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78 年 9 月 16 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28 页

各条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 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 年10 月 30 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08、 209 页

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1980 年 4 月—5 月），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14 页

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3 年 1 月 12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3 页

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 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1987 年 3 月 27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13 页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 1 月18 日—2 月 2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