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的唐代饮食风俗

我国南北朝分裂的局面，直到隋唐时得到大统一，历史又进入到一个最辉煌的发展时期。政局比较稳定，经济空前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饮食文化也随之发展到新的高度。

盛世为人们带来了无穷欢乐，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诗《行路难》中所说的“金樽美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正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写照。

从魏晋时代开始，官吏升迁，要办高水平的喜庆家宴，接待前来庆贺的客人。到唐代时，继承了这个传统，大臣初拜官或者士子登第，也要设宴请客，还要向天子献食。唐代对这种宴席还有个奇妙的称谓，叫做“烧尾宴”，或直曰“烧尾”。这比起前代的同类宴会来，显得更为热烈。

烧尾宴的得名，其说不一。有人说，这是出自鱼跃龙门的典故。传说黄河鲤鱼跳龙门，跳过去的鱼即有云雨随之，天火自后烧其尾，从而转化为龙。功成名就则如鲤鱼烧尾，所以摆出烧尾宴庆贺。

不过，据唐人封演所著《封氏闻见录》里专论“烧尾”一节看来，其意别有所云。封演说道：

士子初登、荣进及迁除，朋僚慰贺，必盛置酒馔音乐，以展欢宴，谓之“烧尾”。说者谓虎变为人，惟尾不化，须为焚除，乃得为成人。故以初蒙拜受，如虎得为人，本尾犹在，气体既合，方为焚之，故云“烧尾”。一云：新羊入群，乃为诸羊所触，不相亲附，火烧其尾则定。唐太宗贞观中，太宗尝问朱子奢烧尾事，子奢以烧羊事对之。唐中宗李显时，兵部尚书韦嗣立新人三品，户部侍郎赵彦昭加官进爵，吏部侍郎崔浞复旧官，上命烧尾，令于兴庆池设食。

这样，烧尾就有了烧鱼尾、虎尾、羊尾三说。而热心于烧尾的太宗皇帝，也委实不知这“烧尾”的来由。一般的大臣只当是给皇上送礼谢恩，谁还去管它是烧羊尾、虎尾或是鱼尾呢。

烧尾宴的形式不止一种，除了喜庆家宴，还有皇帝赐的御宴，另外还有专给皇帝献的烧尾食。宋代陶谷所撰《清异录》中说，唐中宗时，韦巨源拜尚书令，照例要上烧尾食，他上奉中宗食物的清单保存在家传的旧书中，这就是著名的《烧尾宴食单》。

《烧尾宴食单》所列名目繁多，《清异录》仅摘录了其中的一些“奇异者”，达58款之多，如果加上平常的，就不下百种。

从这58款馔品的名称，一则可见烧尾食之丰盛，二则可见中唐时烹饪所达到的水平，因为保存如此丰富完整的有关唐代的饮食史料，除此还不多见。

唐人举行比较重大的筵宴，都十分注重节令和环境气氛。有时本来是一些传统的节令活动，往往加进一些新的内容，显得更加清新活泼，盛唐时的“曲江宴”，就是极好的例子。

我国采用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是从隋代开始的，唐代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制度。每年进士科发榜，正值樱桃初熟，庆贺新进士的宴席便有了“樱桃宴”的雅号。

宴会上除了诸多美味之外，还有一种最有特点的时令风味食品就是樱桃。由于樱桃并未完全成熟，味道不佳，所以还得渍以糖酪，食用时赴宴者一人一小盅，极有趣味。

这种樱桃宴并不只限于庆贺新科进士，在都城长安的官府乃至民间，在这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也都纷纷设宴，馔品中除了糖酪樱桃外，还有刚刚上市的新竹笋，所以这筵宴又称作“樱笋厨”。这筵宴一般在三月三日前后举行，是自古以来上巳节的进一步发展。

皇帝为新进士们举行的樱桃宴，地点一般是在长安东南的曲江池畔。曲江池最早为汉武帝时凿成，唐时又有扩大，周回广达十余里。池周遍植柳树等树木花卉，池面上泛着美丽的彩舟。池西为慈恩寺和杏园，杏园为皇帝经常宴赏群臣的所在池南建有紫云楼和彩霞亭，都是皇帝和贵妃登临的处所。

长安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中的《野宴图》，描绘的大概是曲江宴的一幕场景，图中画着九个男子，围坐在一张大方案旁边，案上摆满了肴馔和餐具。人们一边畅饮，一边谈笑，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饮食文化。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鞋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说的是大臣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等享用紫驼素鳞等华贵菜肴的场面。

许多饮食习俗的形成以及相应食品的发明，与季节冷暖有极大的关系，如北宋陶谷《清异录》所载的“清风饭”即是。北宋宫中御厨开始造清风饭，只在大暑天才造，供皇帝和后妃作冷食。造法是用水晶饭即糯米饭、龙睛粉、龙脑末即冰片、牛酪浆调和，放入金提缸，垂下冰池之中，待其冷透才取出食用。

夏有清风饭，冬则有所谓“暖寒会”。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说有个巨豪王元宝，每到冬天大雪纷飞之际，便吩咐仆夫把本家坊巷口的雪扫干净，他自己则亲立坊巷前，迎揖宾客到家中，准备烫酒烤肉款待，称为暖寒之会。

把饮食寓于娱乐之中，本是先秦及汉代以来的传统，到了唐代，则又完全没有了前朝那些礼仪规范的束缚，进入了一种更加放达的自由发展阶段。包括一些传统的年节在内，又融进了不少新的游乐内容。

比如宫中过端午节，将粉团和粽子放在金盘中，用纤小可爱的小弓架箭射这粉团粽子，射中者方可得食。因为粉团滑腻而不易射中，所以没有一点本事也是不大容易一饱口福的。不仅宫中是这样，整个都城也都盛行这种游戏。

每逢年节，一些市肆食店，也争相推出许多节日食品，以招徕顾客。

《清异录》记载，唐长安皇宫正门外的大街上，有一个很有名气的饮食店，京人呼为“张手美家”。这个店的老板不仅可以按顾客的要求供应所需的水陆珍味，而且每至节令还专卖一种传统食品，结果京城食客被吸引到他的店里。

张手美家经营的节令食品有些继承了前朝已有的传统，如人日即古代节日的六一菜、寒食的冬凌粥，新的食品则有上元的油饭、伏日的绿荷包子、中秋的玩月羹、重阳的米糕、腊日的萱草面等等。

这些食品原本主要由家庭内制作，食店开始经营后，使社会交际活动又多了一条途径，那些主要以家庭为范围的节令活动扩大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

唐代起野宴深入民间，甚至出现了仕女们的“探春宴”，即仕女们在立春至谷雨间自作东道主，晨起到郊外，先踏春，再设帐，围绕着“春”字行令品酒、猜谜讲古，作诗联句，日暮方归。

还有一种“裙幄宴”，即青年妇女到曲江游园时，以草地为席，周围插上竹竿，将裙子挂成临时幕帐进行饮宴。在唐代人看来，饮食并不只为口腹之欲，并不单求吃饱吃好为原则，他们因此而在吃法上变换出许多花样来，更注重其文化内涵。

著名诗人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大约在此期间，他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船宴。他的宅院内有一大池塘，水满可泛船。他命人做成一百多个油布袋子，装好酒菜，沉入水中，系在船的周围随船而行。开宴后，吃完一种菜，又随意从水中捞上另一种菜，宾客们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菜酒从何而来。

这时的烹饪水平也为适应人们的各种情趣提高了档次，大型冷拼盘开始出现了。《清异录》载：唐代有个庖术精巧的梵正，是个比丘尼，她以鲊、鲈脍、肉脯、盐酱瓜蔬为原料，“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20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这空前绝后的特大型花色拼盘，美得让人只顾观赏，不忍食用。

梵正按王维所作《辋川图》一画中20景做成的风景拼盘，是唐代烹饪史上的创举。

在唐代时，并不是所有官僚富豪们全都如此奢侈，也并不是每一种筵席都极求丰盛。宪宗李纯时的宰相郑余庆，就是一个不同凡流的清俭大臣。

有一天，郑余庆忽然邀请亲朋官员数人到家里聚会，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事，大家感到十分惊讶。这一日大家天不亮就急切切赶到郑家，可到日头升得老高时，郑余庆才出来同客人闲谈。

过了很久，郑余庆才吩咐厨师“烂蒸去毛，莫拗折项”，客人们听到这话，要去毛，别弄断了脖子，以为必定是蒸鹅鸭之类。

不一会儿，仆人们摆好桌案，倒好酱醋，众人就餐时才大吃一惊，每人面前只不过是粟米饭一碗，蒸葫芦一枚。郑余庆自己美美地吃了一顿，其他人勉强才吃了一点点。

唐代国家统一、交通发达，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比较畅通，当时推行比较宽松的政策；国内各民族交往密切，互通有无；中外经济交往频繁，使唐朝经济空前的繁荣，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

唐代也是我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它作为一种坐具，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对传统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唐太宗时，中亚的康国献来金桃银桃，植育在皇家苑囿东亚的泥婆罗国遣使带来菠绫菜、浑提葱，后来也都广为种植。

在长安有流寓的外国王侯与贵族近万家，还有在唐王朝供职的诸多外国官员，各国还派有许多留学生到长安来，专门研习中国文化，长安作为全国的宗教中心，吸引了许多外国的学问僧和求法僧来传经取宝。

此外，长安城内还会集有大批外国乐舞人和画师，他们把各国的艺术带到了我国。长安城中还留居着大批西域各国的商人，以大食和波斯商人最多，有时达数千之众。

一时间，长安及洛阳等地，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崇尚西域风气。正如诗人元稹《法曲》所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使进胡音务胡乐。”外国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国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中华的汪洋，使华夏悠久的文明溅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

在长安西市饮食店中，有不少是外商开的酒店，唐人称它们为“酒家胡”。唐代文学家王绩待诏门下省时，每日饮酒一斗，时称“斗酒学士”，他所作诗中有一首《过酒家》云：“有钱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常道贳，惭愧酒家胡。”写的便是闲饮胡人酒家的事。

酒家胡中的侍者，多为外商从国外携来，女子称为胡姬。这样的异国女招待，打扮得花枝招展，不仅侍饮，且以歌舞侑酒，备受文人雅士们的青睐。

李白也是酒家胡的常客，他还有好几首诗都写到进饮酒家胡的事。如《少年行》：“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游春之后，要到酒家胡喝一盅。朋友送别，也要到酒家胡饯行。酒家胡经营的品种，当主要为胡酒胡食，也经营仿唐菜。贺朝《赠酒店胡姬》诗云：“胡姬春酒店，管弦夜铿锵。……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其中鲤鱼脍则是正统的中国菜。

唐代的胡酒有高昌葡萄酒、波斯三勒浆和龙膏酒等。据史籍记载，唐太宗时破高昌国，收马乳葡萄种子植于苑中，同时还得到葡萄酒酿造方法。唐太宗亲自过问试酿葡萄酒，当时酿造成功了八种成色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滋味不亚于粮食酒。

唐太宗将在京师酿的葡萄美酒颁赐给群臣。由于酿制方法的普及，京师一般民众不久也都尝到了醇美甘味。汉魏以来的帝王们虽然早已享用过葡萄酒，但那都是西域献来的贡品，直到唐代国内开始酿造。

三勒浆也是一种果酒，指用巷摩勒、毗梨勒、诃梨勒三种树的果实所酿的酒，法出波斯国。龙膏酒也是西域贡品，苏鹗《杜阳杂编》说它“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是一种高级饮料。

唐代时有一个小邦叫摩偈陀国，在唐太宗时曾遣使来长安。当摩偈陀使者谈到印度砂糖时，太宗皇帝极感兴趣。

我国过去甘蔗虽多，却不太会熬蔗糖，只知制糖稀和软糖。太宗专派使者去摩偈陀求取熬糖技法，在扬州试验榨糖，结果所得蔗糖不论色泽与味道都超过了西域。蔗糖的制成，使得我国食品又平添几多甜蜜。

以食当药也是唐代饮食文化的又一大特色。《千金食治》唐代出现了专门研究食疗的学者和著作。唐初医药学家孙思邈，少时因病而学医，一生不求官名，一心致力医药学研究。他著有《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等，被后人尊为“药王”。孙思邈的这两部著作有专章论述食疗食治，对食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文人嗜酒特甚，有关饮酒的诗文也特别多，极有欣赏价值。中唐初的王绩，是一个酒文学先锋。王绩长期弃官在乡，纵酒自适。他所作诗文多以嗜酒为题材，其中有一篇《醉乡记》，将历来的嗜酒文人称作酒仙，以为榜样。

诗人白居易也十分嗜酒，自称为“醉尹”。他有一篇《酒功赞》，极言饮酒的乐趣，自以为步刘伶《酒德颂》之后。以酒能使人“百虑齐息，万缘皆空”，超脱凡尘，无所思，无所求，白居易认为这正是酒的功德所在。

有了“酒仙”的美称以后，酒仙便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唐代中期就有“酒八仙”之说，称嗜酒的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八人为酒仙。大诗人杜甫所作《饮中八仙歌》，概略述及了八仙的酒事。

唐宫中还有“自来酒”设施，为盛大的华筵增添了不少新的趣味。唐太宗在招待回纥使臣时，在大殿前设高坫，坫上放一大银瓶，在地上埋上一根管子，从酒库把酒注引到银瓶中。银瓶底下有若干开关，将酒注入杯中。回纥数千人饮足之后，酒还剩一半多。

这样的自来酒不仅在御筵上可以看到，其他皇亲国戚也有纷纷仿效的，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就在房梁上悬鹿肠于半空，开宴时派专人从屋上注酒于鹿肠中，客人再由肠中接酒于杯中。这个机关还有一个雅名，叫做“洞天圣酒将军”，又称“洞天瓶”。

唐代的饮食文化还体现出宗教化、养生化和艺术化。在唐代，儒、道、释三教并行，各种文化相互争鸣，共同发展，极富活力。

李唐政权自称老子李聃之后，极力扶持道教实力，使道教借助皇权，迅速发展，基本上具备了与儒教、佛教并驾齐驱的实力。

唐代宗教文化较为发达，除了儒、道、释三教之外，还有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不仅在饮食上对教徒及教职人员制订了具体要求，而且设立了许多宗教节日，用特有的饮食方式举行庆祝活动，这又使唐代的饮食文化带有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道教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养生为宗旨的宗教，它的勃兴，极大地推动了养生文化的发展。唐代的养生风潮，在饮食文化上的表现有三：其一，药膳和药酒大量出现。其二，用水果养生美容成为时尚。其三，饮茶的普及。

我国素来注重饮食烹调，即使在秦汉时期，基本上达到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要求，但在食材和烹饪技巧方面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到了唐代，已经将饮食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唐代的菜肴制作更加注重艺术造型和色、香、味、形、器的统一：“御厨进馔，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用九饤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

在唐代，丰富的饮食文化，促成了高、中、低三个档次的菜肴：

高档为宫廷宴用菜，如韦巨源烧尾宴食单所列的58种菜肴，以及唐玄宗时李林甫家所用甘露羹、唐懿宗同昌公主所食“消灵炙”、唐玄宗请安禄山所食野猪、唐玄宗时虢国夫人家厨邓连所制灵沙、武则天时张易之嗜好的“鹅鸭炙”、安禄山向唐玄宗所献鹿尾酱、唐文宗时仇士良家所用的“赤明香”、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华清宫同食的驼蹄羹、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所用李公羹等。

中档一般为官吏日常用菜，其中有隋代流传下来的鱼干脍、咄嗟脍、浑羊殁忽、金齑玉脍，以及白沙龙、串脯、生羊脍、飞鸾脍、红虬脯、汤丸、寒具肉、葫芦鸡、黄金鸡、鲵鱼炙、剔缕鸡、羊臂、热洛河、菊香齑、无心炙等。

低档为市民普遍用菜，是一些大众食品，有千金圆、乌雌鸡汤、黄耆羊肉、醋芹、杂糕、百岁羹、鸭脚羹、酉羹、杏酪、羊酪、黄粱饭、青精饭、雕胡饭、庾家粽子、防风粥、神仙粥、麦饭、槐叶冷淘、松花饼、长生面、五福饼、消灾饼、古楼子、赍字五色饼、玉尖面、细供没忽羊羹等。

这些食品的制作很有特色，充分反映了唐代饮食习俗的丰富多彩以及高超的烹饪制作水平。

到了唐代，吃饭和饮茶被严格区分开来。唐以前的饮茶，属于粗放煎饮时代，是或药饮、或解渴式的粗放饮法。到了唐代以后，则为细煎慢啜式的品饮，以至形成了绵延千年的饮茶艺术。如唐代的茶艺，唐人称为“斗茶”或“茗战”，就是比赛茶的烹饪手艺。唐代的茶文化，对我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和禁酒有关。

唐代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我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陆羽《茶经》的问世，则标志着我国茶道文化的正式诞生。伴随着饮茶高潮，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因而史称“茶兴于唐”。

唐代中期以后，北方饮茶成风。受寺院僧人和文人饮茶的影响，宫廷对饮茶之道也十分重视。以茶敬客，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习俗。

唐代经济繁盛，文化活跃，全国各地相互交流密切。饮食文化也获得了大交融，大发展。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

[旁注]

李白　（701～762）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

尚书令　官名。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的属官，掌文书及群臣的奏章。汉武帝时以宦官司担任，汉成帝时恢复尚书令名称，权势渐重，领导尚书。东汉政务归尚书，尚书令成为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

曲江宴　又名曲江会。唐代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之日恰好就在上巳之前，上巳为唐代三大节日之一，这种游宴，皇帝亲自参加，与宴者也经皇帝“钦点”。宴席间，皇帝、王公大臣及与宴者一边观赏曲江边的天光水色，一边品尝宫廷御宴美味佳肴。曲江游宴种类繁多，情趣各异。

杜甫　（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在我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

《清异录》　北宋陶谷著，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笔记，保存了我国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很多重要史料，它借鉴类书的形式，分为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酒浆、馔羞、薰燎、丧葬等共三十七门。

人日　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等，在农历正月初七。传说女娲初创世，在造出了鸡狗猪羊牛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汉朝开始有人日节俗，魏晋后开始重视。

《辋川图》　辋川为地名，在西安东南的蓝田县境，因谷水汇合如车辋之形，故有此名。辋川本是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和著名山水诗人兼画家王维的别墅所在地。

胡床　亦称“交床”、“交椅”、“绳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后俗称马扎，马扎功能类似小板凳，但人所坐的面非木板，而是可卷折的布或类似物，两边腿可合起来，不仅在室内使用，外出时还可以携带。

元稹　（779～831）唐朝著名诗人。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诗作号为“元和体”。其诗辞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

门下省　官署名称，魏晋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门下省一般设有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

高昌　西域古国，位于新疆吐鲁番东南之哈喇和卓地方，是古时西域交通枢纽。地当天山南路的北道沿线，为东西交通往来的要冲，亦为古代新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之一，是世界宗教文化荟萃的宝地之一。

孙思邈　（581～682）唐代著名的医师与道士，是我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他选择了“济世活人”作为他的终生事业，为了解中草药的特性，他走遍了深山老林。他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不朽著作《千金要方》。

回纥　即回鹘。突厥的分支，我国古代北方及西北的少数民族。回纥汗国从646年建立，到840年灭亡的近200年里，和唐王朝保持着相当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促进了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

道教　又称道家、黄老、老氏与玄门等，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固有宗教，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传说道教起源于盘古开天辟地，元始立教说法。创始于黄帝崆峒问道以及道祖老子函关授经和西行传教。民间则始于汉末建立太平道的张角和组织五斗米道的张修。

陆羽　（733—804）字鸿渐，我国唐代著名的茶文化家和鉴赏家。一名疾，字季疵，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对我国和世界茶业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

华清宫　我国古代离宫，以温泉汤池著称。在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曾在此“砌石起宇”，西汉、北魏、北周、隋代亦建汤池。644年唐太宗诏令在此造殿，赐名汤泉宫。747年改名华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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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饮食文化的魅力正是唐代社会开放的结果。是畅通的中外文化交流、宗教信仰自由的开明政策、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宽松的文化发展环境带给人类的绝不仅仅是广阔的思维空间，而且包括自信心、想象力和思维灵感，以及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这也是唐朝饮食文化无穷魅力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