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游海外

1902 年春夏之交，邹容渡海到达日本，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还在 19 世纪末，日本就已经是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当时求进步的中国青年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唯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因此，20 世纪初年起，留日学生人数骤增。当邹容来到日本时，中国留学生已近千名。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 “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河山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他们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学的影响，思想较在国内活跃得多。其中已有一部分显露了革命的倾向，“头脑新洁，志气不凡”。他们开始形成了用资本主义改造封建主义中国的要求，并开始对改良派的保皇论调加以抨击。

邹容在这一时代到达日本，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就将在国内被压抑的思想情感，尽情地抒发出来。他在短短的时间里，攻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以及美国独立、法国革命的历史，同时，还大量阅读了《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等留学生宣传革命的刊物。邹容在革命著作中找到了救国真理，无论是对民族危机，或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了解，都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他已不再是谭嗣同等改良派的同情者和拥护者，而是由爱国而革命，为救国而反清， 迅速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先锋战士，冲上民主革命的战场。

1903 年春节，1000 多名留学生在东京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大会，这是一次宣传革命的大会。政治上接受了孙中山影响的留学生马君武在会上慷慨陈词，当着清朝驻日公使蔡钧的面，历数清朝的罪恶。邹容起而响应，发表演说，声言不推翻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就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些愤激的言词，博得进步学生的热烈欢迎。会上，皇族宗室起来反驳，语未成章，被大众呵哄而止，蔡钧之流被邹容等人搞得狼狈不堪。之后，凡遇留学生开会，邹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他倡言对待清王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激进的反清立场，

充沛的爱国热忱，经常见于形色，溢于言表。国难出志士，时势造英雄，邹容在留学界，已是大家熟知的革命分子。

1903 年春，邹容将他的革命激情和迫国赤诚凝聚笔端，全神贯注地撰写

《革命军》一书。

正当邹容挥笔疾书，聚精会神地写《革命军》时，清政府派到日本管束留学生的学监姚文甫因奸情事被揭露，准备回国。姚文甫是一个凶狠而卑鄙的官僚，他多方箝制言论，屡屡迫害学生，为留学界所痛恨。于是大家决定借端发难，给他以制裁，煞煞敌人的威风。3 月 31 日夜，邹容约集几个留学生，直入姚的寓所，历数姚的罪恶，并称“纵饶尔头，不饶尔辫”，拿出剪刀将姚的辫子剪断，限定他第二天早晨 5 时滚出东京，邹容等人又将姚的辫子悬挂于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正梁上示众，题曰：“南洋学生监督、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邹容等人疾恶如仇，不仅打击了邪恶、伸张了正义，而且蔑视王法，同清政府作了一次正面较量，“剪刀除辫人称快”，这件事轰动了留学界，进步学生无不拍手称快。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闻讯，大为恼火。他不只是感到“物伤其类”，更为惶恐的是，以为这是“犯上作乱”的开端， 照此下去，自己也将无容身之地。因此，他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要求到同文书院索拿邹容。他们甚至煽动说：“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祸首。”为暂时避祸，邹容遵友人规劝，离日回国。

邹容在《革命军·自序》中叙述这段经历说：“以辛丑（1901 年）出扬子江，旅上海；壬寅（1902 年）游海外，留经年。”他在日本仅仅不过一年， 但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却是关键的一年，他已从一个爱国者，成长为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挟带着《革命军》书稿，立志为中国“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邹容将以全新的姿态投入于新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