200 多万发，约 13000 余吨。仅敦化县的一个 2 号坑，就

掩埋处理了废毒弹四五百吨。敦化从 1951 年成立“废、毒弹处理委员会”，

一直工作到 1966 年，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中 1954 年就支出现

金 17 亿多元（旧币）。截止到 1987 年，敦化因废、毒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即

达 500 多人。

从 50 年代到 90 年代，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各地，还时常有发现日军遗留的毒剂弹的报告。50 多年前侵华日军的所为，至今还在危害和伤害着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