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斗审判官

万毅将军早年在张学良的东北军中供事，并参加了国民党。后来，他耳闻目睹蒋介石置民族危难于不顾，对日本侵略者一再妥协退让，使祖国大好河山陷入敌手，非常气愤。又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促成国共合作携手抗战。因而对共产党十分向往。终于在 1938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在东北军中的一名秘密党员。

1941 年 2 月，万毅所在的 111 师的一些反动军官，经过密谋，突然打着

“为了延续 111 师的政治生命，清除左倾分子”的旗号，搞了一次大逮捕，

把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抓了起来。在被抓的人当中，就有时任该师 333 旅旅长的万毅。

实际上，万毅的真实身份并没有暴露，只是因为他平时主持正义，倡导抗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在蒋介石那里挂了号。所以，反动军官这次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万毅也被抓了起来。

万毅被抓后，一年多没有被提审。第二年，他被押到苏鲁战区总部军事监狱。蒋介石给苏鲁战区于学忠拍来电报，要他将万毅秘密处决。于学忠没有按蒋的指示办，而是采取“明正典刑”的方式进行处理。开庭时，审判官按照预告给万毅定的“通敌”、“西安事变从犯”和“‘奸党’嫌疑”的三条罪状，逐条进行审问。

在第一条罪状提出后，万毅冷静地反驳道：“我从 1937 年 12 月，在江阴首次参加对日作战起，到你们将我扣押，同日军打了大小近百仗，哪一次战斗能证明我通日本人。你们给我加这样的罪名，不仅对我是个莫大的诬陷， 也对不起同我一起作战牺牲的官兵，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与民族敌人战斗，你们现在这样讲，良心不受到责备吗？！”

法官被问得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地说：“罪状里有这一条，我不能不问！”说着，他又向万毅宣布了第二条罪状：“你是‘西安事变’的从犯，犯有劫持领袖罪，该承认了吧？”

“我不承认！现在已经很清楚，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也就没有今天的抗战局面。退一步说，即使按你们的说法，张副司令（即张学良）有罪，我也构不成从犯，当时，于总司令是军长，我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团长，如果我是从犯，于总司令算什么呢？”

严密的辩驳，无懈可击，法官又被驳得哑口无言。于是，又搬出了第三条罪状——“‘奸党’嫌疑”。万毅来了个以攻为守，继续理直气壮地同他辩论：“你清楚，我是 1930 年的国民党员。你要把我赶出国民党是可以的， 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往共产党那边赶呢？这不是有意用共党嫌疑的罪名坑害我吗？！”

“定你奸党之罪是有证据的。” “那好哇，请你把证据拿出来。”

“为什么你被抓之后，八路军散发标语和传单为你呼吁，说你万旅长抗日无罪？”

“发不发标语传单是人家的事，与我毫不相干。我从被抓到现在，一直处在你们的看押之下，八路军贴什么标语，我根本不知道，这罪能算到我身上吗？假如共产党也给你写一张标语、传单，你就是共产党了？这样定罪岂不太荒唐，能服人吗？”

结果，原定的三条罪状全部被推翻，法官显得十分尴尬，只得气急败坏地宣布审判终结。

当时，机警的万毅发觉气氛有些不对，估计可能要对他下毒手，便在这天夜里，利用闹肚子频繁跑厕所，麻痹了看守的哨兵，成功地逃出了虎口， 来到几十里之外的八路军根据地，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