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责任

在商业部长罗恩·布朗及其他许多优秀的美国人因飞机失事遇难后，我在布朗的办公室见到了布朗的老友和邻居肯特·阿莫斯。让我给你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15 年前，肯特·阿莫斯是施乐复印机公司一位成功的管理人员，并且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他的妻子卡门也在这家公司工作。他们住在华盛顿特区，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威斯利，另一个叫德比。另外他们还抚养着 87 个孩子。第一批孩子是他们自己的孩于的朋友——来自破裂家庭的朋友，来自苦苦挣扎的单亲家庭的朋友，以及根本没有家的朋友。他们放学后围聚在阿莫斯的家里等着吃饭，吃完后还留下来住宿。这些孩子中有许多人陷入困境或正在走向困境。阿莫斯一家供养他们，关怀他们，保证他们每天晚上刻苦学习，参加他们的游戏，分享他们的快乐，使他们大多数获得大学的奖学金。每年肯特家供养孩子的人数都在增长。肯特和卡门未能挽救所有的孩子。他们埋葬了“他们的”4 个孩子。另有一个因为偷盗进了监狱，在同一所监狱里还有他的生身父亲和继父。但肯特保证让这孩子在狱中获得正常的教育，当他刑满释放后为他找到一份工作。

阿莫斯夫妇推测，他们每年要花自己的两万美元来抚养这些孩子。接下来，肯特创办了一家非赢利的组织，有像施乐这样的公司对此提供了帮助。今天，他的城市家庭研究所倡导改革家庭和社区养育孩子的方式，使任何一个面临危机的孩子都在有责任感、有爱心的成人的监护、督促、抚养和关怀下成长。他已经找到其他家庭来帮助抚养孩子，目前他正在同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商谈有关把公共住房项目变成“城市家庭大学” 的事，在“城市家庭大学”里，父母亲和孩子能学到他们在生活中要取得成功所必须知道的东西。

肯特和卡门夫妇是典型的美国梦的最好范例：他们有前辈非洲裔美国人得不到的机会，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在个人、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中表现了责任感。对他们来说，这还不够。恰如肯特告诉我的一样，他逐渐认识到，如果他想要他的孩子有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良好、安全的环境，他就必须把他的影响和父爱推及到他孩子的同班同学身上。当肯特·阿莫斯这样做时，他就开始建立了一种用来养育孩子的非凡的居住小区，正如我妻子在有关这个主题的书中所提到的一样。

我知道，我们不能邀请街坊中所有遇到麻烦的孩子都到我们家里并且供养他们，但是我们每个人能够首先在自己的个人、家庭生活和工作中负起责任，其次作为公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来使我们的社区和国家强大起来。如林肯所说，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创立了一个“信奉自由”的国家，但他

们清楚地了解当今许多美国人所忘记的东西：自由只有在与责任一起运用时才发挥作用。例如，我们有言论自由，但同时也有根据民法来讲话的责任；我们有集会的自由，但也有和平集会的责任；我们有新闻自由，但也有真实、准确、公正报道新闻的责任。

没有责任感，任何自由社会都不会繁荣。例如，如果没有责任感，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就盛行欺骗消费者、内部交易、虐待雇员等现象。如果没有责任感，社会精英的智力只会创造出一种狭隘的利益集团政治，为自己的无能辩解，而不能力更大的公众利益服务。如果没有责任感，个人的自由只

不过是自私自利。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美国的被共同目的凝聚在一起的社区就会受到削弱。

美国不只是意味着个人享有他们的权利。我们民主的标识在于个人和家庭，企业和劳工，政府和社区组织，它们全都对我们的孩子、老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负有责任。开国元勋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在《宪法》的序论中说：我们的目标不仅是“确保我们自己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而且要确保“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是“增进全民福利”。他们认为前者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眼前的喜悦转向我们对孩子的责任，而后者则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向彼此间的责任。因此，从一开始，机会和责任就相辅相成。

这个政治理论虽然创立于两个世纪以前，但在今天仍然适用。在我成长的那个时代，美国人可以很随便地走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街道上，心中毫无恐惧感。有私生子是很稀罕的，也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父亲放弃他们对子女的责任。社会福利是那些能工作但暂时处于困境的人们的一个驿站。在全美国的街头巷尾，随便一个人都能说出林登·约翰逊总统离开华盛顿回得克萨斯家乡小镇时说的话：“在你生病的时候，人们理解你；在你离开人世的时候，人们关心你。”对于生长在今天的许多年轻人来说，那只能存在于电视中再度上演的黑白电影里。

从事政治的人正竭力找到解决各种各样深刻的社会问题的办法。我们大家都知道，许多社会问题是由缺乏个人责任感而引起的：十几岁的少年母亲离开学校靠福利生活；赖账的父亲放弃他对自己孩子的责任；罪犯向我们周围的人伸出魔爪，掠劫同胞；邻里们向贫困的孩子背过身去；企业的总经理不能善待他的职员或埋掉有毒的废物。

美国是建立在相互的责任的基础上的。如果我们想使 21 世纪的梦幻成真，那么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加强这个基础。因为许许多多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要求人们重新节制自己的生活，承担义务，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我们必须发展基于社区合作的个人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依赖庞大过时的官僚机构。我们必须主动帮助人们，作出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灾难性的、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代价高昂的决定，那是全国的责任。

过去 4 年里，我们在 4 个广泛的领域里执行这种责任：首先，通过别的事情，如福利改革和预防犯罪来加强个人和社区的责任；其次，通过革新联邦政府来更好地担负起公共的责任；第三，鼓励企业对工人及其家庭的福利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第四，对社会各阶层做工作，通过促进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来表明我们对后代的责任。

在这些领域的每一个方面，政府都能够起带头作用。但最终我们必须强调，公民、企业、社区帮助自己，承担起责任，使这个伟大的国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一个又一个人，一家又一家，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一个社区又一个社区都应如此。无论如何，个人的责任感是基础。在强调政府的责任、公司的责任、社区的责任以前，我们必须强调个人的责任。

没有哪一个问题比福利问题更能说明个人的责任的了。15 年来——这要追溯到我担任阿肯色州州长的时候——我一直致力于福利改革，使之成为第二次机会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曾与人谈论福利问题，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会使他们依赖福利生活，要怎样才能改变他们的现状。我的调查所产生的结果是，阿肯色州成为全国在广泛改革家庭和福利计划方面的领头羊。我们

通过扩大母亲的健康服务来降低婴儿的死亡率；通过中等收入的工作的双亲担保人制度来增加对孩子的照顾；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医疗保险和对孩子的照顾，并要求双亲找到适当的工作，来减少对福利的长期依赖。我们促进了双亲、甚至是目不识丁的双亲，为孩子在学前班的教育投入。面对抚养孩子成为全国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加大了抚养孩子的力度。我还代表全国的州长，帮助起草了 1988 年的联邦福利改革法案。

在过去 3 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帮助各州发动了《纽约时报》所称的“静俏悄的福利革命”。我们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立新法，就精简了有关福利的繁琐程序，并支持大约 40 个州的“从福利到工作”的计划，其覆盖面占全国依赖福利生活者的 75％。我们加强了福利接济的时间限制，要求工作，要求十几岁的少年母亲呆在学校，还建立了更加严厉的抚养孩子的强制制度，强制范围是跨越州界的。

这项工作有了成效。今天，依赖福利的人比我就职时要少 130 万，食品

券减少了 200 多万张。几年前，在一次听证会上，我问一个不再依赖福利的阿肯色州的妇女，她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她直视春我的眼睛，回答说：“现在，当我儿子去学校，有人问他‘你母亲干什么的’时，他可以作出回答了。” 这种回答所表现的自豪感，或它对一个孩子的积极影响，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

那位妇女脸上的表情使我有理由继续与国会协作，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就全面审查福利的立法达成一致。我否决了国会提交给我的两个有缺陷的法案，因为这两个法案不符合一项负责的福利改革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即对工作和责任严格要求，但是对孩子和有责任感的想工作的双亲不太苛刻。国会愿意继续拟出一项能符合这个条件的法案，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对福利进行历史性审查的缘故。

我在 1991 年就说过，我们需要结束大家所熟知的福利。而现在，随着新的福利改革法案的通过，我们有机会结束损害我们关于工作、责任、家庭的基本价值观的制度，这个制度曾使一代又一代人陷入依赖和贫困中，损害了正是这个制度所想要帮助的人们。

我们将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制度来取代它，这个新制度符合我一开始就说过的改革的基本原则。首要的是，它应该动员人们从福利走向工作。其次，它应该规定享受福利待遇的时间限制。第三，它应该给那些需要从福利走向工作的人以有关孩子和健康保险方面的帮助，这个制度不能伤害孩子。

新的法律植根于这些原则中。它给各州和各社区提供了促使人们从依赖走向独立和更多尊严的机会。但是，真正的工作仍有待人们去做。各州和各社区必须保证提供工作和对孩子的照顾。它们可以用那些过去用于福利支票的钱来为社区的服务工作偿付报酬，或者给雇主几个月的薪金补助以鼓励他们雇用福利的享受者。它们还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提供教育和培训，并照顾那些主要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而找不到工作的人。这些举措不仅对于福利的享受者而且对于各州、各社区和各企业来说都是重要的新的责任。但是，要使福利改革有效，所有的人都必须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我也必须申明，福利改革法案并非尽善尽美，主要是由于非福利条款过度地削减费用，用来支付共和党人的预算计划中的过度的减税，而这种减税只是为了迎合并不存在实际需要的高收入阶层。法案有些部分有明显的错误。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岁月中努力工作，矫正这些错误。例如，该法案再一

次减少了孩子的营养补助，这主要伤害的不是福利家庭，而是那些勤恳苦干、竭力摆脱贫困的家庭。该法案还砍掉了合法移民和他们孩子的补助，这对于努力工作依法纳税的合法移民来说是非常不公正的。共和党人坚持对那些家庭说：“你可以工作、纳税三、四年，但如果你的孩子出车祸，生大病或者成为犯罪的牺牲品，我们不会帮助你。”那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加以矫正。

重要的是要记住，这项改革只是一个开端，我们必须谦恭地走向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我们从最成功的州的福利改革倡议中学到许多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有许多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完善这项法案，在某种程度上真正促使人们从福利走向工作，而且这对我们的孩子有好处。我们将在未来某个时候完善这项改革。

不过，我确实明白一件事，这就是改革福利不会改变通常导致福利依赖的潜在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少年怀孕问题。每年，大约有 100 万的少女怀孕。事实上，每年将近三分之一的新出生的婴儿是属于未满 18 岁的少女所生的，毫不奇怪的是，这些少女中将近 70％未婚。十几岁就怀孕，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代价高昂的，对孩子、对家庭、对社会都是灾难。这是一个“错误”。对于少年母亲来说，这也是导向贫穷的快车票。今天将近一半的长期福利给了那些生第一个孩子时年龄不足 17 岁的妇女。

除非我们面对责任——年轻女性有不要怀孕的责任，男人有不要使她们怀孕的责任，父亲有抚养孩子的责任，父母亲有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并教育他们要对性行为负责、鼓励他们节欲的责任，教堂有宣讲这些教义的责任，社区组织有发展计划帮助少年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开始新生活的责任，官员则有理解少女怀孕是复杂的社会问题乱麻中的一部分的责任，否则我们不能结束福利依赖和少年怀孕的恶性循环。在过去 3 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我要求各州规定少年母亲住在家里或与一个负责任的成年人住在一起。我们现在要求少年母亲留在学校并签一个继续住在家里的个人责任合同——当然除非她们家的环境很糟糕。对于那些不能回家的人，我建议为“再生之家”捐钱，像那些已在美国几个社区建立起来的组织一样，“再生之家”为少年母亲和她们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辅助性的由社区组织和管理的住所。

这些年来，少女怀孕第一次得到控制并开始减少。但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它需要全国来关注。这就是我要求社区、宗教、企业的领导人肩负起更多责任的原因，也是我支持“全国减少少女怀孕运动”的努力的原因。为确保这个问题成为我们人民心目中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来扩大以社区为基础的方式的影响，在我们的年轻人中间灌输一种责任感。而我的政府也在资助以节欲为基础的项目来教育学校里的十几岁的学生。我们有必要告诉那些生有孩子的孩子：我们爱护你，但请你也爱护你自己。除非你已准备承担广泛的责任，否则千万别怀孕或成为孩子的父亲。如果你这样做，只有你自助，我们才愿意帮助你。你不能摆脱责任，如果你想逃避，我们会迫使你承担起责任来。我们在孩子抚养问题上的成功表明了我们的决心。1995 年我们征集了创记录的110 亿美元的孩子抚养费，几乎比1992 年增长了 40％；从那时起，我就指示各州要求母亲帮助证实和找到离去的父亲，以便我们能够使他们抚养他们的孩子。

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做得更好。如果所有欠孩子抚养费的人都付清这笔钱，那么 80 万母亲和孩子将立即告别福利券。新福利改革法案给我们提供了

一个强有力的新工具，使我们得以在那些跨州的案件中追回拒付的孩子抚养费。

我对那些失职的父亲劝告很简单：如果你漠视你的责任，我们将对你进行追踪，扣发你的工资、停发你的证件，让你偿清你的欠款。养育你的孩子是你的责任，而不是政府的责任。

个人和社区的责任也是解决美国犯罪问题的关键。只有我们对自己的社区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我们才能真正达到这一目标，那就是使近来犯罪率历史性的下降成为长期趋势。

1992 年新罕布什尔州预选的 10 天前，我在纽约对聚集在一个大饭店的人群发表演讲。当我穿过饭店的餐厅时，一个身穿饭店制服的工人走过来，抓住我，用浓厚的移民腔调对我说：“州长，我有话要对你说。”于是我停下来听他说。“我 10 岁的孩子在学校学习选举，他决定我应该投你的票。但如果我投你的票，我要你为我做一些事。”

他继续说道：“在我的祖国，我们很穷，但我们很自由。现在我们住所的那条街对面有一个公园，但我儿子不敢在里面玩，除非我陪着他，因为他会遇到危险。我们有一个学校，很好的学校，离我家只有两个街区，但我孩子不敢去上学，除非我和他一起去。”

“所以，如果我投你的票，你会使我的儿子自由吗？”他说这话时直视着我的眼睛。

任何一个政府的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自由。如果它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所有它代表我们做的其他事情就等于零了。如果你走在街上时要左右提防，这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也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除非犯罪得到控制，否则我们就得不到应该得到的自由，如那个勤奋的移民的孩子一样。我就职时决心采取新的措施来打击犯罪。让我们来回忆一下那时的情形吧：暴力犯罪连续 4 年直线上升，被判有罪的重罪犯可以走到随便哪一家枪支商店买手枪，除了杀人外没有其他目的的攻击性武器像猎枪一样自由出售，普通的守法的美国人害怕走在他们自己家门附近的街道上，甚至害怕送孩子上学。由于国会里的枪支游说集团的阻碍，对那种情况作明智的改变的努力多年来一直枉然无效。

我已决心改变这一切。决心惩罚罪犯，不替他们的行为找任何借口。决心不使枪支落入坏人的手中。决心主要通过使年轻人有事可干来预防犯罪。首要的是，决心恢复美国每一个街区警察的中心作用。

实施法律主要是地方和州的责任，但联邦政府会提供帮助，我已决心为这种帮助寻求资源。这就是我的 1994 年的《反犯罪法案》所要做的。

我也知道，联邦政府不能单独解决犯罪问题。犯罪问题最终还是得要每天在美国各街区的街道上得到解决，这就要求个人负起责任，要求社区共同努力来推行负责任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我们正在取得进步。到 1995 年，犯罪率连续 4 年下降。凶杀下降了 8％，抢劫下降了 7％，强奸下降了 6％，盗窃下降了 5

％。1995 年是纽约市自 1972 年以来犯罪率下降得最大的一年，也是休斯顿

——社区警察行动的先锋之一——19 年来凶杀率最低的一年。

由于我们永远不能消除潜伏在人性中的阴暗，所以美国永远不会出现没有犯罪、没有暴力的时候。但我们可以使之成为非常现象，而不是一种经常的规律。我的目标是创造这样一个美国，在这里，当人们打开电视看晚间新

闻而头条新闻是严重的犯罪事件时，他们会感到震惊而不是仅仅当做普通的和不可避免的新闻来接受它。

为达到那个目标，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一种综合了我们现有全部工具的方法：警察、惩罚和预防。使用这些工具时，我们不仅需要政府和司法系统，还需要全国每一个社区的每一个美国人承担起赢回街道和我们孩子未来的责任。

我在 1994 年提出的《反犯罪法案》完成了我向美国人民许下的一项承

诺：把新增的 10 万警察投入街道以加强社区警卫。确实，这是一个旧办法。它意味着警察要走出警察局，走出警车，回到街道上，回到居民中，这样他们能够和居民一起发现罪犯，关闭有问题的房子，防止家庭暴力，熟悉街道上的孩子，预防犯罪，防患于未然。

社区警卫发挥作用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警察在街上，而且是因为居民的参与。联邦政府可以把 10 万新警察投入全国的警察局，但如果没有居民区、学校、企业里乐于支持那些警察的公民，如果没有愿意承担起教育孩子分辨是非的责任的父母，那么我们不会成功。当警察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应当感到每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会与他们携手同行。邻里相互帮助，朋友支持朋友，父母教育孩子识别对错。居民与警察建立起信任的纽带，这就是社区警卫的全部含义。

打击犯罪是每个美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共的问题，还是一个个人问题。它意味着当你看见有人陷入困境时，要拿起电话，请求帮助。30 多年前，吉蒂·热诺弗斯惨死在纽约街头。邻居们在听到她遇难的尖叫时，却关上窗户，拉上窗帘。我们不能让那个时代重演。这就是我要号召 100 万美国人志愿加入社区警戒活动以帮助警察维护街道和我们居民区的安全的原因。这也是我要求移动电话企业向全国居民戒备组提供免费的时间和 5 万架移动电话的原因。企业热情慷慨地响应了我的话，我希望其他美国人也以同样的态度来迎接挑战。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同时也会遇到无数的承担责任的机会。我们可以参加一个居民戒备组或者帮助成立一个居民戒备组。我们每周可以抽出几个小时帮助男孩或女孩俱乐部或 D.A.R.E.反毒品计划的年轻人。这就是打击犯罪的方法：公民帮助公民，街区帮助街区，邻里帮助邻里。

然而，好的警备还需要相应的严厉惩罚。我们的《反犯罪法案》和最近的《反恐怖主义法案》正是这样的惩罚工具。我们已推动各州采纳政府用于联邦监犯的规则，要求他们服满刑期的 85％，这期间不得被假释。对于那些屡次犯有重罪的人，我们要制定像球场规则“三击不中就出局”的法律，犯三次罪就玩完儿。我们把死刑的范围扩大到将近 60 多种暴力犯罪，包括杀害联邦执法人员。我们还限制了过分的死刑案上诉。我们还强化了对贩毒犯的判刑，并告诉那些涉入公共住房项目的毒贩，他们只要犯一次罪就玩完儿。公共住房是一种优惠，滥用它，你就滚蛋。

我们也通过建立新的加强保护秩序的严厉刑法，通过把家庭虐待档案与我们用于武器背景核查的制度联系起来，通过建立一条全国的家庭暴力热线，来惩罚那些恐吓、威胁、侮辱妇女和孩子的人。现在，通过那条热线（1

—800—799—SAFE），每月大约 7000 位陷入困境的妇女能迅速地得到帮助，找到避难处，向当局报告所受到的残害。

严刑固然重要，但是每一个警察都会说我们不能通过监禁来解决犯罪问

题，我们必须做更多的事来防患于未然。今天，经过几年与特殊利益集团的斗争，美国终于有了《布雷迪法案》，这是一个恢复常识的法律，建立了 5

天的等待期和背景检查等购枪制度，使得大约 6 万重罪犯、逃亡者和其他罪犯不能拥有手枪。

我们还制定了法律，禁止出售 19 种攻击性武器，这些枪支明显是用来杀人的。与此同时，自从禁止攻击性武器出售和《布雷迪法案》生效后，美国没有一个猎人失去武器或错过了捕猎季节。此外，我们还通过新的办法来打击国内外的恐怖主义。一个新的“全国毒品管制战略”把年轻人作为教育和预防的对象，把吸毒者从街道上赶走，让他们接受治疗。这个战略旨在减少因滥用毒品对我们的健康和福利制度造成的危害。这个战略试图在边境上堵住毒品并切断毒品的来源。

预防是斩断犯罪恶性循环的最有希望的战略——确实是唯一现实的希望。如若不信，你可以去问美国任何城市执勤的警官。他们将会告诉你堵住毒品、解散帮派、禁止出售手枪和攻击性的武器，以及破坏那些滋生罪犯行为的条件是禁止犯罪的根本方法。

警察、惩罚和预防的结合使犯罪率下降。但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且取得这些进步的许多倡议正陷入危险中。目前，我们社区警卫所需要的 10

万新警员中的 4.4 万人的装备款项已经到位。我们已经提前实施了计划，但国会的共和党人却一再企图撤消这项法律。枪支游说集团和它在国会的盟友正在竭力撤消禁止出售攻击性武器的法案，他们还阻碍使追踪爆炸物的根源更容易的措施并阻碍通过禁止买卖枪杀警察的子弹的禁令。大多数但不是全部的共和党人继续拒绝预防计划项目，他们宁愿选择监狱来关押罪犯而不是通过集体的努力来预防犯罪。我们必须斗争以维护这些改革，使它们得到彻底地执行，减少犯罪。我们应该有一个宪法修正案，使犯罪的受害者在法庭讨论诸如罪犯的保释、减免、判刑和假释的过程中有介入权、知情权和发言权。

最后，有一个所有父母（实际上是所有的美国人）日益忧虑的犯罪问题隐隐呈现，而我们才刚刚开始控制这个问题。这就是青少年犯罪问题——或更准确地说，是青少年犯罪和对青少年的犯罪这样一个孪生问题。从 1984

到 1994 年，青少年凶杀率增加了 82％，现在，枪杀已成为 10 岁至 19 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主要原因。许多枪杀是青年人杀青年人。枪杀的原因常常是过度饮洒、吸毒、贩毒，而且经常是由帮派组织的。

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方面是：许多青少年是非婚生的孩子。他们没有在双亲的监护下成长，生活在困难和危险的家庭环境中，他们被抛在一边自己养活自己。许多这样的孩子发奋改变了生活，但其他许多人的生活没有改变，他们滑入犯罪、毒品、帮派和暴力的阴暗世界中。

所有的美国人都应当关心这些孩子。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即使我们不能效法肯特和卡门·阿莫斯夫妇的做法，我们也必须自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建设一个将这些孩子养育成人的居住小区，教他们分清是非，给他们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把他们走向未来所需要的品质和价值观传授给他们。许多美国人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同时，我们还需要保护我们自己和孩子免受青少年违法者的暴力。自从我就职以来，我们就宣布：任何一个年龄未满 18 岁的人，在没有成人的监督下携带手枪就构成联邦级的罪行；我们还要求学校将带枪上学的学生停学一

年。我们鼓励学校严厉对待校园暴力，采取像加州长滩市那样统一校服的政策，通过促进个人自尊，减少暴力行为。我们支持像新奥尔良一样实行宵禁政策，减少孩子暴露在危险中的时间。我们支持我们能采取的最有效的步骤之一，这也是最老式的一个步骤：确保实施《强制防止逃学法》，以使我们的孩子在教室里而不是在大街上学习。我赞同并签署了《梅恨法》，该法是以 7 岁的梅根·康卡命名的。两年前，她被一个住在同一街区的两次被判有罪的儿童骚扰者强奸后杀害。新法律要求各州把释放的和假释的儿童骚扰者和性犯罪者通知各社区。

最后，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全国黑帮跟踪网”，并且警告那些作为当今毒品文化和青少年暴力根源的帮派：我们要把你们赶走，打断你们组织的脊梁骨，阻止你们恐吓邻居和孩子，把你们放逐很长一段时间。

即使这样我们仍有工作要做。今年，我递交了一份旨在对青少年暴力犯罪者更加严厉的法案。几个月前，我宣布建立新的计算机系统，通过追踪枪支的来源来遏制枪杀案上升的势头。在波士顿这个创议很成功，今年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青少年被枪杀。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用来挽救陷入困境的孩子的。如必要的话，夜晚实行宵禁，让孩子们呆在家里。白天，他们属于学校而不是大街。任何时候，孩子都是我们的责任所在。

从根本上减少犯罪是美国每一个公民的任务。今年夏天我们有些好消息。7 年来，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逮捕率第一次有了下降，青少年凶杀逮捕率下降了 15％。这是 10 多年来下降得最多的一年。但问题仍然很多，它需要我们竭尽全力，在一个又一个社区，使我们的青少年脱离毒品和暴力。

在应付福利和犯罪问题时，很清楚的一点是：联邦政府不能单独提供解决办法。全国共同体的各个方面——企业、劳工、宗教、社区、地方政府—

—都必须更广泛地承担起责任来。当然如本章所阐述的，联邦政府在迎接这些挑战时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当我们应付 21 世纪工作、家庭生活将发生的巨大变革和其他新的挑战时，联邦政府应当做什么、又如何去做的问题显得尤其重要。这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把重新改革政府、重新思考政府作用置于优先考虑的原因。

开国元勋们创立联邦政府，让它做只有全国性政府才能做的事。它最初确定的那些基本问题至今仍极其重要：国防、外交事务、财政制度，当然，还有保护我们的宪法权利，执行联邦法律。它逐渐包括了保护和管理我们的国土、农业和商业。随着工业时代的成功及其所带来问题的增多，联邦政府要做的事包含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问题。后来，冷战和美国社会、经济的挑战使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府都致力于限制工厂和市场滥用权力，保护穷人，改善教育和环境，应付原子能的问题，扩大民权，还有其他许多许多。自从邦联条款的失败导致各州一致同意全国性的《宪法》，通过一个联邦政府来获取那由公民、自由市场体制、州和地方政府不能获取的重要的公众利益后，我们就已经扩展了“合众国”的视野。

这就是政府成长的方式——在被统治的人民的同意下建立的。但美国历来对“大政府”持怀疑态度。正如时常为人们所提到的，在我们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思想上对政府的作用一直持保守的态度，甚至由于情势需要，我们赞成政府的特定的干预措施时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时代，由于这些原因使人们关于联邦政府作用旧的争论获得了新的力量和迫切性：首先，对社会问题的老办法看来没有一个很好地发挥作

用；其次，在一个激烈的全球竞争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支付一个浪费的官僚习气严重的政府的开支；第三，信息技术革命和工作的组织化使政府必须学会事半功倍，更企业化、更有效率，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的政府机构太庞大了吗？就其基本方面而言，答案是肯定的。今天的许多做法仍像一元化的政体和大工业公司一样，实行由上而下的命令式的管理，用制订规则、从事大规模生产、一个型号适用于全部的方法来进行许多微观的管理。这种模式在工业中已不起作用了，这就是私营企业部门集中精力来提高生产率和灵活性的原因。然而，政府慢慢才认识到这一点，作出反应则更加迟缓。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改革政府？自从 1980 年的里根革命以来，共和党的主流已从“小政府几乎永远比大政府要好”的论调转变为“政府永远是个问题”。这种论调在这一届国会的预算中，在使我们致力于改善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努力受挫的立法倡议中达到了顶峰。

我们的政府和新民主党持不同的看法。我们说大政府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我们不该回到“各自为战”的时代。我们需要政府做如下必要的事情：为我们大多数人谋生提供所需要的手段，为我们彼此间的义务给以荣誉，建立强大的经济，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缩小政府的规模，削减它的负担，提高它帮助美国人迎接新时代挑战和保护我们价值观的能力。可以说没有证据证明，如果我们放弃了一起继续前进的努力，把美国的未来留给全球市场的柔弱同情，却会使美国更加富裕。

事实是，美国人不想使我们的政府受损。我们从经验中知道，有一些事是政府应该做而且必须做的：保护我们免受国内外敌人的袭击，援助我们对付天灾人祸，打击犯罪，保护我们中弱者的健康和福利，恢复并维护我们的环境，保障我们的食品的安全，为那些保卫国家的穿制服的人提供供给，为每一个人提供优质的教育机会。去年我反对国会的预算法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放弃了许多这样的责任，特别是那些有关教育、环境和对孩子、老年人照顾的责任。

我们不要政府挡我们的道，但是当我们急需它时，我们确实想让它站到我们身边。譬如，当发生地震、洪水和可怕的俄克拉荷马城大爆炸的悲剧时，我们不要一个软弱的联邦紧急事件处理署。当我们工作的地方不安全时，我们不要一个瘫痪的职业安全和卫生审查委员会。我们也不要不能保障喂养孩子的食物不会伤害他们的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真正的问题不是大政府与小政府。

我相信美国需要一个比原来小的而又更关心人民的政府；一个效率更高而浪费更少的政府；一个把权力从联邦层次尽可能下放到州和地方层次的政府；一个当私营部门能把工作做得最好时，依赖私营部门企业家的政府；一个少些繁文褥节多些鼓励的政府。总之，一个多些常识、追求更多共识的政府。

现在的美国正朝这个方向转变。在副总统戈尔领导的“革新政府倡议” 的指导下，我们裁减了 22.5 万联邦工作人员，废除 1.6 万页冗长的、常常是

过时的规章条文，削减了近 200 个项目和计划。我们也进行了政治改革—— 例如通过了逐项否决方式；终止了没有配套资金的联邦命令；要求国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遵守相同的法律；改革游说法以限制滥用游说权；通过了流动选民法。我相信这将会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我们没有在精简人员后止步，我们已经改革和完善了现存的政府。这里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我们已经使服务性政府机构对人们更加友好相待了。去年，《商业周刊》把社会安全署列为向消费者提供电话服务的头号供应者，其他大公司如 L.L.比恩公司和联邦特快均落在它的后头。职业安全和卫生审查委员会及环境保护署的执法机构正在建立与管制对象的新型伙伴关系，以促进公共利益，这样它们行动起来就不仅仅像执行法规的警察。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未放弃保护美国人健康的职责的情况下，大幅度地缩短急需药品包括有助于延长爱滋病患者寿命的那些药品的批准时间。过去常常准许免费使用无线频道的联邦电讯委员会，现在已将大部分频道向私营部门拍卖，几十亿美元随即进了国库，这有助于将财政赤字降下来。联邦紧急事件处理署本身几年前就是一个紧急问题，现在它对于那些遇到困难的人及时作出反应，从而受到每一个服务对象的夸奖。小企业管理局把它的贷款申请表从一英寸厚减少为一页纸，缩短了批准时间，它的贷款额与 1992 年相比翻了一番，包括大幅度增加对合格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企业的贷款；与此同时，它的呆账率下降了——该局是在预算压缩的情况下做到这一切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同私营企业联合，促使住房拥有率达到创历史记录的水平，这就为更多的穷人提供补贴以便他们选择自己的住房；他们还正在致力于摧毁全国大约 3 万个破损的、犯罪盛行的公共住房，代之以新的更安全的、更清洁的综合性花园公寓，在那里新的规则会促进自给和责任。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联邦住房管理局使第一次买房的人在预付款上平均少付 1000 美元。农业部 20 年来首次使食用肉和家禽的安全管理实现现代化并使其得到强化。教育部减少了学生的贷款成本，减少了违约率，并使学生可以按收入的一定比例的方式来偿还贷款。随着我们的“革新政府倡议”继续保持良好势头，这个成绩单还会更长，每年都会加长。

革新见效了。革新不仅精简了联邦政府而且还改革了它。革新使我们摆脱关于大政府或小政府的陈词滥调，使我们认识到政府应该更小但是更好。这样做有助于把美国政府恢复成它的合法主人——美国人民——的政府。

联邦政府还有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责任，这就是创立一个使我们的经济能够增长的结构。政府在削减赤字、降低利率、控制通货膨胀、限制恶劣的企业行为、扩大世界贸易的机会、支持科学研究和技术、增加教育机会等方面起着中心的作用。

不过，政府不创造就业机会，创造就业机会是企业的责任。美国的企业已经非常好地履行了这个责任。自从我当总统以来，超过 1000 万个就业机会被创造出来，93％的就业机会来源于私营部门。

但在美国社会中，创造就业不是企业的唯一责任。如果要使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为家庭提供更好的条件，满怀信心地面对未来，那么美国企业还有更明确的责任：成为繁荣的动力，让世界羡慕。我再说明白一点：企业的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竞争和增长去赢得利润、创造就业机会和收入。而精简联邦政府的一个意义就是：今天的企业不仅肩负着增长和做得更好的责任，还肩负着另一种责任，即帮助处理新时代附加给美国工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社区的紊乱并帮助他们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我认识到并非每个企业都能负担超过他们的关心能力的部分，尤其是许多小企业。但许多美国最成功的企业与他们的雇员达成了新的交易：雇员致力于使公司更加赢利，公司致力于使雇员更有价值。换句话说，他们不是把

雇员当作原材料，而是作为必不可少的财产。

看看 NUCOR 这家不愿意解雇工人的钢铁厂吧。NUCOR 钢厂工人的基本工资属于中等，但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他们每周可得到红利。当公司经营状况好时，工人分享了它的成功，即使工厂出现下降趋势，一个雇员都不会被解雇。相反，大家平摊损失。行政人员的工资像工人的工资一样与公司的业绩挂钩。去年，NUCOR 钢厂工人的平均年薪超过了 5 万美元。每个有孩子上大学的工人还可得到 2200 美元的学费津贴。或者看一看哈曼国际立体声扬声器公司吧。当企业走下坡路时，为避免裁员——他们已在雇员身上投资很多

——哈曼国际公司与其雇员一道创办了一家新企业“外线企业”，工人们利用哈曼公司的破铜烂铁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新产品。它使雇员努力工作，发挥创造力，也使公司赚钱；它还向每个雇员说明公司关心他们，珍惜他们。或者看看普鲁克特和盖博公司，他们很崇敬家庭，因而给产妇一年的假期，为新当父母的人在 5 年内减少工作时间，补贴照顾孩子的费用。

并不是只有大公司才承担这些责任。譬如费尔一普罗公司，一个历经了四代的、生产汽车部件的家庭公司，它的雇员中有 50％是少数民族，它为它的雇员提供每样东西：从个人法律和家庭咨询服务到全天候的康复中心，从雇员孩子的夏令营到这些孩子继续深造所需要的学费。费尔一普罗公司的肯尼思·李赫曼在今年我主持的“公司公民大会”上说：“人们习惯把广泛的家庭朋友的利益同公司赢利截然对立起来。然而，我们感到公司与雇员的朋友关系增加了赢利；只要基本承受能力许可，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这些公司没有制造头条新闻，但他们通过做好事来赢得好的业绩。他们创造了家庭般的朋友般的工厂，为工人提供健康服务、津贴、培训，与工人形成新的伙伴关系，并提供安全的工作场地。他们在加强他们的基本承受能力，并对雇员的福利进行投资。结果他们雇员怎么样了呢？他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使他们自己和家庭获得更全面的社会保障。企业又怎么样了呢？跳槽的人数很低，保有了高度忠诚的更好更灵活的雇员。这是一桩好买卖，恰如构建美国的基本关系一样：机会与责任联姻。出席今年“公司公民大会”的另一位总裁认为公司的责任已从雇员的福利扩展到全球的福利。伊万·乔伊纳德—— 五角公司（户外纺织品和设备公司）的创立者对我说，除了做好日常环境评估，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公司污染的程度以外，五角公司拿出销售额的 1％来维护和恢复环境。乔伊纳德说：“我们的顾客欣赏我们的努力，我们全都感到有希望留给我们的孩子一个适于居住的地球。”

维护环境是一项全国的乃至全球的义务，对此我们全都责无旁贷。4 年前，在纪念地球日 22 周年的会上，我说过，美国人需要为环境订立一个新的契约，使我们作出保证：留给孩子一个空气、水和土地未被污染、损坏的国家，一个自然风景未失去光彩的国家，一个持续增长的其领先地位无可比拟的国家。我也说过，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使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成为一项共同的任务——每个公民、每个社区、每个企业和公司、每一级政府都要致力于这个任务。尽管我们面前的任务很繁重，但是事情确实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这里有一个特例。在纽约市荒芜的南布朗克斯的中心地区，有一种顽症正在吞噬着竭力谋求生存的居民的灵魂。25 年来，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 19 英亩废弃的、古老的哈莱姆铁路调车场的情况越来越恶化，这里的土壤浸泡在污水里，荒凉的广阔的土地上覆盖着垃圾和废墟。它立即成为毒贩、黑帮

和各种犯罪分子的圣地。

但是，今天，这个全国最糟糕街区之一的地方正在获得新生，它的中心同样是那个古老的哈莱姆铁路调车场。一个地方社区发展公司、一个全国性的环境组织、两个国际造纸公司联手在这个地方建造一个艺术纸厂。林璎，这位构思华盛顿特区越战纪念碑的建筑家，正在设计该厂。布朗克斯社区造纸公司以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能源效能和污染控制技术，将创造几百个永久性的就业机会，该公司也是二战后纽约市建造的最大的造纸厂。

更重要的是，这个年产值 5 亿美元的工厂造纸不用砍一颗树。相反，工厂将从纽约市的“城市森林”取材——每日该城办公楼里产生的成吨废纸—

—来制造 100O％的循环纸。它的工业用水的 80％也将来自污水处理厂的循环水。

这还不是全部。它将投资建一栋宿舍，为 20 个以上没有固定住家的学生提供住处；建一个南布朗克斯家庭学习中心，为住户提供健康照顾、孩子照顾、识字课程、就业和培训的帮助、住房机会；建一个新的零售中心；提高地区图书馆质量；为住房和企业发展提供长期贷款；建立一个儿童捐助的基金来为四邻的孩子扩大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怎么产生的呢？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市场导向起了作用。不久前，我签署了一个行政命令，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要用循环纸。单是这一行动就为全国循环纸的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全新的市场。但真正的功劳应该归于辛勤工作了 4 年使计划付诸实现的社区和公司的职员。布朗克斯古老的哈莱姆铁路调车场不是怀俄明州的黄石湖，不是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也不是阿拉斯加的荒野或加州的沙漠，但它仍然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环境教训。多年来，美国富饶的土地和资源促成了一种“随意处理的”的心理，我们占有所需要的，扔掉我们不需要的。现在，道德感终于点醒我们这些梦中人。全国成千上万的街区中堆满废弃物，有成千上万亩掠夺性开发后的、荒芜的土地。还有荒山秃岭、过度放牧的牧场、野生动物受到威胁的栖息地和不安全的水源。布朗克斯社区造纸公司给我们的启示是：只要我们振奋精神，我们就有能力来改变这些情况。通过发挥创造性和合作精神，我们能够恢复美国失去的大片的环境，使它们变得有益于健康；保护其他土地和资源免遭破坏；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创造有利环境的就业机会。

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我们只用了 25 年就把工厂的有毒排泄物减少了一半；孩子血液中含铅的水平降低了 70％；千百英里的溪流，一度被污染到易燃的程度，现在又变得清澈了。伊利湖，曾被人宣布为死湖，现在产鱼很多。许多濒临危险的物种，从最低等的到最高级的，如美国的秃鹰，得以衍生。荒野、景色优美的河流、野生动物的避难处，一度受到威胁，而今得到了保护。

但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中三分之一的人还在呼吸着危害健康的空气。我们的国家公园急需资金来维持适当的维修和工作人员的费用。许多濒临灭绝的物种仍处于灭绝的危险中。许许多多社区的饮用水不安全。大约1000 万名 12 岁以下的孩子在距有毒废弃物 4 英里之内的地方生活和玩耍。我们已经清洁了许多水域，但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溪流仍需要清理。

工作清单上需要完成的事情还很多，然而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最近 4 年，我们扩充了社区知情权的法律，该法要求工厂告诉公民什么物质被排放在水中和大气中。我们减少了化工厂 90％的毒气污染。由于严厉的《清

洁空气法》，55 个城市的 5000 万美国人现在可以更舒服地呼吸空气了。在消费者组织和肉、禽加工工业的密切合作下，我们彻底检查了检疫系统——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这样，现在人们用科学测试来保证：当父母给孩子吃鸡肉或带他们出去吃汉堡包时，他们能对食物的安全放心。在一些全国最好的社团公民的合作下，我们从市场上剔除了几十种危险的化学品并很快地用更安全的东西来替代它们。

我们如何保护环境也十分重要。在早些时候，环境保护经常是决心捍卫其极端立场的两派的战场：要么是更多的管理，要么是没有管理。他们不愿意谈判，几乎总是要战斗到僵局的地步；他们的战斗常在法院了结；由法院来解决的办法常常没有为常识留下余地，并产生了深刻的仇恨和持久的不信任。整个过程极端化了，并把美国人在一个罕有的真正会使我们团结成一个民族的问题——我们的自然环境——上分裂了。

我从未认为我们必须在清洁、安全的环境和增长的经济之间进行选择。保护全体美国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必以牺牲我们经济的基础为代价，而创造兴旺发达的公司和新的就业机会也不必以牺牲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饮用的水、我们吃的食物、我们居住的自然环境为代价。我们能够而且确实必须兼有二者。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任期内，我们改变了政府维护环境的方法的原因。今天我们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与私营部门工作的人之间建立了更多的合作关系。我认为要集中注意结果，而不仅仅着眼于制定法律。我认为要取得那些结果，要有灵活性。在最近 3 年半的时间里，我们采取措施在环保署减掉 1500

万个文犊工时。我们从总统的“特殊基金储备用地”中删掉 2.7 万个勿需进一步行动的所谓“布朗菲尔德城区”，使它们又成为十分急需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可用的地方。我们使大约 1.2 万家在特殊地区投资的小公司免于负债。在那里，它们的参与是地区发展的起码条件。我们鼓励负责任的公司建立自己的花费不大的、有效的方法以达到防污标准以上的水平。当他们那样做时，政府的种种规定就可以搁置不用了。由于我们的“常识倡议”，政府官员、环境保护主义者、企业领导人都一起致力于建立环境保护战略，那就是用更清洁的、更廉价的、更聪明的方式来保护全体美国人的健康和我们共享的资源。

我们在管理公共自然资源时采取同样的方式。我们与全国极重要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农场主一道起草“栖息地管理计划”，以保护珍稀物种免于危险并保护农场主不受未来政府的限制。我们用类似的技巧来管理木材、山地和国家公园。

尽管在环境保护方面有了显著的变化，前面还有不少的麻烦。25 年来，两党都致力于清洁环境，但现在情况变了。美国在清洁环境和维持一个良好的自然资源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第一次处在危险中。去年，一小撮为污染辩护的游说分子在国会山对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发起大肆的攻击。他们与国会的盟友一起坐下来修改《环境法》，并降低两党有良好愿望的一代人所努力创造的环保标准。他们知道美国人民决不会容忍公开地撤销《环境法》，于是他们采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他们提出的预算不可能执行土地法，同时，他们悄悄地开始提交议案；特殊利益集团的附加条款将会一再损害环境保护。

他们建议关闭或出售一些国家公园，削减维持公园的经费。他们建议将清除有毒废弃物的费用从污染者身上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与此同时还削减了

“特殊基金”预算的 25％。他们还建议钻《清洁空气法》的空子，使产生污染的企业受惠，而减少保证清洁空气标准所需要的资金。他们还建议减少 45

％的用于安全饮用水的资金，减少 29％的水基础结构——管道、水泵和处理厂的资金。他们试图撤销对几百万英亩的野地，包括阿拉斯加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地的保护。他们还试图扩大由纳税人支持的阿拉斯加堂格斯国家森林的伐木范围。他们建议以其真正市场价的很小一部分价格出卖公共土地的挖矿权和放牧权。他们还企图建立一个几十亿美元的授权计划，要求纳税人给污染者付款以求得后者不污染环境。实质上，他们想撤销《清洁饮水法》和《濒危物种法》。也许，最恶毒的是，他们建议否定给人们知情权的法律，而该法规定公民有权知道污染公司把什么污染物排放在人们居住的地区。

我否决了送到我书桌上的每一次对环保攻击的法案并将继续这样做，直到国会的那些提出建议的人认识到“保守主义者”这个词的核心是“保存”。

当我们向前进时，我们为取得新进步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恢复佛罗里达大沼泽地，重建国家公园的设施，寻求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来减少那种导致全球变暖的大气污染，消除一切从一国向另一国倾倒有毒废弃物的做法。我期待着加倍努力，把提高水质、清除有毒化学品和在全美国推广社区与街区的知情权作为全国性的目标。

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出现在地平线上。在公愤的刺激下，国会缓和了对环境和公众健康保护的攻击，就在 8 月休会前，实际上是一致通过了两个很重要的法案：《清洁饮水法》和保护我们免受食物中的杀虫剂危害的法律。我赞扬那些回心转意的支持环境保护的共和党人，以及在无耻的攻击下坚持保护环境的民主党人。

25 年过去了，美国人终于作为一个整体站起来对肮脏的空气、有毒的食物和水说“不”，并一致希望把未被污损的土地留给我们的孩子。我无意让特殊利益暗中破坏这项长久的全国利益。

环境不是一种奢侈品，它是我们的家园。它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我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和我们的生活。保护环境就是自我保护和保护孩子的未来。维持和改善环境，把一个清洁的地球传给后代，这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或许这是最重要的责任。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共同基础。为后代保护环境，加深了我们必须共同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未来的社区意识。

对全体美国人来说，责任仅仅是机会的反面，合在一起，就代表了这个伟大国家的公民之市的两面。当机会与责任保持平衡时，当每一面都在家庭、企业、邻里和作为整体的国家中有同等价值时，我们就实现了我们大家寻求的目标：一个有共同目标的社区，一个景象更清晰的美国梦——我们作为美国社区的一部分都希望分享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