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叛逃投日

在日本帝国主义大兵压境的形势面前，汪精卫已在重庆坐不下去了，他决定叛逃投日。

1938 年 10 月 22 日，他与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周佛海等人密商对日投降条件与办法。汪、周决定，授权高宗武、梅思平前往上海与日本代表举行秘密谈判。

时任国民党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曾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主编过《国际丛书》，颇费心思研究过日本现状。但梅的仕途却不甚得意。虽然是 CC 系骨干人物，可战前仅仅当过江宁实验县长、江宁区行政专员等小小芝麻官。战争中他不甘寂寞，投入汪氏怀抱，成为“和平运动” 干将，十分乐意地接受了汪精卫、周佛海交给他的与日本谈判的走狗任务。真是无独有偶，乐当走狗的人还有一个，就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他从小留学日本，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人称“日本通”。30 年代回国后，曾在中央大学任教，发表过一些有关中日外交的论文，深受汪精卫赏识，邀他至外交部，任科长、代理司长等职。1934 年高宗武协助办理同日本人谈判关于中国和“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宜，被人认为是“办日本外交的能手”，因此官运亨通。卢沟桥事变后，高宗武为蒋、汪奔走，极力为促成中日“和谈”效劳。

授领了任务的两名走狗，开始了奔走游说。11 月 12 日至 14 日，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15 日，今井武夫离上海回国，送交谈判所达成协定草案。16 日，汪精卫会见蒋介石，想逼蒋介石辞职。18 日，今井武夫由日本到上海后，继续与高、梅谈判。20 日，在上海重光堂秘密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这就是汪精卫叛逃前最初的卖身契“重光堂密约”，并拟定了汪精卫响应日本投降声明及逃往河内相机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

伺机叛逃的汪精卫，原计划 12 月 8 日离开重庆，但那天蒋介石突然从桂

林来到重庆，汪因碍于蒋介石在重庆，迟迟不便脱身。一直到 12 月 18 日， 谎说要去成都作一次演说，然后匆匆赶到机场，带着妻子陈壁君，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随从秘书长曾仲鸣夫妇及女婿何文杰乘机飞往昆明。次日， 汪精卫等人由昆明逃往越南河内。汪精卫在离昆明时致电蒋介石，称：“因飞行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一日，再行返渝。” 21 日，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逃往河内。

1938 年 12 月 22 日晚上东京时间 8 点 20 分，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他的

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 10 分钟的声明。他宣称：日本政府在“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要“和中国同感忧患，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所谓近卫“三原则”的第三次对华声明。

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两种意见激烈斗争，互相折衷的结果。日本统治集团有“不扩大派”，他们已悟出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不可征服的，仅靠诉诸武力解决不了这场战争，因此他们引诱汪精卫等人逃离中国抗日阵营。当他们一接到汪出逃的消息后。就力促日本政府尽快发表声明，主张在道义上给予支持。另一派是“强硬路线派”，他们特别反对“重光堂密约”中规定的对华军事占领的任何期限。对重光堂协议不满意。

重光堂协议，本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此条款并不满足，当时不过考虑了汪精卫集团所能接受的程度，并把它作为对汪精卫集团的诱饵，所以才写入汪提出的一些条件。实际上，“重光堂密约” 后的 10 天，即 11 月 30 日，日本御前会议又通过了《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 其中对中国的权益的要求，远比重光堂协议广泛、苛刻得多。而近卫声明， 则是表面上遵循重光堂协议，骨子里贯彻《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精神，是后者一份措辞含混的外交版而已。

而此时的汪精卫则再明白不过了，刀柄在人家手里，一切条件都得接受。近卫声明发表后，重庆大哗。蒋介石集团群起而攻之。24 日，蒋介石要

端纳通知英美大使馆，说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想到和日本言和，而且准备作大规模抵抗。26 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所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对汪精卫叛逃发表讲话，他说：“汪精卫此次赴滇途中， 忽又发现心脏旧疾与脉搏不良之症，遂赴河内治疗。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 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不必相信。”

但是，此时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汪精卫，死不回头。29 日他在香港《南华日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29 日的申报代日韵母是“艳”字，故称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卖国降日。30 日，他又向日本提出 4 点希望；

（一）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之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磨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争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

的 3 至 6 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 300 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文化事业费中开支。（三）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这些希望的核心，就是希望日军加重军事压力，加快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以便让汪精卫上台“收拾时局”，当儿皇帝。“艳电”发表后，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 国民党于 1939 年 1 月，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

此时的蒋介石也许是从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着想，也许是念了一点感情的成份。曾派人去河内，送去护照和巨款，要汪去欧洲“疗养”。汪不从命， 执意投日叛国。

敬酒不吃，看来是要吃罚酒了。汪精卫不接受蒋介石的好意，着实让蒋介石很不高兴了一阵日子，随将此事交给了心腹戴笠去处理。

1939 年 1 月，戴笠命令潜入河内的军统特务陈恭澍、方炳西、王鲁翘 3 人组成临时“工作组”，由陈任组长，完成刺杀汪精卫的任务。3 月 21 日晚上 11 对 40 分，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 6 人

驾车趁着夜色前往高朗街 27 号汪宅，劈门冲入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开枪射击，

却不料汪氏夫妇住在隔壁，曾仲鸣夫妇睡在汪的卧室，曾仲鸣“被击中数 10

枪，其夫人亦中 3 枪”，曾仲鸣被送往医院几小时后一命呜呼，当了替死鬼， 其妻重伤。从此，汪精卫在河内成天提心吊胆，急于投入日本怀抱。

在此之前的 2 月 21 日，汪曾派高宗武抵东京，向日本政府送交他们提出的关于成立新“国民政府”，实现中日和平的方案。3 月 18 日，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通知高宗武：日本决定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国”新“中央政府”。22 日，亦即汪宅刺杀案发生的第二天，日本五相会议决定派人到河内，营救汪精卫至安全地点。4 月 25 日，汪精卫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由河内到海防，秘密乘船到上海。一个月之后又乘日本军用飞机由上海抵东京。

到东京后，汪精卫即成立“政府”问题，与日本当局谈判。6 月 16 日， 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提出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出 5 项决定， 其中第二项规定：国旗如采用青天白日旗时，须在旗帜的上面附上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等字样，汪不同意，最后日方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在“国旗”的上方加上写有“和平反共救国”字样的三角小黄旗，以区别于重庆用的国旗。汪精卫居然表示在原则上接受日方的方案。后来汪伪政权的“国旗”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上方都附有一片黄色飘带的“辫子”， 上面书写“和平反共建国”6 字。

至此，汪精卫已完成了他的叛逃计划，投入日本怀抱，从此开始了走狗的乞求政治生涯。

对于他的“国旗”世人曾咒之： 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

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