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2）

当主席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后，我要求回到我母亲那里去，父亲表示同意，临走时给了我3粒安眠药，嘱咐我睡前吃上一粒，就能睡个安稳觉。母亲怕我服用后大脑会受到刺激，就拿走了我放在枕头下的药，结果我彻夜难眠。母亲哪里想到，感情的压力比药物对大脑的损害要大十万八千。我难以承受失去岸英的沉重打击，一度神经衰弱。1955年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我去苏联留学。紧张的学习和异国的风情，暂时缓解了我对岸英的思念和忧伤。父亲也常来信，关心我的学习及生活，但我发现自己对数理专业并无多大的兴趣，而且学起来也有些吃力。在父亲的许可下，我回国到北大学习俄罗斯语言文学，但后来我感到自己对中国的古典文学更感兴趣，而且父亲还主动地担任了我的中文老师。从1958年起，父亲就做我的工作，劝我早日成个家，但我的心里只有岸英，我总觉得岸英在我和主席之间，他一手抓着主席，一手抓着我，所以通过岸英这条线，通过他的身体，他的心，把我和主席连在了一起。岸英在我的心里走不出来，我自然也就不再去想别的。但父亲继续做我的思想工作，1959年春节过后，我提出去朝鲜给岸英扫墓，我必须要亲眼见到埋他的地方，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踏实下来。“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岸英的墓前，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十年积攒在心中的悲痛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由于极度的悲伤，我病倒了，从朝鲜回来后就住进了医院。父亲得知后，写信给我并嘱咐我要“意志为主，医药为辅”，父亲一下子说到了我的心里。1961年6月13日，父亲又写信来，劝我：“女儿，……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父亲要我重新面对生活。1961年的年底，我把要结婚的消息告诉主席，他听了特别高兴，并把刚刚写好，尚未发表的新诗《咏梅》抄录给我。日后又派人送来三百元钱，让我买些喜爱之物，以示纪念。我从小失去父爱，主席对我的照顾，已远远超过一个公公，一个作为我丈夫的父亲的关爱，而是一个亲生父亲的爱，非常慈祥、细心地对女儿的爱。他的爱，感动我的一生。本文由刘松林口述，王向东整理，2008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