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维新派的维新思潮（下）

第一节 严复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几道，号瘉埜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曾祖父焕然，福建松溪县训导，祖父秉符、父亲振光是医生，母亲陈氏是平民的女儿。14 岁时，父亲去世，有两个妹妹，母亲为人洗衣服、做女红养家糊口，生活艰辛，无钱读书，便考福建船政学堂。船政学堂分前、后学堂。前学堂学轮船制造，学习法语。后学堂学驾驶，学习英语。他是后学堂，学驾驶，即海军。他考中第一名，月有津贴补给家用。他读的课程是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静动重学、光学、电磁学、地质学、天文学、英语、航海术，全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开设的课程。当年校舍未盖好，借定光寺读书。那时，他刻苦读英语， 伊毗之声和寺庙里的僧侣念诵经文（梵呗）互相呼应，而后来人们仍重视科举出身，轻视洋务学堂，他心中非常痛苦而发出自嘲的感叹：“当年谈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①

1867—1872 年他在船政学堂学习，还在扬武舰实习，出海黄海、南海， 到日本横滨、长崎各地，日本国民聚观者万人空巷。在他毕业时，舰长英人德勒塞对他说：“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相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矣。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

①严复终身记住此话，求新知不已。

1877 年被派往英国留学，进朴茨茅斯和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读书。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萨镇冰都是同期的同学。日本伊藤博文、大隈重信也在英国学习。严复学海军战术和炮台建筑，考试成绩优等。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年届 59 岁，严复 24 岁，常去使馆与郭嵩焘交谈，比较中西政制，很有

见解。郭嵩焘赏其才识，成为忘年之交。英国是 19 世纪以来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文明昌盛，当时，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诸翁均健在，著作流行， 严复读了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名著，探索如何救国的真理，经常在脑中思索。对西方政治制度、政治学理尤感兴趣，对西学的认识层次更为深刻了。

1879 年回国，先到福州船政学堂，沈葆桢不久去世。1880 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物色人才，郭嵩焘推荐严复，遂任总教习（教务长）， 因不是科举出身，升迁很慢，当总办（校长）已是 1890 年的事了。

日本伊藤博文等回国后被重用，而且将琉球夺去。严复少年气盛，发牢骚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缳牛耳！”②李鸿章听了这种议论，嫌太激烈，便对他疏远了。严复受到冷遇，“不预机要，奉职而已”③。他慨叹说：“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宦之不达乎？”①

① 《送陈彤卣归闽》，《严复集》第 2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361 页。

①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 5 册，第 1546 页。

②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 5 册，第 1541 页。

③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 5 册，第 1541 页。

① 《与四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 3 册，第 731 页。

甲午战败，他受刺激很大，对洋务运动提出了批评，说洋务运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②。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辟韩》等论文，对专制制度猛烈抨击。一年以后，梁启超办的《时务报》转载了《辟韩》一文，张之洞授意屠仁守写一篇《辨<辟韩>书》，严加批驳，使严复吓了一跳，请人说情，缓解。此后他行动上便更加和缓了。光绪帝召见他，询问政见，他回家起草万言书，里面并没有什么激烈意见。不久，政变发生，未涉及他。他痛哭：“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③，表达了他悼念六君子的沉痛心情。

他后来从事翻译世界名著，在北京、上海、福州几个地方活动，在上海演讲政治学、逻辑学，人们听了眼界大开。他认为革命派的行动太鲁莽，粗暴，无济于事。民国初年，杨度拉他加入筹安会，助袁世凯称帝，他勉强同意，没有做什么事，但声名大减。他思想更加趋于保守，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政治上互相争杀，便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怀疑，反过来又说儒学传统好。在给熊纯如的 109 封信中这种思想时有流露。这说明他晚年思想倒退更加厉害。晚年患气喘病严重，1921 年秋在家乡逝世。

哲学

严复的功绩是向国人介绍西学。其影响最大的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历史进化论是他的哲学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达尔文是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的进化论理论是自然科学界理论的一次飞跃。将进化论运用到人类社会的是达尔文的好友赫胥黎。而进一步运用到人类社会并创造理论的是斯宾塞。严复到了英国，广泛地阅读了他们的书。这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在英国已取得胜利，家喻户晓。而严复关注的是中国需要富强，怎样才能富强。达尔文的著作未涉及人类社会历史，斯宾塞的九卷本《综合哲学》又篇幅浩繁，他便选中了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这本书是演讲集，篇幅适中。他在翻译中是按照译佛经的格式，佛经有龙树造论，玄奘达诣的字样规范。他便用赫胥黎造论，严几道达诣。达诣便是表达其内容，做了一番解释的工作。他的解释一面介绍西学流派，从古代的柏拉图、苏格拉底、亚理士多德到近代的培根、笛卡儿、牛顿、哈维。一面又对比中国古代哲学以及译者自己的见解，引导读者了解进化论。因此，这种译本也成了严复自己政治哲学思想表达的一种方式，有人说这如其说是译，不如说是在“做”。

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为了自强保种，出发点是爱国主义思想。说“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①《天演论》说明宇宙天体运行、世间动植物生长繁衍以及人类社会历史都有一个演进过程。 Evolution 天演是个中性名词，即变动的意思，相当于 change 。包含进步 progress 或退化degeneration 两种趋势。在物与物的竞争中，强的生存下来，弱的被淘汰。生物物种有些因素退化，有些新因素萌生并遗传下代成为新物种，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那么，人类社会又如何呢？这是严复所关心的。人类社会的竞争和生物界的竞争是不是相同？也是优胜劣败。赫胥黎认为人类社会人与人之

②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 1 册，第 48 页。

③ 《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 2 册，第 414 页。

① 《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卷首，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10 页。

间，和禽兽不同，有伦理问题，人性向善，人与人互相帮助，互相尊敬，达到善境，因此持人定胜天主张。斯宾塞持论不同，他认为人与人竞争也与自然界相同，亦是优胜劣败，人对此规律表现得无能为力，只有任天为治。这样，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譬如非洲黑人只有受帝国主义殖民者的蹂躏、宰割，这实际上是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辩护。严复在两种论点之间，自有选择。他一面说，人与人之间也是自然竞争，而互敬互爱是社会进化的结果，并不是人类进化的原因，赫胥黎的说法是倒果为因。自然进化规律是适合于人类社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不同意斯宾塞的任天为治说，而认为人能恃天，人定胜天。只要人们努力是可以胜天的，能够求生存求发展的。这是一个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欺侮侵略而具有爱国心的思想家所得出的结论。

国家富强依靠什么？要靠民众。从治者与被治者关系来讲，治者是智者， “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①。这里讲的是国家富强要靠民众的气质。

人类和大自然作斗争，要合群，合群以后，生殖繁衍，人口愈来愈多， 人们欲望愈来愈大，土地物产有限，人们欲望无穷，人间便发生争执甚至战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智力关系甚大。民的巧力才智发挥得好，进步便快， “必智进而后事进”②。如十顷之田，今之收获，倍于往岁，靠的是什么？农民通化学、水利。工人、商人、物理学家想方设法提高生产力，加强管理， 流通领域加快流转，这样才能使社会进步。“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 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③。“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④。

民智、民力、民德，这提法来源于斯宾塞的《明民论》。严复介绍说： “《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修德三者为之纲。”①“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②。所以，严复讲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开拓市场，开拓殖民地，便造成一种现象：“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③他举了几个例子：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白令海峡堪察加半岛的土民，旧的人种土族居民渐渐稀少被淘汰，严复感叹地说：“区区人满，乌足持也哉！乌足持也哉！”④用这一形势来警告中华民族。

人类社会变迁的快慢受着外界环境的影响。外界环境催逼愈紧，则人类

① 《导言八乌托邦》，《天演论》，第 22 页。

② 《导言十五撮旨》，《天演论》，第 36 页。

③ 《导言十五撮旨》，《天演论》，第 37 页。

④ 《导言十五撮旨》，《天演论》，第 38 页。

① 《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 1 册，第 17 页。

② 《严复集》，第 18 页。

③ 《导言四人为》，《天演论》，第 13 页。

④ 《天演论》，第 14 页。

社会的变迁速度愈快。“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教千年之变，殆不如挽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⑤。这是一种趋势，数千年变化缓慢，近几百年变化迅速，近数十年则又飞速发展，中国不能慢腾腾地演变，要急起直追了。

结论是：“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⑥进化论观点输入中国，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国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下，要变革，就要发挥全国民众的聪明才智，使国家富强。君主专制主义愚民政策不行了，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不行了，空谈仁义不求功利不行了，救亡图存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需使国富民强便要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着眼点在民智、民力、民德，集中来说，是科学与民主。

历史进化论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严重的条件下宣传鼓吹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重视，而且使朴素的变易论提到了哲理高度，对传统的亘古不变的天道观是一次冲击，成为维新派变法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政治哲学，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 1919 年五四运动。

中西文化观的比较

严复对西学的理解和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所受的教育，接触的书籍， 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等。他到英国留学期间，又广泛阅读了西方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哲理方面的书有所理解，他又亲自到英国法庭旁听审案，对英国社会政治状况有亲身体受，因此，他对西学的了解已经进入了哲理的领域，而且，他冷静、全面地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比一般人的认识又较细致，深刻了。

第一，从历史观上讲，中国主常，西方重变；中国好古而忽今，西方力今而胜古；中国是历史循环论，西方是历史进化论；中国怀旧，西方恋新； 中国好静，西方爱动；中国停滞衰老，西方猛进壮精；中国知识重述古，西方知识重创新。

第二，从学术观上讲，中国学术以述古为深奥，西方学术以创新为珍贵。中国崇拜圣人孔子，背诵四书五经，实行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便是四书五经，八股文。学术上流行的不是理学，便是考据学。西方重视的是科学。科学是欧洲崇拜英国培根的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和法国笛卡儿的怀疑精神。古代西欧崇拜亚里士多德的哲理。严复说：亚理士多德是古代哲学家，相当于中国的孔子。到了近代，“洎有明中叶，柏庚（培根）起英，特嘉尔（笛卡儿） 起法，倡为实测内籀之学，而奈端（牛顿）、加理列倭（伽里略）、哈尔维

（哈维）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著”①。培根讲究归纳法，事事用实验证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 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失；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②笛卡儿提倡怀疑精神，提出“我思故我在”。说：“吾所自任者无他，不妄语而已。理之未明，虽刑威当前，

⑤ 《导言十六进微》，《天演论》，第 41 页。

⑥ 《导言三趋异》，《天演论》，第 11 页。

① 《论十一学派》，《天演论》，第 80 页。

②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 1 册，第 45 页。

不能讳疑而言信也。⋯⋯今者吾生百观，随在皆妄，古训成说，弥多失真， 虽证据纷纶，滋偏蔽耳。”③他不相信古训成说，要经过自己独立思考，验证才求得真理。培根、笛卡儿的求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是破除旧学说， 破除尊圣崇经的传统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方法，是近代的方法。牛顿、伽里略、哈维等人在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方面的发明、发现便奠定了近代科学文明的理论基础。严复用这一套科学理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理学、考据学、科举制度、八股文。他认为理学包括王阳明的心学是师心自用，强物就我，不问客观事物真伪、变化，而只凭自己的意志想象，复述古哲圣贤道理， 以期符合“三纲五常”，不离经叛道便行了，而对认识客观事物，治理国家， 推动社会前进是既无用，又无实。在学术研究领域，重复旧的概念、观念， 不敢创新。在文字辞章中兜圈子，视野狭小，跳不出训诂的范围，不能开拓学术领域，使人们处于冥昧之中。他批评八股文、科举制是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说：“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富。破坏人才， 国随贫弱。”①因此，开民智，要学西方的一套科学思潮，而彻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所学的那一套东西，旧的文化系统结构：理学、汉学、八股文都要改变，而学习西方学堂中所学的东西，如逻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

②再扩大而言，便是天地二学，即天文学、地质学。以上从今天眼光来看，是

自然科学。严复说：“近世斯宾塞尔言学次第，亦以名数二学为始基，而格致如力质诸科次之；再进而为天文地质，所以明宇宙之广大悠久也；再进而治生学，言动植之性情，体干之部置，于以知化工之蕃变；由此而后进以心灵之学，言因习之不同，刚条之异用；最后乃治群学，而以德行终焉。”③ 我们看到这是近代学科的分类。严复沿着这一学科分类的思路向国人介绍西学。逻辑学他称为名学，中国古代也有名家谈名学，如公孙龙子、墨子、荀子也谈名学，而后来研究便不细致了。严复说，培根重视逻辑学：“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名学者，思议之学，而因以明其术者也”④。就是说逻辑学是训练思维能力、思维方法的学问。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两本著作，并在上海作学术报告讲授名学，以传播逻辑学。

第三，从政治观上讲，中国讲君主专制，西方讲民主。西方国家为什么富强，可用两句话概括，即：“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

⑤。这两句话即提倡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最早表

述。严复认为中国学西方仅仅学了点皮毛，洋务运动学西方船坚炮利，那是表面的东西，人们将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便走了样，橘逾淮北而为枳，是什么原因呢？从政治上来讲，其区别在于自由不自由耳。中国古圣贤不讲此词，中国人很怕听这个词，和放任、放荡联系起来，是贬义词。西方则是建

③ 《论九真幻》，《天演论》，第 69 页。

① 《救亡决论》，《严复集》第 1 册，第 43 页。

② 《译<天演论>自序》，《天演论》卷首，第 9 页。

③ 《原富》下册，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631 页。

④ 《穆勒名学》，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2—3 页。

⑤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1 册，第 2 页。

国的指导思想，严复引卢梭的话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 得自由者乃为全受”①。就是说，人权是天赋的，得到了自由才算完全具备了天赋，才能展示人的才能。这里说的自由指参政自由，即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由于中西文化对自由的理解不同，便表现在各个方面。严复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 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识。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②中西对比项目多达十一条，涉及到政治、经济、接物待人、道德风尚、治学态度和方法各个方面，可见其观察的细微。

严复认为洋务派所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仅将西学作为“用” 是有局限性的，西学也有它的体和用。他表述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是封建社会，讲等级尊卑、尊君。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讲平等、自由、尊民。

所谓自由在经济上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说理论便是强调自由贸易是经济贸易不可缺少的因素。经营工业、商业是为了资本家获利，而资本家经营所得到的利益，也增进了社会的经济利益， 追求经济物质利益是对己对社会两利的事情，“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日大利所存，必具两益”①。由此说明中国重仁义，西方重功利，中国讲节流，西方讲开源，国家广开财源，人民勤奋工作， 求得过舒适的生活，价值观念大不一样。

政治上，自由包括保证人身自由、保护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以及参政的自由权利。严复对这三权都已提及。还有人民有反抗政府的权利，政府以保障、代表人民权利为原则，如果违背这一原则，人民有权反抗它。这一权利严复并未涉及。

中国如何做？严复讲理论比较全面而且透彻，在实行方面则缓和而谨慎。他强调民众智力低下，一下子不能实行民主、自由。要有一个思想启蒙过程，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漫长的，不能骤然去实行。

第一，他说改革是全局性的，要全盘考虑，不然的话，这一局部改革便会影响那一局部，就会牵动全局。他说：“一治制之立，与夫一王之兴也， 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一则全局皆变。”②因此， 改革要全盘规划，若枝枝节节，造成各种矛盾，反而有害无益。

第二，他强调的自由偏重个人思想自由。他希望帝王只要管政，不要管教，像西方国王一样。这样，个人思想自由便能得到保障。他说：“为思想、言论，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修己者之所严也，而非治人者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③他认为，中国若使“人

①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1 册，第 3 页。

② 《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 1 册，第 3 页。

① 《导言》十四，《恕败》，《天演论》，第 34 页。

② 《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171 页。

③ 《法意》上册，第 271 页。

人能得其意，能申其言，须知思想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使理真事实，虽出于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①。这道理讲得非常深刻，在中国封建礼教笼罩之下，敢于破除迷信，认为孔教不必保，西学不是全来源于中学，圣贤之言也要怀疑，这都是石破天惊的新思维。

第三，他认为自由的本义是自主而无挂碍。他引柳宗元的一首诗：“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②。说这就是自由的本意。但是，自由不是无限制的，不能理解成放任、恣睢、无忌惮。他对自由下了一个定义：“自由者，凡法之所不禁，则吾皆有其得为之权利”③。自由要遵守法律，法律是保障公民的自由，服从法律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就是自由。自由：“一民之所为，不必即损他人之权利也”④。严复翻译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其中文题名即《群己权界论》，即对群体和个人自由的关系，说明个人自由的界限，在于不能侵犯他人的权利。他又强调国群自由。个人自由为小己自由，小己自由和国群自由相比较起来，国群自由又是最重要的。“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⑤。“故前者妄言，谓小己自由，非今日之所急，而以合力图强，杜远敌之觊觎侵暴，为自存之至计也”⑥。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反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还是首要任务，所以他不强调小己自由。

第四，从伦理观上讲，中国重“三纲五常”，理学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要压制人的欲望。严复说：“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 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①苦乐属于人欲，把苦乐作为善恶的标准，人们趋乐避苦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行为，这便是对封建理学的否定。这一理论来源是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

第五，从社会风习来看，西方比较重视人口的质量问题，西方青年结婚较晚，一定在事业学业上有成就，而后成家，男子结婚约三十岁左右。在教育子女方面重视全面的教育。养儿育女又考虑到经济条件的许可，节制人口。而中国有一种多子多孙为幸福的传统观念，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一是早婚， 二是不考虑如何教育子女，三是存在着溺女现象和一夫多妻制。这样，人口繁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女子的社会地位低下，受到封建礼教的压制。他很忧虑的推测：“而吾国他日大忧，将在过庶”②，并具体描写道：“吾每行都会街巷中，见数十百小儿，蹒跚蹀■于车轮马足间，辄为芒背，非虑其倾跌也，念三十年后，国民为如何众耳！”③他很敏感地将人口繁多的严重问题

① 《译凡例》，《群己权界论》卷首，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9 页。

② 《译凡例》，《群己权界论》卷首，第 8 页。

③ 《法意》上册，第 219 页。

④ 《群己权界论》，第 82 页。

⑤ 《法意》上册，第 360 页。

⑥ 《法意》上册，第 370 页。

① 《导言》十八，《新反》，《天演论》，第 46 页。

② 《法意》上册，第 347 页。

③ 《法意》上册，第 389 页。

提到了国人的面前。

严复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方面，翻译了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 即《论自由》；又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他自己又著《政治讲义》介绍西方的政治学。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社会学方面，他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即《社会学研究法》；又翻译了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即《社会进化简史》。连同上面已述的《天演论》、《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共称严译名著八种。这些著作的翻译为中国人民介绍西方学理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所举方面和例子，或许有片面或偏激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讲，还是接触到其要害的地方。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有其优秀的部分，问题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闭关自守，自满自足的状态，政治上君权高压统治，文化上儒家礼教思想的束缚，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其弱点暴露得比较突出和明显。严复说：“欧之开化，始于古学复兴之 16 世纪，西史谓之荷黎诺生思。自是之后，学问之事，普及庶民，格致哲学日精，而宗教神权日坠，又以印书肇行，民之事学，方古为易，文明之运， 所由沛然莫之能御也。”①所以，我们应当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正统的文化系统结构、理学、汉学、八股科举取士、四书五经、求知的范围、研究方法都要革新，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

他中西文化比较的着眼点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民力、民智、民德三个方面都要提高，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富强。他提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采取的步骤又是徐缓的，不是急骤的，因此，他不同意孙中山革命派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甚至于对康有为的政治改革运动也嫌太快了，但是，他在西学的介绍方面，无论是对维新派或革命派，都是能从中收到无穷的效益的。

严复也不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对旧学、旧法、旧文学仍有深厚的感情， 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是相当尊重的。下面这段话，反映了他的文化观：“然则今之教育，将尽去吾国之旧，以谋西人之新欤？曰：是又不然。英人摩利之言曰：‘变法之难，在去其旧染矣，而能择其所善者存之。’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独别择之功，非暖姝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其为事之难如此。”②将旧的完全除去，则新的是无法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要考虑到民族文化，民众性格，去其旧染，保存其精华的部分，才能创建民族的新文化。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他对旧学仍是很有信心。吴汝纶深知中国之不可不谋新， 而每忧旧学之消灭，严复说：“不然，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①此其明证。

文学

严复一生译著总计有 190 多万字。他译书极为谨慎严肃，他所译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中国古学中并没有相应的词汇，他一方面要介绍西学，另

① 《法意》上册，第 394 页。荷黎诺生思：The Renaissance 指文艺复兴。

② 《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 3 册，第 560 页。

①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 5 册，第 1549 页。

一方面又要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理解，因此，煞费苦心。如何来表达西方学科的专有名词，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②。如社会学译为“群学”， 政治经济学译为“计学”，逻辑学译为“名学”，《天演论》中物竞、天择、储能、效实的词汇，都是由他创立的。他为译书订了三个原则：“译事三难： 信、达、雅”③。信，修辞立诚，要忠实于原著。达，辞达，要将内容适当地表达，使人易懂。雅，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还要求文字雅驯，典雅。他说： “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雅。”

④因此，他的译文是运用桐城派的古文，比较深奥。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是严复

的老师兼好友，曾为严复《天演论》作序，说：“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 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 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者，可与言译书矣。”①译西方哲理的书便要用晚周以来诸子名家的文体方能相称，方能传世。这样严复反而用古词来翻译西学，如将归纳法译为内籀法， 将演绎法译为外籀法，显得更加晦涩。梁启超、黄遵宪对严复的译书虽极为赞赏和尊敬，但是，对他的文风有些意见。梁启超说严复的文章太务渊雅， 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他说学理邃颐的书， 非以流畅锐达的文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严复听了以后，不以为然。一则说原书本来深奥，不懂专业知识，要贯通其学理本来是不容易的。二则说学理深奥的书本来不是为学童读的，不需要将文字通俗化。他认为：“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

②因而仍坚持译文要雅。这其中还有一层原因。严复是学西学出身，考科举几

次未中，没有功名，被视为非正途出身，在官场、学界被人们看不起，总觉低人一头，得不到士大夫的尊重和理解。所以，他动手译西方名著，表达的文字是典雅秀丽的古文，使士大夫饱学之士也刮目相看，得到他们的认同， 而且也进一步为士大夫接受西学时减少点心理障碍。所以，严复的译文，内容新颖，文字表达形式则是古色斑斓的桐城派古文，中西结合，别具一格。从今天来看，其缺点是过于深奥，年轻一代读来不易理解。于是，后来又有了这些巨著的白话文译本。

严复的诗歌受同光体江西诗派的影响，取经王安石，得清苍幽峭之旨， 有自己的特色和一定的成就。陈宝琛曾记载道：“杂文散见，不自留副，仅存诗三百余首。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 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①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其中的两首，一是：“去年六月船南下，直北关山未解围。沧海狂流横莽莽，晨光前路远微微。相看白发盈头出，长恐青山与愿违。垂涕为君通一语，华亭千载鹤孤飞。”另一是：“尚忆垂髫十五时， 一篇大孝论能奇。谁言后死无穷感，惭负先生远到期。得志当为天下雨，流

② 《译例言》，《天演论》卷首，第 11 页。

③ 《天演论》卷首，第 12 页。

④ 《天演论》卷首，第 11 页。

① 《吴汝纶序》，《天演论》卷首，第 7 页。

② 《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 3 册，第 516 页。

① 《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 5 册，第 1542—1543 页。

年已似手中蓍。春申浦口春无际，独对繁花有所思。”②第一首表达了对国事艰难的忧虑，反映了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心情。第二首回忆严复小时考福建船政学堂时的情景，沈葆桢是两江总督兼船政大臣，看到严复《大孝终身慕父母》的考卷，置冠其曹，赏识其才，期望他有远大的成就，而严复自己感到事业无甚成就，深感惭愧负疚，表达了这种流年已逝，不可挽回的心情。

对于戊戌新政运动，他是赞成支持的。维新运动失败了，他沉痛地留下了一首诗：“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③诗为六君子被害有感而作， 表示了对维新志士的同情和哀悼。“临河呜犊叹”，孔子打算从卫国到晋国去见赵简子，走到黄河边上，听说赵简子杀了晋国贤大夫窦呜犊、舜华，于是临河叹息，折回不去。这里作者把谭嗣同等人比作窦呜犊、舜华，以孔子自比。末句勉励自己不要灰心丧气，表达了作者鲜明的政治倾向。

严复上福建船政学堂，随即留学英国，归国后仍不受重用。因为不是科举出身，他便应试考了三次，均名落孙山。1909 年朝旨赐文科进士出身。他便作了一首诗。《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自笑衰容异壮夫，岁寒日暮且踟蹰。平生献玉常遭刖，此日闻韶本不图。岂有文章资黼黻？敢从前后论王卢。一流将尽犹容汝，青眼高歌见两徒。”①得进士衔已经 58 岁了。中年热衷功名未就，老年赐得进士，心情反而冷淡了。

严复和江西诗派的诗人感情甚厚，常有诗歌相赠和答。如对陈三立，“此日耽吟咏，真成不世贤。眼看文坠地，犹说力回天。侧足吾焉托，孤芳汝自怜。寄声陈伯子，珍重为华颠。”②是一种孤芳自赏的心态。又如对陈宝琛： “乡里情亲四十年，共留老眼阅桑田。已登东岱宾初日，旋向西山问玉泉。旧学圣功时娥术，小诗才语总蝉嫣。草堂人日题诗去，报道人间有地仙。”③ 对他的国学之功底深厚，诗歌之情趣浓郁，推崇备至。他和郑孝胥是好友， 相互答和的诗歌甚多。如：“江南一别今三载，书到樱花想未开。李白世人皆欲杀，陶潜吾驾固难回。诗应有子传家学，事去无端感霸才。满眼瞻乌方靡止，可能安稳卧淞隈。”④陈宝琛、郑孝胥，还有陈衍都是闽人，是江西诗派闽派的代表人物。还有一首是赠林纾的。“左海畸人林畏庐，早年补柳遍西湖。数茎白发看沉陆，无限青山入画图。尽有高词媲汉始，更搜重译续虞初。饶他短后成齐俗，佩玉居然利走趋。”⑤林纾擅长于水墨丹青，又翻译西洋小说，最后两句带有一种诙谐的幽默感，使诗歌具有另一番情趣。

1908 年他作了一首《秋花次吕女士韵》。全诗是：

秋花趁暖开红紫，海棠著雨骄难起。负将尤物未吟诗，长笑成都浣花里。绿章乞荫通高■，剑南先生情最真。金盘华屋荐仙骨，疏篱棐几皆前因。故山丛兰应好在，抽叶悬崖俯寒濑。山河有人从文貍，云旗昼卷声綷縩。修门日远灵均魂。玉虬飞鸟还相群，高立无女日将暮，十二

② 《送沈涛园备兵淮扬》，《严复集》第 2 册，第 364 页。

③ 《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 2 册，第 414 页。

① 《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严复集》第 2 册，第 378 页。

② 《题胡梓方诗册并寄陈散原》，《严复集》第 2 册，第 380 页。陈三立号散原。

③ 《人日呈橘叟》，《严复集》第 2 册，第 395 页。陈宝琛号橘隐，称橘叟。

④ 《寄苏戡》，《严复集》第 2 册，第 385 页。苏戡，郑孝胥的别号。

⑤ 《赠林畏庐》，《严复集》第 2 册，第 413 页。林纾字畏庐。

巫峰空黛颦。君不见洞庭枇杷争晚翠，大雷景物饶秋丽。湖树湖烟赴暝愁，望舒窈窕回斜睇。五陵尘土倾城春，知非空谷无佳人。只怜日月不贷岁，转眼高台亦成废。女■琴渺楚山青，未必春申尚林际。①

吕女士指吕碧城，安徽旌德人，1883 年生，为严复的女弟子。严复评论吕碧城“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一切陈腐之论不啻唾之，又多裂纲毁常之说，因而受谤不少。”②“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③。这样一位具有才华、具有新思想的女士，就像是具有脱俗高洁的仙骨品格的海棠，不受人重视。全诗秋景明丽，意蕴丰富，用典熟练而精当。

他赠英华一诗，“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文物岂真随玉马， 宪章何日布金牛？莫言天醉人原醉，欲哭声收泪不收。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④英华，字■之，创办天津《大公报》，和严复是好友。这首诗是诗人内心痛苦的自白，充满了个人抑郁愤懑的情绪，成为当时爱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

严复曾有一首长诗，《赠高啸桐》，其中有“岂不爱国种，蕲解黄屋忧。虞渊迴日驭，欲往无轻舟。”⑤确实，他是一位爱国志士，但是，未找到通向幸福彼岸的轻舟。

第二节 陈三立 沈曾植

本节叙述同光体诗派诗人。

同光体属于宋诗派。晚清宋诗派由程恩译、祁■藻等人提倡，到曾国藩、何绍基、郑珍等人都是循宋诗这条路子。到了同光年间，便出现同光体诗派。其代表人物有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等人。还有一人是陈衍，他写过《石遗室诗话》，对诗歌理论有所发挥，对同光体的特点也有所说明。

所谓“同光体”是指“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①的一个诗派。这一诗派诗宗“三元”，即学开元时的杜甫，元和时的韩愈，元祐时的黄庭坚和苏轼。沈曾植曾戏学时语应曰：“三元，皆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陈衍说：“今人强分唐诗宋诗，又咎同光以来舍唐诗不为而为宋诗。不知宋诗皆本唐人诗法，力破余地耳。⋯⋯，若墨守旧说，唐以后之诗不读，有日蹙国百里而已。”这里讲的是如何继承古代的诗歌。清朝有宗唐诗的一段时期，后来又宗宋诗。大体上，唐诗讲意境重在虚，宋诗讲事理重在实。而同光体诗派主张诗人要有学问，南宋有位诗歌评论家严羽说： “诗有别才非关学问。”陈衍不同意这种说法，说：“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提出“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的主张。他们提三元说，虽然说明宋诗和唐诗有继承的关系，宋人某派是受唐人某派的影响，而其主旨在效法宋人的创新精神。他们主张“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在表现上要锤炼字词。“作意好奇”，“宁僻毋俗”，“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

① 《秋花次吕女士韵》，《严复集》第 2 册，第 372 页。

② 《与甥女何纫兰书》，《严复集》第 3 册，第 840 页。

③ 《与甥女何纫兰书》，《严复集》第 3 册，第 839 页。

④ 《赠英华》，《严复集》第 2 册，第 414 页。

⑤ 《赠高啸桐》，《严复集》第 2 册，第 370 页。

① 见《石遗室诗话》，广益书店民国 4 年。下面所引此书不一一注明。

处”。要求能“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他们崇拜黄庭坚“横空盘硬语， 妥贴力排奡”的技巧。但是，他们是一批诗人，每个人的情况也不相同，所受古代诗派影响也不一样，每个人的政治经历、甚至于后来的发展也不尽相同，所以，他们虽然在艺术上力图创新，由于从古诗中推衍，并未找到诗歌发展的新出路，这一诗派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们文化根底深厚， 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其诗歌确也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同光体，按其地域的不同，可分三派。一派为赣派，以陈三立为代表。一派为浙派，以沈曾植为代表。一派是闽派，以郑孝胥、陈宝琛、陈衍为代表。

陈三立 （1853—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官吏部主事。协助其父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当时，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惠康、浙江提督吴长庆之子保初齐名，称四公子。他在湖南曾推荐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 陈宝箴便聘请梁来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湖南新政，他协助其父多方出力承办。戊戌变法失败，因陈宝箴推举刘光第、杨锐，被西太后责为“招引奸邪”而被处分，父子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他侍父亲归南昌，在西山筑晴庐“盖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欷歔，不能自己。”①民国以后，他绝意政治，致力诗歌写作。抗日战争爆发，1937 年 8 月日军占领北平， 他居住旧京，已八十五岁高龄，悲愤不食而死。

他的诗学韩愈，肆力宗黄庭坚，避俗字熟字，力求生涩新奇，走的是“生涩奥衍”之路。陈衍评论他的诗：“然其佳处可以泣鬼神，诉真■者，未尝不在文从字顺中也。而荒寒萧索之境，人所不道，写之独觉逼肖，而一出自然，可谓能参山谷三昧者。”②

下面选一首五言古诗。《江行杂感五首》：

暮出北郭门，蹴蹋万柳影。载此岁晏悲，往溯大江永。涛澜翻星芒， 龙鱼戛然警。峨艑掀天飙，万怪伺俄顷，中宵灯火辉，有涕如縻绠。胶漆平生心，撼碎那复整！人国所仇耻，曾不一訾省。猥就覊散俦，啁啾引吭颈。低屋杂瓮盎，日月留耿耿。睨之云水间，吾生固飘梗。①

这首诗写于 1900 年冬。全诗爱国感情十分强烈。且读他的五言律诗。

《雨晴入后园寻春》：淡沲晓风前，光阴步步妍。杂花香宿雨，新叶养晴天。波影鱼身乱，楼台鸟语圆。呼儿坐芳草，春色一相怜。②

陈三立曾有“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的诗句，他退居田园， 与尘世隔绝，不参与争名逐利的竞争，写的春景，雨景，透露出他平静的心境，勾画出一幅清奇淡雅图画。

他最擅长的是七律。

《正月十九日园望》：秃柳城边风散鸦，嫩晴闲护短丛芽。窥襟了了半池水，挂鬓腾腾一角霞。久客情怀依破甑，新年云物入悲笳。春光

①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转引自《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第 18—19 页。

① 钱仲联编：《近代诗三百首》，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第 21 页。

② 陈衍编：《近代诗钞》第 15 册，陈三立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第 2 页。

端与游蜂共，欲缚茅亭听煮茶。③

此诗是写景，景是淡淡的，心情是宁静的，炼字锤句很讲究，有一种优美的意境。

《遣兴》：而我于今转脱然，埋愁无地诉无天。昏昏一梦更何事， 落落相看有数贤。懒访溪山开画轴，偶耽醉饱放歌船。诗声尚与吟虫答， 老子痴顽亦可怜！④

此诗是写情，他的心情虽然是闲散的，但并不悠远超脱，总有些怨郁的心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的反映。

九日《从抱冰宫保至洪山宝通寺饯送梁芦庵兵备》：啸歌亭馆登临地，今日都成隔世寻。半壑松篁藏梵籁，十年心迹照秋阴。飘髯自冷山川气，伤足宁为郤曲吟。昨健逢辰领元老，下窥城廓万鸦沉。

杯酒初揉摇落悲，孤标离色见须眉。平生所学终能信，功罪旁人未许窥。会起卧龙襄水曲，更宜骑马习家池。采薇早晚亦归去，相忆白云无尽时。①

这两首诗写于 1905 年。抱冰宫保是张之洞，梁节庵是梁鼎芬。全首表达了一种时世沧桑不胜悲凉的情绪。苍劲老练，情景交融，真情深切，蕴藏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张之洞读了这诗，认为太艰深难懂。

陈三立对黄遵宪、梁启超有很深厚的感情。在湖南新政时，黄遵宪任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梁启超在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戊戌变法失败后，各分东西，1902 年，他有《黄公度京卿由海南入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天荒地变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万里书疑随雁鹜，几年梦欲饱蛟鼍。孤吟自媚空阶夜，残泪犹翻大海波。谁信钟声隔人境，还分新月到

■阿。”②1922 年他和梁启超在南京会晤，梁任教南京东南高师，讲学完毕， 将北归，他赠诗《任公讲学白下及北还索句赠别》：“辟地贪逢隔世人，照星酒座满酸辛。旧游莫问长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开物精魂余强聒，著书岁月托孤呻。六家要指藏禅窟，待卧西山访隐沦。”③从诗中可以看出他们友谊的深厚和真挚，却也反映出经过大的政治动荡之后，他的政治锐气已经消磨殆尽，只隔世旁观了。

梁启超曾有诗对陈三立加以评论：“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 啮墨咽泪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①陈三立赠诗梁启超：“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梁启超则说：“竟作神州袖手人”，一字之差，微寓批评。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总理衙门章京、江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护理安徽巡抚。甲午战后，在京参加强学会，赞助新政。1898 年， 受张之洞之聘，主讲两湖书院史席。在任安徽布政使时，触怒朝廷权贵，辞官回到上海。民国后，曾参与张勋复辟之役，事败归上海。他学识渊博，通

③ 《近代诗钞》第 15 册，第 7—8 页。

④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 1986 年，第 236 页。

① 《近代诗钞》第 15 册，陈三立卷，第 22 页。

② 《散原精舍诗集》卷上，商务印书馆民国 25 年，第 33 页。

③ 《散原精舍诗别集》，第 5 页。

① 《广诗中八贤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第 13 页。

西北南洋地理、辽、金、元史、佛典、道藏等，是著名学者，又是同光体诗派浙派代表人物。他诗学谢灵运、韩愈、李商隐、黄庭坚诸家，又继承浙江朱彝尊秀水派的传统，常以经史百家、佛典道藏、金石篆刻的奥语奇词入诗， 显示诗人之诗和学人之诗的二者合一，形成了奥僻奇伟，沉郁盘硬的风格， 陈衍评论他的诗说：“聱牙钩棘中，时复清言见骨，诉真■，荡精灵，俊爽迈往处，正复不少。”

《懊侬曲》：“尺布亦可缝，斗粟亦可舂。侬是无米炊，丈人未从容。”“东云故是鳞，西云故非爪。莫作天龙身，终生居热恼。”“勿笑五杂组，侬是三眠蚕。新丝行且尽，郎衣冬不堪。”“可怜九张机， 及此一■丝。非侬强和合，惨见争梨时。”“桐根参差生，桐心坚且苦。夜夜听西风，艰难我与汝。”②

懊侬是烦闷的意思。懊侬曲是东晋吴地流传下来的乐府，一般是情歌。这里沈曾植表现宫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互相猜忌，潜伏下祸机的咏叹。此诗写于 1895 年，感时之作。

《失题》：寒意勒回梅蕊涩，霞光四放柳梢晴。东轩唶唶双鹊立， 北乡庚庚乘雁征。驿骑寂寥书尺素，粥瓯迸泪腊嘉平。暮年心事关诸舍， 惆怅吴侬口数行。①

《西园蜡花》：恰与江海共冷思，不将繁干恼疏枝。独来晓径香能绝，折近妆台澹未宜。净海桥西孤客梦，阜成门内上春时。天香佛供垂垂见，■苦停辛故故疑。②

前一首述怀，显露了一些喜悦的心情，但终究不能驱散寂寞、惆怅的情绪。后一首咏物，梅花的幽香淡雅，引发孤客的幻梦和体会京都的早春，别有一番情趣。

《谷雨后一日抵里》：端平桥外归来路，嘉会都中雒诵孙。卜筑并无三亩宅，经营空说万家村。啼莺春过柳飞絮，放鸭波柔船到门。却到故园为寄客，长怀旧德对荒墩。

急雨潇潇万树风，宦游还去别幽宫。余生怆戚人间世，疾痛长号罪衅躬。忧色下堂兢自饬，褊心誓墓愿难充。清明寒食年年在，永愧溪南袯■翁。③

这两首是归嘉兴故乡之作，迎面而来的是江南明媚的春光，宦游多年， 回乡仍是暂住的寄客，国家多难，政局颓败，感到人世悲怆，百感交集，不觉怀念祖先养育的恩德，愧对父老乡亲。

《答石遗》：浩劫微生聚散看，空江老眼对辛酸。河山落日沧浪色， 兄弟危时冗散官。肠绕蓟门通梦远，石穷溟海化禽难。■江鄂渚书邮返， 叠鼓鸣笳烛泪残。④

《易实甫过谈》：万卷诗歌百卷书，南行落帽意何如。沙虫变化朱颜在，服食从容素女俱。日历自嘲宁自责，先生非有且非无。神仙到处成游戏，亦道长安不易居。

② 《近代诗三百首》，第 317、318 页。

① 《近代诗钞》第 12 册，沈曾植卷，第 11 页。

② 《近代诗钞》第 12 册，沈曾植卷，第 11 页。

③ 《近代诗钞》第 12 册，第 12 页。

④ 《近代诗钞》第 12 册，第 18 页。

露电光中最后身，镬汤热处再来人。游魂故是易家变，善哭我识唐衢真。历劫不迷云水性，他生或幻玉台春。麻姑狡狯方平笑，东海簸扬又一尘。①

前一首诗是回答陈衍的，颇多感慨。后一首是和易顺鼎交谈，易顺鼎， 字实甫，号哭庵，是个神童。易顺鼎感情丰富，喜哭，号哭庵，诗宗中晚唐， 和樊增祥相仿。沈曾植在诗中运用了神仙传中王方平、麻姑的典故，说明沧桑变幻，人事莫测，使诗歌带有一股神仙气氛。

《晚望》：如此江山夕照明，野夫那不际承平。蜃楼海气杂莫气， 鱼■潮声如雨声。静夜吴船闻打鼓，昔游蜀道记初程。白头负戴难重说， 四十三年枯菀情。②

这首诗写上海的景色，回忆四十三年前从上海入蜀完婚的情景，当年是20 多岁的青年，如今已是 60 多岁的白头老翁了。

沈曾植晚年寓居上海，著名史学家王国维非常敬重他，经常向他请教历史典故、音韵学、西北地理等，彼此诗歌答和，成了忘年之交。沈曾植：《伏日杂诗简静安》四首，选两首。

伏伏今年雨，湫湫后夜凉。芸生三有业，缺月一分光。象意籀重识， 虫生患未央。微风蘋末起，平旦更商量。

寂寞王居士，江乡东考槃。论宜资圣证，道不变贞观。鸥鸟忘机喻， 鹪枝适性安。善来寻蒋径，何处有器盘。③

这首诗反映了沈曾植晚年的以适逸娱悦的心情和王国维探讨学术的乐趣。

1922 年 9 月 21 日是陈三立七十大寿，沈曾植赠寿诗一首：“望望钟陵幕阜云，六朝山色接缤纷。列仙姑射冰雪杳，丈室维摩金粟芬。诗句流传十洲遍，文心不立一言云。病夫病榻神游去，未复诸公介雅勤。”10 月，沈便逝世。陈三立有《哭沈乙庵翁》诗：“卧疴传句宠称觥，归序仍能腹稿成。十日死生逢绝笔，万流依倚失长城。乱离残客元同命，博大真人不可名。留咏荆轲一楼影，哀迎终古海涛声。”①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又字太夷，福建闽侯人。光绪八年（1882） 中举，1891 年任中国驻日使馆书记官和神户领事，后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承办瑷珲铁路。1911 年入盛宣怀幕，主张铁路国有化政策。辛亥革命后以清朝遗老自居，1923 年投奔溥仪，为总理内务府首府大臣。1931 年“九·一八”事变，唆使溥仪到东北当日本帝国主义傀儡，次年满洲国成立，任国务总理，为国人所不齿。1935 年下台，后死于长春。他是同光体诗派闽派的代表。

他的诗学谢灵运、柳宗元、孟郊、梅尧臣、王安石，最喜王安石。陈衍论诗，常以陈三立和郑孝胥相比较，说郑孝胥以幽秀，陈三立以奥奇。三立奇崛雄肆，以山谷为门户，而根极于韩愈。孝胥凄惋深秀，以柳州树骨干， 润泽以半山，走的是“清苍幽峭”的路子，和陈三立崇尚“生涩奥衍”迥然不同，这是闽派与赣派风格相异之处。

① 《近代诗钞》第 12 册，沈曾植卷，第 18 页。

② 《近代诗钞》第 12 册，第 36 页。

③ 萧艾编：《王国维诗词笺校》，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66 页。

① 以上两诗见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 47 页。

我们举他的诗为例：

《春归》：正是春归却送归，斜街长日见花飞。茶能破睡人终倦， 诗与排愁事已微。三十不官宁有道，一生负气恐全非。昨宵索共红裙醉， 酒洒无端欲满衣。②

该诗说明他志向很高，但没有遂愿，那种忧郁的情绪在茶、酒、诗中，排遣总不能散发，是知识分子的颓废情绪的抒发。

《人日雨中》：人日梅花空满枝，闲愁细雨总如丝。临江官阁昼欲暝，隔岸楚山阴更宜。逋客偶来能自放，翔鸥已下又何之。凭栏可奈伤春目，不似红湖独往时。①

这首诗写作在武昌。1899 年他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办京汉铁路南段。这时梁鼎芬任两湖书院山长，陈衍任官报局总编纂，沈曾植任两湖书院史席， 他们时常相遇，作诗论文，互相唱和。张之洞对他的诗也很推崇。

《广雅尚书生日以诗为寿》：莫道希文穷塞主，却教矍铄敌清贫。垂天斗柄诸方见，入海江流半壁振。忧患老来身自扞，须髯白尽气逾新。闲鸥不为诗翁恋，浩荡烟波恐未驯。②

他将张之洞比作宋朝范仲淹，又说张之洞虽然年纪老了，须髯尽白，可是忧患国难，气势很盛。末两句是表示自己的志向愿望未能实现，总有一天闲鸥是要展翅飞翔的。

《世已乱，身将老，长歌当哭，莫知我哀》：驻颜却老竟无方，被发缨冠亦太狂。归死未甘同泯泯，言愁始欲对茫茫。孤云万族身安托， 落日扁舟世可忘。从此湖山换兵柄，肯教部曲识蕲王。③

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老自居，满朝政府已被推翻，像落日扁舟一样， 而他自己则孤云万族只身难以寄托了。

还有一首诗，写得更晚，遗老心情反而更加严重。

《陈叔通属题江弢叔墨迹》：⋯⋯，世弃天留等可哀，黍离荆棘更能来。还从铜辇寻残梦，早向昆明辨劫灰。吞炭漆身殊未避，触山逐日漫相猜。两朝国士虚名在，骏骨聊堪比郭隗。①

此诗题目上写着：“自念生逢世乱，穷老无所就，复为此诗，后世或有悲之者。”算起来已是 1923 年了，但他脑子里仍要为清朝效忠卖力。

他的七言绝句写得很清秀幽峭，举两首。《题吴氏草堂》“雨后秋堂足断鸿，水边吟思入寒空。风情谁似霜林好，一夜吴霜照影红。”“水痕渐落霜渔汀，秃柳枝疏也自青。唤起吴兴张子野，共看山影压浮萍。”②

同光体派的赣派还有胡朝梁，号诗庐，江西铅山人，他随陈三立学诗， 是后期代表。浙派还有袁昶，字爽秋，官至太常寺卿，是后期代表人物。闽派还有林旭，福建侯官人，是戊戌政变被害的六君子之一。陈宝琛，字伯潜， 号弢庵，又号桔隐，福建闽县人，为闽派领袖人物之一。还有李宣龚，字拔可，福建闽县人，曾从郑孝胥、陈衍学诗，为后期代表人物。这样看来，同

② 《近代诗钞》第 13 册，郑孝胥卷，第 1 页。

① 《近代诗钞》第 13 册，郑孝胥卷，第 15 页。

② 《近代诗钞》第 13 册，第 16 页。

③ 《近代诗钞》第 13 册，第 23 页。

① 《近代诗钞》第 13 册，郑孝胥卷，第 37 页。

② 《现代中国文学史》，第 268 页。

光体诗派这一群体在晚清诗坛颇有影响。宋诗运动的理论家陈衍强调：“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③力图将性情与学力结合起来， 成为“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道咸以前，由于文字狱大兴，诗人慑于文字之祸，咏吟所寄，只得模山范水，流连景光，咏史，咏物附于比兴之体，不敢显露出愤懑的情绪。同光以来，便因为时势变动，国难日逼，知识分子有改革的思想，便要将人心哀乐表达出来。显露真实的性情。陈衍说： “余生丁未造，论诗主变风，变雅，以为诗者，人心哀乐之所由写宣。有真性情者，哀乐必过人，时而赍咨涕洟，若创巨痛深之在体也。”④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一批士大夫退下阵来，他们脱离了现实政治火热的斗争，只剩下个人的牢骚、哀怨、徘徊和惆怅，他们的诗作确也诉说着真实感情、胸怀，但是从中嗅不出时代的脉搏、社会的新鲜空气、人民群众的需求，单从古代诗歌中吸取养料，滋润诗苑，是可以开出鲜花，但是毕竟脱离了厚实的沃土，脱离了现实政治斗争。不在时代新旧斗争的旋涡里冲击， 树木鲜花的生命力都是脆弱的，短暂的。宋诗运动阻碍了资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便要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梁启超便提出“诗界革命”，他们的新意境偏重于内容的创新，而不单是从古典诗歌的宝库中讨生活了。

第三节 杨文会

晚清对佛学的研究是一股缓缓流动的思潮。先进的思想家同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宋恕、章太炎都对佛学哲理深有体会。近代佛学的一位重要人物是杨文会。梁启超说： “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杨文会。”①可见杨文会的影响之大。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埭人。父亲朴庵，道光十七年（1837）中举，次年成进士，官部曹。杨文会 10 岁受读，不喜举子业，对唐宋诗词时一浏览，和朋友结交常赋诗为乐，性任侠。稍长，益复练习驰射击刺之术。16 岁，娶妻苏氏，次年，太平天国起事，朴庵和全家老幼几十人，转徙徽、赣、江、浙间，往返十年，屡濒于危。居乡里，襄办团练，在徽宁佐理军事， 跣足荷枪，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论功则固辞不受。同治元年（1862） 由江西迁居安庆，父亲去世，家庭贫困，曾国藩檄委谷米局。同治三年（1864） 回乡，感时疫，病久。自此便学佛道。有一老尼授他一部《金刚经》，读后感到佛理深奥，难解，便弃置一旁。又在安徽书肆得《大乘起信论》一卷， 阁置案头。病中读起信论，不解释卷，读了五遍，窥得奥旨。由是，遍求佛经，又在坊间得到《楞严经》、《维摩诘经》，反复诵读，始研索有心得， 于是遍觅经论，感到经卷毁于战火，发心刻书本藏经。使能广为流传。他在江宁参加工程建筑，与真定王梅叔、邵阳魏刚已、阳湖赵惠甫、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交往结识①，互相讨论佛理，深究宗教渊源。他日则

③ 《石遗室诗话》卷 8。

④ 《山与楼诗叙》，《石遗室文集·四集》。

①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第 73 页。

① 刘开生即刘翰清，曾任出使俄罗斯参赞道员。赵惠甫即赵烈文，曾任易州直隶州。曹镜如即曹耀相，曾

重理工程，夜则潜心佛学，校勘刻印经籍，诵经念佛，静坐作观。所办工程， 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褒奖。同治十二年（1873）屏绝世事，家居读书。后因家境窘迫，又就江宁筹防局差。在这几年内，刻经不辍，经版藏于家中。光绪元年（1875）经理汉口盐局工程，第二年，受曾纪泽之聘，襄办传忠书籍。光绪四年（1878）曾纪泽出使欧洲，他随行，到英国、法国考察政教生业甚详。精究天文、显微等学，制有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以备将来测绘之需。回国后仍以刻经为事。光绪十二年（1886）春，刘瑞芬出使英国，杨文会应召随往伦敦，观察英国政治制造诸学，深明列强立国之原，三年既满， 先行假归，不受褒奖。他在伦敦结识一位留学牛津大学的日本学者南条文雄， 是在英专攻梵文，研究佛学哲理的，两人成为至交，相约相互交流佛经典籍。后来，得到南条文雄的帮助，从日本搜集到中国已佚的隋唐佛教典籍近三百种，杨文会择其最善者，刻印流传，这对于佛学研究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光绪二十年（1894）他同英人李提摩太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以便将佛学传播到西欧。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又同锡兰的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会晤于上海，相约复兴印度佛教。这些国际交往扩大了中国佛教的影响。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在南京延龄巷住所，创立“金陵刻经处”， 专门负责刻印、流通各种佛经。光绪三十四年（1908）冬，他在刻经处创办佛教学堂，称“祇洹精舍”，它的宗旨是冀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由李晓暾讲授国文，由苏曼殊讲授英文、梵文，他亲自讲授佛学课程，就学者 20 多人，日有进益，不及两年，因经费不足停办。宣统二年（1910），他在南京创办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开会一次， 每周讲经一次，弘扬佛法，纠正和救治佛教宗教界的一些流弊。

他弘法四十多年，流通经典至百余万卷，印刷佛像至十余万张。他的刻经、办学都是开风气之先，以后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了“佛学书局”、“佛经流通处”等机构，各地的佛学院也相继成立。他的弟子很多，许多著名学者与他探讨，切磋佛学哲理。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居士和太虚法师。他临终遗嘱将弘法事业传给其门人学唯识的欧阳渐。所以，杨文会是现代佛学以及现代佛学教育的奠基人。

佛学哲理

杨文会写了一篇《十宗说略》，介绍中国佛教流派，对每一宗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原始佛教由释迦牟尼所创，它的教义是讲四谛，人生是苦、集、灭、道四谛。苦谛是说人生是苦，一生都在苦中挣扎，苦海无边。集谛说明痛苦是由诸种条件合成的，探求苦的原因、根源。灭谛是人一生在流转的环境中，六道轮回，产生因果报应，人要求得灭除痛苦达到寂灭状态。道谛是找到除灭痛苦，证得涅槃正果的道路、途经、方法。就是要修行积善，解脱人间痛苦。释迦牟尼去世后，佛教又发生了分裂，形成小乘和大乘两大流派。小乘学派只承认能为佛弟子，闻佛的言教，重视戒律修行，求得自身解脱，是消极的、寂静的，比较接近原始佛教教义。大乘学派产生较晚，认为人人皈依佛，人人可成佛，立大志发宏愿归向佛，终可为佛，偏重普渡众生，致力于一切众生的解脱。大乘佛教在发展中又演化为

任刑部郎中。他们那时是曾国藩的幕僚。

中观学派（空宗）和瑜伽学派（有宗）。中观学派的创始人是龙树，他认为观察事物不要落一边，要综合两边，合乎中道，因而称中道学派。他又认为万事万物是由因缘合和而生，依靠其他原因、条件而生，事物自身是不真实存在的，缘起性空，一切皆空，建立了“空宗”宇宙观。瑜伽学派创始人是世亲、无著兄弟。他们提出万物唯识所变，识有境无的主张。万物（境）是无（空），由于识能变现万物，因此，识是有。他们的学理便称为“有宗”。以上叙述的这些理论都流传到中国，相应地形成各种流派。

杨文会的《十宗略说》便是介绍中国佛教的各宗。

（一）律宗，又叫南山宗。

唐道宣住终南山创宗，故亦称南山宗。宗教讲修行，修行讲戒、定、慧。戒是戒律，定是止，坐禅，慧是理，精通哲理。杨文会说：“夫戒定慧三学， 次第相须，未有不持戒而能骤得定智者”①。“出世三学，以持戒为本，故首标律宗”。律学便是检束身心，使违背凡情，随顺圣道。首先是守戒律，打坐入定，思考哲理，道德高洁，心地纯净，才能悟出佛理来。他说：“近代宝华山三昧律师，专以此法轨范僧徒，师资相传，代有闻人。”唐代书法家怀素亦是律宗僧徒，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也是皈依律宗。

（二）俱舍宗，一名有宗。

世亲造《俱舍论》，全称是《阿毗达磨俱舍论》。陈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真缔译出。唐代玄奘到印度取经，归来重译《俱舍论》三十卷，由门人普光作记，法宝作疏，弘扬传习，遂成一宗。

（三）成实宗。

诃梨跋摩造《成实论》，姚秦弘始十三年，鸠摩罗什译出，其弟子昙影笔述，僧叡作注释，六朝传习甚众，到唐朝便渐渐衰落了。

（四）三论宗，一名性空宗。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为三论。《中论》、《十二门论》是龙树著，《百论》是提婆著，这三部经典是宣传缘起性空的中观学说，为对小乘学派进行驳斥的重要著作。鸠摩罗什将此三部经典译成中文，僧生、僧肇、僧融、僧叡相继传承，唐吉藏专宗此，学术大盛。天台宗兴起，学三论便逐渐稀少了。杨文会说：“吉藏有疏，若干卷，今从日本传来，或者此宗其再兴乎？”欧阳渐说：其师杨文会“刻门论百论等，然后中观之学有籍， 而三论之宗复明”①。晚清黎端甫善三论，是杨文会弟子。

（五）天台宗，一名法华宗。

陈隋间有一位大师叫智■。他住在浙江天台山创宗，故名天台宗。此宗以《法华经》为教义根据，又叫法华宗。这派根据印度大乘学派中观理论， 反对偏执一边的看法，对事物现象的解释，不生不灭（法体）、不常不断（时间）、不一不异（空间）、不来不出（运动）、不二法门、不落二边，称为中道。他们提出性具善恶，一心三谛，一念三千。一心可以同时观察事物的空、假、中。既看到空，又看到假，还能看到此两面统一起来而观察的非空非假的中道。一念即一心，三千即整个宇宙，宇宙整体就存在于心念活动之中。他们主张定慧双修、止观并重。止，就是禅定；观，就是智慧，通过修行，暗障皆除，众善普会，大彻大悟便成佛性。

① 《十宗略说》，《杨仁山居士遗书》第三册。丁巳年刊本，以下相同者不一一注明。

① 《杨仁山居士传》，《内学杂著》下，附录。

（六）华严宗，一名贤首宗。

华严经是印度龙树所著，因依华严经立宗，故称华严宗。隋唐间创宗大师是贤首法藏阐明此宗教义，故称贤首宗。华严宗是依据印度大乘中观学派理论，讲缘起真如论，即世间一切事物待缘而起，依一定条件变化，是互相关连，互相作用。他的主要意思是本人的心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一念不觉便产生“无明”，于是出现种种妄念，堕入迷妄，只要离开种种妄念，悟此身便能成佛性。发心便能成正觉，人人都可成佛。这里面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杨文会深通华严。他自己说：“鄙人初学佛法，私淑莲池、憨山；推而上之，宗贤首、清凉，再溯其源，则宗马鸣、龙树。”①按：莲池是明朝高僧， 在杭州云栖寺当主持，称云栖袾宏，提倡禅净合一，以持戒念佛求往生净土， 为净土宗大师。憨山是明朝高僧，在庐山结庵说法，主张禅、华严、净土三宗调和，以佛学解说儒家经籍。这两位明朝高僧的思想对杨文会影响很大。贤首即唐法藏大师，清凉即唐澄观大师，这两位是华严宗的，可见杨文会是崇信真如缘起论的。欧阳渐记述：“仁山居士，学贤首，遵起信论，刻贤首起信论义记及释摩河衍论，而集志福等注以作疏，博求日韩，得贤首十疏之六，与藏内十余卷，都二十种，汇而刊之，曰贤首法集，刻玄文本论，而译论五位以笼罩一切法门。”②这一段讲明乃师杨文会崇信华严宗并为此宗搜集经藏刻印流通所作的努力。

（七）慈恩宗，一名法相宗，又名唯识宗。

杨文会解释：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是前之三论，相宗是唯识论，以弥勒为初祖，无著、世亲、护法等相继弘扬，即印度大乘瑜伽学派。因宣扬一切事物唯识所变的观点，故称法相宗、唯识宗。又因创始人玄奘、窥基常住在慈恩寺，是其主持，故称慈恩宗。这派学理强调众生有五种种性。一、声闻种性，二、独觉种性，三、菩萨种性，四、不定种性，五、无种性。在世界观上，讲八识，一切事物都是缘起，这缘起的缘，主要是人意识中的种种习气，即经验。一切客观现象都依存于经验，这是相宗，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眼、耳、鼻、舌、身是感觉，意是思虑分别，末那是思量（推理、判断、记忆），这七识是从哪里来的？即靠阿赖耶识，第八识。前七识的能力都是第八识给的。这一学派因为主张只有一部分有佛性，不是人人有佛性，限制了一部分人，招致了其他宗派的反对和攻击，也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又因此宗佛理比较深奥， 特别繁琐，影响了它的传播和普及。

杨文会很重视唯识学的研究，并且从日本搜集到因明唯识的经卷。他在

《十宗略说》中说：“参禅习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颟顸佛法，■侗真如，为法门之大幸矣。”“论疏流传日本，今始取回。”其弟子欧阳渐记述：仁山居士“与桂伯华书曰：‘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颟顸、■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明末诸老，仗宗镜录，研唯识，以故相宗八要，诸多错谬。居士得唯识述记而刊之，然后圭皋不遗， 奘基之研讨有路。”①以上记述说明三点：一是唯识宗的经籍由日本传入，提

① 《与某君书》，《等不等观杂录》卷 6，《杨仁山居士遗著》第 9 册。

② 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传》，《内学杂著》下，附录。

① 《杨仁山居士传》，《内学杂著》下，附录。

供了研究的有利条件。二是杨文会门下研究唯识的学者甚多。三是杨文会传其佛教事业于欧阳渐，他便精通唯识宗的哲理。晚清唯识宗哲理的研究，形成一个高潮。

（八）禅宗，一名心宗。

达摩西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历代相传，称为禅宗。又以觉悟众生心性的本原为主旨，又称心宗。杨文会认为禅宗之宗，不属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中的第五度，而乃是第六度，以“般若”来解释“佛之心印”。梁武帝时，菩提达摩由广东到河南登封县嵩山， 面壁七年。唐朝弘忍传给惠能，神秀要抢夺其衣钵，惠能潜到广东，创南禅。这一宗派讲哲理不用语言，不着文字，不讲究坐禅，不讲究诵经，直指心性， 见性成佛，想通了，便达到顿悟，便成佛。佛性到处都有，连木石也有佛性。佛是什么？既不是这，又不是那，无处不在，无处不是，因此，用比喻，寓意，甚至不说话，用棒喝，教你悟出道理来。这叫“参话头”，或“参禅”， 理解禅理。这种宣传没有一个凭据（如经籍），因此，流传一久，便生出许多弊病。有的人根器浅薄即以禅师自命，大言不惭，有的人一知半解，便谓超佛超祖，妄谈“般若”，招摇撞骗。杨文会认为后来“岂惟浅深不同，亦乃真伪杂出”。他在《十宗略说》中大发感慨：“慨自江河日下，后后逊于前前，即有真参真悟者，已不能如古德之精纯，何况杜撰禅和，于光影门头， 稍得佳境，即以宗师自命，认贼为子，自误误人！”“故黠慧者窃其言句而转换之，相鲁者仿其规模而强效之，安得大权菩萨乘愿再来，一振颓风也哉！” 他的意思是对那些大谈禅法的人要认真检验，看他们是真有禅道功底，还是只有吓唬人的谎言。

（九）密宗，一名真言宗。

印度龙树受教于金刚萨埵创教。如来佛有三身：一是释迦牟尼如来佛、一是大日如来佛、一是弥勒佛。密宗崇大日如来佛。中印度善无畏东来，南印度金刚智东来，传入瑜伽密宗，又传给不空、一行、惠果。密宗供奉大日如来，还有巫术，行法术、祈雨、治病等。日本僧慧果到唐朝留学，回到日本，将密宗传入日本，弟子有空海，称东密。印度莲花生到西藏弘法，将密宗传入西藏，称藏密。杨文会记述道：“今之学者，但持诵准提大悲等咒， 至心诚恳，亦得密益。欲知其中奥妙，须阅大旦经疏释及显密、圆通、大藏秘要等便悉。”

（十）净土宗，一名莲宗。

净土宗供弥勒佛，以为念佛，借助他力，便能求解脱，只要心诚，念南无阿弥陀佛，死后往生西方净土，便能得道。此法简而易行，深得大众欢迎。净土宗以普贤为初祖，后马鸣造大乘起信论，龙树造十住智度论。传入中国， 慧远为初祖，结白莲社于庐山，此宗因此又名莲宗。昙鸾、道绰、善导，次第相承，宋朝有永明，明朝有莲池，这是极著名的高僧。

杨文会学理上钻研华严，践履上归心净土，教人以净土。他认为：“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门，为圆顿教中捷径也”①。各派只是百川异流，唯独净土宗才是大海，别开方便法门，普渡众生之法，是捷径。

杨文会在《十宗略说》的结语中说：“出世三学，以持戒为本，故首标律宗。佛转法轮，生度声闻，故次之以小乘二宗。东土学者，罗什之徒，首

① 《十宗略说》，《杨仁山居士遗著》，第 3 册。

称兴盛，故次以三论宗。建立教观，天台方备、贤首阐华严、慈恩弘法相， 传习至今，称为教下三家。拈花一派，教外别传。灌顶一宗，金刚密授，故列于三家之后。以上各宗，专修一门，皆能证道。但根有利钝，学有浅深， 其未出生死者，亟须念佛生西，以防退堕，即已登不退者，正好面觐弥陀， 亲承法印，故以净土终焉。”这段结语说明他写十宗略说各宗排列顺序的原由。成实论、俱舍论属于小乘，其他各宗属于大乘，天台、华严、唯识宗称“教下三家”，禅宗称“教外别传”。就其思想体系而言，可列表如下：

律、密、净土三宗，就其思想倾向说来，律宗近于“相宗”，净、密宗近于“性宗”，都属于“有宗”。从这段结语来看，杨文会深通法相、华严两宗，而以净土教学者。

佛教传入中国，约在东汉，魏晋隋唐极盛一时，到了后来，便趋衰落，有些宗派，渐渐沉寂，晚清佛教的复兴，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晚清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侵略，内政腐败，造成国家多难，西学东渐，传统儒学在苦苦支撑局面，显得相形见绌。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各种学问，也触及佛学。封建时代崇儒，“独尊儒术”，佛学是旁门左道，儒学讲入世，佛学讲出世，到了晚清，西学冲击，打破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人们从诸子学说、佛学道教中寻找人生哲理。西学东渐，人们发现西方对佛学的研究相当重视。西方研究佛学，包括

古印度佛学（梵文）、中国佛学、日本佛学、东南亚佛学。日本佛学研究也引起西方重视。这种研究风气也影响到中国。西学东渐，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方法也输入中国、促使人民独立思考，将传统文化一一加以重新分析、认识和评价。梁启超说：“启超确信佛教为最崇贵最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而现代阐明传播之责任，全在我中国人。”① 这里，梁启超将佛教看作为“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誉为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②。

从思想上说，中国晚清研究佛教，比较偏重佛教哲理的研究。佛教哲理中的某些内容对现实政治斗争有着借鉴意义和作用。第一、救世、救人。佛学思想，尤其是大乘教义讲究普渡众生。“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誓不成佛’，‘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舍己救人之大事惟佛教足以当之”①。第二、平等、慈悲观念。平等观念源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梦’。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已”②。慈悲，就是爱人，与儒家学说中的仁， 不忍之心相似。晚清思想家便将佛理中的平等、慈悲观念与西方资产阶级平

①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39，第 118、119 页。

② 《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39，第 118、119 页。

① 《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0，第 47 页。

②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 10，第 49 页。

等、博爱观念相类比，以冲破封建等级观念。第三、不怕牺牲，勇于任事的精神，为了普渡众生，便甘心入地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宏大志愿，形成了一种人格，即自尊、无畏、奋迅、勇猛，具有大的威力，这种人格的陶冶便能使人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第四、依自不依他。佛教教义自贵其心，不依他力，而靠自己努力，独立思考，摆脱一切封建礼教思想的羁绊。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则不怕牺牲地去做，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明朝张居正，晚清章太炎都说过这样类似的话。

总之，思想家、革命家、学者为了救国救民，他们从佛教哲理中吸取一些积极内容，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不为名、不为利，而为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勇猛无畏，视死如归，显示出一种刚毅精神和英雄气概。谭嗣同赴刑场时便是这种慷慨激昂的气概。

佛学哲理又可丰富传统文化。

佛学的论证方法比中国传统儒学要细致、精密得多。唯识论名相，将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包括物理现象、心理现象、自然现象、社会现象都详尽论证，包括了世界观、人生观、心理学、伦理学、认识论、因果论、真理论， 体系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分析十分精致缜密，有科学合理的成分。这些分析对中国先进思想家有极大启发。康有为的《大同书》，就是由佛教思想指导而写成。谭嗣同《仁学》也用华严宗、禅宗、唯识宗三宗的思想、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和儒学的今文经学构架了全书。章太炎学术思想，其佛学思想成为重要组成部分，他自述思想从儒学伸向佛学，又从佛学转回儒学，“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①以后，著名哲学家熊十力曾问学于欧阳渐， 他写的著作《新唯识论》是用佛学唯识论融合儒佛思想，借鉴名相分析的方法，解释哲学，推动着近代佛学的复兴。

还有因明学，是佛教中的古代逻辑学，中国古代曾有名学，《墨子》中有论述逻辑的，后来，此学不甚发达。近代人们又重视它，西方逻辑学传入， 人们一面从《墨经》中发掘墨子论逻辑，一面又从佛经因明学中发掘印度传来的古逻辑学。吕征《因明纲要》、陈望道《因明学》、太虚《因明概论》和虞愚《因明学》，是研究因明学的一批重要成果。

佛学的研究在方法上也有创新。如吕征，曾向欧阳渐问学，后来卓成大家。他研究佛经，由梵文、巴利文古文字入手，将汉文、藏文相对比，用佛经的英译本、日译本，对比勘误，提出异同点，鉴别真伪，考订异乱，纠正错谬，补充缺漏，冶巴利文、梵文、汉文、藏文于一炉，回头来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籍中许多疑难问题一一考订，这样，研究便推进了一大步。吕征便是这样寻求佛典哲理演变的规律。著成《西藏佛学原论》、《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书中提出了许多创见，标志着佛学思想研究达到了成熟阶段。

综上所述，晚清佛学研究的复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荡不定，人心思稳，谋求精神解脱的结果，是打破了“独尊儒术”局面的结果，是西学东渐，用新的研究方法整理佛经典籍的结果，从而使传统文化的发掘、整理、分析更加丰富，是西欧佛理研究对中国推动的结果。

① 《菿汉微言》，《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73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