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生命大汇展

好啦！关于万能的装配工能够创造各种奇迹（完全控制物质的结构）以及人们把自己输入计算机然后再把计算机装入灌木状机器人（只需 50 年就能实现）的理论描述无疑是精彩至极的。但是，关于目前已经做了些什么，偶尔也会使人心生疑云。

已经取得了哪些进展？这些宏伟计划实施得如何？理论描述需要在现实世界中落脚，否则，这些狂妄自大的冒险尽管会受到赞美，最终仍难免被贬低为“仅仅是理论而已”。

事实上，狂妄自大的智力探险者们已经把他们的成果展示过一次了，1987年 9 月 21 日是个星期一，这天上午，首届世界人造生命大会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开幕。这次会议能够在这样一个出于历史原因一直以讲求实效著你的地方举行，真是最合适不过了。在这里，你可以随便侃侃而谈，可以就哪一种炸药适合于哪一种炸弹随意高谈阔论，但是，此后你必须到峡谷或是预备好的场地，或者到内华达州的试验场去，把你的发明投入实际的试验。也许你的炸弹会爆炸的。

在洛斯阿拉莫斯，只有实效算数。当然，会议的参加者们也没忘记把话说得圆满些。大会的组织者克里斯·兰顿说：“我们现在是在原子弹的诞生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里是我们发明具有大规模破坏和杀伤力技术的地方，也是人造生命实验室的基地。正像核能的发展那样，这里有人造生命既可利用又可滥用的同等机会。”

到 9 月 20 日晚上为止，大多数与会者都已前来报到。美国各州都有人参加，尽管来自科技发达的马萨诸塞、亚利桑那和如利福尼亚等州的代表人数在比例上显得多了些。除美国代表外，还有来自英国、丹麦、荷兰、西德等国的代表。

人造生命实验室的正式名称是“生命系统合成与模拟跨学科实验室”。代表们从会议日程表上得知，在今后的几天里，各种人造生命——如人造鲜花、昆虫、鸟类、鱼类、蜜蜂等等——将会纷纷登台亮相。

来自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带来了他的自动“生物形态”

计算机程序。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戴夫·杰斐逊带来了人造兔子和人造狐狸。来自郁金香王国荷兰的阿里斯蒂德·林登迈尔带来了人造欧铃兰，紫丁香，以及其他地上人间闻所未闻的鲜花。另一位来自荷兰的波林·赫格韦格带来了她的“生物信息野蜂”，来自伊利诺依的诺曼·帕卡德则携带了一群基因计算机昆虫。加利福尼亚“象征”计算机公司的克雷格·雷诺兹则带来了几只“类鸟”（与鸟相似的东西），《美国科学》杂志计算机娱乐专烂的撰稿人 A. K. 迪德尼前来担任本次人造生命名流展示会的评委并主持发奖。所发的蓝绶带和获奖证书都是他亲手制做的。

包括汉斯·莫拉维奇、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和基思·亨森在内的 100 多

位活跃的专家出席了这次为期 5 天的盛会。他们是人造生命界的精英，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展品、模拟物、模型、计算机程序、录像带、电彰片等等。他们谈论的都是“合成生物学最近的实验”、“从无生命物质中制造生命形式”或“制造真正的大脑”等话题，乃至人们认为他们能随意完成任何创造，能够像人造生命的先驱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那样，从试管中甚至简陋的手术台上制造出合成有机物。

但是在这次展示会上，现实与期望却不相称。除了与会者外，最先进的能移动之物是两辆小型机动车——“人造汽车”。

它们能像灯蛾一样自己奔向光源。

从历史角度来看，展示会似乎不应局限于奔向光源的玩具汽车，而应拥有更多的吸引人的生命形式，因为制造机械生命形式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从 18 世纪制做钟表的时代就斤始了。“人造生命”一词是克里斯·兰顿在亚利桑那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发明的。他在会议的欢迎词中介绍了由一位名叫雅克·德·沃肯森的人在 1735 年制做的人造鸭子。这只用镀金铜片制做的鸭不仅看上去像鸭子，还能像鸭子一样地叫并在水面上拍打翅膀。除此之外，它还能吃食、饮水、消化、甚至能排泄出一粒粒的人造食物。它是一件做工复杂的杰作，仅一只翅膀就由 400 个机械零件组装而成。

但是，它还算不上世界上最先进的人造鸭子！100 年以后，一位名叫赖希施泰因纳的男子制做的鸭子比它棒多了。当他在 1847 年把它公开展示的时候，《自由言论报》才其真实程度曾作过如下热情洋溢的介绍。

“轻轻地触动底部的某处，”该报说，“鸭子极其自然地四处张望起来，用充满智慧的神情看着观众。它的主人对此有着与众不同的理解，因为他离开了一会，很快带回了一些食物。他往一只盆子里倒满燕麦粥，我们这位饥肠辘辘的朋友迫不及待地把嘴扎了进去，一边吃一边满意地摇动着尾巴。它贪婪地喝粥的样子同真鸭子一模一样。盆里的食物很快只剩下一半，其间鸭子只有几次抬起头，好奇地看看四周，似乎有什么不熟悉的声音打扰了它。此后，对这顿俭朴的午餐颇感满足的鸭子站起身来，一边舒展身体，一边满意地叫了几声以表谢意。”

以上对人造鸭子的充满艺术情调的描写大约是在 1847 年。到了 20 世纪中叶，用人工合成方法制造家禽的前景似乎不是不可思议的了，遗憾的是人造鸭子却井没有问也，只是在迪斯尼主题公园和其他类似场所出现了一些古怪的生命模仿物。对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史蒂夫·奥科曾经描述过人造苍蝇，但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

奥科曾在理想玩具公司工作过，给熟练技师当助手。一天早上奥科前去上班，只见技师站在办公室中央正在展示他的最新也是最拿手的杰作。只见它长着一对白色的翅膀，在房间里嗡嗡地飞来飞去，就像一只苍蝇。随着技师转动手中的操纵杆，苍蝇忽而俯冲下来，忽而转弯，做着各种极端复杂的杂技般的动作。

史蒂夫认为这真是一件难以置信的杰作，用它能够赚 100 万美元！

实际上，这只是技师先生开的又一个玩笑。他捉了一只普通家蝇，把白纸粘在它的翅膀上，然后让它飞起来，仅此而已。至于操纵杆，那完全是假的，不起任何作用。

与前面这几位不同的是，参加人造生命大会的可敬的科学家们不是要出于娱乐目的制造一些模拟物，而是要创造生命本身。不是生命的模拟物，而是真正的新的生命形式，即基于某种新的物质而不是以往的碳比合物的、完全原始的生命结构。

与会者认为，至于这个东西是什么并没有关系，重要的不是制造有生命之物的材料，而是这些材料的组织形式，即表达生命基本逻辑的方式。

在他的经典教科书《主物化学原理》中，A. L. 莱宁格提出了一个对整个人造生命界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如果说有生命的生物是由本质上无生

命的分子构成的，那么，为什么有生命的物体与同样是由无生命的分子构成的无生命的物体之间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答案在于分子的组合方式，因为生命的本质不是物质，而是复杂的信息型式。生命不是“物”，而是“物”的构成方式的特征。只要能正确地将“物” 构筑起来，任何物质中都能出现生命，不管是在血肉之中，在计算机屏幕的光标上，还是在沙粒里。这次大会面临的挑战就是捕捉存在于常见的生物和植物材料以外的其他物体中势必存在的信息形式。

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动机。其一是找到一种以多种生命形式而不是我们迄今在地球上所有的唯一生命形式为基础的万能生物。事实上，生物学家们研究的不是生命本身，而只是地球上的生命，并且仅仅是地球生命的某种形式。不管地球上的生命形式表面上显得多么不同——蚯蚓不同于鸟类，蚂蚁不同于鲸，等等——它们却来自同一个基因来源，也就是说，它们只是某一种生命之物的例证。卡尔·萨根曾经说过，“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地质学家或气象学家相比，生物学家存在着基本的缺陷。前者对其各自学科的研究都已超出了地球的范围。从根本上说，地球上只有一种生命形式这种说法太没有眼光了。”

克里斯·兰顿对这个问题持有同样的看法：“在缺乏其他例证的情况下，区别生命的基本特征（即所有生命系统原则上共有的特征）和生命的偶然特征是极为困难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偶然和共同的基因遗传，后者却是地球上生命的共有特征。”萨根提出，地球只有一种生命形式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到地球之外寻找其他生命形式，也就是外星球的生物。

他说：“只要掌握地球之外存在生命的一个例证，就会带来生物学的一场根本性革命，不管这种生命在其形式或实质上显得如何初级。”

克里斯·兰顿却认为希望不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之内，具有不同物理构成和化学性质的各种生物不可能自动展示它们自己，以供我们进行研究。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自己合成其他生命形式——人造生命，即由人而不是大自然创造的生命。”

以上是努力创造人造生命的动机之一，即试图创造出一种万能的生物。但这还不是创造人造生命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创造生命本身就像 40 年前在洛斯阿拉莫斯制造原子弹一样好玩。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美妙的想法，我想你应当把它付诸实施，”汉斯·莫拉维奇在会后曾这样说道，“因为它将为你打开新的眼界。如果你有几磅钚，那就干吧！曼哈顿计划就在这里面呢。”

所以，在 1953 年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并燃起创造生命的希望之火后，除了“由人而不是大自然创造的生命”之外，谁还能想象得出更好的科学计划？1965 年，在沃森和克里克发明脱氧核糖核酸 12 年之后，当时担任美国化学学会主席的查尔斯·普赖斯提出，创造人工合成的生命形式应成为美国新的全国性目标。他说，人工合成的生命形式将是真正的、新的生命形式，而不是“纯粹的模拟”。

这当中当然是有风险的，其中包括如何判定这种冒险事业成功的意义。弗兰肯斯坦的设想——即“发疯的科学家”一头钻进地下室的破车间摸索地干，多年后再出来时，人已经变成了怪物——毕竟是令人担忧的。

在洛斯阿拉莫斯大会上，一位名叫多伊恩·法默的物理学家把以上设想称作是“弗兰肯斯坦问题”，并说它是“对人造生命的令人可怕的比喻”。

但是，大多数与会者却无暇对此多想，那里有那么多新的生命形式要看呢。它们的意义以后会弄清楚的——也许。

理论是一回事，但实践却是另一回事。总的来说，有关人造生命的理论比如何将之付诸实施的办法——哪怕较为接近的方法——要多得多。举例来说，

《美国科学》杂志在 1956 年刊登了一位名叫爱德华·F. 莫尔写的题为“人造生命植物”的文章。该文作者建议制造一系列人造植物，它们是像机器一样的物体，以大自然中的各种养分和阳光为原料进行自我繁殖。他说，这些植物将是“有生命的”，因为它们能像其他植物一样自我繁殖，但同时它们又是人造的。

作者认为，制造这种植物将具有经济价值。“从这些植物中可以得到它们的构成物。正如棉花、黑檀木和甘蔗都是从自然界植物中得到的那样，从以镁作为其主要结构材料的人造植物中可以得到镁。”

除了过于宏观之外，莫尔的设想同埃里克·德雷克斯勒的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处，按照莫尔的设想，可以用各种机器零件制造人造植物，如“铁磁材料，电机，机床，齿轮，螺钉，电线，阀门，润滑油”，等等。他同德雷克斯勒一样预见到，如果放松控制，这些人造植物将会变得十分危险，因为它们“很快就会充满海洋和陆地”。但是，尽管存在着以上危险，尽管实际制造人造生命植物存在着各种困难，莫尔预计“设计问题将会在 5 至 10 年内解决”。尽管时间长，它却“比人类乘太空飞船飞往其他星球容易得多”。这不过是理论。在洛斯阿拉莫斯大会期间，一位名叫理查德·莱恩的计

算机理论学家提出，把大批可自我繁衍的机器人送上月球并使它们变为自动化工厂，这样，就可以“几乎毫无代价地”制造出各种产品。

这同样不过是理论。说到实际制造人造生命，尽管已取得过一些小小的成功，但进展毕竟是有限的。在人类首次登月的 1969 年，在巴法罗的纽约州立大学，K.W.詹恩、I.J.洛奇和 J.F.达涅利 3 位生物学家制造了一个与人造细胞相似的东西，或者说，这个东西至少部分是人造的。

这 3 位科学家从查尔斯·普赖斯“把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作为美国的全国性目标”的讲话中得到了鼓舞。他们在为该项计划撰写的报告中称：“我们从参加一次关于细胞实验性人工合成的研讨会得到启发，认为自己能够利用变形虫的主要构件——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重新制造变形虫。”

他们找到一些活变形虫，把它们的肢体逐个分解，然后用这些互相分离的构件制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有生命物体。他们从一个变形虫内取出细胞核，从另一个体内取出细胞质，从第三个体内取出细胞膜。把它们结合到一起，一个新的生物便诞生了。

瞧，由这几种要素构成的集合体居然活了。虽然没有活下来，但新的细胞有 80％的时间是活着的。

“我们现在具备了以任何需要的方式组装变形虫的技术能力，”3 位科学家得出结论说。

詹恩、洛奇和达涅利实际上并不是在合成新的生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用已分解的构件重新组装有生命的细胞”。尽管这算不上什么重大成就，他们却创造了人世问的一种全新之物。推而广之，这就好像他们从某人身上取下血液系统，从另一人身上取下肌肉和骨骼，从第三个人身上取下大脑和内脏器官，然后把它们组装到一起，制造出一个新的人种。他们制造的不是别的，而是地地道道的弗兰肯斯坦式细胞！

3 位科学家认为，重要之处在于重新组装的变形虫可以作为测试其他细胞构件可存活性的“极好的测试系统”。所以，如果你想确定某一细胞核的健廉情况，只要把它移植到新组装的测试系统中看它能否存活，便一目了然了。

当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站于 1987 年 9 月投入运转时，以上成就都已成为过去。但是，就真正制造新的生命形式而言，其间却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没有制造出一个人工合成细胞，也没有任何人造植物存活下来。工作站取得的成果没有一样可以与沃肯森和赖希施泰因纳的机械鸭子相提并论，更不要说超过了。一些人认为，理论与实际收获之间的不相称已到了令人不快的地步。

汉斯·莫拉维奇把他的后生物人方案作了介绍。他告诉“狂热的科学家” 同伴，只要 50 年的时间，他的未来超级智能人（即“人造人”）便可以开始替代目前的人类了。

“到那时，脱氧核糖核酸将会无事可做。它在新的竞争中落伍了，将把火炬传给新型的竞争对手。在新的物体系统中，基因信息的载体将不再是细胞而是知识，即把人的大脑传送给人造大脑的知识。”

莫拉维奇还讲述了转换后的计算机思维如何能成功地利用可控制的能源来传播到其他星系。所有这些纯理论就其本身来说是够激动人心的。这时，莫拉维奇拿出他带来的一盘录像带，里面介绍了到目前为止取得的一些实际进展，它们一点儿也不令人激动。

录像带介绍的是莫拉维奇在斯坦福大学上学时的情形。当时他住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楼顶上（楼顶上有许多学生自建的公寓宿舍），正在研制他的第一台较大的“成年”机器人——卡特。卡特应该算是一部“自动汽车”，它可以自己行驶，即使撞上障碍物或从悬崖摔下去也不会损坏。它看上去并不像汽车，而是 4 个自行车轮子上面放着一块板，板上置放一台作为眼睛的电视摄像机和向外部监测屏幕传送信号的无线电天线。整个机器人由一台计算机控制，它根据接收的电视图像绘制出机器人所处环境的三维地图，然后制订出安全的行车路线。

卡特的运转符合设想，只是花的时间长了些。对它来说，从房间一头走

到另一头已算得是重大成就了，最快也要走整整 5 个小时。

所有这些都录在莫拉维奇的录像带上了，当然播放时间只用了几分钟，比卡特的行驶速度快多了。尽管如此，看上去机器人仅穿越房间就好像花费了一辈子的时间似的！

莫拉维奇的最新机器人“海王星”也好不了多少。它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移动机器实验室的产品，从各方面看都比卡特先进。尽管看上去更具未来主义气派，但“海王星”除了能在空地上穿行外别的几乎什么都不能做，只是行驶速度比卡特略快一些。

莫拉维奇的录像带受到了冷落，但他并不沮丧，首先，他还有整整 50 年的时间。其次，他一直认为智能机器人生命的发展应在地球动物智能的进化之后。也就是说，在试图制造人造人之类的复杂生物之前，首先应当完成从细胞到虫类和昆虫等低等有机体的进化。他制做的机器人只能在平地蹒跚行进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人造生命尚处于昆虫阶段，甚至是更早的细胞质刚刚从原生粘液中分泌出来的阶段。

这是人造生命大会举行的时候，许多科学家坦率承认的事实。例如，麻

省理工学院就成立了所谓人造昆虫实验室，它是该校计算机专家罗德·布鲁克斯空想出来的。布鲁克斯曾与莫拉维奇在斯坦福大学共过事，机器人卡特的录像带有一部分就是由他制做的。后来，他产生了制造自己的机器人—— 像昆虫一样原始的机器人——的念头。它们的运转或多或少地是感性的。只要得到声纳或红外线传感器发出的信息，它们就会像昆虫一样地爬行或飞翔。

昆虫机器人有两大好处：逼真和节省时间。布鲁克斯没有像莫拉维奇那样为“卡特”绘制周围环境的复杂的计算机模拟图。他的人造昆虫是以激励

-反应的方式工作的。当接到布鲁克斯的指令后，它们立即在房间里爬起来，爬行速度和真虫子一样快。

然而，下面的问题却一直没有解决，即这些机器人——不管是莫拉维奇的“卡特”还是布鲁克斯的人工合成昆虫——从字面意义上说能否算作“存活”，哪怕是“人为地”存活也行。罗德·布鲁克斯对此不敢肯定。“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他说。“我不认为它们是‘机器人’，而是把它们作为“创造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在接通电源后是活的。如果能把这些创造物连续几个月接通电流，这一点也许就容易理解了，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到。”

与此同时，人造昆虫也引起了一些恐慌。一天晚上，罗德·布鲁克斯一个人在人造昆虫实验室里待到很晚，摆弄着昆虫机器人的心脏部件。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突然，一只机器昆虫跑了起来！这个带有马达的昆虫竟然自己活了！

布鲁克斯后来发现，原来是忘了切断电源。而机器昆虫只不过是对布鲁克斯的一个不经心的动作作出了反应而已。尽管如此，这个小小的插曲还是把布鲁克斯吓得浑身发抖。

如果连莫拉维奇的录像带拍摄的机器人都算不上有生命物体，那么洛斯阿拉莫斯会议期间展示的其他人造生命形式就更没希望了。其中就包括基思·亨森所说的“记忆素”。

亨森早在图森时就结识了洛斯阿拉莫斯会议的组织者克里斯·兰顿。当时他们都在大学读书。兰顿曾是“L5 协会”会员，也曾和其他人一样到亨森家“帮忙”，但此后他们逐渐分道扬镳了。亨森回忆说，当时他们都受到太空定居点“记忆素”的影响，现在，他们又对人造生命“记忆素”产生了兴趣。基思认为，记忆素是能够产生影响的，就像病毒能产生影响一样，毫无神秘之处。

“记忆素”的概念产生于理查德·道金斯的著作《自私的基因》。道金斯注意到，并不是只有基因按照自然选择原则进化了，其他各类信息形式也同样如此。例如，想法就是按其原意进化的。当想法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时，它只是对自己的复制。一旦不同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对想法作出变更，它就发生了变异。最后，当想法失去其使用价值后，它们就消失了。道金斯把“记忆素”作为“基因”的同义语。信仰，社会实践和社会时尚都可被看作是“记忆”。

亨森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次“记忆素”如何以典型生物学的方式产生、

传播、变异、最后消失的故事。早年在图森，当他前往亚利桑那大学注册的时候，发现注册文件中有一张宗教信仰问询卡。亨森对此颇感不快。“我想他们或许会把这张卡片送到‘你选择的教堂’去，这样，教堂在星期日上午

就会广泛散发，以招徕更多的信徒”。

亨森对宗教并无特别的兴趣，所以，他在卡片上写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吧”几个字。第二个学期再注册时，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在卡片上填了“克尔特巫师”。注册人员在学生上交注册表之前照例要看一下，当他要亨森解释一下什么是“克尔特巫师”时，亨森乘机大讲了一通克尔特宗教比基督教还早流传的道理。注册人员转转眼睛，没作深究就放他过去了。

这一招太有趣了，当然难以保密，于是这种填写宗教信仰问询卡的方法很快就传遍了校园。亨森的“克尔特宗教行为记忆”法从一个学生传到另一个学生，最后整整有 20％的学生都在卡片上填写自己是“克尔特巫师”。许多人还对此作了变更，于是又出现了“改革派克尔特巫师”、“禅宗派克尔特巫师（亨森说，‘这些人崇拜树，不管树是不是存在’）”、以及“未来派克尔特巫师”等等。

“这种记忆感染被忠实地一年一年往下传，不断地感染着新入校的学生，”亨森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入校后的几年里，就用这种小计策来对付校方管理人员。”

“克尔特巫师记忆”直到校方宣布从注册表中取消宗教信仰问询卡才算消失。这个故事表明，想法也能像基因一样复制、进化并与周围环境发生相互作用。

对克劳德·香农、艾伦·图灵以及沃森和克里克等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基因是信息的载体和程序的承受者。有一天，当理查德·道金斯看到柳树种子往下落的时候，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树

上落下的不是别的，而是程序。“树上落下的是指令，”他认为，“是程序，是关于树生长和柳絮飘飞的规则系统。这不是比喻，而是明白无误的事实。如果说落下的是软磁盘，那是最明白不过的了。”

显然，基思·亨森认为记忆素同基因完全一样，应被看作有实际生命之物。“从本质上说，作为我们的文化组成部分的记忆素是有生命的物体，” 他说。“它们为了在思维和生命中得到一份空间而互相争夺，它们在不停地进化。新的记忆素在人的脑力模块中产生，旧的记忆素则发生突变。”

还有一些人强调指出，记忆素同任何其他物体一样富有生命力。回想1970 年代中期，当道金斯刚刚萌发这一概念后不久，一位名叫 N.K.汉弗莱的同事谈到了他的书中有关“记忆素”一章的草稿。

“记忆素应被看作是有生命的结构，这不仅是比喻，从技术上说也是如此，”过后汉弗莱说。“当你把一个想象力丰富的概念输入我的头脑时，你实际上是寄生在我的大脑里，把它变成了传播记忆的载体。这同病毒侵入寄主细胞的基因机制的方式是相同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说法。如今，人们已经成百万次地意识到，记忆素是世界上每一个人神经系统结构的一部分，正像他们应当‘相信死后再生’一样。”

但是，参加洛斯阿拉莫斯大会的大多数人在谈论创造人造生命的时候却并没有想到记忆素。记忆素算不上单独的个体，你不能把它拿在手里。的确，它们复制信息形式，但这些东西自从人类产生思维起就已有了。因此，很难认为它们是新的人造生命形式。

如果记忆素只能算是人造生命还不够完善的一个例证，那埃里克·德雷克斯勒的毫微技术就更糟了。他的整个计划是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的，即微型分子结构能够像生物分子一样复制它们自己。然而德雷克斯勒并不认为他

的微型创造物是有生命的：它们只是机器而已。

他的这种想法有充分的根据。尽管生物分子和德雷克斯勒的分子繁衍机器人之间有着相似之处，但另一方面，它们之间的不同太多了，以致无法把装配工划入有生命物体，哪怕是人造的有生命物体之列。德雷克斯勒说，装配工是由齿轮、轴承、电机、驱动轴等常规机器零件构成的，没有一点东西和生物学沾边。生物细胞可通过自身的伸展、弯曲和改变形状来适应不同的环境，但毫微繁衍机器人却不能这样做，因为它的零件都是僵硬的几何状物体，只能在保持其本来的形状、结构和功能的前提下发挥作用。

德雷克斯勒说，考虑到这两种物体获得它们各自能源、材料和程序的方式，以上道理就更明显了。生物分子采取的是德雷克斯勒所说的“扩散式输送”，即各种材料无规则地在系统内流动，细胞需要它们的时候自己摄取。毫微繁衍机器人的操作方式却不是这样。它采取的是“通道式输送”，即通过传送带、管道或电缆输送所需的原料和能源。同前面所说的一样，与生物学毫不沾边。

最后，毫微繁衍机器人不像生物细胞那样能够进化。原因在于二者具有不同的结构。为了实现进化，有关物体本身应能以整体和结构上一致的方式产生变化。只是某一部分产生变化是不行的，因为有生命的物体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内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应与有机体内其他部分的相应变化同时进行。细胞能够产生这些变化，因为它的各个部分都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如能够伸展、弯曲等等。但是对毫微繁衍机器人来说，由于它的结构严密，要产生变化就不可能了。一旦毫微机器人的某一部分损坏了，整个机器人将丧失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毫微繁衍机器人要想进化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埃里克·德雷克斯勒来说，以上分析导致了如下结论，即他的毫微技

术奇迹不是有生命的物体。 “毫微繁衍机器人与有机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因此把前者说成

是有生命物体容易使人误解，”他说。“准确地说，应当把它们叫做机器。” 整个事情好像有些不够一致了：在人造生命大会上，这位具有超前意识

的理论家对他的听众说，他发明的先进的、能自我繁衍的物体肯定是无生命的。

但是，听众中的机器人狂热派却并未因德雷克斯勒的讲话感到沮丧。一直赞赏机器人而对生物有机体不感兴趣的汉斯·莫拉维奇认为，德雷克斯勒对毫微机器人以及对一旦放手它们所能做到的事的态度过于保守了。早在1986 年对德雷克斯勒的《创造之动力》一书发表评论时，莫拉维奇就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莫拉维奇认为，毫微繁衍机器人同细胞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如果从分子层次分析，有生命的有机体显然就是机器。”同毫微机器人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有生命”这个问题相比，它们最后将成为什么样子显得更为重要。莫拉维奇认为，它们具有超过人类智力的潜力，同时，他不赞成德雷克斯勒关于把它们置于人类严密控制之下的建议。

“为什么在智力、繁殖力和勤劳方面都胜于我们几百万倍的机器人，只能被用作我们笨重而老化的肉体和养尊处优却愚蠢笨拙的大脑的配角？”莫拉维奇写道。“德雷克斯勒没有提到把我们的创造物如此严密地禁锢起来可能带来的损失。”

莫拉维奇对可能存在的失控的威胁，不以为然：“德雷克斯勒建议人们

建立一支由驯服的毫微机器人组成的常备军，让它发挥超尖端免疫系统的作用，以抵御毫微机器人歹徒的暴动。我似乎看到了一群盖世太保特务在检查身份证，对可疑分子就地处决。”

洛斯阿拉莫斯人造生命大会期间，对德雷克斯勒的毫微机器人以及大会期间讨论和展示的其他生命系统是否真的有生命这一关键问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甚至对如何判定它们究竟有无生命也没有达成协议。来自圣迭戈的索尔科研究所的杰拉尔德·F. 乔伊斯倒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他说：“如果你的有机体跑出来说它自己是活的，那你的路子就对了。” 到此为止，一切仅仅是理论。没有任何人见过毫微机器人、经过转换的

后生物人大脑以及人造有生命植物等假想之物。但是，在洛斯阿拉莫斯你却可以见到它们，在那里，它们是计算机屏幕上的模拟物。

人造生命大会期间展示的计算机模拟物倒是不少，但模拟物的缺陷是，它们的“生命”只能体现在这个词的派生意义上，也就是说，它们是有生命物体的模拟，而不是它们本身。会议的组织者克里斯·兰顿却试图取消这一差别：“我们希望制造出与生命酷似的模型，它们将不再是生命的模型，而是生命本身。”

从他以研究生的身份发明“人造生命”一词时起，兰顿似乎看到到处都存在着人造生命。兰顿在波士顿附近长大，他的父亲是物理学家，在一家精密仪器公司工作。兰顿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计算机程序设计员，接触过约翰·康韦发明的生命游戏程序的早期版本。按照这种程序，计算机屏幕上的图形可以产生新的图形，有些图形可以无限繁殖，有些则当即消失。这是兰顿第一次接触他后来所说的“不断繁殖的信息结构”。他进一步接触这种结构的起因是一次滑翔机事故。

那次，兰顿和一伙玩滑翔机的朋友一起开着汽车前往亚利桑那大学报到，他们决定，沿途每经过一座合适的山，就在那里玩滑翔机。一天，他们来到北卡罗来纳州的老爷岭。这座 5964 英尺高的山峰为私人所有，在得到主人的允许之后，他们飞了几次。滑翔表演吸引了许多人，使山顶的一家快餐店和一家礼品店顿时生意兴隆，山的主人见状大喜，连忙要求他们多滑翔几次。他说滑翔表演对他的生意大有好处，还许诺每滑翔一天给他们 25 美元。

哪一个神经健全的滑翔者能拒绝这样的要求呢？这座山很适于滑翔，特别是还能赚得一些钱。直到他必须上路前往亚利桑那的前一天，兰顿每天都驾机滑翔，就在这一天，他的滑翔机出事了。兰顿蹲伏着摔到地面上，他的腿撞到脸上，膝盖挤进眼眶里。

“这次事故把我的一束神经原摔松动了，”兰顿后来回忆说。“我躺在地上，一次又一次地失去知觉。体验我的知觉凭借自己的努力，一会儿没有了，一会儿又恢复的感觉挺有意思的。”

兰顿在急救室待了 8 小时。医生们发现他骨折 35 处，包括双腿、下腭

和双眼眶。后来，他在医院里住了 5 个月，错过了第一个学期。

在医院里，他曾同时服用过 14 种药物。正是在这种时候，他产生了幻觉。

这不是关于粉色的大象、鬼怪或是往日生活的翻版等普通幻觉。不，克里斯·兰顿看到了另外的东西，他看到了⋯⋯不断繁殖的信息结构！它们通过神经空间扩散，沿着神经突触行进，像爆竹一样在他的头脑里爆炸。

“它们时时在我的头脑里打转，不时地引起一阵狂奋。我的大脑没有知觉，它飞了起来，以一种非科学的方式探寻着什么。这都是药物引起的不可思议的幻觉。我看到了这些奇异的画面，⋯⋯我没有完全丧失理性⋯⋯但当时我不知道该怎样看这件事。”

身体恢复之后，兰顿前往亚利桑那大学报到，主修哲学和人类学两门专业，同时时时注意着它们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有过那次幻觉之后，他对事物有了新的看法。他的思维似乎更广阔更开放了，能够察觉各种隐藏的含义和重大的联系。

大学老师们对这类学生并不陌生：他们走进你的办公室，大谈一通亚里士多德、达尔文、爱因斯坦、玉米的收获、银河的构造、语法变态、西班牙内战、弗洛伊德、克鲁泡特金、乌干达爱克人的生殖崇拜，等等。所有这些将构成该学生创立的囊括一切的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一切，只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理解也没有任何人愿意听。有人也许会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教授面前炫耀一下。其实不然。目的很简单，这位学生想用他或她观察这些互相全无联系的现象时采用的微妙的方式和获得的短暂和谐来解释世界。这类学生通常有些古怪，这一点从他们那流露情绪的特殊的眼神中便能看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确切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克里斯·兰顿就是这后一类学生中的一个，尽管亚利桑那大学大多数教

授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兰顿提出了一个把计算机科学、人类学和哲学的某些理论结合在一起的博士论文题目。他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他希望能把这些学科的理论结合起来，把脱氧核糖核酸和自然语言之间的共同之处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然后用他自己独创的理论解释动物进化、人类信仰结构以及文化之间的共同点。他还为这些不同现象之间的共同因素发明了一个统一的词汇：人造生命。

校方没有即时同意兰顿的计划。于是，他离开亚利桑那，来到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改变了研究题目，并撰写了一篇题为“浑沌边缘之计算”的博士论文。此后，他获得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非线性研究中心的奖学金，正是在这时候，他产生了召开世界首次人造生命大会的想法。

此时，他对“微妙而短暂的和谐”了解得更多了。自我形成体系、细胞自动装置、神经网络、应急行为研究——所有这些都是新的科学领域。绝非巧合的是，这些新潮现象之间的共同点恰恰是有生命物体的基本特性：在混沌状态下产生秩序的能力，以及自我形成和自我繁衍的能力，似乎这些领域成了表现生命基本逻辑的场所。

一次重大的会议正在酝酿之中，显然除了克里斯·兰顿之外，没有人更适合担任会议的组织者了。于是便有了洛斯阿拉莫斯会议，有了人造植物和人造动物的一番展示。会议召开大约一年以后，有关的文件公开发表了，它标志着又一个新的学科——人造生命学科——诞生了。

兰顿本人参与这项工作的目的不是要创造出某种人造动物，他想创造一种与病毒相似的有生命物种。他的创造物是世界上最简单的自我繁衍结构，即能够在计算机屏幕上自我繁殖的图形。这个图形看上去很像大写的 Q，它下面的尾巴可以产生出另外一个 Q，新的 Q 又能产生 Q，直至整个屏幕完全被自我繁殖的图形 Q 所占据。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成就，也是一个聪明的程序。兰顿整整设计了 800 条规则才使该程序投入运转。连它的操作方式也同动物和植物自我繁衍的方式

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即按照基因中储存的规则行事。只是这些自我繁衍的 Q 能否算作有生命的构造，却很值得怀疑。

问题的关键在于，生命（任何一种生命）就其本质来说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在 1960 年代末，对生命科学素有研究的卡尔·萨根曾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生命”一词的词条。他调查了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生态学家、性格学家以及胚胎学家关于生命的不同概念，得出了以下结论：“尽管以上所有生物学科均提供了大量的有关信息，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就所研究的对象没有达成任何一般性协议。对于生命一词没有普遍都能接受的定义。”

萨根认为，甚至自我繁衍的能力也算不上生命的界定性特点，因为许多杂交物种（如骡子）并不能自我繁衍，而某些无生命物体（如水晶）却能自我繁衍。然而，自我繁衍的能力毕竟是有生命物体的一大共同属性（骡子的单个细胞是能够自我繁衍的），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能够自我繁衍的构造

（如兰顿的 Q）也有权利说，在某种抽象和正式的意义上，它们是“有生命” 的。

兰顿的 Q 只能存在于计算机内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不是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存活的。在这里，需要从整体角度考虑计算机模拟的问题：如果能在计算机上模拟外部世界发生的行为，模拟它不是同原来的行为一样真实吗？

人造生命大会结束约一年以后，弗兰克·蒂普勒详细地研究了这一问题。蒂普勒是一位物理学家，曾同约翰·巴罗合写了《人类宇宙论原理》一书。他说，既然人能按照自己的愿望模拟任何东西，那么且以模拟整个一座城市作为假设。“从原则上说，”他说，“我们可以想象模拟将是非常真实的，城市中每一个人和每一个物体的原子以及每一原子的特征都能在模拟中找到它们的对应物。”

于是有了对城市及其居民的绝对真实的模拟。“问题在于，”蒂普勒说， “模拟人是否存在？据模拟人自己说，他们是存在的。模拟人不可能说他们‘实际上’是在计算机里，他们也不可能说自己是模拟人而不是真正的人。”

如果以上推断成立，那么不仅兰顿的 Q 而且所有其他有生命物体的计算机模拟都应被认为是同它们在真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一样有生命的。人造生命大会上展示的鲜花（它们获得了人造生命展示会一等奖）至少可以说是有“人造”生命的。

这些鲜花、蕨类植物和其他植物都是由阿里斯蒂德·林登迈尔和普赞米斯洛·普鲁森基耶维奇创造的。它们能在人们的注视下在计算机屏幕上生长，而且生长的方式令人惊异，即它们不是逐渐伸长的，而是按照计算机附带的数学指令分阶段地长起来的。这些数学指令以模拟植物体内有机物控制生枝、发芽、长叶和开花等程序的方式工作。

处于人造生命王国高级阶段的是克雷格·雷诺兹的“类鸟”。雷诺兹是洛杉矾“象征”计算机公司的计算机制图专家和生命问题专家。他正在制作一部有关计算机生命的电影，在影片的背景上有许多鸟儿飞来飞去。他想找到一种制造出成群生物——如新的鱼类、成群的鸟类，等等——的方法，同时又不必在此过程中费力地寻找每一个生物的去向。他想，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些计算机鸟类，然后把它们放飞，看看它们能否自己聚集到一起？

这是一种古怪的想法。但雷诺兹明白，鸟儿齐飞的习性不是因为有某个控制器或头鸟在向其他鸟儿发出指令。相反，每一只鸟都是以它对四周环境

和对鸟群中其他鸟儿的感觉为根据飞翔的。于是，他编制了一个会制做“类鸟”的程序，并下达了几条关于如何飞的一般性指令，如不许同其他类鸟碰撞，与头鸟相配合，跟上其他鸟，不要离群，等等。

当雷诺兹把他的类鸟在计算机上放飞的时候，他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也许它们会像被串在一起似的组成格子状的图形，也许会排成单行，像一条细细的小溪在天空飞翔。实际上，这些类鸟凑成了一群，像真鸟一样成群地飞着，队形一会儿散开一会儿聚拢，十分自然。

雷诺兹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收获，不仅整个鸟群的行为合乎鸟的规范，而且单只鸟也是如此。有一次，一只鸟离了群独自朝远处飞去。这时，它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后重新加入了队伍。雷诺兹并没有明确地设计这方面的程序，这只鸟实际上完全是在自行其是。

另一只类鸟则违反程序，撞在了障碍物上。但它并没有失去理智。只见它从障碍物上飞回来，似乎有点受惊地拍打几下翅膀，然后重新飞起来追赶鸟群去了。雷诺兹同样没有为类鸟编制这样的程序，但这样的事却发生了。真正有成就的“狂热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特征，即他所创造的东西最

终将使他毁灭，或至少完全摆脱他的控制。H.G.威尔斯（他是一位受过正规教育的生物学家）就曾在《莫罗博士的小岛》一书中描写过一位想把动物变成人的科学家。莫罗博士最初确实成功了，他发明了假人类。但没过多久这些假人类又变回去成了动物，并且对它们的创造者群起而攻之，最后把他杀死了。维克托·弗兰肯斯坦笔下的怪物也是如此。汉斯·莫拉维奇曾经预言，他的超级智能机器人将能取代人类，并认为这是好事。这样一来，检验人造生命取得进展与否的标志就成了，看看谁创造的生命形式能够摆脱控制。

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戴夫·杰斐逊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杰斐

逊是一位年轻的计算机科学家，在“时间偏差”规则系统（指迅速通过冗长的计算操作）方面已小有名气。他在读了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后，突然对生物学发生了兴趣。尤其是书中有关“记忆素”的章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杰斐逊认为，计算机程序同想法一样也是记忆素，程序是可以繁衍的，因为对任何一种程序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进行复制。程序也能够进化：把它输入随机数发生器中，就可以得到该程序的变体。在多数情况下，这样做将彻底毁掉该程序，但有时后果只是使程序的运转稍有变化，也许比以前的运转还要好。这和生物学中的道理是一样的，即尽管大多数变体没有适应性，少数一些变体却有适应性。此外，有些程序还能够像动物那样与其他程序及其四周的环境互相产生影响。甚至编制能模拟经验的程序也是可能的。

因此，如果计算机程序能够繁衍、变异、与周围环境互相影响并能模拟经验，为什么不能认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有生命的呢？为什么不能把某些专门的程序就看作某种动物呢？“我不清楚自己是如何产生这一想法的，” 杰斐逊后来回忆道，“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建立一种用程序个数代表动物个数的系统是可能的。”

杰斐逊编制出了被他称作“程序动物”的计算机程序。各种程序动物不仅能自我保持和自我繁衍，还具有真动物的特征，如年龄、体重、新陈代谢等。此外，和真动物一样，它们也有出生、死亡甚至绝种。程序动物之间也像自然界的动物一样，存在着捕食和被捕食的关系，捕食的是狐狸，被捕食的是兔子。它们甚至还有食物链，有专门的程序负责制造供免子食用的草。

最后，无论是狐狸还是兔子都能进化，比如，兔子可以进化得跑得更快。所有的进化都由造成变异的随机数发生器控制。

人造环境中的人造动物——这就是戴夫·杰斐逊为他的计算机输入的程序。他把一切投入运转后，坐在一旁静观事变。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复制典型的捕食和被捕食的关系。简单地说，你将先看到兔子数量的增长，稍过一会，狐狸由于吃掉大量的兔子，数量也增长了。如果狐狸吃掉的兔子太多，兔子的数量就会下降。这时，狐狸的数量就会太多，由于食物有限，许多狐狸将被饿死。兔子和狐狸都会沿着这种典型的循环方式发展，其各自的数量以相同频率上升和下降，但二者之间有时会不够协调。”

这就是杰斐逊希望从他的程序中看到的结果。他所希望的结果确实出现了，只不过仅仅是在开头的时候。

“我观察着程序运转情况，心里充满自信。兔子和狐狸的数量按照设想在上升和下降。突然，一切都失败了：兔子突然绝种了，过了一会儿，狐狸也都饿死了。”

这的确是始料未及的。肯定是杰斐逊犯了一个计算机方面司空见惯的错误——程序有问题。他把全部编码打印出来，逐一查找错处。他没有找到什么疏漏，不过，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作了几处小小的调整。他认为可以对编码进行一些小改动，以确保出现典型的捕食者和被捕食者数量的升降格局。完成这些改动后，他重新坐下来，再次使计算机进入工作状态。

但是仍然不行。“有时狐狸会绝种。此外，由于没有了敌人，兔子的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该系统的最大容量。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使两种数量保持在稳定的波动值上。一般来说，每经过一个或者一个半周期，我就会失败一次。”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杰斐逊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得到他一直想得到的不规则数量。他不再核对编码，转而直接从兔子和狐狸方面考虑问题。

“也许狐狸只吃小兔子，”他想。“我将确保狐狸不吃成年的兔子。无论如何，成年兔子跑得很快，它们会逃命的。”

他把以上想法输入程序⋯⋯但是，仍然不行。“也许狐狸只吃老兔子。”

还是不行。 “也许狐狸既吃老兔子也吃小兔子。也许是兔子有藏身之处。我也弄不

清了。我试图把情况想得复杂些，以便得到一个稳定的波动值。但是，还是不成！一次又一次，不是这个死了就是那个死了。”

在这里，著名的计算机程序设计获奖者、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戴夫·杰斐逊先生自己设计的程序失控了！也就是说，被创造之物把它的创造者打败了！

就在此时，杰斐逊有幸阅读了理论生物学家罗伯特·梅的论文“典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复杂性”。作者认为，典型的数量升降格局只有在生态系统中所有其他因素都处于稳定状态时才会出现，而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只要出现任何一种不稳定因素（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很炔就会导致包括大规模灭绝在内的其他结局。

戴夫·杰斐逊的程序中的确存在不稳定的因素，它们就是那些随机数发生器。

杰斐逊明白了：“我在程序中寻找的东西，严肃的生物学家们早就知道了。”

此后，他为程序附加了一些性能，认为这些动物能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但他取得的却是现实的动物生活中另外一些严酷的教训。在对程序进行了一些变更后，他想：这下它们该有竞争能力了。它们将大量繁殖，而那些不具备此种能力的动物却不能。这方面的基因将在整个物种中传播开来。

结果却是，实际发生的事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 “一次又一次，我希望发生的却没有发生。在判断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方

面，我甚至连猴子都不如！即使我非常慎重地确定某种特别属性会占上风，我对结果的预测仍然得碰运气。有一半的时候我都是错的，每次过后我都静坐在那里苦苦地思索着原因。于是，我把模拟倒退回去，重新输入不同的指令，然后继续观察。把模拟倒退回去通常需要一小时，而找出为什么出错的原因则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

有一次，他把两个相同的物种放入程序之中，并使它们互相成为天敌。“这不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生物学假设。我从未听说过两种捕食者会同时

存在，至少这种现象是很少见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发明了两个这样的物种，它们按照下述原则运作：如果两种互相对立的动物争斗，那么较大的一种将会取胜。除非是三个打两个或是与此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数量较大的一方将取胜。”

杰斐逊想，在这方面，可以十拿九稳地预测：如果两个相同的物种互相争斗，二者将会得到同样的命运。也许它们都会死去，也许都会获得成功，因为它们不仅自身相同，行为方式也相同。很难想象会出现其他结果。

对结果满怀绝对自信的杰斐逊发现，事实与他的预测恰恰相反。其中一个物种不仅完全降服了对手，而且还得意地围着战败者一圈圈地打转。

“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几何分布现象：其中一个物种占领了一小块空间，在那里生长并逐步扩大自己的地盘。与此同时，在角斗场的中央，另一个物种却一动不动。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说不清。”

突然，他顿悟了——是的！⋯⋯只能是这样！——一定是发生了某种适应性的变化！

经过重新审查后杰斐逊发现，的确产生了新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变化。其中一个物种好像藤壶那样贴在岩石上一动不动，但另一个物种却能够正常活动，这样一切都可以得到解释了。能够正常活动的物种一定会把不会动的物种活活吃掉。

但是，所发生的事却不是这样！

事实是，不会动的物种活了下来，而会动的却被消灭了！ “事实与直觉恰恰相反！”杰斐逊道，“不会移动的反倒成了获胜的基

因变种！我对此十分吃惊。我花费了整整一周时间想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把这一程序重新运作了好几百遍。”

他最后总算弄明白了。 “问题的实质是，会动的物种将会遇到跑到敌人的视觉范围之内的危

险。如果你不会动，当然也就没有这个危险了。如果有足够多的、会动的敌人定期进入你的势力范围，你就合适了。你的食物都送上门来了。”

这真是了解大自然的一种奇怪的方式。戴夫·杰斐逊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了解鸟类和蜜蜂，他既不阅读有关的动物学教科书也不用关在笼子里的动物

作实验，而是揣摩计算机程序的结果。他查阅动物学教科书的目的只是为了检验他的计算机动物在硅片中彼此在做些什么。

至于程序动物是不是真地“有生命”，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戴夫·杰斐逊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将毫不犹豫地说，程序是可以‘有生命’的，”他写道。“不管人们对‘生命’一词给出如何合理的定义（如‘能适应其环境，并能产生自身的不同变种的、精力旺盛的开放性系统’之类），程序都能符合该定义。关于程序不能有生命的说法不是反映了‘生命’定义的狭隘，就是反映了对计算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了解过于贫乏。

“生命不止有一个层次；我们至少已经识别了 3 个层次：细胞、单个的多细胞体和物种。当细胞死亡时，由它构成的单体可能仍然活着，或者说单体可能死亡，而细胞却依然活着。同样，当单体死亡时，由它构成的物种可能依然活着，或者说，物种可能由于遭受不可逆转的生态紊乱而死亡，但单体却存活了下来。

“我不认为狐狸、兔子和草在单个层次上是有生命的。我也不认为那 5 页含混不清的编码中的任何一页能被单独说成是有生命的。但是，人造兔子作为一个物种的确显示出了有生命物种的特性。它能够生长，能够适应环境，能够繁殖，能够进化。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否认人造兔子物种就其整体来说是有生命的。”

洛斯阿拉莫斯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汉斯·莫拉维奇同科幻作家弗雷德·波尔建立了联系。波尔就《换脑儿童》一书为英国的《新科学家》杂志写了一篇评论。他把稿件提前寄给莫拉维奇，并在附信中表示对这本书的钦佩之情。波尔也一直对思维移植深感兴趣，现在，他欣慰地看到硬科学界人士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些想法了。此后，他们二人就科幻小说和其他问题经常联系，私交也迅速发展起来。没过多久，莫拉维奇向波尔透露了一个伟大的新想法。

“可以以超级智能后生物（后达尔文？）世界为背景，写出一些有趣的故事来，”他在信中写道。“那个世界中的生态比我们这个世界要丰富得多。在那个世界里，各种生物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其中有些生物的规模和行为动机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我的想法之一是，从某个寄生虫种族（计算机病毒）的角度来展开故事。这些寄生虫大致具有人的智力，因为在它们生活的特殊环境中，更聪明反而会带来被识破进而被消灭的危险（也许是因为降临在它们的生活环境中的计算机碎片数量有限，不足以维持更大体积的生物）。它们的世界中还居住着一些法力无边的神，但这同它们没什么关系。它们能够躲开注意，在夹缝中过着一种不安全的但却是充满乐趣的生活（听起来就像我们现在所过的生活一样）。”

波尔十分喜欢这个设想，并自愿提出帮忙。不久，他们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并且开始商讨对外联系、寻找代理人和出版商等项事宜。

1989 年仲夏时，莫拉维奇已设计好了有关情节。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计算机病毒，它想组装一个身体，然后逃离自己所处的环境来到有血有肉的外部世界，一代一代地繁衍下去。计算机内的资源十分匮乏，但病毒仍然设法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物质生命。下一步的任务是种下自己的一粒种子，然后开始生育、成长和自我繁衍的循环过程。但是，一个刚刚出生的计算机病毒如何得到有关信息呢？这很简单。莫拉维奇在给波尔的信中写道，病毒袭击了一家图书馆，“从一本历史书中把一个真正的人的思维提取出来。”

于是，这个病毒把思维从历史书中提取出来了，它知道，它能完全地控制那个人的思维，还能像绕胶卷一样把它倒转回去。病毒可以创造各种奇迹。

“这可以仅仅是关于病毒繁衍的故事，”莫拉维奇对波尔说，“也可以表现陷于困境的人类的反抗精神。这个以思维的延伸为题材的故事会使病毒、人类、读者和作者都感到惊奇的。”

弗雷德·波尔喜欢这个故事：莫拉维奇确实有科幻头脑。

谁能想象，如果洛斯阿拉莫斯大会期间出现更多的展品，情形会变得怎样？如果你接受了莫拉维奇的人造生命体现了自然界生物进化的观点，你就必须承认造物主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了它的杰作的。具有适应性的变种的进化和复杂的应急行为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任何人都无法让它们在一夜之间出现。

与此同时，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移动机器人实验室里——这是一个讲求实际和效果的地方——莫拉维奇正在取得重大的进展。他正在制造一种称作“天王星”的确实先进的新型机器人。

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这个机器人具有完全新型的计算机视野和行走系统。它有自备能源，它的“瑞典式轮子”还能使它围绕自身半径随意转动。“天王星”既灵巧又强大，它不仅能升能降，还能微微倾斜，很适合坐轮椅者使用。它背上还有一块空地，如果愿意，莫拉维奇（其他人也行）还可以坐到它的背上。机器人将驮着他，橡一只玩具一样在屋子里到处走。

于是，汉斯·莫拉维奇和他的助手们以及来访者轮流坐在“天王星”的背上，骑着它在轮椅坡道上一遍遍地跑上跑下，玩得十分开心。

在这个讲求实际的地方——在这里，只有效果算数——这确实算得上实际的进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