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武器》

二十年代是海明威由一名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的重要时期。他先后推出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 年）和《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 年），一个中篇《春潮》（1926 年），两个长篇《太阳照样升起》（1926 年）和《永别了，武器》，（1929 年），除了《春潮》不尽人意外，其它的都是成功之作。毫无疑问，继《太阳照样升起》之后的《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创作的一个顶峰。

海明威写《太阳照样升起》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而写《永别了，武器》则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他反复修改删节，甚至重写，据说结尾就写了十七次，表现出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1948 年海明威在新版的序言中回忆说： “在我写初稿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帕特里克通过剖腹产在堪萨斯城出生；在我重写的时候，我父亲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自杀⋯⋯。我记得发生的一切事件，记得所有我们居住过的地方，记得那一年我们度过的美好时刻和不幸时刻。但是我更清楚地记得生活在作品里，记着描写作品里每天发生的事件。描写乡间、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感高兴。每天我都把作品从头读到我要继续写下去的地方，而且每天我停下来的时候，我都感到写得顺手，知道下一步写什么事情。作品是一场悲剧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而且知道它只能有一个结果。但是，发现你能够写出某些事件，真实地创作使你读起来感到高兴的作品，而且为此你天天都在工作，确实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愉快的事情。除此之外，任何别的事情都无关紧要。”

《永别了，武器》的英文名字是《A Farewell to Arms》，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永别了，武器”，二是“永别了，怀抱”，它暗示了两个主题，战争和爱情。曾经也有人将它译作《战地春梦》。

这篇小说是海明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一个延续。美国青年弗雷德里克·亨利满怀热情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作为一名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来到意大利前线，他的军衔是中尉。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亨利的朋友雷那蒂军医把英国籍护士凯瑟琳·巴克莱小姐介绍给他。巴克莱小姐“金黄的头发，皮肤给阳光晒成黄褐色，灰色的眼睛。”亨利认为她相当迷人。但在交往过程中，亨利对爱情的态度是消极的，他觉得他并非真正爱巴克莱小姐：“我亲一亲她那一对合拢的眼睛，我心里想，她大概有点疯疯癫癫的。就是有点神经也没有关系，我何必计较这个。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在他看来，他和巴克莱小姐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性的消遣而已。巴克莱小姐有过未婚夫，但不久前在法国战场上阵亡了，在这种背景下，巴克莱小姐尽管需要爱情，但也不敢抱过多的幻想。战争使这两个精神空虚的青年成为一对恋人，但战争又不允许他们严肃认真地面对爱情的出现。

亨利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他和巴克莱小姐匆匆告别，巴克莱小姐送给他一个圣安东尼像，亨利把它塞在衬衫里面，不久就将这事儿忘了。亨利随部队在一处砖场隐蔽起来，他和几个救护车司机谈论战况。在交谈过程中，大伙儿渐渐流露出厌战情绪，亨利觉得战争虽然不好，但总得打完才是。他说： “如果只有一方面停止战争，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如果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司机巴西尼反驳他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就在他们争论时，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砖场附近，传来一阵阵爆炸声。当他们

在掩蔽壕里吃饭时，一发炮弹落了下来，亨利的腿被炸伤了，巴西尼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亨利住进了一家野战医院。雷那蒂来看他，还说要给他“弄个英国奖章”，亨利对这种随便颁发奖章的状况感到惊奇。后来他们又谈起巴克莱小姐和女人的事。傍晚，一位教士来看亨利，谈到了有关战争、上帝和爱的问题。不久，亨利转到了米兰的美国医院，在这里他与巴克莱小姐再度重逢，在巴克莱小的美丽和温柔的感召下，亨利开始感到真正的爱情了，他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他觉得非常愉快幸福。亨利在这家医院里一边养伤，一边继续着和巴克莱的爱情，“夜间除了凯瑟琳工作时间以外，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我很爱她，她也爱我。我白天睡觉，我们醒时互相通信札⋯⋯”亨利能走动时，他们便在公园里赶马车玩。他们谈到了结婚的问题，但一方面巴克莱小姐会因此而被调离，另一方面还得遵守意大利的法律和繁杂的礼节，因此未能实现。

亨利的伤痊愈后就接到了返回前线的通知。临别之际，巴克莱告诉亨利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了，这使得他们的分手与上次大不相同。亨利在旅馆租了一间房子，巴克莱精心地把它布置得十分温馨。他们谈论孩子和战争，这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在相互安慰中又匆匆分别了。

这次重返前线后，亨利对战争的认识更加清醒了。“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到前线不久，德奥军队突破了意军北面的阵地，沿着山谷直冲下来，意军狼狈地溃退下来。亨利率领的救护车队加入了大撤退的行列。

在连绵不断的秋雨中，许多从附近乡间小径上来的农民也和部队混杂在一起，马车、鸡鸭、缝纫机、狗、汽车、人群一片混乱。由于敌机轰炸公路，救护车队屡屡受阻，再加上道路泥泞，有的车辆已经陷入泥中。两名搭车的工兵见势不妙企图逃走，亨利开枪击伤了其中一个。司机波尼罗接着将这个受伤的逃兵击毙了。亨利他们不得不弃车步行，他们沿着铁路走去。途中一人被远处射来的子弹打死，而司机波尼罗这次也逃跑了。在撤退队伍中，士兵们厌战情绪十分强烈，不断出现“打倒军官”、“和平万岁”、“回家去” 等口号，很多士兵甚至还扔掉了自己的步枪。

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发现意军的宪兵在桥头检查过桥的官兵。所有军官都被抓起来进行审问，有一名中校因“擅离部队”被宪兵枪决了。见此情形亨利毅然跳河脱身。他漂浮到圣维多的对岸，上岸后他摘掉了星徽，爬上了一列开往美斯特列的火车。火车开进米兰车站时，亨利跳下车去医院找巴克莱小姐，但巴克莱小姐到施特雷沙去了。

在施特雷沙的巴罗美岛大旅馆，亨利和巴克莱度过了一段蜜月般的日子。“⋯⋯那时心情，好比我们回了家，不再感觉孤独，夜间醒来，爱人仍在并没有发觉梦醒人去；除了这以外，一切事物都是不真实的。”然而好景不长，地方治安部门发觉亨利是“擅离职守”的军官，决定逮捕他。在旅馆伙计的协助下，亨利和巴克莱乘小船划过日内瓦湖，逃往瑞士。不久，巴克莱小姐快要临产了，他们从一个小镇搬到洛桑。在一家医院里，巴克莱终因难产而死。故事在这里嘎然而止。

恋爱和战争虽然常在同一部书里出现，但未必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常常

是格格不入的两件事。但是在海明威精心结构的这部小说里，恋爱与战争经过微妙而绝对地并行，使人看了觉得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两个故事。亨利与战争的关系可分六个阶段：断断续续地参加——严峻地作战——受伤——米兰养伤——撤退—一逃跑。巴克莱小姐也经过了与此相符的六个阶段：性消遣——真正恋爱——怀孕——临产——住院——死亡。这两条线索小心地交织在一起，寓意完全一致。

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就指出战争的荒诞：战争使杰克这样的男人丧失了男于气质，又使布莱特这样的女人丧失了女性特征。他们无法相爱，一事无成，生活得更加荒诞。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采用讽刺手法，进一步描写了战争过程中的种种荒诞。他使人们相信，亨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讽刺性的差距。

海明威关于大撤退的描写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在一幅展示战争的愚蠢和混乱的画面上，海明威及时插入了一段讽刺特写。在满是雨水的路上，一辆救护车深深地陷在泥里，两位乘车的工兵急于追赶撤退的队伍，不肯留下来砍些灌木来垫好打滑的轮子，想徒步逃跑。这时亨利开枪打中一个上士，这个上士只是被打伤了，但在亨利的默许下，接着就被救护车司机波尼罗击毙。波尼罗还骄傲地说：“我一直想杀死个上土。”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也跑了，主动让自己被敌人捉去，以免被打死。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意识到战场警察将以他对待上士的那种方式对待他，“我看得出他们的脑子是怎样想的，要是他们有脑子而且他们的脑子管用的话。他们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正在拯救祖国。⋯⋯我们站在雨中，一次提一个出去受审和枪决。凡是他们问过话的都枪决。审判官偿本身全没危险，所以办事漂亮、客观，坚持严峻的正义。”亨利纵身跳进塔利亚门托河大桥，将这个残酷喜剧推向高潮。

我们再回头去看，就会发现战争中的荒诞一直存在着。亨利第一次上前线时，他所指挥的野战医院正在为接收伤员做准备，可是这时一枚敌人的炮弹正好落在他们中间，于是亨利本人就成了第一批运往后方的伤员中的一个。他还听说，因为这件事他要获得一枚铜质勋章；而他的朋友雷那蒂希望那是一枚银质勋章。

亨利在期望与现实之间的讽刺性差距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只不过比较模糊奇怪罢了。身为一名非战斗人员，他住在舒适的房子里，有吃有喝，常常光顾妓院.并且他还在一个有同情心的指挥官的支持下得到了很长的休假。尽管如此，他仍然不满意，而且这种乐事越多，他的这种心情就越加明显。显然，亨利这时的心情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反映，而且也是被战争所破坏的人类文明的整个悲惨事件的反映。

女主人公凯瑟琳·巴克莱则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人物。她可以与《太阳照样升起》中的布莱特形成鲜明的对照。虽然她们俩有一些相似之处：十分漂亮，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都是英国人；都曾在战争初期就失去了自己真正的爱人，而且在感情上或生活方式都变得复杂起来。除此之外，她们就大相径庭了。

布莱特终究是个有一半自暴自弃的半女性的人。她留着跟男人一样的短发，戴一顶男式毡帽；把男人们称作“伙计”。皮得罗要她把头发留起来，让她更女性化一些，跟他结婚，结果遭到了她的拒绝。布莱特反对这种女性化，也不喜欢别的女人，在女人中间，她没有也不希望有真正的朋友。她只能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从一个酒吧间到另一个酒巴间，从一个男人投向

另一个男人，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周而复始，不能停止。

凯瑟琳·巴克莱则是一个完全的女人。她温柔体贴，有求必应，对亨利的爱明显含有母爱的成份。她很少喝酒，也不需要任何别的男人。她只要求与亨利一起生活，这样她就会很幸福。她的气质十分符合一夫一妻制。她在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这一点在米兰的旅馆里有非常细致的描写：

凯瑟琳坐在床上，望着吊灯。她已经脱了帽子，头发在灯光下粲然发光。她在一个镜子里照着，用双手理着头发。我在其他三个镜子里看到她。她的样子闷闷不乐。她任凭她的斗篷掉在床上。

“怎么啦，亲爱的？” “我从来没有当妓女的感觉，”她说。我走到窗边，拉开窗幔

向外望望。想不到会这样子。“你并不是妓女。”

“我知道，亲爱的，但是感觉到自己好象是妓女，并不是愉快的事。”

我走过去，挨着她身边坐下，吻她。“你是我的好姑娘。” “我的确是你的，”她说。

我们吃了晚饭以后，精神愉快，过一会儿，我们快乐自在，仿佛这房间就是我们的家。医院里我那间房间，过去是我们的家，现在这房间又是我们的家了。

巴克莱用女性完整的柔情，为不知所措的亨利营造了一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她使亨利得到完善，并使他们的结合也完善起来。因此，凯瑟琳·巴克莱之死标志着亨利的最后幻灭：

但是我赶了她们出去，关上门，灭了灯，这也不顶什么用。那简直是在跟塑像道别。过一会儿，我走了出去，离开医院，冒雨走回旅馆。

亨利先是“永别了，武器”，接着又“永别了，怀抱”，但亨利对待这两者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亨利和巴克莱的悲剧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悲剧，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这四位主人公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幸的情人，虽然这两个故事一个以奥意战争为背景，一个以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世仇为背景。

凯瑟琳和朱丽叶一样，都死于偶然事件，并非邪恶社会环境的直接结果，也不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凯瑟琳的身体条件妨碍了她的正常分娩，她的死纯属生理上的偶然原因。朱丽叶的死是因为误会，更主要的是带消息的修士耽误了时间。如果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凯瑟琳和朱丽叶之死都表现了一种艺术上的必然。正象《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家族和凯普莱特家族因世仇而形成的邪恶势力一样，第一世界大战决不会从根本上促成亨利和凯瑟琳的结合，尽管他们心心相印，情投意合。

在这部小说中，海明威还特别注重烘托气氛，他用阴雨的天气给全书奠

定了低沉悲凉的格调。连绵不断的阴雨一直伴随着灾难和不幸。亨利伤愈后还没有重返前线时，雨就开始下了，连绵不断，继之又断断续续。亨利从大撤退到逃往施特雷沙，到与凯瑟琳重新团聚的时候，整段时间都在下雨。当他们俩重逢时，雨就停了，他们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窗上洒满阳光。这时晴朗起来的天气，益发衬托出他们爱情的美好。气候的好坏和主题的发展直接相关。然而晴天是短暂的，到了三月冬天开始消退，夜晚又开始下雨了，一直到凯瑟琳死去。最后，亨利冒雨走回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