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职业的性质：结合货币来研究——供应货 币以经营与所建议的工商业交换系统完全不发生关系的零星业务及其他 业务——麦卡洛克先生和科布登先生的谬见

我已向你们提过一个建议，对于这个建议已有人提出批评；现在我根据这些批评开始这一讲，并进一步说明我的建议，引导我们去研究另一个我们以前从未涉及过的问题，我指的是自由职业者及其他与我们上面所讲的交换系统丝毫无关的人的货币地位的问题。

业已指明，交换系统的工厂应该由喜欢向这样的工厂投资的人来兴办。在这些工厂里，成年人应该得到用纸币支付的最低限度的劳动价格，而且在每个场合真实的工资定额应该用普通的调节方法即由个人竞争来确定。老板将力求使工资尽可能低廉，工人则相反，力求从老板手里取得最高工资；不过，这一切都得遵循一个不变的条件，即：工资可以低到某个水平，但不能再低。这个标准的性质及意义在上讲说到现有债务、信贷和货币义务时业已说明过了。

据我所知，不管过去一切经验如何，不管对事物可能有的一切偏见如何， 我肯定说，交换系统的任何数量的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并且达到适合销售的完整程度，由商品所有人运往自己的仓库，交换银行就应该给货主付清商品价款。

但是，请注意！我听过一位人们认为是指挥国务大臣的聪明人之一的硬币论者曾嘲笑地说：“我以为，对于工业家来说，最好首先是出卖自己的商品，其次是把出卖商品所得的钱交给我，第三是当他有机会用这些钱的时候再从我这里拿回去。”

工业家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农民、畜牧家、进口商和建房人，以及家具、乐器和各种名称的有用品及装饰品的制造者，都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们富有各种商品，但是他们应该利用什么工具，才能不仅彼此间而且能同他们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任何社会成员，交换商品呢？而这就是他们所要求的一切，只要所有产品都按适当比例上市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硬币论者以自己的名义并且以同行的名义大发议论：“那么，让他们到我们这儿借黄金。当我们觉得利息足量、担保可靠时，就把黄金借给他们。这些商人应买或应卖的一切商品的价格，将恰好跟我们借给他们的黄金数量成正比。你们说到的那些人与他们自己的商品的价格无关。这是我们的事情，而且仅仅是我们的事情。因此，他们的商品价格将来是高是低，他们能不能获得若干利润或者会亏本：这完全取决于那时他们彼此间的竞争程度。我们借给他们的黄金是多是少，这要看是不是更符合我们的利益。但你们应该清楚地懂得，我们给他们黄金，不是要交换他们的商品，而只是在有可靠担保的条件下，暂时借给他们。”

对于这种“很可爱的”和“令人快慰的”理论，我回答说：“不，先生们，你们的白天快结束了，而我们的明朗的早晨则快要到来了。早已发现你们所谓的调整是压制我们的商业的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不是你们设法叫人们确信的所谓依靠和支持。我们不需要你们，今后我们将拒绝你们的虚伪的援助。”

我把自己的论点重说一遍：我们自己的银行严格地按照我已说过的价值尺度原理并根据一个人可能提供上市的产品总额印制和发行的纸币，立即使

这个人在对其他任何人的关系上成为购买者，而交换系统里其他任何得到货币的成员也同样可能立即成为他的购买者。只因为每个人虽然已向交换银行取得商品的全部价值，但还有为自己产品寻找买主的义务，所以无限制的自由竞争原则仍然未受损害。银行发行的货币使每个人有可能购买，如果他自己有什么东西出卖的话。而银行方面唯一的条件是：如果卖者找不到购买他的商品的人，这时他本人就应该把货款还给银行①。由此显然可见，估计按所给价格把上等货物送上市的人在市场供应上一定占优先地位，因此靠同一种商品保持商人们之间的最无限制的竞争和角逐是有把握的。

在这件事情上，我占有站在真理的立场上的人所占有的优先地位，一切来自印刷广场②的硬币论者和故弄玄虚的人就是合在一起，也不能把我从这里排挤掉。你们无限制地生产吧，我将为你们找出一个无限制的市场来！唯一的条件是纸币发行要恰好配合商品生产，而不要稍快一点，使生产品本身完全象现时一样受个人竞争原则的调节，彼此按适当的比例上市。

这以后，还硬说我们能得到的、已得到的和应得到的及应享用的正是我们大家现时总共能够和愿意生产的这么多财富数量，这 不是普通的老生常谈又是什么呢？

总而言之，讨论到现阶段，我们已阐述了因社会商业上和生产上的巨大需要而发生的货币问题。已经说明，货币不象现时那样是商品，而应该是生产可供使用和享受的财富的普通结果。并且，我们唯一的困难（如果真有困难的话）是创造财富本身，而不是创造借以在各社会阶级之间分配财富的那种普通的代表物。其次，业已说明，因为问题涉及已谈到的各个阶级，发行货币应当有次序性、系统性、规律性和准确性，能与头等机器的运行相匹敌。货币数量不应该近似实际需要额，偏高一两百万或偏低一两百万，而应该恰好是实际需要额，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而达到这个准确程度并不会引起一点困难。

但是，我们还应当研究零售商业和自由职业的问题，也应当研究第四讲所列举的各个行业的问题，因为这些行业不能包括在已提到的使供应（商品） 与需求（货币）永远相等的整个工商业系统中。

我们扼要提示一下我们为了给社会上工商业阶级充分供应货币所提出的办法。

我们指出过，差不多一切类型的工业家，在商品以宜于销售的形式进入仓库后，应该支付等于上项商品按批发售价计算的全部价值的现款数额。

这样发行的货币显然首先要补偿工业家本人在生产商品中使用的资本。这就是说，为了继续不断地办好自己的企业，这位工业家应该补充他的原料储备，经常支付以下费用：工人的工资、商业用房租金，资本利息，国家赋税（如果有国家税收的话）及一切意外费用：这些开支的一年总额就是他一年的生产品的成本。比方说，我们把支出总数定为 18，000 镑，再加上假设的利润 2，000 镑。那末，银行全年应该付给这位工业家的生产品的全部票面价值就是 20，000 镑。这一笔货币（需求）立刻分散在以下各个方面：原料

（制造工业家的商品的原料）生产者或进口商之间，工业家的办事员、仓库主任、监工员、各种工人为职员之间，工厂、仓库及其他商业用房的所有人

① 把预支的贷款还给银行——中译注。

② 伦敦市的一个广场，《泰晤士报》印刷厂所在地——俄译注。

（如果是租来的话）之间，工业家的资本（如果是借来的话）的所有人之间。最后，构成工业家本人利润的那一部分，则同样分散用于支付住房租金、国家税及地方税，支付无数种私人开支如家庭费用、仆役工资、子女教育费用、宗教费用、医药及法律顾问费用、戏剧或其他娱乐费用、各种公共目的的志愿捐款以及其他各种各样普通开支。

这样花费在无数目的上和分散在一切社会阶层（从国王到国王最末一个臣民）之间的大宗货币，迟早一定会经过以下途径回到交换银行里来，即首先经过零售商人之手，如经过肉商、面包商、经售殖民地商品的商人之手； 其次，经过皮靴匠、成衣匠、服饰用品商、呢绒商、细木工匠、裱糊工、经售书籍和乐谱的商人之手：简言之，即经过有某种职业或经营商业的各种有才能的人员之手（口袋里有钱的人都想把钱花在他们那里）。因为这样流通的货币总额就价值说恰好等于：第一，预定在三个王国诚实地出售的交换系统的全部不动产；第二，全部动产，即预定在国家批发仓库里出售的全部商品。同时，考虑到已经在公众手里的货币回到交换银行里以前，总是要辗转传递，因而常常是经营超过货币总额本身许多倍的交易；所以一般而论，谁也不知道是不是需要任何补充货币。

因此，从这个观点看，认为不管什么时候总是需要发行货币以补充三个交换银行的发行量的说法是可疑的；因为，如上所述，既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按价值总是等于交换系统市场上的一切动产及不动产储备，可见这个总数目很大，当然比现时的流通总额要大许多倍。但是，与《泰晤士报》上的深奥莫测的货币议论相反，每一个劳动镑无论何时都应该恰好代表国家最初借议会法令所赋予劳动镑的那个价值额，而且不管镑数怎样增加，一刻也不能损及镑数的分文价值。因为，哪怕是发行一镑补充纸币，在发行之前务须有价值一镑的物品。

但是，假定三个交换银行按照我所阐述的原理发行货币并使货币流通全国，所发行的货币将足够满足国家的一切需要，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假定是错误的，那末在这个情况下，对于现有的或新开的股份银行所作的必要的补充发行就不能有一点反对意见。

这里我可以指出，对这种补充发行额所加的任何限制完全是不必要的， 只要股份银行能给公众这样的充分保障，即凡得到股份银行发行的每一镑银行券，该行随时可以按照要求给兑换一劳动镑。各交换银行只接受劳动货币。法律不许任何一个经售交换系统所有动产或不动产的人，以一部分财产交换劳动货币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因此，股份银行或其他银行的银行券不管怎样增加，也不可能使这种财产价格受分文损失。股份银行的银行券对劳动券的关系，同这种银行券现时对金镑的关系一样。所以，如前已谈到的，只要充分保证公众一提出要求就能换到劳动券，那就可以允许其他任何银行家发行银行券，自认发行多少有利就发行多少，这对任何人的利益都不会带来损害。

股份银行的银行券实际上是根据要求用劳动货币支付的期票，就这一方面说，只是支付诺言；除非取得接受人同意，不能交换任何财物或还债。然而劳动券则不是普通的支付诺言，而真正是任何时候和采用任何方式可用以交换真实财富的代表物。劳动券也是支付一切税款、债务以及任何货币义务的合法支付手段。

现在，我进而专门研究自由职业者在我所叙述的货币制度这方面的特殊

情况。

自由职业者虽然跟商界有密切关系，并且显然属于商界，但就大多数人而论，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方法完全不同于普通商人。

每个参加我所建议的商业系统的人的收入，是各种相互交换的商品价格的一部分；而不与商品交换相干的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则是完全得自另外一个来源。交换银行的年发行额代表所有参加交换系统的农民，工业家和商人的物质生产品和进口商品，而大部分自由职业者则同现在一样继续获得自己的收入，即以自己的职业服务直接交换顾主付给他们的货币。

例如，医师或艺术家以货币形式从顾主那儿获得支配交换系统这样一部分财富储备的权利，即顾主同意用以交换所得的职业服务的那一部分财富储备。一方付出货币，另一方取得货币，这种行为是交换系统一定数量的财物的合法移转，用以报酬一方给予另一方的若干等值服务，或补偿一方给另一方提供的实际利益或假想利益。

可是，这样交易的结果，并没有创造任何补充货币，并且一点也用不着补充货币；同时还要注意到，所有这类交易仅仅是直接交换，而这种交换的性质完全和以下那些交易不同，即商品在售出以 前，先要生产出来，在仓库里存放若干时间，还应当寻找买主。

谈到这里，在货币问题方面应当注意社会生产成员和非生产成员的区别。麦卡洛克先生在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很混乱。一般说，无论在这里或差不多在其他一切场合，当他试图修正亚当·斯密博士的论点时，结果弄糊涂了的却只是他自己本人。

与亚当·斯密博士的论点显然相反，麦卡洛克告诉我们：演员、歌手、舞蹈家和丑角都是生产工作者。他却不说玩纸牌者、女占卦者和跳舞的熊是生产工作者。但既然前者是生产工作者，那末后者也是生产工作者。其实， 大家都是财富的领受者，而不是财富的生产者。例如，珍妮·林德夫人去年九月在苏格兰举行的四个音乐会上唱了几支歌，因此获得 1，6oo 英镑。可是， 无论在她歌唱以前，或在歌唱结束以后，现有全部财富的真实价值完全没有变动，至少就她的歌唱对这种价值的影响说确实如此。她的演出所造成的唯一实际结果是：价值 1，600 镑的某种财富原先是属于另外一些人的，在她的演出结束后立刻为她所得。这位有惊人天才的夫人从财富原所有者手里取得这种价值，事先己互相协议过，所以是公平合理的。但是，假如用同样多的货币雇佣若干数量的造船技师，那么国家现有财富总额就会增加，而增加额则恰好为生产的财富价值与造船技师在工作期间所消费的财富价值之差。

麦卡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是十分错误的。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76 页上写道：

“政治经济学问题方面大多数作家对于他们所谓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差别开始了争论不休。但说实在话，我却找不出任何真正的理由说这些争论大部分应该进行，或者说应该弄清楚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之间所常常发生的差别。显而易见，问题不会引起困难。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所实行的劳动的形式，而是实行劳动的结果。如果一个人从事某种不损害别人的工作，并且实现了他所念念不忘的那个目的，那显然他的劳动是生产性的： 而如果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没有从劳动中得到等价的利益，那末这种劳动就显然是非生产性的。这个定义似乎很清楚，又不致引起误解。在另一个地方，我指出任何其他的定义将引起无数困难和矛盾。”

我不赞成这种学说。相反，我认为区别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非常重要，因为只要有着必要的最少数量，生产性劳动太多或非生产性劳动太少， 在我们这里就决不能起作用。生产性劳动是活的牵引力，非生产性劳动则是操纵牵引力的人。这样看来，因为问题只涉及所得的物质财富，一个民族的真正利益显然就在于尽可能使大部分居民站在生产这种财富的生产者的地位，而且同样显而易见的每一个民族的神圣职责就在于把这个地位尽可能提高到更高的富裕和幸福的水平。

为了确定什么是生产性劳动，什么不是生产性劳动，我们应该注意“实行劳动的形式”，而不要注意“结果”。否则，我们将“陷入无限的困难和矛盾中”。例如，玩纸牌玩得好的结果不会生产出任何必需品、方便品或舒适品，而是要获得一些必需品、方便品或舒适品。律师利用他的职业一年可能获得成千上万英镑，可是他甚至连自己写字用的那张纸也造不出来。其次， 为什么政府为了养活自己必须向全国征收赋税，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正如亚当·斯密博士所确证的）国家职员大部分不是社会上的生产成员吗？如果人民和政府同样从事生产性的劳动，那为什么政府要向人民征税，而不是人民向政府征税，或者为什么总是必须征税呢？显而易见，麦卡洛克先生在这里混淆了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即混淆了生产和消费；只要世界上有任何两件事情能区别得开，这两件事情通常也就能区别得开。

他就这点引述亚当·斯密博士的话，并且很亲切地告诉我们：他驳倒了斯密博士。我们且看看吧！《国富论》的著者说过：“某些最可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家务劳动一样，没有生产出任何价值，没有固定在任何长时间存在的物品或可以出售的商品上，它继续存在直到停止劳动为止，并且依靠这种劳动，以后可以获得等量的劳动。例如，国王和所属的所有司法官吏和军官、全部陆军和海军，都是非生产工作者，他们是社会公仆，靠其余居民一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为生。”博士就是这样说的。

麦卡洛克先生说：“虽说这些论点近似真实，可是我却以为不难指出， 斯密博士试图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界限的错误。我们从他举的主要一个例子家庭仆役开始。他说，家庭仆役的劳动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没有体现在适于销售的商品上，而工业家的劳动则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体现在这种商品上了。但工业家的劳动生产了什么东西呢？其中是不是含有为社会利益及社会保障所需的舒适品和方便品呢？工业家不是物质生产者，而是效用生产者，那么家庭仆役也是效用生产者，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大家承认，获得粮食、肉食及其他食品的农民的劳动是生产性的。不过，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要把制作好这些食品以便消费的家庭仆役的劳动确定为非生产性的劳动呢？十分显然，这两种劳动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两者或者都是生产性的， 或者都是非生产性的。以生火说，从煤槽里取出煤添到炉壁里，跟把煤从矿井里送到地面上是同样必要的。如果说，矿工的劳动是生产性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说雇来生火和添火的仆役的劳动同样是生产性的呢？亚当。斯密博士的一切议论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假设出发的。他在没有区别并且按事物本性不可能有任何区别的地方，制造出一个区别来。人类一切努力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大批增加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并且让每个人决定：在这些舒适品中，通过仆役劳务形式将占有多大一份，通过物质产品形式又占多大一份。不错，象这点有时也得到确认那样，家庭仆役劳动的结果很少能够得到农民、工业家或商人的劳动结果一样的评价。可是，难道因此就欠实在

吗？就少价值吗？那些叫做生产工人的人，如果没有得到错误地叫作非生产人们的帮助，能完成同量的工作吗？”

在另一个地方，麦卡洛克把消费确定为获得利益的同义语，然后补充道： “我们生产商品只是为了我们能够利用或消费商品。的确，消费是人类努力的结果和目的。”接着，他又把价值说成是适宜于交换的价值。不用说，服务属于适宜于交换的价值之类，因此上面引述的麦卡洛克先生的意见符合他给这个名词所下的定义。可是，毕竟有无数的例子，说明适于交换的价值与生产率同义的程度（所争论的正是这点）并不大于生产与破坏的同义程度。在我刚才给你们宣读过的那一段论断的例子中，麦卡洛克本人对这点已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

“以生火说，从煤槽里取出煤添到炉壁里，跟把煤从矿井里送到地面上是同样必要的。如果说，矿工的劳动是生产性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说雇来生火和添火的仆役的劳动同样也是生产性的呢？”

这里我们看到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明显地、确定地和毫无疑问地采取生产行动，即增加现有的商品生产储备；另一个人则明显地、确定地和毫无问题地采取破坏行动，即减少现有的商品生产储备。但是，麦卡洛克先生宣布这两人同样是生产工人，如果他是对的话，由此必然得出结论：这两个人的工作结果将是同样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对象是煤这一同样的原料。假设，这一个人完成的工作恰好同另一个人一样多，并且每个人各按自己的方式经手同重量的煤，例如一个工作日一吨。而到了年底，一个人积蓄了 313 吨煤， 另一个人则恰好烧掉了同量的以前的存煤。《不列颠百科全书》最新版《政洽经济学》条目作者关于生产性劳动概念问题的论断，原来就是这样的。

不过，在其他情况下，生火或添火的人可能是生产工人。例如，在工厂里生火或添火的人的工资就是产品直接生产费用的一部分，增加了产品的货币价格。煤本身、照管火、加工材料（不管是什么样的材料）和使用在材料上面的劳动——所有这一切都是某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能提高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并且按照我向你们建议采用的交换制度原理，又都由着商品这样生产出来而发行的货币作代表。在住宅里生火的女工，丝毫没有增加适于交换的现有财富储备，反而要消耗现有财富储备；与生产性劳动有别， 她的有益劳动的价格是换得对交换系统一份商品财富储备（从主人手里移交给她的那一份）的要求权。靠生火或添火，不象的财富储备增加了，而在住宅里则生火使总财富储备反而减少了。①

现在，麦卡洛克先生如果不定什么时候正确地懂得货币的本质、用途和应有的属性；如果他的脑子里意识到货币要成为准确的价值尺度必须具有代表性这个伟大而重要的真理；如果他知道（哪怕有亚当·斯密博士所知道的那样一半也好）金币和银币（不论铸成什么样子）现在是而且永远应该是普通商品，并且象普通商品一样价值有涨有跌，使用金币和银币作为唯一的交换工具就意味着完全取消正确地称为货币的那个东西并代之以唯一的直接交换制度。—如果他懂得这些，那么，他就决不会犯双重错误，即：不会否认亚当·斯密博士所确定的真理，也不会力图以明显的、毫无疑问的和可笑的

① 照麦卡洛克先生的意见，一个人除在宴席上吃光一头有角有皮的公牛和喝光 一桶啤酒以外，什么事也不作，这个人就是现有的最有生产能力的工人之一。简言之， 麦卡洛克先生显然认为生产和消费两个概念是同一个意义——原注。

谬见来代替真理。而我向你们讲说这个问题的目的，就在于使你们懂得正确的货币理论，不重犯他犯过的这些错误。

任何这样正确称呼的货币，即任何本身是价值尺度的货币，都应该具有代表性。可见，就麦卡洛克先生所谈到的煤说，针对运往煤库的价值一镑的每一定量的煤，应该存在一镑货币中。因此，假定一吨煤价值一镑，并且如前面已提到的，一个劳动日生产一吨煤，那末由此应该得出结论，一年之中出现的商品价值总额是 313 英镑，发行的货币总额同样是 313 英镑；而每日烧煤的仆役在同一个期间每日烧同样数量的煤，所消耗的商品和花费的货币恰好也构成同一个总额，即 313 镑。尽管一个是生产煤，一个是消耗煤，可是我重说一遍，照我们当代一位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的意见，这两个人（矿工和女仆）却同样是生产性的工人。

现在，我们从一位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权威转向另一位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权威。不过，这里你们应该以公道待我，别责备我不在这方面挑选新著作， 别责备我不向你们讲述在这个大问题方面比较不著名的权威者的著作，而挑选这样一些人而且仅仅是这样一些人的著作：这些人通常被认为已到达所具才赋的最高峰，他们也因公众赋予自己的作用极端自傲，并且惯于教训亚当·斯密博士本人。

现在，我向你们指出以科布登先生为代表的另一类型的现代经济学家， 虽然这位经济学家对真正的交换原理只是一知半解，但不久以前却已靠这个原理而飞黄腾达起来，以致全欧闻名并且得到了国家的感谢。我希望你们赞成我的意见，承认这位经济学家有充分的权利成名并获得感谢。因为，如你们所知道的，科布登先生不仅承认而且真正做到（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和极有效地实现了。亚当·斯密博士的一个伟大的原理。他不仅教导群众——象集合在这个大厅里的我们一样的群众放弃其他民族愿意和准备用以使我们过优裕生活的财富（极大的狂妄行为），而且完成了更困难、更伟大的任务， 成功地把这个教训传授给大臣们。他还继续进行这桩大事业，但愿他更长寿， 把事业继续下去。

不过，除科布登先生以外，亚当·斯密博士还有另外一些信徒，这个博学的伟大人物还有另外一些理论：这一切都必须唤起群 众和大臣们予以注意。简言之，还有其他必须完成的工作，可是当我看到科布登先生（如我不久以前所深信的那样）企图阻碍同他一道工作并且他起初对他们的工作（如果他肯了解他们的工作的话）给过帮助的那些人的成就时，那我就要有礼貌地竭力不让他挡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

总之，照我看来，科布登先生的伟大的商业纲领的实质，可以借麦卡洛克先生一句短语来说明，这位先生说过：“交换容易是一条令人兴奋的工业原理。

但是，在今天来说，交换容易是奴隶的自由、狂妄的智慧和有缺陷的美德，因为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存在。现在全部交换自由都偏于一方面，以货币换商品时有充分的自由，而以商品换货币时却没有自由。货币换商品轻而易举，商品换货币则遇到一连串的困难。不过，当交换自由真正确立了以后， 那末总的说来，变商品为货币将完全同变货币为商品一样容易。

“有过这么一回拿情：从某一时期起，一个名叫反黄金法同盟的团体在伦敦成立，同盟的成员们似乎大都是科布登先生的忠实信徒，或者更正确一点说，他们和他一道似乎都是一个总导师亚当·斯密博士的信徒，他们实际

上力图实现这条著名的令人兴奋的工业原理。自然，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很想吸收科布登先生参加，即使不要求他直接为同盟服务，至少也希望他对同盟采取友好合作态度，这种态度在捍卫共同事业的人们中间总可以高兴地看得到。大概因为有这个打算，所以去年 12 月在同盟主席卞诺克先生和科布登先生之间曾就货币问题交换信件。

卞诺克先生这样说：“《每日新闻》报导说，通信从卞诺克先生请求科布登先生注意反黄金法同盟开始，据卞诺克先生说，反黄金法同盟建议废除不良制度，建立最好的制度。同盟认为，英格兰银行应该根据议会法案按照规定价格买卖要进要出的黄金，在此以前黄金贸易是不自由的。假设有一个由议会授予某种专有的特权的大公司，应该照每夸特 3 镑 17 先今 9 便士的价

1

格购买提供的全部粮食，然后按每夸特 3 镑 17 先令 10 2 便士的价格出售，

而不管生产这些粮食花费了多少劳动，你们认为这种粮食买卖自由吗？用黄金代替粮食，又是一个例子。反黄金法同盟的各项原则写下来不上十二行， 即：

反对黄金。第一、我们国内贸易不应该依赖外国产品作交换媒介：第二、这种依赖性是物价波动、发生致命恐慌、因而引起国民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因此我们要求，废除规定黄金价格或使黄金成为我们的交换工具的基础或必要要素的一切议会法案。

保护纸币。第一、在某些情况下，纸币比黄金经济和安全可靠；第二、在我们的国内贸易中，现在金市所完成的各种重要机能，没有哪一种机能纸币不能完成得更好些；第三、因此我们主张以纸币作为我们国内的交换工具。这些论点我们准备用各种事实和推理给那些要听的人论证明白。如果立法诸公不乐意公正无偏地听取这些议论，那么要听的人怎能深信不疑呢？但舆论是会创造奇迹的。”

1847 年 12 月 21 日，科布登先生从曼彻斯特复信，信刊登在报纸上，内容如下：

“你们如果用心更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会懂得仿佛我国黄金价格本来已经确定这个论点的错误性。黄金只要一经过衡量和检验， 所铸印记就能证实其质量和成色，这正象各个时期各国平常所做的一样。银行一般不作黄金买卖，只为商人或其他金属所有者节省前往造币厂衡量、检

验及熔铸黄金的劳动，从这种业务中收取手续费每盎斯1 1 便士。人人可以把

2

黄金送到造币厂，铸成金镑，但不改变黄金的价值。英格兰银行也可以委托造币厂重铸自已的黄金，所以造币厂在人们所谓的“黄金购买”上，既不可能有所得，也不可能有所失。我想，你们知道，在美国、法国、俄国以及其他每一个国家里，金属都是用同一种方法熔铸，而且一盎斯都是分成一定数目的重量及成色相同的铸币。你们说：‘假设有一个由议会授予某种专有的特权的大公司，应该照每夸特 3 镑 17 先令 9 便士的价格购买提供的全部粮

食，然后按每夸特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的价格出售，而不管生产这些粮食花

2

费了多少劳动，你们认为这种粮食买卖自由吗？’问题不在这上面，问题在于：粮食是不是应该有不变的测量单位呢？为了这个目的，法律规定帝国蒲式耳所含有的确定不变的数量。可是就黄金说，法律规定铸币中的黄金重量

及成色。我仅仅说明这点，因为我深信，你们如果再想想这个问题，那你们就会彻底了解这个问题。”

在上讲中我已向你们说过，我不赞成反黄金法同盟的改革计划。我详细地阐述了我不同意他们的改革计划的种种理由，然后指出我只赞成同盟成员的一点意见，即现有货币制度根本要不得，因此应该予以改进。所以，我的任务不是捍卫一些与我很少有共同之点的观点。不过，对于科布登先生的复信究竟要说些什么呢？

怎样驳斥他大概有意辩护的原理呢？

这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大致可以用两个不同的办法来完成：一个办法是嘲笑，另一个是论证，并且两个办法每一个都是十分有效的；但万一有谁喜欢另外一种见解，那我们最好两个办法部采用。

首先我应该告诉你们，在我思索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偶然看到一本标题为《小姑娘的书》的小册子。随便翻翻这本小书，遇到下面引述的这一段。因为几分钟前刚刚读过科布登先生给卞诺克先生的信，我想起这一段文字最好用来回答科布登先生。现在就请让我引述这段文字回答他罢：“有一个人自夸说，任何事情他只要听过一次就能背熟。为了测验这个人的记忆力，富特①先生首先写了以下一个毫无意思的故事，然后读给他听：‘她走到花园里，摘下一片甘蓝叶子，准备作苹果大馅饼。这时候，一头在街上走着的大母熊把头探进一个小舗子里。怎么，没有肥皂？他死了，她就很不明智地嫁给一个理发匠。各种各样的花卉和伟大的潘振烈姆②本人以及圆形小纽扣，趁火药不从他们的靴后跟里撒出来的时候，开始玩沾人戏。’”

不管一眼就看得出这段话是多么荒谬绝伦，我敢肯定他说，比起科布登先生答复卞诺克先生的话来，这段话中间还是包含着无限多的意义，因此更值得你们严重注意。现在我来论证这个论点。

富特拿起笔显然是为了写一段无意义的话，于是他写下了这段话；而另一方面，科布登先生提起笔本打算写出某种合理的东西，但写出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因此我以为，富特先生的无意义却有意义，而科布登先生的议论却真正无意义、非常无意义并且绝对无意义。

但是，如果象你们中间某些人也许有意设想的那样，认为所讲的不足以答复科布登先生，那就可以再给他答复，而且要使我们大家以及他本人都满意。

总之，如果把科布登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如果话出自一个不及他著名的人物之口，那我一定羞于这样作），他无疑会肯定而坚决地坚持“仿佛我国黄金价格本来已经确定”的这个论点的错误。但 他紧接着告诉我们：“造币厂在黄金购买业务上既不可能有所得，又不可能有所失。”

如果把这两个论点合并在一起，改变词语而不改变一点意义，那我们就会获得两个明确的论断，其明确程度总的说达到了用语言表达任何事物所能达到的地步，即：第一、我国的黄金价格没有确定；第二、我国的黄金价格业已确定。

要使科布登先生有意写出这些无意义的话（不过，如果报纸转达他的话是可靠的，那他就肯定这样写了）大概办不到，所以我们必须假定，上面引

① 英国幽默作家兼演员（l721—1777 年）——俄译注。

② 扮演“可笑的伟大”的一位怪诞人物——俄译注。

述的话应该具有某种合理意义。既然这样，那科布登先生想必愿意说：或者是用黄金测量黄金的黄金价格在我国完全没有确定，或者是用其他商品测量的黄金价格没有确定。对他所说的话第三种解释是不允许的。

对第一解释的答复是：价格一词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我所懂得的英语说，价格一词或者意味着英镑，先令、便士和法新的准确的数目，或人们所需要的、所支付的、或一个人按照协议应该付给别人以交换适当价值（实在的或虚拟的）的英镑、先令、便士或法新的准确的数目。这样，一个人就可以问：这张桌子的价格是多少呢？答复可以说 10 英镑，不过，问者可能认为这个价格太高，因此拒绝购买。其次，又问：小面包价格是多少呢？譬如说， 6 便士——于是我们买了，同意付 6 便士，而不管我们实际上付或不付；不付的话就往往要产生债务。总而言之，价格意味着根据买卖双方协议为某种货物支付的货币总额或王国通用的铸币数量；或者意味着记入帐簿作为某种赊卖物品的货币名称的货币总额。可见，当我们说小面包值 6 便上一个，印

花布值 6 便士一码，糖值 6 便士一磅等等，所指的总是价格一词，并且据我所知，这个词只有上述一个意义，并无其他意义。

那么，科布登先生真的以为在我国用黄金本身测量的黄金价格没有确定吗？难道含有一定成色的一盎斯黄金的价格不是3 镑17 先令10 1 便士吗？难

2

道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不是一盎斯黄金的价格吗？如果我应当给你们 1，000

2

镑，难道我不应该按 1，000 镑含有多少个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就恰好把

2

多少盎斯和克的黄金给你们吗？如果我口袋里有一张票面！，000 英镑的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难道我不能够去英格兰银行，要求按这张银行券包含多

少个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就兑换多少盎斯黄金吗？1 盎斯黄金和 3 镑 17 先

2

令10 1 便士，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和 1 盎斯黄金，难道不是同义语吗？前者

2 2

不就等于后者，后者不就等于前者吗？

哪里有另一个相似的例子？一个有一定重量和纯度的小麦面包和 6 便士的款额是不是同义语呢？一码具有某种式样和质地的呢绒和一个金镑或一张具有某种质地、式样和尺寸的木质餐桌和 10 镑价款是不是同义语呢？而且上述物品是不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在一切情况下都是同义语呢？今天到会的诸君中间，没有哪一位女士或先生不知道，甚至在爱丁堡市

没有哪一个儿童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格是涨落不定的。今天 6 便士一个的

面包明天可能变成 7 便士或 5 便士一个；某种质地的呢绒今天一码值 20 先今

而明天仅仅值 19 先今，或者可能涨到 1 基尼；一张红木桌子或一张别种桌子

现在值 10 镑，一年以后可能只值 8—7 镑，甚至更低，虽说在这个期间根本没有使用，没有损坏，式样也没有改变。

科布登先生试图这样强塞给反黄金法同盟并通过《泰晤士报》强塞给全世界的理论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他务必作出解释。例如，他尽可以说，上述一段他是受了梦境、催眠状态和哥罗芳①的影响写出的；或者说，他的思维能

① 一种麻醉剂——译注。

力由于其他某种原因已完全不起作用了。

对于科布登先生的简单而正确的答复是：在我们国家里，用黄金本身测量的黄金价格业已确定，并且这个价格从元月 1 日起至 12 月底止，全年都

是每盎斯等于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

2

不过，科布登先生的意思可能是这样的（不可能有其他任何选择）：在我们的国家里，用其他商品测量的黄金价格根本不曾确定。

可是，要知道这正是我为之奋斗的那个东西——我在长达八次讲演中所发挥的以及在一连串工作中一步一步所极力争取大家承认的见解的要点、结果及实质就正是这个东西。所有一切努力的目的恰恰在于证明，黄金根本不是价值尺度，用其他商品测量的黄金价格，同 50 种也许 500 种他种物品的价格一样是容易变化的；因此，把黄金叫作价值尺度显然是荒谬无稽之谈；并且因为这个谬论在我国已变成法律，我国人民每年至少要损失 10，000 万镑， 或者也可能再多损失一两倍。

假设这一天商品总量和货币总量各为 100。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与供应相等。但假如过三个月，商品量增加到 200，而生产这些商品所花费的物质及劳动数量比以前花费在商品总量 100 上面的整整增加一倍，货币数量却完全不增加，结果会怎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市场不再是名符其实的市场，因为这里商品已停止买卖了；或者是即使商品继续出售，但它们只换得货币 100，虽然商品量已增加一倍，并且花费在它们上面的天然费用即劳动， 也增加了一倍①。

我愿意知道，为什么商品数量，商品生产费以及商品的效用整整增加了一倍（现时商品能够比以前多供给一倍人口的衣服、食物和住宅），而仅仅因为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完全不增加，这些商品价格就应当跌到总额 100 以内，使商品生产者彻底破产呢？为什么一种没有任何改变的物品的价值应该加倍，而另外一些产品由于使用了加倍的材料、劳动，添了加倍的麻烦和操心，数量和效用都增加了一倍，这些产品却应该没有任何改变地保持自己原

① 对于这个论点再不能比已故穆勒先生在所著《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论证得更明晰有力了（在第二讲中我曾详细地引述过这部书中的话）。他说：“每当商品量增加而货币量不增加时，物价就下跌；由于必要，下跌程度完全与商品量增长程度成比例。如果对于这个论点还不是人人都明白的话，那就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完全说清楚。假设市场很有限制，而且一方只有面包，另一方只有货币。又假设市场的通常情况是一方有 100 个大面包，另一方有 100 个先令，并且面包价格照例是一个先令一个。再假定，在这种憎况下，面包数增加到 200，而货币量不变。显而易见，面包价格会跌落一半，即每个卖 6 便士（《纲要》第 162 页）。”但同一个穆勒先生在同一本书的序言中说了下面一些话：“我试图举几个新例子比较明显他说明下面这个极重要的理论，我觉得这是证明这个理论的一种方法；一个民族的总需求和总供应总是相等的，生产决不能超过市场。换言之，决不能有普遍的生产过剩。”除非设想有了什么样的特种货币，这种货币的数量能够象其他一切商品总量一样增加得同样快，那就无论是谁决不能使这两段引文不互相矛 盾。现时并不存在这种货币。所以，如果要遵守出自第二段引文的这种指示的话，如果各种生产者要遵循已故穆勒先生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在若干时间内尽可能迅速地增加自己的商品产量的话，结果就是他们的商品的每一个原子都要跌价，他们自身要破产，需求很快会全部停止，生产也会停顿下来，而劳动阶级照例必然会陷入饥饿和贫困。可是，请按照这里证明的原理改革我们的货币制度吧！那末在上面引述的穆勒先生的第二段引文所包含的论断将全部变成真理，而以上引文就会变成用以说明和证实这个真理的论点

——原注。

有的总价值，即保持仅够供应现时获得充分供应的人数中的一半人以衣，食， 住时所有的总价值呢？

在我国，用其他各种商品测量的黄金价格不曾确定，可是由于法律规定一桩实际上规定不了的事情，不列颠民族一年至少损失 10，000 万镑。

人们不停地生产商品，为的是亏本出卖商品。而在黄金法继续有效以前， 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把握相信他们能有利出售商品。从这里就产生了加在我们的工业上面的镣铐，从这里也产生了把我们的生产限制在很狭小的圈子内的桎梏，而且还产生了回答下面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有能力而且愿意生产比他们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所需的多一倍的产品的公民们，在丰裕之中却要忍饥挨饿呢？

防止这种大灾难的办法在哪里呢？不错，办法自然会想出来。

这个办法是这样显而易见，就象存在着光或热一样。如果你们把商品量增加一倍，那你们也应该把货币量增加一倍；如果你们把商品量增加三倍， 那你们也应该把货币量增加三倍；如果你们把商品量增加十倍，那你们也应该把货币量增加十倍，其余依此类推。药方就是这样的，除此以外没有其他药方。采用这条原理吧！只要受个人竞争原则调节的各种生产品彼此经常有适当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就可以连续不停地生产再生产，直到全世界和全人类都财富丰足为止。不但如此，而且能使出售最后一部分上市商品所得到的利润率等于出售第一磅商品所得的利润率。

不过，我对科布登先生的意见还没有讲完一半。他说过：“我相信你们会懂得仿佛我国黄金价格本来已经确定这个论点的错误性。黄金只要一经过衡量和检验，所铸印记就能证实其质量和成色，这正象各个时期各国平常所做的一样。”

可见，这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科布登先生，一位亚当·斯密的信徒、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家、争取全世界贸易自由的严肃、坚决、多才多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常胜的斗士，竟落到利用这种武器作为论据：“正象历代各国平常所做的一样。”不过，我们还是撇开这点不谈。

总之，科布登先生告诉我们，黄金“只要一经过衡量和检验，所铸印记就能证实其质量和成色。”稍后他又说，粮食有着不变的度量单位，以便确定粮食数量；就黄金说，法律仅仅规定铸币中的黄金重量及成色，那为了什么目的要规定一帝国蒲式耳含有确定不变的数量呢？对于这点我答复说：“科布登先生，您错了，法律要作比这个更大的某种事情——法律要求黄金必定要经过衡量、检验和熔铸，以便确定黄金价格。就一帝国蒲式耳粮食说，价格是不是确定了呢？没有。”

可是，因为科布登先生拒绝深入研究问题，所以我想结束讨论。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们将规定粮食价格而不规定黄金价格，并且把粮食当作我们各种价值的虚拟的度量单位。

但是，现时我们没有这种度量用具，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度量用具装满粮食恰好值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所以假定，我们为此目的创造出这种度量

2

用具，并且简单地把它叫作英斛①。那时候，一英斛粮食应该：第一、按照造

① 俄译本这里原文为 Mepa，Mepa 应译俄斗，l 俄斗等于 26.24 升。这里如译成英斗，照平常斗的概念说一斗谷物不可能值 3 镑 17 先令 10 便士，故译英斛。我国平常一担分为四斛、每斛合 25 升的样子，故译英

币厂衡量黄金的办法来衡量，即应该有满满的一容器，容器有确定的容积， 容积以立方英寸计算；第二、经过检验，即谷粒应有一定的质量和一定的壮实度；第三、打上印记，即由政府确证具有规定的数量及质量；最后，确定

价格恰好是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

2

总而言之，在这个假设里面我们和现代黄金法有完全相似的情况。现款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和粮食一英斛是同义语，即一英斛粮食意味着 3 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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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令10 1 便士，完全同现时一盎斯黄金意味着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一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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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 17 先令10 1 便士现款意味着一英斛粮食，恰好同现时 3 镑 17 先令10 1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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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现款意味着一盎斯黄金一样。

为了使科布登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论证方法，还因为照他的话来说黄金从法律观点看跟粮食处在完全相同的地位，所以我应该把后者放到前者的地位上。现在，我们看看在过去一年或两年内颁行这种粮食法的结果怎样。结果正是这样的：

在 1846 年 8 月到 1847 年 6 月间，法律未规定的粮食价格上涨一倍多一

点。如果法律规定粮食价格是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一英斛，粮食价格就会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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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的黄金价格一样始终不变，而其他商品的价格则平均下跌一倍多。由于王国每一个人的资产照 1846 年 9 月的公平价值计算，并不是恰好超过他 1847

年 5 月的货币债务额一倍，所以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要成为破产者①。

请别希望以事物的比较状况仍然和以前一样为借口，就能从这个二者必择其一的窘境中找出一条出路来，因为在假设的场合，除粮食一种物品以外， 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同样跌落一倍。这个道理应用到既不是债务人又不是债权人并且根本没有货币义务的人身上，是十分合理的。这样的人，如果本来有的话，不会受损失。可是，除了这个唯一的例外，如我已讲过的，每个受不了恰好损失自己一半资产的人，都得破产。

而且这并不单是假想的情况。因为与过去十八个月间假设粮食是法定价值尺度情况下所发生的完全同样的事情，由于黄金是法定价值尺度，当真发生了。不用说，用黄金本身测量的黄金价格并没有上涨。一盎斯黄金在去年、

前年和今年都等于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士，而 3 镑 17 先令10 1 便土现款也等

2 2

于一盎斯黄金。不过，用其他商品测量的黄金价格去年却涨了很多。的确， 黄金价格涨到这个程度，即依照最低估计，国家全部财产的货币价值有一个时期例如去年 10 月比前年 11 月竟下跌了 50，000 万多镑。换言之，过去一年内不列颠全部财产贬值总额无疑已超过国债总额①半数 10，000 万英镑。为了证明这个论断合理，并不需作长期的或仔细的研究；要寻找证据也用不着走得很远。

斛似乎比较妥当——中译注。

① 原多一倍再跌一倍，资产负债可两抵，既不是多一倍又再低一倍，自然得破 产——中译注。

① 国债总额 8 亿英镑——中译注。

在货币市场的一般情况下，我国全部财产估价五十万万镑有零。现在只要这些财产不论由于什么原因贬值 10％，贬值总额就是五万万，这个数目比国债总额仅少了 3 万万英镑。

的确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在去年当真受了这个损失，即全国财产当真同时贬值五万万镑，时间大约在 10 月份；或者，全国动产和不动产的货币价值平均（把所有一切财物如房屋、土地以及各种商品总和起来）并没有跌落 10％。我肯定地说，货币价格跌落了 10％，甚至不止 10％，要是有谁认为我们的论断不正确，就应该拿出否认的理由来。

不过，由于财产的货币价值大量贬值所造成的灾难，并不是普遍地、与人们的财产的价值成比例地、同样落在一切人身上。恰恰相反，这种灾难和战场上的霰弹一样落得不均匀。霰弹就地打死了一些人，使另一些人虽说死亡没有立刻降临但受了致命的伤，使第三批人终身成为残废者或畸形人，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受伤。这种苦难不均匀现象的原因和本质是不难解释清楚的。

财产货币价值的一般涨跌并不触及那些既非债务人又非债权人并且根本没有货币义务的人。如果一切物价都涨了，而且彼此成适当的比例，那末一个工人今天以 6 便士买一个面包，明天可能要付 7 个便士。可是，如果他的工资这时候也按同一比例增加了，那他购买面包的资金仍旧不变。再举一种相反的情况：假定面包跌价，工资同时降低，那末这位工人的处境比以前仍然不会变好，也不会变坏。

可是，且不说什么也没有得到、谁也不欠他什么的独立工作者。试举一个商人为例，这个商人的资金象他的威尼斯同行的资金一样是可以推算出的，他“有一条商船驶往的黎波里，另一条开往印度，第三条泊在墨西哥”， 等等，另外家里还有存货值 50，000 或 100，000 英镑。他的地位怎样呢？商品货币价格下跌 10％，对他来说，后果怎样呢？后果就是破产——彻底破产，绝对破产，千百种情况下无可挽救的破产。

例如，举一个最常见的事例。比方说，某商人的开业资本认真估计为 20， 000 英镑，他利用这笔资本开始经营广泛的贸易业务。他的情况很快就会这样：一方面，尽管他本人没有一点不谨慎的地方，他的债务还是很快达到了100，000 英镑。他住在伦敦或利思①，为许多外国顾客办理委托业务，并按普通信贷条件为自己的委托人购买大宗商品，因此他的债务如上所述达到了100，000 英镑。

另一方面，他自己原有一笔资本（我们已确定为 20，000 英镑），还有许多帐面债款，最后还存一批现货，都可用以抵偿债务。因为他开业不久， 还来不及扩大他的原始资本总额，所以总英镑。

好啦！在货币价值提高或（如法律所希望的）商品价格恰好下跌 10%的情况下，结果怎样呢？首先，他现有的存货跌价 1/10。商业萧条到来了。他的顾客们不能有盈利地出售自己的商品，也不愿亏本出售。因此，他们或者停止付款，或者要求收回期票，这样一来，他也就应当或者搁下自己的期票不付款，或者在收回他交给顾客的那些东西以后，应该按任何条件（也许出巨额利息）清偿顾客们。这些损失再加上存货跌价损失以及债款收不回的损失：就会使他原有的资本损失得一干二净。

① 爱丁堡附近一港口——俄译注。

这种情况是不是虚构的呢？决不是。其实，这不过是无数不列颠商人的命运的过分真实的写照，不久前他们的全部财产都被黄金法没收了。

我想，你们对于这点未必需要我提任何权威的证据，因为我所指出的事实应该是到会诸君每个人都很清楚的。但你们如果需要别人的证据，那你们也能够得到许多。

刚刚前几天，王国首相约翰·罗素勋爵向下议院所作的财政报告中告诉我们下面一席话，这样就使我有可能用他自己的言论正明我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他说：“除战争时期和叛乱时期以外，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与去年或者更正确点说即与最近 18 个月相比拟。物价的改变及波动、商业中的困难，不止一次的恐慌，联合王国各部分极端困难的状况，为了减轻这种困苦状况所作出的非常努力——所有之一切一齐影响我国现状到这样的地步，我认为在我国历史上不容易找到这样困苦的例子。为了对我们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提供若干概念，我让大家看一看小麦价格、英格兰银行的商业贴现率和该银行的金库库存额等等的变化状况。1846 年 9 月第一周小麦平均价格是 49

先令，1847 年 1 月是 70 先令，而 1847 年 5 月最后一周是 102 先令 5 便士，

9 月 18 日又跌到 49 先令 6 便士，比上年 9 月份的价格仅多 6 便士，比 5 月份的价格则差一倍多。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我说的是最低的贴现率）1846 年 11 月是 3％，1847 年 4 月猛涨到 5％；1847 年 10 月英格兰银行所收最低利率为 8％，到 1848 年 1 月利率又降到 4％。英格兰银行金库库存额 1846 年 10 月 10 日为 15，078，135 镑，1847 年 10 月 23 日是 7，865，445 镑， 以后到 1848 年 2 月 5 日则是 13，821，754 镑。”

总之，我引述了英国现任首相的权威报告，我掌握的资料证明，如果把不管什么样的一容器小麦（法定价格 49 先令）作为我们最近一年半期间的价值尺度，那末所有其他一切商品的平均价格就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小麦(现时是自己的价值尺度)价格不可能上涨，所以十分显然，其他一切物品的价格就应该下跌，并且下跌的程度恰好与法律制止小麦价格上涨的程度成比例。

在以小麦作为价值尺度的情况下，一个有 1846 年 9 月拥有财产 20，000 镑的人，到 1847 年 5 月就只有财产 10，000 镑；可是再过四个整月，即到同年 9 月，同一个人又有了 20，000 镑财产，而且在这个期间连 6 便士的投机生意也不曾做过。王国里的每一个商人，如果在 1846 年 9 月仅仅以多于原有

资本一倍的现款经营投机买卖，后来由于期票贴现困难，不得不在次年 5 月把投机物品变卖现款，这样他就必然要把自己的财物赔贴得一干二净。我国现行货币制度所依据的原理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事实。

按照同一个可靠的证据，即按照约翰·罗素勋爵最近在下议院的长篇演

说，英格兰银行的最低贴现率为：

1846 年 11 月 3％

1847 年 4 月 5％

1847 年 10 月 8％

1848 年 1 月 重又降到 4％

总之，虽然从 1846 年 9 月到 1847 年 5 月这 7 个月内小麦价格的波动幅

度仅稍微多过 10O％，而 1846 年 11 月至 1847 年 10 月这 10 个月内货币利率的波动幅度则几乎达到 300％，而且所指的还是英格兰银行在有最可靠的票据保证下的贷款利率。我们的价值尺度就是这样的。可以跟这个价值尺度媲美的只有下述的议会法令：规定一码现时等于 32 英寸，过 10 个月为 12 英寸：

一镑现在为 16 盎斯，到次年 9 月将近5 1 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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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谈到所有这一切作用的机制，则非常简单。几个冒险家的少数无意义的投机活动、恐慌、“猛涨”①，“犹太教人（我指的是皮尔爵士），谢谢您教给我这样的话。”——于是事情便宜告结束。经过就是这样。

经过某个普遍繁荣时期，即当赤贫者的平均人数比平常少一两百万时， 投机分子又开始活动起来：一个人着手修建铁路，另一个人要修一两座桥跨越伦敦泰晤士河，第三个人要创立建筑协会等等。这些计划绝大部分是由那些丝毫未受损失的人提出来的，他们关心这些事业的成就，仅以这种事业能成为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手段为准。不管计划怎样，（也许是越无意义越好）在拟好的提纲标题下面添上几个头面人物的名字（他们同意不同意反正无关重要），于是股票会立刻销售一空，第一个星期大家都去领奖，再过一个星期股票就得打折扣，而以后更一钱不值了。

可是，小鱼上了钩。股票抛售出去了，从资本找到比较合理用途的地方抽回若干资本；富有的人和受人敬重的人列入参加者名单，而他们的信用便因此受到破坏，于是恐慌到来。那时“猛涨”开始，而事情也就结束了。英格兰银行在 1846 年 11 月对最好的期禀的贴现为 3％，到 1847 年 4 月不少于5％，而在同年 10 月则不少于 8％。其他一切银行都照英格兰银行的例子行事，结果流通货币总量大为减少，而期票则构成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 用货币本身测量的货币价格并未上涨，因此其他各种商品的价格则必然跌落。不愿意亏本的卖主在某一个时期仍然坚持原价格，但因为买者不愿按原价付款，商业于是陷入不景气，生产也就中途停顿起来，或者只能维持半开工状态，而工业家、商人和工人则一齐破产。

但应该明确地指出，当我们讲到上述期间货币利息有巨大变化时，我们不应该把货币利息和用其他商品测量的货币本身的真实价值混为一谈。因为，如果货币的真实价值在去年 10 月比平常的价值增长将近两倍，那么灾难会普及全国，接踵而来的就一定是全民破产。

货币价值和利息或货币使用费之间的这种差别，跟房屋价值和房屋租金之间的差别完全相似。

例如，在某些情况下，房屋可以暂时出租以收取比平常加一倍有零的租金。但因为能取得这种过高租金的时间必然受到限制，因为所收的房租只是暂时提高，所以要求比平常多一倍的价值出卖房屋，甚至要求提高 20％或 30

① 指提高贴现率——俄译注。

％，显然是不可能。就去年 10 月的货币说，情况正是这样。房租或货币利息当时在最好的私人保证（最可靠的票据）下达到 8％，可是用货币（比方说100 镑）付房租、税捐或其他旧债务，去年 10 月（当时利率为 8％）所付的并不比 11 月（当时利率为 3％）多。

在这种情况下，估计去年英格兰银行大量缩减全国货币总额后造成的破坏作用时，我认为仅亏损 10％，或者说总共亏损 5 万万镑；然而，如果货币本身价值同样提高，而不仅是利率提高，那来 10 月份全部财产贬值就会差不多达到原来价值的 2/3，即总额将近 30 万万镑，这个数字差不多超过国债总额 3 倍。

我们的货币制度就是这样的。某些冒险家提出几个似乎会暂时获得成功的计划，另外许多人受了他们的范例的鼓舞，跟着仿效这种范例；于是商业上的大波动以通常的进程开展起来。最后的结果是，有些投机家本身一文莫名也能够这样灵活地开展营业，迫使针线街的有害银行①宣布（每 10 年或大

约 10 年就要这样做一次）：“希望全国财产缩减十分之一！”——于是全国财产就适当地缩减十分之一。

我们讲科布登先生讲到这里停止。当科布登断言我国用其他商品测量的黄金价格没有确定时，他是十分对的。但愿他接着证明，花费在他力求永远崇拜的那个黄金偶像上的用费照现时的货币价值计算每年不下 1 亿镑。我深信，他不能证明这一点。

① 指英格兰银行——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