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文苑奇葩

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因此的民间艺术异常丰富。

如地方戏剧，涵盖了湘剧、祁剧、湘昆、辰河戏、侗戏、巴陵戏、花鼓戏及阳戏、苗剧、傩堂戏等13个地方剧种。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据不完全统计，湖南有近400多个舞种，舞蹈节目多达几千个。

以高腔乱弹为主的湘剧

湘剧，即湖南省的地方戏曲剧种，流行于长沙、湘潭一带，源出于明代的弋阳腔，后又吸收昆腔、皮黄等声腔，形成一个包括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的多声腔剧种。

剧目以高腔、乱弹为主，如《琵琶记》、《白兔记》、《拜月记》等。

明代成化年间，长沙是吉王府所在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戏曲演出的繁荣。外来的戏曲在长期的演出活动中，与本地区民间艺术、地方语言紧密结合，逐渐形成了这一包括高腔、低牌子、昆曲、乱弹四大声腔，唱白用中州韵、富有本地特色的剧种。

高腔源于弋阳腔，明朝嘉靖年间，在徐渭的《南词叙录》已有关于弋阳腔在“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的记载。

弋阳腔在传入长沙之后，经“错用乡语”、“只沿土俗”和融合打锣腔等地方音乐，从而在弋阳腔滚唱基础上衍变成湘剧高腔。

从《精忠传》等古老的连台本戏以高腔、低牌子合演的情况看，低牌子的产生年代约与前者同。

昆曲传入长沙时间稍晚，根据“长沙老郎庙班牌”，1664年和1667年，既唱高腔、也唱昆曲的长沙福秀班和老仁和班先后成立。1755年至1763年间的江宾谷所作的《潇湘听雨录》卷三，曾记载湖南布政使杨廷璋陛见时，官场公饯，曾演出昆曲《三多》。这一时期当是昆曲传入长沙的时间。

高腔和昆曲同台演出，直接影响到高腔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发展，使之从偏重大锣大鼓的武戏，变为也唱小锣小鼓的文戏。

当年老仁和班小生喜保和杜三演唱的《赶斋泼粥》、《打猎回书》等高腔戏，也曾经吸收了昆曲表演中许多优美、细腻的做工和舞蹈，在当时也曾名噪一时。

至同治、光绪年间，昆曲逐渐衰落，并退出湘剧舞台。光绪末年，长沙人叶德辉在《和桧门观剧诗》中有“昆山近又无人会，那解寻源白石翁”句，说明当时昆曲在湘剧中的处境。

乱弹又叫做“南北路”。其来路尚无定论，但湘剧在吸收了徽班中的《大长生乐》、《偷鸡》等一类剧目，并将其曲调称为“安庆调”，其他属于安庆“花部”的《水淹七军》、《龙虎斗》、《路遥知马力》、《王祥吊孝》、《李大打更》、《困曹府》等，也都是湘剧经常演出的剧目。

徽班源于秦腔的《如意钩》、《锁云囊》，后来也传到湘剧班。此外，湘剧还从汉剧中吸收了《酒毒杨勇》等剧目，可见湘剧的早期发源与徽剧、汉剧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南北路声腔的传入，在湘剧舞台上开始出现了高腔和乱弹合演的剧目，如《金丸记》中《盘盒》一折唱高腔，《拷寇》一折唱乱弹腔。

由于高腔和乱弹同台，得以互相借鉴，并且相互促进：高腔吸收了乱弹所长的做工和武打；乱弹则受高腔滚唱的影响，发展了长段流水，如《斩李广》中连唱48个“再不能”，《程济赶车》中连唱24个“可怜主”等，使湘剧的唱腔和表演艺术又前进一步。

同时，光绪末年京剧流入长沙，此后又有18个京剧艺人在长沙参加湘剧班并同台演出，湘剧艺人又向京剧学习难度较大的武功，在演唱中吸收了京剧的一些花腔。

湘剧发源于明代，至清朝中叶已逐渐形成为多声腔的剧种，又历经变化而形成以高腔和乱弹为主要声腔。

湘剧高腔曲牌有300余支，有南北之分，南曲多于北曲。每支曲牌一般由“腔”和“流”两部分构成。

凡属句幅大、旋律强、用人声和打击乐帮钹声作为结尾的乐句称为“腔”。而字多声少，朗诵性强，只有鼓、板击节的“滚唱”称为“流”。

即一支曲牌中，在“腔”的前面增加词句，成为长段流水板，可以起到丰富曲文内容和淋漓尽致地表达思想感情的作用。根据调式、旋律变化，曲牌功能各异。

高腔的节拍可分两类：一种是整规节拍类型，一种是节拍较为自由的散板类型。板式按习惯称呼有单板、夹板、散板、滚板、快打慢唱、回龙等。

乱弹又称作“弹腔”、“南北路”，属皮黄系统的板腔体音乐。南路相当于二黄，北路相当于西皮；又各有其反调，称为反南路与反北路，相当于反二黄与反西皮。平板、安庆调、七槌半均归于乱弹腔。南北路声腔的主要区别在于各有不同的基本调式旋法，形成不同定弦。

就节奏和情绪而言，南路流畅委婉，速度缓慢；北路开朗活泼，速度较快；南路反调则凄凉悲愤。唱词基本上为整齐的7字句或10字句，上下乐句反复进行，乐句中又有小停顿，常垫以小过门。一般上下乐句是不可短缺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省去某一尾句，以锣鼓代替，习称“包皮”。

低牌子也是一种联曲体唱腔。曲调形式为三段体，即开始有个“引子”，系散板，速度最慢；主体为三眼板与一眼板或无眼快板，速度平稳；最后曲调急转直下，除用管弦乐伴奏外，加入锣鼓，造成高潮结束，谓之“合头”。但也有不是三段体的，或无引子，或无合头，或仅有主体。

低牌子曲牌也有300多支，分低牌子、番牌子、过场牌子三类。低牌子词格、曲格均与昆曲相同，曲牌名称也大多一样，只是唱法上大同小异，较昆曲粗犷平直。

湘剧角色行当有生、旦、净、丑4行，各个行当又各有若干分支，一般有12行，分别为头靠、二靠、唱工、小生、大花、二花、紫脸、三花、正旦、花旦、武旦和婆旦。各行分别根据所扮人物的身份、生活、性格不同，在年龄、装扮、做派上表现各异，又有不同戏路之分。

生角居各行之首。小生中罗帽、文巾，雉尾、盔靠俱全，有穷、文、富、武四做派。唱用假嗓，念带本音，不掺土语，尤重做工。穷小生戏俗称“烂布子戏”，如《泼粥》中之吕蒙正，《金印记》中之苏秦，《打侄上坟》中之陈大官等，表演松弛自如，很有生活气息。

又如《打猎回书》中的娃娃生，一段高腔合着一段舞蹈，舒眉亮眼，转带摇翎，抬腿过额，旋步若风，飒飒英姿略带几分稚气，自然而逼真地表现出十五、六岁的少年将军天真活泼的性格。

这种高腔与舞蹈紧密结合的表演艺术，传自名小生杜三，后来五云班李芝云、华兴班吴绍芝，都以此驰名。

湘剧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有剧目千余个，内容丰富：有来自北杂剧的剧目，如《单刀会》、《诛雄虎》、《回回指路》等；有来自早期弋阳腔的剧目，如《目连传》等；有来自弋阳腔和青阳腔的剧目，如《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等；还有大量《三国》、《水浒》、《杨家将》及“三十六按院”的一大批南北路剧目。

[旁注]

弋阳腔　弋阳位于信江中游，地处闽、浙、皖、赣的交通要道，勃兴于浙江的南戏，时以信州府佛道故事为核心，融南曲戏文与当地音乐于其间，“辗转改益”，于元末明初孳乳出一种新的地方剧种，时称弋阳腔。与昆山腔、余姚腔、海盐腔并称四大声腔。

秦腔　我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秦腔音乐反映了陕甘人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和淳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且较最早形成了比较适宜于表现各种情绪变化的板腔体音乐体制，秦腔所到之处，都给各剧种以不同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各个梆子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成了梆子腔的鼻祖。

曲牌　传统填词制谱用的曲调调名的统称。俗称“牌子”。古代词曲创作，原是“选词配乐”，后来逐渐将其中动听的曲调筛选保留，依照原词及曲调的格律填制新词，这些被保留的曲调仍多沿用原曲名称，通称作“曲牌体”唱腔。

皮黄　四大声腔系统之一，是“西皮”、“二黄”两种腔调的合称。由于受到各地语音和民间音乐的影响，皮黄腔各剧种在音乐上各具特色，但共同之处在于：不论西皮还是二黄，在词格上都沿用七言或十言的对偶句式，并都用胡琴作为主奏乐器。

昆曲　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也是汉族传统文化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中的珍品，被称为百花园中的一朵“兰花”。与起源于浙江的海盐腔、余姚腔和起源于江西的弋阳腔被称为明代四大声腔，同属南戏系统。

青阳腔　形成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因青阳属池州府，故又称池州调或徽池雅调。明代嘉靖年间，弋阳腔流入青阳地区，与当地方言及民歌小曲相结合，形成青阳腔。这一新起的声腔突破曲牌联套体的音乐结构，发展了“滚调”，创造了腔、滚结合的歌唱形式，将我国戏曲声腔的演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阅读链接]

湘剧的传统表演艺术，既有丰富的程式，又能突破程式；既有角色分行，又不受行当的局限；而是从生活出发，塑造出不同人物的艺术形象。

如《打雁回窑》，本为正旦唱工戏，却溶进了武旦做工，形象地表现出柳迎春这个富家小姐，在经历十年寒窑生活后的性格变化。

《哭祖庙》本为老生戏，却改用小生扮演，使刘谌这一人物更符合历史真实。《装疯跳锅》中的蒯通，本为老生戏，却改用净角扮演，以写实性的做工，丰富人物的性格。

《空城计》中的司马懿，本为净扮，却改用靠把生角，以达到唱念并重的艺术效果。《八牌庄》中的路遥，《背娃进府》中的表大嫂等人物，泼辣、粗犷、直率、奔放的形象十分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