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的改革思潮

第一节 嘉道年间政治腐败的显露

清朝在其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多年间，从中央到地方，很出了一些名臣、清官，在中央敢于直谏，地方为官以清廉著称，如汤斌、尹继善、于成龙、张伯行等。乾隆后期，以宠臣和珅为代表的中央大官僚们， 受贿勒索成风，大臣们都明哲保身，如泥塑菩萨，端恭稳坐，碌碌无为。为了保住自己的高位，常以顺从、谄媚为事，对皇帝“多磕头少说话”。地方官吏则欺压百姓，敲骨吸髓，激起民变。嘉庆元年（1796）湖北襄樊地区发生白莲教大起义，蔓延到四川、陕西、甘肃、河南四省，长达九年，这是清朝由盛到衰的标志。白莲教农民大起义便是以两湖总督毕沅、巡抚福宁、布政使陈淮三人朋比为奸、敲诈勒索为主要原因的。洪亮吉上疏指出这是“官逼民反”。

曹振镛，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卒谥文正。他给道光皇帝出主意，教他“中外奏章皇上无庸遍阅，但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则臣下震于圣明， 以为察及秋毫，必无敢肆者。”①道光帝就照着这样做，臣下有一极小错误， 便严斥罚俸降革，弄到后来大家都矜矜于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及洪秀全、杨秀清起义，还互相隐讳，莫敢上闻。下面报喜不报忧，上面皇帝自然闭目塞听。这种吹毛求疵的风气也延及科举考试，考试讲究卷子的书法，曹振镛挑剔破体帖字，不问文之工拙，但作字整齐无破体者， 即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即失翰林。①这种重书法，不重真才实学的选拔人才的风气使末学滥进，豪杰灰心。

一批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聚集在京师，对国势日益衰落、政治腐败黑暗极为担忧，常以文会友，诗酒唱酬，议论国家大事，抨击时政，成为风气。其中的人物有程恩泽、苏廷魁、朱琦、陈庆镛、何绍基、吴嘉宾、梅曾亮、宗稷辰、潘德舆、臧纡青、江开等，“一时文章议论，掉鞅京洛，宰执亦畏其锋”②。他们的议论使京朝当权的贵族大官僚也畏惧三分。他们敢于直谏，最著名的是黄爵滋道光十八年（1838）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要求严禁鸦片。陈庆镛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申明刑赏疏》， 参劾琦善、奕经和文蔚，“一疏劾三贵人，九重为之动容，天下想望采风”③，直声震天下。这种名士议政的风气说明乾嘉以来万马齐暗的沉寂空气已经逐渐冲破，封建士大夫中要求改革的政治势力相对增强，这也是经世致用思潮推动的结果。在文化思想方面，有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今文经学自东汉以后沉寂了千年之久，清朝提倡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庄存与。庄存与（1719—1788）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人。乾隆时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行走，官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时，宋明理学，高踞庙堂，

① 《曹振镛之误清》，《清朝野史大观》第 7 卷，上诲书店 1981 年，第 2—3 页。

① 《曹振镛之误清》，《清朝野史大观》第 7 卷，第 2—3 页。

② 《水窗春呓》，《鸦片战争》第 1 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神州国光社 1954 年，第 338 页。

③ 梁章钜：《陈颂南给谏》，《浪迹丛谈》，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45 页。

东汉考据学，如日中天，庄存与以今文经学，异军突起，独树一帜，他认为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需要以经术有补益于时务，便以学术自任， 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研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他不守汉宋门户，兼采汉宋， 剖析疑义，发挥微言大义，是为了取法致用，重在经世。他仅是提倡揭橥今文经学，内容还未充分发挥。刘逢禄、宋翔风是他的门人。刘逢禄（1776— 1829）江苏武进人，庄存与的外孙，他将今文经学中的大一统、张三世、统三统、辨名分、定尊卑、明外内、举轻重等公羊义例，直接援以论政，用学术为政治服务的思想就更为明显。龚自珍、魏源都受教于刘逢禄，都用今文经学讲经世致用，讲夏商周因革损益，讲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变革，为政治改革而阐发经义的治经方法更进了一步。士大夫以志节相砥砺，要求士人有廉耻，积极参与政治，寄希望于中枢大臣有作为。同时他们又拿起笔，议论时务。道光六年（1826）建慈仁寺为顾炎武祠，原来祭祀礼的祠堂是祭祀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这一改动也是晚清士林风气变化的一种迹象和征兆，说明人们正在颂扬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传统。在学术研究方面，人们开始重视研究现实问题，尤其是外国历史地理和边疆地理。鸦片战争后，出现了一大批书籍，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夏燮的《中西纪事》、梁廷枬的《夷氛记闻》等。还有包世臣论述漕运、盐政、银荒、鸦片等问题的作品，魏源为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等，究心于水利、漕运、盐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这都是学术研究经世的新倾向。

在这种形势下，地主阶级改革派涌现出来，其中思想敏锐、言论激烈的首推龚自珍，著述丰富、视野开阔的是魏源。他们两位是晚清思想界闪耀明亮的双星，史称龚魏。下面我们逐一加以描述和评论。

第二节 龚自珍

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庵，更名巩祚，又号羽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祖父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亲丽正，官至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母亲段驯（淑斋） 是著名经学家段玉裁的女儿，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龚自珍出生于杭州东城马坡巷，7 岁时，母亲便在帐外灯前教他背诵唐诗和清吴伟业的诗。12 岁时，便受外祖父段玉裁指点，学习音韵训诂之学，为研究经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6 岁到北京，常到住处附近法源寺中去游玩，叔外祖父段玉立（字鹤台）跟踪而至，一老一少，僧人戏呼为一猿一鹤，说明他少年性格豪放，不受拘束。21 岁父亲任徽州知府，随行，在地方上看到政治腐败的现象，23 岁便写了一组《明良论》文章揭露政治腐败，抨击专制，锋芒逼人。25 岁时， 父亲任苏松太兵备道，随父上任，以诗文一册请教苏州王岂孙，王说：“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担心他“口不择言，动与世迕”①，加以劝告，龚不为所动。27 岁中举，随后五次会试均落选，考场遭遇使他深受精神上刺激，说“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②。他说：“气寒西北何

① 《定庵先生年谱外记》，《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648 页。

② 《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565 页。

人剑，声满东南几处萧，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③以落月自比才气被埋没，非常自负，又异常沉痛，对科举制度录用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极为不满。30 岁任内阁中书，熟悉内阁档案，了解清朝典章制度演变沿革，著

《东南罢番舶议》、《西北置行省议》。又任国史馆编纂校对，和徐松、程同文等地理学家研究西北地理。29 岁时和魏源拜刘逢禄为师，研究今文经学，曾为清朝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写过碑铭，同宋翔风、庄绶甲等结识友好，可见他同常州学派（今文经学派）的关系之深。

龚自珍 38 岁中进士，仍留京任礼部主事，主客司主事等闲散官职，提过一些改革政治的建议，不被人重视。他和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同为禁烟派，议论激烈，得罪权贵，受到排挤。1838 年，叔父守正在礼部做官，按例要回避，便借此辞职归里。他从北京出发到杭州，中经 9000 里，写成《己亥杂诗》315 首，将他的一生经历全吟成诗，别具一格，是自传体的诗歌。他回到杭州任紫阳书院讲席，又到丹阳云阳书院教书，想到梁章钜那儿去参加抗英斗争，未成行。1841 年暴卒于丹阳。他相信佛教，拜江沅（铁君）为师，深研佛理，崇天台宗，佛教哲理对他思想影响很大。

哲学

龚自珍在哲学方面基本上是相信天命的。他说：“儒家之言，以天为宗， 以命为极，以事父事君为践履。”①这是儒家的思想框架和理论体系，认为富贵和贫贱是命定的，是人力难以违抗的。而天道是变化的。“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一匏三变，一枣三变，一枣核亦三变。” “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②这里说的是事物是变动、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动是一正一反，相辅相成，变到后来又和开始时相同，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其规律为立一反一初。这种立一反一初的规律是一个合的命题， 这是受《老子》、《易经》思想影响的，也和《春秋公羊传》治乱三世说有关。至于这种规律是回到原来的出发点，还是螺旋形上升，他尚未表达清楚， 因此，可理解为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可理解为历史循环论。他还认为人们要认识事物变动的规律，掌握它，运用它，这是君和圣人的事，君和圣人要用主观努力来适应客观变动着的世界。“天用顺教，圣人用逆教，逆犹往也， 顺犹来也。”①他解释说：“生民，顺也。报本始，逆也。⋯⋯乱，顺也；治乱，逆也。”②这里又强调了人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在这天人相交相承的顺逆合一的运动中演进的。治理的原则是：“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国君。”③这仍是儒家的忠孝伦理原则。而国君应当如何？他说：“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实欲以自售其学；欲吾君之烛万物之隐，实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赏罚予夺，不爽于毫发，实欲以自偿其功。”④这就是要求皇帝通古今之故，烛万物之隐，在礼乐刑政赏罚予夺方

③ 《秋心三首》，《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479 页。

① 《尊命》，《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3 页。

②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6 页。

①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6 页

② 《壬癸之际胎观第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6 页。

③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7 页。

④ 《尊命》，《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4 页。

面，即要明察秋毫，又要做得适当。这样，君便是懂得天命了。而对臣子和民来讲，又当如何呢？他说：“其言有嫉焉，有懑焉，抑亦有欷歔焉，抑亦似有憾于无如何之命而卒不敢悍然以怨焉！”⑤人民可以有嫉妒、愤慨、感叹万分的时候，但是最终还是不敢有怨恨。因为这是命定的啊。他用天命束缚住了臣民的思想，可提意见但不准造反。传曰：“发乎情，止乎礼义。”龚自珍套用此话说：“夫我也，则发于情，止于命而已矣。”⑥

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奉天而法古。龚自珍相信今文经学， 继承儒家正统文化，相信天命，相信天人感应说。但是，他则强调变化的规律，谈到人们用逆教来对付天的顺道，要求君要适应事物变动的规律进行政治改革，这无疑是进步的。他未敢突破忠孝伦理思想，不敢犯上，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性。他只是一个改良派，是补封建主义之天的补天派。

历史学

龚自珍对史学有很深的研究，在史学理论方面也有卓越的见解，对人类社会发展以及文化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很清晰而深刻的见解，这是对清朝历史学长期停滞在考据学阶段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他认为孔子是历史学家，编写《春秋》，是史官。史官的社会职能，是保存历史掌故材料，对历史事件作出解释并加以评论，评论中包括褒贬品评人物，以为史鉴。而国君在治理国家时最需要懂得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因此，前朝后代，朝代可以变迁，礼乐刑法这一套经验不能割断，这样君主对前朝的史官应当十分尊重，待他们为上宾，要听取他们意见，由他们来讲史，解释历史的精神实质，历史的精髓。他说了一段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①他是从反面来说明历史学的重要性。历史学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道德伦理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家族的延续都有着极重要的关系，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道德规范、人们的品德情操气节，都是靠研究历史学而来。

龚自珍提出一个观点：六经皆史。这个看法并不是今文经学的看法，而是浙东史学家章学诚的观点。龚自珍说：“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 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 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②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素王，他的政治理想全倾注在“经”中，经是孔子之道的理论依据。龚自珍六经皆史说，降低了经书的神秘性，把它还原为“史料”，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

历史学有什么用？他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 即是说要懂得真理，一定要研究历史。而史官是有独立的人格的，不是谄媚朝廷的奴才，而是谏官，阐发历史规律，公开议论，供皇帝借鉴，皇帝不能将史臣看为奴才，史臣本身也不能沦为仆妾、俳优狗马那样，“仆妾色以求

⑤ 《尊命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5 页。

⑥ 《尊命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5 页。

① 《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2 页。

②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1 页。

① 《尊史》，《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1 页。

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东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焉。”②这就是历史学学者的史德。应当“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仇。”③ 事君，但君主不能随便将史臣呼来喝去当奴隶，也并非为满族贵族一家私姓而效力尽忠。

龚自珍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有过细致的描绘和分析，他认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④。这个论点是很惊人的。他描述第一阶段是倮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翘人，群居群婚，后来为配偶婚，人与人处于平等地位。第二阶段，群体公选自己的领袖，氏族首领又是宗教首领， 他和天相通，执行天的意志。氏族以图腾为崇拜，有的以龙为官，有的以云纪官，有的以鸟纪官。这是人神相通的阶段。第三阶段政事败坏了，人神不通了，“比其久也，乃有大圣人出，天敬降之”⑤。这时候才回到君权神授说。他的这一段研究说明国家不是自来就有的，而是有一个由无国家到有国家的过渡阶段，这些探索更加接近历史真实，剥去了君权神授的神秘外衣。

他又对中国文化发展史作了概述：“圣人之道，本天人之际，胪幽明之序，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⑥人们文化生活的发展，先是物质生活的安排，其次是政治制度的创建，然后才是人生哲理的领悟。从文化角度来看，物质生活是文化表面层次，物的层面；政治制度的创建是文化的中间层次，是物与心相结合的层面；人生哲理的探求是文化核心层次，是精神思想层面。人们的生活是天赐的，在大自然中谋食谋货，经济生活使人能活下去，有了基本的保障。人们延续地生活下来，便要感谢神，感谢父母， 因此，有祭天，祭祖宗。祖宗去世了成了鬼魂，要祭鬼，以上便是礼仪。社会生活组织国家，百官俱备，政治生活中有管理者，还要有宾师，对人们进行教育，培养道德品质，使人知道怎样做人。兵刑礼法的产生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国家由内到外，由夏到夷，达到大一统。他将人类文化生活的发展描绘成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朴质到文明，由乱到治，刑法由轻到重、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从中探索许多特点和规律。

他在历史研究中，从宏观角度，探索出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既能说明历史，又能指导现实政治生活，将学术和经世紧密结合起来。譬如他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提出土地分配状况一开始君、臣、民各得一份，大体平均，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发展下去，便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他说：“原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①这成为朝代兴衰的标志，一个朝代临到后期在农民大起义中崩溃败亡，成为封建社会周期性政治经济危机总爆发的一种必然的表现。又如他认为对士的尊重与否，也是一种朝代兴衰的测量器。他说： “士气申则朝廷益尊，士业世则祖宗益高，士诗书则民听益美。其言如是，

② 《古史钧沉论四》，《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9 页。

③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7 页。

④

⑤ 《壬癸之际胎观第一》，《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3 页。

⑥ 《五经大义终始论》，《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41 页。

① 《平均篇》，《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78 页。

是善觇国哉。”②对士尊重，提拔人才，这是国家兴旺的标志。如果士人都跑到四野，远离朝廷，那么，这是国家衰落的征兆。再如，他认为法需要改革： “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①他认为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据乱，升平，太平。倒过来即有盛世、衰世、乱世。这种发展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君主制大前提不能变动，在此大前提下，政策要随时代发展相应地改革，如礼法要由繁改得简一些，科举制度考八股文的办法也得改一改等等。他在嘉庆道光朝人们都在文恬武嬉沉醉太平之时，便告诫最高统治者说：种种迹象表明，现今已到衰世了，发出“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②的哀叹，可见他的史识之深邃。

文学

龚自珍在文学方面最有成就的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歌和散文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他政治上揭露清朝政治腐败，关心和同情人民的疾苦，反抗外国的侵略行为，向往未来理想社会，因此，在诗歌和散文中贯穿了他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批判的思想，极富有战斗性。他的诗歌和散文都是对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的鞭挞和控诉，是对人民痛苦的关心和同情，对民族反侵略的斗争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由于封建专制文化的高压政策，他的诗文表现出一股傲骨和奇气，一种讽刺和尖酸泼辣刻薄的严厉口吻，一种真挚的感情流露。

35 岁时，他写过一组诗，其中一首为：“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邻，一发不可牵，牵之动全身。圣者胞与言，夫岂夸大陈？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宗周若蠢蠢，嫠纬烧为尘。所以慷慨士，不得不悲辛！看花忆黄河，对月思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③他引用宋代哲学家张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类都是同一天地父母所生，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 特别同情人民的遭遇和苦痛。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在人们饮酒宴乐之时发出了国家衰落，遇到民族危机的信号，寓意很深，发人猛省。

龚自珍的散文，一类是议论文，他将丰富的经学知识、史学知识、政治见解结合起来，引用公羊义例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文章锋芒锐利，常常引得顽固派切齿痛恨。另一类是散文记叙文、传记文等，他的笔调清新，用词华丽，富有联想，情景交融，作者思想感情流露很真挚，有极大的感染力。如《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一文，是他晚年重过扬州的记述文，一开始写道： “晓雨沐屋，瓦鳞鳞然，无零甃断甓”，这还是乾隆盛世繁华盛况的遗迹， 依稀可寻。他笔锋一转，一面写朋辈欢聚应酬的热闹场面，居然嘉庆中故态， 一面用冷隽的笔触描画出“惟窗外船过，夜无笙琶声，即有之，声不能彻旦”

①。透露出乾隆盛世一去不返了。扬州已处于初秋，清朝已走入衰世，作者已

进入老年，一种对清朝衰落的感慨和对个人境遇的凄凉心境自然流露出来。另一篇《病梅馆记》说梅以曲为美，其曲都是人为地绳缚使其曲，以至于病。作者毁盆，解绳缚，埋在土地上，让梅自由伸展，恢复它的自然的美的姿态，

② 《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2 页。

① 《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319 页。

②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7 页。

③ 《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485 页。

① 《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85 页。

以疗其病。文章表达了他对封建礼教束缚人性的痛恨和厌恶，全文用的是比喻，立意新颖，议论思想深刻。还有一篇《杭大宗逸事状》，杭大宗即杭世骏，杭州人，是一位经学家、史学家，上疏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被部议处死，赦放归里。一年乾隆下江南，大宗迎驾，过了几年，乾隆又下江南， 大宗又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②。全文短小精悍，不到六百字，全用冷笔，曲笔，只有记述，没有评论，却让人们体会到乾隆帝的凶狠和残忍，揭露了专制制度的罪恶。还有一篇著名的散文《尊隐》，将清朝进入衰世描绘得细致、精确，比喻生动、恰当，富于联想，他写道“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鹖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① 其中情景十分形象，对比强烈，有声有色。

龚自珍的词写得非常好，有人评价是：“词胜于诗”。他的词宣泄了自己的忧郁感、孤独感，也流露了才气。他经常用箫剑来寄托自己的志向，如

《湘月》：“天风吹我，堕湖山一角，果然清丽。曾是东华生小客，回首苍茫无际。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乡亲苏小，定应笑我非计。才见一抹斜阳，半堤香草，顿惹清愁起。罗袜音尘何处觅？渺渺予怀孤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消魂味。两般春梦，橹声荡入云水。”②这首词是作者 21 岁离京到杭州泛舟西湖写的，反映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负，“侠骨幽情箫与剑”是豪爽胸怀的写照。另一首《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漠漠春芜芜不住。藤刺牵衣，碍却行人路。偏是无情偏解舞，濛濛扑面皆飞絮。绣院深沉谁是主？一朵孤花，墙角明如许！莫怨无人来折取，花开不合阳春暮。”

③这首词说明嘉道年间，时代衰落了，有了人才也显示不出来，不能为人们发

现、提携，表露了作者的一种孤独之感。

在当时的文坛上，桐城派古文、江西派的诗、理学很盛行。龚自珍对桐城派作文讲究义理很反感，认为诗文写作要讲究“情”，表达抒发个人的真情实感。他写了《宥情》一文，说古人将情欲放在一起，许慎曰：“情，人之阴气有欲者也。”④一讲情便联系到欲。宋儒讲存天理，灭人欲，情欲受到压抑。龚自珍认为应当宽恕情欲，正当的感情应自然地抒发出来，他说：“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

①他一反宋儒压制情欲，而宽恕情，甚至尊重情欲了。他还强调要治人情，就

要关心民情、国情，关心民众的文化心理状态，所以龚自珍论“情”不单单是个人的感情，他认为：“凡声音之性，引而上者为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于旦阳者为道，引而之于暮夜者非道；道则有出离之乐，非道则有沉沦陷溺之患。”②这里强调文学作品要抒发个人情感，而这种情是能引导人们向上向前的，而不是使人沉沦陷溺的。

要有情，便要崇真，有独创性，不是模仿、抄袭、千篇一律。龚自珍讲

② 《杭大宗逸事状》，《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161 页。

① 《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8 页。

② 《湘月》，《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564—565 页。

③ 《鹊踏枝》，《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559—560 页。

④ 《宥情》，《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80 页。

① 《长短言自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32 页。

② 《长短言自序》，《龚自珍全集》上册，第 232 页。

究“真”，甚至认为儿童的童心才是真性情，这和袁枚性灵说及上溯到明朝李贽的童心说，是有相似和继承关系的。在龚自珍的诗句中能找寻到许多赞扬童心的句子。

在艺术表现方法上，龚自珍吸取了屈原、陶渊明、李白的风格，出入仙侠，体兼庄骚，儒侠道结合，富有浪漫色彩，形成一种奇异瑰丽、生涩冷峻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是在封建专制文化高压政策下迫不得已的表现形式， 所以，他的诗文寓意含蓄，甚至比较晦涩，表达时用象征、暗喻、曲笔、借古喻今、借经论政种种手段，都是有苦衷的。他对那种琐碎的考证文章，空谈性命的理学说教，春晨秋夜的奁体词赋、游戏之言，清■之官的书法康诗， 以及万喙相因、如山如海的八股时文，都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些文章是误人子弟的。

从上章我们叙述的清朝文化系统结构来看，龚自珍对正统文化有一种立异的倾向。他反对崇拜朱熹理学，认为“千古论晦庵者，当以陈同甫对孝宗之言为定评定谳，此外不足较也。”①陈同甫即陈亮，他是主张功利，反对朱熹空谈理性的。汉学崇尚考据，龚自珍很尊敬段玉裁、王引之（段玉裁是他外祖父，王引之是他座师）。他的古文经学是有相当深厚的功底的，但是， 他不满足于仅仅解释经义，而要进一步探索“微言大义”，用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将经、史的研究同当世时务结合起来，研究现实问题。桐城派的文章讲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结合，龚自珍和他的朋友魏源、汤鹏等摒弃桐城派古文的条例，冲破它的束缚，而创造一种新体散文，不信文法，贵写真情。当时流行江西诗派，而龚自珍则倾向袁枚的性灵说。以上的特点综合起来， 便可看出他的文风与正统的迥然不同，与时下流行的各异，他提倡一种议政的风气，一种学术为经世服务的风气，倡导一种慷慨激励、志业才气、凌轹一时的风气。这种士林风气的转变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是晚清文化思想的新征兆，是士大夫有识之士的一种负有历史使命的责任感的表现，龚自珍提倡的这种风气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当时诗人张维屏评论说：“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②后来梁启超评论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③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影响的深远。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诗人柳亚子、高旭、苏曼殊都崇拜龚自珍的诗，柳亚子吟诗道：“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④对龚自珍的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第三节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后易名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生于湖南邵阳隆回之金滩村一地主家庭。父亲邦鲁，在江苏担任过嘉定县巡检、

① 《语录》，《龚自珍全集》下册，第 434 页。

② 《国朝诗人征略》。

③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9 册，第 54 页。

④ 《定庵有三别好诗，余仿其意作诗三截句》，《磨剑室诗词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82

页。

宝山县主簿。家道中衰，家境困苦，他从小沉默寡言，嗜好读书。1819 年考试不第，与龚自珍同师刘逢禄学今文经学。1822 年中举，向著名理学家归安姚学■请教宋学。曾就馆于直隶总督杨芳家，考察古代历史遗迹、山川地势， 与著名地理学家徐松相识，研究西北地理。1825 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邀请，辑《皇朝经世文编》，提倡经世之学。1829 年任内阁中书，广泛阅读内府档案典籍，为研究清代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和林则徐、龚自珍、黄爵滋等人一起议论时政，主张严禁鸦片，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曾在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幕下，参与盐政、漕运、赋税、治水等政务，提有许多建议，有些被采纳实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841 年在两江总督裕谦幕下当参谋，亲身参加了浙东反抗英国侵略军的战役，英军攻陷镇海， 裕谦投水自杀，他感慨万端，埋头著《圣武记》，用清朝武功激励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他又受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所编《四洲志》基础上， 广泛搜集外国史地书籍，编成《海国图志》一书，主要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并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抵御外侮的战略和策略。1842 年两书同时完成。1845 年他已 52 岁，始中进士，任江苏东台县知县、兴化县知县和高邮知州。1849 年兴化县遭水涝灾害，他领导人民护堤保收，得到群众赞扬。1853 年在高邮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军，后因延误驿报，被革职。晚年皈依佛教，继续完成《古书微》、《元史新编》等著述，1857 年殁于杭州，葬于西湖南屏方家峪。

魏源和龚自珍是好友，世称龚魏，他们都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具有爱国主义思想，都主张严禁鸦片，积极反对外国侵略，政治上要求改革，议论时政，共同研究经学，宗今文经学，研究历史、西北地理，又都喜好佛学哲理。但是，他俩又有许多不同之处。一、魏源出身于一般地主家庭，家境较困苦， 龚自珍出身于三世百年的官僚家庭，是贵公子，性格孤傲，放荡不羁，言行不拘细节，放言高论毫无顾忌。魏源则行为谨慎，沉默寡言，对人宽厚、质朴。二、魏源社会经历和龚也不相同，龚长期在京都任职，没有处理过什么大事，魏源则任陶澍、林则徐、贺长龄、裕谦幕僚，参与治理政事，办理政务，躬身履践。龚自珍中进士后，也外放到地方当知县，但他没有去，仍滞留京都。三、龚自珍爱发表议论，常有奇思，抨击权贵，不留情面，魏源曾劝他与人相交，要收敛锋芒，温和一些，以免惹出祸患，龚不为所动。四、关于政治改革，龚自珍提的意见往往是政治制度、大政方针一类的，如君权与宰辅之间的关系、军机处和六部职权范围、土地分配方案、西北置行省议、礼部礼仪方面的改革、科举制度的改革等，魏源偏重于地方行政，如漕运、盐政、赋税、水利等方面的治理和改革方案。五、在学术方面，龚自珍长于理论分析，如经学理论、史学理论，却没有留下巨著。魏源则埋头从事大部头的经学、史学专著。六、龚自珍的诗声情烈沉，如万玉哀鸣，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而魏源的诗冲夷秀旷，宕逸入神，温钝质朴，现实主义的气息较浓。可见两人的个性与风格又如此不同。

哲学

魏源的哲学思想比较复杂，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进化的思想是其主流，还夹杂着唯心主义的思想，晚年相信佛教哲理，唯心主义的思想则成为主要倾向。

在知行观方面，他强调实践，主张行先知后，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路线。

朱熹理学认为知先行后，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以知代替行。魏源则强调认识必须有实践经验，才能获得知识。他曾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海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①这一思想直接和孔子所说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的思想相对立。他认为聪明不是天生的，而要靠后天专心致志勤奋学习，才能达到通神。他认为求学就要问，要虚心向人请教，勤问，群智胜于独智，要吸取大家的智慧，说：“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②

根据这一思想，他便说古代经学、政事、文章三者是合一的，即道、治、文的合一，后来，学术和治术分开了，学术脱离了现实政治，便形成汉学和宋学，他提出问题：“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又问：“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③因为宋学空谈心性，汉学文字考证都不足以治天下，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只能称为腐儒。于是他用今文经学的观点，说学习经书要发现它的微言大义，用来治理国家，将经书的学习同治理国家联系起来，经术与治术合一， 而读书的目的是要济世救民，即通经致用。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说：“天下物无独必有对；而又谓两重不可重， 两大不可容，两贵不可双，两势不可同。重、容、双、同必争其功，何耶？ 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④这种看法是很卓越的辩证法思想。事物在矛盾斗争中发展，这种斗争他称为“逆”。“真人逆情以反气，圣人逆情以复性，帝王逆气运以拨乱反治。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矣。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大哉易之为逆数乎！ 五行不顺生，相克乃相成乎！”①根据这种思想，国难出人才，忧患出智慧， 魏源要人们处在国家内忧外患的环境中，更有充分的信心和毅力，奋斗拼搏， 扭转乾坤。矛盾要转化，这要看条件是否成熟，时机是否到来，这就要等待， 时机一成熟，要抓住时机。“禾未熟而登场，获者弃之矣；果未熟而登盘， 食者吐之矣。”②这就是条件尚未成熟，条件不成熟急于去做，就要失败，遭到挫折。“政未熟而急求治，治必乱；化未熟而急变俗，俗必骇；虑未熟而急图功，功必阻，德未熟而急知名，名必辱。”③因此，要提倡改革，而这种改革又要考虑各种条件，不能蛮干，不能超越条件，“求治太速，疾恶太严， 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已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④。他是相信人定胜天的。“人定胜天，⋯⋯祈天永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⑤自我造命，掌握自己的命运，发挥主观能动性，冲击了天命论的思想枷锁。

魏源批判老子和庄子的将历史倒退到上古社会去的思想。老子主张“小国寡民”，庄子主张与世无争，过恬静的生活。魏源说：“庄生喜言上古，

① 《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 1976 年 3 月，第 7 页。

②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 35 页。

③ 《魏源集》上册，第 37 页。

④ 《默觚上·学篇十一》，《魏源集》上册，第 26 页。

① 《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上册，第 39 页。

② 《默觚上·学篇十三》，《魏源集》上册，第 31 页。

③ 《默觚上·学篇十三》，《魏源集》上册，第 31 页。

④ 《默觚下·治篇三》，《魏源集》上册，第 45 页。

⑤ 《默觚上·学篇八》，《魏源集》上册，第 21 页。

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粃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因为，“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⑥。客观形势在不断变化，原来的制度便发生了变化，古时是上古时代的具体情况，后来有了战争，有了礼法，开阡陌，废井田，选拔人才由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为考试，租税制度由租庸调变为两税法，又变为一条鞭法，这些变化都有它的道理在。魏源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因此，“治不必同，期于利民”，得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结论。①有了战争，只有“以兵甲止甲兵”。有了犯罪行为，只有“以刑狱止刑狱”②。有力地驳斥了顽固派的复古思想， 坚信后胜于前，今胜于古。

魏源谈变革，只是除掉封建社会的法律弊病，而不触动根本大法的本身。“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如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③由此可见他变法思想的局限性。至于历史变易的原因和动力，他归之于人的“心”力；朝代兴衰的规律， 他又归之于“气运”，这些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解释了。

历史学

魏源在道光六年（1826）完成《皇朝经世文编》共 120 卷。这是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清朝硕公庞儒、俊士畸民之言而成的集子，有奏议、论文、书札等，内容主要是有关军国大政、国计民生等切合时务的文章，分为八类， 即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这八类便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各个方面，实际上是具有史志的性质。在编选的原则上，他提出“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矣。”“善言人者，必有资于法矣。” “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善言我者，必有乘于物矣。”④总的精神是要联系实际，这就是他通经致用思想的具体表现。这一思想后来又延伸到研究外国史地，学习西人长处，以反抗外来侵略。他在编选标准方面考虑到实用，如天文历算、音律等务非当急，人难尽通，便略焉勿详。这部类书引起了国内士人的重视，以后的学者仿此体例又续编了这类书，计至民国初年上海经济文社编的《民国经世文编》，共 16 种。在《皇朝经世文编》中，共收

魏源的文章 17 篇。

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先后完成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两本巨著。这两部巨著的写作都是和鸦片战争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魏源受到很大的刺激，出于爱国主义的极高度的热情，他发奋著书，以示国人，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抵抗，并了解世界情势，振新政治， 改革政治，以图国家强盛。

《圣武记》共 14 卷，约 40 万言。魏源撰写《圣武记》的准备工作始于道光九年（1829），在北京任内阁中书的时期。他能看到内阁收藏的档案、典籍，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又遍读士大夫的私人著述，故老传说，对于

⑥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 49、48 页。

① 《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上册，第 48 页。

② 《默觚下·治篇十四》，《魏源集》上册，第 72 页。

③ 《默觚下·治篇四》，《魏源集》上册，第 46 页。

④ 《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集》上册，第 156、157 页。

清朝前期以及国初数十重大事件，了解得比较清楚，并且从中探求到国家的兴衰，人才风俗的进退，多年积累的史料为撰写《圣武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失败，他感慨万分，想撰写一本有清一代武功的历史来激励人们意志，抵御强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强盛的国家。“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骋驰往复”①，写成全书。全书用记事本末的体裁，将清朝军事武功逐一叙述，后一部分是作者的议论，就练兵、整军、筹饷、应敌的策略等，发表了积极的建议。书中写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上下两章，是鸦片战争史。这是当代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的忠实记录，具有极宝贵的史料价值。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魏源高度赞扬了林则徐的反侵略行动，说他不愧为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他又深刻地指出战争失败是内政腐败的结果，鞭鞑了顽固派的畏敌妥协思想。“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 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①他又描述了广州三元里人民聚集起来反抗侵略者的正义行动，书中对此作了肯定的评价。《圣武记》的出版受到了全国人民的重视和欢迎，激发了人们的爱国心和民族自豪感。这部巨著道光二十四年（1844）魏源在苏州居住时经过一次修订，道光二十六年在扬州居住时又经过一次修订，成为定本。道光三十年此书流传到日本，在日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龚自珍手写楹帖题《圣武记》一书，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综一代典，成一家言。”

②

《海国图志》成书亦在 1842 年。是年冬，在扬州完成了 50 卷。到道光

二十七年（1847）增订为 60 卷，刊行于扬州。到咸丰二年（1852）又增补成

100 卷，刊行于高邮州。先是林则徐在广州时，曾请人译述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辑整理为《四洲志》。1841 年林则徐因鸦片战争获罪被革职，发配到新疆，途中经过江苏江口（今镇江）与魏源相晤，魏源曾写诗道：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风雷憎蠖屈，岁月笑龙屠。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乘槎天上事，商略到鸥凫”。③林则徐将《四洲志》稿子给魏源，希望他能扩编成书，魏源没有辜负林则徐的嘱托，以《四洲志》为蓝本，又搜集了大量的记载西方国家的史书和地图集，于 1842 年冬天便在扬州完成了

50 卷的初稿。他说明此书编辑的性质属于“创榛辟莽，前躯先路”④的工作， 因为此前还没有人做过研究世界历史和地理的工作。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的状态，闭关自守，八方之外，存而不论，眼界很狭隘，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世界，中国以外都以夷蛮视之，很轻视四夷。结果，鸦片战争失败。他认为盲目骄傲或盲目蛮干都不行。一方面要有爱国热情，另一方面要有西方各国的知识，才能对付外国，战胜侵略。所以，魏源说此书编写宗旨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

① 《圣武记叙》，《魏源集》上册，第 166 页。

① 《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第 187 页。

② 徐琦：《清稗类钞》第 28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20 页。

③ 《江口晤林少穆制府》，《魏源集》下册，第 781 页。

④ 《海国图志》，《魏源集》上册，第 207 页。

①

《海国图志》是一本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和地理的书籍，又将西方科学技

术的发展、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加以介绍，实是一部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更是一部反抗侵略、谋求祖国富强的政治哲学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中国封闭自守状态即将结束，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开始自觉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适应新时代到来的要求。

关于《海国图志》这部书的影响，王韬曾誉为是“谈海外掌故”的“嚆矢”②，钱基博称为“国人谈瀛海故实者之开山”③。梁启超评论说，魏源所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赞誉此书“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智识，实自此始”④。洋务派根据魏源提出的加强海防的建议创办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维新派康有为反复阅读《海国图志》，并以此书为讲西学的基础。这部巨著和《圣武记》于 1850 年随舶船传至日本，日本先后出现了《圣武记》的三种译本，

《海国图志》摘译翻刻共 20 多种版本。当时日本正处在幕府末期，一些维新爱国志士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横井小楠、梁川星岩等读了《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等书籍后，加强了海防观念，获得了世界历史地理新知识， 促进了革新变法思想的产生。《海国图志》输入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是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的一桩值得大书特书的佳话。

魏源撰写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为《元史新编》。此书完稿于咸丰三年

（1853），总计 95 卷，100 多万字。他去世以后，魏光焘请人整理补订，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印发行。《元史新编》的撰写动机有二，一是道光咸丰年间，外国侵略加剧，英国从东南海上侵扰，俄罗斯在西北边疆兼并， 这样便引起学者对西北边疆地理和蒙古历史研究的重视，成为风气。近代元史学的兴起，实是外患刺激在学术上的一种反映。二是《元史》在明时编撰成书，史料疏缺，错误极多，受到史学家的指责和批评。魏源在撰写《海国图志》时，发现蒙古史西北疆域写得特别芜蔓疏陋，便“旁搜四库中元代文集数百种，及《元朝秘史》，芟其芜，整其乱，补其漏，正其诬，辟其幽， 文其野，讨论参酌数年”①，完成了《元代征伐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

《西北疆域沿革图》等篇。因此，他在完成《海国图志》增订工作后，便开始《元史新编》的工作。魏源编写《元史新编》，也有总结元朝兴亡的历史教训以告诫清朝统治者的用意在内。

魏源在分析元朝一代兴亡的原因，认为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民族分为四等，蒙古贵族重用蒙古人、色目人，排斥汉人、南人。魏源说：“《礼运》言：三代之治天下为公。公则胡越一家，不公则肝胆焚越。”②希望能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胡越一家，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国家便能强盛。元朝初期在用人上还不分畛域，中叶以后，民族歧视政策的结果造成“贫极江南， 富归塞北”之怨，招致韩山童农民起义。“天道循环，物极必反，不及百年，

① 《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 207、208 页。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273 页。

③ 钱基博：《近三百年湖南学风》第 1 卷，岳麓书社 1985 年，第 3 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323、324 页。

①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古微堂集外编》，选自精刊《魏默深文集》卷三，光绪四年淮南书局刊。

②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古微堂集外编》，选自精刊《魏默深文集》卷三，光绪四年淮南书局刊。

向之混一者，复成辐裂，乘除胜负，理势固然哉！”①这里，他含蓄地告诫清朝满族统治者不要排斥、倾轧汉族地主官僚，消除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以挽救时艰和政治危机。因为清朝的民族矛盾和元朝的民族矛盾有相类似之处，而且，这时，国内已燃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火了。魏源对元朝末年形势有一段描述说：“如外强中干之人，躯干庞然，一朝瘘木，于是河溃于北，漕梗于南，兵起于东，大盗则一招再招，官至极品，空名宣敕，逢人即授，屯膏吝赏于未炽之初，而曲奉骄子于燎原之后，人心愈涣，天命靡常， 二三豪杰魁垒忠义之士，亦冥冥中辄自相蚌■，潜被颠倒，而莫之所。若天意，若人事焉？乌乎，孰使然哉！”②他用元朝溃败的景象告诫清朝统治者要有危机感，不要一意孤行，重蹈复辙。

魏源撰编的《元史新编》是研究元史的重要著作，在史料上有所增订、补正，在编撰体例上有所创新，在研究方法上也为研究元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即在研究国史时，大量运用外国的史料记载。后来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便是使用外国记载的史料，使元史更充实，更准确。后来王国维、陈寅恪研究元史更掌握了外语，考证研究便更细致，更精确了。

魏源史学研究的概况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总结。一，古与今。过去史学研究的热点是古代，清朝是禁区，很少有人去研究。魏源历史研究重点在今，

《圣武记》讲的是有清一代武功，又用两章篇幅讲鸦片战争，是当代的历史。二，中与外。过去史学者对外国茫然无知，了解国外情况太多，怕有通番嫌疑，闭封的对外政策使人们不屑于去了解国外情况，把外国看成蛮夷、落后民族、野蛮民族，一谈海外，便是谈山海经，尽是奇闻逸事，既不可考，也不追究真实与否。魏源面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把目光转向世界，将人们视野开拓到认识全球。人们开始研究世界历史和地理，史学扩大了范围。三， 考证与创著。清朝考据学发达，有人认为考据即史学，其实考据只是史学的一个方面，史学应包括史学理论、史学观点、史学著述。魏源也重视史料编纂，史料考据，而他更重视史学著述，充分运用史料，按照自己的史学观点， 创制成史著。四，朝廷与社会。旧史书是帝王的家谱，是将相王侯的列传， 社会上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便相对地不太重视。魏源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学术思想各方面都很重视，对其沿革、变迁、兴衰、得失都加以探索，以总结历史经验，《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便为研究社会史提供了重要的丰富的资料。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晚清史学研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和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人们从钻故纸堆的繁琐考证方法中解脱出来，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著； 从崇古、迷恋过去，陶醉于过去辉煌历史到正视当代史，描述清朝历史，追寻晚清历史的轨迹；从闭封自守的状态中惊醒，放眼看世界，了解、认识西方各国的历史发展的概貌。凡此种种，都蕴藏着新的信息，新的趋势，值得我们注意。魏源在史学开拓新的风气方面有巨大的贡献。

文学

文章怎样才算写得好？魏源主张有一种“逆”的精神。他在评论龚自珍文章时说：“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

①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古微堂集外编》。

② 《拟进呈元史新编序》，《古微堂集外编》。

则所复愈大。”①逆就是不同于随流，不同于时尚，充满叛逆革新的精神。魏源对什么叫文也有一种独特的看法，他把“人”放在首位。人的主体是最重要的。他说：“百物之生，惟人能言，最灵贵于天地，有笔诸书矢为文字之言，即有整齐文字以待来学之言。”①在另一处说：“己之灵爽，天地之灵爽也。⋯⋯是故人能与造化相通，则可自造自化。”②人是有灵性有感情的，言记录下来的文字是一种文化的表观，一种文明的表现。他由此得出六经皆文的观点和结论：六经自易、礼、春秋，姬、孔制作外，诗则纂辑当时有韵之文也，书则纂辑当时制诰章奏记载之文也，礼记则纂辑学士大夫考证论议之文也。因此，六经都是“一时诗文之汇选，本朝前之文献而已”③。他的文学是杂文学的概念，认为古代是“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④，强调文章要通经致用，为现实政治服务。他认为后来文学与政治、经学（哲理）有分离的现象， 他强调要回到以前经术政事文章合一的那种局面。

他批判晚清的文风，一种是“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一种是“托玄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再一种是“浮藻饾饤可为圣学乎”？ ⑤这三种人总的讲便是经术、治术、文章的分离；具体讲，一为文章家，二为宋学，三为汉学。他认为这种流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⑥他深感文章需改革，提出写文章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要言之有物，二是要言有心得，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不是抄袭、模仿，装腔作势。

他强调写诗是真实感情的流露和表达。他说：“诗有三要：一曰厚，肆其力于学问性情之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所谓万斛泉源也。二曰真，凡诗之作，必其情迫于不得已、景触于无心，而诗乃随之，则其机皆天也，非人也。一曰厚，重者难也，蓄之厚矣，而又不以轻泄之焉，真矣。而天机又极以人力。于是人之知与不知，后之传与不传，听之耳。”①这一段诗论主张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显示自己的才能和个性，其余的可以不予理会。

魏源的诗作丰富，大体有三类：一类反映嘉道年间国困民疲，社会矛盾尖锐，如江南吟、都中吟，是仿白居易的新乐府，揭露了清朝实行的各种政策的弊端和人民痛苦的情状。第二类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描绘、抒怀，他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他自己说： 应笑十诗九山水。他的山水诗有的写得气势磅礴，浑浩流转，跌宕起伏，如

《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贵溪象山龙虎山诸诗》；有的写得秀丽恬静， 清苍幽峭，充满浓郁的诗情画意，如《湘江舟行》、《三湘棹歌》等。第三类是表现人民反侵略的爱国诗篇，如《寰海》、《寰海后》、《秋兴后》、

① 《定庵文录叙》，《魏源集》上册，第 238—239 页。

① 《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 228 页。

② 《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 5—6 页。

③ 《国朝古文类钞叙》，《魏源集》上册，第 228 页。

④ 《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册，第 242 页。

⑤ 《默觚下·治篇一》，《魏源集》上册，第 36、37 页。

⑥ 《明代食兵二政录叙》，《魏源集》上册，第 163 页。

① 《简学斋手书诗钞》魏源的题辞。转见于王家俭：《魏源年谱》1816 年条目。

《普陀观潮引》、《钱塘观潮引》、《秦淮灯船引》。

当时还有许多诗人写下了大量的反侵略爱国诗篇，如张际亮、张维屏、贝青乔、朱琦、陆嵩等人，还有一位林昌彝辑了一本《射鹰楼诗话》，搜集了反侵略爱国诗篇，并有精当的评论。魏源是这群诗人中的一员。

龚自珍、魏源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进步趋向，他们的文化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是正统文化的逆文化。为什么他们能表现出这种特征？

政治上，清朝腐败，引起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连嘉庆皇帝也下罪己诏，士人议论纷起，而乾嘉以来文化高压政策有所松弛，于是，士人慷慨陈词，抨击弊政，龚自珍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经济上，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各大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商人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实力，城市文化也随之繁荣。龚自珍关心农业经济生产，提倡雇工，将农产品投入市场变为商品以致富，他不耻言富，富能殖德，富又能殖寿。①他又不讳言私，写《论私》一文，通篇批判封建社会大公无私的荒谬，论证私的必要性、合理性。写《阐告子》说明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是后天才有的。这种论证实际是推动和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魏源在盐政、漕运诸方面的建议都对促进商业资本的发展是有利的，他主张在赋税征收方面要保护有土地的富户和无土地的富商，保护富户便能使国强。他反对禁欲主义，认为主张俭是对上而不是对下的，“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 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②。魏源提出寻找发现人才，选拔提携人才要到城市中去：“圣王求士与士之求道，固不于野而于城邑也。城中曰都，人萃则气萃，气萃斯材薮焉。”③商业城市经济发达促进了人才的涌现，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他批判贵族垄断社会地位和文化，说：“虽古人教育有道，其公卿胄子多通六艺，岂能世世皆贤于草野之人？”④贵族政治由优势要转成劣势，草野的士人则随着会由劣势上升为优势，他便建议帝王要听取下层民众的意见，“瞽吏、百工、庶人、刍荛皆得进言”⑤，以供治理国家之用。

文化思想上，虽然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新鲜的意见，但是，仍然冲不出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思想体系的网罗，他们仍是尊君、崇道、信奉儒学，因此， 他们只能用“复古”、“复性”，来表达他们改革的愿望。龚自珍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①开的仍是古代的药方，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这是时代所决定，不能加以苛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