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极为丰富的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饮食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当时的粮食作物，除以前所有的作物外，还新增加了荞麦、青稞、高粱、糜子等品种。

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的《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汉武帝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建议汉武帝令大司农“使关中益种宿麦，令毋后时。”其后，轻车都尉、农学家汜胜之又“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

东汉安帝时也“诏长吏案行在所，皆令种宿麦蔬食，务尽地力，其贫者给种饷。”于是，自汉以后小麦就与粟成为黄河流域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了。

随着大汉帝国的建立，整个南方都归入版图，稻米在全国粮食中的比重也有所加大。同时也促进北方水田的发展，因此西汉末期氾胜之记述北方耕作技术的农书《氾胜之书》就辟有专章介绍水稻的种植技术，指出“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的耕种时令。

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张堪引水灌溉“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由此亦可想见，北方种植水稻的规模已相当可观。在食品制造方面，汉代的豆腐和豆制品生产，已相当普遍。

传说豆腐是淮南王刘安发明的。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刘安，在十六岁的时候承袭父亲的封号为淮南王，仍然建都寿春。刘安为人好道，欲求长生不老之术，因此不惜重金，广泛招请江湖方术之士炼丹修身。

有一天，自称八公的八个人登门求见淮南王，门吏见是八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轻视他们不会有什么长生不老之术，不去通报。八公见此哈哈大笑，接着变化成八个角髻青丝，面如桃花的少年。门吏一见大惊，急忙禀告淮南王。

刘安一听，顾不上穿鞋，赤脚相迎。这时八位少年又变回老者。这时刘安恭请他们殿内上坐后，刘安拜问他们姓名。原来他们是文五常、武七德、枝百英、寿千龄、叶万椿、鸣九皋、修三田、岑一峰八人。

八公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本领：画地为河、撮土成山、摆布蛟龙、驱使鬼神、来去无踪、千变万化、呼风唤雨、点石成金等。刘安看罢大喜，立刻拜八公为师，一同在都城北门外的山中苦心修炼长生不老仙丹。

当时淮南一带盛产优质大豆，这里的山民自古就有用山上珍珠泉水磨出的豆浆作为饮料的习惯，刘安入乡随俗，每天早晨也总爱喝上一碗。

一天，刘安端着一碗豆浆，在炉旁看炼丹出神，竟忘了手中端着的豆浆碗，手一撒，豆浆泼到了炉旁供炼丹的一小块石膏上。不多时，那块石膏不见了，液体的豆浆却变成了一摊白生生、嫩嘟嘟的东西。

八公中的修三田大胆地尝了尝，觉得美味可口。可惜太少了，能不能再造出一些让大家来尝尝呢，刘安就让人把他没喝完的豆浆连锅一起端来，把石膏碾碎搅拌到豆浆里，一时，又结出了一锅白生生、嫩嘟嘟的东西。刘安连呼“离奇、离奇”，这就是八公山豆腐初名。

后来，仙丹炼成，刘安依八公所言，登山大祭，埋金地中，白日升天，有的鸡犬舔食了炼丹炉中剩余的丹药，也都跟着升天而去，流传下来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神话；也留下了恩惠后人的八公山豆腐。

在汉代，人们更加重视小家畜的饲养以解决肉食问题。如《汉书·黄霸传》记载，西汉黄霸为河南颖川太守时，“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为河北渤海太守时，命令农民“家二母彘、五鸡。”东汉僮仲为山东某地县令，“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

尤其是养猪业普遍得到发展，人们已认识到养猪的好处，西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载：“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

此外，在秦汉时期，鸭、鹅与鸡已成为三大家禽。据古代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记载：“高帝既作新丰衢巷……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

此外，秦汉时期的肉食中还有一突出特点，就是盛行吃狗肉。当时还出现了专门以屠宰狗为职业的屠夫，如战国时期的聂政：“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荆轲则“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

西汉开国将领樊哙在年轻时候就是“以屠狗为事。”这么多人以屠狗为职业，可见当时食狗肉之风的兴盛。

秦汉时期，养鱼业更为发达，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水居千石鱼陂……亦可比千乘之家。”张守节“正义”曰：“言陂泽养鱼，一岁收得千石鱼卖也。”可见养鱼规模之大和收入之可观。

不但民间普遍养鱼，连朝廷也在皇宫园池中养鱼，供祭祀之外，还拿到市场上出售，如《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作昆明池，“于上游戏养鱼。鱼给诸陵庙祭祀，馀付长安市卖之。”

至于南方及沿海地区，水产品更为丰富，“楚越之地，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齐山带海……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

当时的水产品种类很多，西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中提到的有鲤、鲋、蟹、鱓、鲐、虾等。鲤鱼是当时食用最普遍的鱼类，因为《急就篇》和汉末刘熙《释名》都将鲤鱼列在首位。因此枚乘《七发》中叙述“天下之至美”时，鱼类中只提到“鲜鲤之鲙。”

与战国时期一样，秦汉也视龟鳖之类为珍味。西汉文学家王褒《僮约》提到的两道待客佳肴便是“脍鱼炰鳖”。桓麟《七说》中则赞美：“河鼋之美，齐以兰梅，芬芳甘旨，未咽先滋。”其美味简直让人垂涎三尺了。

汉代开始形成餐后进食水果的习惯，“既食日晏，乃进夫雍州之梨。”同时，还十分讲究水果的食用方式。如魏文帝曹丕《与吴质书》中说：“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冰。”，即夏季天气炎热，将水果放在冰凉的清泉水中浸泡使之透凉，吃起来自然清凉爽口。

秦汉时期最盛行的饮料当属酒。许多地方以产酒出名，如广西苍梧的“缥清”、河北中山的“冬酿”、湖南衡阳的“醽醁”、浙江会稽的“稻米清”、湖北光化的“酂白”、湖北宜城的“宜城醪”、野王县的“甘醪酒”、陕西关中的“白簿”等。

在汉代，酒的种类也较先秦为多，除了用粮食为原料的黍酒、稻酒、秫酒、稗米酒之外，还有以水果为原料的果酒，如葡萄酒、甘蔗酒等。

东汉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蒲萄”：“生山谷……可作酒。”《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东汉孟佗送张让“蒲桃酒一斗”，张让“即拜佗为凉州刺史”。可见葡萄酒在当时是很珍贵的，孟佗才可以用它来买官。

甘蔗酒在当时也称为“金酒”，《西京杂记》卷四引西汉辞赋家枚乘《柳赋》：“爵献金浆之醪。”并解释说：“梁人做诸蔗酒，名金浆。”以金来形容酒浆，可见也是一种名贵的酒。

此外还有加入香料的酒，如《楚辞》的“尊桂酒兮椒浆”，“桂酒”应是加入桂花的酒，直到后世，桂花酒依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汉代已经讲究酒的色、香、味，并以酒的色、香、味作为特色来命名，如旨酒、香酒、恬酒、甘醴、黄酒、白酒、金浆醪、缥酒等。

汉末刘熙《释名·释饮食》中沿用《周礼·天官·酒正》的说法，将汉代酒的颜色概括为五种：缇齐、盎齐、汎齐、沈齐、醴齐。

汉代人特别喜欢淡青色的缥酒，如枚乘《柳赋》中有“罇盈缥玉”的描写，曹植《酒赋》则描写为“素蚁浮萍”。而缥酒中最为著名的是广西苍梧地区所产，故有“苍梧缥清”之称。

《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楚元王刘交款待不善饮酒的穆生时，特地为其安排醴酒，可见醴酒的酒精度数较低。

与醴酒类似的是醪酒，都是用粮食为原料，酿造时间较短的酒，西汉文帝曾在诏中指出“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即酿制醪酒要耗费粮食很多。

醪酒中著名的就是甘醪酒、宜城醪等等，曹植《酒赋》说“其味有宜城醪醴”，说明醪醴是同类的甜酒，后世民间饮食的甜酒糟还称为“醪糟”。

汉代　张骞出使西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从西域传入的物产大都与饮食有关，这种交流对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从西域传进的物产中，有鹊纹芝麻、胡麻、无花果、甜瓜、西瓜、石榴、绿豆、黄瓜、大葱、胡萝卜、胡蒜、番红花、胡荽、胡桃、酒杯藤等，这些农作物很快普及到了我国各地。这些瓜果菜蔬，都成了最大众化的副食品。

其他几种用于调味的香菜香料，也充实了人们的口味。苜蓿或称光风草、连枝草，可供食用，多用为牲畜的优质饲料。胡荽又称芫荽，别名香菜，有异香，调羹最美。胡蒜即大蒜，较之原有小蒜辛味更为浓烈，也是调味佳品。还有从印度传进的胡椒，也都成为我国人民常用的调味品。

汉代时对异国异地的物产有特别的嗜好，极求远方珍食，并不只限于西域，四海九州，无所不求。据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所记，汉武帝在破南越之后，在长安建起一座扶荔宫，用来栽植从南方所得的奇草异木，其中包括山姜十本、甘蔗十二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各百余本。

汉初的园圃种植业本来已积累了相当的技术，在引进培育外来作物品种的过程中，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温室种植技术的发明，创造了理想的人工物候环境，生产出许多不受季节气候条件限制的蔬果。

早在秦始皇时，曾在“骊山陵谷中温处”做过“冬种瓜”的试验，成功地利用地热资源，收获到成熟的瓜果。到了西汉时，皇室太官经营的园圃“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生”，这已是十分标准的温室栽培了，不仅借用日光，还借助火温。

茶是汉代才新兴起来的饮料，最早的记载可见西汉中期王褒《僮约》中的“烹荼尽具”“武都买荼”，荼即是茶。武都在四川的彭山一带，王褒在成都却要僮仆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买茶，可见茶不是到处都可得到的东西，而彭山地区是重要的产茶区，这说明彭山在西汉时期市场上已经有茶叶出售，茶叶既然成为商品，则当时必定形成饮茶风气。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郡出产“香茗”，《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什邡县“山出好茶。”也证明四川地区是当时最重要的饮茶区和产茶区。

东汉之后，饮茶之风已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记载东吴大臣韦曜不会饮酒，吴帝孙皓“密赐茶以当酒。”既然以茶当酒，则茶已经是日常很普及的饮料了。

在烹饪方面，汉代随着铁制炊具的发明和使用，又出现了红案和白案的分工以及炉灶和砧板的分工，促进和加速了烹饪技术的发展，中国饮食文化在此也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和特色，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汉代烹饪技术的发展带动了饮食文化的进步，汉代先进的烹饪技术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这一时代人们结束了单一的煮烤食物的历史，迈向了多种方法烹饪食物的时代，炸、炒、煎等方法也已在有关书籍中有了一定的记载，烹饪器具和盛器也有了改善。汉代结束了陶烹和铜烹的历史。

汉初食物原料和烹饪技艺的发达，使饮食较之前代大为丰富。《盐铁论·散不足》将汉代和汉以前的饮食生活对比，说过去行乡饮酒礼，老者不过两样好菜，少者连席位都没有，站着吃一酱一肉而已，即便有宾客和结婚的大事，也只是“豆羹白饭，綦脍熟肉”。汉代时民间动不动就大摆酒筵：“壳旅重叠，燔炙满案，鱼鳖脍鲤。”

同时，汉以前非是祭祀乡会而无酒肉，即便诸侯也不杀牛羊，士大夫也不杀犬豕。汉时并无什么庆典，往往也大量杀牲，或聚食高堂，或游食野外。街上满是肉铺饭馆，到处都有酒肆，人们“列金叠，班玉觞，嘉珍御，太牢飨”，“穷海之错，极陆之毛”，追求饮食风气大盛。

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后汉书·梁统传》就说：“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汉武帝时的主父偃也是抱定“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的决心，少时勤学，武帝相见恨晚，竟在一年之中连升他四级，如其所愿。

汉成帝时，封国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而封，世谓之五侯。

据说有一个叫娄护的凭着自己能说善办，“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五侯争相送娄护奇珍异膳，他不知吃哪一样好，想出一个妙法，将所有奇味倒在一起，“合以为鲭”，称为五侯鲭。将各种美味烩合一起，这该是最早的杂烩了。五侯鲭不仅成为美食的代名词，有时也成了官俸的代名词。

五侯们宴饮，自然不像平常人吃完喝完了事，照例须乐舞助兴。在许多汉代画像砖和画像石上，以及墓室壁画上，都描绘着一些规模很大的宴饮场景，其中乐舞百戏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

山东沂水发现的一方画像石，中部刻绘着对饮的主宾，他们高举着酒杯，互相祝酒。面前摆着圆形食案，案中有杯盘和筷子。主人身后还立着掌扇的仆人，在一旁小心侍候。画像石两侧刻绘的便是乐舞百戏场景，使宴会显得隆重而热烈。

另外，在四川成都市郊的一方《宴饮观舞》画像砖，模刻人物虽不多，内容却很丰富。画面中心是樽、孟、杯、勺等饮食用具，主人坐于铺地席上，欣赏着丰富多彩的乐舞百戏。画面中的百戏男子都是赤膊上场，与山东所见大异其趣。

汉代的诗赋对于当时的宴饮场面也有恰如其分的描写。如左思的《蜀都赋》，描述成都豪富们的生活时这样写道：“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羶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竟，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蠍厉纡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

无论是身居高位既贵且富还是普通人们，总觉得美味佳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随葬器物有数千件之多，其中就有许多农畜产品、瓜果、食品等等，大都保存较好。墓中还有记载随葬品名称和数量的竹简312枚，其中一半以上书写的都是食物，主要有肉食馔品、调味品、饮料、主食和小食、果品和粮食等。

汉代肉食类馔品有各种羹、脯、脍、炙。其中羹24鼎，有大羹、白羹、巾羹、逢羹、苦羹5种。

大羹为不调味的淡羹，原料分别为牛、羊、豕、狗、鹿、凫、雉、鸡等。

白羹即用米粉调和的肉羹，或称为“糂”，有牛白羹、鹿肉鲍鱼笋白羹、鹿肉芋白羹、小菽鹿肋白羹、鸡瓠菜白羹、鲼白羹、鲜譆藕鲍白羹，主料为肉鱼，配有笋、芋、豆、瓠、藕等素菜。

有脯腊5笥，脯、腊均为干肉，有牛脯、鹿脯、胃脯、羊腊、兔腊。有炙8品，炙为烤肉，原料为牛、犬、豕、鹿、牛肋、牛乘、犬肝、鸡。脍4品，原料为牛、羊、鹿、鱼。

肉食类馔品按烹饪方法的不同，可分为17类，有70余款。集中体现了西汉时南方地区的烹调水平。与此同时，汉代还发明了大量饮食用具，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的是漆器，有饮酒用的耳杯、卮、勺、壶、钫，食器有鼎、盒、盂、盘、匕等。

在汉代还有一种饮食习惯叫做“胡食”。在我国古代，不仅把地道的外国人称为胡人，有时将西北邻近的少数民族也称为胡人，或曰狄人，又以戎狄作为泛称。于是胡人的饮食便称为胡食，他们的用器都冠以“胡”字，以与汉器相区别。

东汉末年，灵帝刘宏对胡食狄器有特别的嗜好，算得是一个地道的胡食天子。史籍记载说，灵帝好微行，不喜欢前呼后拥，他喜爱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师贵戚也都学着他的样子，一时蔚为风气。

灵帝还在西园还开设了一些饮食店，让后宫采女充当店老板，灵帝则穿上商人服装，扮作远道来的客商，到了店中，“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

灵帝和京师贵胄喜爱的胡食，主要有胡饼、胡饭等，烹饪方法比较完整地保留在北魏时期我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书中。

胡饼，按刘熙《释名》的解释，指的是一种形状很大的饼，或者指面上敷有胡麻的饼，在炉中烤成。唐代白居易有一首写胡饼的诗，其中有两句为“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似乎又是指油煎饼，其制法应是汉代原来所没有的，为北方游牧民族或西域人所发明。

胡饭也是一种饼食，并非米饭之类。将酸瓜菹切成条，再与烤好的肥肉一起卷在饼中，卷紧后切成二寸长一节，吃时佐以醋芹。胡饼和胡饭之所以受到欢迎，主要是味道超过了传统的蒸饼。尤其是未经发酵的蒸饼，无法与胡饼和胡饭媲美。

胡食中的肉食，首推“羌煮貊炙”，具有一套独特的烹饪方法。羌和貊代指古代西北的少数民族，煮和炙指的是具体的烹调技法。

羌煮就是煮鹿头肉，选上好的鹿头煮熟、洗净，将皮肉切成两指大小的块。然后将斫碎的猪肉熬成浓汤，加一把葱白和一些姜、橘皮、花椒、醋、盐、豆豉等调好味，将鹿头肉蘸这肉汤吃。

貊炙为烤全羊和全猪之类，食用时各人用刀切割，原本是游牧民族惯常的吃法。在胡食的肉食中，还有一种“胡炮肉”，烹法也极别致。用一岁的嫩肥羊肉，切成薄片，加上豆豉、盐、碎葱白、生姜、花椒、荜拔、胡椒调味。将羊肚洗净翻过，把切好的肉、油灌进羊肚缝好。在地上掘一个坑，用火烧热后除掉灰与火，将羊肚放入热坑内，再盖上炭火。在上面继续燃火，烤熟之后，香美异常。

胡食不仅指用胡人特有的烹饪方法所制成的美味，有时也指采用原产异域的原料所制成的馔品。尤其是那些具有特别风味的调味品，如胡蒜、胡芹、荜拔、胡麻、胡椒、胡荽等，它们的引进为烹制地道的胡食创造了条件。如还有一种“胡羹”，为羊肉煮的汁，因以葱头、胡荽、安石榴汁调味，故有其名。

用胡人烹调术制成的胡食受到人们的欢迎，而有些直接从域外传进的美味更是如此，葡萄酒便是其中的一种。葡萄酒有许多优点，如存放期很长，可长达十年而不败。东晋史学家干宝《搜神记》便有“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云：可十年。饮之醉，弥月乃解”的记录。

具有异域风味　胡食不仅刺激了天子和权贵们的胃口，而且形成了饮食文化的空前交流。使我国饮食文化得以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最终形成了庞大中华饮食文化体系。

[旁注]

董仲舒　（前179—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炼丹　道教主要道术之一。为炼制外丹与内丹的统称。外丹术源于先秦神仙方术，是在丹炉中烧炼矿物以制造“仙丹”。其后将人体拟作炉鼎，用以习炼精气神，称为内丹术。

《西京杂记》　我国古代笔记小说集，其中的“西京”指的是西汉的首都长安。该书写的是西汉的杂史。既有历史也有西汉的许多遗闻轶事。其中有人们喜闻乐道、传为佳话的“昭君出塞”、“凿壁借光”等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

《急就篇》　我国古代教学童识字的字书，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全书为三言、四言、七言韵语。三言、四言隔句押韵，七言则每句押韵，以便诵习。篇中分章叙述各种名物，如姓氏人名、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等，不仅为识字而设，还有普及知识、以应实际需要的意思。

《神农本草经》　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是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集结整理成书，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释名》　训解词义的书。汉末刘熙作，是一部从语言声音的角度来推求字义由来的著作，它就音以说明事物得以如此称名的缘由，并注意到当时的语音与古音的异同。《释名》产生后长期无人整理，到明代，郎奎金将它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因其他四书皆以“雅”名，于是改《释名》为《逸雅》。

张骞　（前164～前114）字子文，我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曾经奉命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基础。他开拓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与鸵鸟蛋等等。

王褒　字子渊，汉朝著名文人，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主要在汉宣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辞赋家，写有《洞箫赋》等赋十六篇，《僮约》中关于茶事的描述，是我国，也是全世界最早的关于饮茶、买茶和种茶的记载。

红案和白案　红案特指中式烹调当中对于菜品制作肉菜和装碗、蒸碗的烹饪范畴，包括红烧肉、酥肉、蜂蜜肉、糟肉、排骨等的统称；也指以加工副食一类烹饪原料为主的工作，包括炒菜，冷菜，蒸菜。白案指餐饮行业中对于制作面点以及相关面食制品的工作的代称。

《后汉书》　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记载了从光武帝刘秀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百戏　古代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百戏”一词产生于汉代。《汉文帝篡要》载：“百戏起于秦汉曼衍之戏，技后乃有高絙、吞刀、履火、寻幢等也。”可见百戏是对民间诸技的称呼，尤以杂技为主。

马王堆汉墓　位于长沙东郊。原为河湾平地中隆起的一个大土堆，根据马王堆2号墓中发现“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和“利仓”3颗印章，参考文献记载，确定该墓墓主即为第一代轪侯利苍，而1、3号墓分别为利仓的妻、子之墓。

漆器　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我国从新石器时代起就认识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历经商周直至明清，我国的漆器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

《齐民要术》　北魏时期我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我国最完整的农书，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有重大影响。

《搜神记》　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的故事小说集，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全书搜集了古代神异故事共四百多篇，开创了我国神话小说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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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开始，各民族和地区间开始出现了原料、物产和技艺方面的交流，加速了各地区的技术提高，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出现，给汉朝和亚洲各国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加大了物产和文化的交流。通过厨师的辛勤劳动和智慧，汉代的烹饪技术成就较大，给后代提供了烹饪宝贵的财富。另外，汉代在食俗、食礼、酒文化上都有了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