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历史惯于考验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概莫能外。这就要求我们在希望与畏惧之间，在想象事物应该如何和接受现实这两种态度之间，作出正确的抉择。1996 年 7 月 27 日，星期六，凌晨 1 点 25 分，一个粗糙的雷管炸药轰然爆响，震撼了亚特兰大百年奥运公园的夜空。一位无辜者丧生，多人受伤。人性中最光彩的一面和最卑劣的一面在这一瞬间同时展现给世人。就在世界各国搁置分歧，以卓越的表现来共庆奥运盛典的神圣时刻，人们得到警示，那些法懦而邪恶的势力还在活动，正在向我们的信念、价值、甚至生命发起挑战。

悲剧发生后的数小时内，每一位运动员，每一个运动队，每一位会议组织官员，每一位参加夏季奥运会的人，都必须就如何对悲剧进行反应作出自己的选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人们看到了百年奥运盛会最了不起的胜利的一幕：希望战胜了畏惧，对奥运精神的永久期待战胜了恐怖。奥运会场的每一个席位都坐满了人——运动员们准备好发挥最佳水平，观众们准备好为他们加油鼓励。

爆炸和由此带来的恐惧不会使信念坚定的人消极无为，不会使那些对未来有明确认识的人迷失方向，也不会摧毁决心奔向胜利的人们的意志。相反， 只会增强我们的信念，澄清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坚定我们的决心。

奥林匹克运动向美国展示了它最光辉的一面，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希望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生活方式，来自不同国度、种族、宗教和部落的人们， 都遵循奥运规则，尊重对手，竭尽全力追求佳绩。奥运会还提示我们，甚至在最神圣的时刻也难免出现破坏势力，这也就告诉了我们要如何去对付他们。

历史常常要求美国作出选择，使希望战胜恐惧，使崇高意愿战胜消极倾向。在每一个时代，美国人都要迎接历史发出的挑战，并且在接受挑战的时候，忠诚于我们立国的价值准则，坚持人们缔造其生活所需的希望与梦想。以我们的时代为例，保持领先地位意味着要与盟国一道在波斯尼亚建立

和平，尽管我们的战士要为此而承担风险；意味着要在中东地区支持抱有良好愿望并愿意创造和平的力量，尽管这里发生了暗杀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这位英勇的领导人的事件；意味着要与前苏联的那些奋力前进的新兴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尽管那里的进步并不尽如人意；意味着要坚定地反对恐怖分子以及其他分裂破坏势力，尽管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将面临痛失生命的悲哀和重建生活的任务，正像俄克拉荷马城爆炸发生后我们的处境那样；意味着我们要团结一致，以确保使我国的公民及其家庭和孩子过上最好的生活所必需的手段，尽管有人想使我们放弃责任。

我国的公民总是使美国保持高标准，我们因此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美国是而且必须永远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个人的梦想能够成真，勤奋工作的人们能够成功，不同观点和不同历史传统的人能够共同生活并且共同成功；在那里，通过尊重不同意见和共同承担责任，我们能够在自由和机会方面获得金牌。

差不多 4 年以前，我进行了就职宣誓，那时我就决心使美国继续保持高标准。首要的是，我想让“美国梦”在美国重获生机，并使每一位愿意为此而努力工作的人都实现“美国梦”。其次，我想使尊重（甚至爱好）多元化

并且基于多元化的美国，成为更强大的国家共同体。第三，我想通过保持为世界和平。自由与繁荣所必需的最强大的力量，来确保美国获得持久的安全。

美国的政治辩论已经趋于极端，充满陈词滥调，并且常常与我们面临的挑战毫无关系，这种状况持续太久了。公民们经常被迫在两种错误论调之间进行选择。一派论调看来是认为政府应该花更多的钱，而旧的官僚机构仍然按原样运转。另一派看来是认为政府从来就是不好的，只要摆脱政府，让人们自己照顾自己，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在我入主白宫前的 12 年间，后一种观点主导着美国政治，不过同时也部分地受到持第一种观点的人的制约。这种思维方式给我们带来什么结果呢？结果是我们经历了 30 年代“经济

大危机”以来就业增长最缓慢的时期。仅仅 12 年间，我们的国债就增长了 4 倍。不同种族和不同的民族集团更加对立分歧。更成问题的是，我们是否有决心支持美国在冷战后的世界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对我来说这一点是明确的，假如要使我对 21 世纪美国的期望变成现实， 我们就必须打破过去的思维方式，就必须面向未来进行新颖而大胆的尝试； 而新战略必须植根于美国的三种基本价值观中，即：确保所有公民都有“机会”充分享受其生活；期望每一位公民都承担起抓住机会的“责任”；在“社区”集体中共同工作以使全国团结一心。这三种价值观塑造了我们人民的特性，确保了国家的成功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它们是构建美国的基本条件。

我们中的多数人是在生活中学到这些价值观的，包括在家里、在学校、在工厂、在宗教场所以及在与邻居和朋友的交往中。每一位美国人的成功的故事都有助于加强上述价值观念的普遍吸引力。我本人对于这些价值观的信念植根于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早先来良我母亲和祖父母那里，还来自老师、布道牧师。其他关心别人的大人以及朋友们；此后，则来自我与之一道工作并为之服务的美国同胞。这一点始于我的家乡阿肯色州并延续至今。

在白宫的近 4 年时间里，我做的每一件事无非都是运用这三种价值观（机会、责任和社区）来回应挑战。每当作出抉择的时候，我都要抱心自问：这一决定会给人们更多的机会以充分享受人生吗？会使各位公民承担起对家庭和对工作的责任吗？会使我们跨越隔阂而更加团结吗？

在我对或许是去年最有争议的问题作出决定时，这几种价值观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削减联邦财政赤字和平衡预算。近 4 年来， 我努力促成在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其中包括对平衡预算的共识。人们认识到只有平衡预算才能保持低利率并促进经济增长， 才不会给后代留下债务负担。不过，一年前这种共识受到国会削减预算的威胁，因为当时在平衡预算名义下提出的削减计划，损害了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计划，损害了教育和环境保护，并威胁到劳动家庭的养老金的安全性—— 所有受到攻击的方面原本都是我们对他人应有的责任。

我致力于减少政府的浪费并平衡预算。我们的政府是 1840 年代以来连续

4 年减少赤字的第一届政府。我们把赤字从 2900 亿美元减少到 1170 亿美元， 削减幅度达 60％。而且，我过去和将来都不会允许通过这样一种预算：它使我们的老人、穷人和青年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它扩大我们努力缩小的社会裂痕；它有损于我们的人民在新的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和成功机会。总之，由于它减少了机会，放弃了责任，减弱了社区团结，因此我只能否决这种预算案。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努力奋斗以保护那些遭到攻击的计划。为了

诸如《家庭和医疗休假法》和《布雷迪法》之类的计划，为了反对国会解除攻击性武器禁令的企图，为了把 10 万警力投入街道的计划、学校反毒品计划、国民服务计划，为了国内和平队和环境保护法，我已经进行了战斗。围绕这些问题和其他倡议而展开的斗争，是关于我们是否履行对他人的义务、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变得更加团结的根本性斗争。这些倡议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义务目前保险可靠，但是要使它们在未来也保险可靠，我们就必须团结一心并忠诚于这些基本价值观：机会、责任和社区。

我们生活于充满多种可能性的时代，然而，这同时也是艰难转型的时期。在我们从工业时代跨入信息时代、从冷战进入地球村的时候，变化的速度和幅度都是巨大的。信息、资金和服务可以在一瞬间流向全球。一种普通的福特公司金牛座牌汽车上的计算机功能，就比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用的“阿波罗 2 号”飞船上的计算机功能多得多。在今天，孩子出生的时候，传统的

读书方式就已经过时了，有 1 亿多人已在互联网络上阅读和工作。甚至我家的小猫索克斯都在“万唯网”上有自己的家庭主页。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机会异常丰富，较之以前任何时代的美国人，今天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使梦想成真。

不过，这个时代的挑战也是异乎寻常的，失败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今天的行动将决定明天的美国人拥有什么样的工作，将决定我们的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具有怎样的竞争力，还将决定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其中最贫穷的孩子）为日后成功所作的准备如何，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未来的安全保障和健康保障如何，以及今后我们城市的街道在多大程度上是安全的，我们如何保护我们的土地、水和空气，还有在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上如何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这些挑战是真实而深刻的，我们文化传统中的许多方面似乎正在遭到攻击，有时候这种攻击起源于我们经常享受的大众娱乐活动，我们中有太多的人（既有孩子又有成人）得不到向善的引导。我们获得的新闻和信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是我们却常常怀疑其真实性。这种怀疑主义可以导致对一切事物的玩世不恭，包括不相信最基本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政府）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在世界其他地方，虽然核武器的威胁正在消逝，新的威胁却正在形成。我们社会突出的开放性，使我们易于受到新的跨国破坏势力的攻击，这些破坏势力包括有组织的犯罪、毒品卡特尔，包括生物和化学武器在内的危险武器的蔓延以及所有这些破坏当中最邪恶的恐怖主义活动。

我们工作和生活于其中、并且使我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正在经历着的变化，就其速度，或就其范围而言，都是空前的。尽管如此，不久前的历史仍可以给我们目前的状况提供某些启示。

差不多就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同样处在一个深刻的、有时是前后矛盾的变革时期。随着我们的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大批人群从农场涌人工厂，从乡村涌入城市，人们抓住了新的机会，但是同时其生活方式也经历了脱离传统根基和陷入混乱的巨大痛苦。

工作的性质改变了。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们，现在必须严格遵守工厂的时间表——经常是白班和夜班相交替，而且许多工厂的条件常常是不安全的。老式的工作消失了，新型的工作在出现。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明，过去常常是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小乡镇，发现自己与外部世界联系在

一起了。随着城市的扩展，随着新城区在整体上的扩大和旧城区得到改造， 城市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不过也有许多城区变得过于拥挤、肮脏不堪、缺乏安全。人们为眼前道德水平的退化感到担忧，并发起运动去支持他们认为正在动摇的价值标准。

一百年前，公众要求全国一致行动以对付迅速变革带来的挑战，结果导致产生了“进步运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为该运动摇旗呐喊并提供方向性指导，他致力于确保自由市场体制为所有美国人服务，保护人们不受工业时代弊病的危害，保护国家的自然资源，改革政府，以及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后来的伍德罗·威尔逊，都在思想上超越了各自的政党界限。他们决心运用美国政府的权力，确保美国在新时代来临的过程中获得益处，如此，我们才形成国家保有大同，人民保有个性的格局。而在此过程中，《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表达的理想则再一次对新时代产生影响。进步运动表达了关于美国能够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的共同愿望，昭示了关于如何纠正家庭破碎和社区分化的弊病，关于如何驾驭变革的力量使之服务于个人的梦想和全国共同的目标。今天，引导我们前进的仍是这些共同的愿望。

面对使人困惑、节奏紧张、有时是不可抗拒的变革，人们作出了不同的反应，那些试图逃避未来的人，或者想让时光倒流，或者在变革中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传统。而那些拥抱未来的人，则欢迎一切变革和挑战，并且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曾经说过的那样，投身于我们时代的“行动与激情” 中去。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今天的选择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在本世纪的每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国家都面临这种抉择——是拥抱未来还是拒绝接受未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平息之后，我们的历史进入了一个痛苦转折与普遍优虑的时期，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司科特·菲茨杰拉德说过，这一时期的人们在成长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神都死了，所有的战争都打完了，所有人类的信念都动摇了”。美国从世界事务中脱身出来， 在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中寻找安全寄托。在国内，我们也向后退缩了，退缩到种族偏见与偏执行为的壕沟中，放弃了对我们的公民和经济体制的保护。10 年之后的 1929 年，长达 10 年之久的冷漠无为终于导致“经济大萧条”。此后不久，我们明白了自己并不能与受到独裁者威胁的世界完全分开，我们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了。

在那次大战结束之际，我们作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选择。我们决心团结一致奔向未来——不仅实现国内团结，而且与世界其他民族团结一致。依循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的传统，我们支持这样一种看待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民主政治的观点，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所形容的，它是“建立在为了共同事业走到一起来的每一位男人和女人的不受阻碍的首创精神基础上的”。在海外，我们把以前的盟友和敌人都从废墟中扶立起来，并且组织了一种国际体系，该体系开始时使我们能够遏制共产主义，最后则使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在国内，我们通过投资于胜利归国的战士们而向未来投资。我们通过了《士兵权利法案》，帮助数百万美国人获得教育、购买住房，从而缔造了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这些努力以及其他明智的投入，导致了持续 40 年之久的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机会。

今天，在新世纪的边缘，我们面临新的至关重要的抉择：我们是抓住众多的机会并迎接艰巨的挑战，还是逃避它们？我们需要确保所有美国人都得到为最好地享受生活所必需的技术和教育吗？我们是否应该巩固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的孩子，并使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都能过上有尊严的退休生活呢？我们需要对威胁到价值准则、健康和孩子们的商业力量作出反应吗？我们将留给后代一个比今天更清洁、更安全的环境，还是进一步滥用大自然的恩赐？我们是继续成为希望的灯塔与和平的支柱，或是再度成为内向化的只管自己的国家？

我相信，我们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我们要拥抱未来。我们必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保护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陪伴我们的那些基本价值。

《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应当常备案头，反复诵读， 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好处。我们立国文献中的承诺今天仍然是清楚明了的： 美国保障自由，但要求人们承担公民责任；美国保证提供追求幸福的机会， 但并不确保人们一定得到它。要使这种承诺惠及更多的人，我们必须向所有愿意勤奋工作的人提供条件和手段，必须按照这种规则行事，即抓住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上帝赋予他们的潜力。

这就是美国的承诺。今天，正如在“进步年代”一样，我们只有共同迎接未来、共同面对挑战、共同抓住机会，才能真正履行我们的承诺。

美国总是保持高标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种高标准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三种核心价值——机会、责任和社区。它们适用于一切社会和一切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