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社区

今年年初，我在华盛顿州视察灾难性洪水给当地造成的损失。在一个小小的名叫伍德兰的社区，我停下来和正在做清理工作的人们聊了聊。我结识了一位 60 多岁的先生，他是加入了美国国籍的挪威移民，已从当地的公用事

业公司退休。这位先生的肋骨曾折断过，当时却已操纵着汽锤连续干了 8 个

小时，尽其所能地帮助邻居重建家园。在那附近，我还和一对 70 多岁的老夫妇一起呆了一段时间。他们几乎丧失了一切，但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幽默感。其中那位丈夫对我说：“要知道，直到今天以前我们这儿用来欢迎一位总统都是不合适的。但现在您来看看，我能为您提供一个室内游泳池呢！”我们都开怀大笑。然后，他又转向我，说道：“您看，尽管这儿如此可怕，大家仍到这儿来帮助我们，自洪灾发生以来，他们天天都来。您不是希望我们总能这样做吗？”

在过去的 3 年半中我所获得的最具普遍意义的经验也许是：每当我们意见分歧时，我们就遭到失败；每当我们像社区那样共同工作时，美国总能取胜。在当今这个时代，党派叫嚣的噪音常常掩盖了那些为取得真正进步而努力的人的默默的艰苦劳作，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共同工作以建立共同基础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保护它免遭意欲分裂我们的势力的侵害，是我们不断要面对的挑战。

这种共同目标的精神在发生如俄克拉荷马水灾之类的悲剧后展现得最为充分：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护士、医疗辅助人员和抢救人员英勇地、不知疲倦地工作；从灾难发生的第一夭起人们就怀着坚毅与活力开始重建工作；那些受伤或失去所爱的人的人们则不失个人的决心与勇敢；以及美国各地的人们对于需要救助的人给予了富有同情心的捐助。共同工作是美国人最擅长的事情。不管是面对中西部的洪水，还是波斯尼亚受伤的儿童，我们都能奋起应战，并全力投入工作。

150 年前，阿历克斯·德·托克维尔这位 19 世纪法国伟大的美国事务评论家，曾对我们组织社团的迫切愿望感到惊奇，并将这一点称为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然而，为达到政治或商业上的目的，有许多试图分裂我们的叫嚣。在看到黑人教堂被焚毁、犹太教堂和伊斯兰中心遭亵读，以及涂在布雷格堡非洲裔美国特种部队成员门上的“”时，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力量并不是免疫的。而在这些邪恶力量不受节制的时候，它们已经给全世界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

杰出的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曾对各民族和社区获得成功所需要的要素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结论并将它归结为以下 3 者：规则、网络和信任。只有在人们超越将他们区分为社区各集团成员的界限而彼此相互联系时，信任才能建立。普特南把它称为“网络”。在他的著作《独自打保龄》中，普特南揭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它们意味着共同利益网络的退化，而自托克维尔及他之前以来，这些网络对我们的成功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在 1991 年时，我有同样的感受。我希望帮助重新树立共同目标意识，帮助重建那些公民间的网络、以及任何伟大的民族均赖以走向繁荣的相互信任。这是我之所以谋求总统职位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我相信，我们的社区意识又开始增长了。不管走到这个国家的哪个地方，我都确确实实地看到了美国人结合为团体，共同工作，寻求共同基础，

并找到共同的方法来使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看看我们的社区吧，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见到人们为共同目标而共同工作：在改善学校的努力中，在街道重振计划中，在街区治安巡视中，在创建表演艺术中心的运动中，以及在每一天的其他上千种活动中。尤其是在担负更多的社区责任以将我们的孩子与暴力、帮派和毒品中隔离开，使我们的家庭变得更牢固，以及加强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意识方面，一股有效的社区行动的浪潮正在全美国不断高涨。

从你的口袋取一个 1 美分的硬币出来。它的一面，在林肯的肖像旁，有一个单词：“自由”。在它的另一面，是我们国家的格言，即 EPluribusUnum

——“合众为一”。它并不是“人人为已”。

一枚硬币并不值钱，放在口袋里就能带走，但它却明确地宣告了这一点，即美国既要个人自由，也要社区责任。这两项承诺——保护个人自由和寻求共同基础——是我们国家的基石、我们价值的衡器。

从历史上看，1776 年，开国元勋们在撰写我们的《独立宣言》时强调公民责任，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道德上的理由。当开国元勋们宣布政府是“在人们中间成立的，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时，他们表达了两项根本性的主张。第一，政府应当成为人民的仆人而不是相反—— 对这项承诺我们常常记得更牢靠。第二，自由的人民为了保持他们的自由，必须共同工作以达成共识——他们必须在私利和公益。自己的福利与整个社区乃至民族的普遍福利之间保持平衡。

简言之，美国不仅要提倡独立，也要提倡相互依靠，这两项都是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在《独立宣言》中表示他们将“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共同保证”的。

从美国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经验是，美好的生活并不仅仅指个人自由和物质财富，它还需要培养社区关系及关心公共事务。

我是在阿肯色州的霍普和温泉城长大的。它们是那种我们过去称之为紧密结合型社区的地方。这是个很恰当的词，它表明社区生活的纽带是牢固而完整的。你不仅认识你的邻居，你还照顾他们，你的邻居也照顾你。你不仅在每周的工作时间里和邻居一起工作，还在周末和他们一起共同执行社区计划。在这些小镇，以及在全美国其他城镇的邻里间，我们都拥有“有共同目标的社区”。这依然是我们想要的。美国人都愿意成为一个彼此团结而不是彼此分裂的国家的一员，我们都愿意成为一个人们互相照顾而不是人各自顾的社区的一员。

我们生活在许多社区中，同时我们也对它们负有责任。首先，我们的家庭也许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最小但最重要的社区。随着竞争压力尤其是谋生压力的不断加强，履行我们对它们的责任也变得越来越艰难。其次，我们生活中的邻里和社会也越来越多样化，要使我们的国家继续成为自由和机会之乡，就需要我们所有的人都付出忠诚、苦干和善意。第三，我们生活在由各个国家组成的社区，这是个地球村，我们既有好邻居，也有坏邻居。我们每天都必须和他们打交道。

我们建设牢固社区的能力始自牢固家庭的建设。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孩子最初几年的生活情况良好，有尽职尽责、关心孩子的父母爱他们，鼓励他们，教他们区分好和坏并树立榜样，这就能造成充满希望和成就的一生与充满绝望和失落的一生之间的差别。这还意味着一个核心价值得到保护、准备好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的美国和没有做到这一切的美国的差别。用沃尔

特·惠特曼的话来说，就是“造就好孩子，其余的也将随之而来”。

但如今做到这些并不容易。即使是最警觉的父母、最好的孩子也会受到一大堆难题的困扰：似乎在一味宽容暴力和不恰当性行为的电视和音乐，以及来自同辈的消极的压力。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举例来说，是来自生活条件较差的街区中的不良少年帮派的压力。在某些家庭，贫穷、父母虐待或干脆撒手不管、酗酒、吸毒成痛等等，都危害着孩子的前途。

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仅仅现代生活本身造成的压力，就使父母难以给孩子们以他们所需要的时间、精力和关注。父母们干着全日制的工作，晚上也许还要去上课，因为孩子们不能像我们过去那样就在大街上玩耍，还得来来回回地接送孩子参加他们需要的有组织的活动，支撑一个家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艰难的事。

实际上，现在就大多数家庭而言，在家庭和工作方面都取得成功是越来越难了。可是，任何一个迫使人们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社会都注定要失败。如果美国人只能在工作方面取得成功，而在家庭方面失败，那我们将陷入困境。如果只能在家庭方面成功，而在工作中失败，我们也将陷入困境。在父母们面临工作上的要求不断增加的境况时，只简单地告诉他们应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设法使家庭有可能在持家和工作方面都取得成功。

单靠家庭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社区，我们对此负有责任，政府能提供某些帮助。例如，我签署的第一项法案就是《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我为此感到自豪。该法案使父母能在不影响其工作的情况下照顾新生儿或应付医疗方面的紧急情况。我根本无法说清有多少美国人曾拦着我、告诉我这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因该法而受益的人大约有1200 万。一个由两党组成的委员会最近发现，十之八九的公司都说这并未损害它们的利润。

我们的免疫计划、“启蒙”投资计划和减少年轻人卷入犯罪的机会的努力也对家庭提供了帮助。《收益优惠法》也是如此。它削减了成百万其收入低于 28000 美元的劳动家庭的赋税，帮助他们走出贫困。对那些以慷慨的精神给急需帮助的孩子提供一个美好的家的家庭，收养税收优惠可使其获得多达 5000 美元的回报。它刚刚成为法律。我们都希望，它将会为大量需要此项实惠的孩子带来稳固的家庭生活。

这些及其他的措施表明了国家对家庭在我们这个民主共和国的中心地位的承认。尽管这些措施很重要，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如果我们确实想要巩固家庭的话，它们也只是开端。比如，我认为《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应该扩大，允许雇员每年有 24 小时的无薪休假，用以参加家长——教师会议和对孩子进行定期医疗保健检查。另外，我还支持一项“灵活时间”动议，它允许工人通过加班来换取带薪休假。

我提出的对教育和技能发展进行减税的倡议将大大增加家庭具有更大稳定性的机会，我们应使之成为我国的法律。

尽管事实上在合众国的任何一个州向年幼者出售烟草制品都是非法的，然而势力巨大的烟草业长期以来仍以孩子作为广告和营销用语的目标。我们支持使这种营销不合法的努力。每天都有 3000 多名年轻人开始吸烟，他们当

中有 1000 多人最终将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烟草业无权向孩子兜售香烟，也无权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他们吸烟。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不过实际上，政府在巩固家庭方面的作用虽然是重要的，却也是有限的。所有美国人都必须致力于这一目标。它需要父亲和母亲们的不懈努力，需要社区组织的支持，需要有爱心的、负责任的企业的合作，需要各级政府的协助。在“进步年代”，当面临新的挑战时，人们向国家领导人寻求帮助，今天也正像那时一样，在廓清问题、指出道路并动员人们努力去解决问题的方面，人们需要国家的领导。

电视暴力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我们如何才能共同工作以达共同目标。多年来，全美国的父母们一直说电视节目中的暴力和色情内容太多，并大声疾呼政府应保护他们的孩子不受家里不该有的图像和言词的影响。在一项又一项的研究中，表明这类节目具有腐蚀性，使人愚钝和堕落，有关证据也在不断增加。父母们主张他们有权，以能巩固其价值观的方式来抚养孩子，而以满足成人为目的的节目在他们的家里是不受欢迎的侵入者。反过来，电视广播业者说他们也有权利，并声称政府的控制侵犯了他们

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而且体现着对私人市场的自由运转不恰当的干预。这是民主制度下典型的竞争性权益间的冲突。

我们达成的解决办法是：电视广播业者自愿进行分级、并在技术上使用一种被称为 V—芯片的小部件，使父母能将他们厌恶的节目滤出。这是一个美国人如何才能共同工作以找到共同基础、解决困难问题的完美例证。政府并未强制采用这一解决方法，但政府促成了它的实现。我们通过法律规定了V—芯片的安装，并对该行业做工作，使它们支持这一法律，并要它们做最擅长的事——生产并对节目进行分级，然后，把决策权留给各个家庭。我们并未对电视设立新的管理措施，而是鼓励它们自律。我们并未取代父母的作用，而是把具备了新功能的遥控器交给他们，并说，实际上，对一个孩子来说，最好的节目导演就是有责任心的父母。

通过这一协议，私营企业创造和生产任何将被市场购买的产品的权利得到了保护，但由于有了对其节目内容进行分级以使父母们感受到该滤出哪些节目的责任，这种权利又受到了平衡。父母们有权使其孩子看高尚的电视节目，但又负有自己决定什么恰当、什么不恰当的责任。政府只是促成了这样一种机制，使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他们的责任也得到体现。不过这件事并未结束。随着《电信法案》的通过，我们有了 V—片技术，也有了分级的承诺。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需要确保分级的承诺得到遵守，同样重要的是，确保父母们利用这些协议提供的机会。V—芯片只是第一步，我们还需要更多具有积极意义的节目。最近，在我的催促下，娱乐业同意增加它们生产和播出的教育电视节目，并致力于改变少儿电视节目的内容，减少暴力，更好地支持我们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共同工作为我们带来了有关限制电视暴力的协议，同样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少儿节目。在产业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议之后不久，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批准了一项新规定，要求电视网络上每周要有3 小时的教育节目，这得到了娱乐业领导人的普遍支持。

两个多世纪以前，托马斯·杰弗逊断言，美国民主的基石是“自耕农场主”。尽管杰弗逊自己是个农场主，他并不是在替农业做宣传。他的观点是，民主不会随某些政治精英的力量的兴衰而兴衰，只会随着与社会的运转利害攸关的并负有责任的普通人的力量的兴衰而兴衰。

今天，我们的“自耕农场主”就是美国的家庭。家庭代表的价值观，家庭传授给自己孩子的经验教训，家庭为塑造自己的未来而担负的责任，以及

家庭试图实现的梦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以及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国家。但只有美国民主为家庭提供使之繁荣的环境，家庭才能稳固。如果在福利方面陷入困境，家庭就不能稳固。如果谋生和供养孩子的机会不稳，家庭也不能稳固。除非有机会获得教育，否则家庭就不能获得经济安全。如果家庭邻里的街道不安全，或者环境恶劣，或者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事件看来具有威胁的话，家庭也不会稳固。

家庭是构成我们这个国家大社区的基础。巩固家庭的问题与美国利害攸关，美国对此负有责任。反过来说，美国的家庭也与美国的稳固利害攸关，也负有责任。这种巩固的过程、担负责任的过程，始于家庭，扩展到邻里，再发展到社区，最终创造出更加美好的美国。

创造更加美好的美国的关键是创建更稳固的社区，在那儿美国的多样性要得到尊重，甚至得到赞美。这对美国是个持久的挑战。大量的移民遭受隐晦的或不那么隐晦的歧视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今天，美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样化。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将会很吃惊：出席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国家有 197 个，而在美国最大的县生活的人就可分成 150 多个不同种族和民族集团！我们怎样才能把美国所有这些多样性都包容下来，同时又保持强有力的国家公民意识呢？首先必须指出的关键一点，就是美国人不是通过种族、宗教或任何其他显著的特性联结在一起的，而是通过共同忠诚《独立宣言》、

《宪法》和《权利法案》、通过共同接受公民身分的权利和义务的共同性而联结在一起的。

我在阿肯色的温泉城读中学时上过拉丁语课，有过一位杰出的任课老师，即伊丽莎白·巴克夫人。虽然我很讨厌学习拉丁语的词尾变化，但它在以后帮助我弄懂了美国格言 EP1uribusUnum 真实含义中的某些很重要的东西。这个词的拉丁语义并不是“我们是一家”，而是“我们一直努力成为一家”。这正是林肯所说的我们“未尽的工作”。

创建一个实践我们格言的要求的社区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历史上充满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证。我们有过阶级的分野。我们打过自相残杀的战争，也打过征服其他人的战争。我们有过宗教和民族冲突。我们曾对每一波移民潮都抱有偏见，尽管我们自己就是移民的后代。而且，显然我们从一开始就要与种族冲突作斗争。

今天我们仍要对付其中某些问题。种族问的紧张关系仍然把我们分隔开来。在宗教表达尤其是在学校的宗教表达方面的不同意见仍然针锋相对。而移民问题又成了众人辩论不休的话题。

儿时我生长在实行种族隔离的阿肯色州。我乘公共汽车上学，车费是 5 美分。我和我的朋友都喜欢坐在汽车的后半部分。公共汽车拥挤时，就会有人向我们指出，坐在公共汽车后半部分的应该是黑人。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歧视并非与生俱来的，得有人教唆。

马丁·路德·金曾说过，人们之所以互相仇恨，是因为他们互相害怕。他们之所以互相害怕，是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他们之所以互相不了解，是因为他们互相不能交流。他们之所以互相不能交流，是因为他们彼此隔离。我们的经历中令人悲哀的教训是，有时我们相邻而立，却仍彼此隔离，心与心之间相距千里。

如果想要建立稳固的社区，我们就必须缩短这种距离。我们必须消除仍然撕裂着我们的国家的种族分界。我们不能休息，除非不再有因仇恨而导致

的犯罪，不再有种族暴力；除非我们已超越了那些细微得很、但仍普遍存在的种族分野，这一分野使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国家成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社区。在实现这些以前，我们将无法实现被称为美国的这个承诺。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自己在这场斗争中所处的位置。在这个国家消灭歧

视的工作并未完成。在阿肯色的霍普，我祖父的小店附近的黑人街区是该城唯一没有铺路的地区。电影院是隔离的。我毕业的高中也是隔离的。30 年前，很难看到妇女或有色人种担任警官、消防员、医生、律师或大学教授，信不信由你，甚至很难看到他们成为体育运动员。

今天人们变化着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历史趋向。毕竟，最高法院拒绝了我们可以长久隔离但平等的观念，且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都支持了反歧视的法律，并创建了“肯定性行动”计划以纠正几个世纪以来对少数族裔和妇女的不公正待遇。

“肯定性行动”的意图是给每个人以公平的机会，但它的运转并不总是顺利的和公平的。现在，有些人似乎认为“肯定性行动”的目标已经达到，认为应该结束它。可这些目标还没有达到。在达到目标之前，我们需要做的当然是改善“肯定性行动”而不是终止它。

这正是我们努力在做的：结束滥用法律，禁止配额，使“肯定性行动” 受到严格审查，反对给任何不合格的人以任何好处，并特别努力确保每个人获得的不是一个保证，而是一个机会。

倘若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机会，并尽他或她的能力来提供服务，那我们都将更强大。从少数族裔和妇女在我们军队中创造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这些人是在我成为总统以后获得在 25 万多个新职位上服役的资格的。被任命担任内阁和其他重要行政职务以及联邦法官职务的少数族裔和妇女人数创下了纪录。这当然促进了公共利益。他们的贡献将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我们必须认识到，所有的美国人，不管来自哪一个民族或种族，都分享着同样古老的价值观，勤奋工作，照顾家庭，缴纳赋税，遵守法律。我们必须记住，所有美国人都要面对犯罪、毒品、家庭暴力和少女怀孕问题。而共同解决这些问题与我们大家都利害攸关。正象金博士所说：“我们必须学会像兄弟那样一起生活，否则我们都将像蠢货那样消亡。”

同样的对宽容和平等权利的支持也应当决定我们对移民问题的态度。要记住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个法制国家，这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合法移民造就了今天的美国——一个生气勃勃的多样化的国家。由于移民为我们的社会贡献精力、思想和实在的勤奋工作，所有人都更加富有了。现在合法进入我们的国家并开始获取公民身分进程的移民，与我们自己那些作为奋斗者的祖先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应记住这一点，并拒绝那些反对移民的主张，它们是一种在薄薄的面具掩盖下进行歧视的借口。

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反对非法移民。自 1992 年以来，我们已将边境的巡逻增加了 35％；部署了地下感应器、红外线夜视仪和加密无线电设备；修建了一英里又一英里的栅栏并安装了大量的新照明设备。通过要求国会制订更多的对雇用非法工人的雇主进行民事和刑事制裁的法规，我们在保护美国人的工作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1993 年以来，我们已在全国范围内解除了 3000 多名非法工人的工作。另外，从去年 1 月以来，我们已驱逐了

5000 多名犯罪的外侨。我已明确表示，反对福利改革法案中不给合法移民福

利待遇的附加条款。合法移民工作、交税并承担其他许多我们彼此互相承担的义务，因此，我们应当改变这些条款。我仍反对给非法移民福利待遇，并认为那些资助移民的家庭成员应在法律上负有抚养的责任。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反对强迫我们的教师把非法移民的孩子甄别出来并赶出学校。这是一种心地刻薄的、短视的做法。每一个主要执法部门都指出，这只能加剧街头犯罪和帮派问题。最后，我们引人的历史性政治避难改革已使新的避难申请下降了 57％。

如果我们要实现我们的宪法中包含的价值，如果我们要履行美国的承诺，那么我们就必须成为一个民族——白人、黑人、亚洲人、拉美人——不互相隔离的集团，而是邻居和公民同胞，分享基本的美国价值观，并愿靠它们生活。现在，在 21 世纪的边缘，我们将不能作为一个分裂的社区而生存下去。

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的信仰给我一生以力量和安慰。这种信仰属于个人，且在很多方面是保守的。因此，我认为政府在非常个人化的事务中几乎不能起什么作用。

我们的国家是由有强烈信仰的人们创建的。那些来到这块新土地上的人当中，有许多人要寻找一个能自由、不受迫害地表达他们宗教信仰的地方。开国元勋们相信，只有在神灵指引下我们才能成功地对付国家将要面对的挑战。实际上，他们在《独立宣言》中两次提及“神明福佑”和上帝的指引。我们宪法的第一条修正案保护每个人的言论自由，以及不受政府干预地自由表达他或她的宗教信仰。我确信，对政府干预信教自由的权力的严格限制，已使我们成了这个世界上信教最虔诚的民主国家。这就是我对在 1993 年签署并努力执行《恢复宗教自由法》特别感到自豪的原因。该法案是对最高法院限制人们自由表达其宗教信仰的反应。该法案指出政府应极力避免限制人们表达其信仰，避免因人们这样做而对其施加任何惩罚。

美国人坚信不让政府干预私有的、个人的事务的必要性，这也是我“支持选择”的原因之一。我认为我们都应致力于减少堕胎，所以我努力减少少女怀孕、消除跨种族收养的障碍，并为愿收养孩子的家庭提供税收优惠。我仍相信，最终的选择应当留给妇女去做，她在做出决定前会问问她的良知、医生和上帝。

所有伟大的宗教都教育人们要诚实、守信、负责，要宽厚和有同情心。这些价值观正是我们建立稳固的社区所需要的。对信仰和家庭的尊敬，对他人的尊敬，帮助美国人共同工作了两个多世纪。这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战胜逆境的能力都有很大影响。对不同信仰、不同观念的互相尊敬，有助于美国保持其强大。

我们的开国元勋们知道，宗教自由本质上有着两面性。宪法保护信教自由，但禁止建立国家宗教。这是美国独有的谨慎的平衡。这正是第一条修正案中包含着的天才的智慧。但这并未把我们变成一个无宗教的国家。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当第一条修正案被援引用以阻碍个人的宗教自由表达时，它是被滥用了。在社区建设中宗教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因为它是属于所有美国人的。要让父母们在他们的孩子信教方面感到有信心，这一点很重要。有些家庭之所以感到沮丧，原因就在于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被禁止以哪怕最个人的方式表达宗教信仰。

这并不常见，但它发生过。这是错误的。而我的立场是：我相信，第一条修正案并不要求学生每当走进校门就该把他们的宗教信仰抛开。正如我们不会要求学生把他们从宗教中学来的价值观留在家中一样，我们也不应要求他们不表达宗教信仰。加强这些价值观是每一所学校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已要求美国教育部向所有学校发出相应的指示。

几十年前，最高法院禁止任何公共权力机构确立官方祈祷文并要学生背诵，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但学生如果要表达其宗教信仰，则完全没有什么不恰当。只要他们愿意，任何时候学生都可以私下独自祈祷。在家庭作业中，在艺术功课中，在课堂发言时，他们都可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只要这与功课本身相关。他们也可以在高中组织宗教社团。

虽然学校不能倡导官方宗教信仰，但它们应当教授主流价值观。有人认为这不应在公共教育中占有位置，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我们的大街上发生的暴力事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电视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我们司空见惯的是对人的堕落、道德败坏、暴力和人们灵魂沉沦的表现，与我们的年轻人在家中学到的更美好的价值观相比，这些东西在他们心中占有更多的位置。我们的学校必须成为抵抗这种堕落的堡垒，而且我们可以在不违背第一条修正案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本届政府之所以要尽全力推动学校的品格教育，由国家对课程的开发提供鼓励，并确定白宫领导这一运动的人员，也正是出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获得这种权力。美国应成为信仰能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地方。今天，当南方的教堂熊熊燃烧之时，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很

难想象还有什么出于仇恨的行为比摧毁祈祷场所更下作。黑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中心，也是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的共同社区。不过，偏见和迫害从未在消灭信仰方面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一年前，站在南卡罗来纳州格里利维尔的锡安山 AME 教堂的废墟前，特伦斯·麦凯牧师能转身对他沉浸在悲痛中的女儿说：“他们并没有烧毁教堂。他们烧毁了我们做礼拜用的建筑物。教堂仍在我们中间。”今年能参加麦凯牧师新“教堂”的献辞仪式，我深感荣耀。

黑人也好，白人也好，我们必须走到一起来，扑灭仇恨之焰，点燃希望和信仰之火。今年夏天，我们看到了穿过南方直到亚特兰大的另一股火焰—

—奥林匹克火炬的火焰。它和民主本身一样古老，沿着历史能追溯到希腊，也能追溯到做一名美国人的含义所在的源头：信仰自由、自主，信仰公平竞争、机会平等，信仰互相尊重和荣誉。

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邻居乃至我们的国家社区——要依靠价值、希望、信念和信心，而这些是伴随着信仰及它在这个不确定的、迅速变化的世界上所传播的安全感而来的。

如果不对美国在世界社区中的地位进行讨论，那么任何有关社区的讨论都是不完整的。除非我们决心继续成为世界的和平、自由、安全和繁荣的领导力量，否则我们就无法实现 21 世纪的机会，无法担负 21 世纪的责任或加强我们自己的社区。

我正好出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即二战结束、冷战开始的时候。那是个充满着巨大希望的时代。人们在本国重建自己的生活，而我们的国家则担负起了重建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和亚洲的经济的任务——这将过去的敌人变成了亲密的朋友。但到我上学时已是核威胁阴影隐隐显现的时代，一个在课堂上练习“躲避危险”、在家中挖掘防放射性尘埃掩体的时代。我们遇到了新的、

独一无二的挑战：一个扩张主义的、敌对的苏联，它发誓要埋葬我们。而我们则一心致力于国防目标，遏制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建立起足以对苏联核攻击进行威慑的力量，在欧洲保卫我们的盟友，在亚洲、波斯湾和其他地方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共产主义的侵犯。

现在，由于美国人民和我们盟友们的慷慨牺牲，由于苏维埃制度内部的衰败和那些身处这种制度下的人们的勇气，冷战结束了。自由胜利了，核恐怖的威胁解除了，全世界人民、包括前苏联人民成了赢家。在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充满各种希望和可能性的时代，民主在全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地方占据了统治地位。自由市场的地位不断上升，那些从中获益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上升。

柏林墙的倒塌使世界得到了重新塑造，但这既没有结束世界上的威胁，也没有结束世界上的风险。只要人类继续争夺权力和资源，冲突就将存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使这个时代成为有着巨大希望的时代的许多因素——特别是其中的观念、信息、技术和人民在开放社会的迅速流动——也使我们在破坏力量面前更加脆弱。前苏联的解体消除了显著的威胁，但又产生许多其他威胁：日益互相勾结、日益危险的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和贩毒网；流氓国家的扩张与邪恶的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等危险武器的扩散以及疾病、人口膨胀和环境恶化等超越国界的威胁。

这些新威胁中有许多和文明本身一样古老。它们是维护秩序与破坏秩序的力量的斗争，自由与暴政的斗争，贫穷与压迫的斗争，希望与恐惧的斗争。它们不仅威胁人民和国家，还威胁价值和观念。正如法西斯主义和后来的共产主义攻击那些把我们与他人区分开来、体现着我们向世界做出承诺的清晰、真实的理想那样，今天的威胁力量攻击自由人民有关安全、开放的社会的理想。

尽管世界局势持续紧张，威胁已经浮现，两党中仍有某些人要选择逃避而不是介入，要让我们向内转、无视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的国际义务。这些逃避主义者发起了对联合国的全面攻击，虽然联合国能替我们分担介入的费用和风险。他们大砍我们的外交事务预算，尽管它占我们总预算的比例不到 2％。他们反对为我们的产品打开市场、减少壁垒的努力，这些努力是通过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及其后续的世界贸易组织或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和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APEC）来进行的。总而言之，他们花言巧语地鼓吹美国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却又反对付出保持这种领导地位所需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这些逃避主义者彻头彻尾地错了——和一战后他们的孤立主义前辈一样地错误。如果要迎接这个新时代的挑战，抓住它带来的机会，我们就必须保持介入。我们无法建起这样一堵墙，它高得足以将对我们安全的威胁挡在外面，或是能将我们与世界经济分隔开来。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不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国合作，我们不能单干。全球向民主和自由市场发展的潮流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的福祉、我们的力量都依赖于保持我们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美国不能通过“逃避” 即逃避我们的责任和承诺来领导，也不能通过自顾自来领导。相反地，我们必须领导各个国家组成的社区，和它一起工作。

像在我之前的总统一样，我不顾国内的反对，采取行动保护我们在海外的利益。我知道，这些行动带来的好处不是几天、几星期，而是要几个月或

几年才能显现出来。但想象一下，比如布什政府时期，如果美国不是在沙漠风暴行动中与盟国一起采取干涉行动、制止伊拉克的侵略的话，波斯湾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不以武力支持海地的民主进程的话，那儿的人们将长久地处于恐怖统治之下，涌向我国海岸的难民潮将难以遏制。人们也想象得到，如果我们不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0）将部队派到波斯尼亚的话，人们仍将看到那儿的无情屠杀。想想如果我们不是民主党、共和党一起进行艰苦的努力，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消除贸易壁垒的活，我们将失去多少机会和新工作。想想如果我们在墨西哥陷入困境时不愿提供紧急贷款，我们将面临的非法移民浪潮、丧失的工作机会和不断增加的毒品走私的威胁（顺便说一句，这笔贷款和利息均已提前偿还，这使我们获得了近 5 亿美元的净利润）。

当然，美国不能充当世界警察。但我们能成为世界和平缔造者。我们不能像伍德罗·威尔逊曾相信过的那样单方面地“使之成为一个民主能在其中安全地存在的世界”，但我们能在使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更加安全方面提供帮助。我们对全球政策的选择不能建立在目前的预算战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一时的政治狂想或恐惧散布者及一批孤立主义者大声叫嚷的煽动的基础上。我们的选择必须植根于信念，必须忠实于我们的价值观，必须无愧于我们的责任。

在这样一个时代，有老的和新的问题、老的和新的威胁、国家之间老的和新的联盟，而我们的目标则始终如一：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维护和平与繁荣的力量。我在就职之时说过，当进入 21 世纪之时，我们需要有新的战略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战略包括三部分：第一，保持我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强有力的联盟，以打击对我们安全的主要威胁，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恐怖主义，从而使美国人民更加安全。第二，在全球强有力的和平与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第三，通过打开海外市场，为国内创造更多的财富。

我们坚持执行了这一战略，并开始收到成效。与 4 年前相比，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强大了，联盟更紧密了，我们正在挫败对安全的主要威胁。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解决的冲突向得到解决的方向靠近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多的市场对美国的产品和服务开放了。

今天，美国有世界上训练最佳、装备最佳、准备最充分的战斗力量，而这，比其他任何单一因素都更应被视为我们获得持久安全的关键因素。相对武力而言，我们更愿意依靠外交，但在有必要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时，我们也总是愿意使用武力。正像本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的那样，我们将通过我们作为榜样的力量来领导，但也准备在必要之时，通过榜样来显示我们的力量。

就职以来，我一直遵守维持我们的防务力量并使之现代化的诺言。我们完成了对我们未来的军事需要的全面评估，并对我们的军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改造。尽管军队的规模缩小了，其能力、待命状态和质量优势却得到了提高。

结果，我们的军事和情报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机动、灵活、准确，更具适应性、更机敏、待命程度更高。而且，它们不仅自身内部的配合与行动更加顺畅，同我们的盟国之间的配合与行动也是如此。现在，我们的军队仅需发出威胁就能遏制住可能的侵略者。正像最近我们所看到的，当我们在

波斯湾动员力量，反击萨达姆·侯赛因再一次在科威特边境集结军队的孤注一掷的企图时，情况正是如此。此后在海地，当独裁者们知道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出发时，他们最终下台了。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为各个国家社区的领导者，我们将创建、支持和领导国家与制度间的联盟，只要这些联盟既能促进我们的国家利益，又能促进我们的国际伙伴的共同利益。正像我们在波斯湾战争、海地以及现在在波斯尼亚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其他与我们有着共同目标的国家也将分担我们的负担——通过北大西洋公约，通过联合国，通过联盟。冷战的结束，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的机会，能通过建设一个和平、统一和民主的欧洲，以及在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亚洲构建稳定的国家社区，来完善和扩大我们的联盟。我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欧洲，我们继续履行对北约的责任——这巩固了与老朋友的关系。今年，我们扩大了欧洲盟友在适当时机、在联合行动中施行领导的机会，并使它们在共同防务负担中承担了更大的份额。我感到自豪的是，美国率先将北约的大门向欧洲新民主国家敞开——这首先是通过和平伙伴关系协议、不久又通过扩大北约本身来进行。我相信，北约能为欧洲东部做到、也将会做到它为欧洲西部做过的事：巩固民主以对抗未来的威胁，创造使市场经济繁荣的条件，防止地区内破坏性对手的再次出现。我们希望北约和俄罗斯及其他欧洲统一机构一道努力，创造出整个欧洲历史上一直只是一种梦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统一、自由的欧洲。

我们还对几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例如，在俄罗斯实现其向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历史性过渡之时，我们一直不懈地努力支持它的改革力量。最近的一次选举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这不仅是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个人的胜利，而且还是改革和民主的胜利。这次选举表明，就长期而言，俄罗斯最好的希望是继续其争取成为一个稳定、民主和面向市场的国家的努力，在本国获得安全与和平，与邻国和睦共处。我们尽我们所能去帮助它达到这一目标，将使这个世界的安全性得到极大提高。我们采取了同样的态度去支持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地区、中亚和整个中欧的独立、市场改革和民主。

在亚洲，我们的安全战略有 4 个优先目标：维持我们对该地区的军事承诺；支持亚洲国家间进行更密切的安全合作；在对付新出现的威胁方面提供引导；支持新兴民主国家。我们努力与中国交往，确保它支持核不扩散，同意遵守自由和公平贸易的规则，在地区和全球安全倡议方面予以合作，并对它自己的公民提供基本的人权——简言之，确保复兴中的中国为自己的人民、为这个世界而选择恰当的、作为积极变化的领导者的位置。

我们已经收到了良好的回报：中国在消除北朝鲜核威胁的危害方面与我们进行了合作，它还支持我们与两个朝鲜举行 4 方和平会谈的倡议。在核技术及材料的出口、禁止核试验方面，我们也得到了中国的合作。此外，在对付共同的威胁如贩毒，以及最近在环境恶化方面，我们也谋求中国的支持。但我们也并不怯于表明我们之间的不同点，并就这些不同点采取行动。当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威胁性的军事演习时，我向这个地区派出了第七舰队，以表明我们对维持中国与台湾之间的和平关系的承诺。当中国未能信守其严厉打击对美国知识产权产品如光盘盗版的承诺时，我们明确表示除非得到许诺过的合作，否则我们将实施制裁。

对北朝鲜我们采取强硬路线。南、北朝鲜之间的边界是世界上设防最密的边界，平壤维持着总数达 100 万人的常备军。我就职时，北朝鲜的核开发计划已执行了好几年。尽管该计划的某些部分是绝对合法的，但总的看来发展核武器无疑也是它的目标。我决心阻止北朝鲜建立核力量。于是，在盟友南朝鲜和日本的帮助下，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它不仅冻结了北朝鲜的核计划，还确保其核设施的拆除将在国际监督下进行。但这仅仅只是开始。我们的长期目标是南北朝鲜的和平统一。我希望我们发起的 4 方和平会谈进程使我们更加接近这一目标。

尽管偶有贸易纠纷，我们与太平洋盟国日本的关系继续加深。经过长达一年的评估之后，今年春天，我们与日本签署了历史性的新安全条约，并对我们在冲绳的军事存在进行了重新谈判。我们还谈判达成了 21 个不同的贸易协议，它们包括了从计算机到医疗产品的各种产品。结果，美国的对日出口大增——在协议涉及的部门增长率达 85％。这意味着美国国内数以千计的新工作，以及日本消费者将得到的更低的价格、更大的选择余地。对两国人民来说，我们与日本的伙伴关系与此前多年相比更牢固、更具建设性了。

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牢固的联盟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需要用它们来对付对我们安全的根本威胁——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挑战、国际有组织犯罪和贩毒。

我就任总统时，苏联的解体导致了 4 个核国家的出现，即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但和乌克兰，而过去曾只有一个。继续诸位前任的工作，减少来自俄罗斯的核威胁，并完全消除来自其他 3 个新独立的国家的核威胁，我将此看作我最重大的责任。如今，没有一枚俄罗斯核导弹对准美国的城市，这是数十年来头一次。我们要把俄罗斯和美国的武库从冷战时的水平削减三分之二。不久以后，乌克兰、白俄罗斯或哈萨克斯但就不会再有一枚核导弹。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使摧毁核弹头成为可能的因素，即苏联的崩溃，却也增加了偷盗核材料、出售核武器技术的潜在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及盟国要和俄罗斯以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一起努力，来加强对出口的控制和核设施的安全保护，把核材料从不安全的场地挪走，制止核偷盗及走私，并减少人们能获得的用于核武器的铀和怀。同时，我们还致力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的材料，控制导弹及相关技术的转让，并通过诸如《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协议来防止全新一代核武器的开发。

尽管我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事实是只须用一块苏打大小的怀就能制造一颗炸弹，而流氓国家是长期存在的威胁。还须 10 年以上的时间此类国家才能具备发射远程导弹攻击美国大陆本土的能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全国导弹防御计划。国会中的某些人想要恢复大手大脚地花钱且极端化的“星球大战”计划——建立一套既不必要、又不明智且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昂贵系统，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实际的、灵敏的导弹防卫计划，它应建立在真正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威胁基础上，而这正是我们将得到的防卫计划。我们已开始每年花费 30 亿美元发展这样的防御系统，直到 2000

年。如果需要的话，这个系统可在 2003 年布署——远在威胁成为现实之前。另外，我们还在对计划进行充实，以防御现有的短。中程导弹对我们的部队和盟友进行攻击的威胁。

核武器需要核裂变材料、先进技术和巨大的资金投入，而化学和生物武器却不需要。这使它们不仅被流氓国家如伊拉克所得到，还被躲在暗处的极

端主义组织如奥姆真理教所获得，该教曾在东京地铁上施放沙林神经毒气。3 届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共同工作了 10 多年，谈判达成了《化学武器公约》。如今它被搁置在参议院等待批准。我们正努力工作，要通过谈判以法律约束来加强《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约》。我们的警惕性不应仅局限于核武器，我们还应在化学和生物武器控制协议方面采取行动，而且要迅速行动。

要保持美国的强大和安全，还需要勇敢地面对互相关连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和毒品。这些破坏性力量摧毁平等的机会，它们眼里是没有国界的。没有人能幸免于它们的危害。日本人民不能幸免，他们遭受的毒气攻击使几千人受伤；拉美或东南亚人民不能幸免，在那儿，贩毒者用进口的武器屠杀成百的无辜者；以色列人民不能幸免，仇恨煽动者炸毁了满载儿童的公共汽车；前苏联人民不能幸免，那儿有组织的犯罪正在损害新生的民主。

美国人民也不能幸免。跨越半个世界，在沙特阿拉伯，19 名我们最优秀的青年军人在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时丧生于卑怯的炸弹袭击。就在美国，似乎是土生土长的恐怖分子炸毁了 MURRAH 联邦大楼，而外国恐怖分子则试图炸毁世界贸易中心。贩毒者毒害我们的孩子，培育街头暴力。

这些破坏力量绝不可能放弃破坏，但我们也绝不会投降。以钢铁般坚强的决心、坚定和意志，我们将击败它们。我要继续大力推动，使我们反恐怖主义的工具中包括可能范围内最强有力的措施。

我们正执行一项包括 3 个部分的反恐怖主义战略。

第一，我们将使整个世界社会团结起来和我们站在一起。从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和平缔造者首脑会议——在那儿有 13 个阿拉伯国家第一次谴责了在以色列和整个中东进行的恐怖活动，到我们最近与西方七国中的伙伴以及俄罗斯达成的反恐怖协议，它规定我们将采取具体的共同行动来打击恐怖主义。我们正在共同前进。与以往相比，我们的情报机构和其他国家更多地分享情报，以便在恐怖分子行动之前制止他们、在行动之后抓住他们，并确保将他们交付审判。我们和盟国一起对支持恐怖分子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在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将单独行动。1995 年夏天我签署的一项法律，将有助于阻止伊朗和伊拉克得到它们用以资助国际恐怖主义的资金。

第二，我们的反恐怖主义战略依赖于在国内严格执法、严厉惩处。我们将恐怖主义定为联邦级罪行，扩大了联邦调查局的作用，并规定对此罪可处死刑。我们雇用了更多的执法人员，增加了资源投入，改善了训练。我还提出了一部新的法律，它将有助于防止恐怖分子踏上我们的国土，打击洗钱活动，并对针对海外美国人的暴力犯罪予以惩罚。

第三，我们加强了对飞机和机场的安全防范。从现在起，我们将对更多的行李进行人工检查，对更多的包裹进行扫描检查，并要求对任何飞往或飞离美国的飞机进行飞行前的检查。我已要求戈尔副总统领导在我国的机场布署新的高技术检查仪器并对现有的安全措施进行评估的工作。

执法部门要求得到进行电话窃听的授权，以便能在恐怖分子从一部电话移到另一部电话时进行跟踪。在隐蔽的恐怖分子策划犯罪时，这是跟踪他们的唯一办法。我们的执法官员在对付有组织的犯罪时已获得了这种权力。在与恐怖分子打交道时，给予他们这种权力的需要显然更为迫切。但国会却说不行。

执法部门还要求在用以制造炸弹的爆炸物上附上标记物，即散布在爆炸物中的可用以追踪的化学药品或微型塑料探测芯片。这样，在炸弹爆炸之前，

精密探测仪器就能发现它；爆炸后，警方的科学家也能追踪一枚炸弹至这枚炸弹的爆炸材料的实际出售者。

国会对此也加以拒绝，尽管标记的方法确实有效。在瑞士，过去 10 年里

它在 500 多个案例中帮助确定了炸弹及爆炸物的制造者。几年前，在我国对其进行了试验。在马里兰州，它帮助警察找到了一名谋杀者。我们需要这些强硬手段以继续打击本国及海外的恐怖主义。

执法部门、情报部门和军方专业人员所做的工作大多是不能预知的，但我们获得了成果。例如，在纽约，我们防止了对联合国和对霍兰隧道的袭击。我们挫败了在太平洋上空炸毁美国客机的企图。我们审判了那些参与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的人，逮捕了俄克拉荷马城和邮包炸弹案的嫌疑犯。我们在全世界追踪恐怖分子，并将他们带回美国审判。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在二战和冷战中没有任何敌人能迫使我们退出迎接挑战并保卫我们的价值观的战斗一样，在反对今天的敌人即恐怖主义的战斗中我们也不会退缩。我们知道，如果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就将取得胜利。

我们还进行全世界范围的合作以加强分享关于打击毒品方面的有关信息，关闭以掩护和洗钱为目的的公司，打击与毒品有关的腐败，并为阻止毒品国际贸易提供军事支持。

某些跨国界的问题对我们的安全构成了不那么急迫、但危险性并不更小的威胁。我们在全世界与疾病作斗争，在世界上对人口压力正吞没地球资源的地区支持其可持续发展，通过食品援助和农业支持来与饥荒作斗争，并以新技术来对付资源的短缺。我们带头保护世界渔业资源，禁止向海洋倾倒放射性物质，终止了危害物种和人类生活或损害大气臭氧层的化学物质的使用。谁要是把饥荒仅看成农业问题，或是把城市拥挤仅看成人口问题，把缺水仅看成环境问题，那他就未能理解人类历史上时有狂暴的潮流。如果被忽略，这类问题最终将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在保卫和扩大民主国家社会，以及在这个仍受到冲突的破坏的世界上成为积极促进和平的力量方面，美国也能发挥特殊的作用。从长期来看，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加强我们自身的安全。当人们自由和平地生活的时候，他们诉诸暴力以解决其问题或蔑视其国民同胞的权利的可能性较小。他们更可能成为良好的贸易伙伴，更可能和我们一起去解决共同的问题。对这一点，在我们自己这个半球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里，强大的民主运动导致了在开放市场、对付毒品和非法移民方面前所未有的合作。

民主的到来既不容易、不廉价，也不迅速。正像我们自己历史表明的那样，民主是慢慢建设起来的，并非一蹴而就。历史还告诉我们，正从集权体制向民主体制转变的国家是不稳定、易于发生冲突的，尤其是它们未能取得经济进步的时候。

因此，我们对世界上的冲突应有和平解决的承诺，我们对民主建设也应保持稳定且强有力的投入。我们从中得到的报酬将是无价的。由于我们耐心的外交努力、我们承担合理风险的意愿，以及以色列。巴勒斯但和阿拉伯领导人不惧谋杀的子弹与恐怖分子的炸弹的勇气，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在中东实现和平。部分地由于我们的帮助，在北爱尔兰出现了和平的希望。在海地，我们的军事使命完成后，正致力于帮助海地人通过自助过上免于恐惧和贫穷的生活。在波斯尼亚，经过二战以来欧洲最恶劣的暴行之后，美国军队和来自其他许多国家的同事一道阻止了狙击和炮弹的出现。如今，

他们正帮助波斯尼亚人民在和平中重建他们的生活和国家。

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我们必须永远牢记衡量人民安全的真正尺度不仅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包括他们的经济福利。从现在往后的几十年，我相信人们将回顾这一时期，并发现世界贸易体系发生了几代以来意义最深远的变化，这种变化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着引人注目的影响。正如我已提到过的，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通过冷静的谈判如我们与日本在汽车部件问题上所做的努力，对美国产品的壁垒已经减少，我们的出口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仅在前 4 年就创造了 100 多万个新工作。我希望，我们继续致力于将我们这一设想变成现实，这就是在亚太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实现市场开放。我们还应该继续将自由和公平贸易扩展到各大洲，尤其是扩展到我们的美洲邻居。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工人，最好的产品。如果通过自由贸易给他们从事公平交易的机会，他们就会为美国带来更大的繁荣，同时也帮助世界更快地发展。

世界之所以期待美国的领导，并不仅因为我们的规模和实力，还因为我们所支持的和勇敢反对的东西。我们是自由的灯塔、民主的堡垒，是世界上自由能给人们带来的前景的活生生的例证。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如此。正如社区中的个人既有机会也有责任一样，国家社区中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寻求和平的世界所提供的机会，那我们就必须承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责任，而不是对此置之不理。需要联盟，我们就必须去组织；需要谈判，我们就必须去进行；需要投资，我们就必须去投入；需要以武力捍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必须用兵。

我们必须乐于接受世界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而不是躲避。这不仅是为这个世界，也是为我们自己。

在这个每一天都被技术变得更小的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将只影响我们的家庭、只影响我们的邻里和只影响我们的国家的问题从社区的问题中清楚地划分出来了。地球村已不再是一个未来主义的词藻，它已成为实实在在的日常事实。我们的孩子穿的衣服、听的音乐来自全世界，有些孩子甚至还通过互联网与“电子笔友”进行交流。街区的商店里存储的货物可能有马来西亚生产的，也有明尼阿波利斯生产的。如今我们工作的公司的顾客越来越可能既有亚洲或非洲的，也有美国的，它还可能是总部设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公司的子公司。

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互相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是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正是美国公司。当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之后，需求最多的正是美国工人制造的美国产品。

我们不仅在自己的社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邻居联系在一起，还同样地和世界社区的邻居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进入新世纪之时，这种联系只会增加；而随着它的增加，我们也将更富足。在我们的立国原则的指引下，我们不应逃避这种未来，我们还必须共同全心全意地去迎接它——怀着对使我们强大的价值观的信心，怀着对我们抓住未来机会、承担未来责任的能力的自信，去迎接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