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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当今社会为何诚信缺失
当今的社会为何诚信缺失？“现象是大海表面的泡沫，本质则是隐藏在水下的深流。”其中，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现实条件的因素；既有体制制度的原因，也有管理教育的因素；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人自身的因素。
通过前一章的分析叙述，我们不难看出，当今社会诚信缺失。
当今社会诚信缺失，概括说来，既有历史文化的原因，也有现实条件的因素；既有体制制度的原因，也有管理教育的因素；既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也有个人自身的因素。具体而言，我认为，主要是以下的原因：
一、价值观扭曲
所谓价值观，按照词典上的解释，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
价值观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人实现价值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同样的外在客观条件，有的人坑蒙拐骗，走向犯罪的道路，为他人所唾弃？有的人诚实守信，真诚为人做事，为他人所爱戴？说到底，是价值观的差异。
价值观是人的一种内心尺度，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一个人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态度，选择什么样的做事方法，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换句话讲，价值观决定人的价值取向，决定人实现价值的行为方式。
时下，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价值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巨大的冲击下，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扭曲。价值观扭曲的主要表现是：
（一）唯利是图
当今社会，有的人的价值观就是唯利是图。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情都能干，哪怕是伤天害理，哪怕是天良丧尽。譬如，有的奸商居然用鸡饲料、兽药来配保健品。
据媒体报道，2011年8月8日，西安未央宫街办西叶寨村一处厂房内，一个利用鸡饲料等兽药制售假冒伪劣药品、假保健品的窝点被未央警方端掉，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
记者报道说：“在西叶寨村莲湖区种子站内，记者看到这个加工‘保健品’的作坊非常简陋。在一个专门包装‘保健品’的作坊内，共有3个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其中两个房间里堆满了名为‘深海胰岛复活组合胶囊’‘海压宝’‘给力胶囊’‘乐压胶囊’‘男根宝’等8种假冒保健品的外包装盒。另外一个房间不仅是加工各种‘保健品’的车间，还是工人做饭的厨房，在里边锅碗瓢盆和‘保健品’的半成品胡乱地堆放在一起。
“在另外一个距离10多米远的作坊里，记者看到地上散落着大量类似中药的碎末和五颜六色的胶囊。一旁是成堆的鸡饲料和兽药。民警介绍，这些鸡饲料和兽药就是加工各种‘保健品’的主要原料，无论啥‘保健品’基本上都用这些原料，区别只是胶囊壳不同而已。”
经查，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该窝点生产了2400余箱假冒保健品，涉案500余万元。1
- 王涛 、沈怡聪：《奸商用鸡饲料兽药配保健品，获暴利超500万》，《西安晚报》，2011年8月9日。
（二）急功近利
市场经济以来，催生了一些人的急功近利价值观。他们急着出名、急着发财。为了快出名、快发财，就置诚信于不顾，不择手段来达到目的。譬如，东北的于老太太就是如此。
在东北某地，有位于姓老太太。这位老太太在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县歌舞团当过１年的演员，又在农学院上过３年学。但命运之神并没有垂青她，使她成为明星，成为袁隆平第二，而是将她推到了百货商店的收银台前。
在收银台前，于某自然有着怀才不遇的郁闷。因此，在1982年，她突然变得神经兮兮，逢人就说自己是“仙婆”转世，能为他人化灾解难，治病疗伤。
这实际上是于某为了骗人而编出来的鬼话，但竟有人信以为真。每天 “求医问药”者络绎不绝。于某也就更来了精神，每天疯疯癫癫，神魔鬼道，处在半人半鬼之间。
于某的行为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在她装神弄鬼一年后，当地公安机关将她收容审查了。
在政府的帮助教育下，于某表示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并于1983年底从百货商店办理了病退手续。
退休后，于某表面上是安宁了。她养鸡养鸭，料理家务，抚养子女，极尽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但她的内心却一刻也没有安宁过，她总是叹息自己的聪明才智没有得到发挥。她仍在幻想着有朝一日出人头地。
1998年，一直希望出人头地的于某盼来了机会。这一天，她在县林业局从事育苗研究的丈夫郑某，捧回一个据说是来自苏联的树苗品种—“大叶金丝垂柳”。
丈夫说，这种树苗经过几年栽培试验已经证明耐受性好、适于大面积栽种，如果培育树种将有很好的市场前景。
丈夫的话，把于某那一颗原本就不安分的心“激活”了。她与丈夫一合计，决定申请成立公司，专门搞树苗栽培推广。说干就干，出名的机会、赚钱的事万万等不得。
于是，由于某出面申请成立了一家种苗有限责任公司。于某任董事长，郑某担当技术支持。
公司成立之后，凭着郑某在林业部门数十年工作建立的关系，还真燃起了 “小火苗”。
这“小火苗”有了光亮后，来了一股助燃的“风”。其所在市级日报在一版醒目位置刊登了通讯《于×× 和她的绿色梦想》，大篇幅报道了“民营企业家”于某矢志林木绿化，造福社会的“动人事迹”。
与此同时，于某和她的大叶金丝垂柳的大幅广告也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国内各大报纸及电视上。“农业扶贫推广项目、‘三北’防护林主栽树种、发展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可观、公司负责回收、无风险高回报”的广告词和于某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识。跟于某签订种苗合同的用户也高达数千人。
于某成了不折不扣的名人。什么“育苗种植专家”“扶贫先进模范”“三八红旗手”甚至“当代世界华人杰出科技专家”“中华世纪专家”“世界优秀专家人才”这类殊荣也落到了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太太身上。
她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农业成果博览会、成功人士推广经验报告会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位“成功的企业家”站在讲台上慷慨陈词。在苗农的心目中，大叶金丝垂柳就是他们的“绿色银行”，于某就是他们脱贫致富的希望。
然而，苗农们哪里知道于某公司的骗局。等他们清醒了之后，他们发现，所谓“公司负责回收、无风险高回报”只是广告词而已。等待他们的是血本无归。
被欺骗的育苗户之一、沈阳的何女士咬牙切齿地算了一笔账。1999年底她出资19.8万元购买99万株树苗，租地248亩雇人种植，３年里租地、化肥、耕种、雇工等费用高达50余万元，然而３年后换来的却是堆得山一般高卖不出去的种苗。
多行不义必自毙。于某骗得了一时，骗不了永远。2002年１月，犯罪嫌疑人于某及其同伙因涉嫌经济诈骗被抓捕归案。
于某这回是真的“出名”了，她成了臭名昭著的大骗子，等待她的只能是法律的严惩。1
1.《六旬老妪假卖种苗骗遍十余省市 涉案金额1800多万元》，《京华时报》，2002年6月28日。
（三）自私自利
人不是神，不可能一点私念都没有，不能一点都不追求个人的利益。就连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还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但是，讲个人物质利益，不能过度。过度的自私自利，人就会变得贪婪，变得贪欲膨胀，从而导致诚信的丧失。
（四）见利忘义
见利忘义是价值观扭曲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为见利忘义，一些人是只要有利可图，就不顾道义。比如，那些借钱不还者，那些老赖。
有人说，现在借钱人是爷爷，被借人是孙子。你借给他钱，到时候你需要求爷爷告奶奶求他还钱。
据“ 今日话题”2016年3月3日 第3453期报道，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有多达308万名“老赖”纳入“黑名单”。
“老赖”，即我国对欠人钱财却赖着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债务人的俗称。
惩戒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2018年6月17日新浪新闻报道：2017年12月，被告黄兴福用自己的1800平方米的大别墅做抵押，向何某借款650万，两个月归还。但是黄兴福逾期很久没有归还欠款，于是何某向法院申请了房屋拍卖。随后，当地法院以1300万的价格将这栋别墅拍卖。
不过在竞买人竞拍到别墅后，被执行人黄兴福和屋内另两个案外人仍然居住在别墅内，不愿搬走，且态度强硬。竞买人多次催促他们，都遭到暴力抗拒。于是竞买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官多次上门责令其搬出房屋，但是都遭到被执行人黄兴福和他的亲戚黄某的激烈反抗。
经过各种手段的拖延，甚至威胁竞买人，在房间里布置了大量液化燃气罐和汽油。一直到2018年6月，竞买人害怕他们与别墅同归于尽，都未能得到这栋别墅的使用权。忍无可忍的法院终于在竞买人的强烈要求下，对该别墅进行强制腾空，强制黄某等人归还别墅使用权给竞买人。
当法院执行局的执行人员来到别墅时，只剩下黄兴福的亲戚黄某和他公司的一个秘书李某在，两个局外人都对这次强制措施表示抗拒。黄某说这栋别墅是他的，他是原房主，他将别墅送给黄兴福，黄兴福用这栋别墅做的抵押他不认。秘书李某也说他们住在这里是老板（黄兴福）吩咐的。
随后，法院武警将黄某和李某强制驱逐，对激烈对抗不愿执行的黄某，进行了拘捕。强制将家具全部搬出，将空房交给实际产权所有者。而黄某等的家具用品，都会放置在执行局指定地点，等被执行人领取。
二、道德标准移位
有人说：“在某些明星的字典里，道德这个词已经被急功近利的成名所淹没，丧失道德标准在这个圈子中呈蔓延之势。”1
此言不虚。道德标准在艺界一些人的身上已经移位。事实上，道德标准不仅在艺界一些人的身上已经移位，在各行各业、在许多人的身上，都有移位的趋势。
- 张莹：《道德标准》，《齐鲁晚报》，2006年5月18日。
（一）以投机取巧为荣
所谓投机取巧，是指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也指靠小聪明占便宜。很显然，这是一个贬义的成语。
既然是贬义的成语，为人处世就要避免如此。然而，时下有些人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比如某姐的“出名”，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她先是说出雷人的话语：“我九岁博览群书，二十岁达到顶峰。我现在都是看社会人文类的书。例如《知音》《故事会》……往前推三百年，往后推三百年，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我。”
接着，这位身高146公分、相貌平平、大专学历的超市收银员开始征婚。并开列了七大条件：北大清华硕士、经济学专业、有国际视野、身高1米76至1米83、无生育历史、东部沿海户籍、年龄25至28岁。
某姐对征婚启事的解释是：“聪明是征婚条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阅人无数，少说两三百人，通过我的比较，北大和清华毕业的人比一般人聪明。”
“掌握了经济就掌握了世界。经济学是所有学科中最先进的，管理学次之。我希望将来的另一半能是一个精通经济学的人，这样才能一起打拼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我是重庆人，沿海地区离我比较远，这样两人在一起才能比较稳固，比较有新鲜感。”
随后，她又抛出雷人话语：“有中国人民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交通银行、中国人寿、友邦保险等金融公司驻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向我表达爱意，愿意与我结婚，而本人觉得他们年老色衰，说不定今天结婚，明天就死掉了，所以不愿意。”
明眼人一看便知，某姐是借此雷人的话语来投机取巧博取成名。
（二）以弄虚作假为荣
弄虚作假，历来为人所不齿。但时下，有些人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为他通过弄虚作假取得了利益，获得了好处。于是，就弄虚，就作假，就抄袭。薛某就是如此。
薛某自称为著名青年学者、本科毕业于人大、获北大硕士学位、在美国哈佛读博士学位。
但是，就是这位“哈佛博士”，在他所著的《怎样当二十一世纪的执政领导干部》（×× 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一书中，却大量抄袭别人的成果近10万字。有意思的是，抄袭得还非常拙劣。
从这位薛先生的简历看，他出生于1969年12月，但在他的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三个小窍门都是行之有效的。我女儿1992年入队，老师让她演讲，她就用了第二个小窍门，并取得了成功。她暗示自己是孙校长。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
那是“六一”的前一天中午，我女儿对我说：“下午我们要戴红领巾入队宣誓，老师让我代表新入队的同学作演讲。你说我讲什么好呀？”我对她说：“这演讲是你讲，又不是我讲，我怎么知道你讲什么好呢？你自己想想吧！”她眨巴眨巴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我这样讲，你看行不行？”于是，她站到我的面前，神情很庄重地说道：
“今天，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它是千千万万烈士用鲜血染成的。今后我要好好学习，为红领巾增添光彩！”
听了她的演讲词，我很高兴。但又有一层担心，因为她说 ：“有点害怕。”我又问：“那你怎么办呢？”她想了想说：“我们孙校长每天都在讲台上讲话，我就把我自己当作孙校长。这样我就不会害怕了。”我听她说得很是那么回事。便表扬、鼓励了她几句，就让她上学去了。
女儿走后，我心里却打起了小鼓，担心她到台上讲不出话来。于是，我放下手里的稿子，来到北宫门小学的操场边上，想看看女儿的表现如何。还甭说，她的演讲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事后，老师对她的这次演讲还赞不绝口。
看了这段文字，不知读者是否发现，1969年出生的人竟然有一个在1992年上小学加入少先队的女儿。就算他早婚，也太离谱了吧？
原来，他的著作中的这段文字，是一字不落地抄袭了我的一本专著的。
（三）以不良行为为荣
美国有句名言：“要靠做好事成功（doing well by doing good）”。而时下有些人则是专靠做坏事成名。例如，“某明星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把自己去监狱作报告硬是炒作成了自己嫖娼入狱。”
我在网络论坛上，曾经看到过一位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说：“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要脸了，还有什么脸红？连嫖娼卖淫都不以为耻，反而为荣。”
嫖娼卖淫，是历来为人所唾弃的违法不良行为。但时下，有的人是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而为荣。如果说某明星是为了出名，那钟某则是以此为荣。
钟某是江西省瑞金市旅游局主持工作的原副局长，在2011年5月的一次酒宴上，他口出狂言：瑞金市正科级以上的干部谁敢承认自己带伙计（当地土话，带伙计指包养情人）？我就敢承认，你们敢吗？被问的瑞金市旅游局干部和旅行社经理、导游、演员一干人等一片哑然。
看到这样的话语，我也“哑然”。
三、虚荣心理作祟
英国的菲尔丁在《〈约瑟夫·安德路斯〉序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虚荣促使我们装扮成不是我们本来的面目以赢得别人的赞许。”
这话说得真是一针见血。纵观那些不讲诚信者之行为，有许多也是因为爱慕虚荣而造成的。
（一）不惜脸上贴金
有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不惜往自己的脸上贴金。没上过大学的，说自己是本科毕业；读过本科的，说自己是研究生；在国外上的是社区大学，回国后却硬说自己是哈佛毕业；在公司打杂的，对外宣称是部门经理；当的是部门经理，却告诉他人自己是公司总裁；花了20元钱在小摊上买了件假冒名牌衬衫，别人问起，则说是在某商城买的正宗进口货。事实上，这种说谎行为在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我就曾经领教过这样一位说谎者。
事情发生在1996年。当时，我家里还没有计算机，写出的文稿要拿到打印社去打印。
这一天，我来到一家打印社，准备将手写的稿件用计算机打印出来。
在等待打印的过程中，我与打印社的小老板聊了一会儿天。
小老板告诉我，他原来在一家经济报社工作，因为看不惯报社老总的做派，一气之下辞职了，办了这个打印社。
听了小老板的话，我不由得佩服他的勇气。要知道不是谁都能有勇气放弃无冕之王桂冠的。
我正佩服着呢，小老板又说出了一番让我赞叹不已、敬佩有加的话来：“我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那咱们可是系友啊！”我语调中有惊讶，有欣喜。
因为是系友，我就高兴地与他聊了起来。聊着聊着，我觉得不大对头。因为他告诉我，他特别喜欢听王力先生的课。
他听王力先生的课，岂不是见鬼？按他所说的上北大的时间，王力先生早已仙逝，他到哪儿去听王力先生的课？即使是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年月，王力先生也早已不给本科生讲课了。
他还告诉我，他的岳父曾经当过北京海淀区公安局的副局长。
后来，我了解到，他根本没有上过任何大学，更甭说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了。他只是外地来京的打工者。而他岳父的所谓公安局副局长之职，原来是村里的治保主任。
说到“不惜脸上贴金”，也不能不提唐骏。唐骏曾经是中国最出名的职业经理人，著有《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在书中，他自称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然而，著名学术打假人方舟子揭露：“唐骏不仅学历假，他的自传80％ 也都是虚假的，跟真正的留学生活相差甚远。”1
有记者问方舟子：“那么，你认为这样一个人是如何在微软取得成功的呢？”
- 《方舟子称唐骏自传80％ 造假 反映社会诚信问题》，《法制晚报》（北京），2010年7月10日。
方舟子回答：“唐骏一开始去微软只是做一个程序员，这靠他在北邮和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学历就完全可以了，他的这两个学历是没问题的，但都不是博士，他的假学历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历是做管理层后才买的。
“此外，我并不认为唐骏在微软取得了什么成功，这完全是唐骏利用媒体炒作出来的。
“因为按照当时唐骏在微软的中国区总裁职位来看，只能算微软全球范围内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但当时微软在中国媒体眼中太过于崇高，以至于唐骏用了这一点利用媒体抬高身价，并且满嘴没边的话，说什么比尔·盖茨要挽留他，通过我的调查，比尔·盖茨根本都没见过唐骏几次，何谈挽留。”1
无疑，唐骏曾经很有名，但现在已经名誉扫地。记者问方舟子：“你对唐骏未来的前途怎么看？”
方舟子告诉记者：“如果是在西方，那么唐骏肯定彻底完蛋，不可能再有一个雇主会雇用他。但他现在是在中国，他甚至现在还有时间和精力在背后做公关行为，试图抹掉一切证据。他短时间内可能不会丢掉工作，但他肯定会就此收敛很多，起码不会再在公众面前说一些不着调的话。”2
-
《方舟子称唐骏自传80％ 造假 反映社会诚信问题》，《法制晚报》（北京），2010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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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二）不惜大话包装
法国著名思想家柏格森说过：“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
说大话，就是满足虚荣心的一种手段。别人不敢应承的事，他敢满口应承；别人说做不了的事，他敢说这只是小事一桩。反正是什么事都难不倒他，什么事他都能办。而牛皮吹过之后，就没有下文了。
仅仅是吹吹牛皮还好，若是有人拿着棒槌就当针，问题可能就来了。记得某报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事：
王某到岳父家做客，正赶上女朋友的表哥因为一点儿小事和邻居闹起了官司。表哥让人给告上了法庭。
王某为了显示自己有能力，交际面广，便对女朋友的表哥说：“这是小事一桩，我有个哥们儿在法院工作。我跟他通通气，就都摆平了。”
表哥一听，愁脸变成了笑脸。岳父、岳母也是喜上眉梢，觉得自己的准姑爷可真是个人物。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表哥拿出钱来，让王某打点时用。王某推辞了一下，就笑纳了。
事实上，王某哪里有什么哥们儿在法院工作。他只不过是顺嘴说大话而已。
但当他笑纳了表哥的钱后，他尝到了说大话的“甜头”。于是，就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从表哥那儿骗了八万余元。
结果，不用说，是一副手铐使他结束了诈骗行径。
四、失信成本过低
失信成本，是指行为主体因为失信行为而付出的代价。它主要包括道德成本、经济成本和法律成本。
当下的社会为什么缺乏诚信？除了我们上面所谈到的几种原因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过低。
因为我国社会失信成本过低，从而导致了当下社会严重的失信问题。
（一）道德谴责力度不够
毫不避讳地讲，我们国人的信用意识、契约精神比较淡薄，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诚信氛围。正因为如此，人们对失信行为司空见惯，不认为它是过街老鼠，应该人人喊打。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曹操“割发代首”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故事。
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率领大军攻打张绣。此时，恰逢麦子熟了。但是，沿途的老百姓因为大兵来到，而纷纷逃避，不敢下田割麦子。
曹操见此情形，便申明军法：“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
军令一下，官军经过麦田，皆下马以手扶麦，递相传送而过，并不敢践踏。
谁料，曹操乘马向前走的时候，惊起了麦田里的一只大鸟。曹操的坐骑眼生，突然窜到麦田里，践踏坏了一大块麦田。
曹操立刻叫来行军主簿，让他草拟自己践踏麦田的罪责。主簿对他说：“丞相岂可议罪？”
曹操回答说：“我自己制定的法规，我自己触犯了它，如果我不受处罚，怎么能让其他人服从？”于是，他拔出剑来，就要自刎。众人急忙把他救了下来。
这时，郭嘉对他说：“《春秋》有‘法不加于尊’的古训。丞相总统大军，岂可自戕？”
曹操思考了好久，然后说道：“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尊’的古训，我姑且免自己一死。”
于是，他便用剑割下了自己的头发，扔到地上说：“割发权代首。”
随之，他让人拿着自己的头发晓喻三军：“丞相践麦，本当斩首号令，今割发以代。”于是，三军悚然，无不禀遵军令。
这个故事本是讲曹操治军严格，并且带头遵守法令。但我们深入分析，却会发现，“割发权代首”实质上是一个失信的行为。对这种失信的行为，千百年来不仅没有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相反还成了“佳话”。
（二）经济处罚力度不重
行为主体在面临失信还是诚信的选择时，除了算道德成本，还会算经济成本。2011年年初以来，家乐福超市涉嫌价格欺诈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司副司长陈志江说：“经查实，家乐福在一些城市的超市的确存在虚构原价、低价招徕顾客高价结算、不履行价格承诺、误导性价格标示等欺诈行为。”1
- 江国成、雷敏、俞丽虹：《家乐福涉价格欺诈续：千份举报引发物价部门查处》，新华网，2011年1月28日。
其实，我们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近些年来著名外企在我国的违法行为，不止家乐福一家。沃尔玛、朗讯、西门子、德普、IBM、雅芳、摩根士丹利等一些大名鼎鼎的公司，都曾经身陷违法丑闻。
人们不禁要问：家乐福在法国为什么没有听说有价格欺诈行为，而到了中国就搞价格欺诈？为什么一些在本土本分守法的企业到中国就变质了呢？
答案是，国外的经济处罚严厉。此次的家乐福价格欺诈，只是被处罚区区50万元人民币，而在法国是远不止这些的。“同样是在华违法，2004年，朗讯公司因为商业贿赂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罚以250万美元；2008年，西门子公司因为商业贿赂，支付了13亿美元的罚金。”1
- 范正伟：《50万处罚能杜绝家乐福“价格欺诈”吗 》，人民网，2011年1月29日 。
（三）法律制裁力度不强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信用需要法制来作为保障。
市场经济以来，虽然我们在法制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市场经济的高速运行。但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方面，我们的法律制度保障功能还没有完全到位。失信违法者还不能受到法律的惩治或惩治力度不强。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著名经济学家贝克尔驱车前往一所大学去参加一个学生的经济理论口试。
因为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快到大学门口时，离开试时间仅剩几分钟。他面临一个选择：如果把车停在停车场，肯定要迟到；而如果非法将车停在街道边，可以节省时间，但面临被交警罚款的风险。
怎么办？贝克尔在思考：首先，当时的法律并未很严格地区分临时停车还是正式停车，而临时停车并不违法；其次，交警很少到这一区域巡逻，即使被发现，罚款数额并不大。
最后，他决定将车非法停在路边。结果，他没有被惩罚。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旦当事人有这样的预期，当制度有空子可钻，而且制度被执行的力度很低，即使执行了给当事人造成的成本也很低时，他肯定会选择违法。而反过来，当制度非常健全，执行制度很严格，当事人一旦选择违法面临的惩罚远超过其违法所得时，他就不敢选择违法了。”
通过贝克尔的结论，我们也可以给出这样的观点：行为主体在做失信还是诚信选择时，是要算成本的。
当自身的失信成本低于失信收益，失信行为有利可图的时候，行为主体就有可能选择失信行为，放弃诚信做法；当自身的失信成本高于失信收益，失信行为无利可图，并可能因之而带来损失、遭到谴责、受到处罚的时候，行为主体就会放弃失信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