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与历史之间

I 机会

本世纪初，移民们总是在给他们家乡的亲戚朋友的信中写道：在美国，大街是金子铺成的。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对。铺设我们街道的“真正的” 金子是黄金般的机会，即任何背景的人只要努力工作，机灵能干，就可以获得新机缘，开创新生活。

机会的观念作为统一的动力贯穿于我们的历史。它引导我们尽最大努力，它吸引其他国家的人们抵达我们的海岸，它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投身于一个共同的美国梦，它是美国契约的首要部分。

让我从一个真实的故事说起。1984 年，10 岁的玛丽琳·康塞普西翁的母亲怀着使家人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把家从波多黎各的马亚圭斯搬到罗得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市。有一段时间，玛丽琳成绩良好，但是读了几年中学以后，她辍学了。她在工厂、电影院、杂货店工作，干她能找到的任何活计。玛丽琳说：“我努力工作，但是我认识到我的机会有限。”这时她发现了“国内和平队”计划。这是一项国民服务计划，是我担任总统的第一年经过艰苦斗争推广开来的。玛丽琳说：“我看到年轻人在其社区发挥积极作用，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她提出申请，成为一名助教，在一所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小学里教英语。

现在，玛丽琳说：“教书转而促使我去学习。”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之后，她成为家里第一个获得中学同等学历证书的人。目前她的姐妹都在以她为榜样学着做。她很快就成为一名国内和平队队员。不久以后，她被选派到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去帮助那里的人们制定一项类似于普罗维登斯的社区计划。去年秋天，21 岁的玛丽琳·康塞普西翁作为一名医科大学预科生走进布朗大学。玛丽琳说：“通过国内和平队计划，我能够帮助我的社区、我的家庭和我自己。”她希望将来返回她的社区当医生。

作为国家的职责，确切地说，作为总统的职责就是，通过创造有利于所有美国人的经济增长环境，通过确保所有美国人都有机会抓住增长带来的机遇，开辟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正如康塞普西翁女士的故事所证明的，国内和平队是我们为建设这个国家必须继续履行的职责的象征：给人们提供机会，要求他们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加强属于我们大家的社区的建设。因为只要使每个人都有机会活得体面和成功，我们就会干得更好。

在美国，这永远是获得成功的规律，而把握这个规律，一直是改变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关键。让我们回顾一下 1992 年，当时失业率达到了高峰，赤

字达 2900 亿美元并且继续上升。在仅仅 12 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国债上升 4 倍之多。迅速增长的全球经济要求我们的公司具有新水平的竞争力，有些企业也的确为此正在奋力拼搏。技术进步对每个人都提出了新要求，尤其是教育和技术方面的要求。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于是那些没有机会的人即使加倍努力地工作，还是被抛在后面。

为了再创机会，我们必须扭转逐步上升的赤字，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并给予人们提高其收入的机会。自从 1993 年任职以来，我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推行了一项扩大机会的战略：首先，整顿国家经济，促进企业繁荣，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其次，扩大美国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第三，在我们的人民身上投资，使所有的人都拥有在信息时代获得成功的手段。目标是明确的：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能够参与 21 世纪的竞争，并在竞争中取胜而做

好准备；为在 21 世纪使每个孩子——无论其种族、阶级、宗教或信条如何—

—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追求大街上处处“铺满金子”的未来而做好准备。为了实现这个机会战略的第一部分——整顿国家经济，我们集中精力削

减一半赤字，促使利率下降，刺激私人投资以推动国内停滞不前的经济。这一战略成功了。当我竞选总统时，就业增长处于“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失业率接近 8％，赤字剧增失去控制。我当选以后，与国会进行了艰苦激烈的斗争以通过一项新的经济计划。这一计划以最微弱的差额在两院通过。共和党人没有为之投一张赞成票，而副总统阿尔·戈尔投了打破平局的一票，使该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当时，现任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说：“这将导致衰退。”现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理查德·阿米则对我们的计划发表意见说： “很显然，这是扼杀就业机会的计划。”现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约翰·卡西奇认为：“这项计划行不通。”得克萨斯参议员菲尔·格拉姆说：“如果我们正式通过这一法案，美国经济将变得更虚弱，而不是更强大；自今日起， 4 年后赤字将比现在更高，而不是更低。”

好了，3 年半以后，我们没有扩大赤字，我们把它削减了一半有多。当我开始执政的时候，赤字是 2900 亿美元，并且在下一年可能达到 3000 亿美

元。今年，我们将把它减至 1170 亿美元。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我们要支付

我执政前 12 年来迅速积累起来的债务利息，我们就会实现预算盈余。

进一步削减赤字，实现预算平衡，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赤字包袱今天拖住我们的后腿，明天还将危及孩子们的未来。降低赤字带来利率下降，使更多的美国人能买房子，买汽车，能开业，能上大学，能为他们自己及其家庭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当然，我们也不能为降低赤字而牺牲我们的未来。这就是去年预算战的全部争议所在。去年底和今年初，我与共和党控制

的国会就联邦预算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国会和我的政府都提交了为达到预算平衡而大力削减开支的预算案。现在，分歧不在于做什么，而是怎样去做。他们的方案是急剧减少必不可少的教育和环境方面的投资，并大幅度减少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项目的开支。正如我在国情咨文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大政府的时代过去了。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对孩子们、对双亲和祖父母，以及对子孙后代的责任。这就是我的预算案（到 2002 年它同样能够消灭赤字）不急剧削减医疗照顾、医疗补助、教育或环境投资的原因。

国会顽固地坚持进行这方面的裁减。他们不是着眼于平衡预算，而是着重提出他们的观点，即我们的政府靠边站，让人们自谋生路，市场就能解决问题。市场确实是了不起的，然而市场（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中）并不能给予我们安全的街道、清洁的环境、平等的教育机会、贫穷婴孩的健康孕育以及健康而可靠的晚年。共和党相信我仅仅为了保证政府在资金大减的境况中维持下去，就要屈服于他们。但是我并不是为“政府”而战，我是为美国的未来而战，为一个不同以往的、较少官僚主义的、帮助人们自救的现代方案而战。当我不屈服的时候，他们两度关掉政府，从而伤害了许多人。最后，我们又回到议程上来，如何平衡预算的讨论仍在继续。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相信，我执行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让我们看看证据。事实上，与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相比，现在我们的赤字比率在世界所有大国中是最低的。正如我说过的，如果我们不为前两届政府迅速积累的债务支付利息的话，我们已经实现预算盈余。

就经济方面来说，现在的经济状况是 30 年来最健康的，表现在低失业

率、低利率、低通货膨胀率诸方面。拥有自己的住房的美国人增加了 440 多

万。有 1000 万美国人以更低利率的再筹资金支付房屋贷款。妇女和少数民族拥有的企业空前增多。美国已经成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世界冠军。从我的政府干 1993 年 1 月开始工作到 1996 年中期，我们的经济已经创造了 1000 万个新工作机会，这些工作机会几乎都在私营部门。企业缩编在过去几年里被新闻媒体广为宣传，那些因为缩编遭到裁减的人们确实应该得到大力支持，他们应该重新找到有前途的职业。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提供了千百万个新工作职位。

几年前，大量新增工作的工资水平很低。现在不同了，最近两年里新出现的正式工作机会中，有三分之二的工作属于中等以上工资水平。经历了 10 年停滞以后，平均工资终于又开始上升了。

随着利率降低以及通货膨胀降至肯尼迪政府以来的最低点，美国企业正在茁壮成长。1994 年，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把美国列为世界上最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这是 10 年来的头一次。1995 年，他们仍将美国排名第一，并且指出，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优势地位还在扩大。我们的出口达到创记录水平。企业投资达战后最高水平，并已经初见成效。例如，美国钢铁制造业重新振作起来，它创造了比 1940 年以来任何年份都高的出口额。通用汽车公司去年

新增 4000 名工人，而该公司近 10 年来不曾雇佣过一名新工人。实际上，到

2003 年，3 家最大的汽车公司将以优质高薪雇佣近 17 万名新工人。美国再度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业的领导者。

结果，目前这一时期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最好时光。但是我完全知道，仍然有很多美国人生活在困苦艰难之中，对他们来说，我们这台经济机器引擎中的齿轮还没有磨合好。部分问题在于美国正以一种世界其他国家无以匹敌的经济动力创造着就业和机会，这种经济动力具有内在骚动性和破坏性。新企业形成，老企业衰亡；新职业出现，旧职业消失；新工作增加，旧工作剔除。

我们还必须面对这一事实：我们的一些同胞很愿意努力工作并遵纪守法，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奖励。处于这种境况的美国人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居住在经济上孤立的内城地区和农村社区的人们，因为那里没有新工作，所以他们没有感觉到经济复苏。二是这样一些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挣时薪的钟点工。由于不具备在全球经济中获取酬劳的那种技能，所以他们虽然工作努力，但没有成功。还有一种是在企业缩编中被裁减下来的人，他们大多人到中年，要花很长时间寻找与其以前工作报酬相同、福利待遇相当的新职位。解决他们的困难的答案是：通过已使我们的经济得到复苏的政策，通过

富于创新精神、带有预定目标的切切实实的努力去促进更多的经济增长，增加更多的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实施更多的教育。不能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针而放弃我们所做过的一切，这一方针不仅无助于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且会暗中损害其他人的机会。

从二战结束到 70 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人都富足平安。从那以后，直到两年以前，实际工资下降了，大多数有工作的美国人只能被钉在一个地方上班。另外，各种补助金（健康保险费、公司抚恤金分配额、红利）在某些人是增加了，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周末信封中的工资支票没有明显增加，而且收入不像以前那样有弹性，实际购买力（与我们拿到的工资相比的购买东西的能力）下降了。对许多美国人来说，美国梦似乎正在飘逝，难以企及。

我认为，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走向成功的机会和能力，否则美国的民主不能存在下去。美国人不忌恨成功的人们，而是欣赏他们。不是在成功的人们更成功之际，而是在没有成就的人们没有机会做得更好的时候，怨恨才会在我们的社会浮现。人们希望获得机会以做得更好，这是美国梦的核心。我们有责任保证他们拥有那种机会和能力去抓住它。

整顿经济对我们实现这个日标大有帮助。认真负责、目标明确的减税计划也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诸如为那些小企业减税的计划和“收益优惠计划”。“收益优惠计划”是专为降低最贫困的劳动家庭的所得税而设计的，这样的家庭计有 1500 万人。一个年收入 28000 美元的四口之家，所得税的减

免大约相当于 1000 美元；对于那些税收不到 1000 美元的家庭，甚至可以从政府得到现金补贴。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保证每个全日工作并且有孩于的人摆脱贫困，而不致于因纳税而陷入贫困。

另外，通过我们的“特许地带和企业社区倡议”，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使整个社区摆脱贫困。在这种努力的引导下，千百万美元的新投资进入全国各地的街道和社区，这些地方在过去总是缺乏经济机会的光顾。

要得到更多的增长和使勤奋工作的家庭得到更多的经济机会，我们仍然有很多能够做而且必须做的事。我有一项为美国家庭提供特定目标减税的预算平衡方案：在标准所得税扣除额的基础上，给他们的每一个孩子 500 美元的税额减免；条件更优厚的个人退休金帐户，该帐户含有可用于重要投资而不受处罚的基金，如首次购买房屋，继续教育，甚至急诊；给交纳大学学费提供的税额扣除数高达每年 10000 美元，而上两年制的社区大学的税额减免

则达到每年 1500 美元。

当我们进一步展望未来，就会清楚地看到未来经济机会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掌握技术优势，这对个人和企业同样重要。这是我努力奋斗，避免减少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发展方面投资的原因。技术发展，更重要的是先进技术的民主化，不仅对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且对我们的每一个国民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让国家分出技术的富人和技术的穷人。我们必须在跨入下个世纪的时候，使技术成为服务于我们而不是伤害我们。团结我们而不是分裂我们的一种力量。我们必须使它成为一种增强我们的才能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将使我们作为个体、作为国家适应新时代，并在新时代里竞争和获胜。

我相信在 10 年以后，当我们回首这一时期就会看到，《电信法案》的通过将作为促进技术民主化的最重大的贡献之一载入史册。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法案。它不仅包括广为宣传的、可以帮助父母清除暴力和其他一些不合时宜的电视节目的 V-芯片技术，而且包括大量的促进技术向乡村、内城街区、医院和学校扩展的条款。即使如此，这也只是个开始。

在我们可以认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有机会充分享受自己的生活之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美国人目前正处在比 4 年前更好的经济状态中。我的经济机会战略的第二部分是，帮助美国人获得最大的全球贸易增长

利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经深深地影响到工作、工人和工资。资金、管理和技术是流动的，开放市场就意味着外国产品进入美国，这些产品是由低工资的人制造的，美国人不能靠这样低的工资生活，这有可能使一些美国人失去工作，并使另一些人的工资得不到提高。

但是，总的看来，贸易已经给大多数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由于出

口我们的飞机、电信设备、食品、电影和汽车，美国人获得了成千上万个好工作。出口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大大高于那些只在美国国内经销产品的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

如果你关心过最近两年关于贸易问题的狂热争论，你也许会知晓关于处理我们的经济全球化问题有两面之辞。一方面，你会听到有人主张，围绕我们的国家修一道城墙，阻止外国产品进入，只在我们自己之间进行贸易。另一方面，你会发现有人说，我们需要完全自由的贸易，我们向其他国家广泛开放市场，同时希望他们也对我们开放他们的市场。这两种观点都错了。我们不必建城墙，我们需要架桥；我们不需要保护主义，我们需要机会。但是在一个存在强烈竞争的世界里，我们也需要比自由贸易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公平规则下的公平贸易。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为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贸易总协定如此努力斗争的原因。前者有效地为美国产品打开了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市场，后者正在帮国外的美国公司开辟公平的竞技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美洲首脑会议期间通过艰苦努力，加强我们与拉丁美洲之间的贸易，并探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的扩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通过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与我们的太平洋周边邻国密切合作，创建世界上最繁荣的地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和另外一些先进的工业国继续努力实现国际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进一步协调我们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并在开放贸易的全球经济规则基础上，进行艰苦但是公平的谈判。

在 3 年半时间内，我们总共谈判签订了 200 多份贸易协定——仅和日本

就签订了 21 项。另外，我们于 1993 年制定了美国第一项“国家出口战略”，最近又制定了一项新的农产品贸易战略。主要由已故商务部长罗恩·布朗的卓越领导，我们与美国企业界领袖共同努力，为我们的产品和投资开辟新市场。结果如何呢？出口额空前高涨。的确，仅以我们与日本的 21 项协议计算，出口额增加了 85%，这些出口项目包括汽车、移动电话，甚至包括大米！

作为我们努力创建一个新的世界贸易体系的结果，对美国人来说，今天的世界不仅是一个更好的经商、赚钱和提供就业的地方，而且也是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实际上，在自由市场基础上与国外进行公平贸易比在美国单独致富的收益要多得多，它还使每个交易伙伴都富裕起来。全球贸易扩大了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各地的消费需求，促进了投资和增长，使人们摆脱了贫困和无知，增进了理解并有助于消除相互之间长期持有的敌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地去帮助东欧、俄罗斯和前苏联成员国建立自由市场体系的原因。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在中国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推进商业自由化的原因。正如民主为商业创造世界安全一样，商业也为民主创造世界安全。这是一条双行道。

在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我们必须努力捍卫这些成就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前进。我们必须继续与贸易伙伴在减少关税壁垒和坚持要求他们遵守公平贸易规则方面进行谈判。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全球经济和我们的企业，使之不受欺诈和不稳定的贸易体系的损害。当我们继续努力开辟新市场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工人和环境受到保护，并探讨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动质量，改善环境状况的途径，我们的经济安全有赖于这一进程。

我的机会战略的第三部分，就某些方面而言，是度过这次长期衰退的最关键部分，即向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未来投资，即在科研和技术方面，在教

育和技能方面，在加强工作的家庭方面进行投资。在这一章的其余部分，我要依次谈到各个方面，但实际上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即每个美国人在下个世纪获得成功所要具备的“职业技能箱”。

今日普通美国人的前途受着一个主要力量的驱动，这一力量是：瞬息万变的经济——我们生产什么（更多更复杂的商品和服务，较少的基本产品）；我们怎样生产（更多的技术，较少的体力劳动）；谁来生产（更多的熟练工作，较少的非熟练工作）；以及我们生产得怎么样（生产率的高低）。

对这些变化的恰如其分的反应不是像某些国会共和党人所鼓吹的那样，削减我们未来的投资。恰如其分的反应是对人们的能力增加投资，即通过每个人在他自己身上，通过私有企业在其雇员和生产技术上，通过政府在经济机会的各个基础方面如教育、培训和技术方面进行投资。这样我们就能够抓住并广泛地分享这种迅速变化产生的利益。

需要什么样的投资呢？是那种有助于今日美国人在未来获得成功的投资；是那种培养孩子们使其能在下个世纪参与竞争的投资；是能使美国人经受住无常变化，并从变化中受益的投资。简短地说，是那种保证所有美国人有能力做出真正选择的投资。

不久以前，我访问了新泽西州的尤宁城，并在那里看到我们的未来。尤宁城是一个移民人口和低收入家庭很多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学校在极端贫困的境况中运作，以至于州政府最后威胁说要撤掉这些学校。但是，尤宁城的人们没有认输，没有把教育他们孩子的任务交给州政府或私营企业，像有些教育机构所做的那样。相反，他们齐心协力地办学。教育委员会投票赞成学校现代化，该市提交了新的保证书，州政府拨付了新基金。教师和另一些专家编制了新的基础课大纲，并彻底检查了学校管理制度，给予学校更多的预算控制权。该地区的电话公司贝尔大西洋公司捐赠了计算机，并建立了信息资源室。他们还向家庭捐赠计算机，并使它们与学校联网。父母周末能到学校接受培训。现在他们能够通过电子信箱与老师保持联系并且更直接地参与孩子们的教育。结果呢？考试成绩和毕业率上升了；逃学率和退学率下降了。

尤宁城运用技术不仅加强了学校的工作，而且也强化了社区的整体性。实际上，他们使技术民主化了，使它更迅速地被孩子们和父母接受。

今后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这是我和副总统戈尔试图在今后 4 年内，使全国各地的每一间教室和图书馆都与互联网络联网的原因。这一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1996 年 3 月 9 日，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了一个电子聚会，这时全州的学校都开始与互联网络联系起来。学区当局负责组织工作，家长则尽其所能做各种事情，从卖杯形蛋糕筹集资金到修整校舍。全州 100 多家高技术公司，包括 SunMicrosystems 公司、苹果电脑公司、MCI 公司、AT＆T 公司、Netcom 公司、AinericanOnLine 公司、SchO1asticNetworks 公司、网景公司以及微软公司，捐赠了硬件和软件。而电讯工人国际兄弟会和另外一些劳工组织帮忙铺设了 600 万英尺的计算机电缆。这只是个开端。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该州将近四分之一的学校接通了互联网络。同时根据本届政府发起的另一项全国性倡议，全国家长一教师协会、教师联合会和美国学区委员会联合会正努力保证美国的老师们能像使用粉笔黑板那样轻松自如地使用电脑。按照“21 世纪教师倡议”，10 万名教师将培训 50 万以上的教员，使之学会如何利用电脑、软件和工作网教学。

但是，仅有这些创新，我们的工作还不够。我国增长的关键一步是，我

们还必须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跟上时代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我国在上一世纪实现了基础教育义务制，在本世纪完善了中学教育水平，并通过了《士兵权利法案》，使大学可以面向复员军人。

现在是再一次提高教育水平的时候了。1983 年，当我在我的家乡阿肯色州担任州长时就开始了这一进程，我决心使本州成为教育改革的带头人。我创办了“教育标准委员会”。经过几个月的工作，通过与乐于提供帮助的家长和教师进行数十次公众会议讨论，我们宣布了一项内容广泛的教育改革计划，为学生、老师和学校制定了标准。同年，“全国杰出教育委员会”发表题为《处于险境的国家》一文，对全国学校中的“庸才增加的趋势”发出警告，并号召全国公立学校实行彻底的改革，以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迎接新时代的教育和技能方面的挑战。

1989 年，我和其他州长与布什总统举行了第一次教育首脑会议。我们一起拟定了一个广泛的教育改革目标。我们要让每个愿意学习的孩子进学校，要让每个孩子熟练掌握一些关键科目，精通数学和科学，要让每个孩子从安全的、没有毒品的学校毕业，准备为世界工作。我们确信，你对学生期望越高，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就越高，他们达到的目标也就越高。我们觉得对老师和学校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他们期望很高，并训练他们，使其发挥水平，他们就对自己期望很高，并会作出创造性的、令人惊喜的成绩。

今年州长又聚首开会，这次会议有许多我们国家的企业领袖参加。他们检查了改革进展情况，并重申了他们的义务。自第一次教育首脑会议后的 7

年时间里，60％以上的 4 岁孩子现在都上了学前班；接受核心课程的年轻人已经从 1982 年的 14％上升到 1994 年的 51%；全国数学和科学成绩上了一个等级；86％的年轻人正在完成中学学业。

另一方面，制定“国家标准详细说明”的努力成效不一，这种“国家标准详细说明”具体规定了学生在升入下一个年级之前应该学到些什么。数学和科学教育水平已经取得进步，但是制定全国历史和英语教学标准的努力受到广泛批评，致使标准评估的主要工作已经转移到州和地方政府官员身上，毕竟是他们对美国公共教育负有主要责任。

在联邦政府一级，我们努力帮助他们制定明确无误的标准，即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教什么，我们的孩子们学什么，评价他们在完成这些标准中过程的表现，并做到在他们没有尽职时使其承担责任。例如，我们调集了各种资源，以帮助扩大“启蒙计划”，使孩子们上学之前就有所准备并能够学到东西。我签署了《2000 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授权教师、校长和家长通过运用尖端技术、尽量少的联邦法案和挑战性的学术标准，通过日益增多的父母对学校以及孩子的日常功课的参与，来改进学校工作。

现在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保证教育能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能适应未来的要求。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必须支持学生、老师和学校达到最高水平。我们必须保证学生能够证实自己有升学和毕业的能力，教师也必须证实自己的能力，而且我们要准备奖励最优秀的教师，并将那些不合格的人公正而迅速地免职。同样地，我们应该奖励那些最好的学校，而关闭或重新设计那些失败的，尤其是那些不安全的学校。这是我扩大学校选择权和发展特许学校的原因。特许学校是由父母和老师创办的，由学区核发许可证的新学校。这是我宣布一项 50 亿美元新计划的原因，该计划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共同进行总额达

200 亿美元的投资，尽可能地整修翻新内城地区、郊区和偏僻市镇的校舍，

并使之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如果这些地区的学校残破不堪或者教室太过拥挤，我们就不能，尤其是不能在 1996 年秋季学生入学高峰期之后培养好我们的学生。

我们还必须继续重新考虑学校在我们社区中所起的作用。我们支持推广创办“社区学校”，这种学校 3 点钟以后继续开放，并且既是青年人，又是成年人的社区活动中心。我们还必须做出更多这样的努力，使青年人更少地在大街上自相残害。在多数州，我们鼓励由企业团体设计的“从学校到工作机会”的计划，为那些没有马上进入 4 年制大学的青年开辟更多的通向未来的途径。我们必须尽更大的努力。

人们即使在一流的中学受过教育，也不足以在今天的经济竞争中获得成功。这是我致力于推进重要的“大学机会战略”的原因。过去 10 年里，我们的经济生活最清楚地表明，获得高工资的途径是接受高等教育。在今年的教育首脑会议上，美国公司领袖最明确的表示之一就是，今年他们需要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拥有更多技能的新员工。

像许多同代人一样，我经常想起《士兵权利法案》对我们的父母和我们的国家在促进战后空前繁荣方面是多么重要。这是我要在世纪之交为尽可能多的美国人大开高等教育和机会之门的原因。

在过去 3 年半期间，我们采取了许多步骤使大学对美国人来说，更容易进去并能够负担得起费用。我们实施了一项大学直接贷款计划，这一计划降低了贷款费用，并向学生提供更多的还债途径，包括按其未来收入百分比偿还的方法，这样就使学生不至于因担心不能偿还债款而离开大学。我们试图每年为来自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扩大“佩尔资助款计划”。当然，我们还通过了国民服务计划，建立国内和平队，这一计划已经使将近 45000 名年轻人通过为国家和社区服务的方式来读完大学。

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这是我号召到 2000 年将“大学工

作学习计划”由 70 万个名额扩展到 100 万个名额的原因。我要求各大学更好地运用这些资金，使千百万大学生从事社区服务工作。我要求各中学奖励每个能做一些社区服务工作的学生，并要求给那些为其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学生每人颁发 500 美元的国民服务奖学金。

此外，我建议让美国人能够用他们的个人退休金帐户交纳大学学费；我要让每所中学的 5％的最优秀学生每人得到 1000 美元的奖学金。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进步。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时代迫切要求我们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上大学，让第 13 年和第 14 年的教育像头 12 年一样普及。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已经提出了两项新的家庭减税方案。它的费用全部由我的预算平衡案中的经费削减部分来提供。首先，我要求国会通过一项使一个家庭每年税额减免高达 1 万美元的法案，以帮助支付中学以后的所有

教育费用。其二，我提出一项费用达每人每年 1500 美元的税收信贷计划，为

社区大学或 4 年制大学学生提供头一年的费用。如果学生平均成绩保持良好

（B）或更优秀，该贷款可延续到大学二年级，这样每个人至少可以完成两年的大学学业。我称这项税收信贷计划为“美国希望奖学金”。

这些新提案将为所有愿意为美国服务的美国人敲开大学之门，提供就学机会，而不用考虑他们的支付能力如何。这些新提案还使每个成年人都有可能接受教育和培训，从而使其不必固守在某个没有前途的职位上。简而言之，只要学生们承担责任，它们就为其创造机会。这些提案重立契约，这个契约

过去使我们建设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也是保证美国人在下个世纪有能力赢得机会的关键因素。

至少两年的高等教育，将增加美国人获得并保持高薪工作的机会。美国不能担保所有的人在同样的公司的同样职位上终其一生。那不是，而且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制度所要做的事情。但是，在当今动荡不定的经济中，人们必须懂得：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他们总是有办法找到为寻找新工作所需的培训的途径。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数美国人都住在有良好的社区大学的地方，这些学校驱车可至，距离不远。它们在为其毕业生安置好工作方面成绩斐然。

前不久，我收到一封来信。写信人是个 65 岁左右的失业工人，他 4 年前失去他在航天飞机工厂的工作，并且不知道转向何方。但是他写信给我们，我们就帮他联系参加一种国会有些人试图取消的培训计划，那个人在他 60 多岁时又开始了向上的新生活。他又工作了，有尊严，能养活自己和家庭。这不是一种浮夸的计划或过时的主张，这是帮助人们走向未来的计划。

我认为，就像根据《士兵权利法案》送二战老兵上大学符合国家利益一样，帮助现职工人扩展教育技能，帮助下岗工人重返学校，也符合国家利益和机会原则。我们已经进入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知识一直是获得个人机会的关键，而现在则成为整个社会获得成功的关键，并且真正成为划分那些一生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人与那些有落后之虞的人的界限。我们现在知道，任何一个工人，现在无论处在什么年龄段，每接受一年的工作培训或高于中学水平的教育，其未来赚的钱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提高 6％到 12％。如果我们要让美国人挣更多的钱，我们就必须帮助他们学习更多的东西。

美国最好的公司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哈利-戴维森公司，这个使汽车工业重返美国的公司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设立培训中心，对其全部工人进行数学、写作、阅读技能方面的基础性课程和高级课程的训练。摩托罗拉开办了自己的“大学”。联合技术公司提供给它的雇员获得另一个学位所需要的时间并资助其学费——不管该学位与其工作是否直接相关。它们都认识到，受过较好教育的职员会是较好的职员，实际总是如此。另外许多公司提供了广泛而持续的培训，以便他们的雇员能轻易地从一个工种转向另一工种，并以更大的责任心提高其工作质量。

我鼓励更多的公司向美国公司中的先行者学习，这样做最符合公司自己的利益。正如联合航空公司总裁杰拉尔德·格林沃尔德在我今年于华盛顿召开的一个关于企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会上所说的那样：“在美国，每个企业领导人都认为雇员是我们最重要的财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机器大修方面的投资比我们培训⋯⋯雇员方面的投资更多呢？”我知道许多公司太小，不足以提供复杂的培训计划。但是我也不想让他们的工人落后，因为我不想让美国落后。

因为下岗工人和仍然在职的工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提高技能，以求进步，所以我于 1994 年，并于 1996 年再一次为美国工人提出了新的《士兵权

利法案》。该法案简单可行。首先，它把 70 项重叠的项目合为一体，废弃过时的联邦财政担保金培训制度，并用这些替代资源来资助一项简单的每份2600 美元的技术补助，当工人们愿意上学或接受培训时，可以使用这笔补助金。第二，给州政府更多的灵活性，以满足雇主和工人对培训的需要。第三，扩大“过渡职业中心网”这个已经由各州政府创建的网络计划，向现职工人

和正从学校学习过程过渡到工作的年轻人提供有关工作、职业和各种不同训练机构的成功率等各方面的信息。

法国伟大作家阿纳托尔·弗朗斯曾经说过，穷人和富人有同样的自由晚上躺在大桥下面。哪怕在一个自由社会，只有当人们有能力享受自由时，才能进行真正的选择。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职责就是保证美国人拥有这种能力，即让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作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作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公民，能够真正地享受人生。而这意味着投资——明智而又始终如一地

——在教育方面，在扩大大学教育途径方面，在培训和再培训美国劳动者方面。我们不能保证每个美国人成功，但是我们能保证每个美国人拥有成功的机会。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大多数人都将抓住这种成功的机会。如果我们尽职，我们所有人都将在 21 世纪的美国拥有更多的机会。

在对各个层次的教育机会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我们还需为劳动家庭建立安全保障，在新的经济中保持他们的健康，保证他们的养老金的可靠性。养育家庭，关心父母，平安退休，这些机会有赖于如下改革：保证工人在职业变动期间不失去他们的健康保险，保证任何公司不非法盗用在职雇员的退休金或限制新雇员获得退休金的机会。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小公司工作，这些小公司不给他们提供健康保险，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劳动大军中享有健康保险人数的比例比 10 年前

更小了。尽管 65 岁以上的美国人享受医疗照顾，但我们却是西方工业国中唯

一不向 65 岁以下的所有劳动者提供健康保险的国家。

在本届政府执政初期，我们努力推进内容广泛的健康保险改革。多亏两党通力合作，所以尽管还存在更大的挑战，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项新法规，除了别的一些规定外，该法规保证，人们在变换工作或者家里有人生病时，不会自动失去他们的健康保险。这是为劳动家庭提供经济保障的重要新途径。

但是我们还必须继续努力。首先，我们应该向失业工人提供帮助，使他们在找到新工作以前不失去健康保险。这项改革是我的而不是共和党人的预算平衡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还要让小企业更容易地购买保险风险金，这种保险风险金数额很大，能以较合理的成本向小企业提供保险。例如，斯塔巴克咖啡店现在是一家大约拥有 15000 名雇员的、遍及全国的大联锁店，但它并不是一直这么强大的。然而，他们却一直向其雇员提供健康保险，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其次也因为他们搞了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如果他们不向其职工提供健康保险，这些职工一年内可能离职。由于斯塔巴克已经花了数千美元培训每一个新员工，他们简直承受不了那种人员流动所造成的损失。健康保险不仅使他们的职工感到更安全，它也为公司带来回报。这样做不仅给职工，而且也给雇主带来更大的利益。有时候人们的行为既合乎道义，又对自己有利。我们应该鼓励这种行为。

我们还应该鼓励公司为其工人提供抚恤金和退休金计划，要保护努力工作的美国人的退休金不被其雇主非法盗用。全国职工中，大约只有一半的人受益于退休金计划。在雇员少于一百人的绝大多数公司中，四分之三的雇员没有退休金。这不太好。我们要让工人更从容地从其现行的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供其退休后使用。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由于养老金资金储备严重不足，且易于被雇主滥用，所以我们必须确保退休金的安全。1994 年，国会通过了由我提出的

保护 4000 多万美国人的退休储蓄金的法规，这些人原来的储蓄金或者严重不足，或者因为企业兼并或破产而处于危险境地。从那时起，我们就呼吁保护工人的退休金，使其不被雇主骗取；我们还努力阻挡由共和党国会制定的那些使雇员的退休金更易于被雇主“非法盗用”的计划。我最近签署的最低工资法中，包含了我提出的关于提高退休金覆盖面，增强退休金的灵活性和可靠性等建议的许多内容。它创立了一个自愿的小企业退休金计划，该计划使这些企业更容易地向其雇员提供退休金。

关于健康保险范围，当工人变换工作或失业时，他们应该能够带走退休储蓄并保持对储蓄金的权利。现在，可以转移的退休会不多，可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可以领取其退休金之前改换了工作。当美国工人改变工作或从原来的岗位裁减下来时，他们必须能够马上使其退休金转移到新的雇主的计划中而不需要等一段时期。所以我们要让雇主更易于接受这种来自新雇员的滚动式退休金。这项法律还包括我提出的，取消新雇员加入新雇主的退休金储蓄计划的等待期的建议。

当然，这三项经济机会战略——整顿经济秩序，挖掘全球贸易潜力，对人民的能力投资——要改善一般美国人的基本生活轨迹尚需时日，但是变化正在发生。1994 年，我的经济计划得以通过后的第一年，家庭收入多年来第一次全面提高。从最穷到最富，每个类型的家庭的收入都真正提高了。从 1994 年开始，个人收入持续增加，超过了通货膨胀的速度。1995 年，个人收入增加率比通货膨胀率高 2.6％。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工资增长是 5 年来最快的。无可置疑的是，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了，房产拥有率已经达到 15 年来的最高水平。

我们的机会战略正在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必须依循它去创造更快的增长，更多的高报酬工作，以及更多更成功的企业。我们可以平衡预算以保持利率下降，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健康保险和养老金方面的选择权，为我们的产品开辟更多的市场，对教育、新技术和研究进行更多的投资，并且把教育、儿童抚养和那些经济仍然很虚弱的地方作为减免税的目标。这些措施将帮助更多的美国人救助自己，保证经济更快增长，保证我们共同走向未来。

有些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策略，他们以前也提出过这样的战略：实行全面的、我们难以承受的税收减免。如果将其付诸实现，就会急剧扩大赤字，提高利率，还会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甚或为这一战略付出代价，即要求我们削减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项目，大砍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用，其数目甚至大大超过已经被我否决的那个预算计划。两种途径都会减少机会，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彻底伤害努力工作的美国人。这样的计划是不负责任的。

机会是美国契约的一半，另一半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