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共赏的宋代饮食文化

自五代开始，梁、晋、汉、周，皆定都于汴京，就是开封，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王朝，都城依然在开封，或称为东京汴梁。

连续几个朝代的建都，给汴梁带来很大发展。汴梁比起汉唐的长安，民户增加十倍，成为历史上空前的大都会。

在宋代以前，一般都会的商业活动都有规定的范围，这就是集中的商业市场，宋都汴梁则完全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格局，城内城外店铺林立，并不设特定的贸易商市。在众多的店铺中，酒楼饭馆占很大比重，饮食业的兴旺，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象征。

汴梁御街上的州桥，是市民和远方商贾必得一游的著名景点，附近一带有十几家酒楼饭馆，如有“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等。此外，还有不少沿街叫卖的食摊小贩，十分热闹。

汴梁城内的商业活动不分昼夜，没有时间限制，晚间有直到三更的夜市，热闹之处，则通宵不绝。夜市营业的主要是饮食店，经营品种众多，有饭、肉鱼、野味、蔬果等，无所不包。

夜市注重季节的变化，供应时令饮食品，如夏季多清凉饮料、果品，有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越梅、香糖果子、金丝尝梅、生腌水木瓜等。冬季则有盘兔、滴酥水晶脍，旋炙猪皮肉、野鸭肉等。

酒食店还继承了唐代创下的成例，每逢节令，都要推出许多传统风味食品，如清明节有稠饧、麦糕、乳酪、乳饼四月八日佛节初卖煮酒端午节有香糖果子和粽子中秋则卖新酒、蟹螯等。在著名的杨楼、樊楼、八仙楼等酒店，饮客常至千余人，不分昼夜，不论寒暑，总是如此。

酒店之外，汴梁的饮食店还有不卖酒的食店、饭店、羹店、馄饨店、饼店等。食店经营品种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桐皮面、寄炉面饭等。还有所谓“川饭店”，经营插肉面、大燠面、生熟烧饭等。其他有“南食店”，经营南方风味，有鱼兜子、煎鱼饭等。

羹店经营的主要是肉丝面之类快餐，客人落座后，店员手持纸笔，遍问各位，来客口味不一，或熟或冷，或温或整，一一记下，报与掌厨者。不大一会儿，店员左手端着三碗，右臂从手至肩也驮叠数碗，顺序送到客人桌前。

宋代杰出画家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是反映汴梁市民生活和商业活动的宏篇巨制。汴梁人的饮食生活，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重点之一，图中表现的店铺数量最多的是饮食店和酒店，可以看到店里有独酌者，也有对饮者，也有忙碌着的店主。充分反映了宋代的饮食风俗。

经济的发展，使宋代食品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宋代饮食颇具特色，与前代相比，宋代百姓的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变化，素食成分增多，素食的工艺成分更加明显，式样也更多了。

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五谷一直在饮食中占有主要地位。宋代尚无玉米、白薯之类作物，北方人的粮食以粟麦为主，南方人的粮食则以稻米为主。

在宋代，饼作为一种主食，是百姓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代凡是用面粉做成的食品，都可叫饼。烤制而成的叫烧饼，水瀹而成的称为汤饼，在笼中蒸成的馒头叫蒸饼。

宋仁宗名赵祯，为了避皇帝名讳，人们又将蒸饼读成炊饼，亦名笼饼，类似后世馒头。《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在街头叫卖时所喊的“炊饼”，指的就是馒头。

烧饼又称胡饼，开封的胡饼店出售的烧饼有门油、菊花、宽焦、侧厚、髓饼、满麻等品种，油饼店则出售蒸饼、糖饼、装合、引盘等品种，食店和夜市还出售白肉胡饼、猪胰胡饼、和菜饼之类。

馓子又名环饼，宋代文学家苏轼诗称“碧油煎出嫩黄深”，说明是油炸面食。另有“酥蜜裹食，天下无比，入口便化”，也是用米粉或面粉制成。

宋人面食中还有带馅的包子、馄饨之类，如有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民族英雄岳飞之孙岳珂《馒头》诗说：“公子彭生红缕肉，将军铁杖白莲肤。”就是指那种带馅的包子。

宋真宗得子喜甚，“宫中出包子以赐臣下，其中皆金珠也”，这是以“包子”一词寓吉祥之意。

宋代饼业兴盛，竞争自然也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卖饼者想出了各种方法。东京的卖饼者，就在街头使用五花八门的叫卖声，以招徕顾客。

传说，当时一位卖环饼的小贩，为别出心裁，在街头兜售时竟喊出“吃亏的便是我呀”。

后来，这位小贩在皇后居住的瑶华宫前这样叫卖，引起开封府衙役的怀疑，将其抓捕审讯。审后才得知他只是为了推销自己的环饼，便将他打了100棍放了出来。

此后，这位小贩便改口喊“待我放下歇一歇吧”。他的故事成为当时东京的一桩笑料，但生意反而较以前好了。

宋代面食兴旺。北宋的郑文宝，书法与诗文皆在当时负有盛名，他创制的云英面，极受时人欢迎。宋代南北主食的差别相当明显，但由于北宋每年漕运六、七百万石稻米至开封等地，故部分北方人，特别是官吏和军人也以稻米作主食。

宋人的肉食中，北方比较突出的是羊。北宋时，皇宫“御厨止用羊肉”。陕西冯翊县出产的羊肉，时称“膏嫩第一”。

大致在宋仁宗、宋英宗时，宋朝又从“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宋神宗时，一年御厨支出为“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可见猪肉的比例很小。

宋哲宗时，高太后听政，“御厨进羊乳房及羔儿肉，下旨不得以羊羔为膳”，说明羊羔肉尤为珍贵。即使到南宋孝宗时，皇后“中宫内膳，日供一羊”。有人写打油诗说：“平江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随着南北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京都开封的肉食结构也逐渐发生变化。大文豪欧阳修诗说，在宋统一中原以前，“于时北州人，饮食陋莫加，鸡豚为异味，贵贱无等差”。自“天下为一家”后，“南产错交广，西珍富邛巴，水载每连轴，陆输动盈车。”

尽管如此，苏轼诗中仍有“十年京国厌肥”之句，说明在社会上层中，肉食仍以羊肉为主。

仅次于羊肉是猪肉。开封城外“民间所宰猪”，往往从南薰门入城，当地“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各铺日卖数十边”。以供应饮食店和摊贩。可见这两大城市的猪肉消费量之大。

在宋代农业社会中，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宰杀耕牛。宋真宗时，西北“渭州、镇戎军向来收获蕃牛，以备犒设”，皇帝特诏“自今并转送内地，以给农耕，宴犒则用羊豕”。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为肉中之珍。

鸡、鸭、鹅等家禽，还有兔肉、野味之类，也在宋代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例。在当时，江河湖海中的水产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开封市场饮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兔、葱泼兔、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开封的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每天“生鱼有数千担入门……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苏轼描写海南岛的饮食时写道，“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鱼虾”。南方的水产无疑比北方更加丰富和便宜。

宋代对肉类和水产的各种腌、腊、糟等加工也有相当发展。梅尧臣的《糟淮》诗说：“空潭多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临安有不少“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石榴园倪家铺。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猪头、腊肉、鹅、玉板、黄雀、银鱼、鲞鱼等。

大将张俊赋闲后，宋高宗亲至张府，张俊进奉的御筵中专有“脯腊一行”，包括虾腊、肉腊、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

在广南一带，“以鱼为腊，有十年不坏者。其法以及盐、面杂渍，盛之以瓮。瓮口周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则续，如是故不透风”。成为腌渍鱼的有效方法。

东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家的鱼，是用外地运来的活鱼加工而成的。由于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故又称“把”。由于它是风干后才入的料，所以味道鲜美，易于保存，成为当时一道名菜，以至时人有“谁人不识把”的说法。

“洗手蟹”也在宋代市民中风靡一时。在东京的市面上，洗手蟹非常受欢迎。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所以叫洗手蟹。

宋时果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都相当丰富。洛阳的桃有冬桃、蟠桃、胭脂桃等三十种，杏有金杏、银杏、水杏等十六种，梨有水梨、红梨、雨梨等二十七种，李有御李、操李、麝香李等二十七种，樱桃有紫樱桃、腊樱桃等十一种，石榴有千叶石榴、粉红石榴等九种，林檎有蜜林檎、花红林檎等六种。

宋时的果品也有各种加工技术。如有荔枝、圆眼、香莲、梨肉、枣圈、林檎旋之类乾果，蜜冬瓜鱼儿、雕花金桔、雕花枨子之类“雕花蜜煎”，香药木瓜、砌香樱桃、砌香葡萄之类“砌香咸酸”，荔枝甘露饼、珑缠桃条、酥胡桃、缠梨肉之类“珑缠果子”。

宋代书法家蔡襄的《荔枝谱》中，介绍荔枝的三种加工技术。一是红盐，“以盐梅卤浸佛桑花为红浆，投荔枝渍之。曝乾，色红而甘酸，三四年不虫”，“然绝无正味”。二是白晒，用“烈日乾之，以核坚为止，畜之瓮中，密封百日，谓之出汗”。三是蜜煎，“剥生荔枝，榨出其浆，然后蜜煮之”。

茶和酒是宋时最重要的饮料。宋人的制茶分散茶和片茶两种，按宋人的说法：“今采茶者得芽，即蒸熟焙乾。”焙乾后，即成散茶。片茶又称饼茶或团茶。其方法是将蒸熟的茶叶榨去茶汁，然后将茶碾磨成粉末，放入茶模内，压制成形。

“唐未有碾磨，止用臼”，宋时方大量推广碾磨制茶的技术。片茶中品位最高是福建路的建州和南剑州所产，“既蒸而研，编竹为格，置焙室中，最为精洁，他处不能造。有龙、凤、石乳、白乳之类十二等，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

在江南西路和荆湖南、北路的一些府、州、军，出产的片茶“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之类二十六等”。散茶出产于淮南、江南、荆湖等路，有龙溪、雨前、雨后等名品。

蔡襄《茶录》说：“茶有真香，而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间试茶皆不入香，恐夺其真。若烹点之际，又杂珍果香草，其夺益甚。”这反映北宋时已出现花茶。

南宋时的花茶更加普遍。南宋赵希鹄说：“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桔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

宋人饮茶，仍沿用唐人煎煮的方式，北宋刘挚诗说，“双龙碾圆饼，一枪磨新芽。石鼎沸蟹眼，玉瓯浮乳花”。“欢然展北焙，小鼎亲煎烹”。描写了煎煮御茶的情景。

宋代烹点茶技艺的一些主要形式：煎茶、烹茶、煮茶、瀹茶、泼茶、试茶、均茶、点茶、斗茶、分茶等。

由于宋代饮茶风气更盛，于是茶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吴自牧《梦粱录》说：“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说的是南宋临安的情形，也就是后来俗语所说的“开门七件事”。

宋人酒中有趣，茶中也有趣。士大夫们以品茶为乐，比试茶品的高下，称为斗茶。宋人唐庚有一篇《斗茶记》，记几个相知一道品茶，以为乐事。各人带来自家茶，在一起一比高低。大家从容谈笑，“汲泉煮茗，取一时之适”。

不过谁要得到绝好茶品却又不会轻易拿出斗试，苏东坡的《月兔茶》诗即说：“月圆还缺缺还圆，此月一缺圆何年？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上有双衔绶带双飞鸾。”

盛产贡茶的建溪，每年都要举行茶品大赛，也称为斗茶，又称为“茗战”。斗茶既斗色，也斗茶香、茶味。

宋代以后，饮茶一直被士大夫们当做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饮茶的环境有诸多讲究，如凉台、静室、明窗、曲江、僧寺、道院、松风、竹月即是。茶人的姿态也各有追求，有的晏坐，有的行吟，有的清谈，有的把卷。

即使在平民之家，茶也成为重要的交际手段。如“东村定昏来送茶”，而田舍女的“翁媪”却“吃茶不肯嫁”。“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农民为了春耕，“裹茶买饼去租牛”。

酒也是宋时消费量很大的饮料，当时的酒可分黄酒、果酒、配制酒和白酒四大类。

黄酒以谷类为原料，“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由于宋代南方经济的发展，糯米取代黍秫等，成为主要的造酒原料。

宋代果酒包括葡萄酒、蜜酒、黄柑酒、椰子酒、梨酒、荔枝酒、枣酒等，其中以葡萄酒的产量较多，宋代吴炯《五总志》说：“葡萄酒自古称奇，本朝平河东，其酿法始入中都。”河东盛产葡萄，也是葡萄酒的主要产区。

白酒是我国独有的一种蒸馏酒。但宋人所谓的“白酒”，并不具有蒸馏酒的性质，当时的称呼是蒸酒、烧酒、酒露等。

宋代张能臣《酒名记》所记录的，都是北宋晚年的名酒。如有宋英宗高后家的香泉、宋神宗向后家的天醇、宋徽宗郑后家的坤仪、宋徽宗钟爱的儿子郓王赵楷府的琼腴、蔡京家的庆会、童贯家的褒功、梁师成和杨戬家的美诚之类，都是达官贵人家酿造的。

另有如开封丰乐楼的眉寿、白矾楼的和旨、忻乐楼的仙醪等，都是大酒楼之类酿造的。

还有各地的名酒，如北京大名府的香桂和法酒，南京应天府的桂香和北库，西京河南府的玉液和酴香，相州的银光和碎玉，定州的中山堂和九酝等。宋孝宗时，“禁中供御酒，名蔷薇露，赐大臣酒，谓之流香酒”。

在宋代的食品市场上，清凉饮料也很受市民的欢迎，主要有甘豆汤、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姜蜜水、木瓜汁、沈香水、荔枝膏水、苦水、金橘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五苓大顺散、紫苏饮、椰子酒等等。这些饮料可以说是一种保健饮料，有些还具有药物的成分。

在五更的早市上，煎点汤茶药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蔚为壮观。元代画家赵孟頫的《斗浆图》，画的就是市井贩卖煎点汤茶药的情形。

北宋时一些高居相位的官僚，也能以节俭相尚，十分难得。如撰有《资治通鉴》的史学家司马光，哲宗时擢为宰相。此前他曾辞官在洛阳居住15年，撰写《资治通鉴》，他与文彦博、范纯仁等这些后来都身居相位的同道相约为“真率会”，每日往来，不过脱粟一饭，酒数行。相互唱和，亦以简朴为荣。

司马光居家讲学，也是奉行节俭，不求奢靡，“五日作一暖讲，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这就是他所接受的招待。

司马光为山西夏县人，他在归省祖茔期间，父老们为之献礼，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羹，他“享之如太牢”，觉得味过猪牛羊。

范纯仁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学家范仲淹的儿子，他的俭朴也是承自父辈的家法。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为副相，贵显之后，“以清苦俭约称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

范纯仁做了宰相，也不敢违背家法。有一次他留下同僚晃美叔一起吃饭，美叔后来对人说：“范丞相可变了家风啦！”别人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说：“我同他一起吃饭，那盐豉棋子面上放了两块肉，这不是变家风了吗！”人们听了都大笑起来，范纯仁待客尚如此，自家的生活就可以想见了。

据北宋何薳《春渚纪闻》说，吴兴溪鱼极美，郡城的人聚会时，必斫鱼为脍。斫脍须有极高的技艺，所以操刀者被人名为“脍匠”。斫脍属南食，汴京能斫脍的人极少，人们都以鱼脍为珍味。

文学家梅尧臣为江南宣城人，他家有一老婢，善为斫脍。同僚欧阳修也是江西人，极爱食脍，每当想到食脍时，就提着鲜鱼去拜访梅尧臣。

梅尧臣每得可为脍的鲜鱼，必用池水喂养起来，准备随时接待同僚。所以他的文集中还存有这样的句子：“买鲫龟八九属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以给膳。”

老百姓在风调雨顺的年景，也会借助一些传统的年节来进行较为丰盛的饮食活动，用以满足平日里不易满足的口腹之欲。不仅如此，这些饮食活动由于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使其更具大众化和普及性。

宋代民间传统的节日是新年、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腊八、除夕等。宋人在这些节日中较重于交际，一般不厮守家中，往往出游郊野，都城之中，更是倾城出动。尤其是清明、端午、重阳，亲友多以食物作为馈赠，以增进情谊。

宋代还新立有一些传统中没有的节日，如六月六日，正当炎夏，临安人此日都到西湖边，“纳凉避暑，流连柳影，……或酌酒以狂歌，或围棋而垂钓，游情寓意，不一而足”。甚至还有不少人留宿湖心，至月上始还。

这一日的食物主要有荔枝，杨梅、新藕、甜瓜、紫菱、粉桃、金橘。南宋大诗人杨万里《送林于万》诗“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写的便是此景。

十二月隆冬，遇到天降瑞雪，富贵人家则要开筵饮宴，做雪灯、雪山、雪狮等，以会亲朋挚友诗人才子，要以腊雪煎茶，吟诗咏曲，更唱迭和。

十二月二十五日，士庶之家要煮赤豆糖粥祀饮食之神，称为“人口粥”，所畜猫狗亦有一份，为的是祈福除瘟疫。这一类饮食活动，表达了人们企求幸福与丰收的愿望。

到了南宋，临安取代汴梁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后，饮食业仍是其最大的服务行业，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汴梁来的厨司和食店老板带来了中原的传统与技巧，钱塘门外著名的鱼羹铺主人宋五嫂，就是自汴梁流落到此的。

临安各类饮食店都有自己的特色，经营品种不同，临安的大酒楼有太和楼、春风楼、丰乐楼、中和楼、春融楼等名号。所供酒类名号也极高雅，如玉练槌、思春堂、皇都春、珍珠泉、万象皆春等，都是全国各地的名品。

临安在我国南方，稻和粟是主食，主要用于煮饭和熬粥。临安一带的粥品有七宝素粥、五味肉粥、粟米粥、糖豆粥、糖粥、糕粥等。

糯米食品还有栗粽、糍糕、豆团、麻团、汤团、水团、糖糕、蜜糕、栗糕、乳糕等。蓬糕是“采白蓬嫩者，熟煮，细捣，和米粉，加以白糖，蒸熟”而成。水团是“秫粉包糖，香汤浴之”，粉糍是“粉米蒸成，加糖曰饴”。

宋代还有米面，时称米缆或米线，南宋诗人谢枋得诗描写“米线”说，“翕张化瑶线，弦直又可弯。汤镬海沸腾”，“有味胜汤饼”。粽子“一名角黍”，宋时“市俗置米於新竹筒中，蒸食之”，称“装筒”或“筒粽”，其中或加枣、栗、胡桃等类，用于端午节。这种风俗流传后世。

临安食店多为北来的汴人所开办，有羊饭店、南食店、馄饨店、菜面店、素食店、闷饭店，还有专卖虾鱼、粉羹、鱼面的家常食店，为一般市民经常光顾的场所。此外还有茶坊，除主营茶饮外，也兼营其他饮料，有漉梨浆、椰子酒、木瓜汁、绿豆汤、梅花酒等。

不论是汴梁还是临安，酒楼食店的装修都极考究，大门有彩画，门内设彩幕，店中插四时花卉，挂名人字画，用以招徕食客。在高级酒楼内，夏天还增设降温的冰盆，冬天则添置取暖的火箱，使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酒楼还备有乐队，有乐手十余人至数十人，清歌妙曲，为客侑食。

有些顾主想在家里宴请宾客，酒店还可登门代办筵席，包括布置宴会场所和租赁全套餐具。官府中比较隆重的筵宴，以及富豪们的吉凶筵席，则由官办的“四司六局”办理。

四司为帐设司、茶酒司、厨司、台盘司，六局为果子局、蜜饯局、菜蔬局、油烛局、香药局、排办局。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业务范围，互相配合默契，可以将一次宴会安排得十分得体。

四司六局不仅负责备办官家筵宴，而且对想在名园异馆、寺观亭台、湖舫山野会宾的豪富们，也尽量满足要求，帮办一切宴饮事务，极受欢迎。

据南宋大诗人陆游《老学庵笔记》，南宋筵宴还有一位司事礼仪的人，称做“白席人”。白席人代主人指挥客人如何预宴，负责将客人中贵宾的行为作为其他客人的表率，指引客人进餐。如贵宾动筷子吃了某样菜肴，白席人便高唱一声某人吃了什么，请众客同吃。

宋代两京食店经营的品种十分丰富，以宋末周密《武林旧事》所载临安的情形看，开列的菜肴兼合南北两地的特点，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旁注]

开封　春秋时期，因郑国庄公选此地修筑储粮仓城，取“启拓封疆”之意，定名“启封”。汉代为避汉景帝刘启之讳，将启封更名为开封。自公元前364年至公元1233年，先后有战国时期的魏，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七个王朝在此建都，历经千年梦华。

《清明上河图》　宋代杰出画家张择端所绘，五米多长的画幅，十分细致生动地展示了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及两岸车船运输和手工业、商业、贸易等方面紧张忙碌的活动，纵横交错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流，交汇成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

岳珂　（1183～1243）南宋文学家。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岳飞之孙。宋宁宗时，以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有惠政。自此家居嘉兴。嘉泰末为承务郎监镇江府户部大军仓，历光禄丞、司农寺主簿、军器监丞、司农寺丞。后任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兼制置使。

郑文宝　（953～1013）字仲贤，一字伯玉，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师事徐铉，仕南唐为校书郎，历官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善篆书，工琴，以诗名世，风格清丽柔婉，所作多警句，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

欧阳修　（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被世人称为“唐宋八大家”。

苏轼　（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宋代重要的文学家，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又工书画。

蔡襄　（1012～1067）字君谟，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且学识渊博，书艺高深，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蔡襄书法以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

路　古代我国的路、府始于宋代。路为宋元时代行政区域名，宋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省，元代的路相当于明清的府。唐中叶后，道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到了宋朝，最高行政区划是“路”，路略似唐之道，是仿唐代的道制而置。

《梦粱录》　宋吴自牧著。共二十卷。这是一本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该书成书年代，据自序有“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语，当在元军攻陷临安之后。

大名府　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在历史上曾为府、路、州、道、郡治所在地。春秋时代属卫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五鹿城”；战国时期属魏国；秦朝为东郡；汉朝为冀州魏郡；782年改称大名府；宋仁宗时建陪都，史称“北京”。

文彦博　（1006—1097）字宽夫，号伊叟，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他历仕仁、英、神、哲四帝，出将入相，有五十年之久。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世人尊称为贤相。宰相期间，大胆提出裁军八万之主张，为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晚年皈依佛法。

梅尧臣　（1002～1060）字圣俞，世称宛陵先生，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曾参与编撰《新唐书》，并为《孙子兵法》作注，所注为孙子十家著之一。

杨万里　（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文学家，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大家”、“中兴四大诗人”。一生作诗200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

谢枋得　（1226～1289年）字君直，号叠山，别号依斋，聪明过人，文章奇绝；学通“六经”，淹贯百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嫉恶如仇，爱国爱民，用生命和行动谱写了一曲爱国的壮丽诗篇。作为南宋著名的爱国文学家和诗人，他的诗文豪迈奇绝，自成一家。

陆游　（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南宋诗人、词人。一生著作丰富，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武林旧事》　宋末周密著，为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全书共十卷。作者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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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饮食风尚虽然以宫廷为旗帜，但引领时尚潮流的却是民间的饮食文化。两宋百姓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正式开始三餐制的。在此之前，按礼仪天子一日四餐，诸侯一日三餐，平民两餐。三餐制直接带动的餐饮业的繁华，也带来了市坊餐饮间的竞争，除了在各种菜品、餐具上的争奇斗艳，一般著名的酒楼会不惜千金请人赋写诗词以增加自家酒楼的名气。而一些不知名的小店也会打出“孙羊肉”、“李家酒”等特色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