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

满族贵族入关，赶走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建立了封建统治。明朝经过明末农民战争的急风暴雨，李自成打进北京，明亡，南明维持了一阵子，又亡了。王夫之称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满族贵族和汉族的民族斗争接连不断，终于，清王朝站稳了脚跟，清兵入关，征服南方，闯关屠城，剪发留辫，血腥镇压。等到全国平定后，便考虑用什么思想做统治思想，清朝皇帝考虑仍用儒家思想，这表示满族贵族与汉族统治者在文化这一点上有共识，儒学适合于统治人民，而且可以解除汉族知识分子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朝是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需要吸收汉族封建士大夫来为其皇室效力。吴伟业（梅村）、钱谦益（牧斋）降清。吴为国子监祭酒，钱为礼部尚书，招这些人来做官，对稳定清朝统治有好处。但吴、钱内心很矛盾，被斥为降臣，史书列入贰臣传， 至死惭愧。而有人保持气节，不投降，不为清朝的官，江苏昆山顾炎武、浙江余姚黄宗羲、湖南衡阳王夫之，顾是经学家，黄是史学家，王为哲学家， 他们学问好，有名望，坚持抗清，隐居不出。清朝便想一些办法。一、尊崇孔子，提倡读经。二、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三、聘请士林学子，开馆修明史。四、编纂大部头类书，将一大批学者集中京都，钻研学术，保存文化。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经书，是指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典籍。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设五经、九经、十三经。易经、书经、礼经、诗经、春秋为五经。礼分仪礼、周礼、礼记。春秋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加上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共十三经。经书是专制政府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治的工具，也是专制政府培养提拔统治人才的主要准绳，知识分子读着它，只能理解，不能怀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解释的内容，也只能背熟记住，不能怀疑，更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这种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使人思想僵化，狭窄，经书成为人们思想的紧箍咒。

康乾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而文化上则大兴文字狱，帝王存在着一种猜忌心理，害怕士大夫知识分子反满情绪的潜在滋长，于是捕风捉影， 无限上纲，罗织罪状大加惩罚，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恐惧万分，造成一种压抑心理，只好远离现实政治，埋头于故纸堆中。晚清文化结构系统的形成和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

第一节 理学

理学是义理之学，又叫宋明理学。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大盛，清朝是恢复宋代的程朱理学，故又称宋学。王阳明心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讲即心是理，理不用外求，返观内心便行，其极端便变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发展到民间，成为“狂禅”，“满街都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 如李贽。有的学者没有什么真实的学问，欺名盗世，空谈心性。明亡，顾炎武总结明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空谈心性，整天置四海穷困不言而专讲危微精一是要亡国的。因此，他讲“舍经学无理学”，学术上要务实，提倡实学。一是贵创，读书要贵于创新，勤奋读书，学识广博，考证，不要抄袭古人，模仿古人，要有自己的见解。二是博证，博赡贯通，有根有据。三是致

用，经书的学习要和时务结合起来，通经致用。顾炎武还有抗清的思想。后来清朝的学者将其博证一点加以发挥，形成考据学，而致用一点被淹没，未得到发展，直到晚清，通经致用思想才逐渐提倡，至于排满反清思想更成为潜流，直到革命派才又将它提起。

清初，反王学成为主流，清朝皇帝选中了朱熹的理学，用它来统一人们思想。康熙为《朱子全书》作序，说朱熹理学裨益政治，是内圣外王之学， 又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下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1朱熹的牌位进入孔庙大殿列于十哲之次。满族贵族子弟也学习汉族语言文字、儒家经典以及书法，接受儒学文化。这里皇帝的着眼点是以理学统一全国思想，使各民族思想上有共识，使之有凝聚力。皇帝在上面提倡，社会上便形成风气。当时著名的理学学者有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王懋竑，名臣兼名儒有汤斌、李光地、魏裔介、魏象枢、张伯行、熊赐履、张玉书等人。

陆陇其（1630—1692）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进士，当过知县和御史，耿直而淡恬，推崇朱熹的理学为正宗，极力排斥王阳明的心学，由于他尊朱黜王的宣传，被后来的理学家推崇为清初理学传道的首要人物。张履祥

（1611—1674）字考夫，浙江桐乡人，所居曰杨园里，故学者称杨园先生。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他们都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明亡后没有做官。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康熙进士，累官礼部尚书，辑有《正谊堂全书》。陆、张、陆、张四人，被后来的理学家推崇为清初理学传道者。

首先，这批学者反对讲学。他们认为明朝讲学太盛行，结果成为清谈， 误国。陆世仪说：“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②张履祥说：“近见时流讲学之风，始于浮滥，终于溃败，平日所深恶也。”①他们认为讲学聚众易闹事，便提倡著书，如纪昀也如此。其次， 讲稼稿。他们主张一边读书，一边耕种田地，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务农，有农业、家园作为基础，能吃得苦，甘于过朴素贫困生活，才能做堂堂正正的人。张履祥说：“学者舍稼穑外别无治生之道，能稼穑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 知稼穑之艰难，则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兴。”他又说：“人知作家计须苦吃苦挣，不知读书学问与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吃苦挣。”②所谓吃得菜根， 百事可做。第三，这些学者讲道德品行，行为拘谨，值得人敬佩，有些名臣还有政绩。但有的学者便学问不多，做事能力差，他们只背诵朱子的话，以博得帝王的欢心。更差的便是一批“乡愿”，甚至是空谈性理的假道学了。

第二节 汉学

汉学是考据之学。清朝恢复东汉考据学，故称汉学。汉学从经学派别上讲是古文经学，从研究方法上又称朴学。

朝廷崇尚程朱理学，学术界知识分子则钻研考据学，造成清朝学术思想

¹ ①《朱子全书·序》，《朱子全书》卷首。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99 页。

① 《饮冰室合集》第 17 册，第 96 页。

② 《饮冰室合集》，第 97、96 页。

极兴盛的局面。汉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学者认为理学偏重讲道德修养，伦理哲学，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而汉学包括音韵、训诂、考据、校勘等学问，其中大有用武之地。二，承平日久，城市经济发达繁荣，社会生活安定，创造了一个安静读书的客观环境。龚自珍得到一本康熙年间的旧本制举之文，感慨得很，写了一首诗：“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 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为秀才。”③说明那时的气氛很适宜于做学问。三， 清朝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吕留良、曾静案，查嗣庭案；乾隆朝胡中藻案、沈德潜诗案等等，都遭到杀头、流放、家属没籍、开棺戮尸等种种惩罚，吓得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敢议政，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汉学，诠释故训，究索名物，这样与世无患，与人无争，找到了一个逃避现实政治的避风港。四，江浙皖一带出版业蓬勃发展， 有钱的淮商，出资刊刻学者的书籍，给考证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印行条件。五， 当时还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学者如毕沅、阮元等人的奖掖提倡，聘请学者修纂大型书籍，对促进汉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这些学者出现在乾隆、嘉庆两朝， 称乾嘉学派。

汉学分为两派：一为吴派，另一为皖派。

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惠栋（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书香门第，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进士，著名学者， 家中藏书丰富。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饱读经书，日夜讲诵。中秀才后，考举人未中，便没有做官，闭门读书，钻研经术，著作有《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他对易学尤为精通。他的治学方法，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音韵训诂，以求经书的原义。他认为汉代学者都是学有师承的，训诂由经师口授，古字古训，非经师不能辨，而魏晋以后， 治经者随便用俗字代古字，使经书的原意尽失。所以他便从文字音训以求义理，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这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方法， 使经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惠栋推崇汉学，便尊信和固守汉儒的经说， 甚至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实，汉儒解经并不都是正确的，完全株守汉学，在学理上没有新的、更精辟的见解，这实是惠栋汉学的局限性。

吴派还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别号西庄，江苏阳湖人。他继承惠栋的学风，信古尊汉，述而不作，著《尚书后案》专门发挥东汉郑玄一家之说， 东汉其他的经说都放在次要地位。他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著有《十七史商榷》一书，对史迹、职官、制度都有校勘和考证。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淹贯经史，博通群书，他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等，有《潜研堂集》，其中《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史艺文志》尤为有名。他对音韵学研究造诣很深，发现古音无轻唇音、舌上音等，对历史学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二十二史考异》一书对浩繁的正史作了系统和详细的考证，清代学者对此书极其推崇，评价很高。①

皖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出

③ 《吴市得旧本制举之文，忽然有感，书其端》，《龚自珍全集》下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457 页。

① 这样一类的书还有赵翼编著的《二十二史札记》，连同上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清代学者推钱书为最高，王、赵次之。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291—292 页。

身小商人家庭，乾隆二十七年（1762）中举，后参加进士考试，未中。晚年以特召充四库全书纂修官。他治学方面广，包括音韵、经学、天文、历算、历史、地理、哲学等。皖派的治学特点是断制谨严，条理密察。他也是从文字、训诂入手考证经义，但是，他的考释不是以汉儒为准，而是要求“求是”。因此，他的研究突破了吴派尊汉的局限，获得很大的成就。他精通名物训诂， 又从训诂入手探求古书的义理。他所著《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是一部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著作，其中否定了朱熹理学的“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观点， 说理存于欲中，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斥责理学家是“以理杀人”。这部哲学著作具有很大的战斗性。但是，当时学者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且遭到保守思想学者的攻击。皖派后来的发展在音训考据之学方面有很大的进展，而义理方面的探索则没有坚持反宋学的传统，即使讲论义理，议论也比较平和，有汉宋渐趋合流的态势。戴震的门人有段玉裁、王念孙，属于皖派的还有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等人。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一字懋堂，江苏金坛人。师事戴震，精通小学。著《说文解字注》，是注解、研究《说文解字》的巨著。《说文解字》是东汉许慎的著作，是后人阅读古文献和研究古文字的最重要工具书， 段玉裁给此书详细作注解，更重视客观的归纳，“究其微旨，通其大例”， 用这些条例去读古籍，解决了音韵、文字、训诂、词汇等方面的许多重要疑难问题。王念孙称誉这本书是千七百年来未有之作。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学者称石臞先生，江苏高邮人。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撰《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是对汉朝张揖《广雅》一书的校勘和训释。前人的语文研究往往重字形而不重字音，训诂上拘泥于字形去解释。王念孙提出训诂之骨，本于声音的论点，把古音和语音转变理论运用到训诂上来，发前人所未发，在训诂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儿子王引之，继承父学，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 这些著作学术价值也相当高。

汪中、凌廷堪、焦循承继了戴震反理学传统，他们重视音韵、考证，同时也研究义理，讲究致用。汪中（1744—1794）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用考证的方法指出《大学》一书不是孔子之作。他反对程朱理学，认为妇女殉节、守节都是不合人道的。他还校勘考释《老子》、《墨子》、《荀子》， 注意诸子学的研究，开拓了研究古代思想的范围。凌廷堪（1755—1809）字次仲，安徽歙县人。他精研礼学，作《复礼》三篇，认为理学袭取了佛道思想，背离了儒学正统，主张以礼来代替理，求诸礼始可以复性。他还著《燕乐考原》，是研究古代音乐的专著。焦循（1763—1820）字理堂，江苏甘泉人。他擅长易学，著《易通释》、《易图略》和《易章句》，称为《雕菰楼易三书》。他精通数学，用数学知识来解释易经，获得了新的成果。他写的

《剧说》、《花部农谭》，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的专著，他对当时为士大夫所鄙视的“花部”甚为推崇。

清初朝廷崇尚理学，民间学者则钻研考据，汉学初兴。吴派出现，便和宋学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皖派的出现，则使汉学有压倒宋学的趋势。乾隆中期，汉学盛兴，成鼎盛时期。朝廷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 开馆，集中了全国的著名学者，单编纂人员达 360 名，几百名学者济济一堂切蹉学问，考证、校勘、精审，费了九年时间，于乾隆四十六年（1782）初稿完竣编成。梁启超曾评论说：“露骨的说，四库馆就是汉学的大本营，《四

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就这一点论，也可以说是，康熙中叶以来汉宋之争，到开四库馆而汉学派全占胜利；也可以说是，朝廷所提倡的学风， 被民间自然发展的学风压倒”①。汉学注重考证，强调征实，反对宋学的空疏。

《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② 由此，《总目》对汉学的讲求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后来阮元曾评论说：“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③这就是说，清朝朝廷采取了“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兼容并包政策，使宋学、汉学两个流派都为清朝现实政治服务。因为知识分子白首穷经的钻研方式对于清朝的社会安定也是有益的，汉学便盛兴起来，成为清朝学术的主流，梁启超描述道： “乾嘉以来，家家许郑，人人贾马，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矣。”①许，许慎， 是《说文解字》的著者；郑，郑玄，马融弟子，曾编著群经；贾，贾逵，专攻《春秋左氏传》；马，马融，东汉经学大师，设帐讲经，授徒千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就是说当时知识分子都埋头钻研汉学，汉学上升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学术并且很快占据了学术界的主导地位，成为一种潮流， 一种学风。

汉学盛兴，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推动了各门专科学术的发展，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但是，这种考证的学问，脱离现实政治，比较繁琐，偏枯，缺乏思想的创新， 这是封建社会保守封闭停滞特征的反映，不能适应社会急剧变动的现实。当时有些学者也看到了其弱点。方东树著《汉学商兑》站在理学家立场攻击汉学，未免有些偏见，但有些观点也确是击中了要害。到了晚清，汉学便走向衰落。

第三节 桐城派古文

中国古代很重视文章，曹丕便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② 文章分散文和骈体文。骈体文是一种介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以对仗、骈偶、用典、有一定的音律、讲究藻饰为主要特征。人们常说“六朝骈俪”。著名的文章有孔稚圭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和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到了唐朝，骈体文还很流行，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曌檄》和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梁朝昭明太子萧统编过一部

《文选》，里面收集了许多骈体名篇。清朝李兆洛编过一部《骈体文钞》。和骈体文相对的是散文，唐朝韩愈曾发起过一次古文运动，即排斥骈体，

要求写古典散文，不讲究四六对仗，排比典故，而讲究文章气势、神韵、简练，要朗朗上口。他提的口号是“文以载道”，“唯陈言之务去”，要言之有物，旨在创新，“文从字顺各识职”，文字流畅，反对矫揉造作，纠正了

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22 页。

②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卷首，中华书局 1981 年。

③ 《拟国史儒林传·序》，《研经室一集》，卷二。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9 册，第 53 页。

② 曹丕：《典论论文》，《文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第 2271 页。

六朝以来浮华柔弱的文风和形式主义的偏向，史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评价很高。后来散文写得好的有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人称为唐宋八大家。明朝还有一位归有光，散文成就很高。名篇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到了清朝，先后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提倡古文，形成一个派别，因他们三人都是安徽桐城人，称桐城派。这一派在清朝影响很大，成为配合道统的文统，有人曾惊呼：“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①可见影响深远。这种文风的崛起是和清朝的政治密切相关的。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他在青年时代便崇拜程朱理学，言“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柳之间”②。他的文论讲究义法。义就是内容，内容要表达程朱的理，法就是“言有序”， 指文章取材、布局、段落的概括能力、表达能力，他要求文章要文从字顺， 简约雅洁，清通严整，清澄无滓，自成一家。方苞的文风是在维护程朱的道统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为和硕亲王编了一本《古文约选》，是供八旗子弟诵读的示范读本。乾隆初年，乾隆帝诏颁各学宫，此读本成为清朝文坛上的正宗，得到了正统的地位。方苞的作品如《狱中杂记》， 深刻揭露了清朝治狱的黑暗状况，使人触目惊心。另一篇《左忠毅公逸事》， 记述明朝东林党左光斗和阉党恶势力之间的斗争，表彰明朝名臣的气节。他的文章带着明末清初时代转变的痕迹和烙印。对清朝的政治弊端还时有指责，民族意识也间有流露。方苞对雅洁朴质的认识也有偏颇之处，如说：“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隽语， 南北史佻巧语。”①他认为一用这些词汇，便失去了雅洁。这里显出桐城派古文的保守性，排斥一切新起的、生动活泼的文学体裁和文学语言，显然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诸生， 雍正时两举副贡生，晚年在安徽黟县做教谕数年，后归里，一生很不得志， 个人牢骚极多。他虽然是方苞的门人，但遭遇不同，政治地位不同，因此文章也和方苞不一样。方苞对散文创作讲“法”，但涉及内容不多，刘则专门探讨散文创作的规律，着重研究散文创作中鉴赏的审美问题。他认为行文解事中，有四大审美要素，即神、气、音节、字句。神是风神、神韵、神气， 是文家之宝，是作家精神品质的体现，是文章支配全局，最易打动读者心灵的审美特征，是作者高超技能手法的表现。气是气势、力量以及人们对它产生的审美感受。文章以神为主，以气辅之，那么，神气的最精处如何表现出来呢？则是用音节和字句来表现，他又具体分析探讨了怎样运用音节、字句才能达到美的境界。他的这种对散文审美规律的探讨是对方苞文论的一种发展。

姚鼐（1732—1815）字姬传，字梦谷，号惜抱。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 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编修官，中年弃官，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历主钟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讲学 40 多年，门生弟子遍及大江南北， 由于他从事古文写作和宣传，桐城派得以形成。乾隆时期汉学大盛，学界扬汉排宋，姚鼐挺身而出，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

①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引程鱼门、周书昌语。

② 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

① 沈连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

者不可偏废的主张。汉学家、宋学家都是重理轻文、重道轻文的，辞章家则只重辞章，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长者为贵。他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调和汉宋，兼采考证的长处，以考证充实理学的空疏，以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他是把义理、考证、词章三者作为文人所具备的才能的合理构成来看待的。三者之中，义理仍是首要的。“明道义、维风俗以昭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①考证是文章的材料，论证“义理”，助成文章之美的手段，故云：“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②在文章的风格上，他强调阳刚、阴柔兼备者，他说：“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则必无与于文矣。”③他在如何写作上提出要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是文之精，格、律、声、色是文之粗。神是作品的神气、精神、神韵，是最本质的审美特征。理是作品的脉理、思理、文理，指艺术整体的思维规律。气是指行文的气势、作品的力度。味是指滋味、韵味，能激发读者的审美感受。以上是指作品中高层次的审美要素。格是规格，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规范。律是法则，如虚实、详略、字法、句法。声是声韵节奏。色是辞藻的色彩，即对语言文字的加工修饰。这四者是属于较低层次的审美要素。姚鼐这套文学理论比方苞、刘大櫆更为系统，更为完备了。

姚鼐在乾隆四十四年编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共 75 卷，是古文辞赋选本，

分 13 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这种分类是按照文章的应用分的。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櫆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体现了桐城派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推崇， 有很广泛的影响。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编了一本《古文观止》分 12 卷，是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未分类，文章选得比《古文辞类纂》少，而这本集子则影响更大，作为普及读物广为流传。

姚鼐生活的时代和方苞不同，方苞文章还反映了反清意识，姚则反清意识已经淡薄了，他和刘大櫆也不同，刘大櫆文章还有浓烈的文人牢骚，姚则急流勇退、纯然学者，他的文章醇正严谨，清通自然，简洁明快，但是，内容显得贫乏，形式拘谨，缺少风采。如《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善于描摹，色彩鲜明，但是较少心胸的寄托和对现实人生的感慨。这是和方、刘文章的不同之处。

他的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等，都成为桐城派的重要作家。

第四节 诗、词

诗歌，反映时代的风貌和气息。清朝初期，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朝万历年间进士，明末马士英拥福王，他为礼部尚书，清时投降，为礼部侍郎，

① 《复汪进士辉祖书》，《桐城派文选》，广州文化出版社 1989 年，第 79 页。

② 《与陈硕士》，同上，第 80 页。

③ 《海愚诗钞序》，《桐城三家散文赏析》，巴蜀书社 1986 年，第 172 页。

后来他告退回乡，是几十年东南文坛的领袖。他崇拜白居易、苏东坡、陆游， 格调近晚唐和宋诗，沈德潜编《清诗别裁集》将他放在卷一第一名。吴伟业

（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时官少詹事，投降清朝， 为国子监祭酒，一年后以母病还乡。他的诗才华艳发，辞藻绮丽，有些诗反映了明清之际的政治动乱的状况，如《圆圆曲》很有名，其中“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对吴三桂莫大的讽刺。晚年心情忧郁，多悲凉之作。龚鼎孳，号芝麓，字孝升，安徽合肥人，明朝官至兵科给事中，清时历任礼、兵、刑三部尚书，很爱人才，其诗作比钱、吴稍逊一筹。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诗分四派，他们是王士祯、沈德潜、翁方纲、袁枚。

第一派是王士祯的神韵派。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他出身于世宦之家，诸父辈多能诗， 顺治十二年中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神韵”说，神韵即诗中所含的风度、气韵。“韵”具体指冲淡悠远的意味，诗要有清幽淡远的意境。他追求这种情趣、意味，便推崇唐朝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的诗，讲究诗的创作要神韵天然，自然浑成，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的话，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他又引严羽《沧浪诗话》中的一句话，即诗要写得好，无斧凿痕迹，便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为此，他对诗中发议论、讲道理不以为然，认为这样的诗便不能以“美”见称，至使风雅扫地，下劣得直可喷饭。他探求诗的精神，诗的内在的审美性质，认为物境清幽，心境淡远，这种天成自然的兴会神到的诗才是有神韵的诗，才是美的意境。他自己的诗也是在实践他的诗论，均是范水模山，批风抹月，以咏帝力，点缀太平之作。这种作品在康熙年间盛行，他自己也被推崇为诗坛领袖。明末清初， 战争频仍，人民国破家亡的苦难场景，在诗文中有突出的反映。而此时，这一切都慢慢淡漠和遗忘了，性情柔和典雅的诗，显示出社会政治的稳定平和， 对清朝的统治极有益处。这和巩固清朝政治的统治是极有关系的。带有莫大讽刺意味的是：最清高、超逸的神韵说诗歌理论，都带有最露骨的政治功利目的，起着对清廷粉饰太平的作用。

第二派是沈德潜的格调派。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苏州）人。雍正四年中进士，在乾隆朝，受乾隆帝赏识，累官至礼部侍郎，经常与乾隆帝讨论诗歌，互相唱和，甚至代写御诗。编过《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古诗源》等书。诗论倡格调说， 代表乾隆时期诗歌理论的官方意志。格调说，是正统的儒家诗论，作诗首先要讲宗旨，追求诗教的本原，写诗的宗旨首要的是思想感情是否正确，要以温柔敦厚为标准，宗旨之正，格调之高，这是至关重要的。他强调诗的社会功能在于“教化”，发挥孔子诗教的思想“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兴、观、群、怨”等。他也讲风格、神韵，但放在第二位。关于神韵，他又认为王士祯的淡远的意境只是其中的一种，雄浑壮阔的意境也是美的，如杜甫“黥鱼碧海”、韩愈“巨刃摩天”的风格意境，也应予以提倡。因此，他崇尚唐朝，推崇李白、杜甫的诗。他提出古体诗崇汉魏，近体诗崇盛唐。沈德潜的诗论实际上纠正了王士祯神韵说清闲淡远的偏颇，强调孔子的诗教，使之直接有益于封建名教，使正统的封建文学更加规范化。

第三派是翁方纲的肌理派。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他精通金石、考据

之学，善书法。他的诗论是肌理说。他说：义理之理，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意思是义理、文理密不可分，理要植根于六经，诗歌要将六经的义理写进去，体现出来，才叫诗。那么，写诗必须有学问，懂得义理之学，考证之学，只有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写诗。他认为王士祯的神韵说失之太虚，而沈德潜的格调说温柔敦顺又太拘束，要以学问的理以实之。于是，他强调宋诗，崇拜黄庭坚的诗。他说“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 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南渡以后，如武林之遗事、汴土之旧闻、故老名臣之言行、学术师承之绪论、渊源，莫不借诗以资考据”①。用诗来讲哲理，把诗作为发议论的手段，诗理化，已离开诗的本质特性相当远了。但是，翁方纲还沉醉于黄庭坚的诗“荟萃史事，巨细不遗”的特点，说学即才矣，将有学问代替了有诗的才能。这种诗论和当时乾隆年间考据学大兴盛的学术空气有关，而且，这种诗论导致了清朝诗由崇尚唐诗到崇尚宋诗的转变。

第四派是袁枚的性灵派。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中年隐居江宁小仓山的随园，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钱塘（今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任江宁知县，30 多岁便弃官不仕，隐居江宁。他的诗论倡导性灵说，诗歌必须写出诗人的性情，性情应当是真实的，要有灵性，即要有个人的才气，要有个人独立的见解和精神，要追求创作自由与艺术个性的宗旨。他从诗言志，引申到诗是由情而生的，有不可解之情，便能产生不朽的诗篇。诗既然是个人情性的表露，那么诗可以反映男女爱情。儒家诗论讲义理，讲道学，强化封建名教，存天理，灭人欲，袁枚对这种道学理论猛烈抨击之。灵机是诗人的天分，是对自然的领悟，对人生的领悟；神悟是一种直觉，不是逻辑推理，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 解用都为绝妙词。”①物情相通，便成佳诗。在真（情）的基础上，表达上达到美，是真与美的统一。诗要“著我”，是个性的表现，要师古人，但不要为古人所囿，要有变化，有创新。他认为抓住了性情这一点，即抓住了诗的本质，给诗歌领域带来了活力。他认为翁方纲的肌理说是“误把抄书当作诗”

②，诗是艺术，不是学问，“何也？空诸一切，而后能以神气孤行；一涉笺注，

便趣味索然”③。他说考据之学离诗最远。这些见解相当深刻。他认为王士祯的诗太假，诗中无人，无人的真实性情，曾评论道：“一代正宗才力弱，望溪文章阮亭诗。”①对方苞桐城派的文章、王士祯神韵派的诗歌都不满意。袁枚的诗论对儒学传统诗教有一种叛逆的思想色彩，这种诗论，上承明朝李贽的童心说，下启龚自珍的宥情说，起着积极的进步作用。

词是一种抒情诗体，是配合音乐可以歌唱的乐府诗。隋唐时有一种燕乐， 在宴会时演奏胡乐和民间音乐，配上曲子，便是词。所以词是胡夷、里巷之曲。后来文人倚声填词，渐渐脱离音乐，形成了富有音乐性的新兴诗体，与诗并行发展。词兴于唐，流衍于五代，而极盛于宋。历史上有各种流派，一

① 《石洲诗话》卷四，清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① 《遣兴》，《袁枚诗文选译》，巴蜀书社 1990 年，第 131 页。

② 《仿元遗山论诗》，全诗是：“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选《袁枚诗学述论》，黄山书社 1986 年，第 85 页。

③ 《随园诗话》卷七。

① 《仿元遗山论诗》，《袁枚诗学述论》，第 85 页。

般分作二大派，一是婉约派，以温庭筠、周邦彦为代表；另一是豪放派，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而南宋的姜夔（白石）和张炎（玉田）是属于婉约派的。元、明两朝，词学中衰，到清朝词有中兴之象，人才辈出，流派纷呈。清朝词分三派。

第一是阳羡派。代表人物陈维崧。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人称陈髯（留胡须），江苏宜兴人。其父陈贞慧是明末复社的四公子之一，重气节。他幼承家学，少负盛名，明亡，家道衰落，客游四方。文学上有多方面成就，政治上不愿和清廷合作，长期穷困潦倒，故国之思、身世之感、幽忧悱愤、缠绵芳洁之情，都寄托于词中，风格沉雄俊爽，浑厚沉郁， 效法苏轼和辛弃疾，属豪放派。他的词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也有人说他的词浅露粗疏，还不够深刻。他的著作为《湖海楼全集》，后人称湖海楼派， 他的家乡宜兴古称阳羡，后人也称阳羡派。如他在《贺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中写下了“恨吴盐，只点离人发。家何在，在天末。⋯⋯白雁横天如箭叫，叫尽古今豪杰，都只被江山磨灭”的诗句，那种怀才不遇、奋飞无力， 人却又步入老年的知识分子的心情，读来沉痛感人。他的词深刻地反映了明清易代之际家国之恨、兴亡之感的历史画面，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他的词在清朝词坛长期处在非正宗、被压抑的地位。

第二是浙西词派，代表人物朱彝尊。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垞，又号金风亭长、小长芦钓鱼师，浙江秀水人。明亡后，以“布衣”自尊，名满天下。后来，清廷对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放宽了，他便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授职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后因事罢官，归里专心著述，有《曝书亭集》、《经义考》、《日下旧闻》等，所编《词综》一书影响很大。他的词学主张，在《解佩令·自题词集》中有所表露。词曰： “十年磨剑，五陵结客，把平生涕泪都飘尽。老去填词，一半是空中传恨， 几曾围燕钗蝉鬓？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红粉。料封侯白头无分！”①这时候，清朝统治已经稳定了，知识分子对于明朝亡国之恨也渐渐淡漠，或者更深层地埋在心底了。不屈服，怕招来灭门之祸，虽屈服，又不甘心趋炎附势，这种矛盾心理，只好把“恨”，化为歌儿檀板，装点太平曲子，“几曾围燕钗蝉鬓”，不是单纯寄情于声色者。要使词归于雅正，合乎清廷清真雅正的文学规范，便宗姜夔和张炎婉约派的一路，所以称家白石而户玉田。这种雅正醇厚的风格与阳羡派的叫嚣犷悍便迥然不同了。他的词讲究声律词藻，细致绵密，圆转浏亮，风格崇尚空灵， 清丽高秀。如《雨花台·卖花声》一首，沉郁凄清，流畅可诵。但是缺点是追求形式美，有的作品不免碎巧，学他的词，其末流则每致意旨枯寂寒乞。

到了嘉道年间，出现了第三派常州词派，代表人物张惠言。张惠言（1761

—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精通易学，著《周易虞氏义》等经学著作。他和他弟弟张琦编了一部

《词选》，在序言中发表了他的词学理论，开创了常州词派。他认为“词” 近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①。他这一定义将词同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及离骚一类作品相比拟，改变了词是“小道”、“艳科”的传统观念， 虽然词是一种抒情为主的文学样式，但也应有丰富深刻的历史内容，是道出

① 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52 页。

①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②，意内而言外，应有所寄托的。在表达上，“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各有所归”③。上句说物是激发人的感情的本原，感物生情，引类表旨，下句说表达意旨，又须借助与情意能相比的具体事物，比物连类，寓意于象。这样才能将作者的情表达得好，不仅仅“苟为雕琢曼辞”。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批评了浙西词派意旨枯寂，内容贫乏，单纯追求形式之美的倾向。他的后继者周继则说，词应反映史，说“诗有史，词亦有史，进乎自树一帜矣”。“感慨所寄，不过盛衰。”④反映的是个人的感情，这种感情需要有社会政治历史内容作为基础，才是有价值的。词力图表达有社会政治历史内容的思想感情，这便是有“寄托”。

张惠言的常州词派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乾隆后期，清朝政治经济的矛盾日益尖锐，政治腐败，经济趋于停滞，土地集中，吏治贪污成风， 各级统治机构糜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发了农民起义，社会总危机已暴露出来，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要求社会改革，将学术、文艺重新纳入经世致用的轨道。他们对浙西词派的空寂，阳羡词派的浅率叫嚣的形式主义倾向颇不满意，便要求词发挥反映时代、社会政治内容的思想感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综上所述，清朝 300 年学术的变迁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清初，属草创时期。学者多为明朝遗老，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 他们经历了明亡的流离战乱之痛苦，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他们的学术特点是博大，对哲学、史学、经学各方面都重新思考、审视，其学术和现实政治关系密切，多经世治用之学。第二时期是康乾盛世，是中期，是清朝的鼎盛时期。这时天下大定，纲纪大张，经济恢复，生活稳定，给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哲学上，理学为指导思想，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张伯行等人推崇朱熹，传理学之道，维护纲常名教，使清朝统治更为巩固。学术上，汉学大兴，惠栋、戴震从事音韵、文字、训诂、考据之学，学术研究有很大成就，涌现出煌煌巨著，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则脱离，学者不问政治，埋头故纸堆中，有遁世、避世趋向。文风是姚鼐桐城派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以理学为基础，以文统维护道统。从诗风上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追求闲淡悠远的意境，沈德潜的格调说追求温柔敦厚的诗教，要有助教化；一个以美为中心，一个以善为宗旨。词学则以朱彝尊的浙西学派归于雅正醇厚的风格。虽然经济繁荣、政治稳定，但是在大兴文字狱严密文网的控制下，学术特点是专、精，与政治现实的关系是遁世。第三时期是清朝的衰落时期，嘉道咸以降，清朝内部政治腐败日益严重，经济上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经济衰退、停滞，外部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西方文化的输入，这就引起学术上的追求新颖，要求变革，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密切起来，经世致用思想也活跃起来。经学方面，今文经学兴起； 史学方面，兼治辽金元史；地理学方面，边疆地理、外国地理研究兴趣浓厚； 文风诗风方面，对桐城派、神韵说、格调说并不满意，袁枚的性灵说逐渐有人响应，如龚自珍；词学方面，张惠言的常州词派讲究有所寄托，寓意现实政治和历史，写作者的思想感情。这些都是要求变革的反映。

②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③ 《词选·序》，中华书局 1957 年，第 2 页。

④ 《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晚清，就是在这种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开始的。第二章 地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