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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附录 2‘96 美国大选：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词
1996 年 10 月 9 日晚 9 时，在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圣被得斯堡市举行了
木次美国大选的唯一一次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在长达 90 分钟的辩论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杰克·肯普和民主党副总统侯选人阿尔·戈尔就一系列的国内外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这次辩论会仍由美国公共广播网《新闻节目》主持人吉姆·莱勒主持。辩论词全文如下：
莱勒：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市的贝弗兰特中心马哈菲剧场。我是公共广播网《新闻节目》的吉姆·莱勒。欢迎收看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辩论双方是民主党候选人副总统阿尔·戈尔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肯普。这一活动是由“总统候选人辩论委员会”发起组织的。辩论的规则和程式几乎与上礼拜夭晚上在哈特福德市举行的总统辩论一样，它是由竟选双方制定和同意的。整个辩论持续 90 分钟，候选人不得直接互相提问。我
会向你们提问，内容下限。每个问题的讨论还是分为 3 个部分：有一分半钟回答问题，一分钟反驳，半分钟回应。在提示灯的帮助下，我会提醒候选人遵守规定的时间。活动的程序是由抛掷硬币来决定的。辩论双方还有 3 分钟时间作结束致辞，但没有开场致辞。好了，我们现在提第一个问题。
莱勒：肯普先生，多尔参议员的一些支持者对于上礼拜天晚上他在哈特福德市没有就他和克林顿总统之间在人品和道德方面的分歧作一个阐明而感到失望。对此你有何看法？
肯普：哗！才一分半钟？一分半钟还不够我清嗓子呢。吉姆，我和鲍勃·多尔没有把阿尔·戈尔和比尔。克林顿看作是敌人，而只把他们看作是对手。我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都在观看我们的民主如何以文明、互相尊重、体面和诚实的形式运作。
鲍勃·多尔是那些为美国参议院服务的人中的一员，他的公共生活就是他的公共记录。他曾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过，他曾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共事过。在我看来，对任何人进行个人攻击都有损多尔的身分。还是亚伯拉罕·林肯说得好，他说，“为党服务的最好办法首先是为国家服务”。1996 年，我想不出有一种比选举鲍勃·多尔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更好办法来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了。
这些问题完全能为美国人民理解和想到。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有人类历史上最自由的言论和最广泛的权利，这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的。我和鲍勃尊重这些权利。我们会谈到这些问题，但我们将会以一种高贵的尊重别人的方式来谈论，最后让美国人民来决定谁将是把这个国家带入 21 世纪的领袖。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谢谢你，莱勒先生。我想感谢圣彼得斯堡热情好客的主人。我和全家很高兴来到这里。
我还想感谢杰克·肯普，为他刚才所作的回答。我认为今天晚上我们有机会对我们的未来进行积极的讨论。杰克，我先与你作一笔交易：如果你不使用任何橄榄球的故事，我也不讲我那些消除氟氯酊化合物的热闹、幽默的故事。
肯普：好，我同意。我根本不想说它。
戈尔：我今晚想要说的是比尔·克林顿对美国未来所作的积极计划。我
们有一个计划，即平衡预算，与此同时又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创造几百万个就业机会，包括在美国的内城创造 10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有机会来谈这个问题，我感到很兴奋，我尤为感到兴奋的是有机会继续工作，完成这个计划，如果你们——美国人民给我和比尔·克林顿再干 4 年的权利的话。
莱勒：肯普先生，请。
肯普：我与比尔·克林顿——克林顿总统和戈尔副总统——真的只有两个分歧，即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我们的对外政策自相矛盾、混乱不堪。它正在向错误的对象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多年来我们认识到，软弱就是一种挑逗。国内经济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但没有。这届总统认为我们尽力了。我和鲍勃·多尔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美国人民有潜力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由华盛顿的美国政府来控制他们的生活。
莱勒：副总统先生，你认为总的说来，你们双方——你和克林顿总统一方，肯普先生和多尔参议员另一方——在政治哲学上的分歧是什么？
戈尔：分歧是明摆着的。我们的积极计划是建立在以下 3 项原则上的： 我们要为所有的美国人提供机会；反过来我们坚持每个人都要承担起责任； 我们还要加强社区和人们供养家庭和个人的能力，我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我们如何执行计划呢？这就是：旨在对中等收入家庭减税的平衡预算计划。我们已经为美国最贫穷的 1500 万户工人家庭减税。我们未来计划的特色在于：一个叫作“希望奖学金”的学费税收优惠，对社区学院、初级学院和一般学院给予每个学生 1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对于那些想继续深造的学生给
予 1 万美元的税额减兔，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任何一个家庭，它所支付的大学学费不用上税。此外，对于首次购买住房的入减税，对于储蓄和支付健康费用的人实行税收鼓励和暂停收税——实际上就是完全免除出售住宅所获得利润的资本收益税。所有这一切都在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的平衡预算计划之内。
肯普：吉姆，现在的经济是税收太重，管制大多。人与人之间动辄诉讼， 官司太多。我们的教育达不到美国家庭和美国人民希望孩子达到的水准，福利制度是犹太一基督教原则的耻辱；正是华盛顿的福利制度阻止人们摆脱贫穷。
我们与这届政府在国内政策上的最大分歧在于，他们认为我们处于最好的状态，我们已尽力而为，2·5％的经济增长对美国来说已足够了。坦率地说，这对美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让钟摆滞留在 20 世纪上走。
很清楚，我们需要在工作、储蓄和投资方面全面降低税率。我知道我的朋友阿尔将建议“滴流经济学”。那么，阿尔，如果实行“滴流经济学”， 去问一问范·伍兹——在哈莱姆拥有一家餐馆的年轻企业家，它是否真正在“滴流”。他说，如果我们削减资本收益税，他还会再雇用 60 个人。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我刚才谈过我们对美国未来所作的积极计划。你原来的问题与此正好相反。
多尔参议员和肯普先生提出 5500 亿美元的冒险的税收方案，这实际上是
对 900 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进行增税，这将会在财政赤字上捅漏子，并且对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方面的预算进行大幅度地削减，还会使我
们的经济偏离轨道，利率、抵押率和汽车价格上升。我们以前抵制过那项计划，我们还将再一次抵制它。我们希望有一个能提供增长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积极计划。
莱勒：肯普先生，还是回到哲学问题上。你认为你们竞选双方之间有没有基本的哲学分歧，抑或如你们所谈论的那样只是具体问题上的分歧？
肯普：噢，这有一个极好的例子。我和鲍勃·多尔要对每一个美国人在工作、储蓄、投资和承担风险方面进行全面减税。
所有的财富和所有的增长都是由承担风险的企业家创造的。美国的资本税率大高。对家庭来说太高，对工作的男女尤其高。美国中等收入的一般家庭很可能要把他们收入的 25％到 26％交给联邦政府。这比花在书本、食物、衣服和能源上的还要高。这是不行的。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洛杉矶度过的，我们家是工人家庭。那时候一般工人家庭只要一个人挣钱就足够了。而现在必须是两个人，一个人养家、一个人交税。如果一个女人要去工作、或一个男人要去工作，这应当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华盛顿特区的权势集团的选择。比尔·克林顿总统和阿尔·戈尔建议，他们要给我们减税，条件是我们照他们让我们做的事去做。这不是美国。这是社会操纵。
税收法应当反映我们犹太—基督教意义上的价值观，即：在财产、投资和储蓄方面的工作、诚实和正直应当得到奖赏。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不仅要全面减税，而且要降低资本收益税（一会儿，我将很高兴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时间不够了），而且还要取消有着 83 年历史的《税法》，并
用更令人满意的、更公正的和更简洁的法律来取代这部有 750 万字的法律。
这将会使这个国家奔腾向前，进入 21 世纪。
戈尔：这个冒险的税收方案将会在财政赤字上捅漏子。你们可以不相信我的话，但最近《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
《商业周刊》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表明，几百个经济学家中 83％的人都说， 这个方案将会在财政赤字上捅漏子。
还有一点我想听听肯普先生的说法：就在他成为多尔参议员的搭档之前，他说，那个方案，或者说那个方案的一部分将会对美国的 900 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增税，这是极不公正的。这也就是说，那是错误的，是不该发生的。我赞同这种说法。它现在仍然是这个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认为税收不应该增加到那些家庭头上去。我们有一个对中等收入的家庭减税的计划：在削减赤字，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的平衡预算方案之内对中等收入的家庭减税。
莱勒：肯普先生，请。
肯普：20 世纪我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全面减税，财政收入都上升，经济都增长。我很奇怪，戈尔副总统和总统在他的经历中居然会不明白，人们可以从一个更大的馅饼上得到更多的收益。很明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就会减轻社会福利的负担，使更多的资本有机会在我们的内城投资，阿尔，我们不应该只对资本收益税作拙劣的修补，我们应该在美国的内城免除资本收益税，以使资本投入到在美国建立民主资本主义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工作中去。
莱勒：副总统先生，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还会继续下去吗？ 戈尔：是的。克林顿总统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修补它。而不是结束它。”
多样性是美国一种伟大的力量。环顾世界其他地方，哪里的人都不如我们对在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团体中促进必要的和谐给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应该和大多数美国人为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而感到自豪，但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现在，我们努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国家的内城，通过对雇用目前失业的人的雇主实行税收优惠来创造 10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我们正在寻求有力的法律强制措施来禁止歧视。
好了，我要祝贺肯普先生，因为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共和党内孤独的声音。可悲的是，我要提到一个事实，自从他成为多尔参议员的搭档后， 他宣称他要改变观点，以后他采纳了多尔参议员结束全部“肯定性行动”的主张。这对我们的国家是不利的。
我和比尔·克林顿相信，美国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如果我们促进全体人民之间的多样性和和谐，我们还会看到更加光明的前景。
莱勒：肯普先生，请。
肯普：吉姆，我对“肯定性行动”的看法自从我在 1970 年结束职业橄榄球生涯，到国会山工作后一直都很明确。有人认为我是早几年前退役的，实际上我是 1970 年退役的。
我一生致力于机会的平等，而不是报酬的平等，这才是我们的民主制度所应当提供的。“肯定性行动”应该按需要来肯定，不是肯定报酬的平等， 也不是肯定结果的平等。配额制违反美国人的理想。我们应该促进多样性， 我们应该像多尔谈论的那样做，建立一项新的民权计划，基础是：在我们的内城，从华盛顿特区到洛杉矶市瓦茨区的尼克森花园，扩大年轻母亲得到信贷、资本、工作机会和教育选择的途径，这些母亲原本不能为她们的孩子提供她们想让他们受到的、以便最终成为老板和企业家那类人的教育。人们需要拥有财产，这正是亚伯拉罕·林肯所相信的——当人们拥有财产时，他们就与“美国梦”密切相关。这就是美国的“肯定性行动”。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我对亚伯拉罕·林肯满怀敬意，不过我认为他不会采取鲍勃·多尔的结束“肯定性行动”的立场。加州的选票上对此有特别的措施，它还体现在多尔参议员提出的适用于全国的立法中。肯普先生原来不赞成推翻“肯定性行动”的运动，曾发表演讲反对它，写信反对它，专程到加州反对它， 而现在却支持了它。
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未来面对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我希望肯普先生会劝说多尔参议员采纳他的立场，而不是相反。
莱勒：肯普先生，你的立场是什么？
肯普：红灯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停下？戈尔，你认为那是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肯普：确实如此，我认为我已超过规定的时间了。菜勒：肯普先生，目前我们美国的种族问题严重吗？肯普：是的，当然很严重。我们国家仍然必须推进种族融合政策。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重要的——白人和黑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移民和本国人——坐下来谈一谈，听一听，然后开始理解不同人的不同观点。
如多年前凯纳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我国正在分裂，但他们说的是白人和黑人的分裂。吉姆，我认为我国正在分裂，但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分裂没有这么严重，尽管种族问题仍然很多。我们的分裂表现在经济上，我们实际上
有两种经济。我们总体的经济，我们的国民经济，我们的主流经济是民主的， 是建立在激励机制上的，阿尔，这就是资本主义，是对工作、储蓄、投资、生产和家庭以及我们叫作“美国梦”的真正通向进步阶梯的那些东西的激励， 其实这是有普遍意义的。但不幸的是，在我们美国城市——我很高兴刚才听到副总统先生谈论了一下——他们放弃了内城。那里存在着一种社会主义经济，那儿没有私人住房，大多数都是公共住房，人们被告知到哪所学校去上学，人们还被告知有食品券可以买什么东西。这种福利制度更像是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企业制度的福利制度。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它将在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的领导下改变。戈尔：请记住我刚才说的话，明明情况不是这样，他却告诉你是这样了。我一定会谈到美国种族之间的问题。好消息是我们取得了进步。最近 4 年里，我们目睹了新
创造的 1050 万个就业机会，我们还看到失业率急剧下降。我们看到非洲裔美
国人的失业率 25 年来第一次下降到两位数以下，井连续保持了 25 个月。我
们建立了特惠区和企业区，其中 105 个分布在全美国的各个社区里。
我给你们讲一个底特律市的乔·安妮·克劳德的故事。她靠福利生活了8 年，直到她们那儿建立了特惠区。她刚刚在特惠区创办的一家新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我们要对全国几百万人这样做。
肯普：尽管对此我满怀敬意，吉姆，虽然全国有 9 个特惠区，但对美国的内城的税额减免只是一个拙劣的修补。不管你们信不信，洛杉矾骚乱后， 甚至没有建立一个特惠区。把洛杉矾的瓦茨、南中央区和东部弃置不顾，这在美国是极不公正的。
黑人商业杂志的厄尔·格雷夫写道：“对黑人发展的唯一最大障碍就是缺乏得到资本、信贷和所有权的途径。”必须改变这种情况。我们要在美国存在着失业和福利的每个城市划一道绿线。我们要对参加工作的福利母亲免除资本收益税和所得税。这就是答案。根据实际需要而不是根据皮肤来给予低收入的人所有权和企业家资格。
莱勒：副总统先生，如果连任，我们能期望克林顿一戈尔政府在第二任期执行什么样的内城政策？
戈尔：在我回答这个具体问题之前。我先说一点：我们确实在洛杉矶南中央区建立了一个特惠区。它是美国，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靠财政所建立的最大的社区形式，此刻，它正在洛杉矶南中央区创造就业机会。5 年前，在洛杉矶骚乱后，国会通过了建立一个企业区的法律，但被上一届政府所否决。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计划：通过给雇用脱离福利的人的雇主以税收优惠， 在内城创造 10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了福利改革法。众所周知，我们允诺要结束福利，我们正在执行这项新的法律。我们在最近4 年里使 190 万人脱离了食品券，找到了好工作。我们的新计划是在内城再
创造 100 万的就业机会。
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同时在执行一项把 10 万警察投入到城市的计划。现
在，我们已有 2 万人在那里了：我们提前完成了我们的 6 年计划。事实上，
在圣彼得斯堡市，在这里就有 8 个警察，今天晚上你们离开会场后会碰见警察，圣彼得斯堡市因为我们正在执行的城市计划而变得更加安全了。我们要集中精力创造上百万个就业机会。我们对未来很乐观。
肯普：我们已过了 4 年，但没有一个企业区。虽然有几个特惠区，但你
不得不按比尔·克林顿和阿尔·戈尔的要求去做。如果你雇用某个失业者， 你会得到 5000 美元的税收信贷，但你先得有一个现成的企业。再说一遍答案：“要在由于缺乏抵押资金、信贷和资本而被划上红线的美国任何地方划上绿线。”仅仅说“那些地方有资格免收资本收益税”等于零。这就是埃利诺·赫尔姆斯·诺顿在哥伦比亚特区要做的事，这届政府却对特区说“见鬼去吧，见鬼去吧。我们不想改变这样的法律：在哥伦比亚特区降低税率，允许福利母亲参加工作，对其第一年收入不征收任何税”。这应当在美国的每一个城区进行。这将会使资本回流。阿尔，没有资本，你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你可能提供税收优惠，但它不会起作用。
戈尔：噢，我们在全美国建立了 105 个特惠区和企业区，尽管我对上届政府满怀敬意，但我还要说，当我们到白宫的时候根本没有特惠区。
我们已按既定的方式在执行。这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你们知道，我提到的底特律特惠区不仅仅为乔·安妮·克劳德创造就业机会，而且为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创造就业机会。安妮现在为摆脱福利生活而感到骄傲，我们也为她骄傲。类似的建议在其他特惠区正在进行。
莱勒：肯普先生，你最近谈到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你说“全部的资本都掌握在白人手中”，你的意思是什么？
肯普：在我们看来，国内最大的问题，或者说国内经济最大的问题，是这部《税法》，它有 83 年的历史，是冷战和热战、通胀和萧条的遗物，它长
达 750 万字，对资本和工作的男男女女课税太重。很明显，这个死结得一举解决。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第一步先完成全面减税，紧接着就取消这部
《税法）。而比尔·克林顿和我的朋友阿尔·戈尔则要维持现状。我们要取消这部长达 750 万字的美国《税法》，一劳永逸地让它变成一次所得税，而不是二次、三次、四次地征收所得税，假如你死掉，还要没收你的财产。这是无法接受的。
我们必须有一部不保护权势集团的、面向 21 世纪的《税法》。这部《税法》是这样的：减少和免除资本收益税，把高到极点的税率降到一个合理的程度。我认为和平时期税率不应当太高，我和鲍勃认为它不应当高过 25％。分阶段改进，资本会流过来，注入经济。我们要使人们有办法得到资本，小企业主、妇女、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将能够开办他们的事业。
兰开斯特的丹娜·克里斯特说，国会通过税法的那一天，她将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开办一家新的工厂，雇用 50 到 60 个工人。
莱勒：谢谢你。
肯普：戈尔将它称之为“滴流”，我则叫它“尼亚加拉大瀑布”。
戈尔：“尼亚加拉大瀑布”这种说法的问题在于多尔参议员和肯普先生要把美国经济放人一个桶中，然后把它顺着瀑布漂下。
这个5500 亿美元的冒险的税收方案实际上是对900 万最贫穷的工人家庭增税。肯普先生有一次曾经反对它并称之为不公正，而现在它是他支持的方案的一部分。不只这样，这个方案还会在赤字上捅漏子。它会抬高利率。这将意味着更高的抵押金（尤其是那些可变的抵押率）和支付更高的汽车价格。它还会导致大幅度地裁减医疗照顾、医疗补助、环境和教育方面的预算。这真是极其冒险的。
至于那些尖刻的话语，我本人不太在意。当他说多尔“见税必增”时，
他的话比这还尖刻。
多尔大约写了《税法》中的 450 款，你在完全消除它时最好与他核实。他可能会承认的。
肯音：吉姆，5500 亿美元的减税，这是阿尔不愿提的。该方案必须在未来 6 年里美国经济的商品和服务产值达到 50 万亿这个背景下来考虑。对于
50 万亿的经济减税 5500 亿不过是九牛一毛，只占 1·5％，它要捅漏子的对象不过是这届政府试图对《税法》作拙劣的修补并固守不该固守的东西的方案。它要摧毁官僚制度，但它要扩大经济增长。这对美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莱勒：副总统先生，肯普先生两次谈到的观点是，我们需要抛弃现在的
《税法》并代之以全新的税制，他是不是这样说的？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戈尔：我们已经通过《纳税人权利法案》。我们现在已争取到新的条款， 使电话发送成为可能。我们正在争取全面的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是，此刻， 我们提出一个对中等收入减税的方案，其中包括好几项具体条款。我们已经对全国年收入在 2·5 万美元或以下的 1500 万户中等收入的工人家庭实行减税，平均免税 1000 美元。最近两年，我们向国会提交了对中等收入家庭减税的议案，但将不会被接受——未被鲍勃·多尔和纽特·金里奇接受，因为他们说，如果不对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进行大幅度削减，他们就不通过该项议案。
我们决心在未来的 4 年里继续推进比尔·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减税议案。这儿重提一次：1500 美元的学费税收减免，l 万美元的税额减免，这样每个家庭就不用对所付的学费交税，免除出售住宅的资本收益税；对于首次购买住宅和支付健康照顾费用的人停止收税；给每个孩子 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肯普：你们在克林顿政府下要得到税收优惠，条件是：你们必须按戈尔和克林顿的要求去做，这不是美国。
当约翰·F·肯尼迪减税时，经济增长了，失业下降了，预算平衡了，收入上升了。确实，肯尼迪的财政部长和副财政部长签署了多尔的减税法案， 削减了资本收益税，平衡了预算，提供了每人 500 美元的税收优惠。很明显， 如果我们这个方案能提高经济，增加收入，那么，医疗照顾也将得到拯救。它将会拿到一个委员会上去讨论、研究，比尔·克林顿和鲍勃·多尔都认识到它必须由同一个人来研究。我要说，它确实经过研究，1983 和 1984 年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因此得到拯救的。
瞧，我们精简了政府——减少了政府预算的增长，但我们还得促进经济增长。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认为，我们的目标是使美国经济在下一个 15
年翻一番。而按他们的政策，要使美国经济翻一番要花 30 年到 40 年。这是无法接受的。
戈尔：他们的全国竞选筹划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参议员达马托说，鲍勃·多尔要削减医疗照顾的费用以此来兑现这项建议，但他要等到大选后才这样做。
多尔参议员以前就动员过削减医疗照顾，为使它成为法律甚至不借使政府关门。这项建议如果成为法律，它将会使依赖医疗照顾的一般夫妇多付 268 美元的费用。他竭力加倍减除，反过来让人们得到的越来越少。
我们有一项保护医疗照顾和减税的平衡预算方案。
莱勒：肯普先生，不迅速改变福利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照顾）， 真的可能平衡预算吗？
肯普：好的，在我回答这个问题前，我先说一句，在医疗照顾问题上， 发动一场恐吓这个州、我的家乡纽约州和加州的美国老年公民的竟选运动是可耻的。
戈尔：一州又一州，是不是这样？ 肯普：是的，现在还有马里兰州。
花钱来误导美国人，这简直是蛊惑人心。只有在白宫的克林顿和阿尔·戈尔看来，对每一个老年公民的人均预算从 1996 年的 4800 美元增到 2001 年的
7200 美元会被认为是削减。
难道这个国家竟会有人认为鲍勃·多尔，这个几乎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他的祖国，这个在参议院服务多年，这个帮助拯救了社会保障，这个在 1945 年为救一个负伤的发报员从意大利北部的里瓦山脉的狐狸洞里爬出来的人， 可能把我们的国家推向前进，而把什么人留在后面不管吗？
我们当然能平衡预算。我们当然能抑制福利预算方面的开支增长。但吉姆，很清楚的是，你不能不促进经济增长就能平衡预算。现在的增长率只有2·5％。我们要使增长率翻一番，我们应当使美国的经济规模翻一番。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财富，有更多的收入和更多的资本， 特别是对我们国家的穷人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来说是如此。
戈尔：菜勒先生，我们的平衡预算将把“医疗照顾信托基金”延长 10
年。一张委任状是好的，但如果我们采纳了这个 5500 亿美元的冒险的税收方案，委任状就不会起任何作用。人们已在用“吓人”这个词了。
两夭前，我和劳顿·奇利斯州长（他就在这儿）一道去萨克拉门托的“老年人联谊中心”。我与一个名叫多萝茵·沃内勒的老太太聊天，她说：“我们可能不像华盛顿的那些人那样精于计算，但我们会做加法和减法。”这就是她加减的数目：鲍勃·多尔的方案可能要对接受医疗照顾的一般夫妇增加额外的 268 美元，他的方案还要加倍减少收入，他的方案将会使人在一生中
损失额外的 1700 美元，降低家庭护理标准和家庭对老年人护理照顾的保障。比尔·克林顿不让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将永远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肯普：吉姆，医疗照顾对全国的老年公民来说太重要了，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玩眼下正在玩的政治游戏。今晚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它正在损失 80 亿美元。
按总统自己的医疗照顾托管委员会（3 个委员在他的内阁中任职），到1998 年它将损失 230 亿美元。必须做些事情。鲍勃·多尔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但很清楚，除非把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至少翻一番，否则，就不能拯救不该听任其垮掉的医疗照顾、社会福利保障和任何其他美国人民的社会—福利网中的项目。
莱勒：副总统先生，肯普先生指责你蛊惑民心。
戈尔：噢，正如我前面说到，他对鲍勃·多尔用的词比这还尖刻。他说， 鲍勃·多尔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增税。就在两年前他还说，鲍勃·多尔 1982 年的增税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增税。
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医疗照顾自从它在 1965 年创立，已经作了 23 次的调整。鲍勃·多尔恰好在今年还偶然地吹嘘，最初他是投票反对创立医疗照顾的 12 人中的一个。我认为他现在不是——那时他不信任它。他去年提出的方案必然对医疗照顾是破坏性的。
对此，我也不想提它。美国医院联合会说，它已经关闭了 700 家医院。
天主教健康联合会、AAPP 和其他许多组织密切关注着医疗照顾，还说，多尔一金里奇的医疗照顾方案将会导致大幅度地削减，可能建立一种双轨制，最终结束我们现有的这种医疗照顾制度。
我们的计划是将医疗照顾延长 10 年。我们在平衡预算的框架之内依然保护医疗照顾。
肯普：同胞们，他们没有计划。他们根本没有计划。总统自己提议，在未来 5 年或 6 年间，抑制医疗照顾支出的增长，只应当维持在 6％的水平上。根据共和党的方案，不考虑数目，它将以 7％强的速度增长。
但这是题外话了。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如何扩大经济的规模，创造国家财富，使之比目前的 6 万亿或 7 万亿美元至少翻一番，
达到 12 万亿或 14 万亿。我们在 15 年后将有额外的 6 万亿给美国人民，另外
1 万亿美元的收入用来拯救医疗照顾和社会保障。但根据现在的一部《税法》和《管理法》，政府允许人们不断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打官司。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它将在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的领导下改变。
戈尔：我认为肯普先生在说克林顿总统要求把医疗照顾减少到 6％及其他话的时候，他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我想你提到的是《金融杂志》那次面谈，《金融杂志》的出版商两天前刚刚给肯普先生发了一封信，请他不要再引用《金融杂志》上不准确的说法。那不是总统说的话，那不是总统的观点。让我来阐明他的观点吧。
我们要拯救医疗照顾，我们要阻止对医疗照顾损害的企图，我们要在平衡预算范围之内这样做。
莱勒：肯普先生，如果有区别的话，多尔—肯普政府如何改变我们国家现在在堕胎问题上的法律状况？
肯普：我会回答这个问题。但为了现场登录，我想把我从《金融杂志》社得到的这封信给朋友们传看一下，信中暗示，比尔·克林顿总统想要用并确实有依靠降低老年公民的津贴的办法来减少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
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们认识到，美国没有一致。坦率他说，美国在自称为“维护选择派”与“维护生命派”之间分裂了。我敢肯定，对妇女来说， 这是一个很情绪化的问题。对我们其他人来说肯定也是这样，像收养了 3 个孙子的我和我妻子。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晚上，我们都感谢上帝，感谢他给年轻的妇女以选择权，让她有机会选择生命。我们的国家不应当被这个讨论撕裂。讨论必须在文明和互相尊重的气氛中进行，我和鲍勃认为它可以是这样的。但我们应当认识到，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对于未出生的生命，我们应当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保护。
但考虑到在我们这个国家，每 3 个婴儿出生，同时就有一个流产，比这更糟糕和更丑恶的也许是，我知道，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悲剧——不论是“维护选择派”还是“维护生命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总统，他否决了国会禁止在孩子出世前几分钟可恶地剥夺孩子生命的立法。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克林顿总统说得很清楚，他可以签署一项不支持堕胎的法律，条件是有这些例外：当孩子的母亲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譬如不能再生孩子，大夫建议她这么做时，要保护母亲的健康。
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妇女究竟有没有选择权？肯普先生和多尔参议员的
竞选政纲上发誓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来取消妇女的选择权，不论情况如何，政府都要插手，命令妇女按政府说的去做。
肯普先生在 47 次投票中有 47 次赞成这样一个完全限制妇女选择权的修正案，而不论情况如何，甚至涉及到强奸和乱伦。我们将永远不会允许取消妇女的选择权的。
肯普：没有共识，一项宪法修正案是不会通过的。我们必须用说服而不是威胁。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试图提醒美国人，我们的孩子是多么宝贵的财富，以及我们为何要保护无辜的生命，包括那些尚未出生的生命。想想看，这届政府不和国会中的议员商量就否决了必须禁止那种行为的机会，而国会议员非常想有机会禁止那种可憎的行为，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鲍勃·多尔赞成禁止在妇女妊娠的第 9 个月故意堕胎。
莱勒：副总统先生，波斯尼亚的战争真的结束了吗？抑或在美国和北约部队撤离后它还会爆发？
戈尔：波斯尼亚的战斗已经停止了。克林顿总统使我国牵头与我们的盟国一道，把交战各方请到俄亥俄州的代顿，达成了一项旨在结束波斯尼亚战争的和平协议，显示了巨大的勇气、远见、智慧和领导魄力。
我们希望局势会保持下去。选举刚刚进行。波斯尼亚朝着通往和平和和解的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士兵而感到骄傲，他们在把和平带到波斯尼亚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不是比尔·克林顿显示这种领导魄力的唯一例子。我们几乎未发一枪就恢复了海地的民主，我们在北爱尔兰和中东看到了和解的姿态。《圣经》上说：“永远有战争和战争的谣传。”前一天晚上，总统说，世界上永远有麻烦，当世界向美利坚合众国寻求帮助时，美利坚合众国会提供远见。作为总统，比尔·克林顿已经提供了那种领导。由于比尔·克林顿的对外政策， 我们今天更加安全、更加强大了。
肯普：鲍勃·多尔支持在波斯尼亚部署军队，但这届政府的对外政策的问题是没有对外政策。所谓的对外政策是含混的、自相矛盾的。在我们与盟国协商前就跑到伊拉克去轰炸是草率的，想想看，总统居然没有与佐治亚州的萨姆·纳恩或科林·鲍威尔这两位在海湾战争中帮助联盟团结的有功之臣磋商。问题还不只是草率，这是一种软弱的信号，而不是力量的信号。
更糟糕的是，他们宣布了胜利。他们在每一次行动中都宣布赢得了胜利。我们这 4 年的军事行动比我可以想起来的任何 4 年都要多。我现在 61 岁了。无法想象，模棱两可也能叫作外交政策。
我要说一句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话，这句话也是我终生信奉不渝的： “软弱就是一种挑逗”。我们发出的信息应该是明白无误的，这就是在鲍勃·多尔担任美利坚合众国的总司令时我们对世界发出的信息。
戈尔：我们轰炸萨达姆·侯赛因前，我们当然与盟国磋商过。但有时当事关我们的利益时，美国必须采取单边行动。今晚，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也在观众席上。他领导前总统布什组织的联盟，以美国为首把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对于这种方式我们十分引以为自豪。萨达姆·侯赛因曾 3 次试图发出挑衅，但都饱受重拳，每次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都作出了快速的、明确的回答，使萨达姆·侯赛因如芒刺在背。
莱勒：肯普先生，多尔参议员批评总统对海地的做法，说他做错了。他做错了什么事？
肯普：噢，鲍勃·多尔曾建议成立一个“事实调查委员会”。前总统卡特和科林·鲍威尔将军是该委员会的成员。在我们看来，海地不能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很清楚，就应该这样做，但我们的信息不充足。由于我们没有首先给加勒比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美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因而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它带来了许多经济问题，导致了经济混乱，然后我们反过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正如我们在墨西哥所做的。我们首先导致了问题的产生， 然后再花 200 亿至 500 亿美元来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海地的状况充其量只是模棱两可罢了。我们祈祷海地的民主到来，但迄今为止，海地传来的信息还是十分模糊的，尽管这届政府已宣称赢得了胜利。
戈尔：噢，我没有听说做错了什么事。事实是我们在海地恢复了民主。当我说“恢复”时，其实这是海地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而且它是在一枪未发的情况下取得的。
当克林顿总统调遣布莱格堡的部队时，我就在椭圆形办公室。这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刻。飞机在空中盘旋，调停人在和独裁者谈判。当独裁者从他在海外的间谍那里得知所有的飞机正在起飞，他说：“咱们离开这里吧。”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这是最熟练运用外交和军事合力的一个例子，人们可以在美国历史记载中找到类似的例子。
我为我们的总统如此行事而感到骄傲，迄今为止，结果真是棒极了。我们期望并祷告这种情况将保持下去。
肯普：我们在波斯尼亚、海地、墨西哥和中东，将不会取得成功的结果。最严重的情况之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这届政府采取了巨大的努力迫使墨西哥的比索贬值。墨西哥的经济几乎下降了 40％至 50％，然后我们插手，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我们引发了问题，然后不得不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我们应当给人们提供与我们进行自由贸易的机会，并保证每个人都认识这条“黄金定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来形成一个建立在贸易和传播民主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先礼后兵，早餐前不要轰炸。
莱勒：副总统先生，墨西哥是我们引发了问题，然后不得不插手并帮助他们摆脱困境的吗？
戈尔：不，不是这样的。当肯普先生开始谈论“黄金定律”时，我以为他会再谈一谈“金本位”的呢。“金本位”过去是所谓的供应学派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现在它可能是他赞成鲍勃·多尔的别的什么东西，因为鲍勃·多尔投票使我们脱离了“金本位”——在我看来这是明智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说，如果我们那样做，它会使我们陷入萧条和危机之中，还会造成上百万人失业。
我还是开门见山的好。事情不像肯普说的那样。当墨西哥的比索发生危机时，比尔·克林顿总统再一次显示出大胆和创造性的领导才能。我急不可待地要加一句：在那个时刻，参议员鲍勃·多尔给予了关键性的两党的支持。他赞同总统，支持总统，他说那是明智之举。他在参议院未得到多数票，纽特·金里奇议长在众议院也未得到多数票，这样才没有留下他们支持总统的记录。
所以，总统，正如以前的总统通常会做的那样，孤军奋战，他做了正确的事。大家知道，那时候人们说那是一个大冒险。最终结果我们赚了 5 亿美
元。所有的贷款都已偿清。我们用 5 亿美元来进一步减少赤字，现在赤字已下降了 60％，它还要向着平衡预算的目标继续下降。这事是有益处的。
肯普：真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造成了友邦国家如墨西哥的生活水平的下降，失业率上升，我们把美国纳税人的美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送到墨西哥，然后我们赚了钱。在那个意义上，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有利可图性” 作新的解释。痛苦、折磨、失业、破产、失去了原来的生活水平，墨西哥人不得不穿越加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边界。如果那就是我们对第三世界和拉丁美洲的外交政策，我比以前更有理由相信，我们得选一个懂贸易、懂诚实赚钱、懂私人企业、懂民主资本主义的总统，而不是任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克林顿政府来造成社会主义。
戈尔：我不理解指责我们引发了墨西哥货币危机的依据是什么。他们制订自己的货币政策。多年前，我们常常听到美国政治中的这个词“一事当前， 先骂美国的一伙人”。我从来就不喜欢那个词。但今天用到这里，倒很合适的。
不该指责美国制订墨西哥的政策。我们帮助处于困境中的邻居。他们生存了下来，他们更强大了，他们复兴了，并还了我们的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红利。
莱勒：肯普先生，多尔参议员前天晚上批评克林顿总统削弱国防开支因而减少了加州的就业机会。他是不是把国防开支同时看成是就业机会的项目？
肯普：吉姆，我认为，鲍勃·多尔没有提出我国的国防是就业机会或社会一经济项目。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届政府的国防预算只占我国国民经济的1％，这个比率比珍珠港前还要低。这很危险，也很有煽动性。这种混乱的信息，美国外交政策的模糊，我认为（多尔也这么认为），不仅给美国在全球而且尤其是在国内带来了问题。加州一夜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混乱。
那时，总统肯定会跑到加州并宣布：“好吧，我们可能要生产 B1 或 B2 轰炸机。”这不是政策制订的方式。国防政策应建立在国防需要、安全需要、美国的战略需要的基础上。这样的政策只有在鲍勃·多尔担任总统时才能制订。
戈尔：噢，首先我要说，最近两年来，克林顿总统提出的国防预算和国会多数党提出的国防预算实际上并无很大差别。它们非常非常相似。我们的经济方案则有天壤之别。我早就谈到，那个 5500 亿美元的冒险的税收方案， 据说“康科德联盟”，包括皮特·彼特森、沃伦·鲁德曼这样的共和党人都认为，它是对我国未来合理的国防预算能力的一个威胁。他们说，这个税收方案不仅会对 900 万贫穷的美国家庭增税，而且几乎必然会大砍医疗照顾和国防上的预算。
我们有一个保护国防预算，也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预算，并对中等收入之家减税的平衡预算方案。
肯普：吉姆，不得不让阿尔再听一遍：本世纪每次我国经济方面的就业、储蓄、投资和风险资本全面降低税率，收入就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好了， 如果说法的目的在于增加收入，我们就应当考虑考虑降低税率，正如约翰·F·尼迪所做的。税率不可降到零，它不可能降得太低，否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收入了。克林顿总统在休斯敦道歉时说：“嗬，我增加了你们的税收， 它们是太高了。”布什总统也为增税而道歉。鲍勃·多尔了解，税率必须全面下降，那时，我们就能达到最重要的阶段：取消这部《税法》，代之以 21
世纪的新《税法》。
莱勒：副总统先生，一些民主党人指责说，如果肯普先生和多尔参议员当选，生态环境就处于危险之中。你有这样的恐惧吗？
戈尔：我当然有。
我先说一句，在提到 60 年代减税时，我想提醒你们注意，肯普先生过去曾指出来——鲍勃·多尔那时在国会，他是那些投票反对约翰·肯尼迪减税的人中的一个。
从多尔参议员和纽特·金里奇议长迫使政府关门，企图让克林顿总统接受，以便通过的那种法律来看，环境面临着可怕的威胁。
他们邀请了美国最大的污染源的游说者到国会，对《清洁饮水法》和《清洁空气法》进行了文字修改。克林顿总统阻止了他们的行动。
我们在环境上有一个积极的日程，因为我们深信，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未来的事。清洁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和清除那些离孩子们的生活区只差一英里的堆放有毒废弃物的地方，这很重要。
我们计划在下一个 4 年中，清除美国三分之二的堆放有毒废弃物的地
方。我们在过去 3 年里清除的地方比前两届政府在 12 年里清除的还多。总统刚刚拨出一块地作为“犹他国家纪念地”。他正在保护佛罗里达州这儿的大沼泽。鲍勃·多尔反对那项计划。比尔·克林顿总统将保护我们的环境，防止我们看到的上一届国会和共和党政纲中对它所作的那种攻击。
肯普：鲍勃·多尔也将保护环境。阿尔，确实如此。富兰克林·D·罗斯福 1932 年说过，“我们必须恐惧的唯一东西就是恐惧本身”。吉姆，他们所提供的唯一东西就是恐惧，恐惧环境，恐惧纽特·金里奇，恐惧共和党人， 恐惧鲍勃·多尔，可能考虑还要恐惧降低税率。恐惧的东西何止这些？
是的，我们考虑到，我国必须生活在与环境的平衡中。我们每一个有孩子和孙子的人都考虑到，我们应该如何达到一个平衡。这不是工作与环境的对立，两者都很重要。
现在的经济是我国历史上管得最多、打官司最滥的经济。我们召集男女企业家，请他们坐下来表达他们如何使这些法律生效的想法，有人则把男女企业家称为“污染者”，这真令人不能容忍。这正是这届政府反资本主义特性的典型例证。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因为我们信仰个人的民主资本主义。
戈尔：清理环境可以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全世界的人都想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们爱他们的孩子，他们要让孩子们能喝上清洁的水，呼吸到清洁的空气。他们不想让孩子们生活在堆放有毒废弃物的附近。
当美国率先保护环境时，为了孩子，我们做得对。我们也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新的就业机会，新的美国繁荣的资源。我们要按常识的方式来做。莱勒：肯普先生，你以前已经提到过，你在礼拜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这届联邦政府参与制订了“恐怖的规章管制”，你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肯普：噢，正是我所说的。那种规章——拿走或降低某个农场主或牧场主或房主的潮湿的土壤、或为濒危动物准备的地产的价值的规章，拿走或降低了价值而不给主人补偿，这就是一种“恐怖统治”。现在正在发生这种事情。
不久前，俄勒冈州一个农场主宣布他 25％的土地为潮湿的土壤。因为有融雪流下来，所以这块地可以认为是潮湿的土壤，他完全是自愿这样做的。
两年内，他发现秃鹰开始到这里来栖居。陆军下属的工兵团、野生动物和渔业署，所有联邦机构都来到他的土地上宣布这是联邦的潮湿的土壤，并告知他不能在此驾驶。他们移了路，他不能修篱笆，他们还不愿付给他损失的钱。我要说他们不愿为土地损失的价值付钱或者作出补偿。
我们一个自由社会，怎么能够把人民变成美国政府的敌人或者对手呢？ 劳工部的职业安全与卫生审查委员会、环境保护署，就是这样干的。我们应当认识到，为了我们的孩子、孙子，美国应当以这样一种方式生活，即与自由企业制度建立联盟。我们能这样做，但需要华盛顿有新的领导。
戈尔：噢，认识环境的重要性是要付出代价的。肯普先生投票反对《清洁饮水法》，反对延长总统《特别基金法》。
我们采取了新的措施：保护环境，减掉不必要的繁文褥节。我们减掉 1·6 万页的章程。我们在环境保护署实行了一个叫作“XL 计划”的计划，我们在此与企业讨价还价。当他们说“我们将超过标准”时，我们说“给环境保护署一个衡量进步、然后把规章统统扔掉的办法”。就是用这种常识的办法才能既清理了环境又省掉了不必要的红头文件。
对此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尽管有些人想走得更远。有些人甚至建议—
—他引用的这个法案就有这个内容——污染者如果同意不再向江河里倾倒有毒废弃物，他们应当得到报酬。污染者报酬条款是错的。我们应该同它斗争， 我们将永远不允许它实现。
肯普：1970 年当我从布法罗去国会时，由于污染的缘故，人们几乎可以步行穿过伊里湖。实际上在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时代就开始清除污染。由于我们许多人在国会投票支持在湖的两岸建立二级、三级处理厂，今天， 我们大湖里的水变得更加清澈了。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进步，我们还必须取得更多进步。
联邦政府把国家变成支配的东西，意味着我们不能在环境与企业的和谐的状态中工作，这是一个错误。对美国的企业和它们创造的就业机会，我们应当用激励机制，而不是挥舞大棒。
莱勒：副总统先生，美国政府，如目前的克林顿政府，是不是在推行一种“恐怖统治”或通过一种“恐怖统治”来推行政策？
戈尔：不，当然不是。我们采取一种崭新的办法来减掉不必要的繁文缛节，不必要的官僚机构。
前天报上登了一件事，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暂时搁置批准家庭怀孕测试。这是在上届政府的治理下发生的。我们说过要改变那条规则，现在它正在改变；此刻，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正在考虑这事，它将会改变。其他的例子还有成千上万。
我们认为有一种新方法。我举一个职业安全与卫生审查委员会的例子。我们使该机构的工作方式焕然一新。有些人想取消它，我们认为保障工作场所的就业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说的是：瞧一瞧这些结果，并对此开始加以评估。我们发现监察员的报酬以他们发出多少罚单为基础。我们要彻底改变那种情况。如果雇主的墙上没有贴一张通知雇员权利的告示，他们过去常常进去递给他一张罚单。现在，以此为例，他们采取了新方法，如果他们进去，看见那儿没有告示，他们就走出去，从车尾的行李箱中取出一张告示给雇主。
我们在所有的职能部门都采取同样的方法。我们取得了许多进步，我们
通过常识来保障而不是通过愚蠢的举动来保护工人的权利。
肯普：噢，我们必须使经济繁荣才能有钱来提供这种技术。所有排放物的 10％——所有排放的二氧化碳的 10％，空气中氧化物的排放由那 10％的汽车引起的。现在有一种技术，可利用红外线来确认哪些汽车造成了我们大气中的空气污染。现在还不能使用这种技术，因为那样做，我们要带走美国的每一个司机，1·1 亿辆汽车，并课以 17 美元、20 美元或 25 美元的罚款。瞧，我们应当追究的是那些污染源，而不是驾车上班或上学的男男女女，还应当保证他们有机会像别人一样的生活，不用受到华盛顿权势集团的管制。
我们可以采用技术。这就是答案。但要得到技术，我们必须使经济增长。现在经济增长得还不够快。它会在鲍勃·多尔和杰克·肯普的领导下快速增长。
戈尔：目前经济增长得很强劲。我们在最近 4 年创造了 105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上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 4·7％。平均增长率也在上升，比前两届共和党政府中的任何一届都要高。
鲍勃·多尔在今年 2 月份时说，这是 30 年来美国经济最强劲的时候。保
守的商业杂志《巴伦周刊》也说，目前的经济形势是 30 年来最好的。
我们有良好的、稳定的增长。我们不要用 5500 亿美元的有风险的税收方案来冒险。
莱勒：肯普先生，你说经济的增长方式不如它本来应该的那样，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肯普：噢，恰如我以前所说，仅仅几年前，一个人工作就能养家糊口， 而现在要两人工作才行。女人或男人要去工作，这本来应当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而今天的美国，一家里的男女主人必须去工作，一个付税款，另一个养家。这不是美国。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与孩子在一起。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享受天伦之乐。人们没有钱储蓄，家庭是美国赋税最重的组织。
我在洛杉矶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那时，一个中等收入之家只向联邦政府缴纳收入的 4％到 5％。今天，差不多要缴纳 30％，至少也是 27％或 28
％。这真是无法接受的。今天，阿尔·戈尔继续宣传，我们不能对美国人民和为美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必要的资本形式进行全面减税，这恰好与美国历史上其他时间，与罗纳德·里根和约翰·F·肯尼迪的经验完全矛盾。
另一件事也非常非常重要。把我们的税收方案称为“冒险方案”使我想起这样一个事实，这届政府主张给你们减税，条件是你们必须按他们的要求做。他们要减资本收益税，但只为那些有住宅的人。创造全部就业机会 91％ 的美国的企业主怎么办？我爸爸是一个卡车司机，他买了卡车，开办了公司。我们需要使更多的卡车司机变成卡车的主人，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资本以及更多的卡车和就业机会，他们就不可能这样做。
戈尔：我们在最近 4 年里创造了更多的新的企业——在最近 3 年的每一年里创造的就业机会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年都要多。我们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是 30 年来最低的。《商业周刊》说，这些是你们想要得到的结果：低通货膨胀、低利率、就业机会多、高增长，这一切都是在平衡预算的框架之内完成的。我们连续 4 年降低了财政赤字。在前两届政府使它上升了几乎 300
％后，我们使它下降了 60％。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更多的那种增长。我们认为我们仍可以干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保护重要项目的平衡预算框架内减少中等收入之家的所
得税。
肯普：4 年太晚了。你们 4 年前就告诉我们了，而现在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我们怎么能相信一个政府突然会在 4 年后或者说它过去 4 年的最后一年
里对我们说，他们要履行他们 4 年前作出的诺言呢？
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够快。“富人”倒好过了，吉姆，但“穷人”不好过。有许多家庭不能在一起生活，还有一些就业机会没有被创造出来。在我们的内城，失业率高达 16％至 25％。在现代经济的条件下，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社会上这种情况都令人无法接受。莱勒：副总统先生，有关履行诺言的事， 多尔参议员前天晚上向克林顿总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对此你的回答是什么？对针对你和总统的指责你有何话要说？
戈尔：哦，比尔·克林顿允诺要创造 800 万个就业机会，现在创造了 1050 万个就业机会；他允诺要把财政赤字减少一半，现在他把它减少了 60％；众所周知，他允诺要结束福利，他现在已通过并签署了《福利改革法案》。他已经使 190 万人脱离了食品券，找到了好工作。我们已拟好计划，要在以后
的 4 年里再使 100 万人脱离食品券。
他允诺要执行死刑，他通过了一项《反犯罪法案》，其中新的死刑规定有 60 款之多。
他允诺要通过一个计划，在街上投入 10 万新的警察。这是一个遭到多尔参议员反对的法律，现在，2 万人已经街上执勤。在佛罗里达这里，他们中的 2000 人已得到津贴。我们走在了日程的前面。我们在以后的 4 年里再把另外的 8 万部署在街上。其中，4·5 万人现在已得到津贴。这就是诺言和履行诺言的记录。他允诺给中等收入之家减税，我们已对 1500 万个家庭实行了减税，我们对所有中等收入之家的减税方案已经在国会搁置两年了。在以后的4 年里，我们会通过它。
肯普：噢，把这种经济说成是 30 年来最好的经济只是动摇了我们的想象力。过去 4 年里我们只有大约 2·5％的增长率。我的朋友阿尔·戈尔说，现在的经济比里根年代还好。根本没有。不管他是否这样认为，对这个事实均无影响，即美国人民无论从道德上、社会上还是经济上都无法接受把经济停留在 20 世纪的水平上。我们在冒险。我们有些家庭受到了伤害，有些人失业了，有些人没有财产，我们的政府不是在内城拆除公共住宅，不是提供给他们别的东西，而是更多的公共住宅。他们对内城问题的解决是社会主义，请原谅我用这个词，但这是实情。这不是为人民。政府告诉他们住在哪儿，到哪儿去上学。我们需要能选择学校，我们需要使公共住宅私有化，我们需要将它们卖给居民，我们需要兴建内城的企业区。我们还需要降低劳力、资本和其他生产因素的税率。这将会在鲍勃·多尔领导下发生。
戈尔：我们拆除了过时的、无法住人的房子，并代之以新的能住人的单元房。我们有给私人的发票，这样个人就可以选择自己住的地方。我们正在向那些想买房的人出售这些单元房。多年前，当肯普先生鼓吹它时，他有个好主意。他谈论它，我们实践它。在美国人民的帮助下，如果我们有机会， 我们打算做得更多。
莱勒：肯普先生，这些天，有些人在谈论，美国人的灵魂出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变得太吝啬、太自私、太冷漠。最近有个例子，棒球运动员随地吐痰。如何处理这件事，你考虑过没有？
肯普：在 21 世纪到来之际，文明、责任、种族和解、治愈我国的创伤必
须成为我们国家最大的也是唯一最重要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能在洛杉矶东部或哈菜姆东区或加州帕洛阿尔托的东部实行民主的资本主义，我们怎么能以美国式的民主的名义，对东欧人说，民主的资本主义在那里将发生作用？如果民主、私人企业、限权政府、法治和文明在我们家里的后院或在南布朗克斯都不能起作用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对南非及曼德拉新政府说，这些东西会在他们那儿起作用？美国人怎么能够把这么多人留下就进入 21 世纪？几个星期前，《今日美国报》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说，美国的富人——有钱人， 干得很好，但没有钱的人——穷人被抛在了后面。
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零和效应”游戏。就像我们在少男少女时玩“音乐游戏”一样，当音乐一停，大孩子就把小孩子从最后那把椅子上推下来。乡亲们，这不是美国。我们需要更多的椅子，我们需要更大的餐桌，我们需要更大的宴会，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财富。我们要为任何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的生活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途径得到信贷，资本、教育选择和机会，使他们成为上帝让他们成为的人，而不是华盛顿特区让他们成为的人。
戈尔：莱勒先生，我认为，纵观杰克·肯普的一生，他一直是反对你问题中提到的那种粗野和不文明行为的最强有力的、最急需的人。我认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共和党里有一个声音在说，“我们应该是一个国家，我们应该跨越所有种族的、民族的和文化的樊篱”。我认为这才是要发出的最重要的信息。
当不文明的行为确实发生时，我们应当义正辞严地反对它。你问起罗伯托·阿洛玛的事，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我认为他应该受到严厉的纪律处分，应当立即停赛。我不明白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但同样应该谈到的是，我们社会各种组织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我要补充一点：肯普先生在使我们摆脱那种态度方面显示了领导才能。肯普：噢，谢谢你，戈尔，真心诚意地谢谢。
我想力图证明一点：除非每个人都认识到人人都站在追寻“美国梦”的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你出生在美国，你要当女中音也好，木匠师傅也好， 学校教师也好（像我女儿一样），或者职业橄榄球的四分卫也好，没有什么东西挡你的道，否则文明就不会回到这个国家。扫除那些障碍正是鲍勃·多尔要做的：把我们的国家推向前，不让一个人留下。
莱勒：副总统先生，有人认为，解决文明问题和美国人的灵魂问题，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一个经济问题。你同意这种论调吗？
戈尔：我认为经济是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内城的减税、雇用 100 万摆脱福利制度的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关注经济政策的原因，这项政策已创造了 1050 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并在保护重要项目的平衡预算的框架内还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我们尤其关注贫苦地区，因为我们不能留下任何一个人。我们的特惠区和企业区以及减税， 将鼓励更多的小企业的形成，小企业管理局规定了它向个人贷款的新办法， 过去每个人贷款的途径是不相同的。这些是该计划的组成部分。
该计划的另一部分是“社区发展的财政制度”。有一项法律规定：内城社区的储蓄应当留在社区，虽然不是全部，但有一定的百分比应当留在那儿， 防止钱从社区拿走，投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流动资金中去。当他们在社区投资时，他们会发现偿还率很可观，有更多的小企业开办起来，社区也得到了改
善。这就是今日正在美国发生的事。还不够快，但比以前要快，而且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计划加速它。
肯普：真的不能把强大的社区和强劲的经济区分开，如果没有强大的社区和强健的家庭，大家就不能有强劲的经济。“经济学”在希腊语里是从“家庭”或“家庭的法律和习俗”这个词来的。一个没有职责的家庭——即两个挣钱的人都离家上班，他们不能花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送孩子们去他们挑选的学校，确切地说，只能是联邦官僚机构选择的学校——就不可能是一个强健的、具有抚养、爱、尊严、正义这些与挣钱的人和稳固的工作息息相关的品质的家庭。如果男人或女人要去工作，那应该是他们的选择，而不是为了付税款。
因此，我们两者都需要。我们需要强大的社区——我们需要强大的学校。我们需要学校能培养出来自老师和家长的纪律和自尊。鲍勃·多尔想要增强公共教育，增强师资力量，而不是联邦机构——教育部。
戈尔：多尔参议员说过，他想要废除教育部。他投票反对建立一个“良好启蒙”计划。他强烈反对《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这是克林顿当总统后签署的第一个法案。现在多尔参议员暗示，他如果有机会，如果他当选为总统，他就要取消《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
我们主张用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办法来加强家庭，而不是通过限制他们获得教育机会来加强家庭。
莱勒：肯普先生，说到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认为《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应该取消吗？
肯普：我不会投票赞成它，应该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这届政府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是另一种管制，另一种税收。很清楚，我们美国需要——我惊奇地想到，如果企业不赚钱，如果不提供许多就业机会，如果不是这种增进种子、氧气、资本的形成的政策，即允许公司不仅保留利润而且用它来进行投资，那么人们就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了。我前面谈过， 宾夕法尼亚州的丹娜·克里斯特在兰开斯特开了一家小制造厂或批发中心， 她说如果联邦政府削减资本收益税，她还要开办一个新厂。她希望政府削减资本收益税。对阿尔·戈尔和比尔·克林顿来说，这是某种程度的“滴流经济学”。把这事告诉丹娜·克里斯特，告诉范·伍兹，告诉我在南中央区遇见的男人和女人。告诉任何一个了解民主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人。
我要再说一遍：多尔—肯普政府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们要废除现存的分配财富的这部《税法》，并创造一部崭新的赞成家庭，赞成增长，不再二次、三次、四次地对从工作、储蓄、投资和企业的风险投资所得中征税的21 世纪的《税法》。
戈尔：我记得，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在家里有事或有人生病时，能不能请假。现在，这个法案已经有效运作起来了。过去如果你的孩子得了重病或受了重伤，你必须在医院陪孩子，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有些雇主还说，“你请假时间不能太长”。
我本人就知道有些人因为选择了陪孩子就被老板开除了。别跟我说这事没有发生过。全美国都发生了这种事。
但自从比尔·克林顿签署了他所签署的第一个法案，美国家庭就可以多次协调工作需要与家庭责任的关系。
现在我们想把它扩大到家长教师会上以及预约看大夫的事上。不该取消
这部法案，应当延长它。对此有经验的 75％的企业都说，他们喜欢它，它很起作用。
肯普：噢，比尔·克林顿之前就是这样，比尔·克林顿之后它仍然是这样。
参议员戈尔、也就是副总统戈尔的一个好朋友，参议员聪格斯认为，他怕他的政党要落入爱雇员恨雇主的陷阱。你不能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打入楔子。
企业是在提供家庭请假。他们将继续这样做。他们应当这样做。他们必须赚钱。对企业、资本、劳动力和家庭的征税太高——我们要在新的多尔— 肯普政府领导下减少管制负担和税收负担。
莱勒：先生们，刚才是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是总结性发言，每人 3 分钟。肯普先生，你先请。
肯普：谢谢你，吉姆。我还要感谢圣彼得斯堡人的热情好客，我也要谢谢我的朋友阿尔·戈尔生动的辩论。
我认为这是当今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经历了詹妮·柯克帕特里克说的“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体制下，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消失了或者说露出了本相，种族隔离制的罪恶结束了。确实，下一个世纪，下一个千年面临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我们能否把美国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私人企业的民主实验、限权政府、法治、尊重家庭和传统的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能否起作用，并因此成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福音？
对这届政府我满怀敬意，但他们的外交政策迷失了方向。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软弱就是一种挑逗。显然，我们的经济也未达到这个伟大的国家进入迄今为止世界最兴旺的经济所应达到的标准。
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了。我们周围的文化好像在衰弱，家庭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人们在家里也未感到安全，母亲送孩子去上学也会感到不安全。我们的学校没有在进行教育，这不是老师的问题，他们超负荷工作，我女儿会告诉大家，他们得到的报酬极低。我们了解这些，教育需要加强。
我们需要改革教育、改革福利、改革诉讼和规章。我们必然要改革这部
《税法》，它是本世纪可怕的战争、衰退和通货膨胀的产物，要改革它。我们需要懂得人民潜力的人来领导，我们需要为世界其他地方做好表率，因为他们的眼睛注视着我们；我们要在美国人邻里、社区和家庭中起好带头作用。这样，没有一个人，如鲍勃·多尔在圣迭戈市接受提名的演说中所说的，被抛在后面。
鲍勃·多尔，如我前面说的，是一个有勇气的人，一个讲原则的人，一个在 1945 年为救护受伤的兄弟从里瓦山脉的狐狸洞里爬出来的人。《圣经》上说：“没有一种爱比献出生命更伟大的了。”鲍勃·多尔正是这样。他走过阴暗的低谷；作为我们国家的总司令，他会以邱吉尔的勇气，林肯的原则， 以及不屈不挠的乐观主义精神来领导这个国家。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总司令和下一届美国总统，鲍勃·多尔。
莱勒：副总统先生，请。
戈尔：多谢你，莱勒先生。我还要感谢圣彼得斯堡的人民和杰克·肯普。我对杰克·肯普和鲍勃·多尔十分尊重，他们是好人。
但我不同意他们的政纲，今晚上我力图说清楚这点。我这样做的一个理
由是，再过 27 天，美利坚合众国面临着一次抉择，要在对这个国家的未来的两种方案之间进行抉择。我们的方案是在保护医疗照顾、医疗补助，保护教育，保护环境、空气、饮用水、大沼泽、通格斯、加州的莫哈维沙漠、犹他州的红岩区（所有这一切已经得到克林顿总统的保护）的同时，创造上百万个就业机会，减少财政赤字，平衡预算。
我们还有扩大教育途径的方案。
今晚的听众席上有一家人，麦克尼尔家，他们就生活在圣彼得斯堡，父母均是教师。他们并不富有，但有强烈的价值观，他们重视教育。他们的大儿子是圣彼得斯堡初级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小儿子罗德里克是唐·麦克尼尔所教的那所中学的二年级学生。
罗德里克担心，等他上大学的时候，他付不起所需要的学费。我们的方案提供给他 1500 美元的税收减免，这实际上等于在那所初级学院免费上学，
还提供了 1 万美元的税额减免。这样，没有一家，几乎没有一家，要支付他
们缴纳学费的税。这项方案还对出售住宅的人免税，等于是对 50 万美元的赢利免税，它也对首次购买住宅的人免税。这一切都是在平衡预算的框架内进行的。
由于这样的政策收到了效果，过去 4 年里我们看见了进步。我今晚描述的那项冒险的方案已被许多不偏不倚的观察家认为是于事无补的方案。它会是极大的冒险。
对比之下，我们的方案已收到成效并且会取得更多成效。我们要建设一座通向 21 世纪的桥梁，我们要使这座桥梁既坚固又宽敞，以便让所有的家庭都通过，我们要使它通向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因为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