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经世思潮

第一节咸丰同治年间的政治形势和文化趋向

① 《陆彦若著书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96 页。

② 《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集》上册，第 73 页。

③ 《默觚下·治篇九》，《魏源集》上册，第 61 页。

④ 《默觚下·治篇九》，《魏源集》上册，第 60 页。

⑤ 《默觚下·治篇十二》，《魏源集》上册，第 68 页。

①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513 页。

咸丰共 11 年（1851—1861），为文宗；同治共 13 年（1862—1874），

为穆宗，加起来不过 24 年。这一时期，社会上发生了大的变动。咸丰帝所遇

到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席卷 17 省，长达 14 年，比白莲教起义波及面积广，延续时间长。清朝政府的军队八旗、绿营日显腐败， 不堪一击。汉族地主阶级官僚所训练的武装湘军、淮军兴起，同太平军对垒， 挽救和维护了清朝政权。曾国藩、李鸿章是近代封建军阀的始祖，又是洋务运动的首领。同治帝年龄很小，实际上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1864 年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1860 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 清政府同外国资本主义签订了《北京条约》，1861 年清政府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国半殖民地程度加深。虽曰同治中兴，其实清朝衰落景象更加显露出来，清朝颓局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了。一方面，在朝廷内部，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斗法，奕虽然是洋务派首领，但处处受慈禧的制约，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汉族官僚地主集团力量增强，地方上洋务派的经济、政治、军事都具有实力，却遭到满族贵族最高统治者的猜忌，因此，采西学、制洋器虽已起步，但阻力重重，进展缓慢。

从全国文化学术界来看，理学还是主流，咸同年间，理学有中兴的趋势。当时清王朝遭到双重夹击，一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儒学受到极大的冲击，官僚士大夫阶层感到要挽救严重的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便要提倡明道。明道就是用伦理道德来激励士大夫的气节，维护封建秩序，压制农民起义，同时，用伦理道德来整顿吏治，刷新吏治，革除封建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理学讲内圣外王，内圣就是个人道德修养，外王就是用好的道德来治理政事。政治腐败、士林无耻的颓风需要以提倡理学来纠正。代表人物有倭仁、唐鉴。从地区来看，各个地区都涌现出一批代表人物，如陕西贺瑞麟，河南李棠阶、刘廷昭，安徽吴廷栋、方宗诚，湖南曾国藩、刘蓉、罗泽南。这些地区，陕西是关学的发源地，河南是洛学的家乡， 安徽是桐城派的故乡，湖南是晚清理学发达的地区（湖南是周敦颐的家乡， 周敦颐是道州人；朱熹、张栻、王阳明都在湖南讲过学；岳麓书院在清朝由罗典、欧阳厚均等主持，都崇奉理学），相反，汉学考据学在湖南则影响较浅。唐鉴为湖南善化人，他著《国朝学案小识》一书，表彰程朱理学，贬斥陆王心学，巩固程朱的正宗道统地位。类似这样的著作还有罗泽南的《姚江学辨》和刘廷昭的《理学宗传辨正》，都黜王尊朱，提高朱熹的地位。当时的理学分两派，一派是主敬派，以倭仁、吴廷栋为首，主要讲究内心修养， 另一派是经世派，以曾国藩为首，既讲内圣，也偏重事功。同治年间，理学名臣受到朝廷的重用。1862 年倭仁从工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升到文渊阁大学士，掌管翰林院。李棠阶以左都御史入军机处，参与枢府机要。关廷栋应诏入京，任大理寺卿、刑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则在 1860 年署理两江总督，节制江南四省兵权，后任武英殿大学士。朝廷又将已故去的理学名臣从祀文庙， 重刊理学名臣的著作，中央和各地封疆大吏又刊印各代理学家的名著，造成崇尚理学的风气。

另一个文化现象是上海、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在钻研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机器制造，这是对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积极回应。李善兰（1811—1882） 字壬叔，浙江海宁人，他曾是曾国藩的幕僚，后任同文馆总教习，是著名的数学家，他和外国传教士合译的棣么甘的《代数学》和罗密士的《代微积拾级》是西方近代代数学、解析几何学和微积分学在我国最早的译本。他译的

《谈天》是英国约翰·赫歇尔宣传哥白尼日心说的通俗名著。徐寿（1818— 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他和来华外国人合译了许多化学方面的书籍。华蘅芳（1833—1902）字若汀，江苏金匮人。数学家。和外国传教士合译许多数学教科书，如《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决疑数学》等，对代数、三角、微积分和概率论作了系统介绍，被当时的学堂选为课本。他们还从事机器制造工程和轮船的制造，对西方的应用技术有浓厚的兴趣。钻研技术，仿制机器，蔚然成风。他们所传播的近代自然科学学科知识启迪了新一代的读书人，使他们了解到除了儒家经典和科举八股文以外，还有崭新的科学知识天地。但是，这种新知识的学习风气也只是局限于一隅而已。

国际形势方面，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步一步加紧，它们从东南沿海各省打破了缺口，建立了一些商埠以后，又从东北、西北、西南边疆渗透进来。日本侵犯台湾，英国制造马嘉里案，俄国占领伊犁，法国吞并越南，将魔爪伸到我国的领土上来。随着各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紧，李鸿章、奕等人执行着对外妥协的政策，办着割地赔款的外交。而我国军事工业的建设、国防力量的增强却还迈着蹒跚的步伐。

第二节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祖上没有什么功名，祖父、父亲希望后代有个做官的，以荣宗耀祖。曾家拥有土地，曾国藩勤奋地从事农业耕种，又不放弃读书，半耕半读，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报效国家。他年幼时读四书五经，喜读《史记》、《文选》、桐城派的古文。考中秀才后，23 岁曾在长沙岳麓书院学习了一年，受到湖南学风的熏陶。一次会试落榜，回家途中他买了一部二十三史，父亲说，你花这个钱，不怪你，只是要读完它。他订计划每日读史、标点不间断。27 岁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到 37 岁的 10 年间，身跻六曹， 官至二品，任礼、工、刑、吏、兵部侍郎，像这样的迁升朝中无第二人。他向同乡太常寺卿唐鉴请教，唐鉴指导他读《朱子全书》，又说理学不是空讲修身养性，要躬行履践。这是要纠正理学空谈性理的偏颇，强调修养德性， 同时也要讲究事功。曾国藩攻读理学，而对桐城派古文仍感兴趣，两者兼学。他又向理学大师蒙古籍倭仁请教，倭仁是主敬派，教他静心打坐，反身自问， 这是一种心理的、精神的自我调节。曾国藩由于身体较弱，坐久了耳鸣，不习惯，心静不下来，便没有深入地去做，还是读书。他又结交了一些朋友， 如汉阳刘传莹，是攻考据学的。曾国藩也了解到王念孙、王引之在考证方面造诣很深。他并不小看考据，对于汉学，也不排斥，采取调和汉宋的态度。但在这方面也未下功夫。他下功夫的是在经史方面，讲究实学，如贺长龄的

《皇朝经世文编》、秦蕙田的《五礼通考》，还有《明会典》、《清会典》， 这些书籍他读得很用功，这对他后来治国、治军、选拔人才、整顿吏治，以至水利、漕运、厘金、田赋、盐政诸大项目的改革和治理关系极大。10 年京官他把功夫用在治学上，而他的治学又是与经世致用思想相联系的，所以他是理学经世派。可以说他的思想反映出湖湘文化的特点，即崇奉理学，重视经世之学。近代王夫之的思想、魏源的思想都强调经世，曾国藩的思想深深烙上了湖湘文化的印痕。

1851 年他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批评皇上苛于小节，疏于大

计，骄傲自满，言行不一，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应去骄矜之气。疏上，差一点遭来横祸。多亏大臣祁■藻、季芝昌为他苦苦求情，才免于处分。曾国藩看到清朝的衰败气象，但是皇帝仍端着架子，自视甚高，很难听进意见， 他也有点心灰意懒了。

1853 年丁忧在籍，太平军势如破竹，攻下南京，曾国藩奉命以在籍侍郎办团练，组织湘军。1853—1864 年这十多年，一直紧张地和太平军农民起义队伍搏斗。湘军这支武装是地方团练，但成了一支独立军队，横冲直闯，到他省迎战。曾国藩要处理与地方各省官吏将领的关系，处理与中央的关系， 处理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处理与太平军的关系，四面八方，矛盾重重，绞尽脑汁，用尽心机。他一面对太平军残酷镇压，对老百姓造反严刑峻罚，另一面对中央、对地方是委屈求全，以柔克刚，以求得满族贵族对他的信任。这里他运用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勤俭是学墨子的，齐民严整是学商鞅、管仲的，严刑峻罚是学法家的，虚静、退逊是学老、庄的。可谓集传统文化思想之大成，杂糅各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

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预感到将会功高震主，引起众妒，应早早抽身退守，便撤散部分湘军。以后，清朝政府又派他去镇压捻军，但因为裁撤了湘军，主要用淮军剿捻，淮军将领不听指挥，不能取胜。曾国藩晚年办了几件洋务。一是 1861 年安庆内军械所的建立，制造洋枪洋炮，次年委派徐寿、华蘅芳等主持仿制轮船工作。1865 年制成黄鹄号小轮船，曾国藩嫌其“行驶迟钝，不甚得法”①。二是 1863 年他派容闳携款 6 万两去美国购买“制器之器”，容闳机器购回上海，便设立江南制造总局。这是洋务派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三是 1871 年他同李鸿章共同上奏派幼童赴美留学。他认为“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而军事工业需要学理工学科，“画图、算法、步尺、测海、造船、制器，无不与用兵相表里”①，关心军事便要关心科技，便建议派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一代风气。他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政策和方针是以妥协为主的，尤其表现在 1870 年处理天津教案时，他忍辱求

和，严惩天津府县官员，遭至全国舆论大哗，他自己也引咎自责，1872 年 3 月，心情郁悒，病死于江宁两江总督官署。

他的幕僚王闿运为曾国藩写了一副挽联：“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 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②

有人将曾国藩比作汉臣诸葛亮、唐臣陆贽、宋臣司马光，但是末世不会有真正的中兴。君主的气度不行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朝的危亡，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汉族官僚大臣并不信任，他始终未能成为中枢重臣。上联实际上是批评清廷没有重用曾国藩。他在学术上有很大抱负，也有很深的修养，由于投身镇压太平军，20 年瞬息而过，军务政务繁忙，无暇从事学术研究，没有留下经史专著。这说明事业、学术不能兼顾。有人建议将曾国藩从祀文庙，清廷下礼部议奏，礼部以无学术著述驳回，事遂中止。这不过是清廷不肯抬高他的文化学术地位，找一借口，有意压制而已。

① 《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光绪二年，卷 27。

① 《新造轮船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27。

② 霍子孟：霍光，西汉昭帝时宰相。张叔大：张居正，明朝穆宗，神宗时为相。纪河间：纪昀，《四库全书》总编纂官。阮仪征：阮元，曾编《经籍纂诂》、《国史儒林传》等。

哲学

（一）天道论

曾国藩相信理是主宰世间万物的精神，也可叫性、命。天命是决定人间事物的，是不可违抗的。“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则；圣贤之学，惟危惕以惟微。”

①天地是气，“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缊，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

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②。

道学有三派：气学、理学、心学。气学是张载，理学是朱熹，心学是王阳明。曾国藩思想受王夫之的影响很大。王夫之作张载《正蒙》注，发挥了气学。王夫之认为世界万物是由气、由物质形成的，先有气，后有物，有物斯以有则，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曾国藩对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都有所评论。他认为人对天命的态度是尽性知命，尽性，要以自己主观努力来做，不是消极的态度。他相信朱熹的理，理是讲仁敬孝慈，仁义礼智，“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③。这里强调本分，尊卑等级秩序不可颠倒，统治者统治被统治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④“至于富贵功名，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⑤“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⑥曾国荃打下南京，曾国藩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⑦“天下万事，皆有前定， 丝毫不能以人力强求，纷纷思虑，亦何补耶，以后每日当从乐天知命四字上用功。”⑧但是，他也重视人为，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天下凡物，加倍磨冶，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 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①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地步？就要勤，忠诚，强调主观努力，勉强自己去做，“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情，惟勤者可以遏其流”②。他又说：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③。董仲舒、朱熹强调人的气质是不能改变的，讲上智下愚、性三品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要克制欲达到理；曾国藩则强调在社会实践中促使事物转化， 包括陶铸成才。

（二）认识论

曾国藩的认识论遵循着朱熹的格物致知的路子。他认为理一分殊，理是一个，而万事万物的理是有着不同的体现。要对事物进行观察、研究，得出

① 《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 1986 年，第 133 页。

②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6 页。

③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6 页。

④ 《喻纪泽》，同治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⑤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⑥ 《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4，第 39 页。

⑦ 《曾国藩未刊稿》，第 377 页。

⑧ 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八日。

① 《求阙斋日记类钞》，《曾文正公全集》卷 2（上），第 21 页。

② 《笔记十二篇》，《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392 页。

③ 《劝诫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441 页。

其认识的理来。（1）认识离不开具体事物。他说：“《大学》：致知在格物， 谓吾心之知，必与事物相丽，相交，不可离物以求知也。”“至大学格物之说，聚讼千年，洎无定论。国藩以为人心当丽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④这一认识规律是符合唯物的路线的。他又说：“朱子曰：‘人心之灵， 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 故其知有不尽’。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究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⑤至殊之分，只有认识具体事物才能认识到抽象的事物的理。（2）认识是无穷无尽的。朱熹将“知”归结为“理”，理像一颗珍珠， 如珠在浊水中，格物致知，就是在浊水中揩拭此珠，一旦用力之久就能豁然贯通，达到“众物表里精细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⑥的境界。曾国藩认为认识过程到此仍然没有穷尽。“自维此生，纵能穷万一之理，亦不过窥钻奇零，无由底于逢原之域。然终不敢弃此而求他捷径，谓灵心一觉， 立地成圣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①这里，他不同意朱熹浊水中揩拭宝珠，一旦豁然贯通掌握绝对真理的看法，认为认识还需要深化。（3）认识的范围愈来愈广。曾国藩重视经世致用，他说：“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有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表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②他很喜读秦蕙田《五礼通考》一书，但是，根据晚清治理国家的需要，还需要扩大知识领域和范围，他评论说：“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惜其食货稍缺， 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传于秦书之次。”③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使曾国藩认识到这是千年来的“奇变”，要应付西方的侵略，必须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延伸为洋务思想，得出了“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④的结论。这样，认识的范围更扩大了，实学通向了洋务，他打破了夷夏之防的界限，翻译西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组织创办安庆内军械所，试制新式船炮，派遣容闳到美国购买制器之机器，开办江南制造局，后来又设立兵工学校，培养人才，以至于派遣幼童出国留学，学习西人擅长之技。这一系列活动是他经世思想的延伸，是提倡实学和学习西方的结合点，适应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时代要求。

（三）辩证法思想

曾国藩说：“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①又说：“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隅，互为其用， 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②“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

④ 《笔记二十七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367、368 页。

⑤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6—7 页。

⑥ 《大学》：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 7 页。

①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7 页。

② 《治道》，《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第 50 页。

③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56 页。

④ 《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2。

①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6 页。

② 《送周荇农南归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162 页。

③他运用辩证的思想分析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争论，厚程朱而薄陆王，又用

此思想分析骈体文和桐城派的散文，崇古文而非骈文，他用历史分析方法说明王阳明心学和六朝隋唐骈偶之文都有极盛的时期，但是，物穷则变，理固然也。随着时代的变迁，便发生了变化，从中阐明他崇尊的程朱理学、姚鼐桐城派古文的理由。

他也把辩证的思想运用于战争。他打仗以谨慎著称，不打无准备的仗， 规划精严。在战略战术方面，对动与静、强与弱、主与客、稳与险、战与守有精密的论证，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又能在战争中选拔贤将。在用人方面，对德与才、智与勇，衡才不拘一格。对士兵恩威并济，对德与刑、教育与纪律、奖励与批评、严格与宽松这些关系怎样处理，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积累了一套经验。

（四）道德观

曾国藩提倡理学，首先在宣扬儒家的“仁”，他说，“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④幽以究民物之同原，就是内仁，显以纲维万事，就是外礼， 内用仁心，外用礼制，使封建社会秩序稳定。他提出要自立、自强，以诚为本，“窃以为天地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①“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②

他认为风俗厚薄在于一二贤人提倡，有人提倡便能使社会风气转移。他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响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③ 这里明显地反映了他的英雄史观，把芸芸众生都当作群氓。认为一两个英雄便能主宰历史，把精神、意志的作用过分夸大了。但是，他提出朝廷的当权者，士大夫的有声望者真正地带头做，试图转移社会风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时期，如果认真去做，是会形成一股力最，而且也能够产生一定的成效的。

历史学

曾国藩强调经世致用，特别重视历史学。阅读历史书籍，能够增长治理国家的知识，总结古人的历史经验，在参与政事中作为借鉴。他很重视《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通考》这几部巨著。他曾说： “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 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 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臣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

③ 《题方友石书后》，《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6，第 5 页。

④ 《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78 页。

① 《曾文正公全书·书札》。

② 《湘乡昭忠祠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304 页。

③ 《原才》，《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181—182 页。

外不刊之典也。”④这名分、风俗、正闰、名实，便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的义理，这兵事得失之由，兴家败家之故是从历史中得出的规律性经验，很值得人们深思、借鉴。

他还对清朝的历史发展过程加以研究，寻找前期和后期的不同特点，他论证道：“顺治之时，疮夷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 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①

“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尚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②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以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昌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③

他从清朝初期、中期、近期的风气变化窥测出三个问题。一是朝廷皇帝执行的政策，使风气形成。嘉庆道光年间，皇帝无所作为，在细小的地方特别认真，大作文章，以至朝臣都谨小慎微，看皇帝脸色行事，为保全自己高位，报喜不报忧，敷衍塞责，不敢提尖锐的批评意见使朝政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和局面。第二是中央地方的官僚、官吏，贪污腐化，民不聊生，以至官逼民反。第三是士大夫风气，曾国藩痛斥为是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世界。士人苟且偷安，攻读无用无实的文章醉心科举，追求功名利禄，不激励气节， 道德废，廉耻丧，甚至于兼商兼吏，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畏之若虎狼。这种社会风气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吏治，一是士林风气。曾国藩为了挽救晚清社会危机，提出怎样选拔人才，怎样整顿吏治，怎样收拾民心以及怎样使用刑罚，这些建议和主张主要得力于他对历史学的勤奋攻读和思考借鉴。

他对传统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也进行过研究和考查。清朝初期，崇尚理学，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大兴，汉学鼎盛时期，宋学（理学）受到排挤、非难、冷落。到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理学中兴，又有人攻击汉学，这种汉学宋学之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如何对待这场论争呢？曾国藩总结文化思想史发展的经验，崇奉理学，不薄汉学，采取了调和汉宋的态度。他叙述道： “嘉道之际，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名，梳文栉字，刺经典一二字，解说或至数千万言。⋯⋯有宋诸儒周、程、张、朱之书，为世大垢。闻有涉于其说者，则举世相与笑讥唾辱，以为彼博闻之不能， 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①这段记载说明了汉学鼎盛时期对宋学的攻击和非难。汉学有缺点，是破碎之学，“考一字、辨一

④ 《与罗少村》，《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6。

① 《应诏陈言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第 7—8 页。

② 《敬陈圣法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 1，第 32 页。

③ 《复龙翰臣》，《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3，第 38 页。

① 《朱慎甫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22—223 页。

物，累数千万言不能休。”②而宋学也有缺点，则是性理空谈。大家尊汉而黜宋时，曾国藩是站在理学这一边的，他表扬了姚鼐：“独桐城姚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义理，不薄考据。”③他自己所处的时期，正是尊宋而黜汉之时，他却并不跟从，认为汉学攻宋学，宋学攻汉学，“皆有识者所深悯也。”④首先，他认为汉学的文学训诂是攻读经学的基本功。求儒家经典之道， 先还是从文字训诂开始。“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为要务。”①所以，汉学有它存在的价值。第二，他认为汉学的考证是有它的功用的。说：“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②许慎、马融、杜佑、马端临的考证起了考先王制作之源和辨后世因革之要的作用。第三，从治学方法来看，汉学讲实事求是，宋学讲即物穷理，两者是相通的。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古训，本河间王实事求是之首，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③这里，他说“事即物”，“是即理”，事为客观事物，理是对客观事物观察而得出的规律。他用历史的眼光追溯朱熹的即物穷理是传统儒学所固有的。“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④他在这里将宋学的治学方法即物穷理和汉学的治学方法实事求是两者胶合起来了，认为都体现了传统儒学“力行”和“致用”的务实精神。因此汉学和宋学是可以调和的。第四，他将汉学、宋学都认为是孔门四科中的一项具体学科，能够并行而不悖。他说：“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阙一不可。”⑤第五，他认为汉学、宋学都研究礼经。他说：“乾嘉以来， 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之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①这一段话可以说是曾国藩调和汉宋，兼容并包的结语。

曾国藩对汉宋采取调和的态度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他认为汉学宋学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他崇奉理学，不薄汉学，便不主张两种学派互相争论， 消耗内部无穷的精力。另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西学东渐， 儒学受到冲击，因此，儒学内部流派的分歧，只宜调整，不宜冲突，以便使儒学更能适应维护封建秩序，凝聚民心。

② 《重刻茗柯文编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323 页。

③ 《海宁州训导饯君墓表》，《曾国藩全集·诗文》卷 3，第 343 页。

④ 《汉阳刘君家传》，《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121 页。

① 《答刘孟容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12 页。

② 《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50 页。

③ 《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166 页。

④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165 页。

⑤ 《问学》，《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第 8 页。

① 《复夏弢甫》，《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7，第 9 页。

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典籍丰富。面对着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古代典籍，只有惶惑、兴叹。曾国藩主张要“慎择”，他选择了古今圣哲 32 人， “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 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②他选择的 32 人是：

“文周孔孟，左庄马班，葛陆范马，周程张朱，韩柳欧曾，李杜苏黄， 许郑杜马，顾秦姚王。”③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是圣贤。司马迁、班固、左丘明、庄子，前三人是史学家，著《汉书》、《史记》、《左传》，庄子是哲学家、文学家， 著有《庄子》。孔门四科中属文学（文学实际上是古代史著典籍的著述）。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是政治家，孔门四科中属政事，偏重于功业。周敦颐、程颐、朱熹、张载是哲学家，孔门四科中属德行，偏重于义理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是文学家，文章写得好，孔门四科中属言语。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是文学家，诗写得好，孔门四科中属言语。许慎、郑玄是东汉著名经学家，许慎撰《说文解字》，郑玄遍注群经，杜佑撰《通典》，马端临撰《通考》，孔门四科中属文学。顾炎武是经学家，秦蕙田撰

《五礼通考》，姚鼐是桐城派文章家，王念孙是经学家，以考据学著称。若按照曾氏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项来分类。曾国藩自己说，文周孔孟是圣，左庄马班是才，不能以一方体论。葛陆范马属经济，周程朱张属义理，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属词章，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属考据。我们看到，曾国藩所选择的圣哲 32 人以及他们的著作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些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是著名的人物，体现出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是国学必读书目，也是应当精研的范本。

“文”，这个词的含义很广泛。曾国藩解释：“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流别大率十有一类。”①这十一类是：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杂记、九者、叙记、典志。其中前九类和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分类相同。②从这种分类来看，他所说的文学是杂文学。他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从份量上比姚鼐的选本少一些，而从内容来看，包容的更为广泛。文章加进了儒家经典，史传的叙记和典志，有兼容情理、包含骈散的趋势，开拓了桐城派古文的新局面。

关于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文章中有所列论。曾国藩不同意理学家、汉学家重道薄文的偏见，他把道比作人心，把文字比作人身的血气，两者是不可分的。说：“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缋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①他在另一处则说：“国藩窃以为维道与文之轻重纷纭，无有定说久矣。朱子读唐志，谓欧阳公但知政事与礼乐不可不合而为

② 《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48 页。

③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52 页。

① 《笔记二十七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373 页。

②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64 页。

① 《致刘孟容》，《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5 页。

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可分而为二，其讥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甚峻。”③可见他重视道，但也不薄文，而且将文章提得很高。他说：“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行远之计， 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②薛福成曾在他的幕下，听过他论文之旨：“以谓圣门四教冠以文。文者，道德之用，而经济之舆也。故其尚论古今，与求贤之法，一以文为之的。”④“盖自两汉至于如今，识字之儒，幼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为最大，义理明则躬行为要，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⑤。在这里他将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者关系讲得很清楚了。他是以文卫道，以卫道者自任，“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⑥。要使文章起着维护道的社会效能。

曾国藩文宗桐城派古文，诗效江西诗派。桐城派古文自姚鼐之后，又传承了近百年。但是，经过百年流传，其弊至于浅弱不振，有文敝道丧之患。曾国藩“出而振之”⑦。他继承了姚鼐的文论，将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思想原则又加入“经济”一条，用经世致用思想扩大了文章的范围。他的文论探究了文章的体与气，情与理，风格的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骈体与散文等。他自己偏爱阳刚健美的文章，用阳刚之气贯注文中，给桐城派古文带来了活力。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个幕僚群体，其中如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都是桐城派散文的高手，称为曾门弟子，桐城派古文也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曾国藩说：“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①。这里讲的阳刚、阴柔是指气质的不同，不同的气质形成不同的气势，不同的气势要用不同的文字行气的方法表达出来，喷薄而出之，则气势浩瀚， 吞吐而出之，则韵味深长。这番道理讲得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寓意深刻。他赞赏阳刚之气的文章，说：“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 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②。这是对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一文的后记。王阳明的心学是曾国藩所批评的学理，但他并不排斥王阳明写的经国安邦的文章，而且对他文章光明俊伟的风格也大加赞赏，这里可见他不立门户，有包容百家的胸襟和气魄。

③ 《致刘孟容》，《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第 5 页。

② 《复刘霞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14，第 39 页。

④ 《季弟遗集序》，《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181 页。

⑤ 《致诸弟》，道光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全集·家书》。

⑥ 《与江岷樵、左季高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 2。

⑦ 《寄龛文存序》，《薛福成选集》，第 239 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第 6—7 页。

② 《鸣原堂论文》，《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554 页。

曾国藩的诗宗黄山谷，属江西诗派，是晚清诗坛宋诗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影响很大。试举岁暮杂感一首为例：“为臧为否两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万事拼同骈姆视，浮生无奈蚕丝多。频年踪迹随波谲，大半光阴被墨磨。匣里龙泉吟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鼍。”①这首诗反映了作者有大志而未得伸展的心情。另一首赠梅伯言：“隘居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空虚。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②他仍表达了要建事功，不赞成庄子楚桑庚以有功业便有害的观点。

曾国藩提倡理学、桐城派古文，并为其注入了活力，使传统文化中的正统文化有延续的趋势。但是，由于清朝政治腐败，理学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并不能挽救晚清政治上的颓势，西方文化愈来愈强烈的冲击，又使完全保持传统文化的优势已经不可能了。曾国藩的理学、桐城派古文的提倡只能成为衰落总趋势中的回光返照而已。

第三节 王闿运

我们论及湖湘文化的著名人物，除了上节所论曾国藩外，还有一人，即王闿运。曾国藩是士子，成为通儒、名臣，在朝派，王闿运则是名士、幕僚， 在野派，社会地位不同，而在文化上是另一种类型，颇有影响，值得述及。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室名湘绮楼，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咸丰七年（1853）中举。在北京，曾在肃顺府中任家庭教师，很受尊敬。后来肃顺被杀，他对肃顺仍有感情，曾著《录祺祥故事》，成为一篇清朝珍贵的掌故资料。他治经，对《礼经》、《春秋公羊传》都有研究，是今文经学家， 但是，他也兼采古文经学，他很重视辞章，对当时只重视训诂的状况不满意， 写文章追摹汉魏六朝，写诗亦然。他到曾国藩幕下，曾国藩对他很是尊敬， 奉为客，常听取他的意见，不久辞职。四川总督丁宝桢聘他掌成都尊经书院， 他在书院中讲授《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以及《昭明文选》，弟子有的攻《礼经》，有的攻《春秋公羊传》，有的攻《书经》。他的一大批弟子都成著名学者，称“蜀学”。后来他又在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江西大学堂讲学，弟子数千。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民国以后任清史馆馆长。他思想保守，卫封建主义之道，痛恨革命。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又敢于标新立异，对有权势的官僚甚至最高统治者，敢于揶揄讽刺，讥弹嘲弄，无所不至。辛亥革命后，士大夫争剪发辫，改装西服，王仍不改旧装。湖南总督谭延闿，会王八十寿辰，前往贺寿，王顶戴花翎，衣袍袭褂， 拖辫发而出，谭则着大礼服，见王惊愕，不得已而屈膝。王说：“子毋诧， 吾胡服垂辫，子西服髡首，皆外国制也，有何文野？若能优孟文冠，乃真睹汉官威仪矣。”①相与一笑，带有辛辣的讽刺意味。辛亥革命后南北和谈，王闿运写一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 不是东西。”用嘲笑口吻谈论民国总统。民国时他还写过一对联：“男女平

① 《岁暮杂感十首》，《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77 页。

② 《赠梅伯言二首》，《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85 页。

① 本节取材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楚书社 1986 年；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书目文献 1987

年等，不一一列注。

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写新旧文化冲突和并存的现象：颇为风趣。他的著作有《湘绮楼全集》、《湘军志》、《庄子注》等。他自撰一自挽联：“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

《礼》；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上联说明他从事的学术研究，幸有儿孙传承其学业，下联说明他有一套权术本领未能充分施展出来，是表达一种遗憾的心情。

处世哲学

王闿运研究《春秋公羊传》，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木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务，即辅助谁，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术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

王闿运满腹经纶，想报效国家，将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他在肃顺馆内，曾国藩幕下，曾发表一些意见，而且，肃顺、曾国藩亦采纳了他的意见，但是，总没有时机大展雄图。乱世奇才，未遇良主，只好装狂装傻， 深藏不露。恭亲王奕向王问政，王闿运说：“国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务，佩蘅之政事，人才可睹矣，何治之足图哉！”少荃即李鸿章，佩蘅即宝鋆，在奕眼里，这些人是国家栋梁之材，而在王闿运心目中还没有什么地位，奕以为王是处士大言，没有什么实际本领，再也不请教他了。而王则认为奕没有真正看出自己才是诸葛亮式的人才，既然不受重视，也便用名士风流的姿态嘲弄恭亲王一番。表面上看，王是略施智谋，傲笑王侯， 实际上王心中是悲愤，悲乱世无人识人才。王闿运常常量才评估天下事，臧否人物得失。如他常对弟子杨度评论时局。据《杨度日记》记载：“已丁， 师论中兴诸臣，曾子早岁、左之中年、胡之晚节，合之可为一完人。⋯⋯王师论古今才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谓午诒（夏寿田）似曾而余（杨度）似胡而非敢望也，然合乎事实，知必有济”

①。这样师生纵谈国事，月旦人物，有朝一日出山便要有把握地指挥政事。但

是，没有机会，则不可妄动。王森然评论说：“昧者不察，或以为滑稽玩世， 或以为高远不中世情，莫知微妙玄通，薪传之所自来，徒赏其文辞，目为文士，而经世致用，悲天悯人之衷，自弱冠以至耄耋期无一日而或息者。”说明在王玩世不恭的风貌下掩藏着一颗积极参与政治的炽热之心。

历史学

王闿运写了一本《湘军志》。1872 年曾国藩去世。1875 年曾国荃要写一部湘军志，请王闿运执笔，七年后初稿完成，时王闿运在四川，将稿送到湖南，曾国荃、郭嵩焘看后大为不满，认为史事失实，甚至认为是谤书。因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表彰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使家乡增光添彩。但是王闿运要自成一家言，秉笔直书，对湘军、淮军将领的弱点也直言不讳地

① 《杨度日记》（1897 年）未刊本。

记录下来，甚至带着责备口吻，使湘军将领气愤。对于曾国藩写了他的军“苦”，对他的军“功”宣扬不够，而且，王闿运自负知兵，好谈大略，以自己的战略战术思想，凌驾于战争之上，妄加评论。另外写到曾国荃攻克南京一段，说是“罕搏战”，又说太平军“比于初时衰矣”。而且整个战争过程写得很简短，曾国荃认为是贬低军功，尤为愤怒。王闿运知道这情况后， 便将木版交给郭嵩焘，嘱其毁版，以平息众人的非议。他自己又作了一些检讨，认为直笔非私家所宜，承认此书实亦多伤，有取祸之道，众人喧哗宜矣。但是他认为这部书是奇作，并不像明人的著作；可以和《三国志》、《后汉书》等著作相媲美。他是力追古贤的仿古派。当然他也说明他的本意并没有对曾国藩有什么恶意中伤，还是对曾国藩很尊重的。曾国荃又请王安定编一本《湘军记》，这本书写得比王作要详细，而且在讲到曾国荃攻克南京一战役时则大肆宣染，写得有声有色，烘托出这是一场军兴以来未有之苦战，极古今之恶战，以辨正王闿运“罕搏战”的论断。在这一点上，使曾国荃的遗憾心情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虽然如此，后人评论，仍对王作评价甚高，一是振笔直书，蔚然成一家之言，不讳避事实，真实性强。二是文章雅健雄奇， 使读者感到浓厚的兴味，留下深刻的印象。

黎庶昌编《读古文辞类纂》，将《湘军志》中几章选录，标题为《湘军水陆战记》，评价为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 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代良史也。评价颇高。

王闿运的《湘军志》是时人记载见闻，是第一手史料，和鸦片战争时期魏源撰《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枬撰《夷氛闻记》的性质相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它又是最早的一部。后来王安定的《湘军记》（1889）， 今人著名史学家罗尔纲的《湘军新志》，近期还有龙盛运的《湘军史稿》， 对湘军研究从战史、兵制、政治史各种角度论述评论，有很大的进展，回顾起来，王著首创之功，是不可湮没的。

文学

王闿运是一位诗人。他在青年时期便同武冈邓辅纶、邓绎、长沙李寿蓉

（字篁仙）、攸县龙汝霖相友善，组织“兰林词社”，自标为“湘中五子”。乾嘉以来，考据学大兴，学者重视文字训诂而不重视辞章，王闿运对此现象极为不满，说：“文者，圣之所托，礼之所寄，史赖之以信后世，人赖之以为语言。词不修，则意不达；意不达，则艺文废，俗且反乎混沌。况乎孳乳所积，皆仰视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鸟兽蹄迹， 必其灿著者也。今若此，文之道或几乎息矣。”对于诗，他议论说：“诗有家数，有时代。”又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虽仍其名， 其用异矣！故余尝以汉后至今诗即乐也，亦足感人动天，而其本不同。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诗主性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①他强调诗贵有情，以发抒个人的感情为主，这点和传统儒家的诗教原则不同，儒家诗教原则强调直接为政治和教化服务，以正得失，以教谏为本，发乎情，止乎理。理学家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王闿运则强调托兴为本，乃为己作，主养性情。针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说：“宋人以性善情恶，彼不知善

① 《论诗法——答唐凤廷问》，《王志》卷 2，四川人民出版社 1957 年。

恶皆是情，道亦是情，血气乃是性，食色是情”②。冲破了理学家的思想束缚。诗有家数，历史上的诗怎样分派，应当学习哪一家？他说：“汉初有诗，

即分两派，枚、苏宽和，李陵清劲，自后五言，莫能外之。”③“苏诗宽和， 枚乘、曹植、陆机宗之；李诗清劲，刘桢、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乃李之别派，潘岳、颜延之，苏之支流。陶、谢均出自阮，陶诗真率，谢诗超绝，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④这里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诗歌汉魏便是最好的。五言至上，魏晋达到顶峰。唐宋则不必学，不可学。这种理论和晚清流行的宗唐诗派和宗宋诗派迥异，别标一帜，自成一格，是诗苑中开放一朵奇葩。但是他的理论的复古主义倾向比宗唐宗宋派更加厉害，看法也太片面了。

王闿运认为“以三四十年之工力，治经学道必有成，因道通诗，诗自工矣。”⑤他写的诗，各体皆佳，试举几首为例。

《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 窅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招；扬帆挂浮云，拥楫玩波涛。昔人观九江，举月望神霄；浩荡开荆扬，潈淙听来潮。圣游岂能从，阳岛尚嶕峣； 波灵戏桂旗，仙客叹金膏；委怀空明际，傲然歌且谣。”①再举一首《雪霁午登日观》：“圣观齐山毫，天境分清烦，方外非轻肆，人间苦垢喧。余怀凛凛志，遂造崚朗巅。长风万里举，冰雪浩天门。皎日光正午，八方被阳恩。青青燕吴树，覆彼下土温。独此肃寒冽，尘想不可存。草石皆晶玉，明照莹我神。洗心在退让，况及更骞翻。凡夫自阻绝，既至何险艰。观者徒睎仰， 攀龙从轩辕。”②

他还写过一首七言古诗《圆明园词》。同治十年（1871）春，他游圆明园遗址，百感交集，归作此诗。作者追记了圆明园的富丽繁华，申斥了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罪恶，表达了国势艰危的感叹。这是一首史诗，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功力。因诗太长，兹截录一段，以窥全豹。此诗后半段谓“敌兵未

■雍门萩，牧童已见骊山火，应怜蓬岛一孤臣，欲持高洁比灵均。丞相避兵生取节，徒人拒寇死当门，即今福海冤如海，谁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毁何匆促，四海荒残如在目。丹城紫禁犹可归，岂闻江燕巢林木，废宇倾基君好看，艰危始识中兴难。⋯⋯”③诗出，辇下争写流传。

近人对王闿运的诗评价很高，说有步兵、太冲之风，即能和阮籍、左思抗衡。

王闿运的弟子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有廖平，他的今文经学学术思想影响了康有为。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有杨度，他在清末成为立宪派重要人物。在艺术上有成就的是齐白石，是著名的画家。

② 《湘绮楼日记》，1915 年 9 月 25 日，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 16 年。

③ 《论汉唐诗家流别》，《王志》卷 2。

④ 《论诗法》，《年谱》卷 5。

⑤ 《答陈深之》，《王志》卷 2。

① 《湘绮楼诗集》卷 8，上海广益书局。

② 《湘绮楼诗集》，卷 12。

③ 《湘绮楼诗集》，卷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