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岁月(2)

毛主席的警卫班最初住在军委作战室的后面,因为西柏坡的后山寸草不生,在夏天烈日曝晒下,毫无遮蔽的房屋如同蒸笼一样。幸好在作战室的旁边有一个防空洞,我们就躲到防空洞里纳凉。后来,我们又搬到董老住所前,与王明隔壁的新房里,情况就好了一些。因为在毛主席身边,我亲历了在西柏坡发生的几件比较大的事:北平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侦知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石家庄、建屏一带,而且附近没有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就集结了10万之众,准备突袭石家庄,包抄西柏坡,端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由于确实无法调集部队,毛主席便亲自拟写了两篇报道,由新华社播发,表明中共已获悉傅作义偷袭预谋,正严阵以待;一面凭几支地方武装,阻击其先头部队。坐镇北平的蒋介石被毛主席的阻吓妙计迷惑,以为我们真有防备,忙令撤军。初到西柏坡,居住条件比较紧张,陕北过来的管后勤的干部,有点教条主义,照搬在西北的老一套,见住房紧张就打窑洞,打了六七眼窑洞。新窑洞挖在土质不太适合建窑洞的地方,一天夜里暴雨滂沱,一下子塌了两眼窑洞,压了5个人。我从睡梦中被人叫起来,紧急抢救被埋人员。有4个人被及时挖了出来,而毛主席的理发员曹庆维,因被压埋的时间过久,挖出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毛主席提出要好好料理他的后事,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会,但由于临时有事脱不开身,就写了挽联,让警卫排长阎长林带到会上。还有一次,陪毛主席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和江青顶了起来。那天下午3点左右,主席偕江青到河边散步,主席突然想起一件事,要和陈伯达交谈,便让我去接他。我第一次和主席说话,也许是过于紧张,又对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陌生,听了两遍也没听清,就多问了两遍,江青不高兴,对我发了脾气。我和江青顶了起来:“我总得问清楚,才好去接人,要不错了怎么办?你发什么脾气。”当时大家的关系比较平等,所以跟江青辩解也就算不得什么事了。但这件事我记忆很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