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征税——关于在现代商业制度下征说所产生的影响的一般意 见——生产增加是政府举债和大量开支的结果——在“社会制度”下赋 税是灾难,灾难大小丝毫不差地与税款总数成比例
一个民族也象单个的人一样,能够视收入的大小交纳或多或少的税款。反对征税的一切理由都是以下面这个假设为根据,即政府停止向我们征收若干数目,我们就至少能富裕若干数目。但为了使我们能够相信这个结论是合乎逻辑的,就应该把下面两个论点中的一个确定下来,这就是说:国民收入
(居民一年的劳动产品)是个不变数或不变值,或者减少赋税就能使国民收入增加而不致减少。
有时人们认为,降低或取消个别商品的课税,结果会使这种商品的消费量大为增加。骤然看来,这似乎很能证明国家一年的生产品是与赋税的减少成比例地增加的。这并不证明绝对没有的事,这证明而且只证明:人们在支配自己的收入即使用自己的钱时,受着一种欲望的支配,即用钱换取自己认为可以产生最大利益及最大欢乐的一切东西。所以生产一切东西都是指望满足社会某些需要和某些欲望,因此每种商品按照该商品所具有的合乎愿望和价值低廉这两种特质,在供给等级表中各占有自己的地位。因为,最大的需求总是向那些最合乎愿望和最容易得到的东西提出来。例如:
需求等级表
迫切需要 1
中等舒适 2
优裕生活 3
富裕 4
奢侈 5
浪费 6
显然,对于最小的数字,需求总是最大的。因为,既然可以作第六级消费者的人数比较少,那末所有的人,不管穷富,都应该作一级消费者。因此, 如果我们获得依据时价已列入第六级的某种物品,但通过降价我们把它移到第三级,那末对这种物品的需求无疑会大大地增加起来。
不过,据此却不能作出结论说:如果不把第六号移到第三号,而是把 1、2、3、4、5、6 各号的货币价格一概降低,同时每个号仍保持自己的相应的位置,生产也会多少按近似上述的比例增加起来。相反,这毋宁是名义上的改变,而不是实际上的改变,完全受着另外一些原理调节的国家年产品一点也不会增加。
征税的后果是提高商品的货币价格,但货币价格低对谁有利呢?对工人不利。因为,当两个人有工作,而另外两个失业的人要找工作时,头两个人因慑于竞争不得不接受别人向他们提出的任何报酬,只希望超过教区的补助金。对商人也不利。因为,预计出售的商品如果多过购买者的需求量,商业利润一定会照货价可能下跌的速度降低。如果有谁以全王国各个角落都听得见的强大声音询问商人阶级:“近年你们毫无例外地不得不与之作斗争的最大灾难是怎么样的呢!”那末,他们即使在某些规模很大的商业部门里,也会同声一致地回答说:“是紧缩的市场。由于市场紧缩,所以常常发生这种
现象:我们今天按这样低的价格,即按货币、健全的理性和有根据的市场知识给我们所能保证的那样价格购买到手的商品,过三个月之后,价钱又跌落了。可见,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储备,给我们的顾客以大量选择的优先权,那我们就可以指望每年正好损失几百英镑——这是我们的储备品跌价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若干年以前,省出现过正相反的现象:工业产品价格不断上涨, 那时原先购进的商品售价必须经常提高到一个新标准,象这些商品后来必须降低到一个新标准一样。这样一来,制造货币的人、管理货币的人和商界的主宰者就继续把人们的经济命脉操纵在自己手中。
毫无疑问,商品价格下跌对各个上层阶级有利,因为他们不但能照常得到二十年前规定的地租,而且在一切情况下都有固定货币收入的可靠保障。激进派及其他某些政治骗子,甚至把提出现时赋税是有益还是有害这个
问题,也叫做对健全理性的诽谤。不过,驳倒这些先生们并不困难,因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是恶意非难机器的人,这种人本身又是拥护征税和赞成浪费的人。一个人因为怀疑现时赋税是祸还是福,有时会受到自己一些激进朋友(如果他偶然有这种朋友的话)的藐视,他付之一笑,这种鄙薄的一笑很少能帮助证明赋税是灾祸。而那个断言任何有理智的人毫不怀疑这点的人, 也因而告诉我们他的意见并不是无偏见地仔细研究问题的结果。在病态的商业社会中,因祸得福的事情,象个别人经常肯定会碰到的那样,有时可能发生。采用烈性的甚至有危险的药方本身无疑是有 害的,但在许多场合却有益于健康。既然组织得不好的不合理的商业社会的征税能产生使沉睡的生产力苏醒过来的后果,那末,这种征税带来的害处就不会大过轻轻鞭打壮隐的懒汉所带来的害处,如果不能用更温和的方法促使这个懒汉工作的话。
除了最道地的政治上的伪君子以外,谁也不会否认我国的生产资源现时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着三种天然的生产界限:我们爱好劳动的热忱使尽了,我们的生产力用罄了和我们的需要满足了。但现在社会生产力在这三个界限中并没有达到哪一个界限。可见,现有的生产界限,不论界限怎样,乃是人为的结果。我认为界限是这样的:一般说,我们是在卖得的货币总额多过我们在生产上所花费的货币总额的条件下,能够卖出多少,才生产多少; 并且我以为,这个数量还要受商品及货币的比较稀少性的调节。据我看来, 在现代社会状况下,商品对货币的关系同温度表里的水银对大气温度一样: 水银因气温高而上升,因气温低而下降;商品则因流通手段数量充足而扩大生产,因流通手段数量不足而紧缩生产。
如果国家的全部生产力都适当地开动起来,要使巨大增长的生产始终跟在钞票的大量发行后面是完全办不到的。钞票流通造成对生产品的需求,此外不作任何更大的事情,并且根据工具本身的性质来看,显而易见也不能作任何更大的事情。
其次,劳动生产力如果经常充分发挥作用,那末举债和大量支出除剥夺大批居民本应享有的大部分必需品和舒适品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结果。例如,国家的产品量等于十个单位,政府用借贷的货币从中买去五个单位, 那就只剩下五个单位供不支政府薪金的居民消费。因此,国债增长最快的年代就应该是最不好的年代。可是,不幸的是,就那些认为现时有效的需求是生产的后果的人的意见而论,却出现了正相反的情况。1813 年间,国债增加得最快,那时借债总数不下 64,000,000 镑,结果怎样呢?差不多每一个商人都应该记得:至少就每人的一生经历来说,从来没有出现过那样的普遍繁
荣现象。但支出所有这些货币并没有创造出财富,支出只造成对财富的需求; 劳动生产力听从号召,而财富则只有在服从用以交换财富的货币的命令的时候,才能源源不绝地出现。
只有激进分子才会设想,仿佛要立刻进入商业的天堂,我们就只须摆脱赋税负担就行了。如果我们注意到那些为了系统地书面陈述自己见解而不得不认真考虑问题的人的观点,那我们就找不出这种把过错完全诿给征税和国债的倾向来。科胡恩先生说过。“有一些人执意认为,一个民族虽然陷入无可避免的困难和危险之中,但只要人民勤恳劳动和努力发明就能得救。对于这些人来说,断言创造出一些可以认为是政治奇迹的东西,即在庞大的国债负担积聚和加重的条件下,迅速增加一国的公私建筑物、发展工厂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发展商业和航海业,其主要功勋应属于借内债和内债日益增加, 这似乎有点出乎意外。象把种籽播种在地下一样,大量支出能引起份外的勤劳和启发额外的发明才能,使这种勤劳和才能在各个生产部门里都增加许多倍。”
马尔萨斯先生说过:“政府在最近二十五年中,显得不大爱好和平及自由,在利用国民资源时不特别节俭。政府在战时大量支出并通过课征沉重的赋税敛财,这两方面行动很果断。毫无疑问,政府本身是采取步骤来盗窃国民富源。但每一个不存偏见的观察家,都应该注意这一个明显事实,即:到1814 年战争①结束为止,国民富源并没有被盗窃;不仅财富和人口比战争开始时多得多,而且在这个期间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增加得快。说句公道话,可以认为这是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事实之一。”
我觉得发生这种事实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战时开支的巨额借款创造了对劳动的需求,换言之,即国家当时拥有和继续拥有的那些资源发挥了作用。这样,引起来的对生产品的强大需求繁荣了商业,现有资本获得广泛的利用; 资本本身是由利润构成的,而当时利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资本积累得快,并且如马尔萨斯先生指出的,国民资源没有被盗窃,战时比以前任何时期反而增长得快些。不错,有些人试图证明:我们是利用某种魔术来花费预料在将来才能得到的东西,但这个论点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一千七百五十万多一点的债款差不多完全应该偿还给我们自己: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付给其他各国的一切。
实际上,战时所开支的是什么呢?这不是资本,因为以前资本决不会积累得有这样一半快。这是人民劳动的产品——食物、衣服、马刀、火枪、弹药、装备,这些东西是由于当时需要而制造出来的,没有这种需要就根本不会有这些东西;如果有需要,我们便能够以同样的速度再生产这些东西,并且所遇到的困难也同样少。但是,如果懂得了真正的供术原理,国债就永远不存在了,因为能够利用自己的劳动和资本来满足由支出借款所造成的巨大需求的人民,可以同样容易地确实满足这种需求,如果采取在他们的勤恳劳动的产品上课加同一百分数向他们提出这种需求的话。
我应该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限于只作一般的考虑:宁愿在迷宫门口玩耍,而不想进入迷宫。因为,我打算只是极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本书所讲的大原理上面。但愿现时事物秩序的拥护者们自己尽可能猜出自己原有的谜语, 揭开自己原有的秘奥;当真,我并不想让他们可能碰到比现代社会状况下征
① 指拿破仑战争——中译注。
税的绝对影响更困难(就满意的解决而言)的问题,因为有这么多的“赞成” 和“反对”,这么多的“如果”和“但是”,使得我怀疑连乔冶·比德①本人是否能弄清楚这个问题。
至于谈到社会制度诸原理,这一类的困难就一点也没有了,因为劳动生产力既然总是充分发挥作用,赋税就是灾难,灾难大小分毫不差地与税款多少成比例。如果巨人的力量经常被利用,那末满足国家需要的这种力量的任何一部分,对巨人本身来说都是损失。
① 乔治·比德(GeqrgeBidder,1806—1878 年)是英国工程师,童年时就以善于迅速心算复杂的算题而驰名——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