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的深刻感知

爱因斯坦生来爱孤独。年幼的时候，别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他却很少参加游戏。

在中学里他是个受漠视的孤苦伶仃的人。他常常说自己总是生活在寂寞之中，是一个孤独之人。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写信给比利时王后，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我把自己锁闭在毫无希望的科学问题中，我老了，自从我到此地与社会隔绝以后，更是如此。”

爱因斯坦对这个地方做了这样的描述：“普林斯顿是一个奇妙的小地方，一个古怪的、专讲客套的村庄，里面住的都是些趾高气扬的小神仙。不过，由于摆脱了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为自己创造适于研究、不受干扰的气氛。”

在夏季过去之后，优雅的普林斯顿再一次染上温室般的学术气氛。

爱因斯坦的意识里充满了更深邃的感情，这是回归自然的智慧，是成功后才具有的超脱感。1937年6月，爱因斯坦在一封信里写道：“我现在像个老光棍似的，住在绿阴丛中的一间漂亮的小房子里，还是以昔日的喜悦努力钻研问题。”

在德国的时候，他也不时地入住在一个乡村别墅里，过上几个星期，自己做饭，就像过去的隐士那样。1929年他在给贝索的信中描述过这种生活。

总之，“孤独地生活在乡下”，这句话对于爱因斯坦确实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在普林斯顿，爱因斯坦似乎愿用全部时间来保障对统一场论问题的“孤独”思考，但他的思考又常被人们打断。许多人期待爱因斯坦的忠告、帮助、演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既得到忠告，又得到帮助，还听到演说，这就使得情况变得复杂起来。

一个向往孤独的人在同大量的人打交道，这在全世界科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种局面不仅同科学家的外部环境有关，而且同他世界观的内在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

度假时的爱因斯坦有一次，爱因斯坦在伦敦演讲，当时那里正在讨论德国移民科学家的命运。他建议说，看守灯塔的职务对科学家来说是最合适的职位。要是旁人提出这种语惊四座的建议大概是极不妥当的，但大家明白，他在说自己。他认为，孤单一人在灯塔上有助于研究思考，这表达了他早年的梦想。

爱因斯坦想去看守灯塔，也是为了逃避访问和邀请，这些访问和邀请使他失去工作时间。他对人们的爱并不带有抽象的性质，爱因斯坦不属于那种虽对人类命运感兴趣，而对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具体的个人命运漠不关心的思想家。

但是，他的内心并不是充满了日常生活，占据他思想的也不是这种对无数有求于他的人们的经常关心。他的思想聚集在超日常的东西上，并且总是每时每刻都在思考着工作。

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说明了自己对人们的态度。他讲到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对孤独的向往之间的矛盾：

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与我对接近人们和社会团体所抱有的成见发生了矛盾。我向来是一匹拉单套轻车的马，我也不曾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朋友、亲人和家庭。所有这些关系引起我对孤独的向往，而且想摆脱这些关系并与外界隔绝的意向与日俱增。我敏锐地感觉到缺少理解和同情，这是由于孤独造成的，同时我也感觉到能和未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会部分地丧失热情和同情心。

到普林斯顿后不久，艾尔莎的大女儿伊丽莎在巴黎去世。艾尔莎把女儿的骨灰带回了普林斯顿。自从大女儿死后，艾尔莎一下子变得老态龙钟，二女儿玛戈尔陪着她。不久，艾尔莎的双目又出现了病态。

艾尔莎终于病了，这是心肾严重疾患的症状，她卧床不起。玛戈尔曾离家几天去了一趟纽约，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母亲完全变样了。爱因斯坦非常沮丧，本来苍白的脸色更加苍白，眼神充满无限哀伤，他对玛戈尔说：“你离家这几天，她差一点就离我们去了。”

艾尔莎的病情越来越糟，爱因斯坦整日陪着她。艾尔莎感到很欣慰，她对好友说：“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我对于他是这样的珍贵，我感到快乐并为此而幸福着。”

但是后来，艾尔莎的病情急转直下。1936年12月20日，撒手人寰。

爱因斯坦又继续过着像从前那样的生活。他常在普林斯顿红砖房之间的林阴道上散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研究统一场论的数学问题。

爱因斯坦在20世纪30年代初已丧失了早年生活的乐趣，在艾尔莎死后，他更加无法摆脱孤独感和忧伤感。

这种感情在20世纪40年代更加剧了，爱因斯坦在回致朋友们祝贺他70岁生日的贺信中，充满了这种感情。当时，他做了胃部大手术后刚康复。幸好，手术没有引起并发症，但是他长期都很虚弱。

爱因斯坦的身体状况并不影响他一贯的幽默、诚恳和对周围事物的兴趣，更没有妨碍他全力以赴地研究统一场论的具体问题。但总的来说，他的情绪是忧郁的。

1955年4月13日，爱因斯坦的右脸部感到阵阵剧痛，还出现了别的症状。医生们诊断是主动脉瘤，并建议他动手术。他拒绝了。他知道，自己应该走了。自从1917年那场大病以来，他一直有胃痉挛、头晕恶心和呕吐的毛病。

1945年和1948年，爱因斯坦接连做了两次手术，发现主动脉上有瘤，这是一个致命的定时炸弹。他知道，现在这个定时炸弹要爆炸了。第二天，心脏外科专家格兰医生从纽约赶来。尽管病人很虚弱，但格兰还是建议开刀，这是唯一的抢救方法。爱因斯坦苍老的脸上现出一丝疲倦的微笑，摇摇头说：“不用了。”

几年前医生就告诫他那个主动脉瘤可能随时破裂，爱因斯坦总是笑着说：“那就让它破裂去吧！”

4月16日，爱因斯坦病情恶化。杜卡斯又匆匆请来医生。

医生让他立即住院，可他只管摇头，怎么也不肯住院。医生了解爱因斯坦，说：“我看她也要病了。”

爱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这个忠实的助手，从1928年爱因斯坦生病以来，一直跟着他。先当秘书，后来兼当管家，现在又兼当护土。她确实疲惫不堪，快顶不住了。爱因斯坦点了一下头。

爱因斯坦终于住进了普林斯顿那家小小的医院。一到医院，他就让人把他的老花眼镜、钢笔、一封没写完的信、一篇没有做完的计算送来。垂危的爱因斯坦在病床上欠了欠身子，戴上老花镜，想从床头柜上抓起笔，可手还未抬起，他又倒了下去。布满皱纹的额头上冒出一层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手里滑下来落到地上。

“上帝”不允许他再工作了。也许，他做得实在太多了。

4月17日，爱因斯坦自我感觉稍好一些。儿子汉斯坐飞机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了，女儿玛戈尔也因病住在同一所医院里，她坐着轮椅来到他的床前。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儿女们说：“没什么。这里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

对所有来看他的朋友、同事们，爱因斯坦都静静地说着同一句话：“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爱因斯坦提前立下遗嘱：

我死后，切切不可把梅塞街112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我在高等研究所的办公室，要让给别人使用。除我的科学理想和社会理想，我的一切都将随我一起死去。

晚上，爱因斯坦让杜卡斯回去休息。夜里1时刚过，助理护士发现，爱因斯坦呼吸困难。她想请医生来，刚走到房门口，听到爱因斯坦用德语说了几句话。护士听不懂，连忙折回病床前。就在这一瞬间，1955年4月18日1时25分，爱因斯坦与世长辞。解剖发现是腹腔主动脉溢血。

爱因斯坦75岁生日照巨星陨落了。

两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巨人牛顿的逝世，引起了英国和欧洲的一片悲恸。

此时，电讯传遍地球每一个角落：“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76岁。”

全世界的人民为之悲痛。唁电和唁函，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飞往普林斯顿。它们来自学术团体，也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自著名的科学家，也来自普通的男男女女。

爱因斯坦的遗嘱早已闻名。他要求不举行宗教仪式，也不举行任何官方仪式。

按照他的愿望，连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除护送他的遗体去火葬场的少数几位最亲近的好朋友外一概不通知。

爱因斯坦的骨灰撒在空中，和宇宙、和人类融为一体。

早在1917年，爱因斯坦大病的时候，就坦然地对朋友说过：

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

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三个小时我就要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三个小时。然后我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