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早期维新派和洋务派的洋务思潮

第一节 同治光绪年间西学东渐和国民心理趋向

1864 年至 1894 年共 30 年。同治三年（1864）湘军打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这一阶段是洋务派从事洋务运动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以下的文化现象。

一、汉学的衰落。汉学的衰落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原因。太平军打到南京，江南大片土地处于战乱之中，太平天国首领早期反孔，“敢把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火烧。”文物图书遭到极大的损失，江、浙、皖公私藏书荡然无存，使从事考据的研究受到极大的影响。二是文化继承的原因。著名的老一辈的考据学家先后谢世凋零，如：章学诚，1801 年去世。钱大昕， 1804 年。纪昀、段玉裁，1805 年。洪亮吉，1809 年。孙星衍，1818 年。焦循，1820 年。王念孙，1832 年。王引之，1834 年。阮元，1849 年。而年轻的一代学者没有来得及接上来，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由于北方发生了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圆明园烧毁，北方回民起义、捻军起义，南方太平军战争， 使知识分子的安静的读书生活被打破了，常常流离转徙，没有一个安定的读书的环境。如马建忠，为逃避太平军战争，随家转徙，凡十八迁而抵上海， 东南沦陷，考试无由。这样，做文字训诂考据的学问已经不行了，要另辟门径。咸丰、同治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人民感到奇耻大辱，人们扼腕切齿，要从故纸堆中自拔，学术上要研究边疆地理、外国史地方面的学问。

二、西学的介绍。西学的介绍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外国传教士。1843 年外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这是一个印刷所。麦都思、伟烈亚力、艾约瑟等聘请了李善兰、管嗣复、王韬等人翻译和介绍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如《几何原本》、《谈天》、《重学》、《代微积拾级》、

《地理全志》等。还有英国医生合信著《全体新论》、《西医略说》、《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内外科新说》五种医书，由管嗣复翻译。这些医书传播了近代西方医学知识。1887 年 11 月上海成立同文书会，后改为广学会，由韦廉臣、李提摩太主持。此会宗旨是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译书 70 种。还有中国教会出版《万国公报》，1868 年出刊， 从 1875—1883 年出了 750 期。这些书籍和刊物多为介绍基督教教义，同时， 也介绍了西方各国的情况，包括议会制度等等。第二个途径是洋务派办的江南制造局。该局附设翻译馆，1871—1879 年翻译书刊达 90 种，其中自然科学 47 种，工艺军事 45 种，共 83000 册。第三个途径是中国的外交使节，他们出国多半写了日记，如曾纪泽、郭嵩焘、薛福成等，他们在日记中将在西方的所见所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

三、仇洋心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中国，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视外国为敌国，由此牵连到对西学、西教的态度。有一士子问大学士阎敬铭：“今世正士，谁善外交？”阎答：“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郑观应说：人们一谈西学，便被目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学外语，便嘲笑为“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同文馆是学习外语的

地方，孔门弟子竟请洋鬼子当教师。要不要学习科学技术？有人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也很先进，为什么要学西欧。倭仁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①直隶知州杨廷熙奏：“丧师辱国最为可耻，而羞不知星宿之士，忘大耻而务于小耻。”他认为学天文何必学外国，找外国人？“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术机巧而在政治修明。”②要不要修铁路？大臣回奏，外国传教士传教流毒城市，尚有穷乡僻壤还未到达，若修建铁路，四通八达， “则愚妇村氓不难尽被煽惑，冠裳化为鳞公，礼义必至消亡，是有害于风俗也。”③这样，有人奏：“朝廷深知铁路一开，不啻开门揖盗。”④有人说设电线、修铁路，是破坏风水，惊动了祖宗墓丘。郭嵩焘是出使英国的外交使节，他在日记中承认西方有胜过中国的地方，便遭到攻击、诽谤、围攻。

四、洋货在中国市场的畅销。西方的食品、日用百货商品倾销到中国， 充斥市场，引起了人们生活的变化和社会习俗风尚的变化。中国各大城市市民爱好洋货，以用洋货为体面，讲究气派。如酒，外国的香槟、葡萄红酒、白兰地、啤酒，国人“初疑之，继而试之，终乃甘之，大餐酒馆，遍于通商名埠，综计入口之酒，岁不下千万金。又如卷烟，烟草生于吕宋，厥后推广， 卷烟出于南洋，比来四海风行，无人不嗜，近日纸烟入口，约不下数百万金。英人日人，均在上海设厂，收储制造，就地发卖。饼干：华人嗜之，尤胜于彼，铁盒包装，友朋投赠，视为珍宝，腹地通行销售尤广。咖啡：一物始自非洲，西人分种，西欧各国，人咸嗜之。西人嗜之，与茶相同。华人嗜之， 又过于西人”⑤。据陈炽记述，当时西方进口的日用商品还有玻璃、油蜡（煤油和洋蜡）、自来火（火柴）、钟表、肥皂（香皂）、刀针、磁漆、西药八大项目。他曾描述：“西绿洋红，皆成巨款，笺纸签筒之文具，石印铅字之汽机，面粉、口脂、藤床、钢榻，种种洋物，触目皆然。中国虽强安得不弱， 中国虽富安得不贫，天下有心人所为蒿目而忧攘腕而起也。”①这种西欧商品潮水似地占领中国市场，冲击中国市场，逼迫着中国商人也要适应市民的心理，将食品工业，日用百货业的各项指标都要改进提高，跻身于近代的行列， 与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以求得生存和发展。

洋务派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和倾向的地主官僚集团，早期维新派是代表正在转化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愿望和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关系密切，有些人即是洋务派幕僚。他们曾是洋务运动的参与者、追随者。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以及所经历的政治生涯不同， 他们的认识与洋务派发生了分歧，甚至对洋务运动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他们维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利益，认识更加深化，认为单纯科学技术不能使国家富强，政治改革涉及到商会、教育、议会制度的试行等等。早期维新派是洋务运动中比较进步的一股力量，代表着一种舆论和思潮，但是，他们并不掌大权，仅仅是舆论鼓吹，而且也是各自为政，在社会上舆论趋向，从个别具体

① 《大学士倭仁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奏折》，《洋务运动》第 2 册，第 30 页。

②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杨廷熙奏折》，《洋务运动》第 2 册，第 43 页。

③ 《河南道监察御史余联元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奏折》，《洋务运动》第 6 册，第 206 页。

④ 《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光绪十年十二月一日奏折》，《洋务运动》第 6 册，第 174 页。

⑤ 以上记载采自陈炽：《饮食之工说》，《续富国策》卷 3，载《西政丛书》第 30 册，光绪二十三年。

① 陈炽：《器用之工说》，《续富国策》卷 3。

的人物来看，当然也各不相同，总的趋向是他们要求改革，但是呼声尚是零星的，态度亦是软弱的。他们的舆论是在上述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早期维新派人物较多，时间跨度亦较长，我们只能举出一些人，提出一些共同的问题来探讨，至于政治、经济主张便从略，偏重于文化思想方面。我们选择王韬、马建忠、郑观应、陈炽四个具有代表的人物，分析时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洋务派我们选择张之洞，他在文化思想方面具有代表性。

第二节 王韬 马建忠 郑观应 陈炽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又更名瀚。字兰卿，又字懒今。后更名韬，字仲弢，号紫铨，自号天南遁叟，又曰弢园老民。江苏长洲人。出身于苏州城外长洲之甫里村。家境较贫困，父亲是一塾师。1849 年到上海受雇于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工作，历 13 年。1862 年探亲回乡，曾化名黄畹给太平军苏州当局写信提过建议，信为清军查获，清政府通缉王韬，他逃到香港。在香港他帮助理雅各译书，1867—1870 随理雅各到法国、英国，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还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过讲演。回香港后，1874 年办《循环日报》， 鼓吹变法思想。1879 年游历日本，受到日本学术界人士欢迎。1884 年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热心宣传西学，在社会上颇有影响。王韬的贡献是他传播西学，著作有《火器略谈》、《西学图说》、《西国天文源流》、《西学原始考》、《重学浅说》、《法国志略》、《普法战纪》等，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和军事制造方面的知识，同时，又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方面的知识。他的另一大贡献是将中国古典典籍介绍给西方读者。理雅各翻译一套《中国经典》，共 28 卷，其中包括《书经》、

《诗经》、《春秋左氏传》、《礼记》、《易经》等，而这些书的翻译得力于王韬。理雅各说“抑译者亦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之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通中国典籍者。”①这样才使译著有较高的质量。王韬在中西学的双向交流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少时在上海学习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外国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长期任李鸿章的幕僚。1875 年留学法国，学业成绩优异。回国后在李鸿章手下参加外交活动、经济活动。1882 年回家，从事著述。马建忠的著作有《适可斋记言》、《马氏文通》等。《马氏文通》是同他哥哥马相伯合著的，署名单列马建忠。

郑观应（1842—1922）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罗浮山人。广东香山人，买办出身，在英国宝顺、太古洋行办事 30 多年。后来参与洋务派兴办的企业，协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办过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厂、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他的著作有《盛世危言》、《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他是一个实业家，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政治主张是改良的，还有一些道家思想。

陈炽（1855—1900）①字次亮，原名家瑶，后称瑶林馆主。江西瑞金人。1879 年游历各地，到过福建、广东，并到香港、澳门考察，阅读西书很勤，

① 转引罗香林：《王韬在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之关系》，《清华学报》（台）1961 年 6 月号。

① 陈炽胞弟陈焘编《白溪陈氏十一修族谱》载：“（陈炽）清咸丰乙卯四月初七日吉时生，光绪庚子五月十三日午时殁于京都赣宁新馆”，据此当为 1855—1900。见《争鸣》（南昌）， 1987 年第 2 期。

在京师任户部主事、员外郎、军机处章京等职，曾参加北京强学会，为提调。他的政治建议受到户部尚书翁同龢的重视。戊戌变法失败后抑郁不得志。他的著作有《庸书》、《续富国策》。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入侵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很关心，对农业、商业、工业如何发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中肯的建议，希望中国走向经济繁荣，国力增强。

哲学

王韬对西学认识较深。1873 年曾撰文介绍《英人培根》，介绍他的《新工具》一书。培根是 16 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经验主义创始人。他反对神学， 冲破经院哲学，提倡科学。王韬介绍说：“盖培根著《格物穷理新法》前此无有人言者。其言务在实事求是，必考物以合理，不造理以合物。”①他所说

《格物穷理新法》即《新工具》一书，说明两点：一、他的方法是归纳法， 用归纳法论证事物得出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二、反对偶像崇拜，不为古来经典所囿。培根反对神学，以经验实验为准绳，格致之学是实事求是之学。

西方的科学是实事求是之学，当时也有其他思想家得出共同的认识。如郭嵩焘说：“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使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

②郑观应说：西学“无论一材一艺，总期实事求是，坐而言者即可起而行。”

③

王韬看到西方科学比中国发达，致使船坚炮利，其应用技术尤比中国强。他敏锐地看到世界形势的发展，六合将混为一，道同而理一。六合是上下东南西北，即全世界。欧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引起交通事业的发达，铁路、轮船，四通八达，把各大洲、各国、东西两半球，都沟通、联系起来了，建立了世界市场，商品输送到各地，世界各地人的足迹无所不至。这样世界“合一”的征兆便出现了。他说：“夫民既由分而合，则道亦将由异而同。⋯⋯ 盖人心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故泰西诸国今日所挟以凌侮我中国者，皆后世圣人有作，所取以混同万国之法物也。”④“将见不数百年，道同而理一，而地球之人，遂可为一家。”⑤他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出现圣君贤相上面，认为只有他们才能发挥国人聪明才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都能“窥其奥而擅其长”。这样：“凡今日挟其长以凌制我中国者，皆中国之所取法而资以混一土宇也。”①

怎样才能赶上西方呢？王韬认为必须变通，学习西法。道贵乎因时制宜，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样变通是形势所迫，变通是合理的。他说：“盖至此时不得不变古以通今者，势也。”②“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③这里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西学可不可以学？二是西学

① 《瓮牖余谈》卷 2，清上海申报馆刊印，第 6 页。

② 《郭嵩焘日记》卷 3，第 731 页。

③ 《考试上》，《盛世危言》卷 1，光绪二十一年，第 13 页。

④ 《原道》，《弢园文录外编》卷 1，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2 页。

⑤ 《地球图跋》，《弢园文录外编》卷 1，第 280 页。

① 《六合将混为一》，《弢园文录外编》卷 1，第 138 页。

② 《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卷 1，第 12 页。

③ 《变法上》，《弢园文录外编》卷 1，第 11 页。

与中学是不是器与道的关系？早期维新派的回答是：一、西学中源说；二、道器统一不可分离论。

第一，西学中源说。

对于西学能不能学？学习西学是否合理？一直存在争论。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是文明古国，周围国家是蛮夷禽兽之国，文化落后，因此，只能是以夏变夷，从来没有听说过：“以夷变夏”。向外国人学习，便是以夷变夏，这是荒谬的，不合理的事。西学东渐，西学是科学技术，光学、电学、机器物理、化学、矿学，由于这些学科的发达，又引出一系列新的机器、轮船、火车、大炮等。这些学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很陌生，他们从小专攻四书五经，研究道德伦常，与西方科学知识内容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认为中国擅长的是道，西方擅长的是器。中国原来也包括器的，但是后来这套科学技术“器” 的研究没有被重视，失传了，传到西方去了。早期维新派便编造一个有志之士抱器西行的假说，这就是西学源于中学说。他们说：礼失求诸野，我们现在又向西方学习，学的即是我们传过去的东西，中国古已有之，传到西方， 现在“天将器还中国”，我们又学习，这是合理的，必要的。

西学的内涵，随着人们的理解，时间的推移，逐渐有所扩展。早期维新派对西学的“器”的部分，（从文化角度来讲即物质部分）来源于中学，举了许多例子。

王韬说：“祖冲之能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造；杨么之轮舟，鼓轮激水，其行如飞；此非欧洲大轮战舰之滥觞乎！⋯⋯电气则由试琥珀法而出者也，时辰钟则明扬州人所自行制造者也。此外，测天仪器，何一非由璿玑玉衡而来哉！⋯⋯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不因此而益信哉！”①

薛福成说：“如《尧典》之定四时，《周髀》之传算术，西人星算之学， 未始不权舆于此。”②“《墨子》一书导西学之先者甚多，⋯⋯如第九卷《经说下》篇，光学、重学之所自出也。第十三卷《鲁问》、《公输》数篇，机器、船械之学之所自出也。”③“《庄子·外物》篇云：‘木与木相摩，则燃； 金与火相守，则流。’此电学、化学之权舆也。《齐物论》篇云：‘一与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秋水》篇云：‘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也，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此天算之学，与地之学之滥觞也。”④

他们说西方的光学、重学、化学、算学、天文学、机器制造、医学等， 中国古已有之，得出结论：“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⑤西学来源于中国，不过，制造更加精巧，超过了中国。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他们认为西方的政教符合中国的《周礼》。陈炽在《盛世危言》序中说：“公法睦邻，犹秉用礼”。汤震在《危言》中说：“大氐西人政教泰半本之《周官》。”宋育仁在《采风记》中说：“其上院则古世卿，

《周礼》询群臣，询群吏，询万民，朝士掌治朝之世，有众庶在焉，然则，

① 《原学》，《弢园文录外编》，第 2—3 页。

②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190 页。

③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 68 页。

④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 191—192 页。

⑤ 《续出使日记》，《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第 620 页。

《周礼》并有上议院在。”薛福成说：“《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议院， 颇得此意。”①又说：“《淮南子·主术训》曰：‘众智所为，则无不成也。千人之群无绝梁，万人之聚无废功。’西国各学各事之所以能胜人者，率用此术，即其用人行政之有议院，工商诸务之有公司，亦合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所以鲜有败事也。”②这里牵涉到议院、公司，这是文化的心物相结合的层面，这意味着西学内涵的扩展和学习西学范围之推广。郑观应将西学分为三类：一类是天学，以天文为纲，算学、历法、电学、光学诸艺包括在内。二是地学，地舆为纲，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包括在内。三是人学，以方言文字为纲，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包括在内。③他说这都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并非奇技淫巧。这种分类方法并不科学，我们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政教”亦列在西学，也应学习。按他的理解，“议院”也是“器”，可“用”。这倒是他与洋务派的不同之处。不变者道，道是三纲五常伦理观念，以及这种观念指导下的君主制度，这是不能变动的。但是，早期维新派比洋务派只吸取西方机器（物质层面）部分推进了一步，他们想输入西方机器之后，也想将机器背后的西方政治制度加以部分采纳，将政教纳入“器”的范畴之中。

早期维新派的西学中源说是为学西学找到一种合理的根据，为学西学创造一种有利的条件，而且证明学西学是刻不容缓的事，将它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在列强环伺的条件下，不学机械枪炮轮船火车及其商务、外交知识则无法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竞争，无法在世界市场立足，那种重道轻器，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和社会风气已不能适应物质发明创造日新月异的时代了。西学中源说第二个作用，是为了对付顽固派的一种策略，顶住社会守旧思想的压力。学习西学实际上是恢复中国古代重视技术的优秀传统，使人们在心理上找到了平衡。

第二，道器统一论。

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道和器，一是本，一是末，重道轻器。而早期维新派则认为道和器是统一的，两者不可分离，孰轻孰重？轻视器也是不对的。王韬说：“道以成器，而器以载道，二者无相离也。”①又说：“道不能即通， 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②郑观应说：“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阙《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③

郑观应在这里引用两个范畴，一是“道体器用”，另一个是“器体道用”。

①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 191 页。

②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第 190 页。

③ 《西学》，《盛世危言》卷 1，第 8 页。

① 《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卷），序。

② 《原道》，《弢园文录外编》，第 2 页。

③ 《道器》，《盛世危言》卷 1，第 2 页。

④他的意思是道和器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规律是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独存

的。只有通过具体事物的研究才能发现其规律，而规律（道）是在具体事物

（器）中才体现出来的。器载道，体现道，促进道通。这种思想，实质上， 说明西方的“器”是一种媒介，可将西方的“道”传播到中国来。它的意义是要求人们重视西方的“器”，将道与器放到平等、相辅相成的地位上，重视西方物质上的器，也为进一步学西学的第三个层面（思想、学说、精神） 创造条件，作了很好的准备。

早期维新派的西学中源说、道器统一论，使人们解放思想，冲破传统观念，敢于学西学，为学西学争一席之地，打破了重道轻艺的传统观点，接触“实学”，去从事实际的学问，寻求真理。但是，这种理论确有它不科学、不正确的地方。西学有它自己的来源，有些发明创造是由中国传到西方，这也是事实，但不能以一概全，这样的说法便抹煞、混淆了中国古学和近代西学的本质区别。要从中国古书中找根据，说西学中国古已有之，这实是一种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方法。严复说：中国士人有一种“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的心理，便在“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并无新奇。”这样的说法其危害之一，是更加崇古，“必谓事事必古之从，又常以不及古为恨”。其危害之二，是造成学术研究的一大思想障碍。“于是武断支离，牵合虚造，诬古人而厚自欺，大为学问之蔀障。”①严复的这种评论和分析可谓击中要害。

历史学

王韬在 1870 年编撰了《法国志略》，1873 年编撰《普法战纪》。这是两部历史著作。

1867 年冬到 1870 年，王韬随理雅各到英国住了两年多，途经法国，两次在法国逗留，到过马赛、里昂、巴黎，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认为知道了法国，便可知道欧洲，知道了法国的盛衰之理，便可为中国提供史鉴。于是他应江苏巡抚丁日昌之邀请，编了一部《法国图说》。在这部书基础上， 搜集文字资料，扩编为《法国志略》，共 14 卷，15 万字。1890 年增订为 24

卷，共 23 万字。内容从古代历史一直讲到近代，近代则详细叙述，对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法国大革命历史，拿破仑第一帝国兴衰史，拿破仑法典都有介绍和评论，书中又介绍了法国财政、通商、外交、教育、军事等状况，比魏源的《海国图志》要更详细、完备、精确。

《普法战纪》是一部欧洲当代战争史。王韬此时在香港，他根据英国邮传电报中对普法战争的报道消息，译编成册，并加以论述。当时有张宗良（芝轩）和陈蔼廷帮助他翻译（张芝轩是广东南海人，精通外语，熟悉欧洲形势， 曾著《驭外刍言》一书。陈蔼廷是广东新会人，曾在英国衙署中任职，深知法律，当时为《西字日报》编辑）。他又搜集其他的资料，汇编成书。他说： “余摭拾其前后战事，汇为一书，凡十有四卷，大抵取资于日报者十之四、五，为张君芝轩所口译者十之四，网罗搜采，得自他处者十之二、三。”①

④ 王夫之的道器观，讲“道体器用”，同时，又讲“器体道用”。他说：“天下唯器而已矣。”“尽器则道在其中矣。”“实道而器虚”。参看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卷 5。

① 以上引文均引自《救亡决论》，《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52、51 页。

① 《普法战纪·前序》，弢园王氏藏版 1895 年，第 1 页。

初稿于 1873 年在中华印务局出版。后来，他又参考了《日耳曼史》、《法国

图志》以及美国麦吉雅撰的《普法战纪》等书，将 1872—1874 三年的大事都编进书内，增订为 20 卷本，1875 年出版。现在通行的版本是光绪乙未（1895） 重刊的弢园王氏刊，遁叟手抄本。

王韬在《普法战纪》中综论国家强盛和衰落的规律，普法战争的性质和起因，战争双方胜负的原因，以及欧洲和世界情势变化发展的趋势。他认为中国要仔细观察欧洲形势、世界形势发生的变化，制定我国的外交政策，借此时机制定我国的内政方针。王韬表示：“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此羁臣之职也。”“恒思得当以报国家。”①

在《普法战纪》第 16 卷，王韬详细记述了巴黎公社史。不过，王韬得到的材料是英国邮传报道，是站在官方立场的，所以王韬把梯也尔作为正面人物，把巴黎公社的民众看为乱贼。他对巴黎公社无产者掌握政权的性质并无认识，也不理解。即使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叙述基本是真实的。

对于梯也尔从凡尔赛率军回到巴黎，镇压屠杀巴黎公社民众，其屠杀之残忍，王韬在记述中寓含了批评之意。他记述说：“法军之剿贼也，过于残酷，所擒无论妇女童稚，苟持械之手者，立置死地，无一毫怜悯心，乱党既平，匪徒尽戮。”②他对巴黎公社的妇女战士英勇斗争给予了高度赞扬。

普法战争、巴黎公社的历史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王韬用敏锐的历史眼光将其历程记载下来加以评述，给中国人民留下了珍贵的史著。

王韬的史著研究从崇古的气氛中挣脱出来，转向近代史的研究，从封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转向世界历史的研究，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对人们思想有着启迪的作用。

文字语言学

马建忠于 1895 年撰《马氏文通》一书，33 万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汉语语法的理论专著。

中国语言文字学旧称“小学”，清代研究成绩卓然，分三部分，一是文字，篆、隶、正、行、草，字体的演变流源；第二是音韵；第三是训诂，讲字的意思。惟独对语法没有系统的研究。刘淇《助字辨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讲静字、动字。王引之《经传释词》讲到一些语法现象。但是， 这些都是零散的。马建忠懂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懂拉丁文语法， 便用西语语法来分析中国古代汉语的语法，实属首创。为什么要进行这一项研究工作呢？马建忠感到中国人从小识字，读书，懂古文，会写文章，靠的是一种背诵的办法，“书读千遍，其意自现”。“文选烂，秀才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亦会吟”。对中国古文的结构，字词的用法，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习古文花去了许多时间，但也不一定懂得了作文。西方人读书明理过文字这一关便容易多了，他们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便进一步掌握科学知识。他们掌握语文靠语法，从语法中了解其意义。马建忠认为，中国人民如果也掌握语法规律，便能缩短学习语文的年限，便能腾出时间来掌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用的知识。这样，在和外国竞争中，便不会显得贤愚优劣之不齐。他将学习语法作为国民提高素质、富强国家的需要，

① 《普法战纪·代序》。

② 《普法战纪》卷 16，第 15 页。

也作为中西文化的结合点和中西文化沟通的联结点。中国知识分子掌握语法规律引起了中国人学习方法的重大变革。

《马氏文通》全书分十卷。第一卷是大纲，字分实和虚，实字分名、代、动、静、状五种，虚字分介、连、助、叹四种。卷二是代字，卷三是位次， 卷四是动字，卷五亦是动字，卷六是状字，卷七是介字，卷八是连字，卷九是助字，卷十是句读。其中静字，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形容词，还包括了数词，量词在内。在卷三中分析。全书广搜例句达 7326 例，相当详尽。他用分析、归纳的方法，用西方语法，分析中国古代汉语的特点，寻求其规律， 创立新的完整的体系，自成一家之言，使汉语语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他自己说：“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以成此编。盖将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之奥秘，后其缄縢，启后人以先路。”①他的开创性的劳动开创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为中国汉语语法（包括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他的书出版以后，黎锦熙撰写《新著国语文法》（1924 年），杨树达撰写《高等国文法》（1929 年），吕叔湘撰写《中国文法要略》（1942 年）， 王力撰写《中国现代语法》（1943 年），这些书籍都在汉语语法学中有极大的贡献，他们都是继承了《马氏文通》的成就进而拓展了语法学的，达到了新的水平。马建忠先路开创之功，不可泯灭！杨树达评价说：“自马氏著《文通》而吾国始有文法书，盖近四十年来应用欧洲科学于吾国之第一部著作也。其功之伟大，不俟论矣。”②信哉斯言。

西学东渐引起了传统观念的哪些变化？洋务派认识和了解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是通过三件事：用兵、交涉、商务。西国用兵的目的仍在商务。开辟商埠，商品输入。中国人对商务并不理解，争利而已。中国是礼仪之邦，重仁义而轻功利。人们逐渐认识到商务的重要意义。第一，商务打通了内外隔绝的关系，闭关锁国的格局被打破了，世界连成一体。马建忠说：“夫处今之世，轮舟铁道梭织寰中，而欲自囿一隅，禁绝外往来，势必不能。”③陈炽说： 通商六十年以来，“无古今，无中外，无华夷，无物我，人而已矣。⋯⋯无町畦，无畛域，无边际，无端倪，一而已矣。”④对于“政与教，善者取之， 不善者素之，有益于国者行之，否则斥之。”⑤第二，重农还是重商。商这个词很笼统。商人，近代概念则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都包容在内。早期维新派观察结果，外国重商，以商立国，而且“工者，商之本也。”

①商业的繁荣要有工业作为基础和后盾。商民富有，国家便兴盛，马建忠写“富

民说”。要让民族资本家富起来。中国重农，手工技术操作，产品自给自足， 商品农产品较少，农业水平很低，农业需要机器来装备它。陈炽说西方讲究农学，是科学种田、兴修水利，蚕桑、葡萄、烟叶、咖啡、果树的种植，加上机器制茶、榨糖、制烟，这样，农民便富有起来。第三，如何看待“利”。陈炽说：“天下滔滔，大抵皆中人耳。惟有利而后能知义，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圣人立身行义，舍生取义，而治国平天下之经，不讳言利。且日亟亟

① 《马氏文通·序》，《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第 11 页。

② 《马氏文通刊误自序》，《马氏文通刊误》卷首，第 1 页。

③ 《巴黎复友人书》，《适可斋记言》卷 2，中华书局 1960 年，第 43 页。

④ 《续富国策自叙》，《续富国策》卷首，载《西政丛书》第 30 册，光绪二十三年。

⑤ 《续富国策自叙》，《续富国策》卷首，载《西政丛书》第 30 册，光绪二十三年。

① 《考工》，《庸书内外篇》卷 5，载《西政丛书》第 29 册，光绪二十三年。

焉所以利之者，圣人之仁也。即圣人之义也。盖为天下之中人计也，公其利于天下，溥其利于万民，即以食其利于国家，享有利于后世，故天下之工于言利者，莫圣人之若也。”②马建忠说：“西人以利为先。”③“西洋政治， 大都重利以尚信。”④他们不讳言富，不讳言利。一方面说西国是如此。另一方面说明利己而同时也利民、利国，不违背圣人的本意，使论点合法化。第四，尊君和重民。尊君与重民并不矛盾，早期维新派要求君主对“民”要重视，这个“民”实际上是官绅。而民的政治权利只是提提意见而已。他们看到英国有女王，便认为君主威严仍是最高的。所以，他们对议院的议论很多， 最突出看重的一点是上下相通，上下团结一致，国家强盛，而对民主意识则论述相当简略，民主学说则尚未涉及。以上所述：打破封闭状态、重商、言利以及重民，这是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先进的部分，这些思想已经向传统观念发动了严重的挑战，然则，所有这一切只能说是走向近代化的序幕刚刚揭开而已。

第三节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直隶南皮人。生于贵州省兴义府，父亲张瑛任兴义府知府。咸丰五年（1855）张瑛镇压斋教首领杨凤发动的农民起义时，张之洞 18 岁，对此事印象深刻。同治三年（1863） 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的考官、四川学政等职。门生中多为著名学者，如袁昶、许景澄、孙诒让、谭廷献、王棻等。他在湖北建立经心书院，在四川创尊经书院，聘请通才宿士如缪荃孙、樊增祥、王懿荣、蒯光典、左绍左、易顺鼎等教育士子讲学，颇有成就。光绪五年（1879）授左春坊中允，上书弹劾崇厚签订《里瓦基亚条约》的妥协罪状，要求治罪，成为清流派的首领。当时北派清流派以李鸿藻为首，张之洞、宝廷、张佩纶、黄体芳被称为翰林四谏。张之洞驳斥李鸿章妥协投降言论，很有力量，得到慈禧太后赏识。光绪七年（1881）任山西巡抚，凡三年。在山西整顿吏治，严禁鸦片，创办令德堂，遇见了传教士李提摩太，读其《救时要务》小册子，参观机器仪器，对洋务发生兴趣。光绪十年（1884） 调任两广总督，凡六年。在此期间，他筹划抗法，加强防务。1885 年他请出前广西提督冯子材，总兵王孝祺援桂，驻镇南关，打了胜仗。他筹饷军械， 支援战争，成绩卓著。在广东他设缫丝局、枪炮局，开矿务局、制铁厂等， 这是他经营洋务企业的开始。在广州他又继阮元办学海堂后，设广雅书院， 聘请朱一新、梁鼎芬主讲。光绪十五年（1889）冬他调任湖广总督，凡 18 年。其间曾调任两江总督一年零四个月，后又回到湖广总督本任。在这期间， 他兴办了洋务企业，计汉阳铁厂。这是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包括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大小工厂十个。炼炉两座，工人三千，采煤工人一千，为近代第一个大规模的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重工业。他还办了湖北织布局、纺织局、缫丝局、制麻局等四局，还有湖北枪炮厂等，还修筑芦汉铁路。这样，他便成为后起的著名洋务派。

② 《分建学堂说》，《续富国策》卷 4。

③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卷 2，第 31 页。

④ 《玛赛复友人书》，《适可斋记言》卷 2，第 45 页。

在他任湖广总督期间，湖北各地反教会侵略运动此起彼伏，有的规模浩大，哥老会、大刀会等秘密结社成为组织者领导者，掀起了武装斗争和农民起义。张之洞采取维护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利益，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方针， 派军队残酷镇压。包括宜昌教案（1891）、麻城教案（1893）、宜施教案等。但是，人民群众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清朝政府腐败统治的力量是蕴藏得很深的。张之洞愈扑火愈烈，他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哀叹。

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张之洞对维新派的革新运动是支持的。在任两江总督期间，他已是北京强学会成员，促成上海强学会成立。回到湖广总督任内， 他赞成湖南全省各州县购阅《时务报》。陈宝箴在湖南推动新政，也得到张之洞的赞同，《湘学报》发行也推广到湖北省各州县。但是张之洞对民权思想并不赞成，对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也不赞同，尤其对以孔子纪元纪年， 孔子改制那一套表示不满。康每有过激的言论发表，他看了后便加以训斥、规劝，采取措施加以限制。随着戊戌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维新派同张之洞的意见分歧也愈加明显。1898 年 3 月他便起草《劝学篇》，稿成，进呈皇帝。他说此书主旨在正人心开风气。正人心是提倡“三纲五常”，维护君主制度， 开风气是学西方铁路、商务、矿务、学堂等，并没有越出洋务运动的范围。此书和维新派民权思想截然不同。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奉旨调京。据说朝廷准备委职让张之洞来主持维新变法大政。25 日到上海，得到通知，说沙市发生焚烧洋房事件，返回湖北原任，处理教案。但因翁同龢的阻挠，使这一调动任职未能实现。

戊戌政变后，凡是与变法运动有牵连的官吏都受到惩处，惟独张之洞免议。其原因就是《劝学篇》成了他的护身符，保护他安然渡过了这一关。

光绪二十六年（1900）张之洞镇压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光绪二十七年（1901）张之洞和刘坤一共同上了三个奏折，史称：《江楚三折》，提出了新政的建议。光绪二十九年（1904）清朝政府批准了张之洞《奏定学堂章程》，兴办学堂，自 1906 年始，全国停止科举制度，兴学校。光绪三十二年

（1907）张之洞由协办大学士升为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但是这时张之洞已 70 高龄，精力远远不行了。清政府也更是危机重重，颓势无法挽回了。中央政府内部党争激烈，满汉矛盾尖锐，张之洞便努力“调停”， 竭力为清政府补苴罅漏，亦无济于事。1909 年去世。汪兖甫挽联：“匡时头白调停策，绝笔伤心讽谕诗。”说张之洞像宋朝大臣范尧夫（纯仁）那样， 以博大开上意，忠笃革士风，调停头白。张之洞写一诗：“诚感人心心乃归， 君民末世自乖离，须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①这首诗写于宣统元年六月，成为他的绝笔。

张之洞是后起的著名的洋务派，他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有所不同。第一，他自己没有一支自编的军队，没有指挥过战争，未成为军阀集团的首领。第二，他重视办教育，他着手经办的学堂很多，山西令德堂、广州广雅书院、四川尊经书院、湖北经心、西湖、江汉书院以及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武备自强学堂、商务学堂等，南京储才学堂、铁路学堂、陆军学堂、水师学堂等。他制定了学制改革方案，废除科举制度，在全国兴学校， 实现了近代教育体制改革。在对外态度上他主张抗御外敌。在文化上，他正

① 张达骧、李石孙：《张之洞事迹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 99 辑。按：张达骧是张之万的孙子，张之洞的侄孙。此诗载入陈衍编《近代诗钞》第 8 册，张之洞，第 12 页。

统保守思想比较浓厚。而对西学在技艺、商务、外交知识方面比较开放，主张学习。在维护“三纲五常”和君主制方面，则和顽固派的态度无甚区别。可以说，张之洞的思想是正统传统文化思想的延续。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很具有代表性。

哲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论断最早并不是张之洞提出来的。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冯桂芬便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早表述。洋务派李鸿章发展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仿造机器，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成社会实践。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以及铁路的兴建，为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准备了物质基础。

1898 年孙家鼐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定立宗旨，说：“自应以中学为主， 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为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②这里讲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的教育方针。

张之洞的《劝学篇》著于 1898 年戊戌变法前夕，他一开头便说，“图新时者言新学，虑言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③他说得不偏不倚，貌似公正，实际上政治倾向是反对维新派， 维护封建君主制。

体用这一对哲学范畴，一种理解是指同一物体本身结构及其外部的效能，本身结构为体，其外部效能为用。另一种理解是指两种事物相比较，一主一辅，一本一末。张之洞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 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汔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①从静态来看，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张之洞讲清了物质的内部层次和外部层次，明确了位置。由此，从动态来看，有变动的部分， 有不变动的部分。他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②从文化角度来看，思想意识道德伦理是属于文化的内核层次，这是不能变动的。政制、机械、工艺属于文化的中层和表面层次，则是可以变动的。

中学是什么？张之洞认为是儒家思想，圣道就是“三纲五常”。他独尊儒术，排除诸子百家，认为诸子学说都不可相信，相信便会走上歧路。申不害、商鞅、韩非等法家不讲诚德，废孝弟仁义，惨刻寡恩，是不能学的。老子庄子空疏、墨子狂悍、荀子后学亦非儒学正统。他严格遵循董仲舒所解释的天道—三纲—君主制，而反对康有为所解释的今文经学，聚众保教、托古改制那一套学说，他认为保国就是保大清，保教不必聚众结成团体，遏止维新变法运动的推行。

① 《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津河广仁堂校刻本，清光绪九年，第 8 页。

② 《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政要》第 22 卷，上海崇义堂，清宣统元年，第 21 页。

③ 《序》，《劝学篇·上》，《张文襄公全集》卷 202，北平文华 1928 年，第 1—2 页。

① 《会通》，《劝学篇·下》，《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第 48 页。

② 《变法》，《劝学篇·下》，《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第 19 页。

西学是什么？张之洞把西学分为三部分，一是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都包括在内。二是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三是西史，西方国家的历史。洋务派从事洋务活动所需要掌握和具备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的知识，通商、外交、军事、国际公法的知识，办教育的经验和知识。除此以外，他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学说、哲学思想是不需要也不能学的。他说：“两国哲学流派颇多，大略与战国之名家相近，又出入于佛家经论之间。大率皆推论天人消息之原，人情物理爱恶攻取之故。⋯⋯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 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假使仅尚空谈，不过无用，若偏宕不返，则大患不可胜言矣。”①他认为泰西哲学和中国佛、老、墨、法诸子学说相似，不是空谈，便是狂想，容易引起祸患，不能学习。

晚清学西学有五个阶段，属三个层次。第一阶段学船坚炮利，这是技艺， 第二阶段，学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这是自然科学。以上为文化第一层次（物的层面）。第三阶段，学军制、商务、外交、财政、学校、议院，这是政制， 是文化的第二层次（物与心的结合层面）。第四阶段，学民主、自由、平等学说，这是政治学说，所谓“教”，第五阶段，是进化论、唯物论、实证论等，是哲理，以上为文化第三个层次，属“心”的层面，是文化的最深层面。洋务派停留在第三阶段，维新派已进入第四、五阶段，盖学西学的理解并不相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在封建思想笼罩一切时，是封建正统文化面临西学的第一次撞击时的一种反映，它基于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又要有接受西方文化的承受力，于是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状态，把西学纳入，成为“西用”，为学西学争一席之地。洋务派又坚持着一条阵线，就是维护君主制，“三纲五常”。早期改良派强调道器统一论，想突破内学和外学的分别，经济上以工为本，政治上君民共主，接纳议院制度，实际上， 西学的内涵已有突破洋务派的趋势。

随着维新派变法运动的展开，张之洞提倡“中体西用”理论，已经从洋务派对付顽固派的攻击，争取学习西学的合法权利的理论武器，转化到同顽固派站在一条阵线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同维新派作斗争的思想武器。历经三十年，学西学进入了更深层次，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以及哲理。洋务派则仍停留在“中体西用”上，反对民权观不遗余力，因此，在政治思想和立场方面都趋于保守了。

以上我们从政治方面来看，“中体西用”在三十年来不同时期起着不同的作用。

从文化教育方面来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仍然起着积极作用。洋务派办了许多学堂，为了培养专业人才，他们一方面制定教育方针，仍要为专制政体服务，灌输“三纲五常”道德准则。另一方面，在课程的安排上， 西学所占比重约在 80%左右。这样，实际上保证了对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培养成为有专长，有实际学问和能力的人。

从文化上来看，中国人在吸取西方文化知识时，仍不应忘记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对的。但是，对于传统文化如何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① 《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张文襄公全集》卷 57。

则是一个较复杂、较困难的问题。因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种种因素的影响和限制，人们一下子不能站得高，看得远。而且，各个时期，对精华糟粕的理解也不一样，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易于为保守的人抓住这一点保留较多的旧学，以巩固其统治。

史学

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任四川学政期间，编了一本《书目答问》。这是一本目录学的专著。目录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读书，该读那些书？《书目答问》是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目录。此书张之洞委托著名学者缪荃荪帮助他编辑，他总其成。目录学，古代的书籍有《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可以参看。到了清朝，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了一万多部书， 太浩繁，学者读时比较困难，仍有不知怎样入门之叹。张之洞考虑到这一点， 想“以约驭繁”，他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①这里，要为初学者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哪些是比较重要的书，第二，哪些是比较好的版本。于是他做了几步工作：（一）“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二）“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 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三）“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 而选目的标准是：“经部举学有家法实事求是者，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集部举最著者。”②这样，初学者读书查找起来比较方便。张之洞把近一世纪以来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都搜集进去，读时更为精确。

陈衍记述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著《輶轩语》、《书目答问》教士。道咸以来，士溺于陈腐时艺，愈益不学；自是后进乃略识读书门径。有诋諆《书目》不尽翔实，稿非己出；然不害其励学爱士勤勤意也。”③很公正、恰当地评价了《书目答问》所起的积极作用。《清史稿》记述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 “所取士多隽才，游其门者皆私自喜得为学途径。”④所记相同。康有为指导学士读书，“当知目录之学。⋯⋯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版本最佳。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⑤张之洞关心教育，这本书是为考科举的士子们编辑的，而他治学眼光又偏重于经世致用，因此，在编辑时其范围又广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一次整理，开了一个总帐目，全书选了书目二千多部，是晚清目录学的一本较好的书，直到现在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学

晚清诗坛分三派，一派是湖湘派，王闿运、邓辅纶为代表，他们提倡魏晋的诗。一派是江西诗派，陈三立、沈曾植为代表，他们提倡宋诗。还有一派便是张之洞为代表，他们无分唐宋，并咀英华，主张融宋意入唐格，弟子樊增祥、易顺鼎倾向晚唐诗。张之洞的诗，陈衍对之评价甚高，说：“相国

① 《书目答问略例》，《书目答问》卷首，上海古籍 1983 年，第 1—2 页。

② 《书目答问略例》，《书目答问》卷首，上海古籍 1983 年，第 1—2 页。

③ 陈衍：《张之洞传》。转引自钱基博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 1986 年，第 260 页。

④ 《张之洞列传》，引自《张文襄公全集》卷首。

⑤ 《桂学答问》，《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38 页。

生平文字以奏议及古今体诗为第一，古体诗才力雄富，今体诗士马精妍，以发挥其名论特识。在南北宋诸大老中，兼有安阳（韩雄）、庐陵（欧阳修）、眉山（苏轼）、半山（王安石）、简斋（陈与义）、止斋（陈传良）、石湖

（范成大）之胜。”①张之洞对维新派谈改制，谈今文经，并不满意，诗中也时有流露，如《学术》一首：“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自注：“二十年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②用诗表达了一种思想，认为维新变法的风气是从讲公羊，误入迷途成为邪说，龚自珍是轻浮的士子，王安石变法造成了混乱，政治上动乱由于学术上风气不正。所以他总认为康有为谈孔子改制是野狐禅，提倡魏晋文章，提倡北魏书法（碑学），甚至于学英文，唱乱弹（京剧）都是不正派的歪风邪气，他以正统卫道者自居，攻击不遗余力。举《哀六朝》为例：

古人愿逢舜与尧，今人攘臂学六朝，白昼埋头趍鬼窟，书体诡险文纤佻。上驷未解昭明选，变本妄托安吴包。始自江湖及场屋，两汉唐宋皆迁祧。神州陆沈六朝始，疆域碎裂羌戎骄。鸠摩神圣天师贵，末运所感儒风浇。玉台陋语纨袴斗，造像别字石工雕，亡国哀思乱乖怒，真人既出归烟销。今日六合幸清晏，败气胡令怪民招，雎水祅祠日众盛，蜡丁文字烦邦交，笛声流宕伶欢乐，眉髻愁惨民兴谣。河北老生喜常语，见此蹙额如闻枭。政无大小皆有雅，凡物不雅皆为妖。愿告礼官与祭酒，輶轩使者颁科条，文艺轻浮裴公摈，字体不正汉律标。中声九寸黄钟贵，康庄六达经途遥。宝箓绵绵亿万纪， 吾道白日悬青霄。①

这首诗反映了他的文化观。他维护正统文化结构，凡是与正统文化系列结构相异的，他都抱排斥态度。学术思想上，他反对今文经学，曾说：“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②文学思想上， 他反对六朝骈体文。说：“最恶六朝文字。谓南北朝乃兵戈分裂，道丧文敝之世，效之何为？凡文章本无根底，词华而号称六朝骈体，以纤仄抝涩字强凑成篇者出黜之。书法不谙笔势结字，而隶楷杂糅，假托包派者亦然。谓此辈诡异险怪，欺世乱俗，习为愁惨之象，举世无宁宇矣。”③这段话可为此诗作注解。他不喜秦腔、乱弹等，认为这是俗，俗能伤雅。俗文化起自民间， 盛行社会，冲击及宫廷文化，雅文化，他便感到忧郁。有一注解说：“今俗乐多秦声，噍杀羽音，其细已甚，民弗堪也。”④总之，他是维护正统，维护雅文化，反对革新风气和俗文化的流行。

1897 年春，张之洞写了一组连珠诗。连珠是一种文体，始于汉章帝时， 班固、贾逵、傅毅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彻悟，欲使历历如贯珠，故谓之连珠。据张之洞自己的说明是由晋朝陆机开始的。“陆士衡创演连珠，后世多效之，庾子山并用韵，然骈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 227，诗集四。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 227，诗集四。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 225，诗集二，第 32—35 页。

② 《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 228，第 27 页。

③ 《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 228，第 27 页。

④ 《哀六朝·注释》，《广雅碎金及其他一种》，商务印书馆 1939 年。

终不能尽意。今以其体为诗，务在辞达而已。”①这种诗是寓言诗，把一些意思含蓄地表达出来，而且还暗含时事都有所指。由于意思晦涩，他的门人沈善云、谭廷献、樊增祥、王棻、孙诒讓、易顺鼎为他核刊，并作了一些解释， 使诗意稍能猜测。我们举第一首：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知远心多危，知近心多偷。微生只须臾， 苟乐且嬉游。所甘露头草，所便丛棘幽。霜寒即埽迹，潦至亦随流。宇宙固不问，谋身且不周。贤惜没世名，圣为百世谋。宣尼日栖皇，公旦思绸缪。天高可倚杵，海深或断流。阳乌畏仰射，六鳌妨重钩，吾闻尧与舜，日为天下忧。注释解释说：“此章切戒处高位者，无事时盘乐怠敖，必至于酿乱。故明君良相，常制治于未乱，曙戒于几先。”③这一组诗共 33 首，其中有讲为学，为人的品德，作文，对名利态度，对求贤才，性格器识锤炼修养等各个方面，语重心长。这组诗含有深邃的哲理，凝结了张之洞饱经沧桑的阅历和处世哲学，又运用了丰富的历史上的典故，读起来较困难，寓意不是明说， 细细揣摩真意，很难切贴，诗意不太浓，但有咀嚼的味道。

张之洞很重视古辈贤人。在广州立三君祠，祭祀虞翻、韩愈和苏辙。在湖北巡署内立十贤祠，祭祀诸葛亮、杜预、陶侃、张九龄、岳飞、卢象升、胡林翼等。他曾撰一对联：“不合时宜苏玉局，事多天成霍骠姚。”④苏玉局指苏轼，他曾任玉局观提举，故名。霍骠姚指霍去病，他曾任骠骑将军。这联有自况之意。他的案头常放张居正的全集不时翻阅，并以张居正一诗“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的意思，自号无竞居士。

张之洞一生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思想正统，比较保守，对新时代的新思潮迎面扑来总抱着排拒态度。当然，他同封建的顽固派比较起来，是开明一些，而在文化上，他和曾国藩一样，是正统文化的延续者。但是，潮流总在前进，他那一套思想无疑是陈旧了，越来越显得不能适应现实社会了。

① 《张文襄公全集》，卷 226，诗集三。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 226，诗集三。

③ 《广雅碎金及其他一种》。

④ 《抱冰堂弟子记》，《张文襄公全集》卷 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