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招集同志,合成大团

两次策划武装起义的失败,使陈天华觉得国家、民族前途渺茫,心情格外抑郁。1904 年底,重返日本的陈天华与一年多前的他已迥然相异。那时他慷慨激昂,满怀信心,希望从日本这个通过维新得到富强的国家寻求救国救民之路;而今他图谋反清一再受挫,实际上已成为亡命海外的朝廷要犯。于是他为祖国的前途日夜忧伤,甚至认为宁愿一死瞑目,以免目睹中华亡国的惨剧。直至 1905 年夏,孙中山来到日本,才使彷徨忧虑的陈天华重又朝气蓬勃,踔励奋发。

20 世纪初年,民主革命思想广泛传播,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从事民主革命多年的孙中山满怀信心地指出:“中国现今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全国革命时机现已成熟”。但形势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党来领导,而当时的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组织,都是地域性的革命团体,难以担当领导全国革命的重任。孙中山吸取多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决心“招集同志,合成大团, 以图早日发动”。就是要联合全国革命势力,成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以领导全国革命运动。

1905 年上半年,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一些领导人因长沙起义失败,相继逃到日本。孙中山抓住这一时机,来到日本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同志,商议他所领导的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实现联合的问题, 以设立统一的会党,作为革命中坚。

7 月 28 日,孙中山到宋教仁、陈天华等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进行商议。陈天华首先介绍了长沙起义失败的情况,孙中山则据历次失败的教训,详细地阐明了联合各省革命团体、革命同志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趁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孙中山又殷勤呼吁:“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破坏之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皆有

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这一席话,使陈天华耳目一新,他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然而,与兴中会联合问题,华兴会内部意见颇不统一。次日,华兴会的领导人聚于黄兴寓所,商决加入孙中山所建议的联合团体问题。陈天华竭立阐述联合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华兴会作为一个团体加入;黄兴主张形式上加入,精神上仍保留华兴会;刘揆一主张不加入;宋教仁则模棱两可,认为尚需要研究。其他人亦各有所说,各持所见。由于意见不统一,最后是以“个人自由”一语而告结束。这次会议虽未能就华兴会与兴中会联合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陈天华的鲜明观点对一部分迟疑不定的人有明显的启发,会后不少人改变了态度,使多数人赞成联合。陈天华鲜明的态度,说明了他对联合问题的重要性,比华兴会中其他人看得更清楚。

  1. 月 30 日,孙中山在东京召集并主持了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

筹备会议。兴中会、华兴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共 70 多人前往参加,陈天华为发起人之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确定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 字为革命纲领。最后陈天华与黄兴、马君武等 8 人被推举制订同盟会会章。这以后,陈天华几乎天天与黄兴一同,前往孙中山寓所与孙中山共同研究一系列革命问题。他浑身是劲,与几个月前以泪洗面的情形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1.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由陈天华等人起草的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会议公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工作,陈天华为书记。会议通过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改名为《民报》。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里程碑。

陈天华在革命的潮流中,能够洞察革命形势的需要,力主实现各革命团体的联合,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充分反映了他对现实政治的真知灼见。他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热情地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同盟会成立之时,清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已决定用“君主立宪”来欺骗人民。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大肆鼓吹君主立宪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刚刚诞生的同盟会为揭穿清政府的阴谋,立刻把反击改良派的挑战做为一项重要任务。陈天华作为《民报》的经理和编撰人,立即挺身而出积极投入口诛笔伐,担当了革命派在这场大论战中的先锋。

此时,清政府为了欺编人民,派载泽、端方、戴鸿慈、绍英、徐世昌等五大臣前往欧美考察宪政,作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的姿态。为此,改良派额手称庆,而读过《警世钟》的革命志士吴樾则不惜牺牲自己,以炸弹来“欢送”五大臣。9 月 24 日,在北京前门火车站人群混乱,吴樾向五大臣专车进口处挤去,不幸,他怀中的炸弹突然被挤落爆炸,吴樾当场牺牲,徐世昌, 绍英两人被炸伤。事后上海报刊竟指责这位牺牲的壮士是“丧心病狂”。陈天华怒不可遏,奋笔写了时评《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 强烈痛斥清政府。他还形象地把大臣出洋的骗局比做魔鬼画皮,指出吴樾为革命流血牺牲,就是撕去清政府假立宪的画皮,在改良派一致责难的喧嚷声中,陈天华率先颂扬烈士,代表同盟会阐明了对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的态度, 充分体现了他坚定的革命立场。除了此篇时评,陈天华在《民报》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中国革命史论》、《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今日岂分省界之日耶》等战斗檄文,成为革命派对改

良派冲锋陷阵的一员猛将。同时,他还创作了宣传革命派政治观点的小说《狮子吼》。他把中华民族喻为一头睡醒后的雄狮,预示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 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和对祖国的深厚情爱。当时读了《狮子吼》的人,无不感叹地说:“读此篇而不怒发冲冠,拔刀击案者,必非人也!” 陈天华大力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与改良派坚决作战,无愧为辛亥革命前期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