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争取“山西王”抗日

1937年秋，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战场，隶属于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的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就在八路军挺进山西的途中，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程子华、南汉宸等从延安抵达山西太原，与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彭雪枫、薄一波汇合，准备与阎锡山共商御敌大计。

此时的阎锡山，正在雁门关以西太和岭口，召开第二战区作战会议，部署大同会战。1937年9月7日，周恩来一行赶到了岭口前线，与阎锡山见了面，昔日的仇敌，终于成为了并肩战斗的战友，开始共同策划平型关作战的计划。

其实，中国共产党对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争取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双方已有了一些合作。

人称“山西王”的阎锡山，把持晋省大权20余年之久。此人本是个反共老手，曾派兵到陕北“剿共”，又曾进攻渡过黄河东征的红军。

但是，眼看战火烧向山西。阎锡山明白，山西一旦沦陷，自己的统治地位亦将结束。日本人、蒋介石、共产党，在阎锡山看来都是敌人，却又无力消灭任何方，而要周旋于三者之间，须至少与一方结盟。

毛泽东审时度势，“数数致信”阎锡山，明大义晓利害，争取其立于共同战线，一致抗日，但阎锡山举步维艰，找不出什么是他的“配为、当为、能为”之路，顾虑重重，一直未能作出回答。

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托被东征红军俘虏的第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转达。

信中说：“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使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醒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赐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

毛泽东的这封信，言词凿凿，情意切切，使阎锡山不得不考虑何去何从的问题。他在6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是道理，亦是利害。不此之能已不若常人岂可更甚焉。”显然毛泽东的信已经与他的思想产生了某种共鸣。

同时，中共中央委托“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负责人、阎锡山中学的老师朱蕴山入晋会见阎锡山，劝其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并通过张学良、杨虎城敦促阎早下决心。阎锡山虽未对联共明确表态，但表示愿意抗日，并取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限制。

7月，日军进犯绥东，威胁山西。阎锡山权衡利弊，为保全自己在山西的统治，确定了“联共拥蒋”“守土抗战”的方针。

中共中央相继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等与阎锡山磋商联合抗日事宜，并在太原设立秘密联络站。中共北方局选派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骨干到山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936年下半年，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发出了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任牺盟会会长。

当时，阎锡山同蒋介石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尽管在反共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一直想吃掉山西。因而，阎锡山不得不寻找暂时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借用共产党的力量牵制蒋介石。

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计策，就是打起抗日的旗号，用上一批共产党员，仿照共产党的办法，采取某些暂时性的进步措施，扩充实力，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阎锡山乡土观念很重，既希望有个自己人出面来操办牺盟会，又希望这个自己人能够和共产党有瓜葛，还不至于给蒋介石留下口实。

在北平蹲过监狱的薄一波自然而然就成为阎锡山最理想的人选，况且当年作为学运领袖薄一波的组织能力、社会影响力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印象。

于是，阎锡山亲笔写信给当时北平的驻军领导人宋哲元，并派亲信郭挺一转达：希望薄一波回老家山西，“共策保晋大业”。

1936年9月，薄一波回到了山西太原，找到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并通过各方面的关系，包括一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老军阀，进行了40多天的调查研究，很快便掌握了山西的各种情况。

回到北平后，薄一波向刘少奇递交了关于山西调查研究的情况汇报，内容包括山西的政治、经济情况，阎锡山的处境和他的思想动态、政治企图，对我们今后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估计及应采取的工作方式等。

刘少奇在认真研究薄一波这份报告后，对薄一波提出的在山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深表赞许，并要薄一波从刚出狱的同志中选择几个帮手一起到山西工作。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成为薄一波的同事，第一批去太原。

尽管阎锡山有自己的打算，对抗战是动摇的、不彻底的，但表示愿意抗战和同共产党合作，这一点还是好的。因此，刘少奇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阎锡山、推动阎锡山来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

同时，刘少奇向薄一波转达了这样的意思：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锡山的组织形式，如“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等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限制。

11月3日，薄一波到太原后，立即同阎锡山正式谈了一次。薄一波开门见山地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我们不妨也来个‘约法三章’：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能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共产党人。”

当时，阎锡山一一表示同意。阎锡山还任命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担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

和阎锡山“约法三章”后，为了便于发动群众，薄一波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牺盟会进行改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把牺盟会逐步办成与阎锡山合作的统一战线组织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通过这个组织，薄一波以山西特有的方式，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大力发动群众、组建新军、掌握政权、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等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