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头术

索尔·肯特曾对他母亲多拉说过，当她死后将把她的遗体埋人某个公园内的一个洞里。多拉知道他只是开玩笑，然而⋯⋯多拉·肯特和她的儿子一样都想长生不死，而且，他们都是在人体冷冻学——即把刚死的人的尸体冷冻起来，以便日后使它复活——刚刚问世的 60 年代就对它产生了兴趣。这母

子俩都是纽约人体冷冻协会的早期会员，索尔还在 1968 年夏参与了历史上首例人体冷冻的实践。

那时只能算作是人体冷冻学的史前时代，冷冻是由操办丧礼的人们干的。从那时起，科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当多拉·肯特在 1987 年躺在一家私人小医院里濒临死亡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使人体走向永恒的一整套全新冷冻技术，包括患者稳定程序，血液冷却程序，以及冷冻尸体滑行坡道最佳角度，等等。在这些新技术中，有很多项是由被人体冷冻学家们公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人体冷冻机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的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开创的。索尔·肯特居住在里弗赛德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离阿尔科基金会近些。

当多拉·肯特住进医院的时候，人们都明白，只要她一死，立即就会被冷冻起来。她在 4 年前患了大脑器官综合症，此后一直卧床不起，神志不清， 全靠别人料理。除此之外，她还患有骨质疏松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1987 年 12 月，当她已是 83 岁高龄的时候，又染上了肺炎。

病人的状况至少可以说是极为糟糕。根据这种情况，索尔·肯特没有要求继续治疗，而是把她从医院搬到几英里外离阿尔科基金会不远的地方住了下来。

搬迁的原因是为了节省时间：尽管谁也不敢保证冷冻后的尸体准能复活，但是，病人去世后冷冻得越早，日后复活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点在人体冷冻行业中却是没有异议的。其实，最理想的办法是在人死之前就开始冷冻，但根据现行法律，那样做将被判为故意杀人罪。其次的办法是在宣布病人法律死亡后，随即开始冷冻程序。于是，当多拉·肯特在 1987 年 12 月 11

日（星期五）零时 27 分去世后，索尔·肯特马上把他母亲的尸体冷冻了起来。

确切地说，只是把尸体的一部分冷冻了。把一具完整的尸体冷冻并存放多年，其费用是相当高的。没有人知道会存放多少年，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100 年到 200 年之间。这么长的存放期限，再加上把尸体冷冻处理的费用，

总共需预付 10 万美元。另外一个考虑是，多拉·肯特身体内部的一些器官—— 如硬化的血管，疏松的骨骼和患过炎症的肺部——都已不值得保存了。唯一值得保存的器官是能体现她的个性和储存记忆的部分，即头部。从理论上说， 如果科学能够发展到使冷冻的人体重新复活的地步，那么，它也一定能毫不费力地使冷冻的头颅恢复生机并把它移植到一个可能是利用病人本身的细胞再造的新身体上。单把头部冷冻并存放（即“神经冷冻置放”）的费用要低得多，只有 35，000 美元左右。出于以上考虑，在 12 月 11 日清晨 6 时许， 多拉·肯特的头颅从她的身体上被分离下来，一层层地用塑料膜裹好，准备放入液化氮储罐中。

这样的手术在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已司空见惯。在多拉·肯特之前， 那里已经存放了 6 个冷冻头颅和一具完整的冷冻尸体。但是，当晚值班的人

体冷冻置放小组却犯了一个小小的技术错误，它不仅给小组成员本人、而且给整个人体冷冻学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值班的小组成员包括阿尔科基金会主席迈克尔·达尔文和外科医生杰里·利弗。他们只顾忙于冷冻，却忘了宣布病人已经死亡。在场的人无人怀疑病人实际上已经死了（至少根据普遍接受的医学标准应当是这样），因为她早已停止了呼吸和心跳。达尔文和利弗可以用他们使用的心脏起搏监视器和听诊器证实这一点，但他们两人都不是注册医师，出示的医学证明不具法律效力。由于时间紧迫，他们只得立即动手。不出几个小时，多拉·肯特的头被取了下来并送入“头颅储藏库”—— 这是阿尔科基金会为更好地保护其神经储藏患者（冷冻头颅）而设置的一种抗地震储藏室。

三天以后的星期一，受索尔·肯特委托负责火化尸体其他部分的布埃纳帕克殡仪馆向公共卫生服务部门索取死亡证明书，以便得到火葬许可证。但卫生部门拒绝颁发死亡证书，因为在患者死亡时没有注册医师在场。更为糟糕的是，尸体的头部没有了，这种事在整个南加利福尼亚都十分罕见。两天以后，布埃纳帕克县验尸处的几个人来到阿尔科基金会，对所谓未冷冻置放的那部分遗体进行检验。他们把尸体从基金会搬走，然后进行了解剖。

以后的事情都是顺理成章的。验尸表明，肺炎是致死的原因。一位代理验尸官很快据此开具了死亡证书，并把动脉粥样硬化和大脑器官综合症也列为死因。 12 月 23 日，在各方均告满意的情况下，多拉·肯特的尸体被火化。此事至此宣告了结。

当时，确实所有的人都认为此事已经了结。可是，就在第二天——即 12

月 24 日，圣诞节的前一天——中午，全国广播公司的一个摄制小组突然专程从洛杉矶来到里弗赛德郊外索尔·肯特的家里进行采访。他们想知道索尔对报纸上的那篇报道有何感想。

“什么报道？”“就是关于你在你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就把她的头割了下

来，以及你因此以谋杀罪受到起诉的那篇报道。”

1987 年 3 月，距多拉·肯特事件发生大约 9 个月之前，“L5 协会”与全国太空学会合并，组成了全国太空协会。新协会共有 16，000 名会员。亨森夫妇早在几年前就辞去了“L5 协会”的领导职务。 1981 年两人离婚后， 卡罗琳恢复使用婚前的姓迈内尔，两年后她又嫁给了防务问题分析专家和星球大战的积极鼓吹者约翰·博斯马。

基恩·亨森离婚后打点行装前往硅谷居住，那里有计算机工业，有私人火箭发射工业和几乎所有使他感兴趣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图森的一些朋友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欢送活动，送了他一份厚礼。五六位火药节玩弄炸药的老朋友开车来到 40 英里开外的沙漠，他们知道那儿有一座 1600 英尺深的废

弃矿井。他们往矿井内倒入 200 磅液化丙烷，又扔进一个点燃的火把，然后急急忙忙躲闪开去。

连经历过无数次炸弹爆炸的基思·亨森都惊呆了。“真是美妙极了，” 他事后说。“火苗窜向空中，足有 100 多英尺高。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最壮观的一次爆炸。”

多拉·肯特事件发生的时候，亨森正住在旧金山南部不远的圣何塞。此时，他已同当年曾在图森编辑过《L5 消息报》的阿菜尔·卢卡斯结婚。在这段期间，基思·亨森对世界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首先，由于一直一事无成，他对太空移居的近期前景越来越没有信心。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无非是

发射几架航天飞机，不时地释放几颗不载人卫星，在轨道修复一两颗过时的老卫星，从事一两次太空行走，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咋日新闻了。

类似 OTRAG、星球开发公司、美国火箭公司等私人火箭制造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到处出现，竞争日趋白热化，以至太平洋美国火箭发射服务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加里·赫德森对这一行业中竟然没有发生过谋杀案而感叹不已。

问题在于，尽管这些公司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合资，尽管它们从事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开发井研制出堪称一流的新型火箭模型，它们的火箭却从未把任何东西送入太空轨道，更确切他说，在这些火箭中，能成功地飞离地面的都不多见。看到这一切，基思·亨森不禁感到，随着 20 世纪末一天天临近， 奥尼尔的太空定居点计划在他的有生之年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对前往太空定居点定居，他已几乎不存奢望了。

此外，基思·亨森仅仅把太空定居点看作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并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全部愿望。当然，人们可以前往太空轨道定居，可以在那里种粮食，甚至可以成为百万富翁。所有这些确实都不错。可是，在离地球不远的太空定居点生活和在地球上生活又有多大差别呢？当你抵达那里， 挣得一份家产并开始享受人生之日，恐怕也就是老朽昏庸该走向死亡之时了。

这真是一种悲哀。亨森能够想象得出他自己前往其他星球、穿越银河系的情形，实际上，从能够记事时起，他一直借助科学幻想的翅膀在遨游太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都将把他拒之门外，其原因仅仅是他的基因决定了他几十年后就会死去。

像基思这样的超前型理论家当然会对人体冷冻学早有所闻，事实上，他是从索尔·肯特那里听说的。索尔曾经是“L5 协会”会员，也曾像其他人那样，到图森“帮助做过事”。他也钻过亨森家地下的地道，但由于想长生不死，钻到某处后他便会匆忙地钻出来。“在那里面我感到很紧张，”他回忆道。“那是一些土洞，又没有什么东西支撑。你会感到它们可能随时倒塌。我从不在里面久待。”

索尔曾向基思讲述如何才能长生不死，但基思是个现实而严肃的人，他认为人体冷冻学完全是伪科学。光是冷冻就足以使大脑变成冻土豆一样的东西了，其他一切又从何谈起？

如果有什么人能对此作出回答的话，那就是埃里克·德雷克斯勒。基思和卡罗琳自第一次普林斯顿会议时就同他相识了。此时，他正在就制造微型机器人的问题撰写一部书。这种机器人可以自己繁衍，其体积只有物质的分子一样大小。它们可以对原子逐个地实行控制，可以在不违反自然界常规的情况下将原子像积木一样随意地摆布。它可以使人们对物质结构实行完全的控制，如果愿意，你可以把煤块变成金刚石。有了一群这样的机器人就等于拥有一台可对物质实行随意控制的机器，或是一台万能制造机。当输入一组数据并把机器开动后，德雷克斯勒的微型机很快便能在分子水平上制造出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早在麻省理工学院读书的时候，德雷克斯勒就注意到了人体冷冻学。他最初的反应与亨森夫妇相同，认为它不会成功。首先，被冷冻者必须先得死去，仅这一点就大有问题。此外，还有冷冻以及日后解冻时带来的损害，等等。基于以上考虑，德雷克斯勒对这件事持反对态度，他当时曾对自己说，

“谁要是拿人体冷冻学当真，那他准是疯了。”

但是，随着微型机器人方案的出现，德雷克斯勒对人体冷冻学的怀疑和否定也消失了。首先，能够对原子逐一实行控制的机器人也一定能够毫不费力地修复受到损害的细胞。以冻伤为例。尽管遭受冻伤的细胞受到了明显的损害，但是，这些细胞的总体结构却因为严寒而很好地保存了下来。细胞内肯定会保留着足够的未受损害的物质，微型机器人可以此为基础把细胞修复并使之恢复正常功能。

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机器人不能同样解决在冷冻置放过程中由于冷冻和解冻所造成的损害？当然，为了让机器人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编制无数的程序，还要用软盘输入大量比以前尝试过甚至设想过的任何事情都要复杂的重要指令。的确，所有这些做起来将会很难。然而，重要之处在于，不是没有可能的。

基思·亨森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对此表示赞同。起初，单单是长生不死这种想法就让他感到不自在——它给周围事物带来的变化太大了。只有为自己制订出圆满的新的生活计划之后，他才会考虑改变原有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不管怎么说，如果德雷克斯勒关于机器人的设想是正确的，基思将不得不有所改变。

在里弗赛德县验尸官得出多拉·肯特可能是被谋杀致死的结论之后两个星期，他的几名副手持搜查证来到了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在此之前，医学检查官在多拉·肯特的身体里发现了一些药物，因而推论它们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甚至可能是致死的原因。

在人体冷冻置放过程中，按照惯例需要使用药物。也就是说，在宣布病人在医学和法律上已经死亡之后，要立即对尸体采取“复苏”措施，就好像要使死者复活需立即采取措施一样。实际上，人体冷冻学家采用的方法和医生在病人临时停止呼吸或心跳后采取的复苏方法大致相同。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使血液和氧循环到脑部，以利于日后使它重新复活。然而，人体冷冻学家并不想让尸体在冷冻置放过程中活过来或恢复知觉。为了保证这一点， 他们往往给病人注射巴比土酸盐临和其他药物。

多拉·肯特事件的症结，在于医学检查官能否准确地区分哪些药物是死

前以及哪些是死后注射的。即使乐观地说，做到这一点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多拉死时有注册医师在场并宣布她的法律死亡，以后的事情可能就不存在了。但是，由于缺了这样的程序，验尸官认为有必要对包括头颅在内的整具尸体进行解剖。

这就是助理验尸官手持搜查证前来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的原因。他们将搜查基金会的病人档案以及冷冻置放的尸体，包括多拉·肯特的头。然而， 使他们感到吃惊和为难的是，在基金会的各处都没有找到多拉的头，也没有人说出放在哪里。经过询问多拉·肯特尸体冷冻期间一直在场的迈克·达尔文和休·希克森，验尸官们得出结论：多拉的头肯定被偷运到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地点。

达尔文和希克森被戴上手铐。此后，当基金会的其他人员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也被逮捕了。他们被带到里弗赛德县监狱，留下了指纹，拍了照片（“嫌疑犯照片”），然后被拘留起来。

^{临 床上用作镇静、催眠或麻醉药的辅助药，过量服用可导致死亡。——编注}

他们在几小时后获释，并没有受到正式起诉。但警官明确地告诉他们， 警方仍想得到多拉·肯特遗体的剩余部分。其中的一位对迈克·达尔文说： “只要你把她的头交给我们，我们就不会找你的麻烦。”

一个星期以后，警方决定再对阿尔科基金会彻底地搜查一次。这次前来的，是里弗赛德县的一支特种武器和战术小组以及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些校警，借口是阿尔科基金会藏匿了价值几千美元盗自该校的医学设备和药品。

警方搜走的许多设备上确实都带有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标记。但阿尔科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坚持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该校的剩余财产处合法购入的，而且有收据可供证明。遗憾的是，收据也被警方拿走了，基金会左右为难，却又毫无办法（此后很久，警方才归还了那些设备和收据。）

在持续了 30 个小时的搜查期间，警方带走了除固定在地面上或抬不动

的物品（如电子扫描显微镜）之外的一切东西，总共包括 8 部计算机及其软件和其他有关设备，如硬盘，备用磁带及高速打印机等，此外，还没收了用于冷冻置放的价值 5000 美元的药品，并带走了基金会的两位德国籍牧师—— 没有人猜得出是何原因。

他们没有搜到多拉·肯特的头，却找到了她的两只手。

人体冷冻学是 1964 年罗怕特·C. w. 埃廷格出版了《长生不死之前景》一书以后问世的。埃廷格当时在密歇根州一所名气不大的学院里担任物理学教授，并为一种前人虽提出过但却无人认真加以思考的想法而走火人魔。这种想法本身不是埃廷格的发明，举例来说，本杰明·富兰克林早在 1773 年就曾这样写道：“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使溺水者的尸体不腐烂的方法，以便日后能使它重新复活，不营这一夭多么久远；为了实现亲眼目睹百年之后的美国的强烈愿望，我宁愿平平常常地死去，和几位朋友一起浸泡到马德拉葡萄酒桶中，然后在亲爱的祖国阳光的照射下重新复活。然而⋯⋯很可能，对于目睹能把我们的时代变得尽善尽美的那种艺术来说，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纪还不够先进，我们仍只处于科学的幼年时代。”

但是，200 年以后的今天，科学几乎已经发展到可以认为，把尸体贮存起来井使之日后复活是切实可行的事情了。至少，埃廷格在以科学幻想、实际科学的发展和个人经历为基础思考之后，是这样认为的。

早在少年时代，埃廷格就是《神奇》杂志的热心读者。在这本由雨果·格斯巴克于 1927 年创刊的科幻杂志中，登载过许多科学和技术创造奇迹的故事，如星际旅行、金属人、生命暂停等等，其中埃廷格认为最有吸引力的是尼尔·R. 琼斯写的一篇题为“詹姆森卫星”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神奇》杂志 1931 年 7 月的一期中，当时埃廷格只有 12 岁，自那时起，这篇文章就一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文章中说，詹姆森教授在他的遗嘱中规定， 死后把他的遗体发射到太空中去，在那里，寒冷和真空将使遗体无限期地保留下来。几百万年以后，人类早已灭绝了，某种机械民族发现了詹姆森冷冻的尸体。他们把教授的头颅复活后移植到一个机械人的身上。后来，詹姆森就长生不死了。

鲍勃·埃廷格当即对这种想法产生了兴趣。但是他想，为什么要让异族去把冷冻的尸体复活并使之长生不死呢？这些为什么不能由我们自己来干？ 还有，为什么要等 100 万年？科学早就应该能够这样做。经过一阵思考后， 他突然想到，从没听说过任何一位科学家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甚至没

有人想过这样做。这真奇怪。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廷格作为步兵少尉去了欧洲。后来，他在德国负了伤，被送回美国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的一所陆军医院。在医院里， 他一边疗养一边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一过就是好几年。有一天，他终于在一篇文章中了解到，法国一位名叫让·罗斯唐的生物学家曾经把青蛙的精子冷冻起来，几天之后又使它复活了。

至少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开端。罗斯唐还预言，总有一天，衰老和体弱的人都能被冷冻起来，以用于日后的治疗。埃廷格想：还真像点样子了， 至少已经有人想到正道上去了。

在医院期间，埃廷格还撰写了一篇题为《倒数第二张王牌》的科幻故事， 刊登在《触目凉心》杂志 1948 年 3 月号上。这篇作品可是不同凡俗。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声名狼藉的百万富翁，名叫 H. D. 霍沃思。此人的万贯家财全靠欺诈而得，却又惜命如金，千方百计想多活几年。终于，在他 92 岁的时候，死神临近了。这时，恰好有一位名叫史蒂文斯的科学家在试验一种生命暂停技术，并已取得了某些进展。他采用的方法叫做“采用饥饿法使活组织部分脱水，然后进行冷冻。”

霍沃思被冻了起来，然后放入保温库。埃廷格在文中称他是“第一位有保留地死亡的人”。

300 年以后，霍沃思重新活了过来，变成了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呵， 就是这样，”他醒来之后对自己说，“真地成功了。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复活和复壮的过程花费了很长时间。“我们为你整整花了两年工夫，” 一位医生告诉他。

霍沃思想立即投入新的生活，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两件事需作交侍。在霍沃思被冷冻的 300 年中，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阅读人们的思想的方法。“简单说来，这是一种催眠生物物理技术，它可以挖掘出人们隐藏的记忆，并作出解释。”这种技术在人被冷冻期间同样适用。

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你的想法和经历都已存入档案，”有关人士告诉霍沃思，“其中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已经发表了。”

这也让人不可思议！可是，后面还有更糟糕的事，即这种阅读技术已被进一步完善成一种行为控制系统。霍沃思被告之，“它的作用是使人们不再作出不负责任的行为。”

该系统读出人们隐藏的想法后，可对过去的恶行实行惩罚。一切都安排得像数学一样精确。“从数量和质量方面均对惩罚进行了分类，”他们介绍说，“如果某人的恶行超过了允许的最大限度，他将被送进流放地，从数量和质量上亲历一下他以前造成的苦难。”

作为对霍沃思早年恶行的报应，他被遣送到设在以前被叫作火星的星球上的流放地接受惩罚。

“现在，人们把它称作地狱。”

鲍勃·埃廷格曾经在密歇根大学就读，以后又进入韦恩州立大学，并在那里获得物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以及数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韦恩州立大学和密歇根的海兰帕克社区学院教授物理学和数学。多年来，埃廷格一直想对人体冷冻学作出一番科学解释，但是直到 1960 年经历了一场中年危机之后他才开始这样做。

“我在 1960 年产生了厌世思想，然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了几页纸

上。”他在《名人录》中找了几百个姓名，把自己的感想一一散发给他们。但是没有产生任何反响，好像这些人对自己的生死毫不在乎一样。

“只有经过耐心劝说，人们才能理解死亡（通常）是一个渐进的和可以逆转的过程，”他说。“所以，只有经过劝说，人们才能认识到活着比死了好，健康比生病好，潇洒比愚笨好，为长生不死而经受折磨是值得的。”

正因为如此，埃廷格写了《长生不死之前景》这本书，以劝说人们承认以上事实。 1962 年，他自费将该书出版。两年以后，道尔布迪出版公司

购买了修改版的版权。最后，该书用 4 种语言再版了 9 次，成为人体冷冻学运动的《圣经》。

在这本书中，埃廷格逐条列举大量科学事实，证明冷冻后的死亡物体可以重新复活。例如，许多昆虫和低级生物在冬天都冻僵起来，春天又自动复活；其中的一些还能自我分泌出防冻剂——丙三醇。

在英国，奥德丽·史密斯用金仓鼠进行过试验。她把金仓鼠冷冻起来， 直至它们的体液有一半变成冰，然后再给它们重新加温。许多金仓鼠都重新复活了，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其他人也对猫和狗作过类似的试验，结果有些动物复活了，有些却死了。在诸多此类实例中，没有一个得出动物冷冻后可以重新复活的结论。但是埃廷格认为，这些记录的积极方面远远大于消极方面。他在书中提出不妨真地试一试。即使冷冻不成功又怎么样？被冷冻的人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他已经死了，这本身已经是最严厉的惩罚了。

埃廷格确信先进的科学一定能够使死人复活。关键在于恰当地修复遭到损害的结构，没有理由认为发明不出必要的技术。“能够连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每天 24 小时运转的外科设备，将逐个细胞甚至逐个分子地将冷冻后的大脑细心地修复，”他写道。被冷冻者将重新复活，”他将充满活力，健康状况比死前还要好”。青春也将得到恢复：“作为复话音，我们在苏醒时可能仍然是衰老的。但是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同羊羔嬉戏，更不必说同小鸡或者妻子了。”

当埃廷格在电台的“约翰·尼贝尔通宵节目”接受采访时，最忠实的听众之一便是索尔·肯特。作为一名大学生，索尔认为冷冻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人们怎么能够反对它呢？“它当时就打动了我，”他回忆道，“我当时的心情就好像一把等待钥匙前来开启的锁。”

肯特把整个节目收听了一遍，第二天便到街上买了一本《长生不死之前景》，然后躺到海滩上——只要天气好，他经常到海滩去——把它从头到尾读了一遍。那是 1964 年的 6 月。第二年，他和一些志同道台者共同成立了纽约人体冷冻协会。3 年以后，他们进行了第一次人体冷冻置放。被冷冻者名叫史蒂文·曼德尔，他年纪并不大，死时只有 24 岁。

但曼德尔并不是第一个被冷冻的人，这一殊荣属于一位退休的心理学教授，名叫詹姆斯·H. 贝德福德。他是 1967 年 1 月在加利福尼亚由罗伯特·F. 纳尔逊和他的朋友们冷冻的。

纳尔逊的经历波折起伏。他最初是职业拳击手，此后在圣费尔南多谷与他人共同经营一家电器商店。就在这期间，他在报上读了关于埃廷格的介绍， 于是引出了又一个锁等钥匙的故事——和肯特一样，他也是第二天一早就去买了一本书，然后坐在椅子上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纳尔逊决定试一试，尽管有些人可能觉得他是疯了。“这种想法既荒谬又完全符合逻辑，”他回忆道。3 年以后，纳尔逊从事了他的第一次冷冻试

验。

整个过程从头到尾一片混乱。首先的麻烦便是，病人死得比预期的要早。“病人死了？”纳尔逊听到后反问道。

就在这个重要关头，主持冷冻的医生马里奥·萨蒂尼博士却犹豫起来。“在病人死去的时候，我应当在他的身边，”他对纳尔逊说。“我不知

道。我应该先同什么人谈一谈。现在我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件事。”

最后，当一切都已完成、需要把尸体搬到另一处的时候（没有人愿意长时间地保留它）⋯⋯干冰没有了。

纳尔逊决定在运送中为贝德福德的棺村里加些于冰。他安排在一座公园里与一位朋友会面，他们将在那里打开棺材，把干冰放进去。

“我们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纳尔逊回忆道，“孩子们在母亲的看护下跑跳嬉戏，一群男孩在玩球，一位市政工人在修剪草坪，一对情侣手拉着手在散步——可是，当我们打开棺盖，里面冒出缕缕水气的时候，竟然没有人表示奇怪。”

《长生不死之前景》一书出版之后，有关人体冷冻学的科学佐证不断出现。大脑冷冻试验便是其中一例。

1960 年代中期，日本神户医学院的须田勇、K. 纪藤和 C.安立 3 位教授对猫的大脑作了一系列冷冻和解冻试验。他们把大脑中的血液抽出，注入丙三醇，然后分别冷冻一夜至 6 个月。期限到达以后，大脑被解冻，把丙三醇抽出，再重新注入加过温的、新鲜的猫血。研究人员还把大脑灰质与电极接通，再把它们同类似脑电图仪的扫描装置连接起来。

按照常规，脑细胞在缺氧几分钟后便会死亡。正因为如此，此后发生的事就是不折不扣的新发现。在如同惊险影片一样的气氛中，扫描指针动了！ 指针上上下下地划动着，显示出波形，好 像在接收大脑里新的脑电运动一样。

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听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证据就在眼前，随着指针的不停划动，写下了令人迷惑不解的信息：冷冻 6 个月后刚刚解冻的猫的大脑正在释放出脑电波，而且，这种脑电波和冷冻之前释放的并无重大区别。更令人惊讶的是，大脑完全是自发地这样做的，没有接受任何电击或其他人工刺激。在经过解冻之后，把血液重新注入，然后⋯⋯便重新运转起来。就是这么简单。

须田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把结果发表在声誉卓著的英国《自然》杂志上。“我们在此希望得出如下结论，”他们在文章中说，“即脑细胞在缺氧

的情况下并非极易受损。看来，经过特殊状态下的长时间贮存，即使是大脑中的神经细胞也能存活或复活。”

这一发现并不是孤立的。在此之后，其他科学家用猴脑和狗脑进行了类似的试验，所得结果基本相同。人们还用更大型的哺乳动物做试验，其中的一些——如猎兔犬迈尔斯——在经受试验后还成了传媒明星。

迈尔斯没有被冷冻，而是在比冷冻点高几度的温度中被冷却起来。但是， 它全身的血液都被抽千了，换成了某种血液替代品。在毫无血液的情况下， 迈尔斯的身体保持在 34°F 的温度达半小时，然后又恢复到室温，并重新注入自身的血液。最后它站起身来，摇摇尾巴跑了出去，它又成了一条普普通通的狗。

主持这一试验的是保尔·西格尔，他是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员， 还是设在奥克兰的跨时代冷冻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此后，《人民》杂志专门

撰文介绍迈尔斯，这条人人喜爱的、神奇的狗还和西格尔一起接受了电视采访。

当时人们还想到了冷冻青蛙。美国北部和加拿大一带有几种青蛙，每逢冬天便冷冻休眠，来年春天再重新复活。冷冻学家们认为，这种现象也可作为“冷冻”并非“死亡”的证明。但反对冷冻学的人却不这样认为。明尼苏达大学的詹姆斯·萨瑟德说：“青蛙生来就是能冷冻的，它们就是那个样。遗憾的是，人并非如此。”

但事实上，在 80 年代未，有人就曾被冷冻了，而且，化冻以后活过来了。约翰·布鲁克斯即是一例。

布鲁克斯是在室温下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实验室的盘子里受孕的。到此刻为止，那是一次普通的体外受精。不同的是，受精卵经过几次细胞分裂之后，被放入一个液化氮储罐，在零下 196 C 的温度中存放了两个月（接受人体冷冻治疗的病人也是在相同温度下被贮存在同样的液化氮容器中的）。两个月期满时，胚胎被成功地移植进布鲁克斯的母亲玛格丽特·布鲁克斯的子宫。移植后 9 个月——也可以说是在实验室中受孕后 11 个月——约

翰·布鲁克斯降生了，体重为 8 磅 2 盎司。

到 1987 年，冷冻人体胚胎已经很普遍了，以至梵蒂冈专门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这种做法：“胚胎冷冻（低温贮藏）是对人类尊严的冒犯，即使这样做是出于保护胎儿之目的。”

然而，梵蒂冈的声明发表仅有两年，许多人却为受精卵的所有权问题诉诸公堂。在田纳西州的马里维尔就有一对这样的夫妇，在经过体外受精、受精卵冷冻等过程之后，他们离婚了。妻子声称对受精卵拥有主权，但丈夫不想在孩子一旦生下之后承担供养责任，因而要求把受精卵杀死。 （1989 年 9 月，法院判决玛丽·休·戴维斯胜诉并拥有 7 个受精卵的监护权。她的前夫小刘易斯·戴维斯准备上诉。）

到这一时期为止，人体胚胎在冷冻两年多——最高纪录为 28 个月——之后仍能成功地移植到子宫里。没有人知道冷冻的最长期限，如果的确存在这一期限的话。对人体冷冻学家来说，这一信息似己清楚地表明，“冷冻”不一定意味着“死亡”，即使谈论的对象是人而不是青蛙。

当然，如果是活人冷冻，情况就会不同了，但冷冻学家们尚未那样做。“问题在于他们总是从死人做起，”吉姆·萨瑟德说，“如果人是活的，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可惜他不是，他是死的。”

当然，冷冻学家们也认为最好是死之前就开始冷冻，也许应该在一个人最健康的时候就这么做。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是悲剧，但真正的冷冻学家却不这佯认为。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曾写过一篇关于人体冷冻的科幻故事， 题目是《马克·加布尔基金会》。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活着被冷冻的。

“我在朋友们举行的一个小型欢送会上度过了我在 20 世纪的最后一个

夜晚。我们一共 6 个人，都是老朋友，但不知为什么，我们突然觉得互相之间十分陌生。他们似乎都觉得是在参加我的葬礼，因为从此之后再也见不到话着的我了；我却觉得似乎是在参加他们的葬礼，因为当我再次醒过来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都将不在了。”

从被冷冻者那里也传出了一些冷冻获得成功的消息。这些人并没有复活，只是化冻了而已，或者说，是身体的某些部分化冻了。

1983 年 11 月，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首次对两具化冻尸体进行了解剖。

两位患者都是跨时代公司的主顾，他们是一对夫妇，生前曾留下遗愿，希望死后冷冻。他们交不起需预先支付的那笔款项，但跨时代公司不想让他们失望，于是便想出了逐月付费的办法，由他们的儿子按月支付冷冻置放费。

这对夫妇去世后，跨时代公司按其遗愿把他们的整具遗体冷冻起来。几年过去了，一切都按照预先商定的办法进行着，但是后来这对夫妇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按月付费也就此中止。跨时代公司继续把两具遗体冷冻存放了一段时间，但人们都明白，这并非长久之计。跨时代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它不仅得不到政府资助，还时常遭受官方的白眼，因此无力免费提供存放服务。公司成立 16 年来，有 15 年是负债经营的。

就在这个当口，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助了一臂之力。它愿出于慈善考虑使遗体继续冷冻，唯一的条件是先把遗体“改变”一下，即不是存放整具遗体，而是只存放脑袋，因为后者的费用要大大降低。“一个存放整具尸体的盒子，”索尔·肯特曾解释说，“大概能放得下 20 个脑袋。”

这意味着必须在遗体处于冷冻状态时把脑袋取下来。这并不难。正如阿尔科基金会在就此撰写的报告中所说，“使用电动高速链锯，很快就完成了向神经性置放的过渡”。

对于观察人体经过多年冷冻置放后的变化（就这对夫妇而言，丈夫已存放了 9 年，妻子为 5 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阿尔科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不失时机地把已割下脑袋的遗体解冻，随后进行了解剖。

解剖的结果既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解剖中最没有想到的结果是，发现这两位患者的身上都有很深的裂痕，”解剖报告中说。

患者的表面皮肤、皮下脂肪、心脏旁边的血管以及动脉和静脉等处均有裂痕。一位患者的右肺和肝脏几乎裂成了两半，双手和右手腕处有裂开的伤口。这一消息并不令人鼓舞，但为此而失去信心却不应该。事实上，这些冷冻尸体所受的伤还不如医院创伤科每天就诊的断胳膊断腿病人的伤势严重， 而后者中的多数都能恢复健康。冷冻尸体未能保持原有状态这一事实不能成为大惊小怪的理由。

好消息是，尸体许多部分都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了。手掌、脚掌和其他组织都保持完好。大脑因为仍处于冷冻置放之中，故没有检查。

这次解剖为阿尔科基金会提供了一次学习机会。冷冻存放并不尽善尽美，但总的来说，患者的状况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令人满意。

即使冷冻尸体的复活是可能的，这样做是否合情合理却依然是个问题。许多科幻小说作家都考虑过这个问题，令人惊奇的是，不少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例如在 1967 年，克利福德·西马克发表了一部关于人体冷冻学的小说，

书名为《为什么把他们从天堂召回？》。书中描写的是在公元 2148 年，几十亿冷冻人被塞进了名为“长青中心”的纽约市的一座摩天大厦里。当时， 死而复活已很平常，除了最死硬的罪犯之外，所有的人都能长生不死。对罪犯的惩罚则是让他们自然地死去⋯⋯而且永不能复生。

根据书中的介绍，人体冷冻学“是在不到 200 年前的 1964 年由一位名叫埃廷格的人发明的。那时埃廷格问道：‘人为什么要死呢？’”

到 2148 年这时，人已经不会死了，但这未必是好事。缺陷之一是，人们在所谓的第一生命期间不愿做任何有风险的事。“人们不再做任何可能威胁人类生命的有风险的事。不再有冒险、登山、乘飞机旅行（极为安全的用

于救援的直升飞机除外）、赛车、人体接触的体育运动——统统都没有了。” 书中说，那时的人们都采取过于自我保护的态度度过他们的第一生命，

因为他们不想失去唯一的一次长生不死的机会。另外，他们的生活过份节俭， 因为钱都为下一次生命留起来了。在这些人看来，似乎他们的整个自然生命不过是个准备阶段，是日后真正生活的序幕而已。

其实，长生不死是否真如想象的那么好？西马克的回答是：未必。他认为，到那时活着的人将太多，“地球将会变成一座巨大的居民楼”。由于人口问题过于紧张，人类到那时不得不发明一种“时光旅行”以应付过剩的人口。“人类将用时光旅行的办法把一些人送回到 100 万年以前，让他们移居

到那时的土地上去。如果 100 万年前的土地也占满了，就送回到 200 万年之前。”

书中认为，心理咨询业将会大大发展，以使重新复沽的人们平安地进入下一世纪。将会设立心理咨询学校和心理咨询研究生院，有严格的入学考试和严密的教学大纲。所有安排都是为了在复活日到来时及在此之后提供各种帮助。西马克认为，必须把到未来的旅行看作是一场冒险，就像哥伦布征服新大陆或宇航员踏上另一颗星球那样。

事实上，这正是人体冷冻学带来的未知数之一：你会喜欢重新醒来后面对的那个世界吗？连世界上最具超前洞察力的科学家也感到难以回答。当弗里曼·戴森的父亲以 82 岁高龄去世的时候，他曾为是否把父亲的身体冷冻而思忖再三。最后他决定不这样做。“他死得很得体，”戴森说，“我决定对他行行善，不让他在百年之后再活过来。”

戴森本人也对冷冻和复活之类不感兴趣。“我不想沾惹死两次的麻烦，” 他说。

罗怕特·海因莱因也是这么想的。在他所著的《通往夏季之门》一书中， 冷冻存放被称作是“冷却睡眠”。书中的主人公不想被冷冻，但却误入圈套。“我当然想看看 2000 年，”他说，“但是，我坐在这里也能看到。那时我

将 60 岁，或许还很年轻，能向姑娘们吹吹口哨。大可不必操之过急。对于正常人来说，一大觉睡到下个世纪不是好主意，这就好像只看到影片的结尾， 却没有看到它的开头一样。”

经过多年不情愿的冷冻醒来之后，他发现事情比预想的强不了多少。未来“并没有——再说一遍，并没有——铺满黄金，”他说，到未来去旅行就像到另一个国家旅行一样使人产生思乡之情。“冷却睡眠中最可怕的事就是想家。”

当然，这些反对意见从未能使冷冻学家们改变主意。他们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一些人成了文化传统中对死亡的偏见的受害者。在许多人看来，死亡不仅不可避免，甚至还是一件好事。

在人体冷冻学家看来，反对长生不死的人们蝶蝶不休地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是不着边际的，诸如“生命不朽是不是很没意思”之类。对此类问题，人体冷冻学家早已准备好了已知的众多谋略根本无力反驳的现成回答。

其一：“普通的生活有时是没意思。但那又怎么样？”

其二：“生命不朽既没意思，又令人振奋，就看你如何对待。” 其三：“难道死亡更令人振奋吗？”

其四：“如果生命不朽没意思，你可以选择随时中止它。”

持反对意见者问：如果人人都长生不死，人口过剩问题是否会加剧？对

此，冷冻学家、跨时代有限公司董事长阿尔特·奎夫回答说：“这是庸人自扰。你们为什么不去自杀以帮助缓解人口问题？当然，从长远来说，人体冷冻将会使人口增长。但目前我们的人口尚未达到地球可负担的极限。”

一些批评者有时甚至说，死亡是自然的事，是大自然早就安排好的，当那一时刻到来时，最好的做法是悄然离去。冷冻学家们对这种想法最反感。“小儿麻痹症也是自然的，”美国人体冷冻协会的杰克·津恩说，“但却不见有人谴责支撑架、拐杖或者人工心脏。对人来说，生存和幸福才是自然的事。”

文化传统中固有的对死亡的偏见没有使人体冷冻学家们失去主见。即使是克利福德·西马克和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小说也没有使他们动摇，尽管他们对后者心怀敬仰，因为这两位作者至少还考虑到了地球上存在着生命不朽的问题。给人体冷冻学家留下印象的是书中的正确部分，如海因菜因书中一位人物曾经说过的话：“施行冷却睡眠务必要到里弗赛德教堂里去。”

海因莱因写这本书是在 1957 年，比阿尔科生命延长基金会搬到里弗赛

德整整早 30 年。一位人体冷冻学家为这种巧合激动不已，为此专门给基金会写了信。他写道，海因莱因的预见“真是棒极了，人们怀疑阿尔科基金会是不是故意借他的吉言搬到里弗赛德去的。是这佯吗？”

“不，”阿尔科基金会主席迈克·达尔文答道，“事实是，我们搬到里弗赛德是因为那里有一位富于同情心的好验尸官。”

多拉·肯特事件发生时，雷蒙德·卡里洛在里弗赛德县担任验尸官。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他曾因利伯雷斯事件而名噪一时。钢琴家利伯雷斯于 1987

年 2 月去世，他的代理人当时宣布说，死因是由“亚急性脑炎”引起的充血性心力衰竭。亚急性脑炎系变性脑炎的医学名词。但是，由于死者去世时没有医生在场，因此卡里洛要求进行解剖。他知道，引起亚急性脑炎的病因之一是爱滋病。

此时，尸体早已送到了福里斯特罗恩进行防腐处理。但卡里洛仍然设法得到了一些肌肉组织，通过化验，找出了死亡的真正原因。两天以后，他在里弗赛德县政府大楼前的台阶上宣布了结果。

“利伯雷斯先生不是死于由亚急性脑炎引起的心力衰竭以及由此产生的心跳停止，”卡里洛宣布说，“他的死因是由免疫性病毒症引起的细胞巨化病毒性肺炎⋯⋯用普通人的话说，利伯雷斯先生死于由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引起的某种疾病。”

10 个月以后，又发生了一起病人去世时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而且尸体已经冷冻起来了。卡里洛毫不含糊地再次下令解剖，这次，再没有人对他采取这一整套程序发出抱怨了。奇怪的是，到 1988 年底为止，验尸处里接连发生了几起令人不可思议的事。

那一年的 7 月 17 日，在里弗赛德县棕榈泉附近的沙漠里发现了一具女

人的尸体。警方怀疑可能是谋杀，于是把尸体送到验尸处，预定 3 天之后解剖。奇怪的是，到验尸的那一天，尸体却不翼而飞。原来，由于疏忽，这具尸体被送到了殡仪馆，等到发现出错，早已被火化了。殡仪馆以为这是一具男尸，他们既没有打开装尸袋检查死者的性别，也没有核实死者的身份。结果是，警方手中窝着一桩未了的悬案，但死者的尸体却没有了，也没有验尸官的死因报告。

卡里洛认为殡仪馆应负全部责任。“他们应当打打装尸袋看一看，”他

说。

殡仪馆也对验尸官反唇相讥。“我们认为责任应在验尸处，”鲁比杜殡仪馆的主人丹尼斯·巴特勒说。

经过一番调查后，卡里洛正式宣布责任者为常务副验尸官丹·卡皮社， 同时令他停职 3 天，以示惩罚。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卡皮杜又犯了一次错误。

1988 年 3 月 2 日，卡皮杜曾作为证人出席里弗赛德县退休副验尸官杰克·库克的遗嘱签字仪式。库克不仅请卡皮杜前来作证，还任命他为遗嘱执行人和总计约值 50 万美元的遗产的唯一受益人。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法

律规定，遗产受益人不得作为签署遗嘱的见证人。同年 9 月，在杰克·库克

去世约 5 个月之后，他的 6 名亲属联名上告卡皮杜并要求赔偿损失，理由是他用不正当手段对库克施加影响，使自己成为遗产的唯一受益人。

这一事件在阿尔科基金会成了不可多得的笑料。那里的工作人员挖苦说，验尸官们个个都是见利忘义的敲竹杠者。不过，以往发生的这些事和 10 月发生的那件事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了。据透露，同为里弗赛德县副验尸官的布雷德·伯索尔和迪迪·伯索尔夫妇，竟然以饭桌为手术台，在自己家的车库和后院干起了业余解剖的营生。

这一不愉快事件是在伯索尔夫妇把他们的房子出售给马克·麦克卢尔和盖尔·麦克卢尔夫妇那天曝光的。麦克卢尔夫妇搬进新居时，发现一张餐巾纸上有伯索尔夫妇的留言：“我们还占着车库的一半以及遮棚和橄榄树下砖棚的一部分，我们的工具还放在棚屋里。如有问题请打电话联系。”

的确有一些问题：到处都发现了残缺的肢体。这些肢体装在小塑料袋中， 摸上去软乎乎的，散发出一股甲醛的气味，每个塑料袋上都带有标签，上面写着姓名、日期以及令人毛骨惊然的“心脏”、“胃和内脏”等字样。

麦克卢尔夫妇报告了警察。当天晚些时候，名叫里克·博根的另一位里弗赛德县副验尸官乘车前来，把有关的东西带回办公地点。残肢装满了汽车的行李箱和后徘座，连前排座都放了一些。麦克卢尔夫妇原以为问题至此就算解决了。没想到，在车库、在许多盒子、塑料袋和桶里又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到星期天最后清理完时，总共找出 25 个放有人体组织的盒子、塑料袋和桶。

在丹·卡皮杜的协助下，雷蒙德·卡里洛进行了一次官方调查。在回答一位记者的提问时，他说他不知道用饭桌作解剖台是否符合卫生标准。但他承认，如果他当时知道这件事，“也许会表示反对的。”

报纸把布雷德·伯索尔和迪迪·伯索尔称为“里弗赛德县的一对玩闹夫妻”。一位专栏作家说“他们给‘兼职’和‘计件工作’等词带来了全新的含义”，还说，伯索尔夫妇结婚时的誓词是“至死不分离”。

阿尔科基金会的人们大喜过望。这一切简直难以置信。在当年早些时候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雷·卡里洛曾就一家报纸关于他将找到多拉·肯特的脑袋，然后把它“劈开、融化”的指责进行了答辩。

“我们不劈开脑袋，我们只是解剖，”他当时说。

但阿尔科基金会的人们仍然心存疑虑。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多拉·肯特的脑袋到了验尸处的什么人手里，后果会怎么样。

多拉·肯特事件发生几个星期之后，迈克·达尔文辞去了阿尔科基金会主席的职务。他当时只有 32 岁，担任该基金会主席，在冷冻学界，他被称

作是神童。

和其他许多孩子一样，迈克，达尔文少年时经常在夏天捕捉蜜蜂。他把蜜蜂放进罐子里，第二天清晨却发现它们全都死掉了。他当时虽然只有 12 岁，对“生命暂停”却已并不陌生。后来，他把罐子放进冰箱，经过一夜之后，第二天情晨蜜蜂仍然活着。它们比以前飞得慢了些，但是却没有死。达尔文发现，即使把蜜蜂在冰箱里存放两三夜之后，它们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下一步，他把蜜蜂放进冷冻室，结果它们都死了。迈克没有气馁，继续用在廉价商店里花 50 美分就能买到的小乌龟作同一试验。经过半小时冷冻后，小乌龟的四肢、脖子和头都冻僵了。但是，把它放进温水中后，这些小乌龟很快又和从前一样地游动起来。

问题在于，这些小乌龟是真地冻僵了，还是仅仅体温过低？迈克必须要找到答案。于是，在小乌龟被冻到失去知觉的时候，他用解剖刀在龟壳后部切开一个洞，并在开口处粘上一块玻璃片。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观察乌龟的身体内部，包括它们的心脏，”他说。“我发现，小乌龟并没有冻僵，被冷冻的只是它们体液的大约一半。但是， 它们的四肢和脑袋——即大脑——的冷冻程度可能要高于这一比例。”

达尔文给一些乌龟注射丙三醇，看看这样做能否使它们在冷冻室中活得更久一些。结果是否定的，最多经过 35 分钟，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便无法挽救地死掉了。“但是，当我把这些乌龟解剖后，它们的内脏器官却保持完好。这是因为注射了丙三醇。”

当时达尔文只有 12 岁。也就在这时，他在极不幸的情况下第一次接触到死尸。那年夏天，他到姑妈家去玩，却发现房子前面凌乱地散放着一些报纸和几瓶牛奶。他打碎玻璃门闯进屋里，发现姑妈去世已有 5 天了，尸体正在夏日的高温中腐烂发臭。

大约一年以后，一位知道乌龟冷冻试验的朋友为他带来一份报纸，上面有关于加利福尼亚的詹姆斯·贝德福德教授被冷冻置放的报道。迈克·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试验认为，这样做愚蠢之至。

“我认为这是一种发疯的想法。我知道，冷冻会带来重大损害。我曾用显微镜对取自乌龟腿部和内脏器官的组织进行观察，发现冰具有破坏性。我认为生命暂停是必要的，但是，一旦人死了，冷冻就没意义了。”

两个月以后，迈克当警官的父亲给他带来了一本杂志，里面有关于鲍勃·埃廷格和他所声称的人体冷冻学的种种科学依据的文章。迈克读后立即产生了兴趣。他给埃廷格本人和文章中提到的所有人分别写信，后者中包括已加入纽约人体冷冻协会的索尔·肯特。

“索尔给我寄来一大包材料，”达尔文回忆说，“从那时起我便决定， 这就是我今后一辈子要干的事。我当时是 13 岁。”

17 岁时，他在父母的家里制做了一台人体冷冻置放设备。简单说来， 它只是一个盛放干冰的匣子和一种可以把血液从体内抽出、代之以丙三醇的装置。和人体冷冻初期使用的设备相比，迈克的设备在精密程度方面毫不逊色，事实是，达尔文后来访问纽约人体冷冻协会时惊讶地发现，他们的设备还不如他制造的那台好。

“那地方简直是个垃圾堆！”他说，“真是一团糟！对病人的护理倒不坏，但除此之外一切都混乱不堪。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是没经过正规训练的， 其中一个是非专业的流浪者，另一位是律师，但他晚上宁可去造录音机的工

厂打工也不愿坐下来研究法律。我对此感到无比惊讶。原来，要把我送入天国的竟是这些人！”

尽管如此，纽约的人体冷冻学家们每次施行冷冻置放手术时达尔文都前往观摩。 10 年以后，当达尔文就任阿尔科基金会主席的时候，连著名的里弗赛德县验尸处的副验尸官丹·卡皮杜都对基金会赞叹不已。他承认：“他们的设施比有些医院还要好。”

迈克·达尔文会告诉你，这些设备的用途是保存信息。“人的实质就是信息。人体冷冻学就是保存人的分子结构，即把它们储存起来并无限期地保存下去。”

人体冷冻学家认为，生命不是一个不停运动的过程，也不是一经中断就永不复存。当有足够的信息将这一过程重新启动时，生命就会再次出现，至少是潜在地出现。他们声称，人体冷冻就是保存这些信息的。否则该怎么理解猫的大脑经过冷冻后又能靠自身复活，又怎么理解胚胎植入子宫后便会立即恢复生命？被冷冻法保存起来的是这样一种组织，一经解冻，它就会靠自身的力量恢复生机。人体冷冻学家们认为，某些人只凭多拉·肯特的两只断手就认定他们从事的事业是“血淋淋的”，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肉店也是血淋淋的，”迈克·达尔文说。“实际上，人吃的是死动物的肉，其实，人完全不需要这样。”（迈克是素食主义者。）“关于血淋淋的另一个例子是，你把一具身首俱全的死尸——它的头脑、个性、记忆等都没有受到伤害，只是‘死了’而已——运到一个什么地方，把它剖开后往身体里注满甲醛使身体结构遭受大规模破坏，然后像运垃圾一样把尸体包起来埋掉。尸体发霉并腐烂，微生物侵蚀着它，寄生虫和昆虫钻进尸体，直到它腐烂成泥。这叫做血淋淋。

“或者是你把什么人推进了尸体焚烧炉。炉内温度高达 1700°F，你侧耳静听，15 或 20 分钟以后，你会听到‘呼’的一声——那是他的脑袋爆炸了。因为脑袋里的水份迅速沸腾却又无法释放出去，于是就会爆炸。这也是血淋淋。”

但是阿尔科基金会的人们认为，切除多拉·肯特的双手是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的。多拉·肯特死时已 83 岁，是阿尔科基金会进行冷冻置放的年纪最大的病人。她的血管已经变硬并已堵塞，致使丙三醇防冻剂无法顺利通过。在进行冷冻置放手术期间没有足够的时间观察防冻剂的运行情况，但是，如能把身体的某些部分分离并保存好，手术之后便可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观察。因此，为了观察丙三醇浓度，医生把多拉·肯特的双手和她的头一起切了下来。

1988 年 5 月 8 日晚，迈克·达尔文收到随身携带的寻呼机的呼叫，得

知阿尔科的一位病人突然在佛罗里达南部的家中去世。当时，达尔文正在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庆典，他当即告辞，赶回里弗赛德。

病人名叫鲍勃。他的遗体用冰块冷冻后被空运到加利福尼亚，然后用货车送往阿尔科基金会。达尔文赶到时，冷冻置放小组已经集合完毕并准备工作。除迈克·达尔文外，小组成员还包括主刀医师杰里·利弗，助理医师布伦达·彼得斯，阿尔科基金会新任主席卡洛斯·蒙德拉贡，迈克·佩里，休·希克森，阿瑟·麦库姆斯，索尔·肯特以及基思·亨森。

经过多年来就微型机器人向埃里克·德雷克斯勒请教，特别是反复阅读他的著作《创造之动力》，亨森终于完成了以前惧怕作出的对世界看法的转

变。他感到，《创造之动力》一书表明，人体冷冻是可行的。在这本书中， 德雷克斯勒详细介绍了他的微型奇迹如何能够重新改变宇宙。既然它们能够治疗冻伤，也一定能使冷冻病人死而复生。亨森最后决定，此事值得冒险。此外，他认为：最后才死的人真是傻瓜。

于是，亨森和他的新婚太太阿莱尔·卢卡斯与阿尔科基金会签约，死后把脑袋冷冻起来。他们还为两岁的女儿安伯签了约，使她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人体冷冻签约者。此后不久，他们还动员包括蒂莫西·利里（他当时住在离阿尔科基金会只有约一小时路程的贝弗利山庄）在内的一大批朋友签订了冷冻脑袋的协议。此时的亨森对人体冷冻学兴致极高，他想亲眼看一看手术的全过程，所以，接到阿尔科基金会的阿瑟·麦库姆斯的电话，他即刻飞往里弗赛德。当病人被推进手术室时，亨森早已全套医生打扮等候在那里了。

像多数其他冷冻患者一样，鲍勃既不富有，也不出名，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特别之处。作为一位家庭观念颇强的电视修理工，他最与众不同之处就是想在未来复活并长生不死。

鲍勃不想只冷冻脑袋。也许是认为身体能比小小的大脑贮存更多的信息

（在人体冷冻学家中，这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的缘故，他选择了整个身体冷冻。问题是，他曾经做过两次心脏搭桥手术，阿尔科基金会手术小组发现，他心脏四周的情况相当糟糕。经过整整 3 个小时的解剖，他们才找到有关的主要结构。

这是基思·亨森第一次参加人体冷冻置放手术，因此，他只能干些洗洗涮涮的活儿，如把地上的冰水擦净，把骨渣和骨头碎皮吸走，把脏水倒入下水道，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真正是满胳膊都沾满血的活儿”。索尔·肯特为手术的全过程拍照，只见他走出走进，一会儿装上新胶卷，一会儿又调整光线，忙得不可开交。正当手术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肯特走进房间， 宣布了一件事。

“我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罗伯特·海因莱因死了。”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时刻。海因莱因是一位真正的先知。除了太空定居点和人体冷冻之外，他甚至比埃里克·德雷克斯勒还早 40 年就预见到了微型机器人——他在文章中称之为“沃尔多”。此刻，手术室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罗伯特·海因菜因的崇拜者。基思就把他的一个女儿取名为弗吉尼亚·海因莱因·亨森，以纪念海因莱因的夫人。有趣的是，此时躺在阿尔科基金会手术台上的那个人也叫罗伯特·海因莱因。不过，他是另一个海因莱因。

阿尔科基金会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当海因莱因还担任“L5 协会” 董事会成员的时候，基思·亨森就曾劝他签订死后冷冻置放的协议，埃里克·德

雷克斯勒也这样劝过他。在“L5 协会”在旧金山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亨森和德雷克斯勒对海因莱因说，如果他让自己轻易地永远地一去不返地死去，对科幻和科学界都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但海因莱因不以为然。

“如果我能成功地劝说他同意死后的冷冻安排，”亨森后来说，“那将是迄今为止我所参与的最重要的事件。”

但是，此时此刻亨森所做的事，却是帮助把另一位他从来不认识的海因莱因冷冻起来。“这是一种最奇怪的感觉，真地很奇怪，”他说。“这位来自佛罗里达、名不见经传的电视修理工将在未来复活，而海因莱因却不行。海因莱因也许比任何其他人都明白现在正在进行的事，但他却不身体力行。”

迈克·达尔文后来也就两位海因菜因在几小时内相继死去一事感慨了一番。

“这是一个多么特殊又令人惊愕的现象，”他在为《冷冻学》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位普通而名不见经传的中产阶级人士开始了一次孤注一掷的、跨越时空的航行，等候也许目前尚未出生的医生们去解救他，而‘科幻界元老和美国最伟大的先知’却被火化了，他的骨灰从海岸警卫队的船上被抛到海里。现实比科学幻想还要奇怪得多。”

就在两位海因莱因去世前不到两个星期，另一位科学幻想的伟大先知克利福德·西马克也与世长辞了。他在《为什么把他们从天堂召回？》一书中也对人体冷冻学有所论述。在 1977 年于马里兰州银泉召开的一次科幻小说会议上，迈克·达尔文曾同他交谈过一次。

“那是一次有趣的会见，”达尔文回忆道。“我似乎觉得西马克对人体冷冻学既有兴趣又感到厌恶。”西马克是天主教徒，他认为尘世间的第二次生命远远比不上天堂里的经历。他在书中写道，在天堂里可以找到“比长青中心还要好的第二次生命。”

对于人体冷冻学家来说，这又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都不注意保持健康，更不要说死而复生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计划，”阿尔特·奎夫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顾不能达到 50 亿。”

海因莱因之死成了令所有的人都最难接受的事实。但迈克·达尔文却从不认为他们把一个不该冷冻的鲍勃冷冻了。“当然，我们现在冷冻的这位鲍勃不是罗伯特·海因莱因鲍，”他说。“但鲍勃过去和现在都拥有海因莱因没有机会从当今世界得到的东西，即在这个可以永无止境地提供种种不可思议的可能性的世界上长生不死的希望。鲍勃具有这样的勇气和头脑，他不仅知道通往壮年之门，还亲自迈了进去。”

人们不得不承认，人体冷冻置放的结局就其本身来说不仅是惊人的，甚至是辉煌的。在鲍勃死去几天之后，他被放入一个盛满冰冷而透明的液化氮的匣子。打开这个不锈钢匣子，可以看见他身裹天蓝色裹尸布躺在里面。打开匣盖，一股白色气体将升腾而起。等候一两分钟让气体飘散后，便可以看见液化氮的表面。如果愿意，你还可以迅速摸它一下。感觉将是刀割一般的刺痛。

朝里面看的时候应当屏住呼吸，这样可以避免吸进寒气使肺部受冻。然后，你可以弯下腰，把头伸进那白色的气体中。这里，你可以看到 10 英尺以下，可以看到匣子的底部，因为这气体比空气还要透明，当然，比空气要冷得多。

总有一天——只要在此之前人体冷冻没有被宣布为非法——迈克·达尔文也会进到匣子里去，或者至少是他的脑袋。他和阿尔科基金会的多数工作人员都只冷冻脑袋。他们认为，正常人是不会再要自己以前的肢体的，“整个身体冷冻简直是开玩笑”。

索尔·肯特和他的母亲一样，也会进到匣子里。不过前提是里弗赛德县验尸官无法找到她并把她的头“融化”和“劈开”。基思·亨森、他的太太阿莱尔、他们的女儿安伯和他们的朋友蒂莫西·利里也将钻进匣子。作为这

^{鲍 勃是罗伯特的昵称。——编注}

一切的发明者，鲍勃·埃廷格将进入他自己的“冷冻箱”。这是他早在 20 世纪就为自己建造的设施，位于马里兰州的奥克帕克。

至于其他人，他们将按照海因莱因所说，在里弗赛德进入冷却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