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傀儡政府的收场戏

1945 年 8 月 10 日，关于日本投降的消息，马上传遍了中国沦陷区各大城市。在那个中国大后方惊喜狂欢之夜，在侵华日军总部和伪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南京，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倒是显得异乎寻常的平静。这里仍然受八年前血淋淋的残酷大屠杀的阴影笼罩，8 月 10 日晚间以后日本投降的消息只是私下在民间传递。8 月 15 日抗战胜利的消息得到证实，当满城的日本官兵都如丧考妣般地惶惶奔走，到处焚烧可能成为战争审判的罪证材料时，庆祝的鞭炮声才在一些小巷中响起。一些当年屠城中的幸存者，此时热泪盈眶。不过引起全市惊骇的倒是伪政权内一些派别为争夺市内控制权而向“中央”邀功， 在一些地段展开了枪战。随后，日军又出动到街道上“维持秩序”。已经宣布战败的侵略者此刻还晃着白光闪闪的刺刀，这无疑是在提醒南京市人民， “天还没有完全亮”。

此时南京伪政府的汉奸们的确是各揣心腹事。在 8 月 16 日原国民党政府的大院内，正在演着一幕收场戏。为争取市内控制权和向“中央”邀功，众汉奸们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这个由汪精卫网罗 20 余名叛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 50 多名国民党军将

官为骨干而建立起来的政府，是日本侵略者以刺刀支撑于 1940 年正式建立起来的地道的傀儡政权，其所属的机构只存在于沦陷区内，由各级日本顾问“指导”，完全是日军用以统治中国人民和征粮征税的工具。在侵略者蹂躏祖国大片河山时降敌，还恬不知耻的以“和平运动”的谬论为自己卖国求荣行径辩解。声称因中国打不过日本，抗战必败，再战必亡，由他们出面与日本讲和，才能“保护民众”，并可通过和平方式从日本占领军手中逐渐收回权益， 以此来“曲线救国”。对此番汉奸理论，重庆国民政府一位参议员曾形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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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秦桧主和，并未投降金人，犹受千载唾骂。如汪道等，其行径乃在秦桧之下，乃石敬塘、刘豫之徒。此等历史上少有之大汉奸，当然为全国国民所共弃。”

如今，日本主子垮了，虽然陈公博等人还硬说自己的曲线救国与重庆国民党局的直线救国是殊途同归，可谁都明白所谓“和平运动”的丑剧在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事实面前已经是罪不可赦。

当时在伪政权内部，位居第一位和第二位的汉奸头目陈公博和周佛海首先发生争斗。

多少有些书生迂腐气息的陈公博从 20 年代就是汪精卫的亲信，跟随左右亦步亦趋。抗战开始后不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对抗战前途完全失望，随汪精卫一同叛国。到了 1943 年夏天，他见日本大势已去，他才派人到重庆向戴笠送信并转告蒋介石，表示愿立功赎罪，听候驱使。

重庆方面此时却看不上这个汉奸名气很大而又没有实权的家伙。当时戴笠就向蒋介石建议说：“陈公博与周佛海不同，陈是汪精卫的死党，又是汉奸政府的首脑，这事不要理他。”蒋介石也明白，胜利之后为了向国人显示自己“抗日英雄”的政治姿态，总要惩治一些汉奸，仅次于汪精卫而位居伪政权二号人物的陈公博不能不办。何况陈本人又没有实力，拉拢这个手无缚鸡之力且无军权的文人，对接收并无大用，政治影响上又对自己不利。此后， 军统对陈公博虽也派人联系过，却从未许过愿。

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陈公博连续发了几封电报给蒋介石，表示愿出面“维持治安”，叮是却一直未收到答复。

地位仅次于陈公博的周佛海，此时早与重庆方面建立了密切关系，显得胸有成竹。周佛海在历史上从来是个见风转舵、投机成性、毫无气节的家伙。20 年代初他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共产党，可是回国后见国民党给他厚禄高官， 又背叛了共产党。大革命时他随北伐军到了武汉，一时又跳到极“左”立场上，没几天他转向极右，后来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并写了一篇记述“逃出赤部’的文章。以至汪精卫都对人说：“这个周佛海，他过去当过共产党，现在去骂共产党。你们以后切不可与这样的人共事！’抗战开始后，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与陈布雷并列为蒋介石的“文胆”。可是看到武汉失守，日本又大力诱降，这个朝三暮四的周佛海又追随汪精卫投敌。投敌之后仅过了三年，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前景不妙，这个官居南京伪政权第三位的家伙又感到押错了宝。他随后又与军统头子戴笠建立了联系，并派代表到重庆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也通过戴笠向周佛海表示，要他切实掌握武装，以实力控制江南，将来待日本失败时完整交给中央，防止京沪为共产党所占。这种在反共的大前提下互为需求的关系，使双方一拍即合。

此后，周戴二人信频书繁，称兄道弟。甚至周佛海的母亲病死，戴笠马上赶赴灵前披麻戴孝三叩首，然后拍下照片秘密送给周佛海。虽说这一举动带有做戏的色彩，却也使周佛海感激不已。1944 年 11 月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后，无兵无勇的一介文人陈公博坐上了南京伪政府的第一把交椅，给了周佛海一个行政院长即相当于总理的头衔。此时周本人对此已不感兴趣，只是一心抓兵权，并坚持身兼上海市长一职，平时根本不去南京。在他想来，乱世之中只要有军队有地盘，才能以实力向重庆方面邀功。于是， 周佛海一面将财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一面要税警团及沪杭一带的其它伪军直接听命于自己，一时成了长江下游沦陷区内最有实力的汉奸。

8 月 9 日得知苏联出兵的消息后，次日周佛海以上海市长的名义发出布告，禁止市民随便议论。此时他虽然明白日本即将失败，却估计至少在半年之后。可是 8 月 10 日晚间从无线电中传来日本乞降的消息，这个大汉奸立即变得极为紧张忙碌。他马上通过军统设立的秘密电台向重庆请示，又急忙赶

赴南京与陈公博等人磋商。他还对心腹们说：“政府一定应该迅速解散，我所能为力的，也只能随机应变。”

此时在周佛海看来，宁沪一带为新四军的根据地包围，国民党部队则相隔甚远。他不仅有上海市长的职位，手下还有中央税警总团，另外一些伪军将领也能听从其招呼，不像陈公博是光杆司令。如果能为蒋介石保住南京、上海，不被共产党接收，日后就可以得到蒋介石的宽容谅解，说不定还有重新飞黄腾达的可能。

果不出周佛海所料，8 月 12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对他和伪上海市公安局长罗君强发来委任。虽然重庆方面的报纸一律不登这些任命，南京、上海一带的报纸却立即刊登了消息：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和警察，并指挥驻杭州的伪军第 12 军及伪地方团队，负责维护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

周佛海自感有恃无恐，立即不把陈公博放在眼里。

8 月 16 日下午，陈公博召集众汉奸们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到会者一致同意宣布伪政府解散。

随后，陈公博又摆出往日的“主席”架子，要求再“讨论一下人事问题”， 也就是再以他为首建立起“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的新班子，控制全局好向重庆方面交待。

勉强来南京出席会议的周佛海却站了起来，毫不客气地说了一声“这样就行了！”马上拂袖而去，接着几个掌握军权的伪军头目跟着走出去，把目瞪口呆的陈公博甩在屋里。

可见，众汉奸之间为向重庆国民党当局争“功”邀宠，又演出了日伪集团末日的一出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