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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七章 戊戌思潮的延续
第一节 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他比康有为小15 岁。他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又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学识渊博，在哲学、政治、经济、史学、文学、新闻、佛学方面都有煌煌巨著，一生度过了五十八个春秋，留下遗著约 1400 万字，著有《饮冰室合集》（包括专集和文集）。
他的祖上没有做过什么官。祖父、父亲理学传家，半耕半读，高祖墓莹在崖门，小时候，祖父每年带领他到墓上扫祭，讲宋朝被灭亡的故事，民族战争的激烈，汉人亡国的沉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梁启超 17 岁到广东考试，中举人。考官为内阁学士、贵州李端■，赏识他的才学，便将从妹李蕙仙嫁给他，19 岁完婚。他原在广州学海堂读书，对考据学刻苦钻研，颇有心得。一次，他和同学陈千秋访问康有为，康有为说八股文、考据训诂都不算学问，问他们真正的学问是什么？梁、陈回答不上来，如“冷水浇背，尽失故垒”。再次访问，康有为讲陆王心学、今文经学和史学、西学，使他心头顿时开朗，便尽弃前学，和陈千秋入万木草堂，拜康为师。康有为对梁的学术影响很大。
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 正在首都考试的举人举行了“公车上书”的政治活动，带头签名的便是康有为、梁启超，梁启超还办《中外纪闻》，呼喊挽救民族危机，提倡变法。
1896 年他到上海，办《时务报》，连续登载《变法通议》等文章，他的言论在全国尤其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人称“言论界之骄子”，又称他为中国新闻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上海是人才集汇之地，又是中西文化的汇合点，他在上海接触了很多西书和新事物，成为著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
1897 年他应聘到湖南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任总教习。带去的教员有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都是康门弟子，他和黄遵宪、谭嗣同、唐才常、徐仁铸、熊希龄等经常交往，他在课堂上提倡变法革新，宣传民权思想，使学生的思想大为振奋，湖南新政高潮的出现，梁启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梁启超的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接受新事物快，从八股到考据学、到今文经学，学术凡三变。二、善于鼓动，文字有一番魔力，笔锋常带感情。三、理论根底较浅。由于第一点，他到湖南后，吸取了黄遵宪、谭嗣同的观点， 宣传民权思想，流露反满情绪，倾向地方自治，都超越出康有为思想的范围。由于第二点，他每到一地，总能掀起巨大的波浪，激荡起旋涡，形成新的思潮。由于第三点，则形成他的思想流质多变的特点。
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来源于康有为的理论，他论证君政民政相嬗替的历史规律，比康有为讲得更为具体，但是也未跳出公羊三世说的理论框架。康有为偏重于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梁启超则偏重于思想方面，报纸宣传、学堂教育，都在向国人灌输新思想，想给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造提供真正的社会心理基础。他认为近代文明需要与近代国民的理性觉醒相伴而行。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亡到日本。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是戊戌思潮的延续时期，又是辛亥革命思潮开始兴起的时期。梁启超称此时是中国的过
渡时代，政治上要从君主专制制度转变为民主制度，文化上八股文要被新文体代替，经济上要从封建经济发展到资本主义经济。他敏感地觉察到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很严峻地向人们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写成一篇一篇文章，进行探讨，古人善作万言书，他则无书不万言。
《新民说》、《自由书》、《德育鉴》，洋洋洒洒，气势磅礴，充满爱国热情。他与康有为分道扬镳后自成一派，想和革命派合作，成为论坛盟主。他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黄遵宪评论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
铸造国民性格的思想设计和中西文化观
梁启超在日本主要从事思想启蒙，其内容是介绍西学。他介绍培根、笛卡儿、卢梭、孟德斯鸠、斯宾塞、边沁、穆勒，瑞士的伯伦知理，德国的波伦哈克。日本近代思潮有三：一是法国的共和主义，二是英国的功利主义， 三是德国的国家主义。相应地，梁启超介绍日本思想家中江兆民，曾翻译过
《民约论》；福泽谕吉，被称为是日本的伏尔泰，撰写过《文明论概略》； 中村正直，翻译过穆勒和斯迈尔的作品，是功利主义学说的传播者；还有一位是加藤弘之，他译过伯伦知理的《国法泛论》。实际上，西方政治思潮， 从历史顺序上讲，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国家主义。但是，并不是思潮愈新便愈正确。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强调国权，反对卢梭思想， 认为对国民自由不能给予太多。这一点也影响了梁启超。梁认为清政府不是要推翻它，而是加强国权，实行君主立宪，执行的仍是改良主义方针。
梁启超认为国家富强要从“民”做起。“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 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输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输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① 根据斯宾塞的观点，国家是由国民组成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整体， 国民是个体，主体民的优劣决定了客体国家的强弱盛衰。国家要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好像墙体和砖块的关系，砖块结实、平整砌出的墙体便坚固结实， 相反，墙体便如土粪墙一样，一推便能倒塌。所以严复曾说：“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②就是这个道理。怎样提高国民素质呢？便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也是斯宾塞的观点，严复曾逐一加以解释，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又细加论述。戊戌变法失败，他总结其经验教训，认为政治改革不能单单依靠皇帝个人，也不能靠少数几个英雄，而要靠大多数国民和国民主体意识的提高。他到了日本后，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认为首先要提高国民素质，因此，梁启超便说：“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又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③。他认为当今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只有整个国民智慧力量道德都赶上去才能与列强相埒。因此，他特别强调铸造国民性格成为新民。
民力、民智、民德，在其内涵和解释方面，梁启超也比严复更进了一步。
① 黄公度：《致饮冰主人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274 页。
①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4，第 1 页。
② 《原强》，《严复集》第 1 册，第 25 页。
③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4，第 6、2 页。
民力，指国民应付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环境的能力，包括体力、胆力、毅力等，比单纯强健的体力更丰富一些。智力指国民文化水平，求智能力，不拘束于儒学范围，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比单纯学习西学知识的内涵又要延伸一步。民德指国民在公德方面需具备国家观念、法制观念、民主自由观念，在私德方面需具备传统文化道德中的优秀品质等，比单纯具有民主观念又丰富些。
新民应当具有什么品德呢？ 第一，要有国家思想。
他说：“我国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①中国旧伦理讲私德居多，梁启超认为在长期君主专制统治之下，国民只知有皇帝，而没有国家思想。人们只知对皇帝尽忠，而君民关系是主子和奴仆的关系，国家是私人的财产，臣对君是愚忠，为一姓卖命。民众受国家压迫，国家兴亡，与自己无关，谁来当皇帝，民众都是被统治者，只知独善其身，知家族不知国家，外族侵略，只好顺从，历史上金、元、清都是一样逆来顺受。这是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斗争。晚清外族侵略，是帝国主义侵略，民众有反抗，但是人民没有权力，这种反抗是自发的。梁启超具有爱国主义思想，说：“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蝥贼。”②
第二，要有权利思想、自由思想。
在中国君主制下，专制暴君多，人们权利观念淡薄。而西欧近代诸国人民立国之本是“不自由，毋宁死”，不能做奴隶，要做自由人。梁启超记载： 盎格鲁撒克逊人，其独立自助之风最盛，其守纪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其权利之思想最强，视权利为第二生命，丝毫不肯放过。盖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感情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因此，他得出结论，政府压制人民， 人民便要争自己应有的权利。
自由者，精神发生之原动力也。“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①自由有政治自由、民族自由、宗教自由、生计自由。从中国来讲，政治自由即参政自由，民族自由即要求民族独立解放，还有思想自由。梁启超着重阐明：自由不是放任；个人自由不能太强调，着重的是团体自由；要注意思想自由，不要为古人之奴隶。在这方面谈得较多一些。
第三，要有冒险进取精神。
欧洲民族为什么强？这些国家涌现出许多冒险进取的人物，他列举了发现新大陆的西班牙的哥伦布，蹈海环游全球的葡萄牙的麦哲伦，宗教改革的日耳曼的马丁·路德，还列举了俄国彼得大帝、法国拿破仑、美国华盛顿、林肯、英国克林威尔、意大利的玛志尼，他们在创业中战胜千万重困难，体现了资本主义在战胜中世纪封建主义、开拓领土、建立市场时，人们富有的创新精神，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和理想，凭着满腔热血和真诚，发挥无穷的
①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4，第 12 页。
②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4，第 14 页。
①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4，第 40 页。
智慧，成就了轰轰烈烈的伟业。这种社会心理的基础是资本主义近二、三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积累起来的。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下，封闭自守，儒家“中庸”思想， 道家“与世无争，不为天下先”的思想，知足常乐、“枪打出头鸟”之类的生活经验，多从消极方面对人生进行了总结。所以常常是稍得名利，赶紧退缩，以免招灾惹祸。因而不敢冒险、怕妒忌、甘当乡愿成为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造成了怯懦、懒惰、唯唯诺诺的性格。梁启超痛恨这种性格，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
第四，要有自治能力，要不断进步。
要热爱群体，自尊自立。中国千年来进步缓慢原因有五：一、大一统而绝竞争也。二、环蛮族而交通难也。三、言文分而人智局也。四、专制久而民性离也。五、学说隘而思想窒也。梁启超从根本上怀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主张要破旧立新。
《新民说》无疑是 20 世纪中国的人权宣言。他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是对国民主体意识的更新。这是学习西方更深层次的发展。学习西方，先是物的船坚炮利，然后是物心相结合的民主政治制度，再次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 最后提到国民意识的更新。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提出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陈独秀向中国青年提出六点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隐退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义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①这些内容和梁启超在
《新民说》中论自由、论进步、论进取冒险、论自尊各节的论述，全有思想轨迹可寻，精神是相通的。可以说，《新民说》实际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和前奏。
国民性格的改铸，《新民说》偏重于公德，主要吸取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来补充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不足。他编了一部《德育鉴》，主要采取了中国古代先哲关于伦理道德的语录，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找寻精华来熏陶国民。这里牵涉到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他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②所以他的文化观：一不是全盘西化，二不是顽固不化的全盘复古。他在另一处写道：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一泰东文明，中华
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①
这段话表现了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热烈欢迎的态度。那么国学如何对待呢？他又有一段话说道：
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遽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②
① 参看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5 号，1916 年 1 月 15 日。
②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4，第 5 页。
①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7，第 4 页。
②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7，第 104 页。
他对国学仍是很有信心，相信国学自有其价值在，而且，以西学的方法来治国学，则国学将大放异彩。梁启超本人便是这样实践的。
走向近代社会，人群交往日多，要讲社会公德。但是，公德的基础是私德，个人如果没有良好的私德，一到社会上便表现得卑劣低下，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传入中国，经这些品质低下的人一做，也会做歪了。梁启超说：“不意此久经腐败的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入， 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 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图公益， 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③他鉴于这种情况，便强调加强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以能胜任改造社会的重任。
《德育鉴》分六个问题，第一是辨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心术要正， 这是讲动机。首先要分清楚义和利，“君子喻于义，小 人喻于利”（《论语》）。 “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陆九渊）。“为学莫先于辨诚伪，苟不于诚上立脚，千修万修，只做得禽兽路上人”（刘蕺山）。①梁启超在这里没有讲西方的功利主义学说，还是用中国传统儒学，首先是分清楚公私、义利、诚伪。一个人做事要考虑民族、国家、群体，而不是只顾个人私利。因此，他提倡知识分子要有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和坚定的信心。有些狂妄，还可改正；欺骗，犹有羞耻之心；作伪，则无药可救了。为人心诚，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
第二是立志。立志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重担子须是硬脊梁汉方担得。”（程明道）②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志向实现？这便需要学习，磨砺自己的意志，不为世俗的见解所束缚， 不为富贵声色所迷惑，一心一意地奔向目标。“人要有大志，常人汩没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能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陆象山）③追求知识是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知识分子仅仅读四书五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飞速发展，知识分子要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提高爱国觉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第三是知本。提高自身道德的根本途径是什么？是致良知。致良知是王阳明学说的基本核心内容。梁启超认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就是要致良知，恢复人的本性。良知，人人都有，只是社会的种种遗传和感化，把良知熏染得黑漆漆的，变得昏谬不堪。要恢复良知，返回最初良知。儒学流传千百年，贱儒伪学盛行，要找寻儒学的真精神。这里有两点，一是梁启超吸取了王艮（心斋）的观点，认为良知是引导人们去苦求乐，“人心本自乐”①。追求幸福快乐是人生的目的，这和边沁、穆勒功利主义思想相吻合，具有近代色彩。二是梁启超强调要独立思考，保持良知判断能力，不因循旧说，不迷信经典，不迷信权威，这样才能有创造性的思维。这种独立思考冲破了封
③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4，第 127—128 页。
①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1、13 页。刘蕺山（1578—1645）即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县城北蕺山，人称蕺山先生。明浙江山阴人，是黄宗羲的老师。
②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15 页。程明道即程颢。
③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16 页。陆象山即陆九渊。
①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31 页。王艮（1483—1540）字汝止，号心斋，明江苏泰州人，属王学的泰州学派。
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体现了近代个性自主的色彩。
怎样达到致良知，王门有两派，一派趋重本体者（即注重良字），以王畿（龙谿）、王艮（心斋）为代表，这派是泰州学派。另一派趋重于功夫者
（即注重致字），以聂豹（双江）和罗洪先（念庵）、刘文敏（两峰）为代表，这派是江右学派。梁启超自己说：“若启超则服膺双江念庵派者”②。功夫，即偏重于做，在实践上费功夫。梁启超具体阐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道理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两语，是先生所以说知行合一之宗旨也。故凡言致良知，即所以策人于行也。然则专提挈本体者，未免先生所谓闲说话矣”③。那种悬空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的人是无济于事的。他说今人言爱国，不能光激昂慷慨发议论，更重要的是去行，如果知而不行，则是无希望的人，“有良知而不肯从事于致之之功，是欺其良知也。”④所以，梁启超从辨术、立志、知本三段，发掘了王阳明致良知的学说、知行合一的学说，把它们与救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又使私德与公德联系起来。
第四是存养，第五、第六是省克和应用。存养、省克、应用各为一章， 存养是在思想磨练上下功夫，省克是不断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什么错误、缺点加以改进，应用是将自己的私德在社会上运用，以自身的品德影响社会。
梁启超说具备良知，还要修证，这修证即是存养。他说：“阳明以良知喻舟之有柁，最为确切。顾柁虽具而不持，则舟亦漂泊不知所届耳。修证之功有三：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而存养为之原。”①
怎样进行修证？有两派：一主静派，一主敬派。梁启超说有点类似佛教讲止观双修，止即主静。他说儒家言静，实兼有观之作用，必辅以观，然后静之用乃神。曾国藩有一对联：禽里还人，静从敬出。梁认为曾国藩是兼主敬静者，“而以敬为静之下手工夫，此其独到见处，即其得力处也”②。陈白沙有云：“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③陈献章是康有为最崇拜的粤东思想家，康有为曾以“主静出倪，养心不动”作为万木草堂学纲的德育条目之一。
梁启超有一段话，说：“文正（曾国藩）常自言，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故一生最提倡勉强之义，其事业亦多从此二字得来。此一般学者最适之下手法门也。习染困人，中材什九，非经一番火铁锻炼，万难自拔。刘蕺山所谓心贵乐而行惟苦，学问中人无不从苦中打出，盖谓此也。”④
他为什么这样强调从苦中磨练性格？因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民族危机深重，封建旧习俗很浓厚，知识分子要挽救民族危机，救国救民，改变旧习俗，会遇到许多困难、曲折、打击，要有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毅力和勇气才能百炼成才。因此，他希望青年学子步入社会有此思想准备，
②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30 页。
③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36—37 页。
④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38 页。
①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46 页。
②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59 页。
③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61 页。陈白沙，名献章，字公甫，广东新会人，受学于吴康斋，明初思想家。
④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97 页。
培养成坚韧不拔的可贵性格。
第六讲应用。他说：“道学之应用，全在有志之士，以身为教，因以养成一世之风尚，造出所谓时代的精神者”①全在于君主和士大夫的提倡。君主的提倡，士大夫的身体力行，使转移风气和陶铸一世之人成为可以实现的事业。梁启超从英雄史观出发，过分强调了伦理思想对改造社会的促进作用， 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
总的来说，梁启超在《新民说》和《德育鉴》中关于塑造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构想和设计，是将中西文化加以融合整理的一次尝试，他的宣传对推动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变革，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但是他在政治上仍坚持改良，抵制革命，主张渐进，反对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实行政治制度的剧烈变革。这种政治主张使他的思想启蒙作用在政治实践中大为逊色。
史学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用资产阶级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1901 年著《中国史叙论》，1902 年著《新史学》，1922 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1926 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封建史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中国历史学很发达，但是，封建旧史学只重视一个朝廷的兴衰，是以帝王为中心的历史，而对整个社会各方面叙述很少，他说旧史学有几个弊病，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因此，旧史学不能使民智有益，反而成了损耗民智的工具。他将旧史学指责为“帝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集中批判了帝王中心论。在史学观点上，批判了“正统”和“春秋书法”。梁启超认为史学家争正统，无非是争君权神授，“正统”，就是“君统”，制造这种舆论来统治人民，造成民众的奴隶根性。史学家都是“陋儒”，争一家一姓的正统，甘心为君主的奴仆而已。与此相联系的是“历史书法”：“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者也”①。这种褒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还是对君主是不是忠心，实际上，二千年来书法，不过是为霸者效死力而已。对君有利便为功， 为善，反之则谓罪，谓恶。其结果是颠倒黑白，歪曲历史，“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②。因此，他认为正统应该是国统、民统代替君统，他说：“泰西之良史，皆以叙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③而评判史事和人物也应用新的标准，说：“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 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④这里，他便和封建旧史学划清了界限，建立起了资产阶级的新的史学理论体系。
他对旧史学和新史学加以界说：“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
① 《德育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6，第 101 页。
①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9，第 26 页。
②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9，第 29 页。
③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9，第 21 页。
④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9，第 29 页。
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学，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近世史家，必探查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⑤这就规定了历史学的意义和目的是探查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这是进化史观。此后，他对史学又立下界说谓：“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①。这一界说，既包含了历史的意义，又包含了研究历史的目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要发现并阐明这历史规律是史学家的任务。他说：“善为史者， 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②有了历史哲学，探明历史规律，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他又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③后来，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表述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④这一界说对史学的意义和目的概括得更为精确，他阐明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国民的资治通鉴，是爱国主义的最好教材。
梁启超运用进化论史观写了大量的著述，其学术思想方面，《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中国近代最早试图用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学术思想的一部巨著。这本著作将中国文化思想的浩繁史料理出了一个头绪， 使人读了豁然开朗。钱玄同曾经回忆说：“余自童至今，最嗜小学及经学， 然彼时于学术思想之变迁，实茫然无所知也。壬寅读梁任公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于是始知国学梗概。”⑤而章太炎对此书的评论是：“真能洞见社会之沿革，种性之蕃变者。”⑥可见此书对青年学子曾起过思想启蒙的作用。后来他又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开拓性的著作，具有重要的价值。
文学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写的是一种半文半白的通俗易懂的新文体，这种散文深受国人欢迎，青年学子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自己回忆说：“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 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①从他的叙述来看，新文体第一个特点便是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纵笔所至，不受拘束，冲破了桐城派古文的义法，骈体文的韵律，能够深入浅出地描述新事物，比喻生动、
⑤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6，第 1 页。
①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9，第 10 页。
②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9，第 10 页。
③ 《新史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9，第 1 页。
④ 《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73，第 1 页。
⑤ 《刘申叔先生遗书，钱玄同序》，《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
⑥ 《刘申叔先生遗书，钱玄同序》，《刘申叔先生遗书》卷首。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34，第 62 页。
形象，使人读后感到自然，有说服力。第二个特点是介绍新事物，新学理， 不避俗字、谚语甚至外国语法，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 知识覆盖面大，信息量大，用古文表达实在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他便用了不少新名词、新语汇，使人读后感到新鲜，颇受教益。第三个特点是作者热情奔放，情绪高昂，有一腔爱国热忱，笔下感情洋溢，时时慷慨陈词，有很大的鼓动性。这种文体改变了古文的拘谨，向白话文迈进了一大步，改变了文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先驱。
这样的新文体却遭到顽固派的非难和攻击。他们认为梁启超的新文体是报章文字，不避俗字俚语，显得粗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满篇文章充塞日本贩运过来的新名词，张之洞、叶德辉便极厌恶梁启超的这种文体。其实， 梁启超的新文体最大的特点是去掉空谈，崇尚实际，摆脱旧文体的束缚，使古文白话化、通俗化，适应时代的要求，为广大读者所欢迎。所以，新文体自有它很强的生命力。
钱玄同 1917 年致信陈独秀，曾评论说：“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人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①由此看出，梁启超的新文体在尔后五四白话文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梁启超提倡过《诗界革命》，其内容主要是要求诗歌有新意境。这里指具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能反映现实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新理想。他推崇维新派的革新诗人有三位，即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他自己也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读陆放翁集》，共四首，我们录两首：“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②诗中高度赞赏和评价了宋朝诗人陆游的爱国热情，而自己也有着同陆游那样的遭遇和志向。还有《爱国歌四章》，录一：“泱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廿二行省为一家。物产腴沃甲大地， 天府雄国言非夸。君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矞我中华！结我团体， 振我精神，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可爱哉我国民，可爱哉我国民！”③他主张诗歌与音乐相结合，以乐谱的要求写诗，爱国歌在日本横滨为大同学校谱了曲，加以演唱，声音雄强。他善于写古体诗，而且用散文的句法写入诗中，如《志未酬》：“志未酬，志未酬，问君之志几时酬？志亦无尽量，酬亦无尽时。世界进步靡有止期，吾之希望亦靡有止期。众生苦恼不断如乱丝，吾之悲悯亦不断如乱丝。登高山复有高山，出瀛海更有瀛海。任龙腾虎跃以度此百年兮，所成就其能几许！虽成少许，不敢自轻。不有少许兮，多许奚自生？但望前途之宏廓而寥远兮。其孰能无感于余情？吁嗟乎， 男儿志兮天下事，但有进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无志。”①像这样类型的诗还有《雷庵行》、《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更是长篇古体诗， 气势磅礴，奔放豪爽，风格流丽明快。
①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 3 卷，第 1 号。
② 《读陆放翁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4 页。
③ 《爱国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21 页。
① 《志未酬》，《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16 页。
抒发自己的心情的诗，有《澳亚归舟杂兴》四首录一：“拍拍群鸥相送迎，珊瑚湾港夕阳明。远波淡似里湖水，列岛繁于初夜星。荡胸海风和露吸， 洗心天乐带涛听。此游也算人间福，敢道潮平意未平！”②这首诗写于 1901 年，他从日本到美洲、澳洲，再从澳洲回到日本，有感于归途中在海上看到的景象，诗调明朗，色彩鲜明，情景顿挫，表达了内心的波澜。还有《自励》其中的一首：“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呻吟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惟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③全诗表现了自己身居厄境仍坚持斗争的刚毅不拔精神。《次韵酬蜕庵见寄》：“阅人成世更千变，际地蟠天感百端。学道久知齐得丧，多情谁遣有悲欢。欲从屈子酬天问，却读韩非悟说难。料想黄昏倚修竹，袖罗脈脈度微寒。”④蜕庵即他的好友麦孟华，同是万木草堂的同学。这首诗写得比较深沉，心情也平静，似乎参悟了人生的道理。有点学庄子超越人生的味道。
梁启超对封建官僚批评是不讲情面的，他有一首诗讽刺湖广总督张之洞。说：“二千年后刘荆州，雄镇江黄最上游。笔下高文蠹鱼矢，帐前飞将烂羊头。忍将国难供谈柄，敢与民权有夙仇。闻说魏公加九锡，似君词赋更无俦。”①他讥笑张之洞的著作好像蠹鱼的屎一样无价值，将漂亮的仆人提拔为洋操统领，攻击戊戌变法志士，与民权一贯有仇恨。梁启超讽刺张之洞做极意谀颂的好文章是谁也比不上的了。全诗辛辣尖刻，鞭挞入里，显出他爱憎分明的立场。
《自励》二首的另一首，反映了他传播西学的志向和愿望。“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②此诗作者以卢梭自比，甘愿一身冒众矢之的的风险和打击，仍坚志不悔地向民众灌输西方新哲理启发国民的觉悟，促进民权运动。全诗表达了一种献身祖国，改造社会探求真理的理想和信念。
他很重视民歌，曾写台湾竹枝词十首，录两首：“韭菜花开心一枝，花正黄时叶正肥，愿郎摘花连叶摘，到死心头不肯离。”“绿阴阴处打槟榔， 蘸得蒟酱待劝郎，愿郎到口莫嫌涩，箇中甘苦郎细尝。”③学习民歌的优点， 直接以口语入诗，这是梁启超维新派诗界革命的一个特点，他们肯向民歌学习，甚至直接用民歌原句入诗，对诗体的改革起着积极的作用，给古体诗带来一种民间清新的风调。
综观梁启超一生从事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可以说，最大的特色是创新，破坏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学术领域内，他涉及范围很广，知识渊博，政治、经济、历史、教育、伦理、宗教、文艺各方面都有精湛卓越的见解和认识。他能从儒学传统文化规范中挣脱出来，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重新审视、评价传统文化，开拓了新的领地。他又发动了“史学
② 《澳亚归舟杂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15 页。
③ 《自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16 页。
④ 《次韵酬蜕庵见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25 页。
① 《刘荆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11 页。
② 《自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16 页。
③ 《台湾竹枝词》，《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65 页。
革命”、“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使这些园地焕然一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他在大众化、通俗化、普及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近代世俗化，科学技术教育的普及，国民观念的更新对破除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特权思想都有极大的作用。他在用资产阶级学术方法和观点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化方面是一位开拓者，也是资产阶级近代文学体系伟大工程的奠基人之一。当然，梁启超在学术上精深方面尚嫌不足，他涉及范围这么广泛，在每一方面难免有浅陋之感，这是可以理解的。梁启超自己有一段评论：“平心而论，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鲁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之陈涉。”①他自诩谓新思想的陈涉，这种比喻是恰当的。作为学界前辈，梁启超的开榛辟莽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第二节 李宝嘉 吴趼人 林纾
本节叙述晚清的小说。中国文化有雅、俗之分。西方叫大传统，即雅文化，小传统，即俗文化。大传统的成长和发展必须靠寺院和学校，集中于城市地区。小传统以农民为主体，基本上在农村流传。中国有六经：诗、书、易、乐、礼、春秋，是雅文化。俗文化的特点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解，能够接受的作品。清初一位学者刘继庄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与礼也。”①这里他将歌曲、诗经，戏曲、乐经；小说、说书，书经、春秋；祭祀鬼神、占卜，易经、礼经。两两相对，小说、戏曲、诗歌、祭神、占卜是俗文化，是雅文化六经的前身。六经是雅文化，而雅俗文化之间又有所沟通。雅文化来源于俗文化， 俗文化由封建士大夫加以雅化，上升为雅文化，而且互相之间又有所渗透、影响。封建士大夫看重诗歌、散文。诗歌来源于民间，诗经有风、雅、颂， 风是采风，是采自民歌民谚民谣的，雅是士大夫的，颂是宫廷所用的颂词。后二者是雅文化。古代诗歌中也有民谣，如竹枝词。小说，曾有“小说九百， 本自虞初”②的话。虞初是汉武帝时的方士，他曾编写了《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已佚不传。虞初《周说》是中国小说家之祖。《汉书·艺文志》将小说也列为一家。“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说，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小说家也算一家，但不入流，不能和九家并列，也有个雅俗之分。史学家和目录学家并没有将小说列为一类，宋平话、明话本、演义，史志皆不录，这是历史上封建士大夫，学者对小说的看法。他们总以为小说是“稗说”、“小道”，地位很低，不被重视。宋朝，有一部小说集子，是在宋太平兴国年编纂的，故叫《太平广记》，共五百卷，是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的总集，时间自汉至宋初，内容非常丰富。鲁迅称之谓：“可谓集小说之大成”，“替我们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34，第 62 页。
① 《广阳杂记》卷二，上海文明书局清《笔记丛刊本》。刘继庄（1648—1695），名献廷，字君实，号继庄，顺天大兴人。先世本吴人，以官太医，遂家顺天，年十九，居吴中达三十年。为万季野所推重，引参明史馆事，晚学游楚，与王船山有交往。
② 张衡：《西京赋》，《文选》卷 2，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留下了古小说的林薮来”③。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过程极有价值。鲁迅说：这本书“盖不特稗说之渊海，且为文心之统计矣。”④即是从此书可知道晋、唐小说什么方面题材较多，反映人心的爱好和社会风气。明朝的小说发达，这和城市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是很有关系的。小说、说书、戏曲三者又有密切的关系。说书人的话本加以整理，编纂便是小说，小说、话本的题材编成剧目便是戏曲。而小说又借说书人的说书和演剧者的演出，使不识字的广大百姓能听懂看懂，达到了口碑流传、家喻户晓的良好效果。明清小说最著名的有四部：《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这四部小说与戏曲、评书关系很大。评话有三国、水浒，是说大书（小书是评弹）。戏曲、京剧中有水浒戏、三国戏，西游的戏剧目特别多，连台本、单本演的都有。明代又有三言二拍：《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这些是短篇小说集，也是话本和拟话本。
20 世纪初，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提倡“小说界革命”。1902 年梁启超写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在中国小说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早在 1898 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便介绍西欧国家的政治小说提高了国民的觉悟，说“小说为国民之魂”①，在另一篇《自由书》中，他又介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西欧政治小说传播到日本，日本学者也开始写政治小说的情况，如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柴东海的《佳人奇遇》、未广铁旸的《雪中梅》，这些小说是大政论家寄托书中的人物，写自己的政见，对于“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②。这样，就使世人改变了对小说的评价。他在文章中批评旧小说是“诲盗诲淫”，认为新小说能提高国民的觉悟与素质。
小说有一特点是通俗易懂，使广大读者都喜欢看，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体。这一点康有为、梁启超都很重视。康有为说：“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①梁启超引用了乃师的这段话，引申说：“然则小说学之在中国，殆可增七略而为八，蔚四部而为五者矣。”②。康有为还写诗道：“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方今大地此学盛，欲争六艺为七岭。”③敢将小说与六经并列，这一新见解是何其大胆啊！他们都看到了俗文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③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331 页。
④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76 页。
① 《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3，第 35 页。
② 《自由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第 42 页。
①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 年版。
②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3，第 34 页。
③ 《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康有为诗文选》（陈永正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 232、221 页。
1902 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辟头便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④他说新民要有新道德、新宗教、新风格、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这些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和转变，要靠新小说的熏陶。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⑤。既然如此， 小说便不能看成“小道”，“稗言”，而应：“为文学之最上乘也”⑥。这里， 他将小说的社会效能和社会地位提高了，认为是觉世新民的一种宣传工具， 有益于世道人心教化的。他用了大量篇幅批判旧小说“诲盗诲淫”，要求革新其内容。在他所创办的《新小说》杂志上，阐明其宗旨是“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道德者，在所必摈”①。对其中的政治小说，他解释说：“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②。
小说为什么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梁启超解释说，从文字的特点来看，小说是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所以人们爱看。从人情的特点来看，小说是诙谐的，人们厌庄喜谐，所以爱看。人们还喜欢脱离现实环境而想历另一种境界。理想小说便导人游于他种境界，从中寻到乐趣。再一种是人们经历了许多人生的甘辛痛苦，但说不出来，写实小说则将人们的心境阅历和盘托出，彻底发露，使人至为感动。这两点都是讲小说的移情作用。
这篇文章对小说原理和理论也加以探讨。他提出小说支配人道有四种力，一是“熏”，熏是熏习，受其影响，人在读小说时好像进入了小说的具体环境之中，思想感情都受到感染。二是“浸”，熏是就空间而言，浸是就时间而言，看小说，时间一长，便上瘾，无形中操纵人的内心世界，成了习惯，长篇小说一定要从头至尾看完，作十日饮，作百日醉。三是“刺”，在熏习浸润的过程中渐渐刺激人的感情发生一种强烈的爱和憎。刺则是顿然有刺激，觉悟到什么，骤然觉得如何。四是“提”，刺是外界刺激，提是内心冲动，产生一种行动，人们与小说中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化其身于书中，而现于外。这里讲小说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作为教育的工具。
类似这样的探索小说艺术本身特点和规律的文章，有夏曾佑的《小说原理》和狄葆贤的《论文学上小说的位置》两文。夏曾佑提出写作有五难，即写小人易，写君子难；写小事易，写大事难；写贫贱易，写富贵难；写实事易，写虚事难；叙实事易，叙议论难。“若欲为社会起见则甚难。盖不能不写一第一流之君子，是犯第一忌；此君子必与国家之大事有关系，是犯第二忌；谋大事者必牵涉富贵人，是犯第三忌；其事必为虚构，是犯第四忌；又不能无议论，是犯第五忌。五忌俱犯，而欲求其工，是犹航断港绝演而至于海也”①。他主张：“吾谓今日欲作小说，莫如将此生数十年所亲见、亲闻之实事，略加点化，即可成一绝妙小说”②。狄葆贤提出“五种对待”来界定小说的特质和作用。这五种对待是简与繁、古与今、蓄与泄、雅与俗、实与虚。
④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0，第 6、7 页。
⑤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0，第 6、7 页。
⑥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0，第 6、7 页。
①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 14 号，1902 年。
②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 14 号，1902 年。
① 别士（夏曾佑）：《小说原理》，《绣像小说》第 3 期，1903 年。
② 别士（夏曾佑）：《小说原理》，《绣像小说》第 3 期，1903 年。
简、古、蓄、雅、实是一端，繁、今、泄、俗、虚是另一端。两者不可得兼， 五端又是有机地联系而不可分的。他说：“而所谓良小说者，即禀后五端之菁英以鸣于文坛者也。”③第一、繁。小说与作文不一样，作文要求简洁，小说是觉世之文，要求“繁”，纵说，横说，推波助澜，穷其形，尽其神，不厌其烦地写，使读者目骇神夺，魂魄醉迷。这里指描写的形象具体、生动。第二、今。就是要讲现实生活中人人共习闻之事，共解知之理。第三、泄。讲的内容要透彻明白，发泄无遗，淋漓尽致。“而此术惟小说家最优为之。小说者，社会之 X 光线也”④。这里指小说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第四、俗。他引用梁启超的话，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
⑤中国文字和语言分离，文字古奥，口头语言通俗，成为文体进步的一大障碍，
也是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小说能创造新字，是上乘，若未能达到言文完全一致，用言文参半，即半文半白也可以。这种语体文的提倡是为了推动文体革命，推动社会进步。他说：“若能百丈竿头，更进一步，剥去铅华，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而成之。”①这里着眼于文体的通俗。第五、虚。人之常情是不能满足于现实生活，而想欲于他界，实现自己的理想，未来世界境界。小说需要进行艺术的想象与虚构以满足读者心理的企盼。此上这些文章都达到了一定的理论深度。
20 世纪初新小说兴盛的原因，鲁迅曾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②这就是 20 世纪初小说发达的政治背景。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士大夫失望； 义和团被镇压，下层民众失望；西太后卖国、政治腐败，使全国人民愤怒。知识分子拿起笔来揭露清政府弊政，呼唤救国，谴责小说应运而生。再就是受了西欧小说的影响，编小说杂志的人刊登了大量西欧的政治小说，他们认为西欧以及日本民主政治的开展，小说起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③瓶庵回忆说：“西籍东输，海内文豪，从事译述，遂乃绍介新著，裨贩短章，小说一科，顿辟异境。”④这说明人们轻视小说的观念有所改变了。这一时期印刷业发展很快，给小说的出版印刷提供了方便和有利的条件。上海印刷事业更显发达，推动了小说的繁荣。
1902—1903 年，出现了大量的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根据阿英的统计， 达到千种以上。而主要刊载小说的刊物达三十多种。其中以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吴趼人、周桂笙主编的《月
③ 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 7 号，1903 年。
④ 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 7 号，1903 年。
⑤ 楚卿（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 7 号，1903 年。
①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新小说》第 7 号，1903 年。
②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239 页。
③ 《译印政治小说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3，第 34、35 页。
④ 瓶庵：《中华小说界·发刊词》，《中华小说界》第 1 年，第 1 期（1914 年）。
月小说》杂志以及黄摩西、徐念慈主编的《小说林》杂志，最负盛名，称为四大刊物，是小说创作和理论探讨的重要阵地，促成了新小说的繁荣局面。谴责小说以四部最著名，它们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以及金松岑和曾朴的《孽海花》。
李宝嘉（1867—1906）字伯元，号宝凯，别号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他生于山东，3 岁父亲去世，他的伯父翼清字念之，为山东道员，东昌府知府，他跟随伯父生活。1892 年念之告老回乡，他便住常州青果巷。考中秀才后，累举不第。1896 年到上海办报，曾办《指南报》、《游戏报》、《海上繁华报》，为演员写评论，还写些嬉笑怒骂的文章。1903 年受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他的小说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中国现在记》、《海天鸿雪记》、《庚子国难弹词》等 10 多种， 以《官场现形记》最为著名。曾被荐应经济特科，不赴，时以为尚。1906 年去世。
《官场现形记》发表于 1903 年。这本书揭露清朝官场的腐败种种状况， 颇为全面、深刻。上至王爷、军机大臣、中堂大人，下至府道州县官及一般佐杂，都一一加以刻画描摹。全书从一个生员通过科举考试，做得一官半职叙述起，便点出“千里为官只为财”的卑劣心理。接下来，呈现了一群豺狼虎豹般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怎样在官场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愚昧龌龊、贪污腐化，对帝国主义列强屈膝求安、媚外卖国，对人民作威作福、残酷剥削的丑恶面目。小说向人们展示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预示着封建王朝的殿堂快要倒塌了。《官场现形记·叙》的作者说： “吾辈不畏强御，不避斧钺，笔伐口诛，大声疾呼，卒伸大义于天下，使吾辈凛乎不敢犯清议。”①接着作者又说，这本书是“神禹铸鼎，魑魅夜哭；温峤燃犀，魍魉避影”②。意思是可使人们透明事理，看清真伪。这本书是照妖镜，将官僚的百丑图照得纤悉毕露，露出了魑魅魍魉的原形。
这部书的结构比较松散，鲁迅评论：“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③，就是由好多个短篇和中篇小说连串而成，有点像“香肠体”，和《儒林外史》相似。在描写上极尽讽刺之能事，有些地方夸大失实，人的性格刻画不够细腻，不够深刻。鲁迅评论说：“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篇，即千篇一律。”④
吴趼人（1866—1910）原名沃尧，字茧人，后改为趼人，因居佛山镇， 号我佛山人，广东南海人。1882 年到上海谋生，1897 年先后为《字林沪报》、
《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写些小品文。1903 年他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投稿《新小说》杂志，在该杂志还发表过《九命奇冤》、《电术奇谈》，他曾去过日本，不久回国。1904 年在汉口任《楚报》主笔，该报是美国人办的。因反对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愤然辞职，回上海参加反美爱国运动。1906 年他和周桂笙分任《月月小说》总撰述和总译述，发表《劫余灰》、《上海游骖录》等小说。他性格刚毅，为人耿直，和人争论，辞锋凌
① 《官场现形记·叙》，《官场现形记》，世界繁华报馆 1903 年，原作未署名。
② 《官场现形记·叙》，《官场现形记》，世界繁华报馆 1903 年，原作未署名。
③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241 页。
④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241 页。
厉，常纵酒自放，磊落不拘。一生留下长短篇小说 30 多部。其中有《恨海》、
《最近社会龌龊史》、《黑籍冤魂》、《发财秘诀》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是上海。本书一开头便描述“上海地方， 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达，“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而繁荣的商业中心，商人“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 日无暇晷”，“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 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①。成了犯罪者逃亡所集聚的地方。上海，十里洋场，帝国主义侵略分子称它为“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勾结官府，利用商人买办， 在上海干下了罪恶的勾当，嫖、赌、贩毒、欺诈、纵乐，使上海成了罪恶的渊薮。作者以“九死一生”这个人物的经历，将 20 年来的所见所闻记述下来， 揭露了清朝社会官场的黑暗，描写了大小文武官僚的卑鄙龌龊、贪财无耻、奴颜卑膝、贪生怕死的情状和洋场才子、斗方名士胸无点墨、却到处卖弄才情、附庸风雅的丑态。本书比《官场现形记》描写的范围更要广阔一些，涉及到官场、商场、洋场。而且商场和洋场的力量还能影响和左右官场，揭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上海，有许许多多的怪现象，从人物来讲，恶棍、骗子、狂徒、巡捕、强盗、讼师、烟鬼、小报文氓、江湖劣医、人口贩子、医卜星相、洋行买办，行行色色的人，作者用辛辣的笔触，大胆地刻画出洋场的众生相。上海殖民地化特别严重，社会习俗，道德风貌，发生了剧变， 封建伦理道德已经不能维系旧社会秩序，道德败坏，污七八糟的现象触目皆是，预示着社会潜存着严重的危机，统治阶级的一批掌权者已经彻底腐败了。书中写了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苟才，从他的摆阔、钻营、贪财、好色、缺德、乱伦等方面展示他污秽不堪的精神世界，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成功地说明了封建统治结构及其伦理道德已经腐朽透顶、病入膏肓。他又写了一个亦官亦商、弃官从商的人物吴继之，这个人物的经历说明了近代封建地主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的这一趋势。这一趋势，作者敏锐地观察到了，而且也加以表现出来了。但是，这个吴继之的产业最后以破产而告终，这也颇有寓意在内，说明民族资产阶级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造成了失败的悲剧。他的处世哲学是：“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①。他又认为人生是一个骗局，不能说穿。“总而言之，世界上无非一个骗局。⋯⋯不过他们要如此说，我们也只好如此说， 万不宜揭破他；揭破他，就叫做煞风景；煞风景，就讨人嫌；处处讨了人嫌， 就不能在世上混；如此而已”②。吴继之的这番话把追求金钱说成是人的本性，把互相蒙骗作为处世的经验，这都是市侩的圆滑哲学。因此，吴继之也算不得正面人物。作者还写了一个清廉正直的“清官”蔡侣笙，他开仓赈灾，拯救饥民，却被朝廷革去官职，这样一个老百姓拥戴的县太爷被万恶的封建社会吞噬了。
这本书是一部社会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预示了旧
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第 1 页。
①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 14 回，第 102 页。
②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 86 回，第 699 页。
社会将要土崩瓦解的趋向。作者一方面揭露，另一方面却找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带有一些悲观情绪，有些问题在观察、分析上也有些偏激和错误， 如认为社会腐败是由于人们思想道德的堕落，只要恢复旧道德，政治就会好起来。诸如此类的问题是作者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也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度。鲁迅评论说：“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③虽然，作者用一个人物将全书的故事、人物、情节贯穿起来，但仍像是短篇小说汇集， 像报告文学，像速写，人物品格的刻画、雕琢还是不够的。
刘鹗（1857—1909）字铁云，别署鸿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精通算术，懂得医道，曾为河道总督吴大澄、山东巡抚张曜作幕僚，治理黄河工程，有成绩。1893 年山东巡抚福润荐送总理衙门考验，以知府任用。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召赴湖北，建议借外资修建芦汉铁路与盛宣怀意见不合。至北京，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言借外资自筑津镇铁路，为同乡京官所攻击。继为英国福公司主持山西煤矿，旋辞归。1900 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他用低价向俄军购得所掠夺的太仓粟米，设平粜局，以赈饥民。后被人诬以私散仓粟的罪名，遣戍新疆，1909 年死于乌鲁木齐。他是最早收藏甲骨文者之一，著有《铁云藏龟》。
《老残游记》初集共 20 回，1903 年先在上海《绣像小说》杂志发表， 至 13 回。后续登于天津《日日新闻》，后有续集，连续登载共 14 回，今存
9 回，称二集。本书以江湖医生老残为中心，用第一人称叙述其游程的所见所闻，揭露了当时封建官僚的昏庸、残暴。书中写了曹州知府玉贤、刚弼， 自命为“清官”，实际上是一批急于做大官，刚愎自用，残害百姓，不惜用人血染红顶戴的刽子手。人们一般认为赃官可恨，而《老残游记》写的是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作者在第六回写老残题诗一首，专啄玉贤之事， 曰：“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处处鸺鹠雨， 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①全书在艺术描写方面有胜过前面两本书的地方。如明湖居听书，大明湖景致，黄河破冰以及二集中游泰山， 风景和人物的描写，明净清新，自然逼真，写白妞唱大鼓，那段听音乐的描摹，用了比喻，层递对比、烘托等手法，颇为精彩。作者对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和南方革命派的革命运动都抱着敌对态度，这是他思想保守的一面，这些思想在书中也有所流露。
《孽海花》的作者，前六回是金松岑起草，后面是曾朴所撰，署名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爱自由者即金松岑（1874—1947），初名懋基， 改名天翮，又名天羽，自署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同里镇人。1898 年荐试经济特科，辞不赴。在乡里办学校。后至上海，倡言革命，与爱国学社章太炎、邹容、吴敬恒、蔡元培交往甚密。入民国，曾任江南水利局长，晚年办苏州国学会，任光华大学校长。著有《天放楼诗集》、《天放楼文言》，曾以金一笔名撰写过《女界钟》，宣传妇女解放。翻译过日人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落花梦》，译述过《自由血》，介绍俄国虚无党活动。他是著名诗人，对同光体颇多抨击。他撰写《孽海花》是应革命形势需要而执笔的。日俄战争前夕，俄兵占领奉天，中国留学生忧虑祖国遭致瓜分之祸，组织义勇军，发
③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244 页。
① 《老残游记》第 6 回，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第 60 页。
动拒俄运动，他应江苏省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发行的《江苏》杂志之邀，写小说。他的小说的主题是揭露帝俄侵略野心，以清廷出使俄德荷奥大臣洪钧为主角，以洪妾赛金花的故事为陪衬，将这一时期的历史大事贯穿起来，1904 年金松岑将小说定名为《孽海花》，并标为“政治小说”。金松岑将小说 6 回稿子寄给上海小说林社的挚友曾朴商酌。曾朴认为是一好题材，但范围较窄，还可将三十年来历史容纳在内。金松岑遂将续书任务交给曾朴。曾朴（1872
—1935）字孟朴，江苏常熟人。1891 年中举，任内阁中书，在北京做官，同李文田、文廷式、江标、洪钧经常往来。曾朴同洪钧关系很密切，常出人洪府。曾的岳父是工部左侍郎汪鸣銮，并同翁同龢、张荫桓等人接触。1895 年入同文馆学法文。1896 年回到上海，与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唐才常等人结识，参加维新运动。1903 年和徐念慈创办小说林书社，1907 年《小说林》杂志创刊，《孽海花》有一部分就发表在此刊物上。1909 年曾入两江总督端方幕。民国以后曾任江苏省议员、江苏官产处处长、财政厅厅长等。1927 年在上海开设真善美书店，并发行《真善美》杂志。《孽海花》一大部分就发表在这一杂志上。他还翻译过法国小说，如雨果的《九三年》、《钟楼怪人》等。
《孽海花》全书写的时间极长，从 1903 年到 1930 年才完成。本来这书的设想是六个阶段；旧学时代、甲午时代、政变时代、庚子时代、革新时代、海外运动。预想拍摄晚清社会全景，歌颂革命力量，敲起末代封建社会的丧钟。金松岑和曾朴共同商量了这一构想。但是，民主革命思潮写得比较弱， 显不出很大的优势，书本想写 60 回，而实际上写到 30 回，后续写 5 回，共
35 回。即使这样，这部书政治观点较激进，艺术成就也颇为突出。这本书从同治初年写到甲午战争失败，将晚清三十年的朝野轶事摄入镜头，可窥出社会全貌。书中写的是真人真事，书中人物什九可以指出真人的姓名来。当然， 这种真人真事又带有艺术的夸张和传说的成分。书中写了官僚封建士大夫群体，他们的言论、社会习俗、心理状态、行为，使我们了解到晚清的士林风气、官场格局、知识分子心态、社会变动中所引起的心理效应。这本书是以洪钧和赛金花故事为主线，长线串珠，把晚清三十年大大小小的事都连结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它的场景很宏大，从顽固派、洋务派、改良派到革命派政治势力的变化、消长，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视野宽阔、气魄宏大， 京都、沪滨、柏林、莫斯科，国外思潮的影响也历历如绘，俄国虚无党的暗杀行动和民族主义民主革命思潮都有所反映。
《孽海花》在当时颇为流行。《负暄絮言》评论说：“近来新撰小说， 风起云涌，无虑千百计，以《孽海花》为巨擘。”①鲁迅评论此书说：“书于洪传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惟结构工巧，文采斐然，则其所长也。”①
20 世纪初，翻译小说盛行。这一时期，人们认为传播西学是为了灌输知识，开通社会风气，改革社会。而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即小说影响于社会者极大，“晚近以来，莫不知小说为瀹导社会之灵符。”又说：“盛矣哉其小说乎！然苟非于转移社会具龙象力，于瀹智上有绝大关系者，又乌能有是！ 然而风尚之所由起，如译本小说者，其真社会之导师哉！一切科学、地理、
① 《负暄絮言》，见蒋瑞藻：《小说考证》，古典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①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248 页。
种族、政治、风俗、艳情、义侠、侦探，吾国未有此瀹智灵丹者，先以译本诱其脑筋；吾国著作家于是乎观社会之现情，审风气之趋势，起而挺笔研墨以继其后。”②
翻译小说按题材内容分类，有政治小说、历史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科学小说、侠义小说等等。政治小说如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历史小说如《罗马史演义》、《东欧女豪杰》、《拿破仑外传》，冒险小说如《鲁滨逊漂游记》，侦探小说如《福尔摩斯探案》，言情小说如《茶花女遗事》、《迦茵小传》，科学小说如《空中旅行》、《海底旅行》，侠义小说如《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当时翻译小说最有名的是林纾。林纾（1852
—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福建闽县人。他是著名的古文家， 又是画家，1899 年他同王寿昌合作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不懂外语，由王寿昌口授，林纾用精炼的桐城派古文译为中文，据说他翻译速度很快，“耳受手追，声已笔止”，这和严复翻译社会科学名著，“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茶花女》是法国小仲马的作品，原是剧本，译成小说，写一个妓女和贵族公子恋爱的一场悲剧，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当时人们颇为这一哀怨凄婉的故事所感动，抛下了同情的眼泪，此书问世， 轰动文坛，“不胫走万本”，“一时洛阳纸贵”。严复曾赠以：“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①的诗句。日本东京中国留日学生排演了《茶花女》的戏剧，很多人模仿《茶花女》的情节写中国的言情小说。
林纾的翻译小说便一发不可遏止。他曾和魏易、王庆骥、王庆通、陈家麟、曾宗巩等人合作，翻译小说达 156 部。但是，由于他不懂外语，鉴别能
力不强，真正的世界名著达 40—50 部，有些翻译只是节本，有的翻译与原著有很大差异。虽然如此，林译小说在中国晚清文学史上仍占有其重要的地位。他还翻译了《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迦茵小传》等。
《黑奴吁天录》是美国斯土活女士的作品，原名《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描述美国黑人受剥削和压迫的惨状。是时正逢美帝国主义虐待华工，引起社会上的反抗形成爱国运动，林纾有感于此，译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他在此书序言中说：华工“国蓄地产而不发，民生贫薄不可自聊，始以工食于美洲，岁致羡其家。彼中精计学者患泄其银币，乃酷待华工，以绝其来。因之黄人之受虐，或加甚于黑人。”②所以，这本著作问世，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争情绪。有人编成剧本，登台演出，效果强烈。
《块肉余生述》是英国著名作家迭更司的作品，原名：《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是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小说反映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五光十色的社会现象和各个阶层的人物。作者对贫民和儿童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感情和爱心，揭露了上层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冷酷、自私。林纾在序言中说： “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则鄙人之译是书，为不负矣。”①他的意思是中国人对西欧不要盲目
② 世：《小说风尚之进步以翻译说部为风气之先》，《中外小说林》第 2 年，第 4 期（1908 年）。
① 严复：《甲辰出都呈同里诸公》，《严复集》第 2 册，第 365 页。
② 《黑奴吁天录》序，《黑奴吁天录》，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1 页。
① 《块肉余生述》序，《块肉余生述》，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1 页。
崇拜，不要自轻自贱，而是探索真理来拯救中国社会。
司考脱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新译本称《艾凡赫》。是写英国中古时期贵族反封建的斗争，富有侠义的气息，情节曲折复杂，引人入胜。
《迦茵小传》是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开始有包天笑、杨紫驎两人合译， 称《迦因小传》，但只是后半部，上半部原著未找到，连作者姓名也不知道。林纾译全部，书名为《迦茵小传》，此书誉为是英国的《茶花女》。哈葛德不算是世界第一流的名作家，但是，在中国却享有很大的声誉，这和中国读者的感受能力有关。
林纾的翻译小说在晚清文学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将世界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从西方小说中受到思想启蒙，成为改革社会、改革教育的教科书，激发了民族爱国主义和冒险进取的精神。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 民主政治制度承认比中国先进、高明，但是对西方文学茫然无知。中国历史悠久，文学源流深厚、渊博，总认为西方文学是及不上中国的。林纾介绍西方小说力图说明西方文学家亦自有长处，他将迭更司和史记司马迁相比，说其文学修养是毫不逊色，改变了人们对西方文学的偏见。中国的著名作家曾从林译小说受到思想上、文学上的教益，培养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对林译小说特别重视，每出一部，便一定要将它买来， 阅读，收藏。郭沫若说他喜欢读《迦茵小传》和《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司考脱的浪漫主义精神对他的文学影响很深，他自己承认林译小说“是我所嗜好的一种读物”，“林译小说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的”②。老舍也从迭更司的作品中吸取了诙谐的技巧。
林纾因不懂外文，译时不忠于原著者甚多，是意译，非直译，有时候译的作品传神入妙，增添神韵，有时便添油加醋，弄巧成拙。此种笑话，可以举出不少。这是因为他译的小说，是由合作者从原著口述为白话，变成口语便有些差异，再由他用桐城派古文表达出来，意思又有些差异。然而其初创之功，终是不可淹没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成了顽固派，他反对批评孔、孟，又反对白话文，写信给蔡元培，大肆攻击陈独秀等文学革命人物。蔡元培回复他一封信，颇为客气，实际上是新旧思想交锋的一次战役。
有人对小说有一种看法，认为它是娱乐性的，用来消闲，调剂精神生活， 强调游戏性质，给人一种感情上的舒适、愉快即可。于是出现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陈蝶仙（天虚我生）、包天笑等人和鸳鸯蝴蝶派擅长写言情小说，风靡一时。也有一些小说写下层劳动民众，如工人、农民、渔民，成为小说中的主人翁，《渔家苦》、《买花女》、《欧战中的苦力界》， 这些小说对工农大众的痛苦表示同情，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未发现他们的社会力量和反抗精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文艺上也表现得较软弱，辛亥革命后，人们以为民族革命已经成功，民族革命小说也便少了，一阵风刮过去了。上海市民多喜欢看言情小说、黑幕小说、武侠小说，于是出现了这股潮流。1915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后，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问世，才成为新文学的里程碑，标志着新小说阶段的开始。
小说是俗文学，人们原来看不起它，是“小道”，是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话题。晚清直至 20 世纪初，小说才被人们重视，到后来鲁迅写《中国小说
② 《沫若文集》第 6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114 页。
史略》，在北京大学开设一门课程，其专著成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小说也就正式登上大雅之堂了。
第三节 黄遵宪
本章第一节曾说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语焉不详。本节叙述维新派的“诗界革命”以及近世诗界三杰：黄遵宪、夏曾佑和蒋智由。
小说是俗文化，那么，相对地说，诗是雅文化。孔子将诗和乐都作为教育的必修课。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这里说明了诗、乐同政治的关系。修身起于学诗，当先学诗，礼是为了立身，乐是为了成性。“不学诗，无以言”②在诸侯之间的交往中，在宴会上，人们都要用言辞应对，都要用诗歌喻其志。而诗和乐又必须合乎礼治，为礼治服务。孔子又分析了诗的社会功能，提出兴观群怨说。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③兴观群怨，这是诗的四种功能，它就近来说，可以侍奉父母，远的来说，可以侍奉君上，而且从学诗中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孔子的诗教内容，有一个原则就是“中和”，怨而不怒，即协调，不要过分。齐国的晏子说：“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④孔子继承了这一原则，“中和”成为儒家诗学的审美标准。孔子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⑤
《诗经》中收录了大量的爱情诗，怨刺诗，而孔子则掌握“中和”的原则， 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必须合乎礼治所允许的范围。孔子又信而好古，他对韶乐非常称赞，而对新起的音乐郑声则加以排斥，“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①， 要“放郑声”②。魏文侯听古乐昏昏欲睡，听郑声不知疲倦，而孔子则对郑声攻击不遗余力，这是音乐的新旧之争。以上讲的是儒学的诗教，它偏重于为礼治服务，偏重于教化作用。这种诗学理论有它的优点，但是如果片面强调或者理解太狭窄了，便会使诗歌的发展受到束缚和限制，甚至丧失其独立性， 在审美观方面有所忽视。温柔敦厚则使文艺的战斗性受到压抑。
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诗经》和《楚辞》是古代诗歌的两大源流。唐朝的诗发展到极盛时期，宋朝的诗和词，留下了大量诗篇佳作。古代知识分子学习诗歌，为了考取功名。在朝廷做官，常做诗歌功颂德， 献给皇上。未中举时，袖笼诗卷，请名人指点，推荐自己，以便平步青云。宴会上答和酬唱以试自己的才气，专门出集子以示风雅。总之诗歌是封建文人圈子里少不了的活动，是渲染气氛的宠物。到了清朝，诗和词仍有发展， 至晚清，有各种流派，魏晋派的王闿运，复古的气味太重。江西诗派的陈三立，哀怨牢骚，消极成分较多。晚唐派的樊增祥、易顺鼎诗写得华丽，才气横溢，但歌功颂德、闲情逸致的诗占了很大比重。这里出现两个问题，一是
① 《论语·泰伯》，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② 《论语·季氏》。
③ 《论语·阳货》。
④ 《昭公二十年》，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 4 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420 页。
⑤ 《论语·为政》。
① 《论语·阳货》。
② 《论语·卫灵公》。
诗歌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反映新的时代精神，二是新诗歌如何继承旧的传统， 而又如何突破旧的束缚，向前发展？维新派的“诗界革命”便是因考虑这两个问题而提出了新的见解。
梁启超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①这篇文章写于 1899 年。他深感诗界有严重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追模古代诗篇，写得没有个性，没有新鲜活泼的时代气息，因此，要进行“诗界革命”。
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在 1894—1895 年曾尝试过诗界革命，他们当时都住在北京，而且住处相距很近。他们相聚一起便讨论学术，互相争辩，也写诗。诗中突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好用新名词，新典故。梁启超说： “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②例如夏曾佑一首诗，便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洎乎癸甲间， 相见望衡宇。春骑醉莺花，秋灯狎图史。青霄与黄泉，上下穷其旨。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修罗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天地间，差足快吾意。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再别再相见，便已十年矣。吾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嗟嗟吾党人，视此为泰否。③
这首诗写于 1904 年，诗中回忆 1894、1895 年夏、谭、梁三人一起作诗论学的情景。夏曾佑深通释典，作诗时喜将佛典融入韵语，增添了涵蕴深远的风旨。这就是他们作“诗界革命”的试验阶段。梁启超回忆说：谭嗣同是“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④，“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嘉，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⑤“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①这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他们的“新”，是想突破古诗的旧，但是停留在采用新名词上，思想境界还没有广阔的开拓；二是他们采用经子生僻语、佛典语、欧洲语，诚然使人有新鲜之感，但是仍是少数人能理解，真正懂得其中含义者实属不易。于此，则推广更难了。
上面谈到梁启超在 1899 年便呼唤中国诗界应出现像哥仑布、玛赛郎那样的人物。他说：“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 20 世纪支那之诗王矣。”②他又说：“吾虽不能诗，惟将力输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
①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2，第 189 页。
②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41 页。
③ 《赠任公》（1904 年），《夏曾佑诗集校》（赵慎修），《近代文学史科》，第 38 页。
④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1 页。
⑤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2，第 189 页。
①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40 页。
②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2，第 189 页。
殆将绝。”③这里他正式提出诗界革命，而其内涵亦逐渐明确。一、新意境， 就是要有新的内容，这新的内容便是要能反映时代风貌和现实政治生活，尤其是要具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思想和新精神。它包括西方国家的立国精神、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爱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为国牺牲的志气和精神、崇高的人格、雄伟的气魄。梁启超自己便说：“医未成名肱已折，法无可说舌犹存。”④从梁启超的诗歌中便可看到他爱祖国、爱民众炽热的心。二新语句，就是敢于将新名词用入诗中，如日本译西书的名词。他举了郑西乡（即藻常）的一首诗：“太息神州不陆浮， 浪从星海狎盟鸥。共和风月推君主，代表琴樽唱自由。物我平权皆偶国，天人团体一孤舟。此身归纳知何处，出世无机与化游。”⑤接着他评论道：“全首皆用日本译西书之语言，共和、代表、自由、平权、团体、归纳、无机诸语皆是也”，“读之不觉拍案叫绝。”①新语句还包括以散文句法入诗，如古体诗中自由抒写，不事雕琢，还有是不避俗语，民谚、民谣入诗，使之通俗化。这些多半是从形式方面突破旧诗的束缚和限制。三以古人之风格入之， 这里是对传统诗歌的继承和发展的问题，他另外的提法是：“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提法虽然不同，实质上都是一致的。即仍需要继承和运用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来表达。他一方面是反对复古，反对薄今厚古，说：“中国俗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②他列举杜甫的《北征》和韩愈的《南山》，认为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嫌不足。《孔雀东南飞》长诗，也只是描写女儿情，与世运无甚影响。而黄遵宪写的《锡兰岛卧佛》，不论篇幅和内容都超过古代。另一方面，他又继承古代诗歌传统，对当时的一些诗，经常用以比古代诗人的风格，说明他们的思想流派及其所受影响。如屈原、杜甫、陆游的爱国热忱、深沉格调，白居易的讽喻，李商隐的哀艳隐曲，宋代诗人的峻拔等。
1902 年开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饮冰室诗话》，“诗界革命”更加掀起高潮。1902—1904 年间，《新民丛报》专辟了“诗界潮音集” 一栏，刊登了新派诗 500 多首，作者达 40 多人。梁启超在《诗话》中引用了康有为、谭嗣同、黄遵宪、丘逢甲、夏曾佑、蒋智由、狄葆贤、麦孟华、杨度、桂伯华等人的诗，并加以评论，阐发诗学理论和原则。“诗界革命”的理论更加成熟，创作也获得大丰收。梁启超提倡诗和音乐结合起来，说：“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他回顾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诗三百，都入乐章，楚辞招魂九歌、汉朝大风、柏梁，都能应弦赴节，到了唐代的绝句，“如云想衣裳”，“黄河远上”，莫不被诸管弦。宋词元曲，也是能伴以音乐的。“盖自明以前，文学家多通音律，而无论雅乐剧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虽或哀靡，而俚俗犹不至太甚，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
③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2，第 190—191 页。
④ 《书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韵》，《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下），第 10 页。
⑤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2，第 190 页。
① 《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 22，第 190 页。
②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3 页。
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他追述了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的结合，以及后来逐渐分离的过程。接着说：“輓近乃益甚，至于今日，而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①。他批评诗、词、曲都僵化了，文学家诗人对教育国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他对当时《江苏》杂志登载的军歌、校歌大加赞扬，对上海曾志忞编的《教育唱歌集》刻本也欣喜介绍。他引用曾志忞此书的序言表示，唱歌的歌词要通俗易懂，文字浅显，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他将诗歌和音乐的结合评价为“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② 他亲自撰写的《爱国歌》、《黄帝四章》都曾谱成曲演唱，这也是一种试验和实践。他又说：“今欲为新歌，适教科用，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 太俗则无味。斟酌两者之间，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真非易也。”③这里说明词谱曲用来演唱，其词的雅俗程度如何才能恰当， 也正在摸索之中。
在诗界革命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新诗派诗人，梁启超最推崇的是黄遵宪。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年轻时曾游历过烟台、天津、北京、上海等地，广交朋友，留心时务。1876 年在烟台，结识龚易图、张荫桓、李鸿章。是年中举，为道员。何如璋出使日本，他充任使日参赞，1877 年成行。到日本后，结识许多日本的士大夫和文士，诗歌酬唱。著《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1882 年奉命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1886 年回国。居家将《日本国志》编成，共四十卷，五十余万言。1889 年薛福成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黄任驻英二等参赞。次年成行。1891 年《人境庐诗草》自撰序言。7 月任新加坡总领事。1894 年回国。张之洞任两江总督，委黄为江宁洋务局总办，办理五省堆积的教案。1896 年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筹办《时务报》，他出资一千金为开办费。1897 年补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他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在南学会演讲，仿西国巡察局设立保卫局，又设课吏堂，草定章程，制定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推动湖南妇女革新运动。1898 年 6 月任命为出使日本大臣，因久病未能遽就道。戊戌政变失败，黄在上海，缇骑绕黄的住宅两日， 后经日本驻北京公使与朝廷交涉，袁昶的谏劝，乃得旨放归，南归家居。以后便闭门读书，在忧愤疾病中消磨了余生。
黄遵宪是一位外交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生留下的诗歌上千首。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今人编有《人境庐集外诗辑》。他在 1891 年《人境庐诗草·序》中提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主张。1897 年他给曾广钧的诗中说：“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风雅不亡由善作，光、丰之后益矜奇。”①自诩为新派。在 1902 年前后，他又和梁启超经常通信，讨论学术、政治和诗歌，发表了关于诗歌的主张。他是“诗界革命”的主将。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也常常引用他的诗歌来阐发诗学理论，对其诗推崇备至。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序》中的主张是他的诗论的总纲。文中说：“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
①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48 页。
②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48 页。
③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79 页。
① 《酬曾重伯编修》，《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第 762 页。
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辟经三史，逮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①黄遵宪继承孔子“诗言志”，“兴观群怨”的诗教，认为诗是表达自己
思想、志向、情感的，不要专门模仿古人，而要反映时代的新面貌。他曾说： “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②他便希望诗歌能起教育国民的作用。所以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 要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他晚年也说： “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必使诗中有人， 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用之于他人。”③那就是说，诗外有事，要体现时代性，时代精神，诗中有人，要体现作者个性，表达诗人的真情实感，独立人格。这样，才算是创．新．诗界。这里强调的是思想内容，即诗歌的思想性。
如何来表现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一是复古人比兴之体。比是“借物以托情”，兴是“触物以起情”，《诗经》中用比兴手法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诗歌甚多。他说：“诗可言志，其体宜于文，其音通于乐，其感人也深。晋宋以后，词人浅薄狭隘，失比兴之义，无兴观群怨之旨，均不足学。”①他还坚持诗要发挥教化的作用，不要单纯舞文弄墨，玩弄华丽的词藻。二是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这里指的是骈体和散文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诗歌讲究对仗工整、词藻华美、声韵和谐。然而这种表现方式显得呆板。间用单行之笔，则能达到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效果。三是取离骚乐府之神而不袭其貌。黄遵宪提出遗貌取神，意在继承其反映现实生活这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诗歌要能批评清廷腐败无能，表现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精神，这实际上是继承了离骚、乐府的讽喻精神。四是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就是将散文的做法，运用到诗歌中，伸缩离合即打破诗歌形式的固定格式， 加以错综变化，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可用长短句，不一定五言、七言，一直到底，韵也不用限制得那么严格，可以转换，就是一种比较自由化的诗。这里强调的是表现手法，即诗歌的艺术性。
在诗歌取材、叙事、炼格方面，黄遵宪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取材，古代的经史子集，都可运用，事名物名都可借用来表现新的思想内容。而将新思想内容用旧的词汇表达出来是需要化费一番筛选功夫的，他在这方面也有过许多尝试。叙事，所用的语言，有雅有俗，雅俗兼采。官书、会典是雅驯的文字，方言民谚是通俗的语言，中国的文字和语言分离，使通文者少。他考察西欧各国语言文字合一，则人民学习文明要快得多，所以，他主张文字语言合一，在诗歌中民谚、方言也不妨运用。他重视民歌民谚，大胆地运用到诗歌中去，这是封建士大夫所不屑闻、不屑道的，而他却为诗歌开辟了新园地。炼格，即铸炼风格，是指继承古代优秀诗人的风格，铸炼诸家之长，
① 《人境庐诗草·自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卷首，第 3 页。
② 《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249—1250 页。
③ 《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202 页。
① 《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202 页。
形成自己的风格。既要继承，又要有创造，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他的这一主张突破了晚清宗唐、宗宋、宗魏晋等各种诗派，恪守门户，拜倒古人脚下的种种束缚，能够超越古人，自创新派，开辟诗歌的新局面了。
黄遵宪的诗，大体可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史诗长卷。他亲自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略战争等，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诗歌中都有所反映，特别是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大众的主要矛盾，歌颂了爱国将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清政府政治、军事上的腐败无能。如《冯将军歌》便歌颂了冯子材，这首长诗的结尾一段写道：“吁嗟乎，马江一败军心慑，龙州拓地贼氛压，闪闪龙旗天上翻，道咸以来无此捷。得如将军十数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呜呼安得如将军。”
①全诗刻画冯子材谅山大捷，虎虎如生，读来铿锵有力。他歌颂了冯子材不畏
强暴，英勇杀敌的斗争精神，诗中体现了一种气势磅礴，情绪激昂的英雄气概。他还写了《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将甲午战争的重大战役都写成诗歌，读来极为悲痛。如《哀旅顺》：
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下有深池列钜舰，晴天雷轰夜电闪。最高峰头纵远览，龙旗百丈迎风飐。长城万里此为堑，鲸鹏相摩图一噉。昂头侧睨视眈眈，伸手欲攫终不敢。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一朝瓦解成劫灰，闯道敌军蹈背来。②
诗中对清朝政府的误国庸臣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全诗形容旅顺地势天险，防御巩固，但是将领昏庸、愚昧、怯弱，竟然造成“一朝瓦解成劫灰” 的败绩，诗中表现了作者无比的愤慨！
第二类是异国风光。他到了日本，写了《日本杂事诗》，后来整理为 200 首。这本诗集将日本的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等都串之为诗，并加注解。这部诗集实际上是一部采风集。他说：“余虽不文，然考于书，徵之士大夫，误则又改，故非向壁揣摩之谭也。”①因此， 很有史料价值。1879 年日本源桂阁（辉声）将黄的《日本杂事诗》初稿埋藏于墨江畔的家园中，刻石题碑，以为纪念。试举几首诗：
朝曦看到夕阳斜，流水游龙斗宝车。宴罢红云歌绛雪，东皇第一爱樱花。②
铿锵鼓舞只依稀，守乐伶官记半非，弹到金獐涩河鸟，古音唯剩妃呼豨。③
南蘋师法南田笔，南北禅宗合一家，偏是娥眉工淡扫，青螺烟墨写秋花。④
① 《冯将军歌》，《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379 页。
② 《哀旅顺》，《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653 页。
① 《日本杂事诗·卷二》，《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158 页。
②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134 页。
③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145 页。
④ 《日本杂事诗·卷二》，《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150 页。
滚滚黄尘掣电过，万车毂击复竿摩，白藤轿子葱灵闭，尚有人歌踏踏歌。⑤
从这些小诗中我们看到日本的浮世绘，风情画面，而且，也可看到日本文化中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痕迹。
他写了一首《锡兰岛卧佛》，全诗长达二千多字，实为空前之奇构。梁启超对此首诗作了评价，说：“吾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然是固诗也，非文也。有诗如此， 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⑥他还写了《伦敦大雾行》、《登巴黎铁塔》、《苏彝士河》等诗，将欧洲的景色写入古诗，把异国情调和古词，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如：《今别离》四首，他写的是轮船、火车、氢气球、电报、照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等，全是欧洲新的意境，而文字是古体诗。其中第一首是： “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心中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别知须臾景， 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君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①全诗的用韵和句意都是仿唐朝孟郊的《车遥遥》。陈三立评为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渊茂、隐恻缠绵。梁启超对他的诗评为“谓其意象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②另外一首《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也是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意境的巨篇，这首诗描写他住在新加坡一位潮州富豪家中，那里气候温暖，无冬无夏，杂花满树，他将莲菊桃李花同供一瓶中，诗写得华丽流畅，富有哲理， 梁启超评此诗谓：“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③而诗中的寓意还寄托着种族团结的思想。此诗权奇倜傥，弘丽恢张，显示了他诗歌的独特风格。
第三类为感怀抒志的诗。1896 年他召梁启超到上海办《时务报》，写了
《赠梁任父同年》诗六首，其一道：“列国纵横六七帝，斯文兴废五千年， 黄人捧日撑空起，要放光明照大千。”④这六首诗充满了爱国热情，抒发了他救国的宏愿。1899 年他仿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也写了己亥杂诗 89 首，是他一生历史的真实写照。其中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①他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变法，从君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日本明治维新国家已趋强盛，中国亦须仿之。戊戌政变失败后，他写了感事诗 8 首。其中最后一首曰：“太白星芒月色寒，五云缥缈望长安。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压已真忧天梦梦，穷途并哭海漫漫，是非新旧纷无定，君看寒蝉噤众官。”②众官噤若寒蝉，不敢说话， 他更觉黄人捧日，中华振兴更加困难了。
⑤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153 页。
⑥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3 页。
① 《今别离》，《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516 页。
②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7 页。
③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25 页。
④ 《寄梁任父同年》，《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715 页。
① 《己亥杂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826 页。
② 《感事》，《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793 页。
他写的最后一首诗为《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这首诗较长，其中预言将来一定是废帝制实现民主制，清朝政府的君主立宪制到底能不能实现，他也表示了怀疑，在走改良的道路或走革命的道路时，也徘徊不定，像在梦境里一样，要找寻道路，而终究未曾觅得一条通往未来幸福的途径。
第四类是怀念人物的诗。他的诗歌中写了许多人物，真可当作文化思想史的人物杂咏来看。对有些朋友是一种亲切的友情、温馨的回忆，对有些人物是品评月旦，评价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写徐仁铸的一首为：“臣罪当诛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白头元鬓哀蝉曲，减尽维摩旧带围。”③徐仁铸在湖南任学政，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两人相过从，交谊较深。
他有记王韬的诗：“走遍环球西复东，莼鲈归隐卧吴松。可怜一副伤时泪，洒尽吞花卧酒中。”④有记严复的诗：“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胜似麻姑背蛘搔。”⑤有记夏曾佑的诗“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部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①记述了他和夏曾佑的友谊。
他有四首《李肃毅侯挽诗》是品评李鸿章的诗。其中一首是“毕相伊侯久比肩，外交内政各操权，抚心国有兴亡感，量力天能左右旋，赤县神州纷割地，黑风罗刹任飘船。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②语涉讥讽。他批评李鸿章的投降媚外的外交，造成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李鸿章自己却在自嘲地说能维持二十年的“和局”。
第五类是民歌。他很重视民间山歌，加以采风并修改，成为一首首精美的小诗。如《山歌》：“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挽水西流想无法，从今不养五更鸡。”③“一家女儿做新娘，十家女儿看镜光，街头铜鼓声声打，打着中心只说郎。”④“嫁郎已嫁十三年，今日梳头侬自怜。记得初来同食乳，同在阿婆怀里眠。”⑤“第一香椽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夫容五枣子，送郎都要得郎怜。”⑥民歌普遍用谐音、双关语，表现的是作者家乡嘉应州的风俗。
他在自己的诗中也吸取了民歌之风，如《己亥杂诗》中便有几首，其中一首是：“树静风停梦不成，枕函侧倚泪纵横，荷荷引睡施施溺，竟夕闻娘唤女声。”⑦这首诗写作者扫墓归来夜里听见隔壁有抚儿的声音，他用古辞荷荷施施以状其声，极大地加强了诗的感染力量。
他还写过一首《都踊歌》记载的是日本西京上元节夜晚儿女成群结队、舞蹈欢歌的情景。写得温婉妍媚，回荡着百折的柔情。
关于民歌，他还写过数十首《新嫁娘诗》，还写过《军歌》24 首，小学
③ 《己亥续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856 页。
④ 《岁暮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554 页。
⑤ 《己亥续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856 页。
① 《己亥综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857 页。
②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061 页。
③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57 页。
④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58 页。
⑤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59 页。
⑥ 《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第 59 页。
⑦ 《己亥综怀人诗》，《人境庐诗草笺注》中册，第 822 页。
校学生相和歌 19 首，虽然没有收在《人境庐诗草》集子里，亦堪称佳作。今人郑振铎在评论黄遵宪的《山歌》时说：“这些山歌，确是像夏晨荷叶上的露珠似的晶莹可爱。”①评价颇高。
黄遵宪的诗歌为什么会达到这样高的成就？康有为评述道：“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 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②梁启超评论道：“自其少年，稽古学道，以及中年阅历世事，暨国内外名山水，与其风俗政治形势土物。至于放废而后， 忧时感事，悲愤伊郁之情，悉托之于诗。故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 不可端倪，于古诗人中，独具境界。”③黄遵宪有这样的爱国忧民的思想，又有游历国外的经历，加上他亲历戊戌政变的遭遇，以他深厚的古诗功底，将新事物、新思想熔铸于旧风格之中，便达到了新的意境。他的诗歌是从古典诗歌过渡到近代诗歌的一个必经阶段，他在寻求诗歌近代化的道路方面，有着成功的、有益的尝试。他的《日本杂事诗》为中日文化的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段佳话。
维新派诗人还有蒋智由、夏曾佑。蒋智由（1865—1929）字观云，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人。曾参加过《新民丛报》编辑工作，被推为诗界三杰之一。他的诗好用新事、新典、新名词，宣传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在当时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如《有感》：“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④诗中描写祖国山河破碎，被列强宰割，国无宁日的状况，反映了作者拯救时世的急切心情。另有一首《卢骚》：“世人皆欲杀，法国一卢骚。民约倡新义，君威扫旧骄。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①这首诗将卢骚、《民约论》、平等、自由的新名词直接运用于诗，自如洒脱，铿锵有力，是呼唤革命的号角。邹容在《革命军》中便将此诗最后两句加以引用，流传很广，影响甚大。他还写过一首
《奴才好》②，这首诗是对厚颜无耻的奴才的冷嘲热讽，成为切中时弊的一柄短匕。邹容在《革命军》中全诗加以引用。由此可见，他的诗在革命派中也起过积极作用。
夏曾佑（1861—1924）字穗卿，号别士，又号碎佛，浙江钱塘（今杭州） 人。他和梁启超、谭嗣同结识，过从甚密，对佛学哲理有精深的研究。1897 年他在天津和严复、王修植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1902 年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研书》，后改名《中国古代史》，是试图运用进化论观点论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他的诗有对中国局势的忧虑和救亡图存的愿望，洋溢着爱国的热情。如《舟过大沽望炮台二首》：“大旗明落日，雄镇拱神京。朔气三军重，平原万马轻。犀军环铁舰，元老卧长城。吹角楼船过， 寒潮入夜平。登高东北望，滚滚暮涛黄。千古龙兴地，风烟隔渺茫。山河资禁旅，潮汐哭英王。日落看佳气，横天紫翠长。”③此诗写作者舟过大沽口，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305 页。
② 《人境庐诗草·康序》，《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卷首，第 2 页。
③ 《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164 页。
④ 《清议报全编》。
① 《新民丛报》第 3 号。
② 《清议报》第 86 期，1901 年 7 月版。
③ 赵慎修：《夏曾佑诗集校》，《近代文学史料》，第 21—22 页。
回忆 1860 年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口，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败绩于此的情景。全诗境界宏阔，气势雄壮，风格苍凉。
他写的《抵杭州》：“片帆摇客梦，乡语蓦心惊。倒屣船唇望，当头塔影迎。笋舆循古堞，鱼市沸人声。回首金门路，寒云万里横。”④还有《无题》中的一首：“潞河曙色拥烟岚，风露微侵宿酒酣。一样晓风残月夜，无端回首望江南。”①这两首诗淡雅清新，另具格调。
他还有《留赠方药雨》二首，诗是：“鸿飞本不为留计，竟见荒原万瓦稠。又举离觞辞旧雨，为思身世怯登楼。青山白浪驰黄海，暮雨孤灯过秀州。从此归帆好云物，分明点点入新愁。天问无灵白日徂，素筝浊酒欲何如？起看天地斜阳里，浪策兴亡作计疏。古今几回蕉鹿梦，江湖相勖计然书。河流一道窗三面，赢得他年入梦无？”②这首诗包含了很深的人生哲理，梁启超评为“怆往悲来，深情无限。”③
与黄遵宪同享盛名的另一位爱国诗人是丘逢甲。梁启超将他评为：“诗界革命之巨子”④，黄遵宪则誉他为：“此君诗真天下健者。”⑤丘逢甲（1864
—1912）又名仓海，字仙根，号仲阏，台湾苗栗县人。他是光绪进士，授职工部主事。不任仕宦，在家乡讲学。甲午战后，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他积极抵制割台，倡议组织台湾民主国，推唐景崧为总统，他任副总统兼大将军。组织义军，坚守台中，台北告急时，率军往援，在新竹苦战二十余日，战败， 只得内渡。离台时曾写《离台诗》：“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⑥诗歌沉痛、激昂，为人传诵。回广东嘉应州镇平（今蕉岭）原籍定居，创办学校，提倡新学，从事教育活动。后移居广州，任广州府中学校校长、两广方言学校校长。光绪末年，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副议长。1911 年广东光复，任都督府教育司长。1912 年 1 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推为参议员。病重回乡，逝世。他是著名的诗人，写了二千多首诗，有《岭云海日楼诗钞》传世。
他的诗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表达了对台湾的深沉怀念和谋求台湾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诗中表现出悲愤苍凉的感情，流露出一股豪迈之气。
《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①去年今日指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为《马关条约》签订之日，台湾割让给日本。
《元夕无月》：“满城灯市荡春烟，宝月沉沉隔海天。看到六鳌仙有泪， 神山沦没已三年。”“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 五更飞梦渡鲲洋。”②鲲洋为台湾的别称。
他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侵略中国，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在《闻胶
④ 《近代文学史料》，第 30 页。
① 赵慎修：《夏曾佑诗集校》，《近代文学史料》，第 34 页。
② 赵慎修：《夏曾佑诗集校》，《近代文学史料》，第 45 页。依《饮冰室诗话》改动个别的词。
③ 《诗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53 页。
④ 《诗话》，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45（上），第 24 页。
⑤ 《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第 1249 页。
⑥ 《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第 415 页。
①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 29 页。
②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 57 页。
州事书感》中写道：“汉家长策重和亲，重译传经许大秦。袄届屡闻生愤火， 蓬山又见起边尘。青州酒断愁难遣，黄海舟迟信未真。慷慨出门思吊古，田横岛上更何人。”③这是写德国 1897 年借口“曹州教案”，派军队强占胶州湾，诗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丑恶罪行。《岁暮杂感》一首揭露了帝俄的侵略野心：“一曲升平泪万行，风尘戎马厄潜郎。民愁竞造黄天说，岁热如逢赤地荒。七贵五侯金穴富，白山黑水铁车忙。老生苦记文忠语，多恐中原见鹫章。”④表现了作者的无穷忧虑。
他还写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怀古诗，如《铁汉楼怀古》、《凌风楼怀古》等，现举一首：“石阙苔荒一径深，悲秋怀古此登临。九州难画华夷限，万死思回天地心。南客旅愁观海大，东山云气压城阴。斜阳照起英雄恨，枯木寒鸦泪满襟。”①这首诗是借缅怀古代英雄人物，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他的风景短诗写得境界优美，设色工丽，用语圆熟畅快，格调清新。《秋溪即目》：“绿减蕉阴夜有霜，园柑林柿问丹黄。扁舟坐爱秋溪晚，七曲屏山半夕阳。”“园林村舍接双堤，十里烟波一棹迷。昨日斜阳今细雨，菊花时节过秋溪。”②《山村即目》：“一角西峰夕照中，断云东岭雨蒙蒙。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山田一雨稻初苏，村景宜添七月图。鸡犬惊喧官牒下，农忙时节来催租。”③
南社诗人领袖柳亚子在《论诗六绝句》中写道：“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④对丘逢甲（仓海）的诗作了很高的评价，肯定了他的诗的雄奇豪放的英气和炽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第四节 谭 献 朱孝臧 况周颐
晚清词学中兴。本书第一章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中曾介绍了清朝词学的概貌。清初，出现了以宜兴陈维崧为领袖的阳羡派。随后，便形成了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和张惠言为首的常州派。陈维崧的词沉雄俊爽，波澜壮阔，因处于明末清初，经历国难之痛，不免有粗犷叫嚣之风。朱彝尊生活在康熙盛期，以醇雅为宗，纠正阳羡派的叫嚣犷悍之风。浙西派中期有厉鸮，后期有吴锡麒，影响很大。其派的末流渐入于枯寂。张惠言的常州派强调作词需有“意”，要有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之旨，这样便使“词”的地位提高了，要求能发挥儒家诗教的社会功能。词家与诗家并驾齐驱，诗中所不能表达的， 可以转而借词来表达。清词至此体格为之一变。常州派的后劲是谭献。光绪年间，又出现朱孝臧，他号彊村，这一词派又称为彊村派。围绕在他周围的还有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等人。人们称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
③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 347—348 页。
④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 47 页。
① 《潮阳东山张许二公祠为文丞相题沁园春词处旁即丞相祠也秋日过谒敬赋二律》，《岭云海日楼诗钞》， 第 71 页。
②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 72 页。
③ 《岭云海日楼诗钞》，第 133 页。
④ 《磨剑室诗词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16 页。
颐为“清季四大词人”。
谭献（1832—1901）原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 人。同治六年举人，历任歙县、全椒、合肥知县，晚年告归，从事著述。有
《复堂类集》，选清代词人的词为《箧中词》六卷，续四卷，评选精审，词学界奉为圭臬。
他是常州派的后劲，继承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词讲究“缘情造端”， “兴于微言”，“诗有史诗，词也应有词史”。就是说词的反映内容要包括时代生活和个人境遇的变化，像杜甫、韩愈的诗一样，将社会时代的风貌都融入诗中。他自己处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其时外敌侵略中国，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因此，“感时述事”、“忧生念乱”成为他提倡词学的重点。他评论词家的词时，常用“杜诗韩笔，凌厉无前，此事自关襟抱。” “茫劫浩浩，是为词史”①等词语。他又评蒋春霖的词“流别甚正，家教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丰兵事，天挺此才，为倚声家杜老”
②。他将纳兰性德、项廷纪、蒋春霖评为词坛三大家。这样的作品丰富了社会
政治内容，扩大了词的容量。他对词的音乐性亦很重视，曾说：“词为诗余， 非徒诗之余，而乐府之余也。⋯⋯夫音有抗坠，故句有长短，声有抑扬，故韵有缓促，生今日而求乐之似，不得不有取于词矣！”①他分析了音乐和诗歌密切结合的关系。谭献的词幻渺而沉郁，义隐而指远，尤长于小令。
《蝶恋花》：庭院深深人悄悄。埋怨鹦哥，错报韦郎到。压鬓钗梁金凤小，低头只是闲烦恼。花发江南年正少，红烛高楼，争抵还乡好？ 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
玉颊妆台人道瘦，一日风尘，一日同禁受。独掩疏栊如病酒，卷帘又是黄昏后。六曲屏前携素手。戏说分襟，真遣分襟骤。书札平安君信否？梦中颜色浑非旧。②
这两首蝶恋花是写闺中思妇怀念他乡作客的情人之作，寓意很深。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云：“庭院深深阕，上半传神绝妙，下半沉痛已极，所谓情到海枯石烂时也。玉颊妆台阕，上半沉至语，殊觉哀而不怒，下半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沉郁，可以泣鬼神矣。”③其寓意有为了追求美好理想终生不悔为之献身的意思。
朱孝臧（1857—1931）名祖谍，字古微，号讴尹，又号彊村。浙江归安
（今湖州）人。清光绪九年进士，累官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1904 年出任广东学政，满二岁，与总督龃龉，引疾去。归寓苏州，与在苏的郑文焯同为晚清吴中词坛的盟主。后寓居上海，以遗老终。他在京师，与王鹏运结识，受其影响，发奋作词。尝校刻唐、宋、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彊村丛书》，又辑《湖州词徵》24 卷，《国朝湖州词徵》6 卷，《沧海遗音集》13 卷，学者奉为宝典。又选《宋词三百首》以标宗旨。他是彊村派的首领。他的词，人们评价为跨常迈浙，凌厉跞朱，幽忧怨悱，沉抑绵邈，莫可端倪， 深文而隐蔚，远旨而近言。集清季词学之大成，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
① 《箧中词》，续卷 3，清光绪八年秋刻印本。
② 《箧中词》，卷 5。
① 《复堂词录序》，《复堂类集》文二，清光绪间家刻本，半广丛书单行本。
② 龙榆生编选：《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第 142—143 页。
③ 《白雨斋词话》，卷 5，清光绪二十年刻印。
《鹧鸪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
野水斜桥又一时，愁心空诉故鸥知。凄迷南郭垂鞭过，清苦西峰侧帽窥。新雪涕，旧弦诗。愔愔门馆蝶来稀，红萸白菊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①
裴村是刘光第的字，刘光第，戊戌变法中受害的六君子之一。1898 年 8
月 13 日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斩决，此词写于刘光第死后 25 天。因为时间离得很近，面对着严峻的高压政治形势，难以直写心绪，只能通过对外景的描述， 将情包含其中，吊死难旧友，掩抑凄怨，将愤怒抑制在心头。辞温婉而意苍劲。
《声声慢》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聃赋《落叶词》见示，感和。
鸣螀颓墄，吹蝶空枝，飘零人意相怜。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香沟旧题红处，拼禁花，憔悴年年。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②
这首词是专为凭吊珍妃而作，是哀悼珍妃的名篇。作于 1901 年，珍妃被害的第二年。全篇借落叶托兴，哀怨缠绵，透过宫廷悲剧写出了国家重大历史事件。
况周颐（1859—1926）原名周仪，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今桂林） 人。光绪五年举人，官内阁中书。致力于词达五十年，与王鹏运、朱孝臧切磋做词，于工持论，作《蕙风词话》，称为绝作。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先后延之入幕，辛亥革命后，晚居上海。
他的词学理论大要有三：一、对词的看法。将词提高为文学的正宗地位， 认为词不是诗余，也不是乐府之余，而应当成为词学而独立存在，并不附丽于诗。他说：“词之为道，智者之事。酌剂乎阴阳，陶写乎性情，自有元音， 上通雅乐，别黑白而定一尊，亘古今而不敝矣。唐宋已还，大雅鸿逵，■好而专精之，谓之词学。独造之诣，非有所附丽，若为骈枝也。曲士以诗余名词，岂通论哉！”①他对常州派的“词贵有寄托”的论断也有所修正，说：“词贵有寄托，所贵者流露而不自知，触发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灵， 即性灵，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②他强调要用性灵去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内容。二、关于词境、词心、词骨。词境是词人所处的客观环境，吾听风雨，吾览江山，风雨江山是客观环境，平日阅历，境之穷达，这是社会环境。词心是指在客观环境的刺激下所产生的感情以及把这种情感表达出来的愿望。词骨就是词之真，真情，真景，融景入情或寓情于景，将它创造达到一种艺术境界。要求词人以身世之感，通于性灵，去创作词。三、关于意境。他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③“词境以深静为至，韩持国《胡捣练令》云：‘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浅而见深。”④他要求深厚穆静，用重、拙、大，以浑
①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 172 页。
②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 173 页。
① 《蕙风词话》卷 1，惜阴堂丛书单行本民国期间刊印。
② 《蕙风词话》卷 5。
③ 《蕙风词话》卷 1。
④ 《蕙风词话》卷 2。
雅的形象来表达深沉的情感。要写得情真理足，信手拈来，浑如天成，不要做作，做作太过，便不是好词。他的词学理论确实有深邃高卓的见解。
《苏武慢》寒夜闻角
愁入云遥，寒禁霜重，红烛泪深人倦。情高转抑，思往难回，凄咽不成清变。风际断时，迢递天涯，但闻更点。枉教人回首，少年丝竹， 玉容歌管。凭作出，百绪凄凉，凄凉惟有，花冷月闲庭院。珠帘绣幕， 可有人听？听也可曾肠断？除却塞鸿，遮莫城乌，替人惊惯。料南枝明日，应减红香一半。①
这首词写于 1889 年，作于北京，深为王鹏运赞赏。全词境界深远，怨断凄凉。王国维《人间词话》评曰：“境似清真（周邦彦），集中他作，不能过之。”叶恭绰《广箧中词》评曰：“珠帘绣幕三句，乃夔翁所最得意之笔。”
《水龙吟》
声声只在街南，夜深不管人憔悴。凄凉和并，更长漏短。够人无寐。灯炧花残，香消篆冷，悄然惊起。出帘栊试望，半珪残月，更堪在，烟林外！愁入阵云天末，费商音，无端凄戾。鬓线搔短，壮怀空付，龙沙万里。莫谩伤心，家山更在，杜鹃声里。有啼鸟见我，空阶独立，下青衫泪。②
此词写于 1895 年，这时《马关条约》已经签订，台湾绅民正在酝酿成立台湾民主国拒日。在这个背景下，作者从闻警惊起，着色外界景物，抒发内心情态，回肠九折，刻画细致。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命运的关注。
王鹏运（1848—1904），字幼遐，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广西临林（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同治九年举人，历官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监察御史、礼部给事中。值谏垣十年，疏数十上，一时权贵，每被弹劾，直声震天下。光绪二十八年（1902）南归，主扬州仪董学堂，二年后病卒于苏州。鹏运殚精于词，被称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他和况周颐都是广西临林人，叶恭绰在《广箧中词》中曾有评价：“夔笙（况周颐）与幼遐翁崛起天南，各树旗鼓。半塘气势宏阔，笼罩一切，蔚为词宗；蕙风则寄兴渊微， 沉思独往，足称巨匠，各有真价，固无庸为之轩轾也。”晚年删定其词为《半塘定稿》。
《八声甘州》送伯愚都护之任乌里雅苏台
是男儿，万里惯长征，临歧漫凄然。只榆关东去，沙虫猨鹤，莽莽烽烟。试问今谁健者，慷慨着先鞭？且袖平戎策，乘传行边。老去惊心鼙鼓，叹无多哀乐，换了华颠。尽雄虺琐琐，呵壁问苍天。认参差、神京乔木，愿锋车、归及中兴年。休回首、算中宵月，犹照居延。①
此词写于 1894 年，伯愚即志锐，为甲午战争时期主战派。词为投赠之作， 关系当时朝局，寓意深远。
《浪淘沙》自题《庚子秋词》后
华发对山青，客梦零星，岁寒濡呴慰劳生。断尽愁肠谁会得？哀雁声声。心事共疏檠，歌断谁听？墨痕和泪渍清冰。留得悲秋残影在，分
①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 184—185 页。
②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 185—186 页。
①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 147 页。
付旗亭。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王鹏运和朱孝臧、刘福姚三人痛世运之陵夷，患气之非一日致，发愤呼叫， 相对太息，相约填词，于喁唱和，成《庚子秋词》二卷，此词即写他们三人填词时的心境，悲凉哀怨，情真意切，是爱国词人忧心国事民生的佳作。词是用墨水和泪水凝聚而成，写下了深秋草木摇落的衰景，预示着清王朝已经进入穷途末路，寄托着无限的哀叹。
郑文焯（1856—1918）字俊臣，一字叔同，号小坡，又号大鹤山人，奉天铁岭（今属辽宁）人。隶汉军正黄旗。父瑛■官陕西巡抚。光绪元年举人， 官内阁中书。1898 年后旅食苏州，为江苏巡抚幕僚，晚筑樵风别墅于苏州， 卒葬邓尉山。他精通音律，深明管弦声数之异同，考证古代燕乐之旧谱，颇有成就。他的词体洁旨远，句妍韵美，声出金石，极命风谣，感兴微言，深美闳约。
《浣溪沙》从石楼、石壁往来邓尉山中
一半梅黄杂雨晴，虚岚浮翠带湖明，闲云高鸟共身轻。山果打头休论价，野花盈手不知名，烟峦直是画中行。①
词做于 1899 年，写吴县光福镇南的邓尉山，这一带居民多植梅树，有“香雪海”之称。这首词萧闲淡远，格调高雅，词中有画，画中有人。
《谒金门》三首
行不得。黦地衰杨愁折。霜裂马声寒特特，雁飞关月黑。目断浮云西北。不忍思君颜色。昨日主人今日客，青山非故国。
留不得。肠断故宫秋色。瑶殿琼楼波影直，夕阳人独立。见说长安如奕，不忍问君踪迹。水驿山邮都未识。梦回何处觅？
归不得。一夜林乌头白。落月关山何处笛，马嘶还向北。鱼雁沉沉江国，不忍闻君消息。恨不奋飞生六翼。乱云愁似幂。②
这三首词写于庚子年，北京遭八国联军侵占，作者在南方苏州，怀念北京，思念光绪帝的行踪。第一首“行不得”，写行，光绪帝离京西奔，马声特特，浮云西北，由山西到达西安，路途多涉艰险。第二首“留不得”，写故宫被占领后一片惨景，长安如奕，下棋为难，和议未成，欲归不能，留京不走也不行。第三首“归不得”，乌头未白，思念光绪帝。全组词用不忍思君颜色，不忍问君踪迹，不忍闻君消息，一层一层推进，沉郁悲凉，极度哀痛。
我们依次介绍了谭献、况周颐的词学理论，以及谭献和四大词人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的词，前者是常州派后劲，后者群体可谓之为疆村派。晚清词家有些不算哪一派，词的作品也极有名，如文廷式、沈曾植、吴梅、王国维，以及女词人吕碧城等。清词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这些词作并不是为花间樽前、歌台舞榭而作，不限于词家个人“小己”的生活，写些相思、欢会、饮宴、伤春等内容，消磨有闲的光阴，粉饰封建王朝的太平。他们多
②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 152 页。
①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 165 页。
②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第 165 页。
是感触世事，关心国事，留下了大量的爱国的诗篇。这和晚清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多难，社会剧变的时代和社会环境有关，而且也与他们的词学理论要“尊词体”，要写“词史”的宗旨有关。于是晚清重大的历史事件，成为词人歌咏的题材，凝结了他们的血和肉，谱成了可歌可泣的词史乐章。这也是政治影响词学文化的一个明显例证。
晚清词学家对词学理论比较重视，他们写出了一些作品，如况周颐的《蕙风词话》、刘熙载的《艺概》、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等。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问世，则是作者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哲学来研究中国词学的作品， 标志着词学理论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建树了近代的美学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