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汝丰

桑咸之教授的遗著《晚清政治与文化》即将付梓了！这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史领域数十年勤奋耕耘，执著探索和追求的赤诚学者心血的结晶。咸之生前多么盼望他的这一成果能够问世，以回报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然而，猝发的心脏病，使咸之早早离去，成为终身之憾。当我从咸之的几位高足处得知书稿已送交出版社的消息时，心里不觉怦然一动，百感交集，一时竟不知是喜，是悲；是惋惜，还是欣慰。

咸之 195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同年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攻读中共党史专业。我们是同届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三载同窗，从此相识。1956 年，咸之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何干之教授在人民大学倡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从此， 咸之便追随他所敬仰的这位老前辈，锲而不舍地献身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直至去世，整整 37 度春秋。咸之为人谦逊厚道，治学严谨，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都卓有成绩。他撰写或参与主编的主要著述有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等，还发表了不少有关思想文化史的学术论文。

晚清政治与文化，是咸之新开的课程。记得 1989 年一天上午，我在校园路遇刚刚下课回家的咸之同志。他说正在给本科同学讲授这门新课，当时题为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并随手送了我一本打印的教学大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们便在路边就这个题目谈了起来。我为他的思路所吸引，建议他改题为晚清政治与文化，在讲课基础上，写成专著，提供给《清史研究丛书》。之后不久，我就将这份大纲送交丛书编委会的王俊义同志。当时， 编委会正在编制选题计划，咸之此题亦列入其中。

1990 年 2 月，咸之突患心肌梗塞住进海淀医院。病情严重，经抢救才得以转危为安。他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写书的事停了下来。

1991 年 2 月，我收到咸之病后给我的一封信，看到他那清秀飘逸的字迹， 倍感亲切，十分高兴。他在信中谈及写书的事说：

昔曾讲晚清政治与文化课，意欲写成一书，承你对我的鼓励，我也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可惜一场大病，乃至辍笔。何日重新写来，尚不可知， 心中惦念，在医院中成诗五首，出院回家，续成共十六首，录下赠给老兄， 请欣赏把玩，不吝指教批评。只要微躯尚存，大脑健全，一待有机会，仍想完成宿愿，将此工程竣成。

我翻开录赠的诗十六首，跃入眼前的第一首，竟是《<晚清政治与文化> 序》：

欲为近代设坐标，思想轨迹细画描； 欧风美雨渗中土，新旧嬗递起狂飚。雅俗纷呈态各殊，南北对峙异格调； 湘蜀浙粤诸家出，论坛文苑领风骚。

此下，便是以近代思想文化名家“定庵”、“滌生”、“南海”、“任公”、“又陵”、“左庵”、“观堂”（王国维）、“亚子”、“仁山”（杨文会）、“迅翁”、“实庵”（陈独秀）、“欧阳翁”（予倩）、“琴南”、“曼殊”、“太炎”为题的十五首。现都已附于书中。

咸之学识广博，很有才华，我常向他问学讨教，但我并不知道他长于诗。诗十六首是我第一次读他的诗，自然分外欣喜。可是我又不懂诗，尤其是旧体诗。但是诗的平实清新和真挚的感情，我是深深感觉到了的。“诗言志”， 其中可见其志向，见其见识，见其治学的根柢。更令我为之一震的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竟如此执著于对学术的探求，若非对事业怀有炽热的追求和忠诚的责任感，是绝不会如此“痴情”的。

当时，我以为如信中所述，咸之一时是不会再执笔写书的。清史研究丛书此时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压缩选题。《晚清政治与文化》又与早先选定的另一同类选题相重，因而暂时搁置起来。

1992 年 12 月，咸之又一次因心脏病住了医院。1993 年 1 月 18 日，他出

院不久，又给我寄来一信说：“住院前已完成 23 万多字，全书计十章，已完

成九章，本来计划到年底，第十章 3 万多字亦能完成，不料病了，只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搁置起来”。

这封信令我又一次受到震动。原以为他会停止写书计划的，何曾想到他竟以病弱之躯，“发奋执笔”（信中语），完成了十分之九的书稿。这需要何等坚韧的毅力啊！也许，咸之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了。然而，在我们身边， 许许多多皓首教学与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何不是如此默默无闻甘于献身事业，忘我地置身于“拼搏”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咸之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户外朔风撼古槐，幽香水仙簇簇开。诗由闲适自然出，学从困勉锤炼来。休纵春光隙间过，留得青山总有柴。推石峰顶永不歇，成败毁誉岂能猜。

“推石峰顶”出自西西弗的神话故事。据说，诸神罚西西弗推石上山顶， 巨石不断从山上滚下，他重新把巨石推上山顶，一遍又一遍，永不停歇。这也许就是咸之的自况。在完成《晚清政治与文化》书稿的过程中，他经受了病痛的磨难，却仍然不断推石上山。他推的也许不是西西弗所推的那样的巨石，但他奋力在推，不停地推，多么可亲可敬的精神啊！

1994 年 6 月 25 日，我收到咸之的第三封信。他说：“三年以来，因心肌梗塞，大病缠身，几经努力，将晚清政治与文化课讲三遍，书稿写成，经你和胡先生审阅，力争出版，不巧，遇到困难，未能付梓”。他知道当今出书太难，心里既期盼又很坦然，特别提了一句：“书稿出版，从长计议，急躁不得，待机再说。”

在此之前，咸之已经将未完成的最后一章完成，他曾将前九章书稿交我一读，又送请胡绳武教授提意见。绳武同志是咸之很尊敬的大学本科时的老师，80 年代受聘到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执教，因而有缘又与咸之同校共事， 师生而兼师友，情谊甚深。我和胡老师先已读过九章，继而又通读全部书稿， 前后两遍，我们几乎都是一口气读下来的。这是因为，晚清政治与文化，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变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课题。政治与文化，都是一定社

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二者虽然各有其自身特质的规定性，然而又有着极为紧密甚至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急剧变化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政治风云的激烈变幻，中西文化的尖锐碰撞和冲突，新旧文化的矛盾和嬗递，政治与文化的这种急剧变化发展以及相互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都因时代的特点而显得十分突出。而以往的研究中，常常重此略彼，或是重彼略此，未能专门地全面地加以探索。咸之此题，立意在此，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一读不能释手。此外，咸之的文笔本来就很流畅，加之他对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积累很丰实，又熟悉近代历史文化掌故，深入浅出，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读来很吸引人，是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

书稿虽然完成了，但此时清史研究丛书经费仍极困难，选题计划已经改变，书稿出版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但直至咸之去世前，出版的事也还断断续续仍在进行，虽然都未能落实，咸之和不少热心的师友仍都抱有希望。不料， 1995 年 4 月 9 日清晨，咸之又一次突然心肌梗塞，竟至不起，安详地永离“静园”的书斋而去，我们为失去这位辛勤的园丁和益友而哽咽。

现在，咸之的书稿终于要出版问世了。这要感谢咸之的几位硕士研究生黄小玲、陈日发、王世理、周亚权、阎润渔、杨国华等同志，是他们在咸之去世之后，多方奔走，甚至自己筹集出版所需费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才能使咸之的宿愿得以实现。这是他们对老师真情的回报和纪念，我为他们的诚挚深情深深感动。他们要我为书稿写序，我惶愧不敢当此，然而又义不可却，想到咸之为撰写此书给我的三封信，正是咸之最后五年学术探索历程的记录，展现了咸之生前顽强地“推石上山”，对学术兢兢业业，执著追求的精神。我把这种精神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于是写了如上的话，表达我的哀思、敬意和怀念。

1996 年 1 月 26 日于北京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