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人——数量和素质的困境一、“人口爆炸”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人口迅速增长的忧虑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地球上耕地面积在迅速减少，资源有限而人口在迅速增加。为此，罗马俱乐部以悲观的笔调向人们发出警告。联合国也多次召开政府间的国际人口会议，并把 1987 年 7 月 11 日定为“50 亿人口日”。

如果按照 17％的增长率计算，世界人口到本世纪末将超过 60 亿，而科学家推算地球最多能养活 80 亿人。联合国预测 2020 年世界人口将达到饱和状态。

当然，世界不同地区、国家的人口状况是不同的，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人口呈缓慢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状态；以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据联合国人口学年鉴和联合国统计办公室提供的材料，1985 年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非洲的肯尼亚，为 41‰；最低的是欧洲的前联邦德国和匈牙利，为 2‰。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在 60 年代中期一度达到 40‰。人口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形势十分严峻的问题。

国际上有个“50 亿人口日”，我国也有个“11 亿人口日”，1989 年 4

月 14 日，中国大陆人口已达 11 亿。建国 40 年，人口翻了一番还要多，中国面临着这样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必须用占世界 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1／5 的人口，而且从中国目前人口的年龄构成来看，继续增长的势头很猛，这说明已经背上的沉重包袱有继续而迅速加大的危险。

旧中国人口发展缓慢，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与战争频繁、疫病流行、灾荒严重等因素有关。如解放前 109 年人口净增 1

亿 3 千万，年平均自然增长率是比较低的；建国 40 年人口增加近 6 亿人，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之高令人瞠目；1949 年以后人口状况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人民迎来了一个较少战事的和平时期，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同时，由于经济状况在世界范围内看总体上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消费水平低，人口抚育费用低，家庭出于经济上的动机，有增加人口的需求；由于封建宗教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有“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的生育知识，不能超出家庭的狭隘眼界从宏观上考虑人口的问题，片面地认为“自己孩子自己养，与别人无关”；还由于对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政治上的错误做法（如批马寅初的人口论）等。

建国以后，我们曾一度认为“人口众多”是一个优势，认为人多好办事。但是，没有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有了人、才能创造奇迹的表述，并不等于说人越多越好。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1953 年，政务院批准修订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同时要求卫生部门对人民群众的节育实行指导；1954 年刘少奇召集有关单位座谈节育问题，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6 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指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 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可见，当时国家对人口问题已有所注意，但“赞成”节育和“提倡”计划生育本身，说明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但是， 他和其他主张节育的学者的人口观点在 1958 年初受到了批评。1962 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贯彻仍停留在“提倡节制生育”的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4 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但这一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干扰破坏。1969 年，周恩来在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上指出：“节育工作一定要抓紧”，“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的范围”。1971 年，国务院批发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由于毛泽东的提介、周恩来的努力，各级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并开展工作。1973 年起，人口发展列入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晚婚、晚育，“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具体的要求，即贯彻“晚、稀、少” 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新的时期。1980 年 1 月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一胎，力争 1980 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 10‰以内”，9 月又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即中发＜82＞11 号文件）， 其典型特点是强调“独孩”，提出即使在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也要经过批准进行计划安排。1984 年 4 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

发＜84＞7 号文”，在充分肯定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要求继续大力抓好这项工作，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 12 亿以内。1980 年以来，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抓得不紧不稳，并且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经济制裁，人口迅速增长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持续的控制，致使继 1950～1958、1964～1973 年这两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后，于 1986 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口高峰。此间早育、快育、多育现象在广大农村泛滥开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虽然我国对城市人口的控制成效显著，基本上实现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在农村，生孩子在两个以上的大有人在，而且超生现象十分严重，生孩子数在 5～9 人的农村夫妇屡见不鲜。难怪英国《每日电讯报》1989 年 4 月 14 日专文《中国的人口大爆炸》说：“去年，农村（指中国——引者

注）家庭平均每户的孩子数为 4.2 个。这一数字令人口学家感到惊恐。”

按照我国年均增长 1400 万人口计算，如果在 1982 年人口基础上，使“提

倡一胎、控制二胎、杜绝三胎”的政策落到实处，则人口达到 11 亿的时间将大大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