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路军被迫转入苏联

1939年10月，东北大地的气温开始逐步降低，冬天的脚步一步步地逼近了。

由于受到东北抗联的接连打击，日本侵略者在对松花江下游抗日游击区进行严重破坏之后，又组成“日满军警宪特东边道联合讨伐司令部”，以日本关东军第2独立守备队队长野副昌德为司令官，纠集7.5万余兵力，重点在东南满地区的通化、间岛、吉林三省实行疯狂的“大讨伐。”

这次“讨伐”，敌人不采用以往集中兵力“进剿”的办法，而是派出精锐部队占据东南满大小城镇和山村据点，对抗联第1路军各部队进行长期封锁和分割包围。

同时，敌人还派出“出击队”、“挺进队”、“游击队”、“警防队”、“特搜班”、“工作班”等各种名目的“讨伐队”，到处搜寻抗联部队，一旦发现踪迹，就在飞机支援下穷追不舍。

敌人为了捕杀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还专门组成“富森工作队”、“程斌挺进队”、“唐振东挺进队”等。

敌人采取军事“讨伐”、经济封锁和政治诱降等手段，向抗联第1路军实施全面进攻，使东南满抗日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游击区不断缩小，抗联第1路军最后不得不进入通化及东满的密林山区，处于极度艰难困苦的境地。

在如此险恶的形势下，第一路军的两个最高领导人杨靖宇和魏拯民，于1939年10月1日至5日在桦甸具头道溜河召开中共南满省委和第1路军主要领导人会议，商讨对敌斗争策略。

经过反复讨论，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将队伍化整为零，编成小部队，分散活动，以冲破敌人的“讨伐”。会后，杨靖宇为了钳制敌军，使抗联各部队顺利转移，率领第1方面军部分队伍和总部直属警卫旅400余人，转战于桦甸夹皮沟、闬江瓮圈、金川回头沟等地。

入冬后，山林里气温常常在—40℃以下，大雪封山，抗联部队的衣食极度困难，战斗空前激烈，往往甩掉一股敌人，又遇上一股敌人，很难有机会休整。

杨靖宇所带领的队伍在恶劣环境和残酷斗争中不断减员和失散，到1940年1月初，还剩200余人。随后一场悲剧发生了，那就是杨靖宇的身边出了叛徒。

杨靖宇的侍卫排长张秀峰。一个从15岁起就被杨靖宇带到抗联队伍里抚养的抗联小鬼，跟随将军南北转战出生入死，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在抗联遇到困难时，张秀峰却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不顾恩人和老师对他的一片真情，在1940年2月1日，携带机密文件和抗联经费9000块大洋，离开了杨靖宇叛变投敌。

当时，由伪满洲国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在濛江坐镇指挥，对杨靖宇实施“铁壁合围”。跟随杨靖宇的只剩侍卫排60余人。

日本人从张秀峰的口中得知杨靖宇的准确位置后，岸谷随即下令缩小包围圈，对杨靖宇进行最后的围剿。

2月22日，杨靖宇只身来到三道崴子。讨伐队摸上来，在饥饿和疲惫中喘息的杨靖宇突然觉察到什么，狮子一样跳起来。

敌人这样描述他：“杨靖宇高大的身影在密林里飞奔，他手长腿长，像一只鸵鸟，跑动时双臂高高地摆过头顶，在雪地里快得难以形容。”

极度疲劳的杨靖宇最后躲到了一棵大树下，敌人劝降，得到的回答是一颗颗子弹。鬼子下了命令，一串罪恶的子弹射向杨靖宇……将军牺牲的时间是1940年2月23日16时30分。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优秀代表，是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人民政府于1946年将蒙江县改为靖字县。

1940年2月，得知杨靖宇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第一路军副司令员魏拯民，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他抚摸着杨靖宇送给自己的小手枪，一次次抹去滴在枪上的泪水，他为失去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而万分悲痛。

擦干眼泪之后，魏拯民承担起领导全省党的工作和直接指挥军事作战的双重重担。

1940年3月15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了东南满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对杨靖宇表示沉痛的哀悼。魏拯民带领大家庄严宣誓：“为了祖国人民，为了杨总司令，我们一路军全体战士，紧密团结，坚决继承杨靖宇的事业，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奋战，克服一切困难，一定把鬼子赶出去。”

“同志们，革命的战士们！抬起头，挺起胸，握紧枪，为东北和全国人民报仇，为杨总司令报仇。”

这次会议作出了从部队抽调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以恢复党的地方组织，密切同群众联系等项决定。

会议还决定：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也为了牵制南满日伪军，将第一路军分为两部，主力向长图路北转移，他则率领一部坚持原地进行游击斗争。

会后，魏拯民抱病出征，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广大指战员紧密团结在魏拯民周围，在长白山区艰苦转战。

当时，第一路军的发展除了有敌人的不断征讨外，还遭遇不能和党中央取得联系的茫然与焦虑。在这种完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魏拯民不顾严重的心脏病、胃病等疾病的折磨，日以继夜地工作。

为了重建遭到破坏的地方党组织，魏拯民在部队缺少干部的情况下，抽调骨干到地方从事发动群众的工作，他认为：“革命运动是群众的运动，若没有群众参加的话，革命是不能得到最后胜利的。”

魏拯民还特别重视党在抗联中的领导作用，在抗联第一路军中，团以上部队设立了党委，连设支部。他经常召开军、师党委会议，始终把军队斗争置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之下。

对下级党员群众，魏拯民则采取编写政治课本，开办党员训练班的方式，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同时，还以其言传身教，鼓舞抗联将士的士气，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念。使征战在吉林境内的抗联第一路军成为东北抗联中战斗力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部队之一。

开展对敌斗争，一直是魏拯民非常关心的问题。在此期间，魏拯民亲自指挥了攻打哈尔巴岭车站和消灭黄泥河子警察队战斗。

自以为杨靖宇牺牲后，自认为“满洲治安之癌”已经得到根治的日本关东军不得不承认，在“魏拯民代指挥”的领导下，抗联第一路军仍在战斗！

然而，由于长期处于艰苦战争环境，魏拯民积劳成疾，身体极度虚弱，病倒在桦甸的密营里，缺医少药，还经常断粮。当地老乡陈大爷冒着危险到密营送粮时，看到锅里是雪水煮树皮，心酸的痛哭不止。

1941年3月8日，带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抗战必胜的信心，魏拯民在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四道沟密营不幸病逝，年仅32岁。他的卓越才能和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巨大贡献令后人敬仰与怀念。

魏拯民的卓越才能和巨大贡献，当年就得到上级党组织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誉。中共代表团的文件评价他是“一位忠诚笃实很有毅力，富有一切能力，久经斗争的革命家，他的身体虽然不很强壮，可是他以十二分强度支持东满南满救国总会的工作，担负二军整个的领导”。

然而，厚颜无耻的日军却对魏拯民将军恨之入骨。魏拯民牺牲后，残忍的日军把魏拯民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割下烈士头颅，焚烧烈士遗体，将遗骸埋入附近土坑，并把英雄的头颅悬挂在桦甸城的一棵树干上示众。

在杨靖宇、魏拯民牺牲前后，第一路军的三个方面军也在与敌人进行周旋。1939年10月，曹亚范率领第一方面军在金川县回头沟附近与杨靖宇率领的军部警卫旅会师，他们研究了粉碎敌人的“讨伐”和越冬给养问题。

接着，在回头沟同600多名伪军警交战，毙伤敌50多，俘敌3名，日军作战课长滨岗在此战斗中被击毙。

12月24日，曹亚范与杨靖宇又分兵在临江的大板石沟1162高地同日伪军警察大队交战，因敌众我寡，我军在战斗中失利。

此后，曹亚范又率一方面军单独活动。据敌伪方面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6月12日至同年12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与敌交战达23次之多。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殉国，噩耗传来，曹亚范悲痛万分，他怀着满腔仇恨，率领部队向敌人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势。

3月2日，在临江珍珠门、大阳岔一带，第一方面军袭击了伪警防队和森林警察队。

5月，在临江县青沟子，第一方面军同日本军大原讨伐队和申警察大队交战。6月，在蒙江湾沟，第一方面军痛击了敌长岛工作班，毙伤敌11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9支、手枪3支、粮食400余斤。

中旬，在临江湾沟、大板石沟等地，第一方面军与日伪军、伪森林警察队“盘旋游击”。

下旬，曹亚范率队在临江、蒙江、辉南、金川等地奇袭敌军据点和“集团部落”，夺取粮食物品，筹集军需给养。

可是，这一幅幅英勇悲壮的战斗画面，却是曹亚范这位革命志士的最后足迹。

1940年4月8日，曹亚范在蒙江县（现靖宇县）龙泉镇西瓮圈密营被叛徒暗害，时年29岁。将星殒落、天地悲凉。

曹亚范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的英雄事迹将千古传颂。

曹亚范牺牲之后，曾经纵横在东北大地上的第一方面军，几乎损失殆尽。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尹俊山调任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在第二方面方面，头道溜河会议之后，金日成率领部队在抚松、安图、和龙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到了1939年12月，第二方面军，在和龙、安图一带歼灭敌人后，进入敦化境内，到达六棵松一带。

当时，六棵松有敌人刚刚开采的伐木场，驻有70余名森林警察，500余名伐木工人。为了打击敌人，解救受苦工人，扩大抗日队伍，我军决定袭击敌人的伐木场。

12月17日晚10点，第二方面军第七团，接受了袭击敌人兵营的任务。团长吴中治率领部队接近敌兵营，等待指挥的袭击信号。信号枪响，七团马上包围敌兵营，吴中治首先冲进兵营内，但不见敌人踪影。

在搜索中，我军发现地下洞口，敌人是在发现我军前钻进地下堡垒的。我军向洞内进行猛烈射击，敌人也顽固地抵抗。团长吴中治同志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我军用手榴弹解决了洞内敌人。

这时，第八团和警卫连一部，打开军需品仓库，并到工棚作抗日鼓动工作。对日本侵略者早已怀有仇恨的工人们，知道抗日联军是自己的队伍，他们主动跑进仓库搬运军用物品，150多名工人还自愿背着东西随部队上路，其中100多余名工人要求参加抗日联军。

战斗结束后，第二方面军继续向夹信子挺进。在夹信子有1000多名伐木工人，敌人有由日军军官指挥的伪军和几十名森林警察。

12月24日午夜，我军包围了驻在夹信子屯内的敌人兵营。已经听到六棵松战斗情况的伪军，一见到我军到来，惊慌得骚动起来，日本军官自知不妙，乘夜逃走，伪军和伪警察全部举手投降，我军一枪不发，俘虏了全部敌人。

六棵松战斗和夹信子战斗是在敌人疯狂开展“大讨伐”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战斗的胜利狠狠地打击了敌人，增加了第二方面的影响，鼓舞了东北军民的抗日信心。

战斗之后，敌人开始调集部队，攻打第二方面军。为了避开敌人锋芒，第二方面军转入白水滩一带进行了40多天的休整与训练。

到了1940年春天，休整之后的第二方面军再次开始了对敌人的斗争。

3月13日，抗联一路军第二方面军主力，到马鹿沟附近活动，得知敌人只留20余名森林警察守备，大部人马到青山里讨伐。抗联部队在大马鹿沟西南树林里隐蔽。

当晚9时多，兵分两路，一路进攻敌西山炮台和兵营，另一路占领东北山上炮台，再以一个连袭击敌警察队本部，全歼守敌，解救300多采伐工人，缴获1挺机枪、20余支步枪、子弹10余箱、军装100余套、白面700余袋和许多其他军需品。

马鹿沟战斗之后，红旗河战斗又开始上演了。

红旗河位于和龙市西南的图们江上游地区，3月中旬，第2方面军在金日成同志的率领下，袭击了大马鹿沟河下游的大马鹿沟森林警察队后，转移到火砬子树林宿营。此时，日军听到大马鹿沟森林警察队被抗日联军袭击的消息后，立即派遣“讨伐队”进行追击，红旗河战斗由此爆发。

关于这一战的具体情形，当时“伪满洲国”所立的“纪念碑”碑文这样描写道：

康德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十六时，在满渊国间岛省安图县大马宪沟以西25公里的树林地带进行讨伐时，遭遇了金日成部队约二百人，受到了敌人的包围和夹击。尽管地形相当不利，全体讨伐队队员还是进行了数小时的英勇激战。最后到了决一死战的关头，纷纷以肉身突击，给予匪贼们以毁灭性打击，不幸被敌弹击中，高呼着“日、满两国万岁”的口号，为了满洲建国的荣誉而捐躯。

这个碑文虽然存在美化敌人的立场问题，但通过碑文可以看出，当时的红旗河战斗异常壮烈，敌人遭到了多么惨重的失败。

在第三方面军方面，1940年，陈翰章率部队从蛟河向敦化作战，当部队行至敦化黑石岭东侧一座江桥时发现有日军埋伏，陈翰章把部队化整为零，分成小股分批渡桥，日军以为是大部队的前方尖兵，没有攻击，等想明白过来时，部队半数已成功渡桥。接着，渡桥部队与未渡桥的部队从两翼对设伏的日军进行夹击，成功击溃了日军。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杨靖宇总司令和第一方面军指挥曹亚范先后殉国。

为了牵制敌人，陈翰章指挥部队继续在敦化、宁安一线战斗，经过几次战斗，陈翰章身边只剩下10多名战士。

12月8日，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将陈翰章所部的驻地湾沟村包围。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陈翰章率领十几名战士与敌人激战两个多小时，连续打退敌人四五次冲锋。

“陈翰章，投降吧！给你大官做！”敌人以高官厚禄劝他投降。

“我死也不当亡国奴！”陈翰章用子弹回答敌人。

战斗到最后，他的右手和胸部都负伤，扑倒在雪地上。他又顽强地靠着一棵大松树坐了起来，准备用左手射击。

敌人冲上前去夺去了他手中的枪，他仍痛骂敌人，敌人用刺刀剜出了他的双眼。陈翰章鲜血流尽，英勇牺牲，年仅27岁。

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送到伪满首都新京（长春）邀功请赏。他的遗体躯干被运回敦化，1940年12月底安葬在他家乡附近的山坡上。

至此，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已经接连牺牲了杨靖宇、曹亚范、陈翰章、魏拯民等多位优秀将领。于是，从1940年到1941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进入到了最为艰难的阶段。

面对残酷的环境，当时，第一方面军基本解散，剩下的第二、第三方面军和第一路军总部警卫旅，先后退到了苏联境内。

进入苏联境内以后，第一路军和其他东北抗联部队一起，开始了野营训练和小部队出击斗争，为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做各种准备。

到了1945年，他们将以崭新的面貌，再次返回东北这块广阔的土地上，配合苏联红军、八路军，解放整个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