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胜于仁术

——蔡木林

我是病理学家，专责分析人体活组织检查的结果。我细心观察活组织的颜色有什么转变，结构有什么轻微变化，又用显微镜观看细胞，找寻疾病的证据。

我只顾癌细胞，对癌症病人的心情和感受漠不关心。病人开刀之后，我的责任是把癌分类，评断严重程度，确定扩散范围。我也搜集一切有用的数据，以协助医生决定是否再对病人使用辐射疗法或化学疗法。

今天早上，一位外科医生跟我讲起一个女病人。她三十五岁，这里姑且叫她汉娜。汉娜得了乳癌，医生这时正在动手术把她左乳房长癌的部分切除，并同时切下腋下的淋巴结，以断定癌肿有没有扩散到乳房以外。外科医生对我说，汉娜担心自己不能看到三个幼小儿子长大。

我从档案中找出汉娜以前的活组织检查纪录，把玻片带回我自己的办公室去看。

“活组织检查，二号房，”手术室护士喊道。

我走了二十五步，穿过弥漫着消毒剂气味的狭窄实验室。柜台上是一桶桶用来处理组织的化学剂，以及一些装着鲜红或鲜蓝组织染色剂的玻璃皿。

我戴上手套，取出从汉娜乳房肿瘤切下的组织。那是圆圆的一团脂肪状物质，样子像个熟油桃，摸起来也像。我用手术刀把它切开，看见中间有团桃核大小的东西，好像是白色的沙岩，硬如石头，又有深入的根，显然是癌。接看淋巴结送来了，一共二十二个。其中两个是白色的，很硬，切开后呈沙状。癌已经扩散。我把这个检查结果告诉了外科医生。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钟，我完成检查工作。二十二个淋巴结中，十一个有癌细胞，表示癌很可能已扩散到其他器官。我把这肿瘤分类为乳房导管引起的渗透性癌。在我看来，汉娜很快就要成为只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物，昨天外科手术病人名单上的一个名字。

“纳德勒医生。”

一个少妇站在我办公室门口。“对不起，打扰你了，”她说，“我可以看看我乳房肿瘤的活组织玻片吗？”

“现在？”六点钟了，我已忙了一整天。

“你记不起我了，是吗？”她说，“我上个月在健康社区讲座听过你演讲。”

她的头发又短又疏，显然是接受过化学疗法。她容颜憔悴苍白，但似乎毫无惧色。

“我是汉娜，四十三天前你诊断我长了癌。”

我记不起见过她，但是记得从她乳房肿瘤切下的组织像个油桃。“很晚了，”我对她说。

“不错，”她说，“也许已经扩散到骨头了。”

我可不是那个意思。“你当然可以看。”

她也许是疼痛所致，有点吃力地在我的办公桌旁弯下腰，从双头显微镜察看玻片上那些染了色的死细胞。

“这一丛丛的腺是小叶，”我告诉她，“奶就是这里制造的。”

“看起来像是粉红色的绣球花开遍整个花园，”她兴奋地说，“这些呢？这些是什么？”

“管子，”我说，“把奶送出去的管子。”

“天啊，你看看，”她说，“装着奶的池塘、湖泊、江河、河口。它们看起来都很平静。”

她不用别人教；她正在自己找寻真相。我把放大率从四十倍调到四百倍。再也看不到整体了，只看见个别的细胞。

我等了几分钟，让她欣赏她自己细胞之美。然后我把载着正常组织的玻片拿走，换上另一块有癌细胞的。

“哇，”她说，给恶性肿瘤混乱的内部形状吓得一时呆住了。“像是一个个东歪西倒地转动的变形呼拉圈。都损坏了吧，是吗？就像我真正的世界那样。”

“你真正的世界就是这样，”我说。她从显微镜上略微抬起头瞧着我。

“我不断掉头发，心里很害怕，”她说，“我有副假发，但我不喜欢戴。我宁愿戴棒球帽，用围巾包着头，但我还是觉得难看。有人说那是虚荣心作祟，其实不只那样。每次我看到自己光秃的头皮，就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很孤独。”

“过几个月你的头发就会再长出来。”

她两眼含泪。“那就好多了。”

多年来我处理过几千宗这类病例，但从来没对谁的病关心过，也从来没感觉到细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很难过，因为我只能谈她的癌细胞。

“化学疗法对我的影响大得令人难以置信，”她继续说，“接受治疗之后，我午夜左右醒来，嘴巴很不舒服，然后，突然哗啦哗啦地猛烈呕吐，像是火山爆发，吐得几乎连肠胃都翻了出来，非常辛苦。全身每一根骨头都作痛。后来，不舒服终于停止了，但不久又发作。然后又停止，又发作，直到天亮。”

她告诉我，她在服用环磷酰胺和阿霉素。这两种药物能抑制细胞繁殖，把正在迅速增加的癌细胞毁灭，却同时也把发细胞、骨髓细胞和胃肠道壁的细胞杀死。所以除了消除肿瘤，也引致病人脱发，血细胞减少，恶心，呕吐。这是场有计划的化学战。

“上星期有天晚上，我丈夫出门去了，孩子都睡了，”她说，“我独自躺在床上瞪着天花板，害怕得要命，浑身战抖。突然从窗口射进一道温暖的白光，照在我胸口上，真神奇，我立即心情安适，悠然入睡。我醒来后，知道是上天在照顾我。”她积极乐观的态度，使我感动。

汉娜六年后才又在我面前出现。我当时正准备下班。她更虚弱了，脸色苍白，显得两眼又黑又大。她说一年前她癌病复发，肋骨上有三个阴影，肺部有一个。她接受了剂量更重的化学疗法，然后又接受了一次骨髓移植。

“我骨头上的癌像个小老太太，到处闲荡，来来去去。但是我应付得了，”她咬紧牙关说，“难受的不是癌，是药。我也害怕会死，心里很难受。”她这时是四十一岁。

就算她已向病魔屈服，从她的外表可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来这里是想再看看我的癌细胞，”她说，“我想在银幕上看，像你的讲座中那样。我想要逐一细看。”

我在医院讲堂把一块她的活组织玻片放映在银幕上，癌细胞放大到高尔夫球那么大。

她沿看通道慢慢走上前去触摸银幕，用手指轻扫她的癌细胞，仿佛想把它们从紊乱状态理顺。“真像一个个月亮，”她说，“每一个的样子都不同。我想在这里呆一会儿，好好认识它们。”

“不忙。”我站在放映机旁边的黑暗中。

汉娜终于走回来了。“我要坦白告诉你一件怪事，”她说，“上次化学治疗结束之后，我并没有宽慰的感觉。我仍然担心，怕可能有几个坏细胞漏网，又怕化学疗法对我已经不再有帮助。到现在我还是害怕。

我感觉到她的信心和恐惧心理在激烈斗争。在这一方面，让别的人来帮助她比较合适，我能做的只是倾听。

四年过去了，汉娜再来找我。“我真是很没用，”她说，“癌又复发了，扩散到肝，但我就是不相信我会死。”

我注意到她下眼睑的颜色加深了，脸色则更苍白。她全身疼痛，走动的时候面容扭曲，慢慢来到房角一张皮椅旁，小心翼翼地坐下。她腰上绑着个呼叫器大小的化学疗法泵机。“我想多了解些我身体里面的这些小捣乱鬼，”她说。癌细胞内部的细胞器太微小了，用我的显微镜无法看到，于是我给她看放大十万倍的黑白电子显微图。

她看看显微图，看得很入神，但没有做声。我等着听她这次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她的癌。“癌细胞既然对身体有那么大的破坏力，为什么还要不断繁殖？”她终于说，“为什么它们不死掉？”她不再去想美丽的图像、比喻；她要正面对付她的癌。

我告诉她，机能障碍和多余的细胞通常会自行毁灭。

“癌细胞会不会自行毁灭？”

“显然不会。癌细胞忘掉怎样死亡了。”

“我也是，”她说，脸上浮起一丝笑容。接着她突然哭了起来，混身战抖，似乎所有藏在体内深处的苦痛都跑出来了。“我有三个乖儿子，又有爱我的丈夫，”她说，“我要是死了，他们会很凄惨。因此我一定要撑下去。”

我紧紧搂抱着她，好久才放开。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我敬爱汉娜，也欣赏她应付癌病的态度，她的坚强，她的斗志，她维护家人的决心。我再也不能只把她当作玻片上染了色的死细胞看待。由于汉娜，我渐渐认识到：诊断和治疗策略对治病没有什么大作用，了解病人的需要然后给予帮助，才是治病良方。

几个月后，汉娜带着小儿子来了。男孩的神态和细致的五官都像母亲，好奇地盯着我。他已决定长大了要做医生。

“纳德勒医生让我看我自己的活组织，”汉娜对儿子说，“他让我看我的病，让我知道我要对付的是什么。”她得意到几乎忘形。

我一一回答了男孩提出的问题。我相信，他知道母亲曾经为了他而勇敢地与病魔搏斗。

“我感觉到我的病又要复发了，”汉娜说，“我常无端端疲倦，又这里那里不舒服。因此我决定到缅因州去。”

“为什么？”我问。

“那里有秋叶，”她说，“我要去看秋天景色。”

我仿佛见到癌细胞正在转移，挤进她的肺部、肝脏和骨头。她的免疫系统还行吗？药物对她还有帮助吗？还会有另一次开始吗？

汉娜和儿子手挽手离开我的办公室。她表现得充满自信，好像知道就算她跌倒了，还是能再站起来；如果倒地不起，还是会在另一时空再站起来。

我回去看我的显微镜。我努力在一堆癌细胞中搜索，找寻缅因州的落叶。那些叶子刚落下的时候火红艳丽，然后慢慢腐烂成为肥料，滋养埋在下面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