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路军改编为四个支队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向苏联进行武装挑衅的诺门罕事件。当时，日伪主力大部调集中蒙边境，龙江腹地嫩海平原地区敌人兵力相对减少。

中共北满省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指示抗联第三路军迅速将山边游击战争转向平原地区，深入龙江腹地，狠狠打击敌人。

为此，抗联第三路军各部以小兴安岭为依托，进入平原地带，采取昼伏夜出、远距离奔袭等战术，集中兵力，攻击日伪据点及交通通讯设施。

与此同时，第三路军还在农村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以扩大抗联的政治影响。

同年夏，龙南部队将骑兵队分成3路，进出青冈、明水、拜泉、克东、克山、通北等县。他们每到一地，就抓紧一切时机，向当地百姓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伪割断部队与群众关系的阴谋，使广大群众积极支持和援助部队，也使一些农村伪保甲长和自卫团积极向抗联靠拢或保持中立。

从1939年4月下旬开始，龙北部队积极展开游击活动。9月18日，龙北部队与讷河群众武装——人民抗日先锋队配合，一举攻克龙北重镇讷河县城。

这次战斗的胜利，轰动整个北满地区，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斗志。

接着，龙北部队又攻袭了克山县西城镇、宁嫩线鹤山车站、讷河县讷南镇。同年冬，龙北部队根据中共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总部的要求，越过嫩江向大兴安岭地区伸展，在嫩江西部开辟新的游击区。

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组建前后发动的这一系列战斗，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的北满抗联部队不仅在松嫩平原站住了脚，而且在激烈战斗中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扩大了第三路的影响。

然而，进入1940年，和第一路、第二路一样，第三路军也遇到了非常艰难的局面。当时，李兆麟给中央的一封信这样写道：

伪满三大“国策”即“北边振兴计划”、“产业五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全面铺开，使黑龙江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

经济上的敲骨吸髓已足够惊心动魄，政治上的压迫屠杀更令人不堪回首。李兆麟写道：

日寇在黑龙江省，建立模范大屯的计划，是表现在我军活动的严重县份和山林接壤及有关的区域，当然是“雷厉风行”地进行着。

其余大部分以日本集团开拓团和日本青年义勇队训练所等，作为杜绝我军与群众接近的唯一武器。这种移民团由汤原、通河、木兰、东兴开始，直接延长到嫩江县北数千华里，包围着小兴安岭、与江省平原的毗连地带，几年来给我严重的限制。

除了经济、政治上面的手段之外，日寇的残酷的军事手段更是比比皆是。李兆麟写道：

根据今年与敌接仗的次数的统计，和战斗的激烈，“讨伐”的严重，是远远超过三九年度。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凶恶性与野蛮性，是显然加紧的。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抗联部队一边艰苦与敌人周旋，一面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伯力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文件：一个是《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结提纲》，另一个是《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

文件对于抗联斗争的策略、党的组织、军队改编、反奸细斗争等问题都做了规定。

其中在斗争策略上，决定要继续坚持执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上确定了“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决定对抗联部队实行整编，建立“路军——支队——大队——中队——小队”的新体制。

确定了抗联部队改编的原则和番号——第1路军各部改编为第1、第4、第7支队；第2路军各部改编为第2、第5、第8支队；第3路军改编为第3、第6、第9支队。第一次伯力会议结束后，冯仲云等人分别回到东北，传达落实会议决议。

1940年4月，冯仲云等人历经21天的雪地艰苦行军，终于抵达了第三路军所在的木沟河。

冯仲云先向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汇报了伯力会议的精神，然后，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决定，在木沟河开第三、第六军干部会议。会后各部队分别出去活动，打了几场胜仗，也缴获了一些粮食等物资，然后又回到总指挥部继续开会。经过这次会议，抗联第三路军将整编为第三、六、九、十二等共四个支队。

具体改编是这样的：原龙北部队改编为第3、9支队。第3支队队长王明贵、政委赵敬夫，该支队以德都朝阳山为后方基地，活动于嫩江、讷河、德都、甘南、布西、阿荣旗、扎兰屯、景星一带。

第9支队队长陈绍宾、政委周云峰（后由高禹民继任），活动区域为北安、通北、克山、克东、拜泉、明水一带。

原龙南部队改编为第6、12支队。第6支队队长张光迪、政委于天放，活动于拜泉、明水、青冈、海伦、绥化、兰西、呼兰、通北一带；第12支队队长戴鸿宾、政委许亨植（兼），活动区域为绥化、望奎、巴彦、肇东、肇州、肇源一带。

这次改编之后，第三路军在中共北满省委和李兆麟总指挥的领导下，认真总结了1939年黑嫩平原上的作战经验，制定了大步前进、打不后退、声东击西等灵活战术，由此，第三路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