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有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1981 年 3 月 27 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79 页

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

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 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 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是纠正有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1983 年 10 月 12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47 页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 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 年 9 月 23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41 页

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有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未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干扰。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总之，我相信我们以后做的事情将更加证明我们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八年来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注意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继续发展，继续前进， 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问题就会逐步获得解决。

《排除干扰，继续前进》（1987 年 1 月 13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199 页

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 “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有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 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 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有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

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1987 年 4 月 30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28、 229 页

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有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有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建国也已经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而有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有的干扰。

《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1987 年 7 月 4 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48、 249 页

现在，有有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 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酉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 年 1 月 18 日—

2 月 21 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