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口素质堪忧

劳动结构状况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农业劳动者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属于农业社会，这样的文明属于农业文明；一个工业劳动者（特别是制造业）占大多数的社会属于工业社会，这样的文明同于工业文明；当从事信息工作的人占总劳动人口一半以上的时候，按生产力、技术社会形态来标度则是进入了信息社会，这样的文明是区别于传统工业文明的现代文明。以信息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现代文明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表现，又是它的必然结果。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电脑参与机器体系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越来越高的要求。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杜会主义国家，正面临严重的人口素质问题。

第一，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低。

我国企业职工文化素质偏低不说，最严重的是农民文化素质太低。1982 年人口普查时，我国有文盲、半文盲（12 岁以及 12 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220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23.6％。到 1987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时，下降为 20.6％，这 5 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仍十分严重。如此庞大的文盲大军，两亿人存在着摘“文盲帽子”的问题，这与发达国家形成强烈的反差，业已影响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落后、边远地区经济状况的改观， 并具有不容忽视的滞后效应。问题不仅是文盲率高，而且有“文化”的人口还有一个学历与知识水平是否相称，以及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的比例、结构问题。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培养了 160 万大学生，此间不仅许多学校一度停课、停止招生，而且苟延的几年中也是初中毕业只有小学生水平，高中毕业生还达不到 1966 年前初中毕业生的水平。大量存在的是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多为民办教师）； 而且还要“请进来”（让工人、农民来讲课），“走出去”（让在校学生用大量的时间到农村、工厂去劳动，“接受再教育”），上课时间不如劳动时间多。

80 年代的统计资料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在业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尤其是高等文化率很低（仅为 0.9％），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率也仅有 11.4％， 小学文化程度人口与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将近一半（47.9％），人均受教育 5.8 年，在业人口平均仅有小学文化程度。而在日本，平均 17 个人就有一

个工程师，加拿大平均 20 个人一个工程师，保加利亚平均 30 个人一个工程

师，巴西平均 100 人一个工程师。据统计，1985 年中国平均每万人中仅 23.11 个工程师，是日本的 1／270，加拿大的 1／231，巴西的 1／51，印尼的 1／6， 印度的 1／5。在农业方面，我国农村科技人员奇缺。一个乡镇大小的几十个自然村，上万亩土地，专职科技人员屈指可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80 年代早

期统计每万个居民中的大学生数，我国在 114 个国家中居倒数第 2 位，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的地区差异很明显。有的局部地区文盲甚至高达 70％，儿童入学率低，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差。

第二，智力水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优等种族、劣等种族的说法，但并不否认先天和后天的原因造成人们智力状况的差异性。

19 世纪末，英国人类学家高尔顿提出了“优生”的范畴，人们才对人类繁衍中的遗传问题给以了必要的关注。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演进性优生问题尚在探索中，预防性优生则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已知的各种遗传病约 4000 种，在我国已发现千余种，据 1989 年 2 月 28 日《中国

环境报》载：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 12.8‰，低智儿总患病率为 10.7

‰，全国有 14 岁以下痴呆儿 340 万，畸型儿 800～1000 万。按我国五类残疾人标准，我国现有残疾人 5600 万。从先天愚型分布情况看，农村多于城市， 落后地区多于发达地区。交通不便的落后边远地区、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山村镇尤为严重。

提高全国人民的智力水平不仅有一个优生的问题，还有一个优育的问题，以我国农村为代表，经济条件差和多胎生育制约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大量婴幼儿缺乏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早期教育、智力开发，在广大农村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必要关注，而且通常也不具备必要的条件。

知识和智力的正相关，已为人们所普遍承认。有的学者指出：知识的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认识能力，解决问题的速度和质量；知识又是创造能力的生长源，知识贫乏就会严重制约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深浅、广狭确实影响着人们智力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